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第一篇：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思考

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营造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对于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加强农村法治化进程，是农村基层组织政权管理农村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

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充分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法治社会已成为人民追

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大量的法律和法

规，在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呆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导出的：“我国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我国的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回忆

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发展趋势，是民心所向。但我国广大农村在向法治社

会发展进程中，广大农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与法治社会的客观要

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阻碍

着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

素质还普遍不高，广大农民对法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知之甚

少或者一无所知。不少群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忍气吞声，不了了

之，有的甚至寻求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执法干部队伍中还有部分执

法者法律素养不高，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对

广大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不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落实上有差距。

（二）广大农村群众衷心盼望法治的良好心愿与怀疑甚至反感法治的不良

倾向并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的民主法

制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有了提高，广大农民渴望法律能带来公正和正义，渴望用法治取代人治。这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是农村社会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集中体现。但是，应当看到，随着

农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因此，现实

生活中有不少人对法治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认为法治就是“治老百姓”。从现

实看，群众对法治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也正因为现实中各种犯罪和不正之风不

同程度存在，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和愿望上盼望农村社会尽早法治化，以取代人治，有效遏制犯罪和不正之风。

（三）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及小农

意识的影响，在农村广大群众中还广泛存在“忌讼、耻讼”的观念，每当遇到麻

烦或产生纠纷时，往往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做法和态度，或坚持家丑不可外

扬，不愿走进法院，以打官司为耻，认为进法院是不光彩的事，这在广大农村还

有很大的市场。这种观念的存在，阻碍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同时了助长了犯罪现

象的滋长蔓延。

其次，有意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能力进行诉讼，又得不到相关救助。

这些人从法律意识上讲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但客观上根本无能力进行诉讼。这种情况在偏远边僻的农村还大量存在。

再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农

村市场进一步开放，有人即从法律为幌子，钻法律空子，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致使广大农户遭受严重损失。

（四）在广大农村，人们对法律普遍逞有严重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首

先是人们认为法律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手段，但法律的有效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可

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法院判决执行难，于人民群众就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

怀疑，在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上就往往对法律途径报有戒备之心，加之不正之风、司法腐败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群众的法律信仰出现危机，委难形成法制至上的观

念。第二是在农村普遍存在某些党政部门没有摆正法律位置，把法律当作“办事参

考”，依溘人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少数干部中存在“首长意识”、“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枉法”等问题，更有甚者，打着

执法的旗号，却干着违法的事情，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老百姓怨声载

道。在一些地方，法律只不过是某些部门用于发挥自己权力的工具，出现了热潮机

关“市场化”执法活动“商品化”的现象，把严肃的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现阶段，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有法必依”，只有各级各部门和热潮

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才能得以体现才能形成遵守法律的观念

和意识。第三，从广义上讲执法机关包含司法执法机关，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但

在我国的司法、依法行政活动中，往往强调事后处罚，即“违者受罚”，司法机关

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忽视预防和宣传教育，导致法的功能发挥不全面，重在制载，而疏视引导、教育。所以，加强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和提高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调

节和管理各个领域活动的能力是关系到执法效力

和法制威严的统一。

（五）法制理论与现实情况脱节。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理论而言，过分侧重

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论过于理想化，而在实践中变了

样或走了调，使人们在选择法治的路口很难决断，对法律的信仰也就变成了空话

和套话。比如，老百姓说法治好，但实践中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出现“条

子官司、金钱官司、人民官司”等现象，更使基层群众对法治产生悲观失望，甚

至抵触情绪。

三、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改革方向

随着法制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决定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是法治社会必不可

少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建立法治社会是法律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是追求的目标

和理想。但法律意识的高低与社会法治化程度并不成正比，并不是有了法律意识

就有社会法治化，因其还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根本问

题还是思想问题和意识问题，说到底，法律意识的水平如何决定着农村社会法治

化的程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中，结合农村的实际，在新的历

史时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法治扎根于社会生活中。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没有实践就是没有生活价值的理论，离开了实践的理论就是没有生

活价值的理论，滑理论的实践，犹如无头的苍蝇，就没有明确的方向。江泽民同

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使法治理论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及法律运行机制。为农村法治社会

提供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立法工作已得到了足够重视，在立法数量上有

很大突破，但还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技术不高，立法怀执法不相吻合，立法

与执法相互脱节，法律监督不力等现象，“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

不严”等问题也还很突出。而且，随着我国加和世贸组织，我们的经济生活逐步

与世界接轨并且国际化，而世贸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农业冲击也相当大，若不加

强订立这方面的保护措施，势必造成“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农村市场就要遭

受巨大的损害。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方面的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保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加强法制工作应努力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法的适用和整个运行

过程与立法意图相一致，使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丰

富和完善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三）努力树立法律至上的良好观念，为法治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

信仰是法治社会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和树立广大群众法律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

意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只须广大人民群众中树

立一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社会才有广泛的思想基础，**以、用法、宁法、护法也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件下，优良的公

民意识更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并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达化

为人生活中的信念，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所以，崇高法律的观念

是法律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也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精

神因素。

（国）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提供

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我国是农业大国，广大群众集中在农村，因此，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仅要依靠一大批精通法律的专家和干部，而

且还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劳动人民。只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培养和树立科学和理性精神，法治社会

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广大劳动群众来推行法治，农村的法治现

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群众的法律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的状

况，决定了新时期普汉工作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普法教育应着

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四个结合”。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须与党政中心工作相结合；

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结合，使普法工作有明显的前进方向和服务对象与目标。

二是突出“四个重点”。即在普法教育上要抓好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抓好

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乡镇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学法、用法；在依法治理上要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诸如山林、土地、水利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抓好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依法整治。

三是要建立“四个机制”。即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机制；建立工作岗位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学法用法考核考评机制；建立强有

力的监督机制，为法治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和提高广大农村劳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只有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基础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进

行法制教育，才能改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看法，才能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法

治意识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全面推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最终为建

立法治国家奠定广泛的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篇：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农民的法律意识与农村法治化进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农村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深层的内生精神因素，它构成了农村法治化建设乃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工程。因此，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本论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现代法社会学关于法律意识的基本原理，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法律意识理论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我国法社会学界关于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研究的实证调研报告，结合笔者自己所做的相关社会调查研究的资料和成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文章首先对农民法律意识现实变迁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然后基于实地调查问卷数据和访谈材料，较为科学系统地提出了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构造，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评价、对权利义务关系的看法、处理权利义务问题的态度及法律需求等。经过多年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仍存在着较多的模糊不清之处，而且由于工作性质、社交范围、自身素质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从事种养殖业农民、乡镇企业或进城工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农民以及农村干部这四个主要农民阶层的法律意识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各自体现出鲜明的职业特色。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法治化进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它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村民自治制度、农村执法与司法状况等影响农村法治化进程的其他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并从国家尤其是农业立法、农民自觉守法和农村中法律的适用这三个环节深刻影响着农村的法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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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

浅谈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

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暴力抗法事件和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这直接影响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农村社会各

项事务的法治化建设水平还不高。为了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充分发挥法制对经济建设的保驾护航作用，大力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势在必行。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呢？笔者结合西吉县的客观实际，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目前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

越级群体上访大幅度上升，弱势群体抗法等事件的发生，其直接原因是：城镇建设中，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安置任务加重，引发的矛盾纠纷增多；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部分农民的经济收入短期受到影响，引发了一些纠纷；企业改革不彻底，不配套，职工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引发维权纠纷；农业结构调整中，盲目确定生产项目，扩大规摸，引发一些纠纷；城镇增加外来人口，城镇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引发诸多矛盾；突发事件引发新的矛盾产生。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法治化建设没有进入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和行业的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一些相对滞后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及时修改或废止。有的法律法规原则性强，但规范性和可操作性较差，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相当多的地方性法规没能体现出地方特色，条文比较粗疏，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特别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中，涉及投融资体制、土地使用、产业调整、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㈡法制宣传教育滞后，针对性、实效性不强，还有“死角”。仍有不少人对法律知之甚少，我行我素，甚至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如在西吉县的广大农村还普遍存在者“买卖婚姻”，因此而引发一些民事纠纷和恶性案件的发生，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制宣传教育滞后。

㈢“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观念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由于受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更多地依赖文件、政策及不同级别的指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法随言出在有的地方根深蒂固。少数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缺乏，对农村依法治理重视不够，依法建设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习惯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习惯，未能有效发挥农村政法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中“第一道防线”的功能作用也影响群众自觉守法意识的培养。

㈣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现象还严重存在。农村部分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文明、不规范、不严格、不公正，导致矛盾化，群众抗拒执法，群体上访。许多地方、有的行业，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农村干部作风漂浮，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干群关系疏远，群众在评理无望的情况下，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或是失去理智而违法从事。

㈤矛盾纠纷趋于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新形势下，民间矛盾纠纷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其主体由公民同公民之间已逐步向公民同经济组织、企业、农村干部、政府及建设部门之间转化；内容由婚姻、家庭、邻里、继承等简单的涉及人身利益、财产利益方面的纠纷发展为经济合同、劳动保障、下岗就业、拆迁征地等社会问题；表现形式也由当事人之间向群众同集体、经济组织和建设部门之间的纠纷转变。这些矛盾纠纷调解难度大、易激化，要求我们必须运用法律的手段从源头上予以解决。

（六）农村司法组织机构的职能发挥不够。就西吉而言虽然自上而下相继设立了法治建设组织机构，如县有司法局、综治办，乡有司法所，村有治保委员会和治安联防大队等农村法治建设机构，但大多机构的职能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形同虚设。同时，农村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法学研究、矛盾纠纷排查、刑释解教人员的接茬帮教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服务等职能均由农村司法行政机关承担，这是加强法治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但在实际中，人们对法治化建设的这些治本功能的重视程度却远远低于治安、审判、检察等治标工作，法律宣传、法学研究和法律服务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也因其维护稳定的间接性而往往不被社会所重视。

二、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措施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此，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必须以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要求，围绕经济建设的各项中心工

作，遵循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整体推进力度，努力实现地方立法、行政执法、普法教育、司法公正、法律监督等环节工作质量的同步提高，实现农村法制建设、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法治思想建设的同步加强，实现法律服务“软环境”和法律保障“硬环境”的同步优化，促进农村各地、各行业的建设达到规范化、科学化和法治化。

根据这一总体思路和农村法治化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立足全局，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

践已经证明，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伴而行的，市场经济是一定意义上的法治经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必须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去年，西吉县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要求，在全县掀起创新经济发展环境的新热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全县经济发展中的法治化建设。目前西吉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信息化四化建设等工作重点，涉及市场主体、市场行政、市场秩序、市场调控、市场保障等各个方面，这些必须依靠法律来规范。同时该县为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试点推行了“家庭代表制度”为加强农村民主法治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江泽民同志指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各项改革决策需要在农村依法来确定和保证，各项发展决策需要在农村依法来维持和认可。因此，必须从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正确把握改革发展中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统一性，通过保障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农村各行业、各部门的贯彻实施，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㈡以推进“四五”普法为切入点，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搞好法制宣传教育，是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只有深化法制宣传，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坚持把法律交给人民，国家的各项法律、政策才能变成生动的法治实践。尤其对于农村，点多、线长、面广，农村群众必须通过加强普法教育，才能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其根本在于进行教育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一切法治活动都离不开人民。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尤其要对全体公民进行法制教育。而“四五”普法提出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转变，努力实现由依靠行政手段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转变，不断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首先，要从建立和完善学法制度、健全制约措施入手，进一步强化农村干部的学法用法，不断提高各级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建设的能力与水平。要从建设者入手，大力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切实增强农村干部的执法水平。要探索建立农村干部的法律考核制度和领导干部执法实绩、守法情况考察考评制度。组织人事部门应该把农村干部学法、用法、执法、守法情况作为任用干部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严格考核。其次，要切实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只有通过提高全体公民法律素质的才能保障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从前段时间全国防治“非典”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宣传普及，保证了大中专院校正常上课、保证了建筑工地的有序建设，保证了民工的合理流动，使人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也是战胜“非典”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法律进万家”等活动，丰富农村法制宣传内容，活跃法制宣传形式，扩大法制宣传的覆盖面。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法律素质有较大提高，真正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懂得相关的法律法规，懂得依法律己、依法维权。第三，法制宣传教育，要持之以恒地抓。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治本育人的工作，是长期的任务，必须经常抓、抓经常，持之以恒，才能抓出成效。要加强学习宣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学习宣传与农民工作、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不断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素质。第四，宣传教育，要围绕大局抓。当前，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市场有关参与主体、行为、建设、经营方式等都能依法运行；宣传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使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伐加快，并获得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宣传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法规，使公民遵纪守法，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宣传民族区域自治和有关民族宗教建设的法律法规，使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得到有力加强。第五，法制宣传教育，要与道德建设一齐抓。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只有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使公民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才能加速推进农村法制化进程。

㈢加强依法行政，不断创新法治环境。依法行政既是现代法治社会政府建设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实施依法治国的主体工程。法律顾问是依法行政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府部门和执法单位要积极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团，农村中小企业要尽快健全和完善法律顾问机制。同时，还要注重切实改革、完善和加强农村执法工作。

一是进一步优化组织建设体系。根据党的十六大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规律，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理顺各级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科学界定职权范围，逐步形成既有利于发挥整体执法效能，又体现权力制衡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制。

二是建立健全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配套制度和措施。重点实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错案追究制和部门执法公示制度等，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要在各级国家机关推行部门普法执法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定期检查考核，做到执法主体明确，目标责任到位，保证措施落实。

三是强化执法监督，完善执法监督建设机制。要严肃纠正和查处各种执法不严、执法违法行为，定期对执法、司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优化执法环境。要加强对各地、各行业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司法权、裁决权、国家财产财务建设权等公共权力行使的监督，强化对重大事项的听证监督和重大案件的个案监督。把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强大的监督力度，保证法律法规的正确有效实施。

此外，加强农村依法行政，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还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强化各项建设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改善行政执法活动，确保各项行政建设工作的合法性。行政执法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乡村、社区都应围绕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提高效率、加强廉政建设，依法建立健全政(企)务公开、村务公开、执法检查、复议应诉等制度，增强工作的透明度。

㈣强化农村基础工作，加大农村依法治理的治本功效。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健康发展的今天，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法治化建设的治本功能日益显现。因此，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农村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项中心任务，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强化职能，发掘潜力。当前，要加大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要针对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职工安置、土地承包、农民负担等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发挥律师、公证、人民调解、接茬帮教等职能，依法整治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竭力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农村司法行政机构承担着依法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禁毒等多项职能，是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协调和建设机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从“司法所忙起来、农村干部静下来”中体会到了法治化建设对促进一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对农村司法所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如西吉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不断加强农村司法机构建设，给乡镇司法服务所增加了编制和人员，配备了专用摩托等交通工具，有力提高了其工作效率。同时，建立和完善了各行政村治保委员会和治安联防大队的各项工作制度，签定了目标责任书，做到了责任到村、到组、到人，从而使全县司法服务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确保了农村社会治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农村各项经济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当然，加大法治化建设的治本功效，还需各级党委、政府的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农村司法服务机构的规范化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只有农村基础工作的不断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才有保障。

㈤坚持建设教育与清理整顿一齐抓，努力提高司法、执法和法律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严格的执法、公正的司法、优质的法律服务靠的是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工作队伍。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加强农村法治队伍建设。一要对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队伍进行清理整顿。要加强素质培训，加大业绩考核，对政治素质不高、业务能力差的人员要予以清退。对徇私枉法、执法不严、知法犯法的违纪人员要依法惩处，保持执法、司法队伍的纯洁性。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执法工作由临时或辅助性人员来做。这些人员文比素质较低、业务能力较差，严重地影响着农村执法效果，影响着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因此，应该依法停止合同工、临时工从事执法活动。二要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执法、司法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录用、晋升、辞退和综合法律考评、持证上岗等制度，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循环机制，以高素质的建设队伍促进农村高水平的法治化建设。三要加快法学教育发展步伐，培养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的法律人才，改善农村执法、司法、法律服务队伍中专门人才构成偏低的状况。

（六）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农村各项工作直接面对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要继续夯实农村基础，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丰富载体，开辟新途径，在农村大力推广“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民主建设”的经验，推进农村建设的民主化、法治化。要以促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重点，抓好农村行业部门的依法治理，带动农村法治化建设工作的纵深化发展。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选准工作切人点，全方位推进农村依法治理上层次、上规模。要紧紧围绕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中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综合治理与单项治理相结合，依法集中整治，切实增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社会效益。

（七）积极为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为全社会和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民主化、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特别是加入wto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内容也越来越广，法律服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现。司法行政机关必须适应这种形势，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创新现代法律服务体系上有所突破。要牢固树立“大服务”思想，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努力做好法律服务工作。法律事务属于公众事务，其宗旨就是为全社会、为广大公民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服务。当前，要大力指导、鼓励法律服务人员为社会和广大公民服务，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服务，为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减轻农民负担服务，为政府转变职能，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提供法律服务等等。法律服务只能根植于社会，面向大众，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合法权益，才会有生机、有活力。要建立健全“社会化’法律服务体系，提供全方位、多层次、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使法律援助制度有效的实施，真正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保护者

第四篇：再谈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

高喜平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优秀类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强调在法律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与“和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毛泽东等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并逐步将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法制建设历史时期。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同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法治思想与列宁建国法治思想的理论的基础上，结

有极大权威性，有一定公正性的法治原则作为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注意力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就需要发挥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将保护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作为法制发展的首要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法制发展的重要原则。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法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不应当是盲目的、随意的，应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而这种计划性、意识性就应该体现我国现时期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即带动各领域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受到各领域发展的制约。要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就要以法制来确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以法的形式来规范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社会问题的整合，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消减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也趋于完善，中国法治化已初显端倪。这一点从哲学原理上讲就反映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映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客观规律。

另外，法制文明属于制度文明范畴，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中，法制有其特殊的功能，法制政策的建立与实施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愿望。法制文明的社会排斥家长制，一言堂，搞特权，权大于法，较之独断专行，高度集权，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无比优越。因此，法治反映的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依法治国既保证两个文明建设的高效持续发展，又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讲，无论中外，“法”从一出现就是正义、公正的化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法的内容和形式几经变更，但却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息息相关，彼此相应。“一部由低级到高级状态演变的法律状态和思想史是整个人类文明由低级状态向高级状态发展历史的缩影。”当然，绝对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公正与正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所以阶级社会的法虽然存在着不合理性，但是法本身所诉求的正义精神却是不变的，而且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趋于真正的正义与公正。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讲，曾经我们放弃过民主、践踏过法律，结果是带来国家十多年的贫穷与落后，几乎党亡国亡。十年浩劫后，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数次讲话中都用很形象精辟的语言概括了这样的道理：法制建设必须与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制度应具有稳定性，法的意志应始终高于领导人的意志。在他的许多前期论述中，虽然没有用“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但却从政治家的角度对法治的主要内涵，优于人治的明显特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十分精彩和透彻的概括。后来，他更明确指出，要通过改革来走依法治国的道路，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我们不断发挥法律的作用，确立依法治国方略，民主政治建设才取得重大的发展，国家政权才得以有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

党的正确主张与法意志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和修改宪法，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宪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为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广大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利益的体现。宪法是党的正确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统一的法律体现。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

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确保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要求

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德沃金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历来都以公正作为自己的理想。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司法公正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首先，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最本质要求。司法就是要公正地解决一定社会矛盾及其相应的法律冲突。它是国家这一公共权力因冲突着的各方无法自主地解决纠纷，而为其设定的由国家专门机关予以裁决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次，司法公正是司法赢得群众的最基本保证。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我们认为司法权力最终来自人民，一是从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意义上讲的，二是从司法机关官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意义上讲的，司法机关的设立在历史缘起上，是人民愿意将其所涉及的纠纷交其裁决的共同意愿，当然包含着大多数民众对其的信赖。司法机关的继续存在，也离不开人民的继续信赖和支持。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不公，已经成为非法治国家的普遍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然而我国权力结构体系上本身存在着干扰司法公正的因素，再加上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司法

第五篇：题目: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

前言: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为避免类似文革中决策的失误而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发生，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挫折中经验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陆续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写入了党章。厉行法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方式的转变，而不是党领导地位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深刻理解党在依法治国具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对依法治国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治思想在中国的建立

（一）法治思想的起源

法治思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法治应包含两个重要意义：以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实现法治的标志是服从法律，又强调法律也是正义的法律，否则即使有法律的统治，也非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从这个原始的法治概念出发来给法治寻求定义可得：法治是指存在于法律是正义的前提下的一种“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170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人类史上的数次思想革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观念、人权观念开始为普通人所关注，并逐渐根深蒂固。保障人权，尊重民主，维护公平，体现文明的观念也不断为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基于这种变化，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主义在近代有了新的意义。各国政治团体，政党派别更倾向于把法的至上性作为抑制民主被过分滥用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来保障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因为法制对民主的保障所具有的两面性：一方面保证其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又防止被人滥用，所以政治家们更关注法治的实施，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集中在“法治”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英国学者戴西认为，法治的标准有三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的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也曾提出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专门以法治为议题形成的《德里宣言》把法治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项条件。②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但赋予行政机关以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不能取消基本人权。③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全，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④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等。

如上学者关于法治标准的论述虽然说法各异，但却都突出了法治最基本的方面：尊重法的权威，保障个人人权的实现，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对我国全面而又有重点地理解法治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我国对法治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中国学界对法治思想的讨论明显晚于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100多年，我国历经了无数次社会变革，遭致在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关于法治的讨论，虽然建国后，出现了短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时期，但却最终还是淹没在了混乱的中国政局之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个转折，这次大会前后在思想界引发的一场关于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和现状的深刻反思与总结的讨论，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僵局，使法治思想的重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中国人开始接受近代法治思想之初就不把它当作纯学理来看待。而是借鉴各国关于法治近代研究成果把其与政党、国家制度、及其周围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我国学者姚建宗在其著书《法治的生态环境》中对法治的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领域，法律环境以及法治意义的现实载体多方面作了系统而又形象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法治观点。法学理论界名宿张文显教授对法治意义也从“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的基本认识出发，作了全面而又富有特色的归纳，并提出了法治社会六大基本标志：①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社会关系均应纳入法律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而法律是建筑在尊重民主、人权和潜能、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基础上。②凝结着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政党的意志，有至上的效力和最高的权威。③国家一切权利根源于法律且要依法行使。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性别、种族、肤色、语言和信仰等特殊情况而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非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只能与职位相连，而职位对一切人开放。⑤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或准许的，每个人只要其行为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和公认的公共利益，就有权利按自己的意志活动。⑥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秩序和充分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使来自于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及时、合理的补偿。①

《宪政的中国之道》一书作者王人博也总结了法治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使公开的、一般性的、明晰的；第二，法律应当使相对稳定的；第三，特别法（包括法律、命令和行政指令等）必须依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的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第四，司法独立必须给予保证；第五，必须遵守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当享有审查权利以判断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当容易、第八，不允许执法机构利用自由裁量权委曲法律。②

综合各家对法治标准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的法治化”：首先指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其次是指实现一种社会民主、法律至上、法律主治的社会状态。

二、“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

（一）“依法治国”的概念意义

（一）法是实现执政党政策的工具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国家从出现之初就以阶级统治的身份而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政权都通过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来掌握和运用的。而其代表人物或是代表组织则往往是本阶级先进分子或是由其组成的机构。这样就形成了执政党来代表政权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形式。政党执政以后，把他们的纲领通过宣言或是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予以宣布和肯定。这样。在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对轮流上台的执政党同所谓的“在野党”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执行执政党的政策，既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又充实和完善了他们的法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巩固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纲领，贯彻各项方针，政策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党的政策是国家立法之源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性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主要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的结合点

在我国，党的政策与法的灵魂二者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领导首先要靠党的政策的正确。政策的正确与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的起检验，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法的灵魂是实现公平与正义。法所要维护的就是其所辖范围下所有个体的权益并确保其公平。一切公民个人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表达权与参与权无不通过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见，政党政策所予以终极指向的与法所诉求的共同点都着眼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服从于，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再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为所谋，情为民所系，每一个印象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党性。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与否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当前，着眼于这个全局，实行依法治国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在依法治国各个具体环节中坚持党的领导

（一）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依法治国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中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转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以及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及党政关系的新模式都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性质、任务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我们党实现领导方式尤其是执政方式的变革，实行依法行政。实施和坚持依法治国的第一步就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和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对于政党活动的基本要求。政党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再则，共产党是法定的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法理上讲虽不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党的执政活动总是同国家机构管理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各级国家机构的政治中心和领导核心，党始终拥有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实质性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执政方式科学化、标准化才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真正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国的精神和关键就是要从依法执政这个党执政方式转变的高度来认识和领会。关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依法行政这一思路最初形成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十年**之后对党当时的现状的思考与总结中。邓小平强调，“健全法制的同时，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随着党富国强民执政使命的不断驱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实践中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改善。今天，我们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自身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的实践性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历史选择与发展进程的高度，敏锐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在选择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作为面前，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方向与原则。努力倡导法制文明，创建有中国特色，可以超越或与现代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

（二）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是要逐步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社会观念

中国法治化首先指的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过程，是指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的秩序的过程。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目的是要使国家各项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进而使各项规范化的政策通过法的形式得以巩固，确保了立法的正确方向。同时，以法的形式来肯定党的政策，不仅是执政党政策实现的保证，也使宪法和法律得到了尊重。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服从于服务于国家工作的大局，自觉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进而成为全社会一体化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的另一面是党必须正确对待自身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因为我党是国家之中的执政党不是国家之上的执政党，所以党不仅是立法的主体，还是法治的对象。党的十二大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个人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写入党章，就是从党对自身行为规范的角度来完善在立法工作中作为的成熟之举。

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对待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建立社会服从法律秩序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党的政策对我国各个时期完成国家各项工作具有至观重要的作用。法律是政策的上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政策与法律都决定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有益组成部分。但只有法律才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公布的法律有最大权威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的立法工作中，党组织及党员要建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刻理解宪法精神，明确区分作为一个党员与国家干部，人民代表三者之间的职责与义务，用法律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避免用党的政策干涉太多法律事务，逐步提高立法中的宪法至上意识。同时也要求党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应当与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和规定相一致，要有利于法律的实施，不能与现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目前，宪法和法律已经成为各级国家政权机关施政的出发点和基本手段。相信，随着党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过程中对新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探索的不断深入，党的政策与法的关系的处理将更加和谐，更加成熟。

（三）依法行政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中国当前政治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多集中在党对干部任命权与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垄断，以及党对权力监督不力所带来的权力腐败与党对用人，决策中失误问题的处理不力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现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合理性，也是关系到“以党统政”与“依法治国”政治秩序与治国方略的实际绩效与历史命运。制约权力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改变高度集权的现状，要注意如下事项：

1.首先要正确对待党政关系

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党政关系体现在两部分：一是党与政府的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前者从政治层面上讲，指的是与政协中的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或组织的关系。后者从国家组织层面上讲指的是党与政权中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权力结构模式，政府是从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才是权力机关与执政机关的关系。因此，党如何正确处理同人大的关系才是中国党政关系首要问题。党与人大的位置摆正了，党同政府的关系就自然易于处理了。显然，近年来，来自中央到地方的实践都有迹象表明人大的地位已下降到了党委及政府之下，进人大工作被认为是领导干部的退居二线。人大更是被中外学者形象地称之为“橡皮图章”这就是党委和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人大权力逐渐缩小的必然结果。

2.理清了党政关系，我们就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约权力滥用了。制约权力滥用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方位多层次构建，既要立足于体制，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要致力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培养与教育为一体的建设，方能取得成效。

（1）改革当前人大制度，提高办事效率，使各级人大真正成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活动场所。科学合理严格规范民主程序，扩大民主范围，提高公众集体议事决策度，以集体权力来制约个人权力，为扩张人大权力，限制党委越权办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着力调整权力配置，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合理分解，明确界定。具体包括：明确权力内容，明确权力运作规则，明确用权规则。真正实现权力运行法规化，程序化与权责一体化，保证权力行为的严肃性，减少随意性。另外，按照政府体制改革步骤与方式推行政府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严格限制领导干部权力，防止权力“越位”等，要在全党范围内，要求各级党委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杜绝以党代政，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的出现。

（3）努力培养，精心选拔，创造出适应并能够促进法治化进程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对在职的党员干部还要大力加强其权力观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特别是宪法观教育，通过提高行政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形成作为一个具体行政活动执行者的从政道德观念来抵制私欲的膨胀，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杜绝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另外，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弄明白，“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作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价值，自觉地做到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监督权力的实施是另一个至观重要的问题，针对当前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问题，努力加强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法制监督体制构成的主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公示制，听证制，承诺制，质询制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权力运作全过程，疏通人民群众向权力机关提出意见的渠道，维护公共权力，从外部有效抑制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内监督的重点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核心问题是保证领导干部行使和运用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广大党员干部真正作为主体参与党内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监督氛围。党内各项事业都应在党内公开，都要经过党内讨论，民主评议。对党员中权力的持有者，执行者，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多层次多角度评议，确立其升、降、惩、罚.奖等。通过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形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相互监督。机制上，要强化纪检机关监督职能，扩大纪检权限，减少纪检过程中其他人为因素的干扰等。充分发挥党内纪检监督谨戒性作用。对严重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严肃处理，以铁的纪纪律和法律告诫当权者依法行使职责。

（四）司法工作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一把“双刃利剑”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的政策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一把利剑。在民间。作为国

家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其公诉人检察长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象征忠、义、勇的“红脸关公”；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其法官又被赋予善于主持正义力量的“黑脸包公”。人民对于司法机关工作在打击犯罪，惩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政策的稳定，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我们也要想到，至高荣誉中也包涵着人民对于国家司法工作的期望。司法工作通常被看作是国家法制文明的窗口，司法工作肩负着司法和监督双重职责，尤其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各种社会监督中最重要的力量。

建党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一向的善于律人律己，从严治党避免了重蹈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赢得了国际政坛的尊重。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与高度集权同时滋生、相互助长的事物------掌权者的腐败也不容乐观地增长了。我国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人身上的腐败事例比许多国家都严重而普遍。中纪委向党委的十五大，十六的提交的两份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期间，全国处分的党员数分别为669300名和846150名，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人数分别为121500和133711名，增加13.3%，因为腐败问题处分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别为78名和98名，增加25.6%。从这组数据加上各种民意调查和各种案例分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识到反腐败的形势不是“比较严峻”而是“仍然严峻”，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还要反对和防止腐败。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挽救党的紧迫感与响应民意的责任感，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斗争。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曝光日渐增多，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如何才能不断增强党防腐拒变的能力？

当前，对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尚在探索之中，但是勿庸质疑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不断加强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才能逐渐减少甚至防止腐败的发生。

按照我国司法体制的特点，检察机关对国家在职人员的职务犯罪享有侦查权，对诉讼享有监督的职能，是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且也应当是社会监督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

但是在具体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检察机关却承担着既要向党委请示和汇报又要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双重职责。如果两种力量同时向其施加压力，检察机关在选择是忠于党还是忠于法律的问题上就会存在分歧。因此，党如何用法律监督的职能来完善自身的领导比起党在领导法律来维护法的尊严、公民权利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综上所述，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将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彻底纳入到法治轨道，既要实现党政活动的法治化，政府行为合法化，权力结构法治化，民主参与法治化，又要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一道守法、护法、在宪法和法律的指引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自发地将整个国家系统的法治建设向前不断推进。

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靠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成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最大政治资源。

参考书目：

1、张光博著《论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著《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孙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大出版社，2003年版；

4、张之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应松年著《法学专题讲座》，国家的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6、《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吴邦国《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 法质量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求是》，2004年第3期；

8、宋树涛《更好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求是》，2004年第2期；

9、陈建国《修已正身、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求是》，2004年第2期；

10、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王寿林著《当代社会主义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学校出版社，2002年版；

12、丁丽华《论邓小平行政法治思想》、《毛译东思想研究》2004年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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