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八篇：多点支撑打造发展新优势
三论不断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二）在新形势下率先科学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着力点，努力构建现代产业、文化发展、人才智力、科技创新、发展环境、资源生态多点支撑新格局，以多点支撑打造强省建设新优势。
当今时代，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领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统筹协调、一体化发展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每一个领域的发展和突破，都要以其他领域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既要求经济由大变强，又要求社会和谐进步，既要求文化繁荣发展，又要求人民生活殷实富足，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系统性目标体系。实现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必须清醒认识制约我省发展的各种不协调因素，按照接长短板、拉长链条、提升素质、拓展空间的思路，从大处着眼，从具体事情入手，选准工作着力点，全面提升、重点突破，让弱的变强、强的更强，把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融为一体，形成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多点支撑打造发展新优势，必须打造经济发展“硬实力”。发展是硬道理，是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最强大的支撑力量。拥有强大的综合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就拥有了实现由大到强新跨越的“硬实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聚集度高、居于产业链高端的重点产业集群，着力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规模优势突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着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占有率高、享誉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培育壮大综合经济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关键是科技教育人才先行，根本和长远是科技创新。要抓住培养、引进、使用三个关键环节，打造以高端人才为龙头、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为基础、各类实用人才为依托的人才高地。要深入实施科教兴鲁战略，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人才智力、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全省经济跃上新高地。
多点支撑打造发展新优势，必须打造文化发展“软实力”。推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必须做强文化。做强文化，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价值感染力，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增强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之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经济发展就有了新的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山东是文化资源大省，但还不是文化强省，资源优势还没有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还不高。强化文化发展对强省建设的支撑作用，要切实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硬任务”来抓，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品牌建设，以品牌建设提升文化产业，促进文化资源的整合聚集，扩大区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新跨越。
多点支撑打造发展新优势，必须打造优良发展环境。任何一个经济区的兴起与发展，都与优良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推动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环境就是资源，就是生产力。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能够对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完善发展环境，强化环境对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支撑作用，关键要强化政策措施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要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科技和人才政策、市场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推动工作措施的创新，搞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形成高效运转的有机整体，不断创新创优创造更为优良的发展环境，形成更为强大的环境支撑，把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篇：开创多点支撑多极发展新局面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开创多点支撑多极发展新局面
突出产业振兴 强化发展支撑
中共醴陵市委 醴陵市人民政府
近年来，醴陵市牢固树立产业兴市、工业强市理念，始终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不动摇，全市形成了抓工业、兴产业的浓厚氛围，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彰显。预计2013年全市工业完成增加值273.7亿元，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1.5%，比十一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
以产业集群为主线，做大做强支柱产业。把陶瓷、烟花两大传统产业作为立市之本，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和提质升级步伐，陶瓷企业全部应用了天然气清洁能源，烟花产业安全药物得普遍推广，机械化自动化装备应用广泛。2013年全市陶瓷、烟花产业分别完成产值424.4亿元、171亿元，分别占全市工业总量的53.9%和21.7%。服装、机械、电子信息产业健康成长，成为了醴陵工业的支柱产业。
以项目建设为重点，增强工业发展后劲。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水电路气物流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善配套，提高了重大产业项目承载能力。全市共建成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产业项目58个，总投资达73亿元。以加快园区发展为平台，打造经济增长极。
以自主创新为动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提高企业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近年来全市工业企业引进重大技术创新项目35个，技术改造投入113亿元。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10%以上，工业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工业废水基本得到循环利用，主要工业废弃物再利用比重达90%以上。
下阶段，将“突出工业强市”作为三大战略支撑之一，以产业振兴来支撑发展。
坚持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起抓。着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思想，扶持壮大陶瓷、花炮、玻璃、汽车零配件、服饰五大产业，培育引进新兴产业，构建“5+X”多极支撑产业体系。坚持自动化生产、集团化扩张、品牌化经营，抓好资源整合、安全生产、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等关键环节，促进传统产业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牢固树立市场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今后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资金是根据市场规律扶持或引导建设产业发展公共平台。
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一起抓。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依托制造业拓展生产性服务，努力打造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相互配套、相互协作的产业链，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技术进步、节能降耗、产品营销等方面的促进作用。重点发展关联性强、拉动作用大的现代物流、金融、科技信息、服务外包、现代商务等服务业，引导资源要素集聚，为促进工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坚持招商引资和全民创业一起抓。坚持从项目开发、优化环境、强化责任等方面入手，把握产业转移规律，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工业项目。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充分释放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
四大战略推进新型工业化
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政府区长 何锋
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园区拉动、军民互动、创新驱动、龙头带动四大战略，努力推进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3年，实现区域规模工业增加值270.8亿元，同比增长15.1%。国家新型工业化（军民结合·湘潭雨湖区）产业示范基地于2013年1月28日获国家工信部批准,5月28日获国家工信部授牌。
一、实施“园区拉动”战略，大力拓展工业平台。一是抓好省级经开区上档升级。九华经开区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完善规划设计，加大路、网、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于2012年成功晋升为国家级经开区，并更名为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抓好雨湖工业集中区建设。根据两型社会建设需求，湘潭城区部分工业企业实施“退二进三”，在引导规模工业企业进入湘潭经开区的同时，努力为中小微工业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平台。
二、实施“军民互动”战略，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一是着力打造江麓军民结合产业园、江南军民结合产业园和雨湖军民结合矿山装备产业园三大军民结合示范园。二是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三大军民结合主导产业。三是广泛开展军民融合。从军工企业技术裂变为民品企业10多家，为军工企业配套生产的民营企业20多家，形成了军民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一是与湘大、科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鼓励校企合作，通过引进智力资源、关键技术、合作开发等形式，促进了企业的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推动了高新技术的发展。二是鼓励扶持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对获得国际国内品牌采取以奖代投方式，大力扶持。三是鼓励院校和企业建立健全技术服务平台。江南机电集团、江麓机电集团等技术中心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安电气股份公司、湖南至诚涂料公司等技术中心获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湘潭牵引机车厂有限公司等技术中心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湘潭经开区还成立了院士工作站。
四、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大力促进产业集群。一是抓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湘潭经开区引进了吉利汽车，园区围绕汽车产业做文章，延伸和拉长产业链，引进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20多家、汽车物流企业3家、汽车4S店20多家。二是抓矿山装备集群发展。坚持发展以平安电气为龙头的矿山装备集群，在项目建设和资金扶持上予以重点支持，集聚形成了牵引机车、三泓重科等10多家矿山装备生产企业，在国内具有较强的整体竞争实力。
绿色理念引领工业大转型
资兴市人民政府市长 方南玲 近年来，资兴市委、市政府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大干新三年，冲刺百强县”的第一推动力，始终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资兴被列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市，连续五年荣获全省新型工业化考核先进单位。
在发展理念上，始终树立绿色意识。突出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主题，努力推动工业经济发展从“地下”向“地上”、从“黑色”向“绿色”、从“冒烟”向“无烟”、从“卖矿”到“卖水卖空气”转变。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两条腿走路”，培育壮大了以青岛啤酒等企业为代表的食品加工产业，以杉杉科技等企业为代表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清兰高铁配件等企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
在发展布局上，始终注重绿色保护。在全市产业布局上，坚持发展不唯GDP，对东部林业乡镇和南部库区乡镇不再考核财税任务，让其将主要精力放在生态保护上。积极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聚，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在园区布局上：一是坚持绿色建园，突出发展低碳环保产业，着力建设生态园区、科技园区。二是坚持产城融合。按照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原则，合理确定“一区三园”功能定位。三是坚持集约发展。坚持投资强度、税收额度、科技高度、环保程度、链条长度“五度”招商，对产业层次低的项目限制入园。
在发展重点上，始终突出绿色产业。一是高新化提升优势产业。积极应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形态向两端延伸、产业取向向绿色转变。二是集群化推进新兴产业。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在财税、土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促进了集群发展。三是规模化发展两型产业。大力开发东江冷水集中供冷、电厂余热集中供热项目，打造“冷热联供”新能源基地。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在发展服务上，始终畅通绿色通道。优质服务已成为资兴支持企业发展响亮名片。一是服务“保姆式”。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代理制，成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由承办人员代办项目投产经营的审批报建及相关事项，让企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生产经营上。二是办事“一站式”。建立完善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门受理、并联审批、一口收费、限时办结、跟踪服务”五位一体工作模式。三是收费“捆绑式”。对园区新上生产性项目报建涉及的21项行政事业性和服务性收费实行合并征收，合并收费标准从原来的每平方米7元下降到3.1元，目前为郴州最低。
强化产业支撑 打造工业强县
邵东县人民政府代县长 沈志定
近年来，邵东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兴工旺商、富民强县”战略，以新型工业化为第一推动力，着力强化产业支撑，壮大规模企业，工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先进单位”。
抓政策引领，促规模效应。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邵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决定》等政策文件，明确产业扶持政策的导向及重点，把培育规模企业作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内容。成立专门的产业发展领导班子，加大扶持力度，做到一个产业、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套工作班子、一套政策措施，积极为重点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的引导、扶植和奖励。抓平台建设，促集群发展。坚持以园区为载体，重点推进县城经济开发区、生态产业园等工业集中区建设，加大园区基础设施以及生产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增强园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引导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生态产业园被列入全省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坚持以“五个一批”为抓手，即动态储备一批工业用地，重点扶持一批传统产业龙头企业转型升级，引导鼓励一批本地老板转行兴办工业企业，招商引进一批县外知名企业来县投资办厂，集中建设一批标准化厂房，全县兴起大办工业、办大工业、办好工业的热潮。宾王扑克、永吉红包、盛风农机、晚安家居、南车配件等20余家投资过亿元的大中型企业相继落户园区。以东亿电气集团为首的打火机行业抱团抢占国际市场，年产销量突破100亿只，获“中国注塑打火机出口第一县”称号；皮具行业近百家企业与中国皮具协会共同培育“中国书包之都”，书包产销量占全国70%以上，被授予“中国皮具箱包生产基地”； 五金行业实现传统电镀工艺的升级换代，小五金大品牌的格局逐渐形成，扳手产量占全国30%以上。邵东“小产品、大产业”的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
抓技术改造，促转型升级。建立健全以政策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企业技术改造之路,鼓励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上下游企业在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全方位整合，推动传统骨干企业向高科技企业转型发展。
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县域经济大发展
中共湘阴县委常委 邹国良
近年来，我县按照发展新兴工业的定位，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外“退二进三”，园区内“腾笼换鸟”战略，努力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夯实载体引项目。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基础大夯实、优势大提升促推项目大引进、发展大提速。一是提升对接交通网。举全县之力启动芙蓉大道北拓湘阴段工程，着力畅通湘阴对接省会长沙的主动脉。扎实推进京珠高速复线、湘江沿江风光带延伸到湘阴、湘江河道治理等项目前期工作，全面融入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格局。二是启动对接新城区。采取“两型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产业支撑”模式，启动金龙新区开发，前移对接长株潭发展的阵地，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三是打造对接核心区。大力实施强园兴工战略，将工业园洋沙湖片区、中国（湖南）轻工产业园、金龙新区、漕溪港产业新区统一纳入湘阴工业园，着力构筑大园区，承接大项目，兴旺大产业。依托漕溪港深水资源优势，建设漕溪港产业新区。
招大引强上项目。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第一抓手，着力招大引强选优，全力推动产业扩张、升级增效。一是突出重大项目抓招商。对重大意向项目，建立项目信息库，逐个明确引进方案，确定专人跟踪。把先进制造、光伏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主攻方向，盯紧500强、央企、上市公司，集中力量重点招商。二是突出主导产业抓招商。坚持把先进制造、光伏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主攻方向，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扩大招商，先后引进桂林国际电线电缆、善源生物科技、天勤轮胎等项目。三是突出产业配套抓招商。围绕主导产业，引进上下游配套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优化服务促项目。坚持把优化发展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以抓经济建设的力度抓环境优化。一是优化帮扶服务。对重大项目，由一名在职县级领导牵头，抽调精兵强将成立项目建设协调指挥部，深入开展联手帮促行动，全力跟踪协调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动工、动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二是优化金融服务。积极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引进华融湘江银行设立了湘阴支行，湘财证券设立了湘阴营业部。同时加快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信用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积极争取发行企业债券，着力打造金融后援中心，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是优化人才服务。
第三篇：加快转型发展 打造新竞争优势
加快转型发展 打造新竞争优势
耕耘金融事业33年，张建国对行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判断力。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以来，带领建设银行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快转型升级取得丰硕成果。在谈及新常态下大型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时，张建国行长认为必须立足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与国家各项战略导向保持高度一致。以转型发展打造市场竞争的新优势，为改革助力“保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2015年新年伊始，中国银行业改革与转型话题持续深度发酵。2014年民营银行破冰的“鲶鱼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互联网+”思维乘着“两会”的东风强势逆袭，大有加快转变银行业经营理念与竞争格局之势。与此同时，酝酿20余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在即，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或超预期。多重挑战“不期而遇”，并发而起，新常态下的中国银行业何从发力，如何于挑战中寻机遇，从转型中找发展，打造市场竞争的新优势？近日，带着上述问题，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
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在即
银行业须加快审慎经营转型
本刊记者：2015年3月3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公布，并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一项酝酿已久的金融改革制度，您认为此时推出会对银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张建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建立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对于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存款人角度看，这一制度的推出将改变储户“政府隐性担保、存款无风险”的传统意识，使大家更加关注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状况，选择较为安全的金融机构。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将强化其风险意识，促使各金融机构更加理性揽存、稳健经营。
从金融稳定角度看，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构建存款类金融机构市场化监督和约束机制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防范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从银行业市场格局看，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增强存款人对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银行的信心，为其加速发展创造公平适宜的外部环境。
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一方面将打破商业银行存款无风险、难以破产退出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为加速乃至最终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条件。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利润产生的影响有限，但短期内为存款人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建设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存款保险制度，积极维护客户利益，确保稳健经营持续发展，为促进金融稳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本刊记者：今年两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最后要放开，很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就能够实现。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或许打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窗口。您认为当前实现利率市场化还面临哪些问题？
张建国：2014年11月至今，人民银行已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并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利率市场化已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在改革过程中，会伴生三个问题：一是银行存款成本上升问题，进而推动全社会融资成本上升或居高不下。二是银行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三是风险偏好变化与信用风险爆发的几率增加。
为保证利率市场化改革成功，首先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其次应强化融资主体自我约束，增强利率敏感性。要强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增强利率敏感性。要弘扬契约精神，营造诚信环境，强化民营企业信用约束和社会责任，对恶意逃债、赖债行为加强法律制裁。要强化居民风险意识，追求高收益必须承担相应的高风险。此外，还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创新利率风险对冲工具。
“一带一路”提速人民币国际化
国家战略催生银行业转型新机遇
本刊记者：不久前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到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并指出要强化金融合作。这将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张建国：“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常态下构建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推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以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实施，自贸区建设加速进行，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进军世界，中国这艘千年前就已乘风破浪、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船再次扬帆起航，驶向广阔大洋的姿态已渐清晰。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势必融合到这一战略框架及其所衍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支持下，“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在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经贸往来，西部和沿海特色产业等方面快速发展，将为中国银行业带来大量而稳定的业务机遇。首先，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带动经济较薄弱的西部地区，形成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逐步将内陆沿边地区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拉动特色优势产业、海洋经济、能源产业的发展。其次，我国在基建、装备制造、钢铁等产业有资金、有技术、有经验，通过“一带一路”的跨国合作，能够助力国内优势产业“走出去”，在全球树立品牌，并消化国内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因此，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产业转移等领域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战略的实施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提供融资新渠道，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地区金融合作形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去年年底，建设银行去马来西亚筹建分支机构，我们看到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非常欢迎“一带一路”战略，他们都很希望“一带一路”战略能带动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契合各国的共同需求前提下，减少壁垒，推动人员和经贸往来，激发经济活力和合作潜力，将在经贸合作升级、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等方面为我国银行业带来新市场、新路径。
本刊记者：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台，亚投行也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平台，其与丝路基金的设立必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请您谈谈对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
张建国：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我国经济金融与全球经济金融必将进一步高度融合，人民币国际化已成大势所趋。目前，人民币在海外市场的结算量、保有量已经很大，并且仍在扩大，但人民币在境外作为世界货币的基本功能尚未得到应有体现，应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人民币“能出去、愿持有、用的多”的吸引力问题。
一是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基本前提。短期可以保持人民币汇价双向波动，但长期应维护币值稳定，这样才能增强国外境外持有人民币、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并不断增强使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
二是要利用我国在大宗商品进口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人民币计价和人民币清算。在部分大宗商品交易中，尽可能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时机成熟时，还要推广至其他领域。
三是要提升对外输出人民币的能力，优先推进单边资本项下可兑换。一方面通过人民币投资带动人民币输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援助、国际合作过程中，尽可能使用人民币投资；另一方面从战略角度与重要贸易伙伴及友好国家加快开展更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快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输出能力。
四是优化银行业国际布局，提升全球服务能力。近几年，我国大型银行国际化发展不断取得新成绩，应在更多市场为人民币的使用和持有搞好服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承担好资产管理、清算中心的职责。
本刊记者：建设银行在服务和支持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方面有哪些实际举措？
张建国：近年来，建设银行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通过自身转型发展，不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4年6月，建设银行被指定成为伦敦人民币清算行，被赋予了人民币国际化更广阔的意义，这也是对建设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的巨大肯定。
最近两年，建设银行“走出去”的步伐非常坚定。建设银行已经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1家一级海外机构，组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服务网络，建设银行国际业务的增长幅度，也远远高于国内银行业务的增长幅度。预计到2015年底，建设银行海外机构将达到30家，布局海外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海外的服务网络增强以后，对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将会起到更好的支持帮助作用。
2014年全年，建设银行支持“走出去”项目405个，实现签约额逾150亿美元，支持出口近5747亿美元，覆盖全球100余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底，建设银行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承办的第一个“一带一路”重大“走出去”项目——国家电网埃塞俄比亚12.8亿美元出口信贷银团项目正式签约，为2015年全行大规模开展“走出去”国际融资业务吹响了号角。下一步，建设银行将以出口信贷、跨境担保、跨境并购融资、跨境供应链融资、项目融资等优势产品为依托，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体系，优化行内业务流程；以重大项目、重点客户为突破点，搭建总分行、母子公司、条线间联动营销平台，进一步挖掘优势行业与客户的业务需求；以境外机构、子公司为基础，进一步加快海外布局，强化境内外联动，统筹利用各机构优势为“走出去”企业服务。
新常态下银行业发展面临新趋势
风险管控向常态化管理转型
本刊记者：最近，包括建设银行在内的多家上市银行陆续发布了2014年经营业绩年报。盈利增速放缓，不良贷款率有所攀升成为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商业银行净利润1.55万亿元，同比增长9.65%，全行业增速近三年来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您对此如何解读？
张建国： 2014年不良率反弹是整个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2014年，建设银行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不良资产风险管理年活动，总行、分行都牵头处置重大风险事项，通过打包处置的方式，不良资产收回的比率达到了35%，可以说是积极应对不良率上升、主动化解风险的结果。2014全年，建设银行计提了619亿元的拨备来应对资产质量下降。处置了70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核销了320亿元坏账，这确实对我们的净利润增长形成了一定的压力（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银行业净利润增长速度下降将是一个趋势。一方面是整个经济下行造成资产质量的压力。今年面临的风险情况将更加复杂，不良贷款反弹压力还在加大。地方政府债务确权及转换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相关行业造成冲击。银行是典型的亲周期行业，宏观经济下行，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也面临很大压力。银监会的分析表明，今年不良率还可能上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压力持续加大，迫使银行动用部分计提拨备。另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主要是人民银行大幅度不对称调息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从资产质量优化、产品结构调整，尤其是控制风险等方面，来应对这方面的压力。
基于此，2015年建设银行风控工作将从“非常措施”向常态化管理转型，从事后处置向更注重事前防范的全流程管控转型，以守牢风险底线、积极服务全行转型发展为主线，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夯实基础，创新手段，强化集团全面风险管理，促进全行转型发展。一是落实主体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二是进一步加大不良贷款化解力度，提高处置效率和效果，同时争取政策支持，拓宽不良贷款处置途径，挖掘市场潜力，引入市场化机制，借助子公司平台，创新不良贷款处置方式。三是发挥前中后台风险“三道立体防线”作用，前移风险管控关口。四是守牢合规底线，推进内控合规管理方式转型。全员合规是全行稳健经营的必要前提。合规管理将落实到每个网点、每个业务流程、每个岗位上。
本刊记者：2014年建设银行正式确立了新时期战略转型发展规划，并启动了内部机构的集约化调整改革。2015年，建设银行转型发展战略将如何落地？
张建国：新常态下，大型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必须立足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与国家各项战略导向保持高度一致。通过自身转型发展，主动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不断创造新价值，以转型发展打造市场竞争的新优势，为改革助力“保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2014年年底以来，建设银行对内部机构进行了一系列集约化调整，总行设立资产管理部，与投资银行部合署办公，集团客户部调整为战略客户部，电子银行部调整为网络金融部，同时成立新的渠道与运营管理部，负责全行营业性业务运营管理、营业网点管理以及集约化处理等职能的业务支持和服务。2015年这类调整还将继续，争取为建设银行的战略转型提供组织架构方面的有力保障。
在优化治理架构、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建设银行还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按照总书记对建设银行提出的“三个能力”建设要求，大力提升区域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服务水平。目前，已制定并下发了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以七大服务领域、六大产品配置、六大推进举措的细化措施，全力保障国家在“一带一路”关键领域的融资需求，打造支持“一带一路”经贸往来的金融大动脉。
2015年是建设银行全面实施新时期战略转型发展规划元年。建设银行将紧紧围绕向综合性银行集团、多功能服务、集约化管理、创新银行、智慧银行五个方面推进转型，全面建设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现代商业银行集团，主要实现五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加快推动传统经营模式向大资产大负债模式转变。探索编制集团大资产大负债经营计划，打造大资产管理平台，加强集团资金全量管理，提升金融市场业务管理水平。
二是加快推动单一服务模式向差别化综合服务模式转变。开展综合金融服务下的综合营销、综合定价和综合考核；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业务，打通各类资金供求通道；健全跨区域、跨条线、跨境联动机制，搭建集团层面业务协同平台。
三是加快推动传统网点经营模式向全面渠道经营模式转变。大力发展网上银行、远程银行、自助银行等电子渠道，打造“智慧银行”类服务体系，实施“移动优先”战略，强化线上线下协同。
四是加快推动统一管理模式向统一性与差别化管理相结合模式转变。细化分类管理，资源配置向客户基础好、资本占用少、成本较低、价值创造力强的业务、产品和区域倾斜。
五是加快推动传统信息系统管理向大数据管理模式转变。尽快完成全行大数据中心建设，全面提升数据挖掘分析能力，为转型发展提供专业化支持。
第四篇：提升文化软实力打造发展新优势
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造发展新优势
关键词：文化 软实力 提升 文化立法 文化创新 中国论文 职称论文
摘 要：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发展的关键，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政府主导和引导，加强媒体宣传，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
一
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的角力场。当前，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贸易额年年攀升。发达国家强劲的文化产业更是成为文化贸易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产业普遍优于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其文化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平均在10%以上。如英国文化产业近几年的增长速度是全国经济成长率的近2倍，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全国第二大产业。美国当前出口最大的已不再是农作物或是工业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电影、电视节目、书籍、音乐和电脑软件等。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25%，超过了军火业。美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的份额达到43%，欧盟达到34%，整个亚洲和南太，仅占19%，而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在内一共才仅占4%。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成为我国发展的关键。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制造”更是扬名世界。但在“中国制造”的背后，文化软实力是相对匮乏的。尽管“中国制造”享誉全球，我们有能力制造占全世界20%的冰箱，30%的洗衣机，50%的摩托车，55%的电视，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90%的打火机和纽扣，但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制造出口的每一台显示器都标识着：Intel inside。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很值得中国人深思的话：“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电视节目和思想观念。”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制造”更多的是硬件，而软件则多是来自国外尽管我们的制造业规模宏大，却只是世界的低端加工厂。西方人抱怨对中国巨大的经济贸易赤字，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西方的巨大的文化贸易赤字。如电影业从2000年至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中国的电影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即使出口了，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传播。当前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已到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从现实来看，国际贸易中商品的文化附加值在不断增加。单纯卖物质产品，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少。而如果能够在产品中注入文化，则可有效地提高其附加价值。因此，我们应更多地将文化的基因移植入“中国制造”之中。
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我国自古就重视软实力，知道仅凭硬实力是不够的。如“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提出即反映了朴素的文化软实力思想。古代中国曾一度强盛无比，未出兵占领周边的国家，但中国文化却对这些国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中华文明及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然而，我们现在不少人的思维方式却停留在“经济强国”的认识层面上，缺乏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增强综合国力的总体战略思考。有人认为抓经济可以“赚钱”，抓文化则是“烧钱”。领导者往往把更多的资源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因其见效快，容易出政绩。事实上，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有失偏颇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文化本身并不是反经济的，它同样具有经济的正向效应。今天的文化可能成为明天的经济利益。当一种文化被普遍接受以后，代表这种文化的经济利益其实现的过程也将变得更为容易。那种牺牲文化去发展经济的做法，可能经济在短期内发展了，却会导致其他方面的一些社会风险。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并不自然而然地能够带来文化的崛起，甚至这一过程也可能是一个伴随文化趋向衰落的过程，前苏联即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文化软实力差的国家，犹如一位没有头脑的泥塑巨人，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之下，将会很容易倒下。因此，应给予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更多的关注。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摆在与工业、商业等产业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位置来看待。
二
文化软实力由三个不同层面构成。一是国家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外国的舆论和媒体首先多是从领导人形象开始关注一国的变化。因此，领导人要率先垂范，当好领头人。要注重形象，展现出良好的个人魅力。执政者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学会广交好朋友，多交真朋友，真正做到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与其他大国打交道，要不亢不卑，有理有节，着眼长远。二是组织层面的文化软实力。一个组织，也有其内在的文化软实力，尤其是经营性文化企业。作为组织的管理者，在工作中，要减少“以力压人”和“以利诱人”，而增加“以理服人”和“以礼待人”的做法。文化软实力在组织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价值观念、员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组织的社会形象及其影响能力等等。三是个人层面的文化软实力。个人文化软实力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组织、国家软实力的水平。提高每个个体的个人素质和精神涵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崛起，其根基来源于每个个体的文化崛起，它发乎个人的内心，体现在个人的行动之中。诚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
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仍然屹立不倒，说明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文化要素应及时总结并发扬光大，要更多地去挖掘中华文化中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并加入“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等价值取向，以增强中国文化的世界认同。让其在不远的未来，彰显出其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和价值。
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系统研究“和”文化。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强调“和”。“仁义礼智信”是传统文化的基础。讲求“仁”，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反对强权，同情弱者。强调“和而不同”，主张多元共存，反对战争和征伐。江泽民同志1991年访问莫斯科时，即引用了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中国的“和”文化。温家宝同志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就是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和谐、包容，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强调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倡导各民族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和谐社会”的提法，无疑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提炼出来的一个极好的典范。
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崛起的有力支撑。我国历来重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这也是软实力增长和提升的关键所在。当前，应进一步用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用优秀文化培育人，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作品感染人。
发掘文化软实力，需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创新。创新是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是不竭的动力源泉。优秀的文化应当是兼收并蓄的开放的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对新事物、新理念、新文化有创造性的融合能力。要使中国的文化体系积极参与世界的文化体系的建构，进而产生新的具有普世性的文化体系，就要注重对其他异质文明的学习，避免犯文化保守主义的错误。历史反复证明，文化的交流对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树大，则必须要根深，根深，才能枝繁叶茂。如何扎好我们的根，不仅是文化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构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经济持续多年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使得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对海内外的吸引力在日益增强。但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无疑还是初步的、薄弱的和有限的。当前，大力增强文化软实力，找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路径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大迫切任务。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充分抓好文化体制改革，加速文化立法。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和活力尚未被充分释放和激发出来，相关的抑制因素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讲，旧有的文化体制弊端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文化机制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因此，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途径。经济体制的改革促成了我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要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体制的改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当前，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大局中的新的侧重点。要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要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文化，就是发展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国对外贸易能力甚至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文化发展的产业化战略在当前就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我们应抓紧时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迅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体系，并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升级换代。中国强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世界主流文化市场尚属稀缺，其外贸的基础很弱。当前，急需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对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予以扶持。如积极扶植本国的电影、文学、艺术等走向国际社会。运用政府采购，重点扶持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创新型文化企业。为文化企业的金融环境改善出台帮扶政策，改善对创新型文化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扶持中小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等。
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利用文化创意拉动相关行业发展，加入国际竞争。创意产业近些年在国外得到了长足发展。如英国曾是世界制造大国，现在则由“世界工厂”而成为“世界创意中心”。2000年时，创意产业占到GDP的7.9%。在1997-2001年间，其出口增长率达15%左右，是其他行业出口增长速度的几倍。在美国，2002年创意产业即创造了近800万个就业岗位，接近其全国就业人口的6%。在纽约，其就业人口甚至超过12%。美国以致于有人发出“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的感叹！当前，我们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逐步培育文化创意群体和内容提供商，逐步完善有利于文化创意群体创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事实上，在创意产业的重要方面——动漫产业，政府已有实质性的举措，如建立部际协调机制打造动漫强国。财政部即表示将于未来五年中用30亿元扶持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地方政府也出台配套措施以积极动漫事业的发展。目前，在北京、长沙、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地方政府及文化主管部门正在积极地建立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基地，并对动漫产业发展做出重大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文化部也为优秀的动漫作品提供大型的展示平台，可以说政府部门为创立我国自有的原创动漫品牌和培育一批动漫演出制作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世界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人们的文化需求就会迅速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因势利导，将非常有利于打造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当然，文化产业的发展，仅凭政府的实力是有限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激励政策，倡导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来，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
四
我国历届领导人均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军队如此，其他领域当然亦是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认为“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同志则进一步提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们必须要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实现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单凭经济“一条腿走路”是不够的，仅有物质的发展而没有文明的充盈是难以走远的，因此必须要有文化来大力支撑，要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而打造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化资源大国，但她在目前却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如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也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较之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文化软实力建设在较长时期内均遭到了某种程度的轻视甚至是忽视，这也直接导致文化软实力还跟不上国家经济硬实力提升的速度，更跟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进度。加快文化软实力的崛起，对于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大国身份的获得及其存续时间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对外界的影响力。世界大国的成就，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需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并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大国不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先进且成熟的文化形态，具有引导力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不仅难以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认可，可能其自身的发展也将成问题。
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对文化软实力的越来越重视，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振兴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强，世界的目光也将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必将更好地促进中国全面的、科学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振兴，本身也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打造新的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于溪滨.软实力理论的内涵、产生背景及运用[J].当代世界，2006，(09).[2]布热津斯基(美).大棋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李磊.打造中国软实力[J].商业文化，2006，(11).[4]沈望舒.“软实力”叩响中国之门[J].望新闻周刊，2005，(07).[5]赵诣.软实力：大国争雄的角力场[J].中国社会导刊，2005，(12).
第五篇：打造区域长远发展核心优势
打造区域长远发展核心优势
□广东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 ■观点
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必须推进审批制度这个软件改革，把政府部门从重审批、轻服务的工作定势中解脱出来，回归核心职能，构建高效、公平、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
二、对于像顺德这种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更需要通过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体制，激发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的聚集，突破发展转型瓶颈，实现科学发展。
三、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民生福祉的基本途径；发展的加速和民生保障的提升，又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和力量，推动了改革向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的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全能型、管制型政府特征依然明显。这一落差，一方面造成政府疲于奔命，缺乏战略思维和引领力；另一方面，让市场、社会活力备受制约，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近年来再举改革大旗，打出改革“组合拳”，开启新一轮综合改革，并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下大力气把各项改革引向深入，通过不断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有效落实战略目标的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地突破了综合转型发展的瓶颈，打造出了区域长远发展核心优势。
优化组织结构、再造运行流程，提升政府效率和决策服务水平
(一)组织优化的一个重点，是启动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增强区级统筹力和基层执行力。镇街既是顺德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建设的主阵地。2010年推进的简政强镇事权改革，向镇街下放包括行政许可在内的3197项执行和管理类事项，使镇街在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激发了基层的活力。放权后，各镇街突出自身优势，不仅打造出广东工业设计城、“物联天下”等一批产业服务平台，还建成一批社会综合服务体，满足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同时，出入境签注、车辆及驾驶证年审等事项的下放，使市民能够就近办理。区一级则加强对发展规划、政策标准、战略资源和重大基础设施的统筹调控，确保了全区战略目标的有效实施。
(二)引入社会参与，提升政府决策服务水平。顺德在改革中注意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将权力运行的整个流程(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等)都引入社会参与，增强政府工作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决策方面，我们把区委区政府和区属大部门定位为决策层。区委区政府负责全区重大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区属大部门负责专业政策研究、标准制定和行业规管。广泛成立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引入社会精英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变“闭门造车”为“开放施政”。目前，全区已建立各类决策咨询机构38个，1000多名社会人士参与公共决策、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决定。
执行方面，区属部门逐步将管理服务事务下放给镇街、事业单位、法定机构，外移给社会组织，构建多元、专业、高效的执行主体。目前，我区已先后组建社会创新中心、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等5个法定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设立，参照事业单位登记，不列入行政序列，按照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和模式运行。其核心价值是打破传统行政管理和服务的局限，兼具政府使命、企业效率和社会参与，独立、专业执行公共服务职责。
监督方面，根据监督外部化和独立化的原则，构建以公开透明为主要特征的监督体系。我们向区属各部门、各镇街派驻纪检监察组，解决以往“同体监督”的问题。同时，监督权向人大、政协和社会开放，尤其是发挥人大、政协应有的功能。
以转变职能为目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小政府、强政府”
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政府效能和市场活力。要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必须推进审批制度这个软件改革，把政府部门从重审批、轻服务的工作定势中解脱出来，回归核心职能，构建高效、公平、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政务环境。
(一)勇于自我“弃权”。清理行政管理事项，梳理出不可再拆分、全国县级最完整的“权力清单”共5720项，其中审批事项1609项，为政府转移职能事项奠定基础。从转变管理方式、创造规范高效的发展环境出发，主动“砍掉”了254项审批，向省政府提出取消优化548项审批，近期计划率先暂停28项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审批，促进政府职能不断“瘦身”。
(二)实行标准化审批。明晰每项审批的要件标准、流程标准和裁量标准，重点制定裁量准则的标准化操作规范，取消权力的模糊地带，减少审批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差异性，实现“无差别审批”和“阳光审批”。
(三)推进网上审批。去年7月启用的区网上审批服务大厅，整合了70多个各级、各部门网上办事点，提供一站式的网上审批服务，实现前台网上审批大厅和后台一体化审批系统无缝对接。今年将在村(社区)广泛配套自助终端机和网上办事助理人员，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
为了从机制根源上优化审批制度，我们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打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改革核心措施是将营业执照(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许可分开，优化设立程序，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商事登记制度。推进“并联审批”，大幅缩短审批时间40%以上，内资企业登记最快现场即可“发照”。
以协同共治为手段，实行党领导下的政社协同善治，建设“大社会、好社会”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一个有活力的大社会。目前，由于我们的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使政府与企业、市民成为直接作用的两极，甚至变成矛盾对立双方；同时，社会组织如果无序发展，也会对社会管理造成冲击，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再组织化，构建党领导下协同善治新格局。
(一)推动群团组织社会化改革。群团组织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也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加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从政策、资金、项目、场地等方面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培育更多社会主体的同时，着重推进群团组织的社会化改革。通过社会化改革，增强它的枢纽功能，将不同群体重新组织起来，形成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体系。
(二)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加强基层领导和服务，我们以基层党组织统筹党代表工作室和行政服务站事务，“一体两翼”推进社区建设，以服务力提升党的领导力。
一方面，从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战略高度出发，创新党代表工作室运作。目前，247个党代表工作室覆盖所有村居及出租车、公交车等行业。2800多名各级党代表、党员干部沉到基层一线，倾听民声，研究解决社区问题。我们还学习香港、新加坡议员“洗楼”的经验，要求党代表走出办公室，主动到社区逐家逐户做家访，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一年多来，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2000多条，解决实际问题11000余件，群众满意度达到95%。同时，党政领导通过定期到社区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动态调整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措施，提升工作实效，落实群众路线，带动作风转变。
另一方面，以行政服务站为平台，政府统筹村居行政事务，使村居委会从繁多的政府事项中解脱出来，开始向自治角色回归。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村居“两委”联席会议中的作用，由党组织牵头，联合村居委会和社区各界代表，设立村居理事会，建立党员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平台，逐步构建起以党领导为核心、村居民自治为基础、社会参与为动力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品味到了改革的酸甜苦辣，也对改革有了更深的体会：
第一，区域科学发展需要以良好治理作为保障。从国际经验看，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实现了良好治理。对于像顺德这种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更需要通过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体制，激发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的聚集，突破发展转型瓶颈，实现科学发展。
第二，改革必须以提升发展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民生福祉为目标。不能为改革而改革，而是必须将改革作为提升地方发展的制度核心竞争力、增强民生福祉的内在需要。经过本轮改革，我们深切感受到，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增强民生福祉的基本途径；发展的加速和民生保障的提升，又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和力量，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第三，改革必须全面系统谋划，综合配套推进。顺德改革之所以取得实效，是因为全面思考、系统谋划，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同步推进了体制内外的综合配套改革。同时，由于各地的发展状况和对改革的承受力不同，因此改革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符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第四，改革需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支撑。顺德改革能够取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注意凝聚社会最大共识和吸引多方参与，以及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了这种上下联动、内外支撑的改革合力，我们才得以成功应对各种问题和困难，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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