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苏全有 曹风雷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要：迄今为止，以历史时期河南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但与河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水利开发工程、土地的利用及整治、森林植被的变迁、灾荒饥馑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入。关键词：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六十多篇，出版著作三十部，主要论著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三角联盟》、《黄兴与阳夏战役》、《徐世昌家族》等。
曹风雷（1973—），男，河南省永城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史学界也开始利用自身学科的优势对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且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于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涉主要涉及到历史自然地理学、古地理学、环境地学、生态学、古农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因而过去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多年来，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涉及到河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水利工程、土地的利用及整治、森林植被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对与河南生态环境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予以综述。
一
迄今为止，直接反映历史时期河南生态环境的成果并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程遂营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1]，该书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与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的公共环境等方面论述了唐宋时期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认为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以12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2世纪以前，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状态；12世纪后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恶化的趋势，气候转寒、水系破坏、湖泽消减、土壤沙化、碱地增多、灾害加剧等。该书是从多层面、多角度综合研究河南开封市生态环境史的[2]一部力作。薛铎主编的《河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是一部直接以河南生态环境为研
究对象的专著。该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森林变迁、农业生产、环境污染、矿产开发等因素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回顾了河南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及教训，指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导致了北宋以后河南作为我国中心地位的丧失。其次，海外学者
[3]赵冈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一书中也涉及到河南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
[4]论文方面：郭予庆的《河南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 一文根据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阐述了自远古先秦时期以至明清时期的几千年间河南境内的地理环境变迁状况，指出河南地理环境的演变始终是在黄河流域宏观地理环境中发生的，与整个大区域的地理变迁密切相
[5]连、息息相关。李民的《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则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土质、地貌、矿藏论述了安阳殷墟的生态环境及其对盘庚迁殷的影响，认为当时的人为因素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殷地。
[6]周炳中的《河南登封自然生态环境演变初探》一文主要从地质、气候、植被的演变方面重
点分析了河南登封地区地质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相关文章还有王星光的《黄河中下游
[7]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王义民等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主
[8][9]导因素分析》、徐庭云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生态环境》等。
三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决定某些地区经济的兴旺或衰亡。气候变化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土地沙漠化及动植物的地区迁徙。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的波动每一次都引起了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它是河南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之一。人类用现代方法观测气候并留下完整的资料在国内外至多不超过二百年，而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气候记录却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近千年来的记录则更加丰富，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令世界瞩目。盛福尧、周克前的《河南历史气候研究》[10]和王村、王廷梅的《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资料》[11]等著作对史籍中有关河南省旱暖的记载加以整理并建立了旱涝序列分级，分析了河南历史上的大旱大涝规律。前者还从地质构造和地质发展史、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森林变迁、黄河水灾等诸方面简述了几千年来河南生态环境的演变轨迹。其它相关著作有：刘昭民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2]、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13]等。论文主要是萧廷奎等合写的《河南历史时期干旱规律的初步探讨》[14] 一文。该文通过分析近五百年来史籍中有关河南旱灾的记载得出了几点结论：河南历史时期的小旱具有11年和45年周期、大旱具有90至100年周期且与太阳活动周期有关，季节性干旱中以春夏旱出现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愈是大旱持续愈久、微旱年年有，干旱出现的地区以豫东、豫北最频繁等。其次，徐近之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15]、张先恭、张家诚的《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震动及其相互关系》[16]、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7]、龚高法的《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18]、陈玉琼的《中国近五百年的干旱》[19]等论文都与河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相关。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以及防治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功能，因而森林植被的变迁是影响生态环境演变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对河南森林植被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当首推徐海亮的《历代中州森林变迁》[20]一文，该文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战国至两汉、唐宋、清中后期是河南天然林消耗的三个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历史气候自温湿向干冷转化，与人为因素叠加，加剧了森林的消减乃至消亡，指出了森林破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此外，凌大燮的《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21]也述及河南森林变迁的过程。直接研究河南森林变迁的著作尚没有见到，相关著作则有陈嵘的《中国森林史料》[22]、熊大同的《中国近代林业史》[23]等。人们的筑堤、浚河、凿井、开渠等水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24]河南水利厅宣传中心编的《河南水利大事记》一书以编年体为主的形式记录了自公元前
2297年至1949年四千多年中河南人民与水旱灾害斗争中的一些较大事件,大体反映了历史时期河南水利事业的兴衰轨迹。其次,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编的[25][26][27]《黄河水利史述要》、《河南黄河大事记》、《民国黄河大事记》等系列著作和水利
[28][29]部治淮委员会编的《淮河水利简史》 及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冀朝鼎的《中国历
[30]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
[31]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也涉及到历史上河南境内的水利建设。论文主要有：魏希思的《民
[32][33]国时期河南水利机构述略补正》、袁跃汉、王玉华的《南阳地区历代水利述要》、钮
[34]仲勋的《豫北沁河水利灌溉的历史研究》和《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兼论卫河的水源》
[35]等。
盲目的开垦林地、草地、山坡地是造成水土流失乃至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探讨土地的垦殖利用及整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历史时期河南的土地利用和整治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颇为罕见。目前，所能见到者主要有：赵晋三的《河南土地整理问题》[36]和周锡桢《河南盐碱地利用之研究》[37] 马雪芹的《明清河南农业地理》[38]三部专著，赵晋三对民国时期河南土地利用类型按区县作了详尽的数字统计,分析了土地利用中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土地整治措施；周锡桢对民国时期河南盐碱地的成因、分布、性状、利用现状和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各种治理与改良措施；马雪芹则指出明清两代，是河南农业大发展和大变革时代，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域外作物的传入，又使全省的作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后来的作物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主要是：朱显谟、何金海的《河南中牟泛区之土壤及其利用》
[39]，该文对河南中牟泛区的土壤变迁之原因经过、土壤的概性及其治理措施都作了详细阐述，指出黄泛携带泥沙到处沉积、气候干燥、乏高山林木之屏障、风蚀异常剧烈、水利失修、土地利用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了本区的土壤变迁，认为植林种草、大规模开建排水沟渠殊属必要。席连之与程伯容的《河南开封附近之土地利用与改良刍议》[40]、《黄泛区土壤与复耕》
[41]提出了与上文相似的观点。相关论文则有张履鹏的《黄淮海平原垦殖史略》[42]、钮仲勋
—的《黄淮海平原区域开发历史及其对环境的影响》[43](p160166)等。
灾荒与生态环境恶化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生、互为因果，因此在有关灾荒史的研究中必然要或多或少的论及生态环境问题，以河南灾荒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主要是苏新留的《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44] 一书通过研究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概况、地区的变动和趋势，分析了灾荒造成的后果、灾荒时期的乡村民生及其打击下的乡村经济，考察了社会对灾荒的应对机制，书中论及了灾荒打击下的生态环境。此外与河南灾荒相关的著作还有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45]、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46]、夏明方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47]、胡明思和骆承烈的《中国历史大洪水》[48]和李文海的《灾荒与饥馑》[49]、《中国近代十大灾荒》[5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51]（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论文方面主要是苏全有的《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52]一文。该文对近代河南的人口、灾荒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退化使灾荒极易发生，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
三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不少的成果论及或间接涉及历史上时期河南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但多数成果侧重于研究河南的自然灾害与灾荒问题，没有系统的论述多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以为今后应加强的若干方面是：
1、研究内容：由于生态环境是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组成的，因此其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内涵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概念内涵有一定的差异，就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当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植被变迁、人口变迁、垦殖活动、河流治理、农田水利、矿产开发及灾荒饥馑等诸种因素对河南生态环境影响及其生态环境后果。以上诸方面除河南气候变迁、黄淮的治理研究比较深入以外，其它或有待于深入或有待于拓荒。
2、研究方法的整合：生态环境史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文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从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实验方式人手，讨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性及其天文、地理成因等自然因素。对于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工作者来讲，应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原理来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如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的观点、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板桶效应原理、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
3、客观评价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人为因素只是诱发环境演变的多种诱因之一，不应该总是把人
类看作一切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无限夸大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作用，把人类描绘成环境的奴隶，在环境面前无所作为、任凭摆布是极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人类可以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可以为所欲为，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看成是对自然界的征服，而片面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 薛铎.河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4] 郭予庆.河南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1).[5] 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J]历史研究,1991(4).[6] 周炳中.河南登封自然生态环境演变初探[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3).[7] 王星光.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博士论文),郑州大学2003.[8] 王义民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分析[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9] 徐庭云.隋唐五代时期的生态环境《国学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 盛福尧、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M].北京:气象出版社,1990.[11] 王村、王廷梅.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资料[M].出版地未详,1982.[12] 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3] 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M].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4] 萧廷奎等.河南历史时期干旱规律的初步探讨[N].河南日报,1961-8-25(3).[15] 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J].地理学资料,1957(1).[16] 张先恭、张家诚.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震动及其相互关系[J].气象学报,1969(2).[1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2(2).[18] 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J].地理学报,1979(3).[19] 陈玉琼.中国近五百年的干旱[J]农业考古1988(1).[20] 徐海亮.历代中州森林变迁[J].中国农史,1988(4).[21] 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J].中国农史,1983(2).[22] 陈嵘.中国森林史料[M].中华农学会丛书,1951.[23] 熊大同.中国近代林业史[M].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24] 河南水利厅宣传中心编.河南水利大事记[M].方志出版社,2005.[25]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M].郑州:黄水利出版社,1982.[26]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河南黄河大事记[M].郑州:黄委会印刷厂,1993.[27] 民国黄河大事记[M].黄河水利出版社, 2004.[28] 水利部治淮委员会编.淮河水利简史[M].水力电力出版社,1990.[29]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M].商务印书馆,1939.[3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水利事业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M].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32] 魏希思.民国时期河南水利机构述略补正[J]河南水利史资料,1986(1).[33] 袁跃汉、王玉华.南阳地区历代水利述要[J]河南水利史资料,1987(2).[34] 钮仲勋.豫北沁河水利灌溉的历史研究[J]史学月刊,1965(8).[35] 钮仲勋.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兼论卫河的水源[J]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36] 赵晋三.河南土地整理问题[M].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37] 周锡桢.河南盐碱地利用之研究[M].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38] 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M].台湾: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39] 朱显谟、何金海.河南中牟泛区之土壤及其利用[J].土壤季刊,第6卷第4期 1947.[40] 席连之、程伯容.河南开封附近之土地利用与改良刍议[J]土壤季刊,第6卷第4期1947.[41] 黄泛区土壤与复耕[J].土壤季刊.第6卷第2期，1947.[42] 张履鹏.黄淮海平原垦殖史略[J].中国农史,1983(2).[43] 左大康.黄淮海平原农业自然条件和区域环境研究(第二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44]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45]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6] 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47]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0.[48] 胡明思、骆承烈.中国历史大洪水[M].北京:中国书店,1992.[49] 李文海.灾荒与饥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50]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1]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52] 苏全有.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J].殷都学刊,2003(4).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nan
Su QuanyouCao Fengle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Development School,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few fruits abou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nan up till now.But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as a lot involving the changes of climate, the exploitation of irrigation works, the utilizing of lands, the variety of forests, the plagues and famines.Keywords: Henan;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review of studies
第二篇：透视《诗经》中生态环境思想与环境变迁
透视《诗经》中生态环境思想与环境变迁
——以《邶风》为例
摘要：经典名作《诗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先秦时期生态环境的信息。本文仅就《诗经·邶风》篇中所折射的环境信息来探讨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思想、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及地理环境变迁，藉此以窥当时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诗经
邶风
生态环境 失衡
《诗经·风·邶风》一共19篇，篇数仅次于《郑风》。邶，周代诸侯国，子姓，周武王灭商之后，为安置殷商遗民，将商王畿之地分为邶、鄘、卫三地，封商纣王子武庚于殷地，称邶国。《说文解字》中：“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①，即位于原商都朝歌以北，淇水以东，古黄河道以西。范围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邶风就是指邶这个地方的歌咏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民歌。
《诗经》是一部诠释生命主题的生态史诗。《邶风》中蕴含着诗经时代邶地先民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诗中歌咏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象物如太阳、月亮、花草树木、动物、山川、河泽等，折射着先民对所生活的地域范围内的生态环境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蕴情感于大自然，将情感物化于意象物中，书写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景 ① [汉]许慎 撰，[宋]徐铉 校《说文解字》卷6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33页。
观，却又显现着一种对自然既崇拜又敬畏的情怀，深深的承载着先民的殷切的希望与寄托。诗中的这些意象物与先民的经济文化生产活动息息相关，花草树木的歌咏叙写了先民在早期社会的经济生活背景，洋溢着浓厚的饮食信息。正所谓“四经皆史”，《诗经》里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信息，通过解读这些史诗来揭开诗经时代的地理环境变迁之谜。
一、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
黄河与其支流是中国文化衍生繁荣的生命之河，是构成中国文化渊源的地理生态基质。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发生，精密言之，并不依赖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的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中国文化之摇篮”①，淇水正是这样的支流，淇水即今天河南境内的淇河，位于汤阴县东南。原是南流注入古黄河，属黄河流域，因于“汉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②而成为白沟的一部分，为今海河水系卫河的支流。
西周邶国原为商代的王畿之地，此地区的开发可以说是离不开淇水的。据有人统计《诗经》里有关淇河“淇”字的出现平率仅次于黄河的“河”字。淇水两岸曾是殷商四朝帝都所在地，这里的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灿烂多姿的文明，先民们将生产生活融入大自然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思想，书写了一首美丽的创业史诗。有文人赞美道“淇河是一条文化河，被誉 ①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页。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页。
为史河、诗河、爱情河、生态河”。是淇水孕育了邶风独特的文化内涵。
《邶风·柏舟》篇中“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与《邶风·日月》中的“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日居月诸，出自东方„„，日居月诸，东方自出„„”。古人认为太阳、月亮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以便来照亮大地万物，其实这就是象征着人类生命不息，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的生命传递规律。在他们看来，太阳和月亮的光照是无私奉献的，认为“日居月诸”是一种自然变化规律，同时暗示了人们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太阳月亮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无私的养育下一代，作为下一代要有回报之心，同样对大自然也就不能只是一味的索取，要懂得回报，即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先民们已经认识到了以太阳、月亮为代表的大自然赋予了人们美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子孙才得以繁衍，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自然才得以恢复和发展。此诗彰显了古人朴素的生态环保思想和对其所生存的环境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在先民的思想观念里，人类与大自然中的鸟兽、花草树木、山川菏泽共同连结成一条生生不息的生命链，正是这种朴素的观念，《诗经》中所歌咏的意象物就是人类自己生命的真实写照，借意象植物的生长和存在状态及其本身的属性来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将自己的情感物化为实实在在的生命实体。《邶风·旄丘》一诗中“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描写了葛的生长环境、存在状态和自身的属性，蕴
意着先民长长的思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人类早期社会里，先民们面对自然的种种情怀，将自己的情感物化于意象植物、动物、山川，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敬意和崇拜，或者说是畏惧。到底怎么面对自然，先民们逐渐经历了从先前的畏惧到崇拜，然后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诗中歌咏动植物山川表达了先民朴素的自然认识观。《终风》中出现了“暴”、“霾”、“曀”、“阴”、“雷”等，诗中没有说是对大自然表现出了一种畏惧，而是和人们的思想情感联系起来，从而表达一种“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寤言不寐”的苦苦思念情怀。也就出现了人们对“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这种风雨交加的自然气候现象的理解，进而歌咏“雝雝鸣雁，旭日始旦”的殷切美好的希望，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着无比的自信。
二、经济文化生态环境
《诗经·邶风》篇中出现了一些植物，深深的透露着诗经时代邶地先民的生活饮食内容和饮食结构，同时也暗含着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邶风·凯风》中“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棘”指的是酸枣树，这是北方一种至今常见的一种果树，在当时可能还是一种野生的果树种，可以食用。所结的果称之为酸枣，未熟时带有酸涩，熟后味甘酸。
《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匏”：即匏瓜，是葫芦科的一种，这种匏瓜在嫩小时可以用来入菜。
《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蔓青，叶和根、茎都可食，味苦；“菲”：芜菁类植物。“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荼菜，一种苦菜，味辛苦。荼还有一种意思是特指茶，但在此诗句意境中应该理解为苦菜。“荠”：荠菜，味甜。这几种野生植物在民间多是作为食物，尤其是贫苦的下层民众。
《旌丘》中的首句“旌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葛”：葛根，又叫甘葛，是多年生藤本豆科植物，多生于山坡草丛中。可以食用，药用价值高。
《简兮》：“山有榛，隰有苓”，榛树，属桦木科榛属植物，又称山板栗、尖栗、棰子等。果实榛子可以食用。“苓”：一说是茯苓，为药材；一说是莲，即莲藕。在此应该取莲这个意思。根据《诗经·卫风·氓》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和《诗经·郑风》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句意境和对仗来理解，隰这种低湿的洼地因该是很大的，才有可能种植莲藕。且茯苓还有指寄生菌类植物的意思，所以在此不应该理解成茯苓。枚乘的《七发》赋中有“蔓草芳苓”，其中“苓”就是指莲，明代梅膺祚编纂的字典《字汇》中有这样的解释：“苓读连，古莲字”。都说明苓指的是莲藕，从当时的食用的角度来说都应该是莲。
以上篇章诗句中有着丰富的采集渔猎方面的资料，如《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农业经济生活状态。诗经里提到180种左右的植物，能作为食物的近占半数，其中大部分是野外生长的食物，虽然《诗经》其他诗文中有很多关于农业种植作
物的描写。但以《邶风》中出现的食物来说，基本上是野生的，且均是可食用的。诗经时代邶这个地方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在铁器尚未广泛应用，铜石并用的时代里，生产技术低，耕地面积有限，农作物产量低，采集食物应该说是占据着很大的比例，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食物结构中，来源自然中的野生食物可以说是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野生食物来源广泛且较为容易获取，比起农业种植食物来说，野生食物来源可能不稳定，但对于处在黄河下游河患旱灾等自然灾害多发区的先民来说，野生食物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这说明作为原始经济部门的采集仍在西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虽说黄河流域土壤肥沃经济较为发达，农业种植生产活动应该要占主导地位，事实上表明，此时期的农业还处在一种初始发展的游离状态，种植农业还未真正的从原始经济部门里分离出来。明显的能看出农业经济发展正从商代过度到周代的痕迹。但是不得不肯定的是，原始的采集活动是中国农业种植开发的始端，是构成中国经典文化生态的最原始基质。
有人说商代是因酒误国，而周代引前车之鉴禁酒。说明就在那个时代酒早已经走进了人民的生活中。《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赐爵。”酒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较以前有了提高，且有了剩余粮食来酿酒。但在此笔者想说的是，虽然《诗经》中提到有关“酒”的诗很多，出现次数多达63次，却多在《雅》、《颂》中，饮酒者多是贵族（或者已死的祖先），由此可知酒在当时特别名贵，是一种奢侈品。有关劳动人民的
诗歌《风》160篇中极少出现“酒”相关的记录，出现次数仅7次，这就说明酒在一般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透出的本质问题是当时整体的农业生产水平不是非常平衡的，且技术含量较高的大部分生产技术被上层贵族垄断，不对下层传播，尤其是先进的生产工具掌握在上层社会中，一般的民众则只能过采集渔猎的原始生活。因此《诗经》中出现很多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类是很正常的了。
三、地理环境变迁
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先民所处的环境因相互影响而在变迁着，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历史时期的环境地理，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应地发生着一定变化，而这种变化看起来又对人类产生新的，不同于原始地理环境的影响，反反复复，人类和环境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环境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邶风》篇中就隐藏着这样一些环境变迁的信息。
《诗经》时代的历史地理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一般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手段来分析得知，由于时代的久远，基本上很难通过文字史料来获知，但《诗经》中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线索。诗中的动植物、山川、陂泽、气候等意象物的描写，为我们较深入地了解西周春秋时期动植物地理分布、地区植被状况、水文环境、气候、地形地貌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从《邶风》里流露出 的点点滴滴，我们可窥见淇水流域或者其他地区的环境状况。
（一）和谐的生态环境
《邶风》开篇《柏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说明淇水水量充沛，可用来泛舟。能利用柏树来造船说明当时淇水流域内柏树很多，生态植被良好。《燕燕》：“燕燕于飞”《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睍睆黄鸟，载好其音。”《雄雉》：“雄雉于飞，泄泄其羽。雄雉于飞，上下其音。”《击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谷风》：“采葑采菲，„„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旄丘》：“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简兮》：“左手执龠，右手秉笛。山有榛，隰有苓。”《静女》：“静女其鸾，贻我彤管。自牧归荑„„”从这些诗句记载来看，在西周乃至春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淇水流域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并且把一些植物的生长习性和存在状态描述出来，注意到了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共生的一面，从而说明此时期该地域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生态环境良好。《匏有苦叶》：“有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济水滔滔、野鸡鸣叫、秋雁高飞的和谐生态景观，说明这一地域的生态环境非常的良好。
（二）人为主导下的生态环境失衡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绚烂多姿悠久的华夏文明，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或呈现和谐或局部开始恶化。这种
变化也因人类自身生存需要的持续增长而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程度加大，作用力越来越大，恶化愈来愈明显。生态环境的逐渐失衡，在先民的生产生活中流露出来，《邶风》中这样的记载描述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是否恶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佐证。
1．“终风且霾”看当时气候环境的变迁
全新世以来，中国气候经历了寒暖往复交替变化的波动，殷商时代是全新世暖湿期的最后一个时段，自此之后总的气候趋势是变冷、变干，虽说有暖湿气候的出现，但持续强度越来越弱。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研究表明西周、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寒冷期①，寒冷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候干旱。虽较今天温暖潮湿，此时的寒冷期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说明气候环境较为湿润，这诗应该是描述商代后期的气候状况。然而《邶风·终风》：“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不日有曀。曀曀其阴，虺虺其雷”出现了气候恶化的状况。诗文中说整天刮狂风暴，整天刮风又扬土，而且还整天阴沉沉，雷声阵阵。“霾”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风雨土也”，根据甲骨文记载研究后，也是指沙尘暴。由此可推测商代后期至西周春秋时代，邶地经常发生尘暴天气，这说明该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恶化，且呈现干旱的状态。我们在此还可以从以下篇章诗句中得到印证，《大雅·召旻》：“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大雅·云汉》：“旱既大甚，蕴隆蟲蟲。”“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 ① 参看 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 第1期。
《召旻》、《旱麓》、《云汉》都是整篇描述旱灾发生的铁证。这些信息说明当时的气候出现了干旱，且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恶化。
2．“泾以渭浊，湜湜其沚”看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失衡 《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有关到底是泾水浊还是渭水浊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①。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详细有力的论证，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本人较赞同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两河的清浊也就有了显著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无一不在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黄土高原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环境恶化，良好的生态植被开始人为的遭到大肆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才致使发源于且流经黄土高原的泾水浊亦或是渭水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主线是一致的，因为中国的古老文明最早就是发端于黄河流域的，正好印证了早期先民农业开发的历史背景。由于开发最早，那么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就最明显。以黄河为主的各自支流区域，由于开发不合理造成了一条“黄”河，因此“泾渭分明”也就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典型力证。
另外，众多学者围绕这个问题的论述都是局限于泾渭河流域，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忽略了《诗经·邶风·谷风》创作背景、和地域。我们知道邶风中的诗歌采自与邶地的民歌，而这些地域都是曾经商代的主要活动范围，那么这一地区的开发势必早于泾渭流域，① 参看以下学者论述，史念海：《论泾渭清浊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延军平，孙虎延：《“泾渭分明”的现代特点分析》，《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5期。钱正英：《在陕西研究西部大开发中有关水资源问题的讲话》，《中国水利》2005年第5期。凌朝栋：《泾浊乎，渭清乎，泾渭何所指？－对<诗经•邶风•谷风>的诗句歧解辨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3卷6期。
那么人们对环境的影响也就更深更早，环境变迁也就更为明显，诗歌的创作者是否有借泾渭清浊来暗比淇水和黄河，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从诗的意境来说，描写邶地的诗怎么会突然出现相隔甚远之外的地理环境现象，从诗经的描写手法来说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论文里也只是说春秋时期是“泾清渭浊”，并未说西周时期泾渭河流是什么样的状态。况且当时的环境恶化现象应该只是局部地区出现，总体上来说生态环境是良好的。因而可能是用来暗指淇水流域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破坏，进而醒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四、余论
《诗经》中丰富的历史地理环境信息为我们再现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资料，是我们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经典著作。《邶风》诗篇的解读使我们认识了诗经时代生态环境的冰山一角，那个时代有着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和朴素的自然认识观。从歌咏的意象物中我们获取了一些先民经济文化状况，采集的野生食物仍然是当时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的采集活动是中国农业种植开发的始端，是孕育和构成中国经典文化生态的最原始基本特质。也由此意识到当时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既有和谐发展的一面，也有因环境破坏而恶化的一面。《诗经》是我们全面认识了解诗经时代的生态史诗、百科全书。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9-38页。
[2]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5]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6]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7]周振甫：《诗经译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8]周书灿：《<诗经>的历史地理价值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第41卷 第4期 第28—33页。
[9]刘毓庆：《<诗经>地理生态背景之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2期 第107—112页。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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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四篇：近代史研究——历史学者
一、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中国通史》，第11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作者之一
《戊戌变法史事考》（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2005年新版
《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新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中文繁体字版
《清代全史》，第7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方志出版社，2007年新版；作者之一 《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传》，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二、张海鹏，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编着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等。
三、戚其章（1925年3月—2012年10月7日），山东省威海市人。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
1990年《甲午战争史》出版后，他开始致力于把甲午战争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2009年，戚其章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甲午战争新讲》，201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新讲》。
著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等。
四、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桑兵教授长期从事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近代中
日关系以及清代以来的史学与学术研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他着重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近代学术与学人以及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２１１工程第１、第２期建设项目和９８５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如“晚清至民国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庚子勤王运动与近代政治变革的转换”、“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清史·典志·教育志》”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出版了《国学与汉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等四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多篇既有创新性、开拓性，又有实证性、科学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五、朱英，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出版专著8部，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
专著目录
1.《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合作），巴蜀书社1993年版
4.《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与石柏林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六、马敏，2011年8月起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任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现任教育部首届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主要专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博览会史、教会大学史等。自1985年以来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重点和一般社科研究项目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六部，主编学术著作七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七、陈旭麓（1918-1988），历史学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华东师大教授、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务长等职,是华东师大创始人之一。1951年参加民主同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 著作书目
1．《初中本国史》，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
2．《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3．《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4．《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邹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7．《近代史思辩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8．《宋教仁》（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9．《邹容与陈天华》（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浮想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
12．《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陈旭麓文集》（4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八、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冯先生名列其中。
代表性著作
《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国古文化的奥秘》。
第五篇：二战史研究综述
上海青浦中学研究性学习成果展之九
二战史
青浦高级中学 2005届
徐越卿、钱波、陈亮、朱旗宏、王佳斌、郑向博
摘要：二战后的50多年来，这种妥协的实例比比皆是，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缓和与合作代替战争或冷战的新局面。这是人类社会在经过20世纪的战争风云之后，进一步走向文明与成熟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关键词：二战、中途岛、斯大林格勒、大炮、飞机、军舰、坦克、航空母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的独立国家几乎无一幸免，约60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超过40000亿美元，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战争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规定了战争的动力和内容，也规定了战争的形式与规模。当20世纪初社会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已遍布全球，资本主义列强已结成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网时，他们之间的竞争与争夺就必然会影响到全球，而为争夺霸权所引发的战争，也极易最终发展为世界大战。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源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对二战的发动者德意志法西斯国家来说，它们都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因此，列宁的垄断是世界大战最深厚的根源这一论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是正确的。
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这种不平衡，使原来落后的或曾被打败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迅速发展并追赶上来，从而使按照旧的实力对比瓜分世界的格局很快过时，并使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日益尖锐。还要特别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起源上的另一层面，即是民族主义在西方恶性发展的结果。随着19世纪的逝去，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维护本民族正当权力和利益的进步性，蜕变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并给人类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一战之后，这种蜕变的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进一步发展，并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世界作出的安排---凡尔赛体系是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它的骇人听闻的掠夺性，使战后极端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成为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所定下的敌视苏联的基调，致使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在二战前建立，并因此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尖锐地把凡尔赛体系称为胜利者所做的蠢事，此话颇有见地。其次，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的绥靖政策，是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已故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所说，慕尼黑协定是西方国家的奇耻大辱，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类终于依靠自身的理智、智慧和力量，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置于次要地位，以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全面合作与战略协同，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集团，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也赢得了进步。重大战役
一、中途岛海战 血色笼罩中途岛
中途岛为一个陆地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圆礁，位于珍珠港西北 1000余海里处，是美国夏威夷群岛的西北门户和屏障。因其地处太平洋海路之中途，故称中途 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途岛成了美国的海军航空站及最遥远的前哨阵地。就是这小小的中途岛，一直是日本人的眼中钉。4月 18日，东京遭美机轰炸后，日本国民惶恐不安，天皇也十分忧虑。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大本营盯上了中途岛。日本人可谓诡计多端。进攻中途岛，既可将这颗眼中钉拔掉，又可诱出美军的航空母舰，将其一举歼灭，可谓一箭双雕。
1942年5月27日，南云中将率领的第一机动部队悄悄出发，目标中途岛。日军几乎调集了全部的主力舰船。庞大的联合舰队共有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17艘，巡洋舰33艘，舰载飞机700架。尤其这700架舰载飞机，是山本五十六手里的一张王牌。只要飞机上的炸弹尽数倾泻在中途岛上，大功即可告成。
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确定的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日期和计划的绝密电报，被美军情报部门破译。这一回，血的教训教会了美国人该怎么办，太平洋舰队紧急行动起来。为了打退日本人的进攻，太平洋舰队出动了它的几乎全部家当--3艘航空母舰、8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35艘潜艇。飞机，依然是这次决战制胜的筹码。美国海军航空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一架架B-
17、B-25轰炸机改装成火力强大的鱼雷攻击机。还有一批刚到的歼击战斗机进入最后的检查，飞机呼啸着发出一阵阵轰鸣。日本航母全军覆灭 原来，南云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攻击波打击，将舰上原准备攻击美舰的飞机全部撤掉攻舰鱼雷而换装炸弹。现在，炸弹换得差不多了，南云又犹豫了。因为炸弹攻击军舰远没有鱼雷威力大。于是，他又命令，撤掉炸弹，再换鱼雷。南云反反复复地发布命令，气坏了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一边骂骂咧咧的拆换，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拆下的炸弹胡乱地堆在甲板上。B25从企业号起飞 这时，美国企业号和约克敦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支俯冲轰炸机大队一前一后出现在日本舰队上空。深蓝色的俯冲轰炸机排成倾斜的两行，朝着南云所在的旗舰赤城号和加贺号俯冲而下。也许是太突然了，完全出乎南云的意料，几乎没有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攻击和舰载飞机的拦截，透过剧烈颤动的轰炸瞄准镜，印在航空母舰正中的太阳徽成了耀眼的靶标。先是赤城号在连续的爆炸声中慢慢沉下去。紧接着，3.8万余吨级的加贺号在两声天崩地裂的大爆炸后，舰体迅速倾斜，倒扣着沉入洋底。10时25分，伴随着加贺号下沉的同时，17架从美国约克敦号起飞的轰炸机将3颗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了 1.59万吨级的苍龙号航空母舰。夜幕慢慢垂下，日本舰队拼命向北撤退。南云在仅存的飞龙号上给山本五十六大将发去的电报，击碎了山本引诱美军航空母舰决战的梦想。飞龙也没有能够跑掉，美军从企业号上起飞的24架轰炸机竭尽全力向日舰飞龙号发起最后攻击。有6枚重达半吨的炸弹击中了指挥台，浓烟烈火吞没了舰体。8时20分，飞龙号指挥官山口少将自己绑在舰桥上，一同沉入冰冷的大洋之中 中途岛之战以日本人的惨败告终。山本五十六大将看到败局已定，只好下令总退却，坐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号上，在茫茫黑夜中仓皇逃跑，从而把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美国。斯大林格勒战役
这次会战历时200天之久。德军在会战中被打死、打伤、被俘和失踪的官兵约150万人，占其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结局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这次会战，对争得苏德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是战胜德军的一个最重要阶段。苏军展开总攻和把德国侵略者从沦陷的国土上大批驱逐出去的条件业已具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及其武装力量的国际威望，是进一步巩固反希特勒同盟的决定性因素。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失败，对整个德国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严重震撼，动摇了它的国际政治地位，破坏了仆从国对它的信任。日本被迫暂时放弃了加紧反苏的计划。在土耳其统治集团中间，尽管受到德国的压力，但保持中立的愿望益趋强烈。
斯大林格勒的辉煌胜利，显示了苏军业已增强的威力及其高度军事学术水平。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为围歼德军重兵集团，先后出色地实施了方面军群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战役。苏军的防御在斯大林格勒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防御的特点是：在大纵深预先建立数道构筑完善的防御地区，并以军队及时占领，具有高度积极性。斯大林格勒成了巷战学校。正确选定主要突击方向和军队转入反攻的时机，善于建立军队的进攻集团，隐蔽进行战役准备，军队在进攻过程中巧妙行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密切协同，同时而迅速地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对外正面，在对外正面发展反攻等等，这些都决定了苏军反攻的胜利。在斯大林格勒反攻过程中，炮兵进攻在战争中第一次得到了充分运用，而航空兵行动则第一次采取了航空兵进攻样式。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中建立了巨大功勋，它们培养了军人具有在防御中坚忍不拔，在进攻中锐不可当的高度精神-战斗素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其军事上的丰要原因是：战略企图与实力相脱节，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兵力部署分散，形不成进攻重点；后勤供应困难等。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淮南煤矿
淮南煤矿矿区地处华东腹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1938年6月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淮南煤矿，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策略，立即开始了对淮南煤矿的疯狂掠夺。
1938年8月25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和三菱调查班等对淮南煤矿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详细调查；9月21日，确定由三菱饭冢炭矿经营大通煤矿，由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淮南煤矿局（九龙岗矿）。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受侵华日军军部控制。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大通矿长井上诚，九龙岗矿长藤义魂。
为加速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以满足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制定了增产计划，规定：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1939年的年产21.5万吨，增加到1946年的235.2万吨。
为加强对淮南煤矿的控制和掠夺，日本侵略者在煤矿推行的是血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地想掠夺煤炭，却又不增加设备、改革开采技术，而是企图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加大对煤炭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在淮南煤矿的罪行，是其在侵华期间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一个缩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与影响
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根本改变了19世纪以来欧洲支配全球的世界格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欧洲在地理上、政治制度上和意识形态方面都被一分为二，并处于美国和苏联的控制之下。19世纪欧洲建立的世界霸权地位如落花流水，一去不复返了。
与欧洲的不断衰落同步进行的是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的步步后退以及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得以完成。这是人类历史的极其巨大的进步，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变化。
与欧洲的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与苏联的不断崛起，这一过程同样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使美苏对峙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取代了西欧列强主宰全球的时代。这个新的两极格局的基石，就是二战中后期由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产物，雅尔塔体系反映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现实，并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它对战后的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留给冷战后的世界的宝贵遗产。
首先，雅尔塔体系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
其次，雅尔塔体系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不仅如此，在雅尔塔体系演变而来的两极格局中，也蕴育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在雅尔塔体系下，衰落的欧洲通过西欧的联合而走向复兴。这一联合进程使西欧成长为相对独立于美苏两极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级力量，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的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变化同样翻天覆地。在战败的日本逐渐发展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当中国终于恢复了它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时候，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并成为国际事务中最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实际运作而导致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世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它蕴育了两极解体的力量，蕴育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互宽容态度，蕴育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方向。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然而，50多年来世界无大战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无疑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用世界大战的手段对自己生活家园的一遍又一遍洗劫，人类本身制约世界大战的能力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双方调动一切经济力量赢得战争，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特别是战后的经济在高科技的推动下重新起飞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国际合作也成为绝对必须之事。正是这种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形成了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种从至今最惨烈的战争中产生出的对战争自身的否定力量，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大大发展，并成功地抑制了二战后一系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扩大。今天，以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准则的思想，已经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更多地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危机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伴随着冷战的发展、缓和与结束，妥协方式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常规手段。今天，妥协意味着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意味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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