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与对策法院的案件危机
法院的案件危机与对策
法院的案件危机与对策
作者
何兵
一、积案问题严重
为文立言者,总有一种拔高自己所论问题从而引人刮目相看的趋向。然而,本文用“案件危机”一词来描述我国法院当下面临的案件负担居高不下的局面,却决非是危言耸听。事实可以说话。
1979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52万件,1989年则涨至260万件,是1979年的五倍。此后的十年间,法院审结的一审、二审、审判监督案件数全面、持续地上涨,1999年达623万件,又翻一番。
案件飙升的直接结果是:
一、法院案件负担极其沉重,积案居高不下。虽集中清理,至今年7月底全国法院仍有未结案件185万件,其中不少是超审限案件。
二、案件质量无明显提高,表现为一审判决的上诉维持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水平,除8%的上诉案因当事人撤诉而结案外,其余的40%多的一审判决被废弃。
再审判决的维持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66%降至1999年的26.6%。再审判决维持率大幅下降虽然可以解释为系因法院加大了审判监督的力度所致,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法院的终审判决质量存在问题。法院积案居高不下的局面已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为加快办案速度,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制定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试图通过严格的审限制度规定来“提速”。最高法院并于近期召开了清理积案的专题电话会议。提速固然可以减轻案件积压,但存在着案件质量下降的风险。实际上,这些措施皆是权宜之计,非长久良策。
将积案堆集的责任全部归于法院是有失公允的。虽然法院的办案效率有待提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法院年审结案件数已提高十几倍。据笔者所知,部分法院的法官已在加班加点、超负荷地运转。问题在于法官无论如何 1
“卖力”,办案数总有一个限度,而案件的增长并不会因为法官脸上的疲倦而有所消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表明,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案件数量“起飞”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且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案件负担过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法治国家的共同课题。德国宪法法院院长面对堆积如山的案件曾经叹道:“我们已经灭顶。”美国法院因为案件积压,审判迟延,受到朝野一致声讨,指责美国的审判制度已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司法改革的浪潮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案件负担是一个重要诱因。从我国法院公布的案件统计数据来看,法院案件“起飞”阶段已经开始,如果国家不从司法政策上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方案,不仅现行出台的司法改革措施的效用会大打折扣,而且法院最终会被案件压垮。
数年来,我国法院解决案件增长的对策之一是增员,1979年全国法院干警总数(法官及其他人员)约6万人,而今仅法官即达17万名,出现“法官膨胀”的局面。法官膨胀诱发的问题是:
一、国家无力对法官进行高薪供养,而高薪供养法官是各法治国的通例,是保证法官独立办案的物质前提。
二、法官人数太多,无法实行法官异地轮流任职制。法官土生土长,与地方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审判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国家的地方法院”成为“地方的法院”,不时地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
三、法官人数太多,无法保证法官队伍的质量。
我国解决法院案件负担的第二个方法是通过“主管”制度,将许多本应准允人民诉诸法院的纠纷动辄以不属法院主管为由拒于门外。
一位遭校方开除的大学教授无法诉诸法院,因为“这是内部管理行为,不归法院主管”。这不是理由的“理由”,使人们感到有冤无处诉,从而对法院失望并进而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第二个方法是诉讼费制度。据学者分析,高额的诉讼费往往使人民对法院望而却步。
重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威望,法院的应然之路是大幅度地压缩法官队伍,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降低法院的诉讼费用,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受人尊重和爱戴的职业,使法院成为人民身边的、能够便利使用的权利保护神。法官队伍大量减少,受理案件大范围扩张,将会使案件负担的问题雪上加霜。为此必须从宏观政策上采取应对措
施。
二、对策之一:司法转型
(一)法院转变职能。历年来的政府裁员一直未收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职能未能转变。政府管的事太多,人手不够,增员就成了合理的选择。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法院。法院现在的职能定位是通过案件审理,解决纠纷。
实际上,很多纠纷没有必要到法院解决,即使到了法院,也没有必要由法官来解决。调查表明,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真正构成法律上的“疑难问题”,必须动用法官这种专业人士“求解”的不足10%。其余如债务案件、伤害赔偿案件往往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问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仅法律上很清楚,而且一个不懂法的人按照人情常识即可做出正确的判断,没有必要劳驾国家高薪供养的法官。现代社会一日千里,国家制定的法律难免与生活脱节,导致一些纠纷在法律上“看不出眉目”。
如何对这些纠纷进行精深的研究并作出合乎法律本义和正义理念的判断才是法官真正的职责。法院不可能不解决纠纷,否则不成为法院,但有纠纷不代表有“法律问题”,国家应从宏观政策和制度上将那些没有“法律上问题”的纠纷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在法院外以及开庭审理前解决,将民事纠纷(约占法院案件的九成)“导入”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而不是鼓励人民斗讼公堂,使法官的职责从“纠纷的解决者”转变为“法律问题的判断者”,这是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
将民事纠纷导入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的一个风险是,这些机构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弱势的当事人有可能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咽下苦果”。
而对此,除了重整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以外,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加大法院对民间的、行政的纠纷解决机构的监管(详见后论),从而使法院的职能从“纠纷的解决者”转变为“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的监督者”。从宏观战略上将法院定位于纠纷解决的“最后一手”而不是“第一手”,法院作为一个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的指引者和监督者身份存在。
作为指引者的法院,要求法院的判决必须严格地执行法律,发出正义的强音,为法院外纠纷处理机关树立明确的、不可撼动的准绳。
法院是人民的脊梁,人民一旦坚信“法院会依法判决”,弱者也会挺直腰杆———让法院判!果如是,则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解决方案就会向法律的准绳靠拢。
作为监督者的法院,必须保障一旦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离谱,人民有向法院求得司法复审和程序保障的可能———不行咱们进法院!
法院与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没有法院的指引、监督和支持,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将会出现群龙无首,各自称王的局面。为此法院必须牢牢掌握对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的监督权和对法律问题的最终判断权。
法院外的纠纷解决机构则可以为法院减轻大量的案件负担,从而使法院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提高裁判的品质。
如果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瘫痪,出现“一口唾沫找到两级法院,一堆垃圾打了两年官司”的局面,则法院势将淹没于诉讼的汪洋大海。
(二)重构法院调解。
为减轻法官的审判压力并尽量维系当事人间的商业、家庭和“睦邻友好关系”,应对诉入法院的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对诸如相邻关系等类型案件实施调解先行制度,即未经调解的,不予审判。法院内部实行调、审分离。调解必须坚持并尊重当事人自愿原则,只要当事人愿意并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适当的“和稀泥”也可以。
调解由于无须作出法律上疑难判断,故此,调解工作可在法官的指导和监督下由法官助理进行———“一边准备(开庭),一边调”。为防止调解官用手中的权力“逼迫”当事人就范,调解机构不得行使裁判权并不得剥夺当事人要求审判的权利。
同时为防止以拖压调,可以规定在法定期限内达不成调解协议的,立即“送去审判”。
法官的“开庭审判”则与调解相反,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法官的判决如果“和稀泥”,脱离法律,左右摇摆,就会使法律丧失尊严,动摇法治的基础。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区别如此重大,背后的道理在于:裁判程序是一个树立标准的程序,而调解程序只是“解决问题”的程序,二者奉行不同的原则———调解以情,听讼以法。法官的判决是国家的判决,必须严守法律,才能前后左右保持一致,给人民一个准确的信号,从而让人民
在法律的引召下有序地生活。
(三)人员分工。
从法院内部来说,要进行人员和职能的分工。通过一定的机制,在现行的法官队伍中进行选拔,使少量优秀的人材脱颖而出。
隆其地位,尊其人格,使他们成为说一不二的真正法官。他们的职责主要在于通过对疑难案件的审理,对法律本身的漏洞、法律间的冲突等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解释和补充。法官是“研究法律问题的官”,主要从事“研究性工作”和“开庭审判”。
对于那些被淘汰下来的现任法官就地“转制”,成为法官助理,不享有裁判权,比照政府公务员的待遇进行供养。
他们的职责定位从事“事务性工作”,为法官的审判活动提供支持并从事案件的先行调解。人员分工的一个目的是人尽其材,各尽其责,以免职责不清或大材小用,导致“窝工”。
(四)修订程序。
理论和实务界应侧重对纠纷进行类型化分析,并量体裁衣地为不同类型的纠纷设置相应的程序装置。严格的程序当然有助于判决结果的公正,但程序是以时间和金钱为代价的,不考虑纠纷的类型而一味地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以严格的程序来审理鸡零狗碎的小事,得不偿失。
各国应对案件危机的一个共同策略是制定小额诉讼程序,对小额纠纷实行速战速决。此外,扩大非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支付令程序本属一种“短平快”程序,然而由于制度以及制度外的原因,一直未能发挥作用,以其解决的纠纷只占法院民事受案的8%左右。
而资料表明,日本的民事纠纷却有2/3是通过这种“短平快”程序解决的。我国司法资源的浪费由此可见一斑。再者,完善开庭审理前的准备程序。
通过准备程序大量化解纠纷,减轻法官开庭审理的负担。美国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有90%通过庭前准备程序得以解决,只有不到10%的案件经过开庭审理。这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篇:与对策谈谈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
谈谈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谈谈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作者
钟黎明
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深化和落实,各级党政的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得到了遏制。但是,因建筑工程层层转包而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仍较突出。当农民工采用各种(甚至过激行为的)讨薪方式无果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劳动报酬权,也就成了无奈的最后手段,以至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呈上升趋势。
问题与难点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一般都具有群体性、复杂性、对立情绪大、矛盾易激化、社会广泛关注等特点。为及时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成了各级各地法院司法为民的重头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但是法院审理和执行此类案件有五难:
一是确定用工主体难。由于现在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大量的不具备劳动法和建筑法规定,不具资质的用工主体进入了建筑市场,鱼龙混杂,且用工主体变化大。最常见的就是有资质的建筑承包企业把工程全部或部分转包给所谓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又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包工头来做。有的甚至专门实行劳务分包,让包工头或匠人自己去找工人。农民工一旦讨要工资,各路承包人纷纷拿出转(承)包合同来,一个推一个,谁也不愿负责。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查找确定用工主体,有时一个案件就要追加、变更诉讼主体好几次。
二是选择裁判依据难。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既涉及民事、行政法律规定,又涉及行政规章、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等法律效力层次不同的规定。由于涉及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不配套,有的甚至相互冲突,给法院裁判案件增加了难度,以至同一类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因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案件裁判结果大相径 1
庭。按现行法律规定,拖欠工资应属一般债权,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两年。劳动法对劳动争议(包括农民工工资债权)提起的仲裁时效期间是60日。如果农民工因工资不能兑现与用工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超过60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一般情况下不会受理,或者受理后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农民工在法定15日之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法院受理后,对案件的处理就有了两个现行的法律依据:一个是劳动法的按60日工资债权仲裁时效,二个是民法通则的两年的一般债权诉讼时效。目前,农民工的工资债权在法律上属一般债权,法院择一而判都符合法律规定,但判决结果肯定是不同的。按60日的仲裁时效,如无法定理由,法院就要驳回农民工的诉讼请求;按两年一般债权诉讼时效,法院就要支持农民工的诉讼请求。
现行的行政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有的规定不相一致,甚至出现相互“打架”的情况,也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难度。如建设部2004年9月6日发布的《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而劳动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发布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建筑企业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自然人,对该组织和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也就是要负清偿拖欠工资的直接责任。由于规定的不统一,法院的判决“五花八门”:有的判决用工单位(发包方)承担给付工资的直接责任,转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决转包方承担给付工资直接责任,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干脆依据转包合同的约定,判决不具备用工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承担给付工资的责任;有的甚至把劳动争议纠纷按雇佣合同纠纷进行判决(雇佣合同的工资纠纷适用两年诉讼时效)。不同的裁判结果,不但影响到农民工的实体利益,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法院司法公正形象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三是查证难。由于建筑行业往往是以一个工程或某项工程具体施工业务为用工周期,为其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绝大多数未签定劳动合同,加上层层转包,工程中途变换承包人、合伙人等,有的农民工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是在为哪个“老板”打工。申请劳动仲裁时间又短,造成农民工举证难,法院查证难。
四是及时结案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多次解决无果才到法院来。诉讼中,用工单位或个人,利用自身强势,聘有律师,能够充分利用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期间,合法地拖延诉讼。农民工往往是官司打得
起拖不起。由于双方矛盾尖锐,对立情绪大,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它债权纠纷案件不同,因为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农民工,根本没有调解让步的空间,他们难以牺牲自己的“血汗钱”来达成调解协议。由于存在这些情况,及时结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五是执行兑现难。在案件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因财产情况发生变化,或财产灭失,导致农民工工资在判决后仍无法兑现。对此难题法院很难化解。如某火电厂将一建筑工程发包给外省某建筑公司,该公司因此拖欠廖××等一批农民工工资数万元,经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现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建筑公司也查无下落,导致该案农民工长期上访。
对策与建议
一、从立法角度明确农民工工资的给付主体。
按劳动法和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人)单位就是工资给付主体。用工单位把工程层层转包,由此产生的一切用工责任均应由具有法定用工单位资格的单位(企业)来承担,但现行法律对此却无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利用法律对这种违法行为缺少明文规定和强制手段的漏洞,采用转包合同(有的是“黑白”合同,既用一个明的虚假合同掩盖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把劳动者的利益和自己应负的用工责任,转嫁给不具备用工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违法成本,所以违法转包的现象不断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了对不具备用工单位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资给付主体责任。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知的规定法律效力太低,属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指导行政机关调解劳动争议纠纷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劳动争议纠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对法院来讲不是办案的依据,缺少约束力,只是法院办案时参照的依据。建议将此规定升格为行政法规(如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办法》)、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这样就从立法角度解决了现行法律、法规漏洞,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用工单位违法转包建筑工程的行为。即使其要转包工程,在签订合同(包括“黑白”合同)和给付工程款时,也要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尽可能把工资直接兑付到农民工手中。同时,也为法院处理案件提供了依据,约束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
二、加重拖欠工资的违法后果。
因违法成本太低,用工单位不断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合同法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建筑工程的农民工的合同属于“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鲜有劳动合同期限超过3年的,以经济补偿作为拖欠工资的违法成本,不足以制止拖欠工资的行为。因此,应加重用工单位拖欠工资的违法责任,既增设违约责任。
劳动合同法还规定,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赔偿金属于行政处罚,而拖欠工资是违约行为;要求给付赔偿金的权利在他人(行政部门)手中,要求给付违约金的权利掌握在农民工自己的手中,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用工单位违约就该承担违约责任——给付违约金,可惜劳动合同法对此未作规定,是明显的立法漏洞,所以只有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来弥补。
建议按照劳动合同法中不签劳动合同给付双倍工资的立法标准,在司法解释或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办法中,规定用人单位拖欠劳动工资的违约责任,既“用人单位拖欠劳动工资除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并承担相应利息外,凡拖欠工资达一月以上的,加付拖欠工资总额百分之五十的违约金;拖欠工资达一年以上的,加付所欠工资总额百分之一百的违约金”。规定拖欠工资给付违约金的好处在于,一是弥补了劳动合同法的漏洞,二是侧重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劳动者,改变了双方之间的权利失衡;三是加重了用工单位的责任,使其不敢轻易拖欠工资;四是在调解拖欠工资劳动争议案时,农民工有了让步的空间,有利于劳资双方矛盾的化解,有利双方积极寻求和解方法,促进案件及时结案。
从立法上明确了工资给付主体和加重拖欠工资的法律后果(违约责任),不单是解决了法院办案的难题,而且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和防范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直接、最现实、最有效的重要法律手段。
三、放宽劳动仲裁时效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
劳动法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为6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样一来,使民法
通则规定一般债权两年的诉讼时效,在农民工索要工资时,实际缩短为60天,非常的不合理!因此,应修改劳动法的仲裁时效期间和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期间,把工资债权的仲裁时效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放宽至三年。因为工资债权属人权范畴,是农民工养家糊口的经济保障,是基本生存权之一。人权优于债权,所以工资债权的法律定位就应高于一般债权,并在仲裁时效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上体现出来。这样也可以让农民工有更多时间搜集证据解决诉讼举证难的问题。
四、简化救济程序,完善救济渠道。
1、取消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必经的诉讼前置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目的都是为了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维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从解决劳动争议的司法实践来看,增设一个前置程序并不具有优越性,反而增加了当事人特别是农民工的诉累。不如将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程序交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当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无疑是简化农民工工资救济程序的有效途径。
2、修改《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特别是拖欠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后进入诉讼程序的,一律实行“一审终审”制。我国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两审终审制,但劳动争议案件多了一个前置程序——劳动争议仲裁,实际上成了“三审”终审。对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与法院直接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并无程序上的本质区别,因为都经历了两次纠纷裁决程序。这样操作,不仅可防止用工单位利用二审、再审程序拖延案件审理时间,也可以减少司法资源浪费,减少当事人诉累。
3、建议人民政府设立农民工工资救助基金。救助基金用于被执行人因财产变化或灭失,导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无法执行兑现的,由救助基金垫付或支付。如将来被执行人有可供清偿的财产后,可由政府另行追偿。因为许可企业进入建筑市场,是政府权利,未经政府审查许可,那些抗风险能力差,缺乏用人资格的企业是进不了建筑领域的。取得用工资格的企业进入建筑领域后,一旦出现无法兑现农民工工资问题时,或多或少与政府的审查把关不严、平时监管工作不到位有关。另外,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也是政府的职责。因此,政府设立农民工工资救助基金是应该的,以此避免和减少了农民工因工资不能兑现造成的损失。
4、完善劳动合同制,全面落实劳动合同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要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让农民工学会用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养成签订劳动合同的习惯。同时,要在建筑工程施工企业中设立工会组织(因建筑工程的用工周期不长,也许叫临时工会组织更为恰当),让工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依法维权服务,减少农民工维权活动中的过激行为。充分发挥工会作为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群众组织的积极作用,通过工会签订集体合同,帮助、指导、监督劳动合同的履行,积极参与劳动争议调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第三篇:法院案件质量与效率评估考核办法
关于《全省法院案件质量与效率评估考核办法(试行)》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 发布时间:2007-12-28 01:58:41 点击数:2305 】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科学、合理地界定公正与效率的评判标准,确定审判、执行质量和效率的具体考核指标进行量化管理,从而建立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对促进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推进审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全国各地法院正在积极探索的方向。2004年7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全省法院案件质量与效率评估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十率”考评体系),全面推行以上诉、抗诉率,申诉上访率,改判、发回率,案件未结率,审限内结案率,调解、撤诉率,执结率,执行标的到位率,人均结案数,已结案件归档率等十个指标为评判依据的“十率”评估考核系统。该评估体系试运行一年多来,省高院每月对各地市中院进行评分排名,使各地法院的审判工作通过十项数据指标直观地显示出来,对衡量法院审判工作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如何科学地评价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作为一根无形的指挥棒,该考评机制也促进了各地法院积极抓好审判管理,特别是抓好与考评机制相关的“十率”指标,从整体上推动审判质量与效率的共同提高。
为了考察“十率”运行过程中的特点,分析总结“十率”考评体系试运行以来的情况,探讨如何完善考核指 标的设置和评估体系的构建,思明区人民法院成立了“关于„十率‟运行情况的评估分析”司法统计分析课题小组,自2005年7月起,对2004年7月以来全市法院以及全省各地法院“十率”指标完成和排名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在调研中,课题组搜集了各地法院的相关数据资料,深入思明法院各部门以及集美、同安等兄弟法院实地调查,并组织了四场专题座谈会,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分析报告。
关于“十率”指标运行情况的特点
为了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分析“十率”指标运行情况的特点,我们把考评体系中的十个指标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包含主要反映审判质量的四个指标¬--上诉、抗诉率,申诉上访率,改判、发回率,调解、撤诉率;第二组包含主要反映审判效率的四个指标--审限内结案率,案件未结率,人均结案数,已结案件归档率;第三组包含反映执行工作的两个指标--执结率,执行标的到位率。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在“十率”中没有“结案率”这一指标,但实际上由于“结案率”是长期以来法院展现审判业绩的习惯性指标,目前仍然是主导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因此在“结案率”的影响下,“十率”指标大多出现了周期性的变化规律,有些工作甚至陷入恶性循环。
上诉、抗诉率,申诉上访率,改判、发回率,调解、撤诉率是相互之间关联性较强的四个指标,并且与长期以来各级法院通常使用的“结案率”具有密切的关系。
1、上诉、抗诉率:
上诉、抗诉率指统计期间上诉、抗诉案件数与同期一审、二审案件结案数之比。分析思明区法院2004年7月-2005年8月的数据,我们发现上诉、抗诉率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见表一、二)
表一:思明区法院2004年7月—2005年8月上诉、抗诉案件情况表
月份 上诉抗诉案件数 一审结案数 上诉率、抗诉率(%)
二○○四年七月 80 296 27.02% 二○○四年八月 224 618 36.25% 二○○四年九月 106 719 14.74% 二○○四年十月 126 653 19.29% 二○○四年十一月 120 919 13.06% 二○○四年十二月 52 1592 3.37% 二○○五年一月 308 306 101.65% 二○○五年二月 175 348 50.29% 二○○五年三月 297 602 49.34% 二○○五年四月 95 643 14.77% 二○○五年五月 109 660 16.52% 二○○五年六月 79 1212 6.52% 二○○五年七月 146 417 35.01% 二○○五年八月 103 681 15.12%
通过上述二表可见,思明区法院一年中结案的高峰期在6月和12月,上诉、抗诉的高峰期则在7、8月和1、2月,特别是1月份的上诉抗诉率更高达101.65%。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达到半年和年终结案率目标,法院全力以赴清案。在有限的时间下,案件能判则判,法官无法在案件的调解上花时间,很多案件都以判决形式结案,案件的服判率难以保证。而判决的案件大多在随后的7月和1月生效,生效后,当事人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从而导致的上诉案件数量大增。同时,经过年底高强度的清案活动后,法官办案能动力下降,7、8月和1、2月的结案数也相应大幅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必然导致该期间成为上诉、抗诉率的高峰期。
因此,要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上诉抗诉高峰,就必须尊重审判规律,以人为本,摒弃以“结案率”为中心的审判业绩评判标准,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2、调解、撤诉率:
调解、撤诉率指统计期间一审、二审、再审民事案件中以调解或撤诉方式结案数与同期一审、二审、再审民事案件结案总数比。设置该率的目的是鼓励、引导法官尽最大可能争取调解结案,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但同样由于“结案率”的影响,调解、撤诉率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周期。(见表三、四)
2004年7月至11月调解撤诉案件数与结案数呈同步缓慢上升趋势,2004年12月和2005年6月结案数最高,调解撤诉案件数也最高,但相应这两个月的调解撤诉率在2004年7-12月和2005年1-8月这两个期间内却都是最低的。
诉讼调解工作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充分沟通,需要法官居中主持双方互相让步。但在巨大的案件压力面前,在高结案率的压力下,法官的精力是有限的,选择了提高结案数,就必须牺牲调解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超乎寻常的高结案数必然导致低调解率。
我们还从厦门各基层法院调撤率图表中发现,思明区法院基本上一直处于最低点,这除了案件量的因素外,还与每个法院的地域特色有关。思明区地处厦门市中心区,民商事纠纷多,新类型和疑难复杂案件多,案件难度相对较大。例如,2004年7月-2005年8月,该院受理的人身权纠纷、股票证券纠纷、股东权益纠纷、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达到823件,占民商事案件的11.8%。
3、申诉、上访率:
申诉、上访率指统计期间向本院或上级法院、有关部门申诉、上访案件数与同期裁判生效案件总数之比。申诉、上访案件数指统计期间向本院或上级法院、有关部门申诉、上访的案件数。申诉、上访案件数在本内一案多投的,不重复计算;隔年再投诉的,可重新计算;向不同层级法院投诉的,则分别计算。
信访问题的实质是案件质量问题,因办案人员的责任引发的信访案件,要追究原办案人员的责任。把办案的社会效果作为审判质量考评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引导法官在办案中自觉将法治意识与大局意识机结合起来,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和司法目的的实现结合起来,既要严格司法,又要善于司法,讲求司法艺术,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做到定纷止争,“化干戈为玉帛”,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节选了2004年12月及2005年1月结案数有较大反差的两个月份比较(表六),全省申诉上访率的走势相似,表明结案数的多少并未对申诉上访率造成影响,而且,调撤率高低也与申诉上访率没有关联。福州地区一直处于较高态势,厦门一直保持相对较为平缓的态势,这可能与每个法院对申诉上访案件数的统计口径理解不一有关,也可能与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有关。因此,申诉、上访率对考量法官司法能力、审判业绩、业务水平的作用并不明显。
4、改判、发回率:
改判、发回率指统计期间经二审、再审改判及发回重审案件数与同期二审、再审结案总数之比。它仍然是衡量一个单位、部门和法官个人审判质量的重要指标。体现着案件实体裁判的公正程度。设立实体裁判公正率这项指标,旨在引导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严格依照实体法作出裁判,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处理公正,最大限度降低发回改判率。
从表七、八分析,改判发回率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有些法院在个别月份的改判发回率达到100%,而他们的改判发回案件数仅仅为个位数。全市的改判发回案件主要集中在思明、湖里两个基层法院,显然与受理案件量成正比。
针对发改案件量居高不下的现状,思明法院在今年第二季度组织了发改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对今年以来被二审发改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评查。评查结果表明,发改案件中存在大量的系列案件。而除了少数案件确实存在程序或实体上的问题外,绝大多数的案件属于一、二审法院对同一问题的观点分歧。为了有效地控制发改率,提高一审法院司法的公信度,我们认为,有必要充分加强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业务指导和上下级法院的沟通交流,并努力提高司法的统一性。
5、审限内结案率
审限内结案率,是指统计期间一审、二审、再审案件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结案数与同期一审、二审、再审案件结案总数之比。统计2004年下半年的数据,全省除福州、泉州、厦门三地两级法院在个别月份审限内结案率未达100%外,其余地市两级法院的审限内结案率均达100%。进一步分析这三个地市两级法院关于该率的具体情况,我们发现仅仅是个别法院因个别案件未能结案,而导致该率未达100%。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有超审限结案的案件数量仅为个位数,所占的比例达不到一个百分点。以厦门为例,2004年下半年厦门市两级法院中,仅湖里法院四件案件超审限(见表九)。
表九:湖里法院审限内未结案件情况
审理月份 各类案件在法定审理期间内结案数 各类案件结案总数 审限内结案率 2004年7月 304 305 99.67% 2004年8月 324 327 99.08% 统计全省2005年1-4月的数据,仅泉州两级法院1、2月,莆田两级法院4月该率未达100%。因此,可以说各级法院基本上均能于审限内结案,超过审限结案仅是例外情况。
关于各类案件的审限,三大诉讼法均作了相应的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对审限的期间计算也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相对于审判质量而言,审判效率更偏向于定量范畴,更容易通过数字统计加以考查,且现行法律对审限在期间上均有明文规定,为这样的考查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审判效率的考量即应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审限内结案率基本达100%说明诉讼法上关于期间的规定在目前的审判工作中是合理的。能否在审限内结案,是评判效率的参考标准之一。将审限内结案率作为审判效率的一项数据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该率应作为评价审判效率的主要依据之一。有意见认为该率基本上为100%无须统计即可得出,意义不大,可予省略。基于前述的理由,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该率体现了法定时间内完成审判工作的情况,是规范司法的一项重要体现,是办案法官追求效率的体现。统计数据的价值关键在于是否反映质量或效率而不在于因数据稳定、变化不大而不予考虑。在审限期间内结案依法体现了法定的效率,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在审限内能用更短的时间结案且能保证案件质量,则是更为理想的情况。
6、案件未结率
案件未结率指统计期间各类未结案件数与新收及旧存案件数总数之比。
从图表十、十一中我们发现这个V字的“两翼”平缓,在中间突然向下深入,形成角度极小的锐角。V字的底部正是12月,是全省各地法院未结率最低的月份,也就是(新收及旧存)案件数总数的结案率最高的,其余月份的未结率相差不大,相对稳定。
在通常的语境中,结案与未结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案件未结数与结案数总和即是案件的总数(指统计期间的各类案件含新收、旧存),相应的结案率与未结率总和为100%。因此,在“十率”中虽无案件结案率,但从本率中则可简便地、反面计算出案件结案率。正如前文所述,多年来案件结案率作为基本效率指标体现在对外的信息中,在习惯地将该率视为重要指标后,该率反过来影响着法院工作,成了一根无形的“指挥棒”。近年来,这一指标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为案件的质量、案件的公正性难以量化,而即便可以量化仅单纯的以某项数据为标准是难以保证准确性的。因此,相应地“拔乱反正”的措施是淡化该数据甚至不体现案件结案率,各地法院用其它数据取而代之。
从表十、十一以及前表三可见,各级法院至12月时集中力量清理当年未审结所有案件,并未考虑到诉讼案件的各种实际情况和法律的规定。首先,司法是消极地被动地,法院不能主动上门揽案,各种案件的起诉均由当事人主动提起,法院被动立案受理。受理案件的类型、数量,特别是何时提起诉讼均不能由法院主动控制,按照诉讼法的规定也不能主动控制。从概率学的角度而言,每月平均受理的案件数量应该是接近的。但从这几年来看,法院受理的案件总量是逐年递增的。而因为拖欠工资、企业年终结算等原因,往往到12月时案件激增。要求在该审结案件包括对12月份新收的案件亦予以结案,在这样的工作量下,是难以完成的。其次,司法具有严格的诉讼程序及诉讼期间要求。不管是哪一类型的案件,诉讼法上均有相应的送达、期间、期日等规定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即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也仅是相对普通程序缩短了时间,所以也难以做到在当年对所有案件及时结案。为了提高年中和年底的结案率,在每年的5、6月份和11、12月份,法院往往采取集中清案的方法以减少未结案件数,并且在6月和12月上旬就截止收案。这造成了每年年底新收案件数暴跌,结案率大幅提高,第二年1、2月份上诉案件数猛增的现象。更严重的是,这种一味追求结案率的做法对广大法官产生了错误导向,挫伤了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办案的积极性。从前文数据分析中可见,审判工作的许多方面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
因此,应当改变对案件未结率的认识,如果继续以提高该率指导法院的工作,让“指挥棒”的反作用继续存在,对内则自加压力,使法官违背审限规定、程序规定,加班加点地争取于12月份审理案件,如此提速、加速办案,势必难以保证案件质量。以12月1日立案的民事案件为例,依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审理期限至下一的5月结案,而强调结案率即该所收案于当结案,则把有六个月法定办案期限的案件要求于一个月内办结,审判质量令人担忧。片面强调效率,质量将可能下降。而对于审判工作而言,公正的价值是优于效率价值的。
7、人均结案数
人均结案数指统计期间本院办结各类案件总数与该院上年底全部正式在编人员总数之比。
表十二:2004年下半年福建省各地法院人均结案排名表:
名次 地区 案件数厦门 32.9 2 莆田 30.5 3 泉州 28 4 福州 21.3 5 龙岩 15.4 6 漳州 14.7 7 南平13.3 8 宁德 12.5 9 三明 12.2 上表显示各地法院人均办案20件,假设上半年的收案同下半年一致,则全省各地法院人均年办案数为40件。这个数据与全国的数据几乎一致。中国2001年平均每位法官审结诉讼案件27件,加上执行等案件,平均每位法官审结39.8件。以全国20.44万的法官为基数,按照最高院公布的2003年全国审结的“各类案件和执行案件”共8138944件 计算,我国法官的人均结案数仍然是39.8件。
那么,让我们与美国法官的人均办案数进行比较。美国法官的年结案数:在2002年,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的人均办案数为485件,而作为初审的地区法院则达到人均518件。当然,这是直接数据的比较,不能仅据此惊叹两国审判效率的悬殊,除了审判程序等因素的不同外,还应详细分析数据统计的差别,因为如此差距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人均结案数”中的这个“人”所指对象不同,美国指正式任命并实际审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因法律程序规定的不同,主要由辅助人员完成工作量的案件亦统计为法官审理的案件),而我国则指所有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其中包括行使领导职务、行政职务、司法研究而未审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包括后勤等无法官职称的工作人员)。这种关于主体(审理案件人员)统计的差别,可从如下关于全省人均结案率的统计中更为详细分析中得出。
在全省关于该率的统计是以全部正式在编人员为基数计算人均结案数。当前法院在编人员主要由法官(包括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书记员、法警、后勤人员组成。我们认为,以这样人员作为统计基数利弊各半。有利的是:以全部在编人员作为基数计算人均结案数,有利于促进法院领导合理地调配审判资源,将审判人员与其他人员的比例调整到最合理、最利于审判工作的限度,同时可以考察一个法院是否善于利用资源、是否具备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改革的能力,即“司法能力”。另一方面也便于统计口径的统一性。而不利的是:由于不具备审判职称的人员依法不得审理案件、一部分具备审判职称的法官(如院长、副院长、纪委监察室)因从事领导职务而无法审理案件或极少审理案件,因此,将未办理案件的人员也列入办案法官之列统计人均办案数,则混同了不同的主体,得到仅是笼统的总体人员“生产力状况”的数据,是一种行政管理与司法审判等同的粗略统计数据,这样的数据并未进行职业区分,无法体现专业分工,难以准确体现审判效率。虽然脱离后勤和其他辅助人员单纯依靠法官则无法从事审判工作,但这种计算方法与目前对法官职业化的要求和科学设立内设机构的趋势尚存在一定矛盾。
8、已结案件归档率
已结案件归档率指统计期间各类归档案件总数与全部生效案件总数之比。之所以强调该率,与有些法院对案件归档工作重视不够,案件卷宗管理混乱甚至发生卷宗丢失事件有关。案件及时归档有利于查阅、参考、保密等重要意义,卷宗的归档会影响到审判工作。基于各地法院归档工作十分混乱的现状,该项指标在有效地引导法院加强归档工作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7月起,仅思明区法院累计清理多年来积欠未归档案卷就达6000余件。因此,虽然已结案件归档率更多地体现了法院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于实际工作却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9、执结率
执结率是指统计期间执行案件结案数与同期新收及旧存的执行案件总数之比。“执行案件数”指自动履行完毕、强制执行完毕、和解履行完毕及依法终结实体执行的案件总数。
从表十三我们看到这个图形的顶部正是12月,是全省各地法院执结率最高的月份,其他月份的执结率普遍偏低,特别是第一季度的执结率基本上在10%左右徘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前述结案率的弊端时已经阐述,执结率实际上就是执行案件的结案率。目前采用的执结率统计的是每月执行结案的数据指标,一定程度的避免在某段时间内刻意追求数据的提高,影响执行工作的正常运行规律,配合其他各项综合指标就更能准确体现各个法院执行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10、执行标的到位率
执行标的到位率是指统计期间所结执行案件中实际执结标的总额与同期申请执行标的、上期未执行标的总额之比。执行标的到位率和执结率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不可分离。执结率高,执行标的到位率就相应的高,相反执结率降低,执行标的到位率要提高也就无从谈起。从表十四可见执行标的到位率普遍较低,在全省各地市中厦门地区的执行标的到位率排名第一,2004年下半年的执行标的到位率为78.56%,其他地区就更低了。造成执行标的到位率低下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执行法官的不懈努力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厦门地区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执行标的到位率高一些说明了该率与地区经济息息相关。应该说执结率是完成案件数量的指标,执行标的到位率就是执行案件的执行工作效率指标,执行标的到位率的高低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执行工作效率的高低。值得一提的是执行标的到位率的计算具有很强的连续性,不能单独取某一小段时间内的执行标的到位率进行考核。对该率的统计期间可以按月或按季,但考核期间应该更长,这样才更科学合理反映法院执行工作。此外,执行标的到位率也仅仅是法院各项工作指标的一项指标,因此评判执行工作不能仅根据执行标的到位率,而应当全面的考核各项综合指标。
关于对“十率”考评体系的意见和建议
案件质量考评体系是一项综合性评估指标,目的是通过制度性有效管理,建立起各单位、各部门较为客观、全面的档案资料,实现对审判工作管理考核的科学性、公正性与客观性。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大都采用以年结案率为基本效率指标,以案件的改判发回率为基本质量指标的评估模式,很难准确评价案件审判的总体情况和个案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对法官更缺乏客观具体的考核标准。通过实际运行,可以说“十率”指标的设置对法院内部长期的考核制度带来了冲击力和革命性的影响。考评指标为法院审判业绩考核、对法院党组管理法院工作、调配审判资源等方面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有力地促进了法院审判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法院法官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是,“十率”指标的设置具体细化到每一项指标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根据第一部分的数据分析,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十率”考评体系的作用
一是“十率”把法院的日常审判工作分解为10项具体工作目标,明确了各项工作的主管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并将工作任务和量化目标分解到每个法官,做到了管理有确定的程序和完善的规范,考核有科学的方法和客观的标准。二是通过通报存在的问题对每一位法官都起到警示作用。有的法院还对每个法官的工作业绩逐月统计,定期通报计入法官的业绩档案,作为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使承办案件的法官有压力和动力。通过工作绩效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把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到岗位目标考核中,从而使每一位法官对自己的工作成果的质量和效率给予的极大关注。三是各级法院通过对“十率”指标的关注和研究,针对审判工作的薄弱环节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同时,通过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及时进行推广,有效地促进了与之相关的各项审判工作的发展。例如,为了缩短办案周期并提高调解率,思明区法院成立了小额民事诉讼调裁庭,专门负责审理标的5万元以下的简单民商事案件,今年上半年调裁庭人均结案326.5件,调解率达到63%,高于全院大约10个百分点。
“十率”考评指标对审判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审判质量和效率的考核体系,它应当作为领导决策的参考,可以通过数据指标的变化发现问题,适时调整工作重心和决策,而不应当作为评价法院工作的绝对标准。作为被绝对化的统计数据,其将丧失客观性,而且极易滋生为了数据而工作的错误观点,使这一考评体系偏离原意。
二、对完善“十率”指标的建议
1、取消上诉抗诉率、案件未结率。
上诉抗诉率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息诉服判方面的工作情况,但上诉和抗诉是诉讼当事人所享有的法定权利,案件质量的高低并不必然导致上诉抗诉率的高低,当事人行使上诉抗诉的权利也并不能够必然推定案件质量的问题,因为这里还包含有诉讼技巧、规避法律等其他因素。因此,上诉抗诉率在反映审判质量方面并不具有代表性。在考评体系中已经有调解撤诉率这一指标可以直观地反映法官息诉工作的成效,上诉抗诉率指标建议予以取消。
案件未结率与结案率属于“孪生兄弟”。如前文所述,由于结案率的影响,人为地分割了正常的审判期间,使上诉抗诉率、改判发回率、调解撤诉率这些反映案件质量的指标都产生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实际上就是在一定期间内不正常波动的现象。目前,结案率已经演变成评判法院审判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左右着一切工作决策。根据指标决定办案数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背离了审判工作的客观规律,其弊病影响了法院及其法官正常的工作秩序,使多项工作陷入了恶性循环。我们认为,审判效率可以通过人为因素进行合理调整和提高,但如何提高效率,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包括如何促进法官提高办案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审判机制等等,当然这并非本课题探讨的内容。而衡量审判效率,可以通过法定的审限内结案率并增加其他相关的细化指标,如平均审理天数等得以实现。
2、增加平均审理天数指标。
审理期限是法定期间,仅以审限内结案率尚不足以全面考察审判效率,因此建议增加对案件平均审理天数的统计,同时不同类型案件审限要求不同,对各类型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也应进行统计,以更详细直观地体现该方面的审判效率。另外,增加对依法延长审限、中止审限、中断审限、暂停计算审限未结案率的统计,亦有利于更全面地为考查各种情况下的结案率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我们认为,司法工作的性质特别是关于审判质量,难以通过简单量化而得出,因此,在数据统计上应尽量细化,以便更大程度上的确保准确性。
3、改变人均结案数的统计方法。
据前文人均结案数一节所述,目前人均结案数基数的统计方法虽然各有利弊,但为了使工作量的计算更为合理,建议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案:一是按照目前的统计方法,但增加以实际办案法官作为基数统计人均办案数指标,两个指标互为参考,通过二个率的比较可以体现职业法官与其他人员效率。二是将目前的统计基数修改为具备审判职称的人员。这样,有利于引导法院对法官和书记员、辅助人员、后勤人员等不同人员进行序列化区分,充分体现专业分工,利于法官的职业化发展。
另外,对于沿海地市与内陆地市的案件数及办案数相差较大问题,例如排名第一的厦门与排名最后的三明人均结案相差接近二倍,其根源在于各地法院在工作人员比例、内设机构的配置上的标准一致,虽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案件数量远高于其它地区,但人员编制和机构都按照同样的级别标准设定。因此,我们认为法官的人数与其他人员比例、机构设置,应以该地区案件数量作为主要参考依据,以免造成严重的忙闲不均现象。
4、统一申诉上访率的统计口径。
申诉上访率由于在统计口径方面存在理解不一的情况,该率的统计在准确性上不足。“申诉、上访案件数指统计期间向本院或上级法院、有关部门申诉、上访的案件数。申诉、上访案件数在本内一案多投的,不重复计算;隔年再投诉的,可重新计算;向不同层级法院投诉的,则分别计算。”对于申诉上访案件数的计算,产生口径不一的就是 “向有关部门申诉上访”中的“有关部门”的范围,应当予以明确。鉴于司法的特殊性,建议有关部门的范围确定为:党委、人大、政协、纪委,对于向不同层级的部门重复投诉的,不重复计算;一案向不同部门多投的,亦不重复计算。同时,对于向不同层级法院投诉的,建议也改为不重复计算。这样,有利于比较准确、直观地反映申诉上访的案件量。
第四篇:法院案件流程管理办法
案 件 流 程 管 理 办 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强化审判管理,建立规范、高效、合法、有序的审判运作机制,提高审判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审判执行好每一个案件,根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和省高院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案件流程管理是指以时限管理为核心,以时限警示和节点冻结为内容,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依托,对各类案件的立案、分案、送达、保全、开庭排期、开庭、结案、审限、执行、归档等程序性工作进行规范有序的动态跟踪、监督、协调,保证案件按照流程规范有效运行的综合系统管理的总称。
第三条
案件流程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管理的原则;
(二)服务审判、提高效率的原则;
(三)各庭室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协调的原则;
(四)加强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和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案件流程管理工作由立案庭统一管理、协调,本院各庭室、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调运作。
第二章 立 案
第五条
立案庭依法审查、受理本院管辖的下列案件:
(一)刑事一、二审案件;
(二)民事一、二审案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除外);
(三)行政二审案件;
(四)申请执行和委托执行的案件;
(五)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的案件;
(六)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七)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案件;
(八)其他应由立案庭审查、受理的案件。
上述案件的审查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在法定期限内立案;经审查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应在法定期限内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当事人坚持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
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查的,经主管副院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
第六条
本院管辖的下列案件,由相关审判庭、执行局依法审查,立案庭负责登记立案。
(一)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二)破产案件;
(三)行政一审案件;
(四)非诉行政执行案件;
(五)国家赔偿案件、申请违法确认案件;
(六)减刑假释案件;
(七)执行复议、异议、协调、请示、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等案件。
相关审判庭对行政一审案件,破产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的审查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减刑假释案件、执行复议、异议、协调、请示、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等案件的立案审查,相关审判庭、执行局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
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审查的,经主管副院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审查期限。
第七条
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民事一审案件、行政一审案件、破产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相关审判庭提出受理意见,经庭长、主管副院长同意后,由院长批准后予以立案。
第八条
经审查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不予受理的行政一审案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破产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申请违法确认案件,由庭长、主管副院长批准后,负责审查的相关审判庭制作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向当事人送达。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和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由立案庭组成合议庭在法定期限内制作再审裁定、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
第十条
当事人不服各县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或者申诉的案件,由信访室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
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信访室予以登记立案,并转审判监督庭办理。经审查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审判监督庭做好当事人解释说服工作。
第三章 诉前调解
第十一条 诉前调解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前,根据纠纷的性质和当事人的选择对纠纷进行调解,使当事人和解息诉的制度。经调解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与本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当事人向本院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且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进行诉前调解。
第十三条 诉前调解由立案庭诉前调解合议庭负责实施。
第十四条 决定诉前调解的案件,在立案前,经询问原告愿意接受诉前调解,则暂不立案,原告提交同意诉前调解的书面申请,由主管副院长、庭长批办至诉前合议庭进行诉前调解;如原告明确表示不愿调解,则按照相关程序办理立案手续。
第十五条 诉前调解应遵循及时、快捷的原则。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调解成功,则按照相关程序办理立案手续,并将诉前调解形成的调解材料一并移送审判庭。
第十六条 经诉前合议庭组织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合议庭应按照武中民初字案号进行登记,并及时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四章 分 案
第十七条
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决定受理的案件,立案庭应在法定期限内将案件分配至承办庭室和承办法官。
案件分配应按照本院《案件分配规则》和相关审判庭职能范围,根据各法官年均办理案件的基本均衡的原则进行分配。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及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由院长、主管副院长指定专人办理。
第十八条
立案庭对于决定受理的案件,在立案时应同时将案件基本信息录入“法院综合信息系统”中,并及时发送至相关庭室的负责人和承办法官。
第十九条 立案庭负责核算并通知当事人预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费用,审核、办理当事人申请诉讼费的缓交手续。相关审判庭审核、办理当事人申请诉讼费的减交、免交手续。
诉讼费的缓减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分至承办法官的案件,因出现法定回避等情形,或者因其他原因需更换承办法官的,由承办案件的审判庭负责人和主管副院长批准,及时报立案庭变更案件信息,并报立案庭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辖区下级法院之间书面报请本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指定管辖的案件,由立案庭在法定期限内指定管辖;本院及下级法院与辖区外法院发生管辖异议的,由立案庭在法定期限内报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
第五章 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十二条
庭前准备工作包括下列事项:
(一)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
(二)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
(三)送达各类诉讼文书;
(四)指导当事人举证、指定举证期限、列出证据清单;
(五)组织证据交换;
(六)审查有关撤诉案件并作出裁定;
(七)其他庭前准备事项。
第二十三条
案件立案后,立案庭应在法定期限内将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等材料向原告送达。相关审判庭应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等材料。如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书面答辩的,相关审判庭应在法定期限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原告。
第二十四条
利害关系人向本院申请民事案件诉前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的,除知识产权案件以外,由立案庭审查,符合保全条件的,立案庭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并实施执行,必要时法警支队应派员协助。
第二十五条
知识产权案件的诉前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由民三庭审查,符合保全条件的,民三庭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并实施执行,必要时法警支队应派员协助。
第二十六条
采取诉前财产保全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起诉并受理的,保全的执行情况随起诉材料移送相关审判庭;当事人不起诉的,由负责保全的庭室制作裁定解除保全并报填结案。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的,由相关审判庭审查,符合保全、先予执行条件的,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并实施执行,必要时法警支队应派员协助。
第二十八条
在案件庭前准备阶段,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勘验、委托鉴定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相关审判庭负责实施。
第二十九条
经审查不符合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条件的,应告知当事人不予准许,同时向其送达通知书,当事人收到通知书后申请复议的,相关审判庭应在法定期限内答复。
第三十条
审判庭审理案件确需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证据交换的具体时间由合议庭决定。
第六章 开庭排期
第三十一条
立案庭审查立案后,对刑事一审、民事、行政一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应立即确定开庭时间、审判法庭。
案件首次排期开庭期间为:
(一)刑事一审案件,立案次日起20日内;
(二)民事一审案件,立案次日起45日内;民事二审案件,立案次日起25日内;其中一审裁定的上诉案件,立案次日起7日内;
民事二审案件因与已排期的案件开庭日期冲突导致无法在25日内排期的,可适当延期排定。
(三)行政一审案件,立案次日起40日内;行政二审案件,立案次日起20日内;
(四)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作出提审或再审决定次日起30日内;
(五)疑难、重大、复杂、新类型案件由立案庭与相关审判庭协商,确定开庭时间。
第三十二条
审判庭应按照排定的日期开庭。合议庭有合理理由或特殊事由需变更开庭日期的,应书面报庭长、主管副院长批准,并书面报立案庭备案。
第三十三条
合议庭在庭审后需要再次开庭的,应将再次开庭理由和时间书面报立案庭备案。
第三十四条
再次排期开庭的时间:
(一)因案件确需人民法院调取证据、庭审不能按时结束、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一般在15日内再次开庭;
(二)因案件需要鉴定、评估、审计或者其他原因而中止审理的,一般在收到鉴定、评估、审计等结论或者恢复审理后的10日内再次开庭;
第三十五条
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由刑事审判庭负责与法警支队联系派遣车辆、调动法警承担押解、值庭任务。
第三十六条
案件有法定中止审理事由,合议庭应将中止时间及事由报立案庭备案。
第七章 审限管理
第三十七条
立案庭负责各类案件审限的跟踪、管理、监控。
第三十八条
承办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及时、准确的将案件审理各节点的基本信息录入“法院综合信息系统”中,录入情况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内容。
未及时、准确录入案件基本信息的,由立案庭定期进行通报。
第三十九条 各类案件的审理期限为立案次日起至结案之日止。
第四十条 各类一审案件的结案日期为裁判文书送达最后一名当事人的日期。送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结案时间遵守以下规定:
(一)委托送达的以委托送达函交邮之日为结案时间;
(二)留臵送达的以裁判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日为结案时间;
(三)公告送达的以公告刊登之日为结案时间;
(四)通过有关单位转交送达的以送达回证上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结案时间。
(五)邮寄送达的以交邮日期为结案时间。
第四十一条
各类二审案件审限从立案次日起至退卷之日止。(退卷时间指交通信员发送时间)
第四十二条
各类案件具体审理时限:
(一)刑事一审、二审案件应于1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1个半月。
(二)民事一审案件应于3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5个月;二审案件应于2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
(三)因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管辖权异议提出上诉的案件,应于1个月内审结。
(四)行政一审案件应于2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二审案件应于50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2个月。
(五)执行案件应于3个月内执结,至迟不得超过6个月。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案件,应于15日内审查完毕;执行复议案件应于30日内审查完毕。
(六)国家赔偿案件、申请违法确认案件,应于60 日内审结。
(七)刑事再审案件,应于2个月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民事、行政再审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依民事、行政一审案件审理时限;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依民事、行政二审案件审理时限。
(八)申请再审和申诉案件,应于3个月内办结。
(九)减刑假释案件应于1个月内审结。
(十)罚款、拘留等民事决定申请复议案件应于5日内审结。
(十一)审判监督庭评查案件应于1个月内完成。
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不能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经审判委员会决定,可以根据法律规定适当延长审理期限。
第四十三条
因法定事由需要延长审限的,由承办法官在审限届满前制作延长审限报告,经相关庭庭长、主管副院长批
准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延长审限报告应阐明确需延长审限的具体事由。
延长审限需要由上级法院批准的,经审判委员会同意后,由承办法官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法院呈报。
第四十四条
下列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一)刑事案件对被告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
(二)刑事案件因另行委托、指定辩护人或本院决定延期审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审理之日起至第10日;
(三)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后,合议庭同意延期审理的期间;
(四)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开庭审理的刑事二审案件,人民检察院阅卷超过7日后的时间;
(五)因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本院决定延期审理1个月之内的期间;
(六)民事、行政案件公告、鉴定的期间;
(七)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处理法院之间管辖争议的期间;
(八)民事、行政、执行案件由有关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评估、资产清理的期间;
(九)中止诉讼(审理)或执行至恢复诉讼(审理)或执行的期间;
(十)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或者提供执行担保后,本院决定暂缓执行的期间;
(十一)上级法院通知暂缓执行的期间;
(十二)执行中拍卖、变卖被查封、扣押财产的期间;
(十三)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应计入审限的期间。
具有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应计入审限情形的,合议庭应作出书面说明报庭长、主管副院长批准后附卷,并书面报立案庭备案。
第八章 结案和归档
第四十五条
案件审结后,承办法官应及时向本庭内勤报结,各审判庭内勤应当每月月底前将当月结案情况报立案庭备案。
第四十六条
各庭当月审结案件(以当月司法统计报表为准),由随案书记员将卷宗材料按规定装订,交承办法官、庭长审查签字后,在规定期限内前移送审判监督庭评查,并由该庭归档。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不服本院一审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相关审判庭、执行局在法定期限内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上诉状副本,并将卷宗材料报送上级法院,并及时将该案上诉情况和二审审理结果书面报立案庭备案。
第九章 分工及职责
第四十八条
立案庭作为案件流程管理的专门机构,负有以下工作职责:
(一)对案件流程信息的动态跟踪、汇总、分析;
(二)采取监控、通报对方式实施对案件审限的监督和管理。
(三)按照本办法以及系统要求及时、准确输入立案信息,确保流程信息的及时生成。
第四十九条 各业务庭作为案件流程管理的执行机构,负有以下工作职责:
(一)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数据信息及立案庭提供的信息反馈,负责对本部门审判、执行工作的常规化、科学化管理;
(二)制定本部门的案件流程管理细则,加强案件流程管理;
(三)将本庭办理的案件必须由人工填报的主要流程环节和工作节点先关信息技术、准确的输入信息系统;
(四)按照本办法以及信息系统的要求做好案件流程管理 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五十条
行政装备处作为案件流程管理工作的保障部门,负有以下工作职责:
(一)负责案件流程管理工作顺利开展所必须的物质后勤保障;
(二)负责案件流程管理系统运行中的软件升级、维护等技术保障和服务,确保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
第五十一条
庭室负责人负有以下流程管理职责:
(一)管理、督促、组织本庭承办法官按照本办法以及系统要求高效、公正审理、执行案件,及时、准确录入案件审理信息。
(二)利用庭长办公系统中的案件流程信息系统对本庭室案件流程进行监督和综合管理。
第五十二条
各承办法官应当做好下列流程管理工作:
(一)按照本办法以及系统要求高效、公正审理、执行案件,负责案件审理、执行过程中的审判组织成员、审理情况、审判过程、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财产处臵等审判、执行信息,以及案件合议、文书制作、案件宣判、结案时间、送达时间等结案信息的同步录入,并对录入信息的准确性负责;
(二)根据系统提示信息及时查看审限信息,及时报结案件。
第十章 监督方式
第五十三条 案件流程管理监督方式包括计算机自动监控和立案庭综合管理两种方式。
第五十四条 信息系统对案件流程各环节节点的自动监控,主要采取跟踪提示、预警显示和节点冻结的方式进行:
(一)系统对在法定审限三分之二内的案件,显示绿色提示;
(二)系统对超过法定审限三分之二的案件,显示黄色预警;
(三)系统对超审限且无审限扣除、审限延长审判手续的案件,显示红色预警,并对重要节点进行冻结。
第五十五条 信息系统通过计算机对案件流程环节中的下列重要节点进行监控:
(一)审判流程中的立案日期、开庭日期、合议日期、审委会讨论日期、签发日期、结案日期、归档日期;
(二)执行流程中的立案日期、采取强制措施日期、财产处臵日期、合议日期、签发日期、结案日期、归档日期;
系统对立案日期、合议日期、签发日期、结案日期、归档日期采取自动冻结的方式进行重点监控。
第五十六条 重要节点被冻结后,承办法官认为需要解除冻结的,应当向庭室负责人说明原因并书面向立案庭提出申请解除冻结。
第五十七条
立案庭应对本办法规定的各类案件及各环节进行督办,并将审判庭各环节超期办理情况报送院领导,通报各庭室。
第五十八条
案件流程管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立案庭与各庭负责人协调解决,协商不成的,报院长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院以前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篇:法院案件审理工作总结
法院案件审理工作总结
在法院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事人往往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向法院起诉。因而每一个案件都有难解的结。××区法院的法官们却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当事人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结。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大型部属企业——国内贸易部口岸船舶工业公司生产形势一直看好。但是,船卖出了不少,而钱却要不回来。那么多的船款要不回,包袱越背越重,生产直接受到影响,无奈之下,公司把期盼的目光投向了法院,并首先选择了淮阴某煤炭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偿还货款101.7万元。××法院接到起诉后,迅即查明了案情。被告淮阴公司向原告订购了两艘2000吨驳船,总价款600万元。至交船时尚欠200万元,双方签订了以船作为抵押担保的还款协议。但逾期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只给付98.3万元。诉讼中了解到,被告方并非经济困难无钱可还,而是把原告的款项作为流动资金在用。根据原告提供的信息,被告将在镇江港运送煤炭。××法院迅即调遣精兵强将,在庭长许钧的带领下,赴镇江围堵被告货船。然而,事与愿违,办案人员赶至货运码头时,被告方已卸完货走人了。经打听,被告方离开镇江码头的时间并不很长,沿途追寻还有希望。于是一行人马沿江边公路一路寻找,当赶至扬州船闸时,被告的驳船终于出现在眼前,审判人员按法定程序准备扣押两条驳船。但就在这时,被告方船队40多人手持板斧、铁锤、扳手等工具,在船沿上站成排,谁要上去就与谁拼命。许钧果断采取措施,首先请求船闸协助执行,不能放行,随后向船队队长重申法律规定,如果发生意外将首先追究其责任。从中午到晚上10点多钟,许钧他们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耐心做船员思想工作,消除对立情绪。直至第二天,两条驳船终于扣押成功。第二天,全部货款即被追回。
此后,船舶公司又有好几件类似的案件向××法院起诉,也都很快结案,并将货款执行到位。王俊泽感慨地说:是××法院帮我们卸去了沉重包袱,为我们生产带来了后劲,才有了现在的勃勃生机。
张万清是口岸镇故土村村民,他承包了长江圩堤下水面138亩,从事螃蟹养殖。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傍晚一场大风刮过,张万清给螃蟹投放饲料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大量黑色油渍,顿感不妙。来到江堤上,发现一公路养护队在喷洒沥青修路,而刚才的东南风刚好将沥青刮到蟹池。与施工队交涉,施工队一口否认。从第四天起,蟹池开始出现死蟹,一个星期后,每天捞到死蟹50多公斤。经省水产养殖病害防治中心鉴定,蟹肠无食,鳃部有黑色油污附着,造成缺氧死亡。
张万清一筹莫展,用拖拉机装了满车的死螃蟹,停放在法院门口。
法院受理了张万清的赔偿案,因证据充分,查清侵害事实并不难,但造成的损失有多少,怎么赔,却颇费周折。分管副院长祁亚峰与合议庭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委托泰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鉴定,原告138亩蟹池至8月底产量可达4155公斤,可创经济效益24.93万元,其实际损失应为产量减去存池数量。案件至此似乎快结案了,但对于存池蟹的数量确定,却让大家犯了难。只有最原始的方法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那就是抽干蟹池里的水,将池里的每一只螃蟹逐一过秤。
于是,在长江大堤上出现了别一样的风景。法官们的办公地点搬到了长江边,那没有门的茅草棚成了临时办公室。5台抽水机、2台泥浆泵24小时不间断工作。而这时的法官们可忙呢:打坝的队伍里有他们的身影,过磅的、抬蟹的、记录的,只要用得着的,他们什么都干。一天三餐,自己买菜,自己烧煮。但战斗在蟹塘边的法官们这一干就是9天8夜。陪伴他们的除了长江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排水的哗哗声,就是那一箩筐、一箩筐的八爪会爬的螃蟹了。
最终,法院给了张万清一个说法:赔偿14.8万元。张万清笑了,笑容在张万清那张被江风吹得黝黑的脸上,显得无比的灿烂。
××法院院长邵冬山介绍说,通过解开一个又一个结,××法院审理的经济案件绝大多数在一个月内审结,一庭结案率达70%以上,当庭审判率达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