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几个问题

浅析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几个问题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一项根本性原则。因为，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机关和代表机关的作用，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1度、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

本篇论文主要谈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必要性，二是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和相关建议。

一、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必要性之分析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额切身利益，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极具必要性的。关于其必要性，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其一，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进步事业中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飞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2能够负担的。”

其二，从宪法依据上看，我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我国宪法序言还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领导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没有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与党的执政地位是相符合的。

其三，从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绩看，执政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我国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

其四，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进入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时，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需要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需要保持社会和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GDP从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地需要一个1 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6年3月9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06年3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国家发展。

我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形成了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格局。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大量出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而解决这些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样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样复杂的是社会关系，需要有一个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的政治核心来领导，需要依靠立法有序地作出权威性、稳定性的调整和规范。

其五，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的政权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建的政权组织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54年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至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得到确立。

其六，从与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关系的比较来看，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需要通过竞选等方式在议会中取得领导地位。而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然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党的领导。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早期建立议会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是先有议会，后有政党。政党是在议会派别斗争中产生的，并走向议会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政党与议会选举紧密联

3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两党制或多党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是

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党领导人大立法是必然的结论。

其七，从党对国家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看，党对国家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上述要求，党对国家的领导应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实现。因为只有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才能把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

综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形成和充分证明了的，并已写入宪法。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做好人大工作始终要坚持的最重大的政治原则和最根本的政治保证。

二、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和相关建议。

在任何一个国家，执政的政党一旦推行了错误的政策，对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该国的立法，都将产生很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大环境下，所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领导的政策依据之完善是很有必要性的。3 陈高田：《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载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

（一）正确的政策对立法的指引

毛泽东同志总结性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

4不可粗心大意。”

一个先进的政党，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科学地分析社会矛盾，正确地制定政策，适时提出各个历史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立足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夺取革命胜利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在过渡时期，党制定了逐步实现工业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制定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

实践证明，正是依靠这些正确政策，当领导人民完成了革命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并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依靠的也是这些正确政策。

当然，我国立法所依据的政策也有失误之处，这会直接影响立法的成效。

与此相关，依据特定时期具体政策制定的法，其实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依政策的正确程度。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按所有制标准制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法、私营股份合作制企业法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就为统一的《公司法》等立法所取代。还有，按不同性质所立的《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也被后来统一的的《合同法》所取代。这些立法修改的背后，都与特定时期的政策依据息息相关，其实效也与这些政策的生命力息息相关。

总结以上这些立法中的问题，需要反思的是：我国立法中的党的政策依据尤其是党的具体政策依据在某种程度上，“一是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二是为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性。就

5是说，主要并非以具有稳定性、根本性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作为政策的根据。”为此，要完善

立法的政策依据，需要探寻稳定性的解决方案。其中，可行的方案之一早就存在，并且是由党自身提出来的。

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明确规定：在人民的新法律还没有系统的发布之前，应该以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为依据。目前在人民法律还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该是：有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

党的一些政策具有弥补同一历史时期立法之缺的作用。但是，作为党的政策的升华的宪法、法律，是对此前成熟政策的归纳和凝练，有必要首次作为此后相关立法的重要依据。其次，在无法可依之时，在依据具体政策立法时，还要坚持以党的总决策、基本政策作指导，这样有利于把握立法活动的原则和方向。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党的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党要保持在政治上的优势，关键要保证党的政策的的正确性，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鉴于此，党在制定政策、作出立法决策用以指导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党外人士、专家学者等的作用，充分尊重他们对党的政策在实践中的贯彻所提出的完善意见，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周旺生：《中国立法改革三策：法治、体制、决策》，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五期。

使党的政策更加正确，依靠正确的政策指导立法。

用党的正确政策指导立法工作，这是中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立法要依靠正确的政策，但政策正确与否离不开观念上的认定，客观上是否正确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需要经历历史的检验。因此，对正确政策的认定和检验的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形势需要制定出相应政策后，还要建立政策纠正机制，还要及时领导修改已过时的法律规定，以减少新的政策同过时法律规定间的脱节和不一。

（二）党的政策的法律化是实现依法执政的需要

党的政策是党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措施，是党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但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政策虽然有灵活性、及时性之便利，但是也有随意性、不确定性、不规范性等不足。因此，党实现执政，固然十分需要发挥政策的作用，也要看到其制定中缺乏规范性和实施中缺乏权威性和保障性的不足，在可行的条件下，需要及时将政策上升为法律并通过法律进行执政。

“执政党的政策是社会一部分有高度组织性的人员的决策结果，却要用来引导、要求或者规范社会的全体成员。这种以非国家的规范形式治理国家、以少部分人的决策来规范、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统治，必须以法律化的方式来实现，才是最稳妥、最符合民主宪政

6要求的选择。”

从形式合法性角度看，党的政策的法律化过程，是党的执政取得合法性的过程，是人民群众接受党的执政的过程。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使政策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接受，应是一种贯彻政策的最好的方式。

从实质上看，政策法律化的过程也是党的执政经受人民考验的过程。“一个真正代表民

7意的政党，其政策在法律化过程中是不会被从根本上否定的。”

法律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成熟的、需要长期执行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或移植式的操作，这是一项经过法定程序的立法活动。只有经过审议、表决，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遵循一定的立法技术要求，党的政策最终才能升华为法律，党的政策才具有国家意志性，才能取得实施的强制保障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还不善于将自己的政策主张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表现为人民意志的法律，不善于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去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8而是习惯于发布党内文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直接贯彻党的会议决议、决定和指示。”

综上，推进党的政策的法律化和按照法律化后的规则治国理政，这是依法执政的要求，也是使正确政策稳定化和得到制度化保障之必须。

（三）从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走向主要依靠法律

在建国之初，我国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历史性任务，决定了不可能通过一系列法律程序制度出各种法律来巩固国家政权。当时，制定了一些法律，但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主要是依靠党的政策来治理。然而，事实上，依靠政策来治国理政的基本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体制逐步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改革，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历史新时期。

往后，在治国理政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制6 李林：《宪政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载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同上注，第168页。石泰峰、张恒山：《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

定的法律，首先要得到尊重和执行，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主要依靠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渐完备

“从中国情况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先有法而后有政策的情况是没有的，但不能绝

9对化地将立法与实践经验的关系，看成一定要先有实践经验而后才能立法。”在正确的政策

指引下进行立法，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必一定要先有实践经验而后才进行立法。立法贵在及时，贵在适时。与此同时，鉴于立法的复杂性和程序的规定性，政策的法律化需要慎重以待和逐渐完备。

以立法的形式为例。立法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关系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多元多样的，社会关系候总需要立法调整的事项并不是单一的某一立法形式所能回应和覆盖的。一般而言，应将涉及全局的宏观问题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将中观问题通过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予以规范，将微观问题更多地交由社会自治组织、市场自律组织等社会主体通过行业规则、市场惯例等加以规范，节省成本，解决问题，积累经验，总结提升，稳步推进，逐渐完备。

在中国，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领导是很有必要性的，不论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等等，还从立法的目的、意义等各个方面看。我们现在要做的能做的就是怎样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正确领导建言献策。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立法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立法始终是政治舞台上最尖刻、最具分量和挑战性的角色。而此种意义上的立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理解几乎完全不同，历代的立法实践乱无头绪。1949年国民党法制体系彻底崩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立法理念和实践模式遭到排斥，剩下的只是完全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意识形态重建社会主义立法制度了。在这个制度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⑴，首先表征了党作为法律缔造者主体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扶持下的立法必然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党的权威。而在现实中，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长期惯例及党的内部规则的存在，使得党对立法的影响也并不完全由法律规定，因而党对我国立法的影响表现形式多样。笔者归纳了以下几点：

1、党中央提出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宪法第64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有权提议修改宪法。而在实践中，通常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案，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正式的宪法修改草案。⑵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精神，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请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这个纲要。⑶而且，1985年司法部部长邹瑜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草案）》所做的说明也清楚地描述了第一个五年全民普法运动建议出台的原因是由于“几年来，胡耀邦、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⑷因此，党可以通过这种影响立法决策、立法规则的权力从而使得党的立法主张至少可以进入立法程序，为成为国家意志提供可能。

2、党中央对重要法案的事先批准和审查

党中央一直遵循着惯例所确定的模糊不定的基本原则，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法律，凡带重大原则性质的，事先报党中央批准；党中央主要确定所立法案的指导思想及重大原则问题，而不是事物巨细。

我们可以在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立法介入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党中央对立法过程介入分四种情形：①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党委）与中央全会的审议；其他法定机关提出的修宪议案，也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全国人大中的党的领导小组报送党中央审定；②政治方面的法律。在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③政治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审批；④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全国人大党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⑸这一文件从决策上讲，规定的都是“立什么法，怎样立，为什么立”的问题，这些问题可比人大当“橡皮图章”有意义得多也有影响力的多，而该文件也显然有将党在立法中的地位、功能明确下来甚至正式下来的意图。[!--empirenews.page--]

3、控制人大代表的比例与名额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我国选举制度的运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其作用的和功效的”。⑹“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共产党在比例上占优势，而民主党派与非党人士比例，原则上反映了我国党派关系的实际”。⑺笔者从《人民日报》统计的历届人大代表比例分析表中发现，无论哪届人大，中共党员所占比例总是绝对多数，第一届为54.49%，第二届为57.75%，第三届为54.83%，第四届为76.8%，第五届72.78%，第六届为62.5%，第七届为66.9%，第八届为68.4%，第九届为71.5%.⑻而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发言、表决都不能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代表„„首先是党员，不能因为当了代表就可以不遵守党纪。党当然不能对所有代表发号施令，但作为党员，不管你是代表也好，政府组成人员也好，都得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⑼而事实上，在每次人大开会前，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都被要求参加“组织生活”，听取党组织传达的中央精神，领会中央立法意图。而中国共产党是依前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是不可能成为党员的，所以党员在政治上是绝对服从上级的。尽管近些年党对人大党员代表的纪律约束有所松动，但仍未妨碍党在立法时贯彻其意图。所以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否决一项党中央授意的法律，也没有哪一部法律未经党中央批准而在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中通过的。

4、党中央向国家机构推荐重要干部担任重要公职

党中央直接干涉人大立法工作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但是要实现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合法化，就需要一个公开的途径，即“推荐”制度。“推荐”制度一直是执政党控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的主要手段，而“作为国家机构的首长，可以不接受党委的命令；作为党员，不能不接受党委的命令”。⑽党把经过考察后的优秀党员选派到各部门、各级政府以及重要的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担任领导干部，而且在“推荐”“选派”日益演化为“人事任免”的趋势下，党不仅实现了其对立法的影响力，而且也实现了对这些重要部门的合法领导。

在全国人大中，直接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控制的干部名单包括委员长及副委员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委员，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而在全国人大立法中其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的成员就是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委员长会议决定所有提交给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的议案，决定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决定常委会的人事任免。⑾当然，起立法核心作用的委员长会议，实际上也只是形式上讨论常委会党组已经决定的事项，而党组是绝对将非党人士的副委员长排除在外的。

5、党中央对各级国家机构中的党组织有直接控制力

党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 制度之一。现行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由该机关中负责工作的党员组成；党组成员不由党员代表大会产生，而是由批准党组成立的上级党委指定，党组成员服从上级党委的领导。[!--empirenews.page--] 无论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有各级党组存在。具体到人大来讲，各级人大虽然是所辖区内最高权力机关，但人大常委会都有党组领导，党组又受上一级党委领导，所以事实上各级人大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同级党委可以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组发布指示、命令并指导工作，而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党组须得向同级党委积极汇报工作、请示和报告工作。因此，当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时，对党中央意图不清楚，可用“请求”方式要求党中央对该政策或指导进行明示、再肯定或解释含义，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过程。

由于党组这一形式的存在，法律法规与党的政策就很容易被混同，党中央可以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意见”、“报告”以“转批”、“转发”形式，迅速将人大立法变为党内文件或将党内文件变为法律规范。例如，1986年12月8日《党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实际上就是把人大的立法转变为党内文件。1986年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意见》，对1986年换届选举作出非常详细规定，内容就是对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解释与修改（其中甚至包括与当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相冲突的内容），从法理上讲就是一项“立法”草案。而在同年11月15日-12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决定。而后的12月25日党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县、乡两级换届选举工作一些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当年的选举“坚决按照中办发（1986）36号文件精神”（即12月8日的“通知”）办理。如此做法使得中办（1986）36号文件在法律和事实上有了法定约束力。⑿

6、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基本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⒀所以，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虽然在法理上能制定宪法和法律并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却必须接受党领导人大的“默示权力”。⒁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法律”只不过是“政策”这个巨人的影子。⒂例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到了党的十二大，党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重要的基本政治原则；1982年宪法修改时就将各政党都必须守法的法治原则确定在宪法中了。

近年来，人大的领导人在谈到党与立法关系时总是强调，“要以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指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李鹏在2000年9月28日“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研讨班”讲话时强调，“三个代表”也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宪法几次修改后说，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人大都把大会提出的党的重要主张和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变成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体现了人大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⒃他在2000年11月2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会议”中也要求“立法工作自觉接受党的领导”。⒄作为我国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在中国政府过程中不断增强其作用，但是其威望的提高、作用的增强并不是在共产党作用和权威缺失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地位的提升是共产党重视并提携的结果。在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党的第二号领导人李鹏当选委员长。截至2000年11月2号，李鹏所[!--empirenews.page--] 领导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已经通过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57件，最重要的在他的任期内通过了竖立人大权威的《立法法》（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立法机构的活跃只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执政党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的功能，人大和执政党的关系一直没有跳出“形式和内容”的范畴。我国的执政党实际上已把国家机关的权力统一于全身，而且掌握着军事力量，决定着利益表达、综合、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它已不同于世界各国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政党，相当于国家组织却又超越了国家组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特征，也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特点。

第三篇：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见义勇为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而见义勇为者更是以其自身的高格调倍受尊崇，这也在无形中影响社会的道德的发展。“向善”，是大多数人普遍的学习方法也是提高自身修养的捷径。所以社会整体风貌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个体行为的进步。今天，传统道德观念渐渐淡化社会冷漠问题愈演愈烈。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把见义勇为问题带到了风口浪尖，由此引发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观点。我认为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层次上问题，见义勇为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高要求，如果我们再把它法律化势必会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但没法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而且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首先，“见义勇为”的现代汉语释义为“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的去做”从这个释义上看，见义勇为的能动性很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去衡量什么是“正义”，选择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去做，当然如果人们不去做某件事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见义勇为是一个道德上的高标准，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这么高的要求不是每个都能够做到。所以，如果将见义勇为这个高标准的行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这也是不符合宪法要求的做法那就更谈不上要收获成果的目标了。

其次，见义勇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问题。如果见义勇为是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当我们看到遇到一件我们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的事我们是该冒着自身的危险去见义勇为，还是该维护自身的利益呢？我想多数人会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选自己的行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又违反了公民的法定义务这样不仅不能改变社会冷漠现状还会加深公民与国家之家的矛盾。所以，见义勇为立法问题我们要多方面去考虑不能一面提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一面又将这样一种与宪法精神冲突的行为确定为法律义务。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如果我们将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可以把见义勇为问题从高高的道德层次是拉下来，会使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性，但是千年以来形成的道德观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就能够调整的。思想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想改变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形成的自私、自立的思想观念就得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思想指导实践，只有每个人都能把见义勇为当成是一种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社会冷漠加剧的弊病，表面的行动只能是隔靴搔痒。

综上所诉，想要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我们更呼吁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要积极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见义勇为群体增加了才能更好的引导社会向着温暖社会的方向进步。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领导的主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这三种领导方式是统一不可分的，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1.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党的纲领、路线，确定奋斗目标，并通过法定程序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全体人民共同遵循的规范。党的政治领导主要依靠法律实现，依法执政，以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2.党的思想领导——思想领导，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员和人民群众，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使其懂得党的纲领和路线，懂得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并自觉地贯彻执行。

3.党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即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动和影响人民群众，从组织上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国家的宪法、法律付诸实施；培养、选拔、考核和监督干部，并向国家机关推荐德才兼备的干部，以成功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种领导方式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这三种方式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其中，政治领导是根本，思想领导是灵魂，组织领导是保证。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持这三个方面的统一，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

第五篇：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腐败有信心吗？

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腐败有信心吗？

有信心，腐败问题短时间是不可能消除的，只能一步一步来，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太急功近利，那样只能适得其反。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一步步来进行反腐败，不管官级大小只要是贪官定会严肃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党反腐败的决心，党也正从完善制度、法律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反腐败，所以我们对共产党反腐败要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