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本土化--汉语教材出版的瓶颈
本土化：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的瓶颈？
2009-10-31 07:41
2007-03-19
据国家教育部统计，目前全球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全球学习汉语者超过3000万人，累计有37万人次参加国内外近200个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的考试。
汉语热的升温让许多出版社看到了对外汉语出版的商机，对外汉语教材从最初的几十种发展到如今的1000多种。据记者了解，除华语教学出版社（下称“华语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下称“北大社”）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下称“北语社”）每年都有大量的对外汉语教材推出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下称“外研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称“人教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大社也在对外汉语图书出版领域成绩斐然。
教材出版各有千秋
我国的对外汉语图书出版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华语社在1981年推出的《基础汉语课本》自1994年修订至今销量已超过20万册。北大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对外汉语作为外向型图书的主攻方向。如今，该社的对外汉语教材和汉语语法研究和工具书已形成品牌化运作。
据了解，目前国内出版对外汉语教材的出版社不下20家，图书种类包含语法用书、口语教材、经贸汉语、写作教材、工具书、应试用书、文化背景类和学术专著等十几个门类。与此同时，教材系统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由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李晓琪院长主编的“博雅汉语系列”分初级、准中级、中级和高级四个级别，目前已出版八本，两年内销售量超过6万册。
除了品种的增多，教材形式也从最初的单一纸质教材发展到如今的配套音像制品、电子产品、多媒体及网络资源的立体化教材体系。去年10月外研社推出的《汉语900句》不仅有纸质教材和配套的CD、MP3等介质的学习资料，还配有相应的网络资源提供教学服务。如今，这种立体化的系统教材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出版社青睐，包括华语社、北大社、北语社等在内的诸多对外汉语教材大户均推出了各自的多介质教材。
多语种全球化输出教材
借助汉语热的不断升温，我国对外汉语图书的版权输出取得了很大进展。据北语社对外汉语海外拓展部主任全光日透露，该社2006年对外汉语教材版权输出由上年的149种增加到236种，涵盖欧、亚、北美等地区近10个国家。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版权输出是“走出去”的重要手段，面对海外分散的出版市场，这种“移植”的方式可以节省成本，通过合作伙伴在海外的销售网络，可以顺利地将教材销售到当地主流市场。另一家对外汉语出版大户外研社也与汤姆森学习集团、培生集团等几家国际出版巨头合作，进行版权输出。去年由该社
推出的《我和中国》便是与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合作向海外输出的。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许多国内出版社都推出了多语种版本的对外汉语教材。据北大社副总编杨立范介绍，该社目前已推出《当代中文（法文版）》8本、《汉语100（阿文版）》2本、《基础华语（印尼文版）》2本、《泰国人学汉语》4本。此外，华语社出版的《互动汉语》至今已经推出了10个语种的版本，总销量达5万套，今年还将推出俄文版。而外研社的《汉语900句》计划将在5年内以英、法、德、意、日、韩、俄等14个语种向50个国家推广，销量达到50万册。
尽管目前多语种推出对外汉语教材风头正劲，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版权输出虽然见效快，但若将本国的教材直接移植到国外，易引起国外人士的接受障碍，很难保证图书的长销。而要实现图书的长销，关键在于编写出符合不同市场需要的个性化出版物，实现教材本土化。
教材编写本土化有待提升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琳指出，对外汉语教学面临的真正困难是不能贴近外国人的思维和生活习惯。目前中国正采取向外招标、中外合编的办法，加紧编纂国别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打破过去的“语法带路”，让外国学习者首先培养语感。
但是，由于不同地域存在文化差异，部分教材内容会造成理解障碍。例如，对于教材中有关愚公移山的故事，外国人可能很难理解。对此，就要考虑更换更具文化贴近性的内容。而在考虑内容的文化贴近度之外，许多出版社更看重教材的编写理念，即图书的内容安排和课堂设计要符合使用者的思维和学习习惯。据了解，不同地区的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侧重点不同。韩、日等国的学生侧重语法学习，而欧美国家更重视口语交流;韩、日等国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而欧美则更倾向于利用分组讨论等互动性较强的教学形式。这些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域的学生对于教材的不同需求。
为了更好地了解不同市场的需求，许多出版社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外研社汉语出版事业部总经理彭冬林告诉记者，外研社早在数年前便组织力量在各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并于2005年初制订了“对外汉语出版战略规划”，尝试对外汉语教材的合作编写、合作出版等。人教社也于去年11月组织了赴美对外汉语教材调研活动，希望能在美国寻找到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教师和专家。
为使教材更易为对象国学生接受，许多出版社都非常注重作者的选择。华语社副总编韩晖向记者介绍说，为了让教材更具针对性，该社选择本土作者时多要求其有一定的对象国文化背景;而对于海外作者，也多倾向于选择国外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师，主要是看重他们了解当地人的思维、学习习惯和文化背景。
外研社彭冬林总经理也表示，该社去年推出的《我和中国》是专门针对美国市场的出版项目，外研社负责在美国寻找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作者编写教材，而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负责在美国图书主渠道推广发行。可以说，这部教材真正实现了作者、选材、编写理念的本土化，这也是该社在出版模式上的一种新尝试。
2006年最受欢迎国际汉语教材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汉语乐园》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5.7
《跟我学汉语》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8
《快乐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泰国中华语文学院 2003.10
“快乐华语系列”：《快乐幼儿华语》《快乐儿童华语》 大华风采有限公司（美国）2001《汉语900句》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8
《长城汉语生存交际》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5.7
《中国語入門》 株式会社/主婦 の 友社(日本)2004
《奥运汉语 100 句》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8
《汉语世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10
《汉语世界》
《汉语世界》是“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项目综合性多媒体汉语学习教程。该书是一套集视、听、说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媒体教程，由50集连续短剧构成，分音像和教材两部分。教程涉及衣食住行、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通过剧中人物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真实情景，让学习者在学习日常用语的同时，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知识和汉字文化。教材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了形式多样的情境语言训练及语法知识练习，让学习者通过不同场景下的反复练习加深记忆。
《跟我学汉语》
该书是一套专为中学生设计的教材，使用对象主要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学生（或年龄在15至18岁的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适用于北美地区中学汉语教学，可供9至12年级使用。适用读者的水平从零起点至初、中级阶段，1至4册学生用书涉及汉语词汇约2000个。全套教材共12本（含有与学生用书相配套的语音听力材料），包括9年级（第一册）、10年级（第二册）、11年级（第三册）、12年级（第四册）的学生用书以及各年级用书配套的教师用书、练习册各一本。
《汉语乐园》
该书是中国国家汉办推荐的国外儿童汉语教材，共3个级别，每个级别包括:学生用书2册，活动手册2册，词语卡片1册，教师用书1册。内容包括:互动句型、生词、汉字学习，图解中国文化，介绍手工、歌曲、故事等多种游戏活动。
学生用书每个级别6个单元，12课，每课教授1～2个汉字，10个左右生词和1个基本句型。三个级别学完可以掌握约50个汉字、300个生词，能说简单的句子，背诵一定量中国童谣、诗歌，会唱部分中文儿童歌曲，初步了解一定的中国文化。
第二篇：月薪万元请你出国教汉语
本报北京讯记者昨日上午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国家汉办将从今天起，招募国内70名中小学汉语教师年底赴新加坡从事汉语教学。这70名教师在新加坡的任期为3年。本科学历教师月薪为2232.46－4352.72元新币（约合人民币11160－21760元），每年享有13个月的薪金，但一切费用自理。
此次招募的中学教师为40人，小学教师为30人，年龄要求在40岁以下。申请教师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为中国语言文学，外语为英语。有2年以上教龄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有教师证），并毕业于新加坡教育部指定的60所国内大学或32所国内师范院校。
据了解，有关材料在8月20日前送至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北京教育学院北楼309室，电话为010－82089117）。国家汉办、新加坡教育部将遴选出140名候选人，两国专家将于9月初面试后确定赴新人员。北京市被指定的9所院校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清华大学。
教师应准备以下材料：新加坡方面的申请表格（中、英文各填写一份），中方赴新加坡任教申请表，所在学校推荐信，中小学语文教师身份从教2年以上证明，大学本科（含硕士）学历或师范院校学历及学位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出生证明，结婚证（若已婚）复印件，大学入学成绩（高考成绩）及大学在校成绩单复印件，曾获奖或被评为先进等的证明、证书复印件，健康证明。以上推荐函、证明件及复印件须加盖学校公章。
第三篇：美国社区汉语教学模式及教材模式探讨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www.xiexiebang.com）
摘要
针对美国社区学生的汉语学习的特点，我们运用了一些新的认知理论，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在教学中，尽量简洁，并充分突出图像的作用，为教学提供双重编码。这样可以使语言认知更具有直观性、具象性，加快认知和学习过程，可以在使用时提供除语言编码这一提醒途径之外的更具象的提醒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母语干扰，并增加学生开口的动机。
社区汉语教学模式
一、美国社区学生的特点
二、社区汉语的教学要求
三、美国社区汉语的教学模式
四、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
五、这一教学原则和模式下的教材模式的原则
关键词认知非语言机制图像《国际汉语学报》第三卷第一辑
第四篇：苏州对外汉语教师解读_让更多人出国教汉语
苏州对外汉语教师分析_让更多人出国教汉语
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巨大的市场与国际影响力，正引发全球新一轮“汉语热”。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举世瞩目，海外了解中国和学习汉语的热潮将更加高涨。从韩国、日本、东南亚到欧美、澳大利亚，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5000万左右。据教育部预测，到2011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到1亿以上。如果按照每10名学生需求一位教师计算，汉语教师的缺口在500万以上，而如今有对外汉语资格证书的人总共才5千多。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形成，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呈现在眼前，目前，对外汉语教师在国内的工资已达50－200元/课时，月进万元已是普遍现象；在新加坡，汉语教师的月收入为1.5—3万人民币；在美国，汉语教师的年收入已达到6.5－10万美元。对外汉语教师已经成为无尚光荣、令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
苏州对外汉语培训：http://www.sinomandarin.us/目前，我国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现在有一种崭新的职业，它不仅可以使你避免万人挣抢独木桥的尴尬和无奈，而且会使你感受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不仅可以使你的月收入远远超出2000元，而且有留在苏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机会。甚至还能走出国门，去挣老外的钱。在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同时体现个人的价值。这个职业就是：对外汉语教师！
“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SINO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根据国际上对汉语教师的极大需求的状况而推出的资格认证。SINO推出的“国际汉语教师职业资格证书”不仅被国际100多国家认可的，更被中国教育部、国家劳动部认可，极具权威性。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国际“金卡”，是走向世界的环球“通行证”。对此证，实行全球统一考试。
苏州思诺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考务中心是SINO国际汉语教师在中国河北地区授权开展“SINO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考前培训、组织考务的合法机构。中心的老师主要是来自北京、上海、苏州各名牌大学的对外汉语界权威专家和教授，必将为所有有志于对外汉语事业的社会有志人士架起通往世界的桥梁。
如何通过考试：
“汉教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它要求考生知识面广，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非对外汉语专业的考生欲通过自学一次性通过考试难度非常大，这就需要有针对性的考前辅导与专业知识培训。为了帮助广大考生通过这一考试，我们特开设面授辅导班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网络辅导班（尤其为不能来苏州参加现场辅导的人士提供权威而有效的指导。）
第五篇：《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
《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
摘要：《千字文》是中国语文教育启蒙课本，随同四书五经等经由朝鲜传到日本。在日本，从早期的皇室汉语学习一直到江户时代寺子屋的教学，《千字文》都是四书五经等儒学、汉学教育的缩略版本，是汉字和汉语教学实用版本。文章首先澄清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发端和独有特征，确认《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其次说明《千字文》除了体现汉字、汉语教学的独有规律，还具有教材模板作用。最后阐述《千字文》对于历史上的汉语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当今汉语教学工作也有重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千字文；汉语教学历史；日本汉语教学；汉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6）02-0048-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602006
研究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著名学者王顺洪先生指出，“日本的汉语教育源远流长，其基底、历史、果实，非其他外国所能达到”[1]，在世界汉语教学的大棋盘上，日本“是一个举足轻重、富有影响的国家，当然应名列前首”。文章梳理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发端和渊源，认为《千字文》对于历史上的汉语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考察《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教材价值，可以重新审视汉语教学的独有特征等理论问题。相信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种种教法、教材都会给当前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带来借鉴意义。
一、将《千字文》为典型教材的古典
期纳入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整理日本汉语教学史料，可以发现，日本对汉
语的称呼，历史上有“汉文”“唐话”“清语、支那语”和“中国语”这几种，这正暗含了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四个分期：古典期、转型期、战争期和现阶段。古典期的汉语教学时间最长、研究价值很独特，《千字文》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
六角恒广先生的著作《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以1871年“汉语所”的成立，作为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起步”，到1900年前后的历史时期为研究内容。他认为“中国语”的概念指的是口语，不包括文言。中国语教育“起步”之前的汉语教学，以“汉文”为学习内容，用日语语序阅读，这种改造式阅读是日本独特的，不能算是外语学习[1]。笔者对此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应该将古典期作为汉语教学历史的发端，来论述《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地位。
2期学理论的影响，实际上，英语等西方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较短，早期的拉丁语教育对后来外语教学的影响不大，也并没有和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相联系进行充分研究。而对于1600年左右到1868年近世时期的江户时代的汉语教学，六角恒广先生也看到，那时的汉语教学既有明确的实用目的、具备相当规模和影响，又有成熟的教材和教学设计。唐通事教学同时，还有以荻生徂徕为中心进行的具有文化性质的汉语学习，也是对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的延续。汉语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跟西方世界很不相同。日本汉语教学历史“转型期”的“唐话”教学因袭着“古典期”的传统，汉语及其教学传统自古一脉相承，并不像西方的诸多语言那样与古典脱节。因此，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开端的探寻势必进一步延伸，以《千字文》为代表教材的古典期汉语教学就进入了研究视野。
就汉语教学历史而言，早期的汉语教学，学习的当然不是今人的、现代的口语，学习方法和外语交际方法也不同于今人，汉语言文脱离问题是较为特殊的问题，那么不能说当时的汉语教学不学口语，他们的教学就是不用来交际的，他们教学内容不是汉语，就不能算汉语教学。如果以六角恒广先生提出的1871年为界划分汉语教学，就割裂了汉语口语跟文言语体，是不够科学的。所谓“汉文”“文言”，今天看来它与生活脱离，但是过去它恰恰就是人们生活必须习得掌握的技能，其中的教学方法和规律是值得研究的。古代汉语的“影子”因着汉字的作用，就活在现代汉语之中。认为学习口语跟学习文言无关，或者说汉语口语跟汉语文言文是两种没有联系的语言，这种看法无疑十分生硬。
语言教学活动不仅跟语言相关，也跟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很多学科相关，用相关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总结和提炼传统的语文教学实践，才能形成较好的理论。不应该把由于历史局限而没有形成较好理论的外语教学实践割裂在语言教学历史研究之外，这才是研究历史应有的态度。正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本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史的目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2]如果以今人标准割裂历史，势必无法客观地获得历史研究的新意义和新价值。
近年来，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思路和观念都有更大进展。李宇明《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认为，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相关的历史研究，应该包括早年汉学在东西方的传播、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语言保持与发展和（新中国）50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三大部分[3]。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认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对外汉语教育史（包括断代史）、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国外华文教育史、国外汉学史五个部分[4]，他们的观点表达了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迫切需要。两位先生都把汉语教学的历史推进到汉语传播、汉学传播的“远古”时期，因此，一个重要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正如教育史与人类文明史同时发端一样，第二语言教学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交流同步。
笔者把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的分期明确为“古典期”“转型期”“战争期”和“现阶段”。
“古典期”时间最长，《千字文》传入日本，看作“古典期”的开端，直到中国南宋时期的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卷
十、《日本历史大辞典》记载的，日本应神天皇16年（中国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朝鲜百济阿蒂王派阿直歧到日本，他不仅识字、通晓经典，还懂得养马，当上了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阿直歧又推荐了胜过自己的学者王仁（相传又名迩吉师）。因此日本天皇就把王仁请到日本。王仁给日本带来了《论语》10卷、《千字文》1卷，由此开始了日本皇室中华文化典籍的学习。王仁和阿直岐的日本宫廷汉语教学已经跟以往中日民间交往的口耳相传、自发的言语传习不同。这种有意识的教学活动就可以看做汉语教学历史的开端。日本汉语教学的“古典期”在中国汉唐时期最为兴盛，此时期的汉语教学以《千字文》为典型教材，遣唐使的汉语学习是一种超完整意义的、原汁原味的汉语教学，这种做法以日本9世纪开始出现平假名片假名为转向，以中国南宋时期日本幕府政治开始为结束。
“转型期”始于日本镰仓时代，日本政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的做法已经减少，随着世界范围内航海技术的进步，日本开始了向西方文明的转向。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中转站，日本汉语教学的转型期是从全盘追随中华文化到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大转折六百余年的过渡期。
“战争期”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历经77年。从汉语教学的角度和日本现代教育史的发端来看，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的教育就全面为军事扩张服务，在教育特点和风格上可以看作是战争的前期和前奏。此时期，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间历程较短，却是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历史上少见的“巅峰状态”，这一时期教材铺天盖地、教学研究以及测试纷至沓来，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现阶段”是从1945年到现在，虽然又是半个多世纪了，日本汉语教学并没有从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和纠结中走出来，现实中许多问题需要回溯历史，从根本上寻求解决之道。尤其是“古典期”汉语教学对中日关系打下的基础，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千字文》所代表的中国语文教学传统在今天汉语教学和传播中的价值，值得发掘。
二、《千字文》的教材模板效应
（一）《千字文》的成书、传播和在日本的使用
关于《千字文》的成书时间，唐贞元年间（约805年）李绰《尚书故实》中记载：“（南北朝）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周）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5]”唐朝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821年）、《太平御览》（977年）文部也有与此基本相同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千字文》是梁武帝时应汉字教学的需求而产生的。梁武帝502年登基，在位48年，周兴嗣死于537年，由此推算《千字文》成书在公元502-537年这段时间。
第二，《千字文》的“最小碎片”是1000个常用汉字。
第三，《千字文》解决了汉字教学中，单个汉字杂乱陈列无章可循的问题，使得字形（书法）、字音（压韵）和字义得以整合。字形是王羲之的书法，字韵是朗读发音的需求，字义是一夜才思一气呵成：《千字文》的四字短句可以体现单音节汉字使用上字义相互搭配和组合，《千字文》的对仗和上下句关联可以体现单音节汉字的语义场关联。
第四，《千字文》整篇具有哲学和文学的内涵与价值，体现的孔子以来“名正言顺”的教育思想，即以汉字教学作为阐述儒家思想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的语文教学传统。
日本关于《千字文》传入的记载跟中国《千字文》成书的记载时间有出入。对这个问题，中日学者都进行过考究，上田正昭《日本的历史》注意到，王仁携带《千字文》来日本的时间比周兴嗣《千字文》成书早至少217年。尾形裕康认为梁武帝之前，已有《千字文》的原型“古千字文”，神田喜一郎指出《古事记》《日本书纪》官修史书作者把原先传入日本的同类字书《急就篇》或者《仓颉篇》错记为后来传入的《千字文》，小川环树认为日本古史的纪年有意拉到初期天皇统治的时代。《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89年3期的符力《关于〈千字文〉的制作、别本以及对〈千字文〉传入日本一事的浅见》也专门考证了这个问题。可能《千字文》的样式很早就存在，《千字文》《千字诗》是当时已有的文章写作形式或者是已有的语文教学的作法。《陈书?沈众传》说“是时梁武帝制《千字诗》，众为之注解。”《梁书?萧子范传》载，“子范制《千字文》，其辞甚美。”这两本书都已亡佚。
王仁和阿直岐之后，513年，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到日本；516年百济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到日本；553年又有几位百济博士到日本。日本设宫廷学问所，读书活动一直采用《千字文》作教材，后来贵族家庭教育、大学寮、地方的国学教育都把《千字文》当作重要的教材之一。593年日本圣德太子摄政，他聪慧过人，“内”深研佛法，“外”通儒家经典，是史上一位成功的汉语学习者。631年，圣德太子第一次派出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遣隋使”，此后多次有“遣唐使”到中国。
《千字文》较早的注释本《千字文李暹注》在中国却早已散逸，仅在敦煌保留部分内容，而在日本《千字文李暹注》尚存完本。7世纪末到8世纪初奈良时代日本正仓院保留抄写《千字文李暹注》字句的木简，稍后的平城宫木简当中也有出自《千字文》的内容。文屋是日本平安时代（公元875）的国立教育机关，那里的学子们每天朗读《千字文》，1007年源为宪编著《世俗谚文》里面谈到“文屋一带的麻雀啼叫的也是《千字文》里的秋收冬藏这句话”。
中世纪以后，日本贵族、武家，各地的藩校、乡校、私塾，上层庶民家庭，也还在广泛使用《千字文》作为教材。14世纪日本民间出现了名为“寺子屋”的寺院，收七岁左右的庶民子弟入寺学习，是具有初等教育意义的学校。在语文教学方面急用先学，先学习假名，然后学汉字，主要的教材就是《千字文》，将训读音、字形、字义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然后在汉字学习的基础上学习和歌和咏诗，还有“尺牍”“往来物”即书信的写法。
（二）《千字文》所体现的汉语面貌和汉语教学特点
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对外汉语教学”意识，这是汉字、汉语的特点和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在中国“境内”的汉字教学、或者说汉语书面语教学跟“越人”“楚人”之间用于口语交际的教学很不一样，是专门对“君子”进行的“雅言”教学，跨越地域，跨越了“对内”“对外”之别。
那么，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长时间使用的《千字文》“算”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吗？笔者认为，《千字文》的汉语教材特征首先在于它体现出对外汉语教学的全局意识和汉语常用字词教学的频次意识。全局意识就是先总观目的语全貌，再逐一突破，便于学习者把握全局和各个部分的关系。如同先总览城市地图，再逐一去景点探访。《千字文》时代，先是梁武帝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随意”选取了1000个汉字，后来周兴嗣编写了千字文，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语文教学工作者凭借经验提取了汉语的常用字词。今天这一千个字绝大多数依然还是常用汉字。唐松波注释《千字文助读》对照 1988 年 1 月 26 日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千字文》含现代的常用汉字 884%，其中常用字占 81%，次常用字占 74%，占116%的非常用字[6]，如：坟、妾、禄、凋、诛、犊、筵、枇杷等，也并不冷僻。
常用汉字，为我们提供了汉语教学教材应有的全局意识和频次意识。就是说不会让人觉得学习汉语就是掉进词汇的汪洋大海，而能够了解整体和局部，有了层级意识和框架意识。汉语教学从少数常用字词入手，通过了解字本义和常用义，了解汉语书面语渊源关系，来了解“由字而词”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
《千字文》不仅是识字教材，也是汉语词汇、语法教材。汉代司马迁《史记》有“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又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克不及睹”（《孟子荀卿列传》），已经可以看到汉语由单音节向着双音节、三音节词语发展变化的痕迹。《千字文》成书以及流传和应用的年代，虽然汉语（书面语表达）已经不再以单音节为主，但是《千字文》仍然是以字为本位，通过两字缀连成词，四字缀连成句，还有上下句对仗，体现汉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滋生造词功能，体现汉字叠加组合的规则，体现汉语语法风貌。
李荣先生说过：“在用多字词的时候，其中单字的意思在谈话人的脑子里活着。[7]”就是说，在使用双音词、以及多音节词语时，每个单字的意思都被使用汉语的人所掌握，很多现代汉语新词是旧有字义的翻新。徐通锵《语言论》说：“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而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结构，因此我们可以把印欧语言叫做语法型语言，把汉语叫做语义型语言。语法型语言重点研究‘主语―谓语’的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语义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有理据性的字，突出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8]”
陈辉《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一文发现，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中朝日《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西方译本大都无法使用词或者短语跟“字”进行对译，因为西方的语言习惯只能从整句上完成一个意思表达，所以他们的翻译都是以句子为单位解释《千字文》的意思，那么他们的翻译只能剥离《千字文》的讲字说字功能，剩下的是儒家思想表述的内容[9]。由于这些早期西方译者发挥的作用，使得不少西方人士认为汉字文化圈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圈。可见以“字”为本位的语义型语言跟以“句”为本位的结构型语言的差异。
（三）《千字文》的“翻版”和应用
《千字文》成书之后，隋代书法家智永曾经抄写800本分赠给江东诸寺，《隋书?经籍志》有《篆书千字文》一卷，《草书千字文》一卷。在长久的流传和使用中，可以练习书写，可以练习朗读，被用作书法教材，是文学写作教材，也是孩子们的儒学思想启蒙教材，还生成了字典排序功能。一直到清朝末年的19世纪，中国还有地方用它来作为儿童蒙学课本，使用了将近1500年，具有难以超越的教材属性和价值。
《千字文》在中国、日本和朝鲜都产生很多别本，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著述群。尾形裕康《我国〈千字文〉教育史研究》把仿照周兴嗣《千字文》而编写的各种《千字文》称为“异系千字文”。根据他的统计，中国仿照周兴嗣《千字文》编写而在日本以写本或者刻本流传过的“异系千字文”有14种29部。日本人编写的千字文种类数江户时代最多，内容多种多样，包括天地人事各个方面。仅尾形裕康家藏的本子就有214部，全部是日本人编写的。日本各式各样的“翻版”《千字文》同样都含有教育功能，更多地是汉字教学功能。江户时代《幼学千字文》《女千字文》等，跟朝鲜《图像注解千字文》《图形千字文》一样，单纯强化《千字文》的汉字教材功能。
《新概念英语》的作者亚历山大（路易斯?乔治?亚历山大（Louis.George.Alexander1932～2002）曾谈到，外语学习不要随意组合各种目标的教材，而应该在一套教材中完成不同技能、不同方式的训练[10]。也就是说教材的价值在于利用。《千字文》就具备这种教材应用价值。从中国古典哲学“道――法――术”层面来看，“道”是规律，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不变的核心；“法”是一套规则体系，就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做事情，流程、规范、结构、框架等，应该基于道，符合道，而且法要与时而易，需要创新和发展；“术”是具体操作的技巧，技术，模型。术要符合道和法，术需要简易，有可操作性。道者不易，法者时易，术者简易，是最好的策略。从这三个层面看待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活动，《千字文》这部教材是道法术三者统一、兼备和组合的汉字百科。
三、《千字文》的汉语教学对当今
汉语教学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外语教材的模板效应
《现代汉语词典》为教材下的定义是：有关讲授内容的材料，如书籍、讲义、图片、讲授提纲等。所谓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借鉴的“教材模式”，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形成了一定标准的教材编写模式，模板效应指的是以一种教材为模板配以其他语种翻译的外语教材编写方式。《千字文》不仅创造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儿童习字启蒙教育的教材模式，而且成为一种模式和样板，让后人争相效仿，以至于梵语教学也仿拟用作模板。
唐三藏法师义净编纂的《梵语千字文》收录于《大藏经》第54卷《事汇部》下，祖本为东京东洋文库藏本。《梵语千字文》作者有不同意见，敬光在再版序说：“千文一书，题曰义净撰。识者非无疑，盖依全真唐梵文字而制之，托名净师者也”，又说“然有益于初学既已不少，伪也真也，何亦须言？”
江户时代梵仙著《宗门千字文》用于佛教传播的，义净作《梵语千字文》则用于梵语教学。敬光在再版序中的提到《梵语千字文》的功用：“为欲向西国人，作学语样”。虽然梵语是“声音中心”的语言，但是义净依据“意义中心”的汉文特点来解释梵语。“梵语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就是把一千个汉字跟一千个梵文常用字词按意义对应联缀成篇，所用字“并是当途要字”，内容同样涉及天文、方位、政事、家庭伦理、修身、文学、军事、器具、农事、佛法和身体器官，生死轮回的佛法等。
《梵语千字文》共两版：第一版只有意译而无音译，右为梵语，左边为汉语词汇。再版时加入音译，明确标出了韵脚字，仍然按照单字罗列，上为梵语，中间为汉字注的读音，下为汉语词汇，“梵语下题汉字，其无字者，以音正之”，如果掌握这一千个梵文单词，再熟悉三种数（单数、双数、复数）、八种格（主格、宾格、用格、与格、来格、属格、位格、呼格）的变化，就可以说梵语入门了。“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矣”。后来追溯双语词典源流的学者都会提到《梵语千字文》和《一切经音义》，“但学得此则余语皆通”，我们把这种以模板形式对照编写外语教材和词典的情形称为“模板效应”。
以一种教材为模板配以其他语种翻译的外语教材编写方式，后来出现在二战时期。二战时期美国陆军中盛行听说教学法，其语言学背景是以布隆菲尔德语言学刺激反应理论，从语言本体上强调句型整体输入训练，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是行为主义理论，即强调刺激―反应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英语九百句》是这种教学流派的典型教材。当时美国语言学者霍凯特不仅完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集大成之作《现代语言学教程》，而且主持了外语教学“口语系列”教材编写。1944年他和中国学者房兆楹编写的《汉语口语》，收入《美国陆军部教育手册》，1976年和1980年再次印行。日本学者都提及《汉语口语》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汉语教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的“口语系列”潮流中，所有语言的外语教学都是从判断动词“是/不是”“有/没有”“可以/不可以”等句式开始的，好像以《英语九百句》为模板的不同语种的“全球化”翻版。
外语教学是按照目的语的思维去学，还是按照自己熟悉的思维去学，这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梵语千字文》是按照汉语模式教梵语，如同有人用英语九百句套写汉语九百句一样，这是我们不赞同的方式。直截了当对译的模板效应有“见效快”的好处，但是对形成“二语思维”的效果却值得推敲。因为二语学习如果以母语思维推及二语，容易造成“洋泾浜式”的外语，有称作“石化现象、高原现象”等。中国宋代时期，日本派遣留学生的汉语学习逐渐减少，中日佛教交流较多。那时的日本僧?H中通晓梵文的学者试图对用汉文所写的《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古代口语进行分析，寻找“古之道”。这种现象似乎是对《梵语千字文》做法的反向。
按照梵语的生成和本质特征去掌握梵语，按照英语的自有规律性去掌握英语，按照汉语的生成规律和本质特征去掌握汉语似乎更加自然合理。遣唐使的汉语学习全盘学习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方式，是一种超完整意义的汉语学习，其中的成败得失，也需要具体分析，对于其中合理因素应该加以总结和借鉴。
（二）汉字、汉语教学独有模式的回归
在今天的汉语教学和传播研究中，应该呼吁汉字、汉语教学独有模式的回归。还注意到，中国语文教学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古代中国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与阐释往往借助儒家思想体系，有时含混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各个学科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像哲理和思辨不能代替调查和实证。
西方语言教学法专门化研究开始得早，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兴起的二语习得理论，承袭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科学求实的严谨态度，而且不断推陈出新。比起西方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思想重视实验、重视统计计算的探究模式来说，我们有些经验总结式、放任自流式的教学研究只能逊色成为“史前科学”。汉语教学应该有很多独特之处，中国语文教学传统并非没有科学价值。例如日本的汉语教学曾经采用“和训”阅读汉文古籍，与科学意义的汉语教学有所差距，这是汉语汉字“言文脱离”带来的问题，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历史回顾，科学地提炼中国语文教学传统。这就需要汉语教学研究者放弃“史前科学”的做法，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建设属于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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