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第一篇：法官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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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凸现，司法的作用日益突出，司法领域也出现了立法滞后与人民日益增强法治意识的矛盾，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某区域涉及大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党和国家大局之间的矛盾，致使法官的工作负荷不断增重，而影响了法官的正常心理健康。主要表现为：

一是疲劳或压抑心理症状。不少法官感觉工作压力过大，工作频率过快，工作要求过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担心出现差错而时时如履薄冰，常常处于一种“案未结、心难安、情难稳”的压抑状态，时间一长有疲劳感和厌倦感。二是不平衡心理症状。有的法官认为法官与公安等其他政法部门人员相比，要求更高、管理更严、责任更重、工作更累，但在有关待遇方面则是地位偏弱、经费偏少、工资偏　低、条件偏差，如公安警察有警衔级别津贴，而法官级别已评定多年却至今没有津贴，觉得自己吃了亏。三是浮躁心理症状。极少数法官不满现状，羡慕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提升机会多、晋升快、办事方便，不能安心工作。

究其原因：一是工作压力大。随着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不断发展，法院的受案数量逐年增多，审理案件的难度也不断增大，既要坚持依法办案，又要注重办案的文明性和科学性，还要注理办案的效果的和谐性和终结性，稍有不慎甚至在并无不慎的情况下，只要发生恶性事件或出现重复上访，承办法官无形中就会受到鄙视、冷落或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追究相关责任，使得法官工作压力聚增。二是协调社会人际关系难。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依法办案时必然要面对如何摆正做法官与做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何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理好上下级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第一位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关系，如可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一好与依法办案有利益冲突的上下左右的复杂人际关系，还要承担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给法院和本人甚至家庭带来不利影响的压力。三是各方面的诱惑多。随着法官交往接触的人群范围逐渐扩大，金钱、名利甚至色情等方面的诱惑也随之增多，时时折麿法官的心灵，困惑法官的心智，有的诱惑因为披着人情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使法官在时刻警醒自己、努力保持清正廉洁的同时备感疲惫四是对家庭亏欠多。与普通人一样，法官也有自己家庭、父母、妻子、儿女，但由于职业的需要，法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工作中，往往无暇顾及家庭感情，对父母、孩子缺乏关爱，与配偶缺乏沟通，总感觉对他们亏欠太多，内心有愧疚感，也有危机感。

针对以上心理健康问题，笔者建议：一要注重法官的心理保健。及时分析法官心理，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治，开设法官心理保健课程，引导法官培养良好的心态。法官在工作中出现差错，在批评或处分的同时，也要给予人性化的关心和爱护，为其化解压力。二要着力解决法官的实际困难和有关待遇。对法民带有共性的困难，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解决；一是难以落实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解释，争了法官的理解，化解其心中的症结。对法官个别的困难，特别是家庭难题，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丰富法官的业余生活。在节假日期间，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四是提高法官综合素质。通过加强学习，培养良好品质，提高修养，增强法官在各种压力困难和考验面前自我调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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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官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法官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法官与普通人一样，脱掉那身法官服，也会回归凡人的本性，有恐惧、有牢骚、有生活的压力，有职业的竞争，有人际的困惑。特别是职业的规范给他们带来更多普通人体会不到的精神与心理压力。不要小看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如不及时疏导和治疗，就会影响到公正审判、廉洁办案。

一、法官心理压力的具体表现

作为承办全国80%以上一审案件的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交互作用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据报载，05年底，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以问卷、座谈以及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基层法院法官的心理压力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高达52.6%的法官或多或少存在心理问题。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法官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疲劳或压抑心理症状。不少法官感觉工作压力过大，工作频率过快，工作要求过严，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担心出现差错而时时如履薄冰，常常处于一种“案未结、心难安、情难稳”的压抑状态，时间一长有疲劳感和厌倦感。

(二)是不平衡心理症状。有的法官认为法官与公安等其他政法部门人员相比，要求更高、管理更严、责任更重、工作更累，但在有关待遇方面则是地位偏弱、经费偏少、工资偏 低、条件偏差，如公安警察有警衔级别津贴，而法官级别已评定多年却至今没有津贴，觉得自己吃了亏。

(三)是浮躁心理症状。极少数法官不满现状，羡慕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提升机会多、晋升快、办事方便，不能安心工作。

造成这些心理问题虽有多方面原因，但长期的工作压力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或许更为直接和普遍，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法官心理压力的成因

法官职业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如社会地位较高，工作责任较大，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等等，与之相应，法官职业压力的形成原因也有一定特殊性。笔者在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多年，根据多年法院工作及对法官的了解，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成因：

(一)来自法院内部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工作强度大。

近年来，法院受案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就我们滨江法院而言，每年的案件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而审判一线的人员并没有因此增加，审判业务庭连最基本的一个合议庭也不能组成，“案多人少”问题相当突出，由此引起的压力自不待言。职业要求日益提高、工作难度不断增加。社会进步使司法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对司法人员的要求也急剧提高。同时，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案件难度不断增加。如近年来涉及劳动合同、物业管理合同、医疗服务合同的案件大量涌现，此类案件关乎群众切身利益，而有关的法律规定相对空白或不够完善，造成办案的难点。面对不断出现的法律漏洞，法官在断案中不断经历着挑战，必然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目前我国司法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断加强。对法院的监督包括法院内部监督和外部的监督。在尊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加强监督力度，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但对法 2

官而言，必然增加压力。而一些不恰当、不合适、甚至是越位、违法的监督，如对正在审理案件的过多干预，势必增加法官的心理负担。

(二)是来自法院外部的压力。

《法官法》赋于法官在依法行使职权中享有豁免权。可是在现实中不尽人意，法官要承受着来自各方面、各个层次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经常面临被免职、名誉受损、身体受伤害等危险。如陕西省富平县法院法官王亚光，因为“抗上”而被免职，至今在家待岗七年;河北省卢龙县法院前院长贾庭润，因为不按“上面”的意思定案，被免去院长职务，赶出法院。经最后证实，他们都无愧于法官的职业，却因此而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及个别人的问题，但已足够让其他法官觉得上审判台就像上战场一样真枪实弹。一旦审到“关系案”，法官就要权衡再三，甚至夜不能寐，这个时候，法官就需要心理治疗了。此外法官在执业过程中，常被拉出来评头论足，如行风评议、创满意评选等。而法官在自己的司法活动遭受公众的误解和非议时，很少有辩解机会。同时，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未被普遍认识，布置给法官的“课外作业”相当繁多，使法官不得不从事大量与专业无关的社会工作，增添了负担。

(三)来自当事人的压力。

对于基层法官而言，面对的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来自乡土社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一整套高度专业化的诉讼程序和术语难以理解，更难用正确的方法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大多把希望寄托于法官的明察秋毫，而一旦审判结果与自身预期不一致，则迁怒于法官。于是，法官轻则被投诉、辱骂、人身攻击，重则甚或遭受牢狱之灾。吉林省柳河县法院就发生过这样的惨剧。当事人因对判决不服，怀疑女法官兰伟琴“腐败”，公然手持利刃将

其杀害。又如广东省四会市一名法官因被告证据不足判其败诉，被告在法院门口服毒自杀，该法官随即被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虽然最后被宣告无罪，但这一过程对法官身心的折磨可想而知。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法官正常的司法行为变成其与当事人个人利益的直接冲突，牵涉了大量精力，其间引发的心理压力甚为普遍。

(四)来自世俗的压力。

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依法办案时必然要面对如何摆正做法官与做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何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如可协调好办案中牵涉的人情世故关系等令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得不分出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时时以谨慎稳重、冷静沉着的心态，去应对、协调、处一好与依法办案有利益冲突的上下左右的复杂人际关系，还要承担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给法院和本人甚至家庭带来不利影响的压力。与此同时，随着法官交往接触的人群范围逐渐扩大，金钱、名利甚至色情等方面的诱惑也随之增多，时时折麿法官的心灵，困惑法官的心智，有的诱惑因为披着人情的外衣让人防不胜防，使法官在时刻警醒自己、努力保持清正廉洁的同时备感疲惫。与普通人一样，法官也有自己家庭、父母、妻子、儿女，但由于职业的需要，法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工作中，往往无暇顾及家庭感情，对父母、孩子缺乏关爱，与配偶缺乏沟通，总感觉对他们亏欠太多，内心有愧疚感，也有危机感。

(五)来自新闻媒体的压力。

揭露独立审判中的腐败现象，反对司法权的滥用，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如引起各级媒体高度关注的“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新闻舆论进行了相关的报道，比较

有效地监督了司法机关的审理过程。现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我国媒体经常出现“媒体审判”现象，冲击审判独立，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审判独立受到冲击，审判公正将难以实现。媒体监督冲击审判独立进而影响审判公正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由媒体角色的错位所致;第二种是由于媒体与法官的不同职业特点和价值取向所引起的;第三种是个别媒体的不当行为干扰法官独立审判。在媒介的事先报道，或者在报道中有意识的掺杂对审判结果的猜测和价值导向下，会让公众在审判前就对法官形成共同的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和与之相应的判断标准会迅速蔓延和传播。面对社会大众的期待压力，即使是有良好职业技能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法官，也难保不受干扰。

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影响法官的心理健康的因素还会不断出现，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如果法官长期处于亚心理健康状态，肯定会对审判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威协。有些法官或变得无精打彩，怨天尤人;或变得脾气暴躁，进而激情受贿，走上犯罪的不归路。这就是心理危机导致的社会危害了，我们不可以轻视。

三、缓解法官压力的对策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就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法院管理工作中，关注法官心理健康问题，注重个性化、人性化和科学化，体现以人为本，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由此，关注法官的心理健康问题，就得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缓解法官压力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有效的基层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提高基层法官的社会地位，减少基层法官的职业风险，保证基层法官能尊严、理性地投入工作。该体系至少需确立五种制度，包括

基层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基层法官的职业地位保障制度、基层法官收入保障制度、基层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和基层法官业务培训制度。

(二)是建立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确保法官专业素养的同时必须保证法官有较高的心理素质。对于拟选进法官队伍的人员应检测其心理素质。从目前基层法院的情况看，许多法官是25岁左右就担任法官的，而生活经验与社会阅历的缺乏是他们最大的缺点。随着近年的机构改革工作的开展，许多有丰富审判经验的“老法官”都退下了法官岗位，使法官群体的年龄层日益年轻化。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青年阶段(20-35)是各方面都不稳定的时期。一是自我意识增强但“自我统和”能力差，二是抽象思维迅速发展但缺乏成熟的理性思考，三是情感日益丰富但易偏激。法官的职业需要的不是激情与冲动，而更需要保守、平和、冷静和持中。如年轻法官往往欠缺对庭审中的突发事件或非正常情况的驾驭能力。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具有的洞察社会现实、参透人情世故。因此，从提高整个法官群体的素质、能力以及长远的发展来看，笔者认为，首先，要改革现行法官任职条件，抬高初任法官的年龄限制，侧重对初任法官的法律职业经历的要求。法官的任命条件，应当提高到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毕业从事法律工作满8年至10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法律工作满5年、获得法律专业博士学位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的，才有资格当法官;另外，从事律师、法学教育工作满若干年者可以当法官。其次，完善法官培训制度，使法官的法学理论知识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深化，全面提高审判能力。应重视对初任法官任职前的培训，可以考虑设置初任法官的实习期，在实习期内，不正式办案，也不受办案任务的约束，实习法官在实习期主要是熟悉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并逐步学习案件的审理程序、重点和技巧等知识，为正式审理案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是要充分发挥法官协会的作用。法官协会作为法官自治机构，至少可以担负以下功能：一方面它可在统一法官司法理念上有所作为，通过研讨会、组建法官沙龙等形式，增强法官之间的交流和价值观的融合，使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它可在维护法官合法权益方面为法官代言，特别是在维护法官尊严和保障法官人身安全方面更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使法官产生职业归宿感与安全感。与此同时，建议开设心理咨询与心理讲座以帮助基层法官减轻心理负荷。比如，可以借鉴公安机关的做法，建立心理服务中心和心理咨询热线。实践证明，通过专家门诊来缓解警察心理压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可以采取匿名方式咨询，心理热线就显得非常便捷，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还可以邀请心理专家到法院做定期的心理讲座。通过心理讲座，促使法官树立正确的成就观与价值观，增强职业信念。

(四)是提高法官的职级和待遇。基层法院因为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的限制，使法官的晋升机会较小。级别设置的本意，是通过“能者上”来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我国的法官级别是相当的特色的双级别制：一方面是法官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行政职务等级制度。一个基层法院的副院长往往与乡镇司法所长是平级，而比公安派出所所长还要低一级。因此，建议实行基层法官职务晋升与职级晋升的“双梯制”，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显形待遇，同时上级法院出现法官员额空缺时应从下级法院优秀法官中选调，以畅通基层法官晋升晋级的渠道，这样可以克服基层法官因升职空间狭窄而产生的苦闷、懈怠等心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五)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目前，基层法院的工作不仅要接受来自当地党委、政府的评估考核，还要接受上级法院的考核。有些考核内容与审判工作的性质、规律不相符，如果纯以改判率、发回重审率论质量，以结案率论效率等，致使基层法院忙于应付，法官为此身心俱疲。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综合考核评估体系，是值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法院认真考虑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三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思想不够解放，比较保守。主要是思想问题，认识有误，老是认为自己年龄偏大，体力精力不足，还闹腾什么，不如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好，别出大的问题就行了，所以认识不够到位，就造成了在行动上，对待工作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缺乏对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完全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2、执法就是服务的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随着《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的不断提高，执法工作必须转变以前的那种生硬的检查状况，要寻找新的思维方式，树立新的执法理念，什么是新的执法理念，那就是执法就是服务，找准执法就是服务的结合点，努力打造以人为本，执法就是服务的新理念，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全面推进执法工作。江泽民同志曾提出过“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以前我们对“服务”这两个字的思想体会的不深不透，没有自觉的深刻领会其深刻的涵意，并且缺乏群众观念，没有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有些工作开展的不是那么很到位，也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小成即满，今后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因为群众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执法就是服务将是永远无止境的，不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就有可能损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3、坚持学习还不够自觉。在日常工作中，急于忙于繁杂的具体工作，总是有意无意的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忽视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忽视了专业理论的学习，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不强，老是认为学不学习问题不大，在思想认识上就不到位，加之忙于事务性的应酬，很不自愿的挤出时间学习，即使有时间也坐不住，深不进去，所以在理论学习上还不够用心，理论素质比较浅薄，与盐政执法工作有关的的业务就学一点，与本职业务联系不大的就很少去学或者很少涉及到，在学习上实行的是使用主义，对专业工作关系不大的就不想去学，造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单一，把握形势理解国家大事或者社会问题，理解的就不深不透，更谈不上了解大局问题了，并且自己不喜欢动脑子，懒得很，不善于研究

思考问题，直来直去、头脑简单、说话信口开河，想说就说，不考虑后果，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文化程度偏低又不好好的学习，既不努力也不争取，造成了文化素养低、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既达不到工作的低要求也跟不上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4、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机关工作的时间长了，慢慢的深入基层的时间就少了，即使有时间也不乐意下去，再加上年龄已偏大，坐下了就不想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情况的次数就少了，浮在上面深入不下去，遇到问题指手划脚的情况就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就少了，造成了工作不够扎实，有时理论联系实际就更不够了。

5、争先创优的意识不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经济建设突飞猛进，面对新形势立足本职，思来想去，不管怎么衡量，或打量一下看自己，都未具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新观念，争先创优的要求，工作没有新亮点，还不善于创新，未能够很好的理解，灵活的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的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6、精神状态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近几年来，对自己所担负的本职工作，相比而言，工作的热情劲有所减弱，由于年龄偏大，精神状态也不算很好，在思想上时有发生安于现状的想法。具体表现在对工作不够积极主动，更谈不上工作有所创新，所以最终表现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在日常的工作中，能过则过，实在不能过再说。缺乏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四篇：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当前我们在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群众观念淡薄

少数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甚至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工作中不踏踏实实为群众做事，而是为自己着想、为政绩着想，群众利益与地方发展发生矛盾时，不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一些党员干部把自己甚至把党放在了群众利益的对立面，如某地一领导面对记者采访时竟质问“你们究竟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

（二）工作方法落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多元化，群体利益多元化，利益冲突增多，解决难度增大。面对新情况、新形势，一些党员不加强学习，缺群众工作的本领，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方法简单粗暴，喜欢命令式强迫群众服从。在信息化背景下，有的党员缺乏运用法律手段和舆论手段来动员、组织、指导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少数基层党员中出现“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的现象。一些人觉得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面对复杂的群众问题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三）不会协调群众利益

过去的群众工作，主要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政治利益居于中心地位。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则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经济利益居于中心地位。群众与地方政府、群众与企业以及群众间的利益冲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更为复杂。少数党员干部不会协调群众利益，在遇到复杂的群众问题时往往采取“拖、躲、捂、推”的办法，既：遇到难题绕着走，任期一到，拍屁股走人，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群众前门来，领导后门溜，群众烦心事，一躲了之；怕暴露问题，影响升迁，掩盖矛盾蒙混过关；对群众的诉求推来推去、转来转去，让群众跑来跑去。

二、群众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具体分析来看，这些问题的存在有以下原因：

（一）理想信念不坚定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由弱变强，是因为我们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信念，为广大穷苦百姓打天下，谋福祉。当我们党执政60年后，党内少数领导干部，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极少数党员干部更是见利忘义，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站到人民的对立面。

（二）作风飘浮脱离群众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深入基层的扎实工作作风。一些干部工作在县里住在市上，或者工作在乡镇住在县城，下基层也是车来车往，蜻蜓点水，干部不认识群众，群众也认不到干部。有的党员干部把群众工作作为负担，觉得群众素质低打交道麻烦，看见上访群众就头痛。遇到群体性事件，就束手无策，举措失当，驾驭不住局势。一旦为群

众做了点应该做的事就大肆宣传，自以为是。群众形象地说：交通便利了，干部离群众反而更远了；通讯发达了，干部和群众的交流反而更难了；干部文化水平高了，群众工作水平反而降低了。

（三）工作目标错位漠视群众需求

发展是第一任务，但也不是经济繁荣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如今经济发展了，一些地方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却降低了。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在抓发展时牺牲本地的生态环境和群众利益，甚至漠视群众利益，与民争利。所以有识之士指出：干部在GDP的迅速增长中陶醉，而群众却在安全感和幸福指数的不断下滑中埋怨。当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强烈，希望党和政府化解他们因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被剥削感，不公平竞争导致的被侵害感，社会保障有限导致的不安全感。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回避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

第五篇：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法官队伍建设，可以说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如牛毛，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毕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笔者试图从制度层面上解剖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对法官职业化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对法官队伍现状的整体评价

说到对法官队伍的整体评价，笔者想引用最高法院副院长曹建明的话，他说，1998年以来，全国法院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严肃执法，秉公办案，为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证明，法官队伍是好的，是党和人民完全值得信赖的。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实事求是的。相比而言，法官同行政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相比，从人员素质到工作效率都是比较高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等于说法官队伍就不存在问题了，实际上，我们的法官队伍无论从人员素质还是管理制度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么，现阶段法官队伍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

（一）从队伍素质上看，法官的整体素质尤其是业务素质偏低，职业化程度不高

先从业务素质看。笔者并不否认，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或大部分法官还没有达到职业化的要求，有的还相距甚远。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你那么说，是不是夸大其词？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从法官队伍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国法官成分复杂，同质化程度严重不足

从各级法院法官的来源来看，我国法院法官的成分极为复杂。有的从行政机关调入，有的是教师改行调入，有普通高等院校毕业分配来的，有的是转业军人安排就业的，有的是经考试录用的，有的是“以工代干”转正的，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有的是大学或大专毕业，有的中专、高中甚至初中毕业，学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而普通高院校法学本科以上毕业的只占极小的比重。这么多成分如此复杂的人组合在一起，由于文化程度不同、所学专业不同、经历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人生观、价值观、法律观的差异，最明显的是面对同一件案件，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或上下级法院的法官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不可避免地造成审判秩序的混乱和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法官的公信度不高，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从法官队伍的管理体制及管理手段来看，现阶段实行的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已经不适应司法职业的内在要求

先从制度设计上说，建国以来我们的各级法院都是按标准的行政机关设计的，就是现在，各级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与行政机关并无二致。如院长以下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下设若干业务庭室和综合处室，院长、副院长分管几个庭室或部门的工作，这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设置和运行方式极为相似。所有的人民法院都存在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们的法官被人为的分成了三六九等，法官与领导之间、下级领导与上级领导之间事

实上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领导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官的升迁任用与奖惩，事实上形成了法官对领导、下级领导对上级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人身的依附必然导致意志的屈从，造成法官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法官职业意识的养成，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个权力结构适用于行政机关却不适用于人民法院，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再从各级法院的运行机制来看，现在通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有悖于司法的规律。通行的做法是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主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研究才能下判，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这些庭长、院长不办案却可以“唱主角”决定案件的结果，而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反而成了“跑龙套的”，可谓中国一“怪”。实际上，法官的审判活动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获得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解释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的价值和逻辑关系进行内心确信→形成判决的思维推理过程。这个思维推理过程是由法官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个性化的脑力劳动，不需要他人的干扰。这种无限往复的逻辑实证过程会外化为一种定向的思维习惯，成为法官职业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而现行的案件审批制度却未能体现这一特点，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的行使，实际上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四）从法官队伍的数量及工作效率来看，我国法官数量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不高

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官大约20多万人，平均每5、6千人就有一名法官，与发达国家每5—6万人有一名法官的比例相比，我们的法官数量实在过于庞大。与数量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法官的审判效率并不高，每人每年结案只有三、四十件案件，只相当于美国法官的十分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效率如此之低？是不是一线法官办案的绝对数量很少？我看不是，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法官一年能办一二百件案件，一般的也能办百十件，效率并不低。造成平均结案率低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法院存在相当数量的“脱产”或“半脱产”法官。在法院，办案最多的是审判员（包括助审员），副庭长次之，到了庭长一级办案就少了，当了院级领导就基本不办案了，再加上不办案的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科室的法官，不办案或基本不办案的法官占到了法官总人数的一半左右。这样平均下来，审判效率自然不会很高。

二、关于法官队伍存在问题成因的思考

关于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成因的探究，应当从分析问题入手，最终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量。

（一）关于法官素质的思考

先从法官的选任看，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过低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先天不足。法官职业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不仅要具备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且要具备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然而建国以来，特别是法官法实施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一直被忽略了，对法官的选任几乎无任何诸如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很多人可以未经严格选拔而进入法官队伍。由于没有严格的选拔任用法官的标准，一个人到了法院不论是否从事审判工作，不论素质是否符合审判工作的要求，只要达到一定的工作年限和干部级别，都被任命为法官。法官职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可以平均分配的待遇。结果导致两个恶果，一是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形成了一支数量庞大而素质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相当一部分人虽有法官职称但却不胜任法官职务。二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由于书记员逐渐被选任为法官，造成书记员严重缺乏，一些本应当由书记员承担的工作却由审判员来完成，造成法官与书记员分工不明，既影响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从对法院、法官的管理制度看，制度的设计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的设计上把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进行管理（即使到了现在，法官仍然沿用公务员的考核办法，法院的干部任免仍沿用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制度设计上忽视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法官职业的特殊性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法官队伍职业化程度不高的现实已经造成，我们正在为忽视法官职业特殊性的制度设计付出代价，而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现在我们却过多地指责法官的素质低下，实际上，法官的素质是由法官制度决定的，既然你在制度设计上将法院等同于一般的行政机关，既然你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要求法官具备比公务员更高的素质。所以单纯指责法官素质低、不求上进是有失公正的。

（二）关于法官管理体制的思考

首先从领导干部的任免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建国以来，法院的领导班子都是同级人大任免，实际上是由组织部门选任委派。这在行政机关并无不妥。关键在于法院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法院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部门，你从其他党政部门选配干部，很难适应审判工作专业化的要求。比如说一个相当级别的领导，尽管他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在行政机关他可能是一名称职的领导，但到了法院却未必。为什么，因为当法院的领导，不仅要具有行政机关领导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将党政机关的领导直接选派到法院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对法律是个门外汉，尽管他一个案子也没办过，但到了法院就可以直接被任命为院长、副院长、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而从事审判职业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法官却要听命于这些从来与法律无缘的人，这在法治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却成了通行的做法，见怪不怪了！这种做法抹煞了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而它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不能低估的，它使法官认为，当法官不必研究法律，只要研究好“社会学”、学会为官之道就足够了！不懂法的人可以当管法官的官，享受一线办案法官无法享受的“尊荣”，那么法官还有什么必要劳心费神地学习法律？退一步说，学了法律，成了专家又能如何？

其次从法院的内部运行机制上看，现行法官制度的激励机制不符合法官职业化的趋势。制度的导向和评价功能是巨大的，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既然你将法院设计了自上而下、由高到低的权力结构，既然享受尊荣的等级与官阶成正比，既然当了官能过上“食有鱼、出有车”的体面生活，享受到普通法官无法享受到“尊荣”，那么法官必然形成以当官为荣、当兵为耻观念。可以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法官制度，实际上是鼓励“当官”，而不鼓励在第一线办案的制度。所以说，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仅不能保证选拔出高素质的法官，更重要的是还造成了法官价值评价体系的扭曲。一个人到了法院，当了书记员，想当审判员，当了审判员，想当庭长，当了庭长，想当院长，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当个书记员或审判员的。实际上，评价一个法官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变成了他实际享有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而其本身所具有的法律素质倒在其次了。而在现有的体制下，想当官除了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有“道”，所以我们的有些法官不是把精力用在学习研究法律上，而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想当官。那些当官无望的，则消极地对待工作混日子，那些真正高素质的法官由于年轻或社会经验不足无法得到晋升的机会而处于较低的等级，无法享受到法官职业应当给他们带来的尊荣，导致他们对前途、对事业悲观失望，而逐渐丧失了进取心，整个法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现阶段各级法院的法官学习业务提高素质缺乏内在动力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搞了那么多的进修、培训而效果不理想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最大障碍。

再次，从审判管理的运行模式上看，案件审批制度的存在即违背了审判规律，也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案件的层层审批把关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办案，一直提倡要还权于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因为案件审批是以领导的行政管理权力为前提的，我们的领导习惯于审批案件，实际上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只能审批案件，他们把审批案件当作自己权力的象征而不容他人染指和削弱。实际上案件审批不过是审判权在审批者和办案者之间的再分配，审批案件除了正常的掌握审判动态或案件把关之外，还存在一个案件的决定权问题，而这个决定权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多多少少地具有某种可交换的属性，能给审批者带来某种利益，所以作为法院最高权力的享有者不可能把案件决定权真正还给办案法官。这才是案件审批制度存在的最深刻的原因。当然，笔者并不否任案件审批对保证案件质量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法官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有些领导，对法律知识的熟悉程度并不见得比一线办案法官高多少，尤其是从其它党政机关调入的没有法律背景和司法经验的领导，就是从优秀法官提拔起来的领导，由于他们不办案或很少办案而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其业务能力也未必比提拔前更高。实际上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并不能有效地发现和避免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错误，相反我们的案件审批者或审判委员会对同一个案件经常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领导审批案件或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做法还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它容易使审判人员形成依赖和懒惰心理。由于审批把关制度的存在，使得审判人员遇到疑难问题不是自己寻找法律依据和运用法学理论进行解决，而习惯于将疑难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或案件审批者决定，久而久之他在心里会想，反正我说了也不算，还不如将问题上交，自己落个清闲。因而案件审批制度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和业务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已经成了素质不高的审判人员的“拐棍”，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素质的法官。二是不利于错案责任的追究。案件审批制度分散甚至模糊了案件承办者的责任，使得真正出了错案时责任无法追究。

以上我们分析了造成法官队伍素质低下的种种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看到，忽视了司法规律的法官制度造成了法官队伍无节制膨胀和素质低下；而数量庞大的法官队伍和素质低下的现实又给行政化的管理手段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行政化的管理手段（如案件审批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法官的低素质，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了法官队伍目前的状况。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仅仅是表象，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根本。

笔者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是靠领导的号召和要求，还是靠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法官队伍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必须同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没有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法官职业化就失去了动力和保障，最终也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三、关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法官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法官要办案、法官愿办案、法官只办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标志是：法院里最大的“官”是法官，最高的“长”是审判长。这一官一长只管案件，而不管其他的法官。为此，必须重新构建能够体现司法特质的法官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下，造就一支高度职业化和高度自治的职业法官队伍。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法官职业的准入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官选任标准过低的问题，设立了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法官职业准入的“门坎”，但这只是解决了今后的普通法官的职业准入问题，领导干部的职业准入问题和实行员额制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仍未解决。

法官法规定，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而没有规定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为此就有了“当院长容易，当法官难”的说法。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具有法官和领导双重身份，理应在业务素质上高于法官，但在选任的标准上却低于法官，为党政干部继续进入法院当领导留下了“后门”，实际上是对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迁就。如果我们对这个“后门”不及时予以堵塞，将严重影响法官职业化的进程。为此笔者建议，应当修改法官法，将这一“后门”堵住。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在全国法院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和法官助理制度。意图通过将在职法官划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达到“法官数量大大减少、法官素质大幅度提高、法官中心地位大大增强”的目的。这无疑是推进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定额后的法官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在法官法修改以前，应在法官法确定的既有条件范围内从严要求，以真正体现法官的精英化、职业化。因而应当制定严格的担任法官的标准，而不能简单地将我们的院级领导、中层干部和一些素质较好的审判员直接过渡为法官。

关于确定法官员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有的学者将定额后的法官任职条件限定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通过全国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有较高的审判专业水平，能独立承办复杂疑难案件，具有熟练的驾驭庭审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法学基础理论深厚，有较强的调研能力，有一定数量的法学论文发表；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高的社会评价；身体健康，能够胜任繁重的审判工作；从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笔者认为，这个标准值得考虑，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选任法官，那么选任出来的肯定是精英化的法官。这里面有几个硬性标准，一是学历条件，二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三是有一定数量法学论文发表，其中最难的就属通过司法考试了。笔者一直认为，法官法修正案没有规定在职法官一律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继续担任法官职务，实际上是对在职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状的一种妥协——大多数法官难以通过如此难度的考试，且不说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官连报考条件都不具备。司法考试对应试者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考察是极为严格的，也是其它考核考试无法替代的，法官员额确定后既然我们要选拔精英法官，理应通过司法考试。借司法考试的方式对法官队伍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既解决了员额确定后法官的选任标准问题，又很好地解决了在职法官的分流问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实行员额制的初期，为保持审判业务的延续性，可由符合法官法规定条件的法官代行职责，以后逐渐由达到条件的人替换。

（二）关于法院的内部机构设置和领导干部过渡问题

目前各级法院内部均设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业务庭室和综合科室。各个审判庭既是审判业务分工的结果，又是行使审判权的单位。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职务，院长、副院长（包括院长助理和副院级审判员）分管几个庭室的工作，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管理网络。这样一个机构设置实际上成了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载体。但管理的对象却不是行政事务而是审判业务或具体的案件。法官审理案件是一个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它在本质上具有排斥行政权力干预的属性，因而我们不能套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审判业务，因而审判庭的设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有学者建议，从长远看应当取消审判庭的设置，代之以专业合议庭或办案组，这个建议应当采纳。取消审判庭的内部机构改革应当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同时进行，不然新选任的法官又成了承担案件审批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管理者，改革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高法院已经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这里面涉及法官、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问题。应当明确规定，只有行使国家审判权审判案件的法官才具有审判职称，其他人员包括法官助理、专职行政人员、法警、书记员等一律不再具有审判职称，专职行政人员、书记员、法警不是法官，法官助理也不是法官，而是协助法官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员额制实行后，对于未被选任为法官的审判人员，应当免去审判员职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员额制还存在一个与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和干部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员额制实行以后，肯定会出现等级高的“法官”给等级低的法官当助理的现象，等级高的法官可能在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可能造成工作上的摩擦。实际上，法官的素质只能有审级上的差异，在同一级法院没有必要将法官分成三六九等。建议修改法官法，取消或修改关于法官等级的规定。

相对于法官等级设置问题，我们的领导干部如何过渡可能更为棘手。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行政级别和法官等级，但有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素质和工作性质的限制，其业务素质可能无法达到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坚持定额后法官的选任标准还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网开一面”？如果坚持选任标准，就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现有的领导职务问题，如果“网开一面”就无法达到员额制后法官精英化的目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法官等级、行政级别高而一律给予他们法官职称，可允许这些人做一次选择，达到定额后的法官选任标准的，可担任法官职务去办理案件，达不到的，可留任原职务。

（三）关于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机制问题

人民法院现行的审判业务运行方式完全是按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设计的，主要靠领导督促和案件审批管理审判业务，领导本身不办案或极少办案，但却成了法官的法官、裁判者的裁判者。这种以行政权力代替审判权行使的管理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近几年，我们一直提倡领导干部办案，但收效甚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领导已经习惯于审批案件和处理行政事务，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使他们不屑于繁杂琐碎的案件审理，他们不办案是因为他们有决定案件结果的行政权力。所以解决领导干部不办案的问题应当与改革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同步进行。

法官职业化必须解决领导不办案的问题。在法官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领导不办案问题好像还不十分突出，将来员额制实行以后，法官的数量将减少到现在的一半或更少，那时候你再允许那么多的领导不办案而去审批案件，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一个法院现有60名法官，现有不办案的院级领导10人，审判工作运行基本正常，而实行员额制以后，法官只剩下30人或更少，假如这10名领导都过渡为法官，将出现10名领导为20名法官把关的现象，平均每个领导只审批两个法官办理的案件，管理手段与审判效率的矛盾就会立刻凸现出来。当然，改革行政化的管理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在取消案件审批制之前是否可以将领导与法官的身份合二为一？即保留他们的领导身份但专门从事审判工作，以后逐渐将行政权力分离出去。

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立法上的支持。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和审判权分离，最终建立“判者审、审者判”的审判工作运行机制。或许有人会说，领导不审批案件都去办案了，出现问题怎么办？实际上领导审批案件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案件不发生问题，取消案件审批并不是取消监督制约机制，相反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机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们不需要的只是行政化的监督机制，对于法律规定的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纪检监察监督必须坚持，而且笔者还设想在人民法院之外设立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这个机构应当独立于法院之外且不受各级法院司法辖区内党政机关的干涉，而且这个机构实行的只能是事后监督。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四）关于法官职业的保障问题

法官的职业保障包括地位保障、物质保障、人身保障等内容。这里着重谈一谈地位保障和物质保障。

法官员额制和法官助理制的设立本意就是建立并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但不解决员额制所涉及的法官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员额制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实现。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法官的价值取向问题，其目标应当是从鼓励法官当官到鼓励并保障法官办案。因此必须确立法官在法院中的核心地位。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惹的祸。因为一个法官当了官会给他带来种种好处，所以他要当官而不愿意办案。所以制度的设计应当从剥夺当官带来的种种好处入手，最终使得一个法官不当官也能享受当种种优待，享受到法官职业给他带来的“尊荣”，这样他就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审判中去而不挖空心思地想当官，这样才会真正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司法资源的分配要以法官为中心。司法资源包括对物质装备的支配权、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支配权等。应当优先保障法官办案经费的使用、车辆等装配的使用，优先保障法官对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和支配。二是削弱并最终解除法官对领导的人身依附。现阶段法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决定的，法官与领导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法官的中心地位必须打破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对法官的选任、考核、奖惩应当由专门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至少不应当由本院的领导组织实施。这样法官才能不依附于领导的意志，独立审判才能真正实现。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官的收入一般都比较丰厚。法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例。之所以这样，一是法官的职业及其审判行为被视为一种复杂劳动，法官是纠纷的最后裁判者，理应获得较高的物质报酬，二是高薪有助于养廉。法官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薪金几乎是其惟一的收入来源。这样国家就必须保证法官享受高薪，以保证法官生活安定富裕，免去后顾之忧，从而不受金钱、物质利益的诱惑。现在法官的工资实在是微薄得可怜，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为此一些高素质的法官不满于菲薄的待遇而辞职当了律师，据笔者了解，参加司法考试的在职法官大多数都有辞职当律师的想法。我们现在的法官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就连法院现有的人才也留不住，足以引起我们的反省。

为此，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法官员额制实行以后，留下来的法官数量大大减少，素质大大提高，没有理由不享受较高的待遇。实际上，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既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又可以有效地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现在由于法官待遇太低，一些法官或参与经营活动，或利用审判权牟取一些物质利益，将来法官待遇提高了，我们就可以提出更严的要求，杜绝法官参与经营性活动和利用审判权牟取私利，有助于提高法官队伍的社会评价。

另外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由地方财政拨付法官的工资，造成上下级法院和各地区法院法官工资标准相差太大。笔者所在的县级法院院长月工资不过千元，而中级法院一般的法官比县级法院的院长挣的都多，这是极不正常的。上级法院需要高素质的法官，基层法院同样需要，工资标准相差如此之悬殊，势必产生高素质的人材向上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法院集中的趋势，不利于基层法院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吸引高素质的人材。所以应当统一法官的工资标准，使上下级法院、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法官的工资标准相差不致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