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第一篇：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

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

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

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中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第二篇：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60年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发展奇迹。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也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开创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谱写了人类法治史上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一、在创建新中国的进程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框架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权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围绕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迅速着手创建社会主义法制，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法律思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主义法律思想和原则。首先，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价值。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其次，创立了比较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国体和政体的科学内涵与阶级本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第四，确立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等重要的立法原则。这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和原则，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决废除国民党旧法统，构建以“五四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的旧法统，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清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体制。毛泽东同志曾说，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中国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迅速制定颁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规，同时抓紧起草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努力构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旧的国家机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土崩瓦解，建立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任务。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从《共同纲领》、五四宪法的颁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施行，新中国在法制的框架内实现了由多党合作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体系的平稳过渡，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得以建立。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研究体系，培养了10多万法学法律人才。在全面废除旧法统的同时，新中国也抛弃了旧的法学教育制度，在学习借鉴苏联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研究机构和队伍。从1949年到1957年，新中国建立了10个全国高等政法院系，政法院校毕业生达13000多人，研究生近300人，轮训了10多万名司法干部。同时，各法学学科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出版、发表了很多著作和论文，一些法学刊物纷纷创刊。这些成就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法学教育研究的迅速恢复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恢复和发展法治，确立法律的崇高地位和权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上来，并围绕这一重大转变致力于法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时期。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历史飞跃。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重点抓立法，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具规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实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试行）》、《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制定颁布了三资企业法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94件、行政法规598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重要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建立健全司法机构、行政执法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文革”期间，我国法律机构基本瘫痪。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重建检察机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恢复整顿，1979年9月重建司法部。随着行政管理领域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相继出台，工商、税务、土地、卫生等行政执法机构恢复运转。同时，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也得以重建。到1982年底，各级各类法律机构基本得以恢复和建立，全国法律工作人员超过了100万。

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持续实施五年普法规划。“文革”结束后，受到重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一个比较完整、以专门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法学院（系）学位教育为主的多层次、多途径、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各级法学会、各种法学研究机构、各类法学法制报刊应运而生。法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成果丰硕。为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了4个五年普法规划，目前已进入“五五”普法阶段，通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民普法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三、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提出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 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96年，江 泽 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认下来，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制定和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环节，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公司法》、《合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等各类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立法陆续颁布，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与此同时，《宪法》修正案出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重新修订，《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综合性行政法律颁布实施。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件，行政法规353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成为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1993年3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行政。此后，我国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步伐明显加快，规范行政执法和制约行政权力的力度明显加大，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11月，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出了重要部署，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向重在“治官”和全方位推进转变。

积极运用法治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处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依据宪法和上述两个基本法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有力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2001年，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更加主动和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和经济纠纷，大规模清理、修订、废除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冲突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法治在促进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确立党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 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上，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 锦 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04年对宪法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宪法修正案14条，修正条文数是现行宪法4次修改之最，并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制定《监督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89件（含修改），《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180件。宪法及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社会法、经济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共七大部门的重要法律都已基本制定完成，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也基本健全。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提出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为法治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2005年底，党 中 央在总结我国法治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适应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要求，2004年3月，国 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明确提出经过10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标志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开始步入全面规划和整体实施的新阶段，在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国 务院又先后重点抓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复议、市县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等工作，在2008年5月颁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法治建设，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规划和加快推进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中国立法六十载步履铿锵留痕 法学专家详解我国依法治国进程6大事件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全国人大60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有很多阶段性、标志性的事件值得铭记。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全国人大60年发展历程中，在法治建设方面的6个重大事件。昨天下午，就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记者采访了著名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

京华时报记者孙乾张剑

1953年7月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范围普选

事件：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3年3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从1953年7月到1954年5月，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拉开帷幕。

意义：洪道德说，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是新中国第一部规范选举活动的法律，标志着人民依法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开端。同年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的奠基性伟大事件，标志着我国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政治热情。为1954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重要的是实行差额选举。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不仅各级人大代表要差额选举，而且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也要差额选举。与此同时，规定了选民或代表联名提候选人的制度，改变了过去那种“上面提名单，下面画圈圈”的做法。还把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选举制度的这些重大改革，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僵化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模式，提高了选举的民主程度。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事件：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经过热烈讨论并经无记名投票，《宪法》草案获得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此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大、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五个组织法。会议还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

意义：洪道德认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共和国一切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它预示着新中国的民主政治由此掀开崭新篇章。这次会议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它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惟一机关。由此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1979年七部法律标志中国立法新开端

事件：1979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七部法律破茧而出，即《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意义：洪道德指出，1979年颁布的这7部法律，不仅标志着新时期的人大工作从立法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也标志着我国的

依法治国进程又重新回归正轨。特别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对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重大作用；更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乱抓乱捕、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随着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出了相应的修订，这两部法律越来越朝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向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是我国向世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第一份法律宣告书。

1979年7月县级以上地方人大首设常委会

事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地方组织法和《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确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意义：洪道德分析，我国县级单位有2000多个，是国家政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大构成。但1949年建国后，县级人大没有设常委会，一定程度上属于基层政权建设的不完整。1979年7月，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注定成为一项被载入史册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举。

它改变了我国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不分的状况，保证了人大工作的正常运行，增强了人大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监督，进一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到1981年底，全国2756个县级单位全部建立了人大常委会。20多年来地方人大工作愈见活跃，在立法、监督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成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丰富完善的重要见证。

1982年—2004年颁布新宪法及22年内四次修宪

事件：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组成了阵容强大、精英荟萃的宪法修改委员会。修改、讨论工作历时两年之久。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037票赞成，3票弃权，通过现行宪法。

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它历经4次部分修改。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1993年3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宪，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要修改。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增加“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要内容。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增加“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内容。

意义：据洪道德介绍，1982年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革”的深刻教训，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而制定。它体现着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此后进行的四次修宪，每次修正，都是对原有认识、旧有体制的突破，体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

事件：2011年3月10日上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意义：洪道德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目标最终得以实现。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对于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中国几代立法者的艰辛努力终于有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将永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史册。

洪道德认为，按照国家的长远规划和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形成，但它只表明已经实现了立法工作的阶段性目标，并不意味着立法任务已经终结。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奠定坚实法制基础。

中国的法治建设走过了30多年的进程。如何评价30多年中国的法治进程，每一个侧身期间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知，如有的人看到是成就与进步，有的人则感受的是问题。本文尝试以事实为依据，从整体上对30多年的中国法治进程作一宏观梳理与把握，为后人留下一点记忆。笔者深知，由亲历者来书写当代史，抛开学识与能力问题，即便是主观上再自醒，也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何况30年中国法治的进程实在是过于宏阔，任何梳理和观察都难免挂一漏万。

一、从“无法无天”到依法办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力量，因而，梳理中国法治的进程首先需要观察的就是执政党政策的转变。1976年10月，延续十年之久，给国家、社会和公民造成极大伤害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处理好如下几项艰巨的任务，一是认真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防止“文革”之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自反右运动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和缺少法制，导致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只有平反冤假错案，才能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同时也才能使随意打击迫害持有不同意见者的恶劣风气有所改变；三是尽快结束社会的动荡。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激烈的战乱和动荡之中，人民群众对稳定和秩序充满了渴望。

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过程中，执政党中以邓小平等为首的一批“文革”期间身受迫害的领导人对法制与民主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理论界亦开始了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讨论。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明确指出“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联系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该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由于人治观念的影响，加之整个社会与法治隔阂太深，主要是把法律当作成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和手段。这一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口号是“依法办事。”

出现了第一次立法高峰。1979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制委员会，后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起草、修改法律草案，协调法律起草工作，立法工作的速度由此大大加快。同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7部法律。一次人大会议通过7部法律，开共和国历史上之先例，新时期大规模立法的序幕由此拉开，各种社会关系开始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八二宪法”又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进一步推动了立法工作和法制建设。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八二宪法”的制定。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了广泛的规定，对国家机关职权的规定更为细致，还特别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就是说法律至上、民主、自由等现代法治理念在八二宪法中均有了清晰的表达。尽管法律至上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昭示，但将其写入国家根本大法，毕竟是共和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八二宪法”为此后中国法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重建司法机关和司法系统。1978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人民检察院（1975年被撤销）；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恢复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事务。1979年律师制度也开始恢复，1986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监察部，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开始逐渐健全。与此同时，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原司法人员陆续归队，同时还从复转军人以及政府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些人补充进司法机关。复转军人进法院既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法律作用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法治建设的无奈，尚无合格的法律人才可用。

更为重要的是，反右之后被搞乱了的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被重新理顺，如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取消由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1980年1月，恢复成立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作为执政党领导全国司法工作的最高和唯一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使国家的法治建设能够摆脱任何个人和地方组织的影响，始终朝着执政党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保证了整个国家政法工作的统一。1982年1月1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又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针、政策，管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所属政法机关模范地依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

法学教育重新起步。自1977年起停招了多年的高等法学专业开始重新招生，承担起培养合格法律人才的重任。

此外，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即对民主的强调与重视。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始终是把民主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因于历史的欠帐太多，这一时期的法治建设操作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诸如日后争议颇多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活动（八三严打）。”

二、从以法办事到依法治国

法律的创设、制度的增多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的现象，这一问题引发了民众、理论界和执政党领导人和对法制建设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对治国方略的思考。知识界率先开始了对“法治”与“法制”词义的辨析。1990年代以前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实务界说起法律问题使用的都是“法制”一词。随着有法不依问题的一再重复出现，知识界开始注意到“法制”与“法治”概念的异同，经过探讨，最终形成了如下的共识：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而法治则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法制在价值取向上是中性的，而法治的价值取向极为明白，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法治的内容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有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说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另一方面这种良好的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守。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修正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正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力图实现治国方略的根本转换。“法治”由此具有了超越法律工具主义的深广意涵，中国法治建设掀开了新的篇章。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在此背景下立法工作再次提速，并出现了新的特点：第一，有了制度创新的意义。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对“八二宪法”进行修改，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大批用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二，不再单纯地满足国内的需要，还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法制统一原则、非歧视性原则、透明度原则，客观上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入世的承诺，中国制定、修改或者废止了数百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第三，突出保护人权。2004年，全国人大再次修改宪法，将保护人权正式写入宪法。2011年3月10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了更为扎实的法制保障。

行政执法不断强化。各级政府出于快速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推行法制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路、依法治林，依法治矿，甚至依法治校、依法治家等响亮的口号纷纷出台，就是在这一系列的“治理”过程中，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越发突出，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政府积攒起了足够的能量。

司法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流动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类案件急剧增多，据统计1978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2万余件，2010年已超过一千万件，翻了20翻。收案范围也由原来的民、刑事案件，扩展为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海事五大类，还有涉外和涉港澳台的案件，司法在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对从业人员入门门槛的提高，使接受过正规法学院教育的毕业生逐渐成为了各级司法机关从业人员的主体，司法从业人员完成了替换，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开始渐露端倪。

法学教育高歌猛进。由于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法学人才，加之市场经济也为法律人带来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报酬，于是进入90年代后法学专业开始从冷门专业变成为热门专业，一大批高等院校加入进了开办法学专业的行列。

就价值层面而言，权利观念的兴起最值得我们重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此外，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改变中国民众法律意识淡漠、守法意识不强的习惯，形成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法律秩序，国家开展了五年为周期的“普法”活动。这场波及亿万民众的普法活动不仅使民众的法律知识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也启迪了民众的权利意识。伴随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自下而上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权利观念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法律制度，并将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中国法律制度的重构。

三、从依法治国到全面深化依法治国

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法治意义上的对公权力的制约尚未实现。由于权力运行不规范，公权力随意进入私权领域，造成腐败屡禁不止，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了人们普遍质疑；民主、平等、人权、依法办事等法治理念尚未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更未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从而使公平、公正问题较为突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缺乏表达的机会与渠道，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开始凸显；司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亟待提升。当代中国各阶层、各族群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在法治的背景下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地交给了司法。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司法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及在全社会的权威体系中并不具备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尊崇，司法尚不具备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能力和实力。

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重提依法治国，而且使用了更为迫切、更加强烈的用语“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更加直观的目标建设“法治中国”。世界各国的历史及经验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种，但治理好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方法却只有一个，就是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法治所依赖的各项合理制度会使权力受到真实的制约与监督，换来国家的平稳发展；法治所内涵的特定理念，能够让社会中所有群体的合理利益以及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受到严格的保护。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更多依靠的是解放思想和对外开放，那么未来的中国依赖的只有制度的力量。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

反腐力度大大提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开始提升。通过简政放权和扶植新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等措施使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正确的方向。搁置多年的《预算法》修改终于完成，对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了更具体的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户籍制度改革启动，这些实实在在势必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正义。

司法改革有序推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会上通过《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4年6月6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和难点问题的导向进行了规定。以建设现代法官制度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艰难起步。

第三篇：法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法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以建设法治XX开创社会管理新局面

随着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变革的持续推进，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表达趋向多元性，矛盾纠纷呈现复杂性，加之各类思潮广泛传播，人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益发鲜明，由此对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更多考验，提出更高要求。面对当前社会形势，今年2月19日党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以往探索所取得的成绩和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当前的工作重点和思路，作了全面阐述和部署，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指明了方向。认真解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内容，可以看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于坚持走法治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强调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在区委正确领导下，法治XX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全区实现“率先现代化、再造新XX”战略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不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各种新的社会矛盾随之而生，加快推进法治XX建设，全面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各项任务任重而道远。

一、充分认识建设法治XX四大“基本”要义

去年10月，中央确定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南通作为江苏唯

一、全国7个地级城市之一入选。XX作为南通的主城区，被列为全省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并明确提出力争通过卜2年努力，迈入全国“社会管理示范区”、“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行列的奋斗目标。对照我区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要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夺取“十二五”征程伟大胜利，实现创建目标，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为确保全区各项事业有序快速发展，加快法治XX建设，助推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法治XX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方略。创新社会管理，落实科学发展，不仅要重视解决思想观念问题，还要从法治上体现以人为本，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利；从法治上体现统筹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及全区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法治上体现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责任，从而逐步建立完整的法制保障体系，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责任体系。因此，应结合法治XX建设，进一步优化保证我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体制机制，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层面之上。

（二）建设法治XX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内容。社会管理创新，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就当前而言，我区社会形势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但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凸现等普遍问题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在新形势下，应更加注重依靠法治解决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依靠法治加强社会管理，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三）建设法治XX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化。近年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备，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治保障水平日益提高。但民主法制建设与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客观要求还不相适应，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待逐步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有序表达还未形成相应完备的制度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制机制亦有待进一步完善。只有加快法治建设，人民民主权利才能有强力基础。

（四）建设法治XX是巩固执政根基的基本保证。依法执政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之一。法治建设状况和执法水平直接关系和体现党的执政能力。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贯彻落实。党能不能带头守法、保证执法，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依法治国不仅要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要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①。加快法治XX建设，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促进我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二、建设法治XX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省、市关于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部署，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连续五年蝉联省社会治安安全区，获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以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重点，以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为切人口，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一）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一是组建区、街、社区二级法治建设组织机构，加强和充实依法治区领导班子成员，建立公正司法、依法经营、法治宣传等法治XX建设指导协调小组，由各党政主要领导负责各协调小组，加强责任落实。二是明确目标与职责，将法治建设列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并与绩效考核相挂钩，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评审监督。三是进一步深化党务公开，努力提升依法执政水平，完善出台一系列文件，以制度规范依法执政。四是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要决策措施，以及全区群众关注的重大事项都通过多种途径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自觉接受监督。

（二）执法司法重点突出。一是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公开政府职能，对行政执法事项、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告知事项、办事结果以及监督方式等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公开。二是加强行政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出台 “一把手”应诉制度，并加强对重大行政处罚的各案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二是以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指导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规范，大力推行执法公开。

（三）法治宣传氛围浓厚。一是普法宣传全面展开。高标准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制定下发法制相传教育设施意见，明确普法工作的具体任务和要求，突出抓好重点对象普法工作，如通过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党校进修学法以及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促使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二是宣传教育形式多样。通过XX网新华频道、《XX在线》等媒体开展系列宣传活动，编写政法综治信息，开展知识竞赛，不断创新法治XX宣传方式。在此基础上，法治XX建设成效可总结如下：一是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显著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水平普遍提高，广大群众依法维权意识进一步提升。二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力度明显加大。行政执法部门均能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处理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行政行为合法有序；区法院、检察院着眼服务经济发展，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多项工作创新得到上级认可与推广。三是执法责任制得到明显落实。各单位严格考核，把执法责任落实作为工作重要内容，对重大行政处罚集体会审并公示，以阳光执法促公正。四是基层民主政治自治能力明显提高。广大群众参政议政渠道畅通，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三、建设法治XX的工作导向

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区法治建设管理呈现良好势头，但同上级要求和群众期望还有一定差距。特别反映在市场经济中，各类纠纷矛盾时有发生；在社会发展中，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等等，为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类突出问题，需在以后工作中树立以下工作导向：

（一）加强公正执法，推进依法行政。毋庸置疑，近些年各单位、各部门依法行政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情况在极少数单位与个人身上仍然存在，少部分行政行为未能得以及时纠正，极少数工作人员法治观念淡薄，缺乏群众感情与服务意识。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各个部门与单位应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责，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畅通、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规范行政行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采取更有力措施，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促进行政执法水平不断提高。

（二）加强执法监督，确保权力运行。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区执法活动总体形势良好，但也仍有少部分群众和企业反映，个别执法部门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够。在新的形势下，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监督行为还需进一步规范。应深人研究综合运用多元监督工作机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委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明确内容、规范程序、改进方式，加强对各种形式监督的协调整合，保障执法监督的有效进行；进一步深化执法监督体制改革，重点加强责任追究，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确保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升法治水平。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础工程。应进一步突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公务人员法律法意识，大力宣传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法规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牢法治思想基础。针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既要注重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要注重增强法治意识和义务意识。根据当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等深刻变化的新情况，积极探索和不断推开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形式，善于运用新兴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作用，加大宣传覆盖面与渗透力。

（四）加强法治引导，创新建设领域。目前，XX区外来人员达数十万，一方面，他们为XX区的经济发展和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情况还将长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员的文化普遍较低，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因此，加强对外来人员的法制教育，也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应动大脑筋、花大力气，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系统教育培训，使他们真正成为建设现代化XX的合格一员。建议各单位、各部门从XX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把组织对外来人员的教育，作为法治XX建设、加强社会管理的一项创新工程，坚持不懈做好做扎实。

四、建设法治XX需重视的若干方面

加快法治XX建设，应根据XX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积极的实践探索，在工作中，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看待法治建设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法律，坚决防止和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也是党的领导法律化、制度化的过程。必须根据加快依法治国的新形势，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充分发挥党委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指导监督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进而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拥护和支持。

（二）正确看待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法治属于上层建筑，法治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基础尤其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近五年来，我区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法制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但广大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法治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既要适应形势的要求，增强紧迫感，加快进程，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因此应从实际出发，尊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恰当把握工作节奏，实现法治建设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正确看待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我党提出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新时期党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仵下，既要重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要重视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既要重视法治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又要重视德治对社会成员的规范作用。实际工作中，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第四篇：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依法治国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发展历程

【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本文重点阐述依法治国的理念，以及中国的法制建设所经过的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一、依法治国的含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前提是有法可依，依据宪法和其他法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依法治国的核心为依宪治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以有法必依为中心环节，依法行政、执法必严是其权威性的体现与关键所在，违法必究是其强制力的体现。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做了高度概括：“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的法治发展历史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1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为中国文化扎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弊端。追溯我国法的起源，具体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周时期，甚至是夏商时期。一路走来，法律的发展史是十分的坎坷与曲折。各种主张也形成了众多的学说和思想，主要主张有“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等。其各种主张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在夏商时期，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和保障皇权，以神权来宣称“王权神授，代天行罚”的思想来维护皇权的统治。西周时期主要统治思想是“礼治”，周公制礼、以礼治国等宗法制度已成为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核心。“礼治”的基本特征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中虽然主张所有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一律不得给百姓增加义务、王孙贵族犯了罪必要时候也要受到刑罚的平等条列，但是贵族和享有特权的人通常能享受到各种的特殊对待。

马念珍，《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法学探索》1997年第3期(二)在秦朝时期，主要治国思想是“法治”。历史上第一位统一全国的君主秦始皇，他以法强国最终统一了六国。其后有‘车同轨、书同文’的改革，以便其统一治理国家，以此可见法的重要性。在秦时期，商鞅以《法经》将“法”改为“律”，在古代法强调内容上的公平正直，律则偏重于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这与我国现今的要求颇为相似，这在当时为律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当时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富强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商鞅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为秦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后来秦始皇也继承了商鞅、韩非的“法治”思想并将其推向了极端。法家李斯当时任秦国丞相，他主张“君主必须独治天下”，而当时秦始皇主皇帝独揽大权。秦始皇认为人们一切活动都应该依法律规定的模式运行，所以当时有“法繁如秋荼，而网密如凝脂“的说法。李斯主张”法治“并且法应从严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

(三)两汉时期的治国思想除沿袭了一定的尚法任刑之外更注重的是德行。故其主张治国思想是“以德治国”。后来在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大统一的需要，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其表现主要在立法上，例如“三纲五常”等都是从道德方面来限制人们的行为，也是道德律例化。

(四)在后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法律制度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主要治国思想是将道家、法家、儒家他们所主张的“礼治”、“法治”、“德治”三者杂糅在一起，综合的治国思想。其比较活跃，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后来各个时期的治国思想也颇为相近。在后来各个时期中，只有在特殊的阶段有一定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更强调的是“礼治”和“德治”，“法治”虽然在实践中一直被广泛使用，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受到推崇。相比较而言，将“法治”作为治国核心的只有战国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法治”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注意的是秦国的法治在刑罚上都偏重，要与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法治”区分开来。

三、中国近代受西方影响的法制建设

(一)中国近代法学,并不是国人在继承中国古代法学(律学)之基础上诞生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着特别巨大的启蒙意义。

1.在中国近代,比较早将西方的法学观传进来的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1839年,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为了知己知彼,就曾组织人员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De.Vattel)的《国际法》一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其中,就涉及了西方的主权观念和法治观念。林则徐的好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积极地宣传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梁廷的《合省国说》一书,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选举制度、宪政理念和三权分立观念。

2.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称为“洋务运动”时期。在该时期,一批启蒙思想家也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活动的基础上,掀起了新一轮的传播西方法学观的浪潮。从而对光绪的法律改革的思路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3.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也大力传播西方的法学观和法学思想。尤其是在1904—1909年完成面世的《孟德斯鸠法意》一书中,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权力分立、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和观念,都作了宣传和阐述。

4.“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更为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上述活动。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在该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传播了许多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念。与陈独秀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大钊,也通过一系列论文,开始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法学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活动。2

(二)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法学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和诞生所起的奠基作用的活动。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虽然带有两重性, 但作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包括法和法学知识)的携带者和传播者, 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介绍、宣传和阐述西方近代法学的使者,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者, 是中国近代变法活动(如戊戌变法、清末修律等)的积极参与者。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 他们的活动催生了中国近代法学尤其是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法学、诉讼法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的诞生与成长。3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制中国建设

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法律经济成本都付不出的穷国, 但也不属于可以付出足够法律经济成本的发达国家;我国不是一个连一点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都不具备的愚昧国家, 但也不属于完全具备现代法治所需文化条件的国家;我国不是一个处于乱世的国家, 但波澜起伏的社会变革对法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

4此, 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是一种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治理好国家, 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是党的领导集体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领导人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开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伟大事业。

(二)“文化大革命”中, 国家法制惨遭破坏。针对这种现象, 以邓小平同志 23 何勤华，《西方法学观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法学》2004年第12期

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04年第5期 4 郝铁川，《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坚定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 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从此打开。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96 年2 月8 日下午, 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的总结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 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5

(四)2008年5月4日，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邀请，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中国政法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生讨论依法治国时，温家宝总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标志。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

(五)2014年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五、结语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法制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肖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求是杂志》2007年第20期

第五篇：民主法治与建设

编号： 0012009-2010 学年 冬季学期

上 海 大 学

本科生课程（选修）论文

论文题目：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课程名称：姓名：

学号：

2010年3 月 1日

[内容提要]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需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的长期历史过程。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依靠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世代相继的多方面的建设和创造性的实践。其中包括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基层民主建设。

[关键词] 基层民主建设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强调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贯彻十七大精神，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层次较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民主同保证人民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这决定了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多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直选不断发展。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广泛推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深入人心。人们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享受的民主权利越来越多。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涌现出了一批“民主法治示范村”和“民主法治示范社区”。但也要看到，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一、党的领导是发展基层民主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团体、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有序地进行。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发展基层民主的基本途径。

十七大报告将“发展基层民主”与“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将人民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的、广泛的途径。目前，我国具有基层群众自治性质的组织主要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城镇社区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和业主委员会制度、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制度等。发展基层民主，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三、将发展基层民主与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结合起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

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相辅相成。发展基层民主，要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能否以及怎样跳出封建社会“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实现对外对内两个开放，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著追求，始终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目标。尽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帆风顺，但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基层民主建设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并取得了长足进展。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改革开放带来的“四个多样化”局面，给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使他们和谐相处，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社会？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如何使他们行使好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张莉,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年 第03期

[2] 张小华,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2008年 第04期

[3] 陈素阁, 法制与社会LEGN SYSTEM AND SOCIETY 2009年 第24期

[4] 何群立--《探索与争鸣》1999年09期

[5] 李龙海《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