第一篇：国家治理代替国家管理具有深刻含义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今日发布。从《决定》中能读出哪些新表述、新思路、新方法?人民网强国论坛第一时间邀请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马庆钰做客视频访谈，为广大网友解读全会《决定》。
在分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背景时，马庆钰指出，《决定》出台的背景是基于这30年的开放改革，改革走到今天，大家都在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也看到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与此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已经阻挠了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使改革红利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要通过改革来化解矛盾，给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使社会、经济发展得到新的动能补给。
马庆钰指出，《决定》最大的亮点就是突出了改革这一关键词。今天，开放和改革已经达到了生命线的地步。《决定》中用了几个关键词，首先说到了改革是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其次，改革是关键的抉择。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改革成了摆脱困境的关键抉择和重要法宝，改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和高度。
另外，《决定》中出现一系列新的提法，首先提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用治理而不是管理这里有很多解释空间，这里有很深刻的含义。其次，涉及到市场的认识问题，强调市场要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由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作用。再有，确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强调建立社会治理体制。此外，还有讲到广大农民能够平等的参与现代化过程，还提到一系列的关于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提到政治民主化问题，协商民主问题等等，亮点很多。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试析中国特色国家民主治理
陈石
摘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依托，立足具体国情，体现求理担责，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融，符合当代民主演进趋势，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主导构成。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主体为基础，国家法治为保障，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到实处，使社会发展及民主政治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关键词：中国特色 国家治理 民主政治 现代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定及所提出的相应要求，显示出对未来发展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能够展现出在现代社会的强大优势，是其全面趋于成熟的重大标志，有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所依托和反映的民主形态，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其全面准确的理解，应是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凡是相关主体为实现整体目标展开协调合作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治理，但一般是在民主政治范围内使用治理概念，即各方主体通过民主途径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特指包括民主治理在内的国家运行治理，国家治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指国家整体治理，即一国范围内所有个人和组织，都能通过合理体系发挥自身应有能量，形成社会整体合力，为国家发展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它改变个体化社会同整体化社会非此即彼的局面，其鲜明特点，是使治理不再限于公共领域，而是进入人们社会生活及日常选择。这种整体治理的运行，以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强化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的相互联系，扩展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外部干预和内部调节有机结合，力图做到国家同社会协调共存、个体同整体相互依赖，从而使私人空间同公共领域对接、个体价值同整体理性相容、活力激发同社会有序同在。其深层次运行状态，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矛盾关系，实施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保证其发展态势的相对平衡，使社会发展贯穿以人为本的实质，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国家整体治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为基本构成，体现立足国情的务实性；着眼发展的导向性；应有内涵的完整性；治理运行的保障性。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的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运行形态正在形成，并将不断成熟完善，它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演进。
国家治理的第二层面是国家民主治理，在民主治理中使用国家概念，有着进入国家整体治理和和注重国家组织参与两层含义。国家整体治理将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合理结合，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是社会自发运行的结果，其机制体制构建运行及完善的保障，主要是在公共事务范围之内。国家民主治理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其基本的使命职责，就是为国家整体治理提供公共事务的支撑，并由此建立同其它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构成。由于要以国家整体治理作为运行条件，它区别于以个体化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治
理。这种区别从主体事务上看，我国国家民主治理从具体国情出发，以国家组织事务为重心，肯定国家组织的能动参与；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则从超前判断出发，以社会自治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的功能被尽力弱化。由此可看出二者实质的不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以社会自发试错为实质特征，我国国家民主治理则以共同求理担责为实质特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形态，其核心的构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使国家管理同民主政治、自觉求理同各方参与、具体途径同使命责任、实施法治同公民权利能够紧密结合，具有完整性和实践性。应该指出，三要素有机统一并非虚置人民主体，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的发挥，及法治权威公理的落实，保证公民民主参与的政治权利得到广泛行使；合理利益得到应有维护；理性资源得到发掘利用。即只有做到公共理性主导民主政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
国家民主治理以国家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体现自身定位职责的治理，即国家组织管理国家的民主治理参与，无疑占有较大比重，但其意义不能仅以此判定，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三层面，它是国家治理全部内涵的关键所在，是国家治理体系主要的实施主体和对象。由于执政党功能的发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实质的体现，我国国家组织将执政党置于其中，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其在国家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不仅不会削弱或替代国家组织其他构成的应有定位和功能，反而使之清晰显现并融入民主，尤其是使国家权力机关能够代表人民。正因为各构成之间的依存互补，国家组织才能整体参与到国家民主治理之中。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并实施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国家民主治理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但它并非仅指狭义的制度规范，体制机制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即要以体制机制的构建运行及完善，并结合相应制度规范展开国家管理。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实际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实施国家管理，以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规定为依据，要将保证其构建运行及完善作为职责和成效；国家民主治理体系的运行，是体现三要素有机统一的过程，应有体制机制及制度规范的保障，使各方关系及运行要求合理，并且会尤为注重国家民主治理途径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规定，但国家组织治理参与的制度规定显然更为必要和重要，因而是其主要的内容，它对国家组织治理治国的要求及条件予以系统权威的规定，关键是体现“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基本点，同时因政府是主要执行主体，肯定会较多着力于政府治理参与。
二、体现民主治理实践的现代性
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理念的演绎，它受到客观历史条件制约，显现阶段演进特征，并反映各国具体国情，有着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性，是在时代背景下一般要求同具体模式的统一。其所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使公共事务体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同私人事务相对，这种区分表明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冲突，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难以依靠人们普遍的自觉。处理私人事务的人的个体，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要为社会整体承担必要的责任，即要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既然需要这种关系，它就不可能依赖社会自身，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机制体制，由国家法律予以权威界定，由国家组织予以权威干预。国家组织与公民身份共在，不可
割裂分离，将所谓公民社会看作充分自治的社会，是对公民含义的误读。公共事务以公民身份为前提，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关系，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实际都是需要国家组织干预的管理事务，即国家组织以管理社会来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只是公共事务的构成，不以绝对服从具体对象的意志为标准，而是以体现公共理性的依据，对整体公共利益进行干预性分配，如果认为国家组织的服务就是公共服务，肯定是不理性的判断。公共事务要以公共理性处理，国家组织不可能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并具有公共理性，由于国家组织权力的腐蚀性及扩张性，以及国家组织成员的局限，民主政治必须保证对国家组织的控制，以防范其异化。但公民参与并不意味着公共理性能够自发形成，民主政治的社会失灵，反映出自发民主目的追求同依赖条件的相悖
当代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运行中，一直为避免或遏制国家组织异化而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控制或尽力削弱。对程序民主的重视，就是体现前者的选择。代议制作为程序民主的重要依托，曾被认为是较恰当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从运行状况来看，其弊端已经显现。无论是选举议员还是选举执政党，利益博弈、感性选择、理性无知等表现，总是同选举民主紧紧相随，而且选举民主对结果产生之后的影响有限，即选举结果不能决定议政执政过程，议员出于私利的背叛，议会无休止的争吵，使代议制的公共性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福利主义的推行及政府责任的加重，由执政党组阁的政府，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导致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明目张胆地僭越议会，乃至侵犯剥夺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一定程度处于失控状态。公民游行示威等方式的过程施压，往往诱发加剧暴力冲突，社会成本较高。当前多数西方国家正在开始民主重心的转移，即从注重程序民主转向注重实质民主，后者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对公共事务理性共识的追求，实质民主是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体现民主政治在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性，而实质民主的落实，只能通过民主治理的实施。
民主治理要求各方主体能动地合作参与，使民主政治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共识政治。它注重过程民主的协商、协同、沟通及自治等途径，是包括所有民主途径的整体形态。民主治理是复杂的政治过程，形成参与共识并不容易，使之具有公共理性则更为困难。因而同样会出现治理失效，其表现包括恶性博弈、意志对抗、效率较低、政府失责、扩权替代等。要应对治理失效，需要国家组织体现应有优势，发挥应有作用。但西方国家为防止国家异化进行的体制设计，如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两官分途、管理缺位等，使国家组织同公民之间难以展开理性整合，从而为治理失效的应对设置了障碍。在国家无能乃至异化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优化等有利因素，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却提升较快，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社会自治空间不断扩展，自由主义者的主观理念由此膨胀，借此鼓动社会主体主导治理乃至替代国家组织，将共同治理转化为自发治理。其基本思路，就是同公共管理改革结合，尽力削弱国家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竞争治理模式，“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2〕，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社会自治的范围及程度有限，而且存在诸多阶段缺陷，这一措施的初步尝试，就已暴露出部分缺陷，如公众认可偏离理性；多元博弈带来混乱；社会权力出现异化等，自由主义者目前仍不愿正视社会失灵的现实，实际是在阻碍社会演进发展。
从以上过程来看，尽管当代西方民主已经进入治理时代，但由历史渊源及现实环境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演变，难以脱离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主
导，也就无法改变阻碍民主政治适应发展的深层因素，因而西方国家主流话语的民主政治现代化，就是自发治理对民主治理的支配。民主治理的不同具体模式，不会改变应有的基本形态，它应该表现出以下特征：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功能；蕴含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体现追求理性共识的凝聚；保证应有具体途径的互补；做到国家社会之间的贯通；提供展开系统整合的平台；力求控制试错成本的高效。其总体特征，就是使民主政治能够求理担责，成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民主形态。这种民主形态需要诸多条件，其基本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理性资源，就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通过合理民主治理对公共理性资源的激发、利用及扩展，即使是公私冲突仍然普遍存在，也可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主导，保证参与主体的应有责任承担。在现阶段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之下，合理的民主治理形态，也会出现程度受限及局部失灵，但可以做到底线控制和纠错完善。因此，激进不能等同于先进，民主政治的先进性，就是其合规律的现代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某些社会条件不如西方国家，但拥有产生公共理性的诸多优势。我国国家民主治理立足具体国情、遵循客观规律、能够把握边界，比之于西方模式，是更具现代性的民主形态，它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并对推动全球民主进程有借鉴意义。
三、体现处理公共事务的科学性
民主政治不是任意释放欲望的途径，它要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以体现自身存在价值。处理公共事务有其客观的规律，民主政治的合规律性，从属于处理公共事务的合规律性。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选举主导转向重视治理，虽然在力图改变民主政治同公共事务脱节的状况，但仍然将所谓权利民主同求理民主相对立，反映利益博弈，体现自由意志，理性共识难以形成，总是以试错换取理性，即参与者为此付出利益成本，才能得到理性结果。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思想理论的偏差不可忽视，主要的问题，就是将主观强加于客观。由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具体国情，国家民主治理不仅承担重大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主体试错，其共同求理担责的特征，要求参与者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尤其是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科学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我国国家民主治理拥有思想的优势，即能够体现科学思想的指导。这种思想体系有着合理传承、兼收并蓄的丰富内涵，其关键性的构成，就是执政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集中准确地揭示我国治国规律，昭显现代社会共通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即它是国家整体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其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理性资源。同时也是国家民主治理融于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标志，这种思想体系不仅指导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治理参与，而且因其思想性和文化性的相通，能够日趋深入普遍地为参与国家民主治理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人的私欲缺陷的外部效应，使公共事务得以产生，即公共事务的利他，源于私人事务的利己，因而公共事务的存在，印证公共资源不同程度的短缺。但应该看到，只要利己追求能够实现人们利益需要，它就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己机制正面能量的释放，要求公民角色的确立，即以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来化解利己和利他的冲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运行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矛盾关系的复杂系统，即所有同社会运行相关的价值、要素及相关要求，都构成相互依存冲突的社会矛盾关系，它包括公平和效率、经济和社会、利益和道德、民主和公理、城市和农村、保护和促进等诸多关系。人的个体同社
会整体的关系，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社会矛盾关系在客观条件制约之下，因人的非利他欲望及非理性行为，导致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失衡，如果这种失衡表现出不能兼顾的片面性、冲突激化的互斥性、阻碍演进的短期性，并由此带来负面效应，就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对象。具体标准应包括：损害公共利益；违背发展要求；侵犯公民权利；导致社会失稳；难以利己调节；越过容错边界；不属私人事务等。所有矛盾关系的越界失衡，实质都是核心关系的相对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公共事务，就是以承担公共责任来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它要保证其在特定条件下应有的相对平衡，但这种状态要得以衔接持续，只能使社会矛盾关系处于改变演进之中，即对社会矛盾关系不断进行构成提升的优化，社会发展正是社会矛盾关系得到优化的结果。而所有优化，当然都是对核心关系的优化，它意味着以人为本发展实质的显现。国家民主治理主体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就是在公共事务范围内展开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也就是遵循相关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统筹兼顾。其基本的要求，是使之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状态，即社会发展应有的状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民主治理自身运行相关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而这种提升优化，只有在承担履行自身使命职责的过程中才能展开实现。
以系统整合处理社会矛盾关系，有着诸多的具体要求，如做到扬利抑弊；把握约束条件；搞清相互联系；控制恰当边界；创造保障条件等，国家主体要达到这些要求，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明显、负面积淀深厚、社会状况复杂、整体环境脆弱，社会矛盾关系失衡的状况较为突出，而且处理这些关系两难性较强，试错空间较小、试错成本较高。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制约因素，同样会影响国家主体状况，其对系统整合的不适应较为普遍，应对这种局面，任何局部或表面的措施都效果不隹，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体改革目标，进行执政党主导的深层次整体改革，这种改革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紧密结合，其深度、力度和难度前所未有，但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是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成果，科学发展观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是对其具体内涵的丰富发展。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使社会矛盾关系的处理，能够具有体制机制的条件，并提供制度规范的依据。从系统整合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思考：其一，是系统整合内容的界定。即着力于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在总体使命任务之下，对社会矛盾关系的现实状况、制约因素、具体目的、整合尺度、一般要求、演进趋势等，要作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界定，并力求这种内容界定能够转化为制度的规定。关键是要把握适度试错容错的边界，并保证各方使命职责的合理性。其二，是系统整合规范的确立。即要对国家运行所有主体参与的行为及条件，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界定。国家组织界定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同担责、定位同职责、规定同现实的对接。执政党及政府的定位及规范是其重心所在，社会主体界定则要坚持内在调节与外部干预的统一，并细化法制和道德的义务及责任。这种规范在坚持刚性要求的同时，应注重自主空间的适度。其三，是系统整合条件的提供。即要明确各方主体参与系统整合所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应显现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即相互之间互为条件。条件提供的规定应反映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更要使条件的利用创造及提升扩展体现出来，并对提供这些条件的要求作出应有规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艰难复杂的过程，应在科学思想指导下把握客观规律，以尽可能低的试错成本，较好较快地达到改革目的。
四、体现机制体制运行的贯通性
当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一般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种选举较集中地反映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其所谓合法性不能等同于合理性。而且执政党以组成政府内阁为执政标志，由于政府内阁行政的自主性和封闭性，执政党一旦产生，就很难进入民主途径，在政府弱化有限的情况下，政党执政同民主政治的疏离，同样暴露出西方民主的局限。由此可见，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才能保证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观点，或肤浅幼稚；或别有用心。现代民主政治共同求理担责的应有特征，要求民主治理能够凝聚公理民心，即在民主途径中展开各方合作，汲取提升民意、取得普遍共识、形成权威公理、做到共同实施。它需要能够具备应有条件的政治组织，来发挥这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核心功能，目前西方国家的任何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都难以具备所需的条件，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能够发挥凝聚功能的强大理性力量，从使命依据来说，是党的执政功能的民主内涵体现国家民主治理实质。而条件依据则包括以下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广泛认同夯实国家民主治理基础；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符合国家民主治理要求；党的组织成员的先进构成保障国家民主治理实现；党的执政思想的科学指导保证国家民主治理合理；党的执政担责的长期效应保证国家民主治理稳定；党的执政机制的系统运行进入国家民主治理途径；党的执政制度的日趋完善体现国家民主治理法治。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实不可替代，从实质上说，比之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它有着更为鲜明稳固的合法性，这种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全面渗透于民主政治中的合法性，使我国执政党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所具有的民主功能，是国家民主治理整体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够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特征，全面贯通于国家民主治理的运行之中。
我国执政党凝聚公理民心的功能，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来，是以国家制度为保障的行为。因这一核心功能的贯通，国家组织对国家的管理，形成合理互补的分工。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由其核心功能直接决定，包括统领整合、引导发展、把握方向、控制大局等；其基本运行功能，则主要是进行重大决策、展开融合互动及实施政策监督等。这些功能的发挥，充分显现出执政党在国家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和权威，必须在国家制度中得到应有保证，但其汲取民意的功能，需要在同执政党的协同中得到实现，执政党并未替代国家权力机关，它只是在显现凝聚公理民心的优势，而有了这种优势，就必然合法合理地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理性意志的形成。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而法律是权威公理的载体，党的领导同体现依法治国的司法行为并不相悖。执政党同政府的分工相对复杂，其制度化的要求更为紧迫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应明确党委重大事务决策的范围及依据，以解决党政职责不清的问题，并尽快保证问责制度完善落实，应注重党政协同的规范的完善，使执政党执政同政府行政从上到下形成良性互动，其重心所在，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的强化，来扩大执政党凝聚功能对政府行政的影响。
国家民主治理通过具体途径实施，它赋予民主政治具体途径以特定的含义，即这些途径以执政党凝聚功能相贯通，服从于共同求理担责的实质特征，并具有整体性和互补性。融合途径是理性相通的合作，它彰显凝聚功能，以统领影响其它途径；协同途径是恰当分工的合作，它划定各方职责，以形成互补协调的关系；协商途径是共同议政的合作；它创造相关条件，以共同追求理性共识；沟通途径
是信息交流的合作，它提供应有渠道，以发挥信息互通的功能；自治途径是社会为主的合作；它准许有控自治，以体现公民应有自主空间；监督途径是相互监督的合作。它做到有效制约，以保证权力和权利的合理；选举途径是民意用人的合作，它反映民意对权威的影响。国家民主治理的具体途径，使公民参与和国家组织参与都能够广泛深入展开，并在相互融合之中各尽其责、互制互动，共同追求公共理性。由于具体途径的渗透性、扩展性及影响性，它成为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公民参与的层面上，增强了国家民主治理同国家整体治理其它构成的联系。在具体途径中参与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具有有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履行职责方式的重大转变，它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受制同行使统一；国家意志的民主同汲取统一；国家影响的刚性同柔性统一；国家保障的制度同理性统一。国家民主治理以具体途径来得到落实，使之进入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因而必然受到历史积淀影响、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公民参与的利益博弈、感性选择、宗法调节乃至恶性势力的渗透，可能都很难避免。国家组织参与的不适应，乃至扭曲抵制的现象也会出现，因此，具体途径的规定，必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制度设计要在各种因素制约之下，尽可能做到理性和精细，它应有参与失效的应对；底线控制的刚性；冲突化解的措施；阶段选择的迁就，以及有序提升的空间。我国具体国情复杂，层次和地方的差异都相对较大，具体途径的制度规定，还应将一般同特殊结合，具有多位阶，体现针对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陈石，男，1955年2月生；工作单位：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职称：教授﹙行政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特色公共行政、民主政治及社会管理；近期研究重心是民主治理研究、科学发展观原理研究，以及行政学、社会管理学原理创新研究。在包括重要期刋及核心期刊在内的公开刋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从事行政学、政治学教学科研25年。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桐木岭 邮编：550028 电话：***.
第三篇：国家治理能力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17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第四篇：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李新廷，朱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4）04-0008-04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了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外，还提到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概念，并把“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单独列为一节。那么，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辨析这两种治理关系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一概念在我国以往的官方规范文件中并未出现过。但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治理” 这一概念，“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被写入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 部分中。可以看出，在十八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并列一起。这里的国家治理和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同一概念，而是从一个相对狭义的范畴上界定的，是与社会管理相对的。《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是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在内的治理体系。不仅如此，在《决定》中国家治理体系的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3。总书记也对国家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体系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也表明了治理的范围是在国家的领域之内。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这一宏观性也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宏观性。何增科认为： “国家治理是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国家治理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从横向来看，可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国家治理、全国性国家治理、国家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4］ 郭小聪认为：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 ［5］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主体和方式都是多元性的，政府和执政党是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的范围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决定》中有关治理的重要论述除了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决定》的第十三部分涉及的就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的提出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对十八大报告以及之前所提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针对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姜晓萍认为：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6］。社会治理重视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决定》中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来阐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治理的重点和核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对社会多元力量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因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根据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强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类型①：即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然而，这种分类容易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造成一种不是国家统治社会就是社会压制国家的研究状况，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我们国家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强调社会建设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对社会建设予以重视，注重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关切民生等重大领域，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表明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重视。社会治理的成效在社会意义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效。
二是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诊断及其解决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主要内容。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与治理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不可避免。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诊断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判断当前社会转型关键期的这一事实，诊断这一大转型过程中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能够有效的进行国家治理。
三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即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治理包括多种类型，存在多种维度，因而在治理的主体上也是多元化的，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特征。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公共权力并非唯一的主体，国家治理必须要从政府向社会倾斜，政府必须协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指出：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2］，等等，这些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进行治理的重要主体。
四是社会治理追求的价值也是国家治理追求的价值。社会治理并非一种单纯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着它自身的价值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社会治理主张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主张社会力量对公权力的监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些体现的是对民主的追求。《决定》还提出治理要依法进行，做到依法治理，依法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保证发展的成果和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冲突，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将这种冲突的过程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调节，因而社会治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另一价值追求是充满活力，这不仅是指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而且也指治理主体的活力能够让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也充满活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更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
二、以社会治理创新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杨雪冬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也需要确定阶段性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加快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选择社会治理领域作为突破口” ［7］。
第一，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分开。政府应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退出社会领域的直接管理。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进一步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蓝图和路线，指出社会领域自治的重要性，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实现自我治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对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来说意义重大。社会公共领域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介，而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中介和载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社团组织对于民主和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决定》也指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 ［2］ 50，等等。
第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以及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社会转型期，基层利益纠葛问题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在于基层的自我治理和底层的政治参与，通过这种自治和参与的方式才能调动基层多元利益主体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在自治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将各方的利益凝聚于治理的过程中。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价值、需求、矛盾多元化要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多元化的要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底层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可以为自身创造活力，缓解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政府真正地集中于顶层设计，从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断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因此，要健全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的制度渠道和服务体系，健全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建一个多中心、协同性的治理模式。正如《决定》中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 49。社会治理体制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底层参与，发挥政府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政府掌舵，制定社会治理的相关规则，明确多元主体的主体地位、职责和手段，协同好政社关系，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地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同时，提高基层和底层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引导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具有协同性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还要依法治理，在法律保障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现整体性的利益共赢。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突破口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下的一个重点。因此，将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力量整合到社会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
乔尔·S·米格代尔，相关著作有《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以及《强社会与弱国家》等。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上来［EB/OL］.http：//.［4］ 何增科.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评估［N］.学习时
报，2014-01-13.［5］ 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J］.人
民论坛，2010(2).［6］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7］ 杨雪冬.社会治理是突破口［J］.决策，2014(1).［责任编辑： 于洋］ 11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的
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的？
1、从人治到法治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一个严峻而又重要的任务摆在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那就是如何创建一个新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在解放区和根据地即进行了局部执政的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立新***主义的政权组织，创设新***主义的法律系统，为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治理国家积累了经验。据此，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专政》一文，深入论述了人民***和专政的辩证关系，阐明了新中国建立后法制所应承担的任务。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政治方面，“国家政权属于人民”；经济方面，“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方面，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它还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共同纲领确立的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治理循着法制的道路顺利地开展起来。
鉴于“文革”中种种“无法无天”的沉痛教训，加强社会主义***和法制建设、走依法治国之路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并提出“为了保障人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次会议，开启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
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宪法修正案在第五条中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第一款。至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宪法的确认。
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中共第十六次、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得到了更好保障，一个法律制度完备、法律执行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步建成。
依法治国是国家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体现。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已近二十年，在检察机关工作也有一段时间，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依法治国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制观念
概括地说，依法治国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国家权力主体普遍地遵循具有正义与秩序价值的良法体系以实现人权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的行动准则，即国家不能依照少数领导者个人的智慧、看法和注意力来治理，而应依法治理。
坚持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必然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法律为准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管理国家各项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坚持依法治国，加快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加快立法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首要任务。近些年，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不完备，主要表现为法律部门不健全，法律结构不合理，有的重要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加快立法的同时，我们要树立开放意识，坚持批判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当然，对待西方法治国家的制度和理念，应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法治的要求，“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不能一字不改地照搬。
在刑事司法领域，我国“口供至上”主义非常严重，从而导致刑讯逼供现象屡见不鲜。刑讯逼供必然导致冤案，冤案的发生不但损害了司法机关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司法公正，给建立和谐社会带来了阻力。我认为：要从根本上避免司法不公的现象发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事实、重调查，西方国家提出的“无罪推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警察讯
问犯罪嫌疑人时需有律师在场”等理念，应该引入我国司法制度并写入刑事诉讼法。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完善检察体制，核心是强化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职能，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必须加快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诸多问题，去年检察机关重点抓了三项改革：建立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报备、报批制度；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进一步深化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工作。但是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中还有一些弊端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对此，我有三点看法和建议。
建议改革检察机关的管理体制，以避免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
当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较之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由于现阶段检察机关的经费、人员的任命由地方政府机关管理，行政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行使有一定的阻力，使得监督权的行使还没有完全到位，建议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经费由中央直接划拨，垂直管理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行政的干预。
建议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接受监督的义务，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实效。由于法律上缺失对于监督对象应当接受监督的义务规定，因而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授权检察机关对司法权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却没有规定监督对象应当接受监督，更没有规定如果监督对象拒绝接受监督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的履行。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义务，通过法律程序使得监督对象接受法律监督的义务具体化、更有操作性，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实效。
建议加强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院的监督职能，重点要坚持四个原则。
1、有利于强化法律监督职能，使监所检察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工作机制的建立，都应有利于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
2、有利于检察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监所检察人员的配备与监所检察承担的工作量极不适应，建议增加监所检察人员的配备。
3、有利于理顺领导体制。建议理顺派出检察院、派驻检察室与派出它的检察院及其监所检察部门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开展监所执法活动的监督，发挥监所检察整体效能关系重大。
4、有利于当前工作和长远发展。我们的改革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要着眼于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趋势，对应当由我们承担的法律监督工作作出战略性的思考。
保障法院依法定程序审判
依照宪法规定，法院依法享有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据媒体报道，被列为200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之一的“佘祥林杀妻案”，在案件还没有进入法院审理的时候，当地的政法委就已经给佘祥林定好了罪名和刑期，这是不合法的。法院和检察院一样，都存在着经费、人员的任命受地方牵制较大的问题。另外，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得很多案件“审而不判，判而不审”，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却不是最终的裁决者。因此，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建议行政机关坚持依法办事，不干预法院按程序进行正常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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