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交往日益频繁，由此产生的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刑事纠纷、行政纠纷也呈上升趋势。在处理和解决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往往通过人民调解、行政执法以及诉讼等程序能够使绝大多数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职能部门的处理结果也能够欣然接受，其到了既能维护法律权威，又能达到了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目的。但目前情况下，也有一小部分群众在处理纷争过程中不是采取以上方法，而是采取另外一种应当说比较极端的方法解决问题—上访。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群体访”、“越级访”、“缠访”，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已经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非常重要和非常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上访问题将成为各级党政部门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多的上访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将确实存在行政执法不严问题、司法裁判不公问题，企事业管理不规范问题，但也存在上访人自身的认识问题以及未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不管这种上访的理由是否正当、手续是否完备、问题能否解决，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都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谓是“有
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对于上访人来说，不但为上访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在上访过程中所受到的困难和艰辛有时超出正常人的想象，有的为上访而是农田荒芜、有的为上访而是孩子辍学、有的为上访而流落街头、有的为上访而妻离子散，更有甚者为上访而客死他乡。但最终还是没有达到其所追求的目标。有的即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回想一下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可能要大于其所得到的利益。因此，对于上访人来讲选择这样一条解决问题的道路并非明智
之举。
其次，对于行政机关来讲，上访扰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上访过程中，由于上访人对所反映问题处理结果不满意，因此，其对处理单位失去信任感，双方的矛盾十分尖锐以致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上访人往往认为单单依靠本单位、本部门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制造更大的声势、聚集更多的人数、采取更过激的行为、使用更严厉的措词、到达更高一级的党政单位信访才能达到其目的。所以，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往往采取阻拦党政主要领导车辆、关闭行政机关大门、在国家以及党政要害机关静坐，更有甚者还冲击
国家有关党政部门、砸毁公共财物，严重影响了党政机关的形象，扰乱了党政机关的正常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秩序。
第三、上访对我国司法制度来讲是一种挑战。由于上访对于一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各级党政部门都把确保一方平安、稳定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甚至有的地方把处理信访工作与党政主要领导的工作政绩直接挂钩，采用“一票否决”制。因此，各级各部门都对上访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有的还采取非常规的处理方法，已达到暂缓上访的结果。例如：有的为阻止当事人上访而将上访人员进行24小时监控，使上访人员失去人身自由；有的为阻止上访而采取“收买”的方式先给上访人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些方法既不符合《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民法》中的“公平、自愿”原则。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绝大都能为法律所调整和制约，而上访则是撇开这些正常的解决渠道，不经过任何的程序、任何约束，一切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到任何一级机关解决问题，县解决不了去市里解决，市里解决不了去省里解决，省里再解决不了就进京上访。同样，对于各党政部门来讲，对上访问题的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方式。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上访比打官司快、比打官司好解决、比打官司领导重视。所以，对于出现纠纷以后，不管有理没理先上访，不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我国提出的“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伟大方略的挑战。正是由于上访的这种无序性和随意性，对于上访的管理十分困难，即使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情况下，信访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仍非常严峻，信访形势仍不容乐观。更为可气的是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已多年上访（或介绍上访）得到的经验为资本，专门对新的上访者“指点迷津”，并收取一定的介绍费用。他们往往会告诉上访者对所反映的问题应找那个单位，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单位领导的家住哪里，做什么样的车，车牌号是多少，什么时间能找到，俨然一个“万事通”。为这种无序上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本来十分严峻的上访形势更加复杂化。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使全国人民尽快步入小康社会。因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要解决好信访和上访工作，笔者
有以下几点想法：
一、正确对待信访，认真善待信访。
目前，各级各部门对信访工作都十分重视，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处理信访的工作制度，并且还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从事信访工作。但从总体上看，每年的信访案件人呈上升势头，因此信访工作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所谓“正确对待”就是要求大家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信访，我们既不能害怕信访，或者谈“访”色变，甚至为达到息访的目的而置国家法律和政策于不顾，任意采取办法进行处理；也不能麻痹大意，掉于轻心，过小估计信访的危害性。我们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信访工作，积极引导和帮助信访人员对所反映的问题到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加以解决，决不能犯“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错误。所谓“善待信访”就是要求我们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热情服务的良好风气。怀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工作中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要增强忧患意识，保持
清醒头脑，发现不稳定因素要及时做工作，主动化解矛盾。、各执法部门要依法行政，从源头上减少信访。
形成信访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对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不满造成的，这其中虽包括当事人对执法行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确实包括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公、违法行政、枉法裁判的现象，这就给上访找到了理由，也为信访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因此，作为执法部门要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用国家赋予其职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事，要做到工作到位而不越位、工作依法而不违法。同时，要根据行政相对人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原因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双方减少对立情绪，多增加一些沟通和理解。这样，就能使很多的矛盾问题在非常平和的气氛中得到解决，从根本上减少信访。
三、建立司法信访制度，把信访纳入法制轨道。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这应当说是我国文明程度的一大提高，使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根本要求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都要纳入法制轨道，用法律的规定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行动。随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
制建设取得里很大的进步，司法体系已逐步完善起来。但对于信访工作来讲却是一个缺陷，也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目前情况下在一些地方才发生和存在许多的无序上访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给社会治安形势带来隐患。因此，首先要求加快信访方面的立法工作，制定和出台《信访法》。在程序上规定信访人员应按照一定的级别归口逐级处理，信访人员不得以自己的意愿任意选择信访机关。
总之，在对待信访问题的具体处理过程中都做到有法可依，使其纳入法制轨道，彻底解
决信访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
第二篇：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那容提要：由于信访机构设臵及运作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信访洪峰。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强调重视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甚至企图用立法来强化信访的这种功能，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继续品尝破坏法治所带来的恶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整合资源，调整机构，把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综治办等机构合并成一个部门，形成大司法行政理念的格局，将信访问题纳入国家正常的法制轨道内妥然解决，打破目前信访案件恶性循环的链条，进而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矛盾处理体系，才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应当说，信访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这种司法架构外体外循环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其缺陷已越来越突现出来。资料表明，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是1995年的2.13倍。1996年至2000年，全国县以上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是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前13年的2.06倍和2.75倍。为此，我们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战略高度，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现实需要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复杂的信访现象。
一、信访运作及与之相关的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是形成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同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有关，但信访运作的不规范性及体制设臵本身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洪峰及无序信访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换句话说，转型时期固然有大量的社会矛盾，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和体制安排，这种社会矛盾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国家法制的框架内妥善解决。在目前，尤其要找出信访的症结所在，以便对准下药。
（一）信访机构运作的不规范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潮现象的直接原因。实践中绝大多数信访通过批转督解决，其中部份通过直接协调处理。这样就会有二种结果，一是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予以解决，信访得以平息。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满足信访者的要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信访还是如故。但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无论其结果是否得到真正解决，其对制度建设的效果是极为消极的。
一是在信访件中，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得到了解决。这里有二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来信来访者反映的合情合理合法，问题得以解决。第二种情形是来信来访反映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或者部份合情合理合法，却提出了过高的非份的要求，在“化钱买平安”、“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通过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责任制、信访工作量化考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形式，以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为代价来满足其非份的要求，从而达到息访的效果。显然第一种情形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行政法制监督、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解决，没有必要叠屋架床，另立信访机构。至于第二种情形，其危害性更大，它直接视法律为儿戏，使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尊严丧失殆尽。
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满足信访者的要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这类情况也占有相当一部份，如果缺乏专业接待的水准，很容易造成信访者与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的接待场面。一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大讲官话套话，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接待者就来信来访的具体问题不谈，而大谈特谈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应该解决的我们马上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我们创造条件努力解决”等等不一而足，来信来访者本来就缺乏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往往从经验的实体公正的理念来判断事物，既然来上访他自己就认为事情是有冤屈的，于是本来依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便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二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的了解，听了一面之词，对信访问题进行不适当的表态甚至承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有的信访问题根本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或者技术上根本无法进行诉讼，信访接待者告诉来访者通过诉讼解决。最后法院不受理或驳回，弄得无论是法院还是接待者自己都十分被动，而信访还是解决不了。这样反复几次后，少数来信来访者摸索出了经验，或者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给地方政府施压，或者采取更加激烈对抗的方法，不达目的不罢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信访转变成老大难信访，于是在化钱买平安的理念指导下，最终以迎合来访者不合理的要求为代价得以平息，纳入了上面所述的第二种情形。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处理信访问题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违背了当时设立信访机构的初衷，把信访工作当作了稳定工作的总指挥部，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相当一部分基层信访问题的处理中不得已采取强压、妥协、哄骗等法治以外甚至违法的方法。然而更大的悲剧在于这种现状已形成恶性循环，即通过个案的解决，舆论的宣传，使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不少信访者为了达到目的，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进行择机信访，重复访越级访集体访愈演愈烈。这个恶性循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使更多人宁信访而不信法。
（二）包括信访机构在内的司法行政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如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所说的那样，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应予解决的，80%以上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应该控制在国家法制平台内有效地予以解决，而绝不能让这种社会矛盾形成目前的信访潮。面对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潮现象，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反思这种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信访制度安排，可以这么说，我国社会矛盾疏导机制结构设臵的的不科学性尤其是政府司法行政运作系统的断裂和缺乏协调，才造成目前信访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是在宏观决策层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的指导。尽管我们把信访矛盾的出现归责为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格局、体制和制度的缺陷及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一般不能直接引起信访，信访现象之所以发生，从管理的角度看，主要还是出在公共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政府决策这一关键环节，就有可能大大减少信访发生的概率。如涉及企业改制的许多信访问题的发生，不少是源于改制规范性文件的失误，而规范性文件的失误，一个重要环节是改制文件的法律非诉分析这一决策环节没有到位。这在当前信访中占有相当一部份。当然在法律法规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探索过程中的失误甚至失败是难免的，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前人。但在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当前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已经直接触及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调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使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往往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事情会持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和看法，这里的标准和依据只有而且只能是法律。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原来的一种决策模式，仍然不建立具有超脱部门利益和相对独立机构来加强政府改革的协调和指导（尽管各地成立政策研究室、体改委、法制局等机构，但以目前人力资源紧缺的现实、转型时期法律的复杂性等情况看，这种分设的机构是很难完全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在县市级更是如此），去强化决策的非诉法律可行性分析，那么由于决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还将不断发生，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这种原因引发的往往表现为集体访现象。
二是在微观操作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事务管理的协调。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协作管理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全面开放公共事务的治理边界，政府以对话、商谈、合作的方式，以真诚、正确、合理的态度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谁来监督和保证这些技术性非常强的公共行政事务规范操作？例如，国家把审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平台，然而纠纷一方当事人往往要到各政府部门收集证据材料，在处理公众知情权和企业个人隐私权商业秘密的关系上，各部门以各自的理解为标准，有的甚至以同一岗位的不同公务员理解为标准，往往以涉及到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理由拒绝查询。更有一些机关档案管理混乱，难以查询，有的甚至将档案资料遗失，致使诉讼难以进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木桶容量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组成木桶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低的一块木板的高度。国家制度规定的最好，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制度的规定就打了折扣，甚至根本无法执行。由于在微观操作面政府行政管理和协调的缺失，在立法、行政、司法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政府公共职能行使上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衔接的障碍和漏洞，由于这种原因引发的信访在当前信访中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其表现形式往往为个体访。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象标准技术监督局这样的机构，在食品药品、汽车配件等涉及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消费领域出台国家强制认证标准，那么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将是无法想像的。同样道理，在当今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中，国家管理活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部门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标准、程序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很难想象整个社会的管理活动会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展开。在我国由于司法行政职能的人为割裂，将司法行政系统拆分为目前的司法、信访、综治等多个机构，造成部门林立，人员雍肿，职责交叉，互相推诿。这方面法制健全的国家的机构设臵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美国司法部就相当于我们的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甚至包括公安、检察（除反贪职能外），美国司法部长兼联邦总检察院长，也是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首脑，充当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首长的法律顾问，还管理和监督联邦警察系统。法制健全的国家其司法行政机构设臵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司法行政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毕竟市场经济有其规律性的东西，谁违反了这种规律，谁必将为之付出高额的代价和成本。目前国内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司法行政系统，在政府宏观决策面缺乏指导性，在政府微观操作面缺乏协调性，因之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正常的现有设臵的司法行政资源大量闲臵，无所事事，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潮，这种反差十分明显的现象，对现代法治的建设构成毁灭性的冲击。
二、整合资源，调整机构，将信访问题的处理纳入正常的法制化轨道
从上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信访这种无序状态同机构设臵及运作的不科学不合理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社会矛盾处理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因此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重新估价信访的价值，整合职能，调整机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重塑纾缓社会矛盾的通道，进而建立起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在县市级将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以及综治、研究中心等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这样的机构调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有比较充分的法理依据，同现行法律不发生大的冲突，当然更大的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有赖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对宪法法律的修改），同时设立公职律师事务所，形成统一完整的政府司法行政构架，对信访问题实行标本兼治，从而建立起社会稳定的长效管理机制。
（一）有利于将大量信访问题引向法制化解决轨道，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预测评价作用。在平时的工作中，绝大多数信访矛盾往往通过人民调解、行政执法以及诉讼等在法制的框架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然而，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既不要诉讼费，又不要代理费，甚至可以满足其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要求。根据“二者相较取其轻”的经济学规律的原理，实践中即使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解决，信访当事人也宁愿选择信访而不愿意进行诉讼。为此，在现阶段，我们可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除向来访者包括由非公权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引发的信访者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广义上也是法律援助）外，直至免费为其诉讼，减缓免交诉讼费，把信访问题引导到正常的司法框架内解决。与其化钱买平安在个案上，不如化钱买平安在制度建设上，同样是化钱买平安二者的社会效果完全不同。后者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即可以将对已发生、即将发生或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引导到司法渠道，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的处理结果进行预测，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进行评价，从而将社会矛盾处理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切断信访案件的恶性循环。
（二）有利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可行性分析，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许多信访案件的源头出在规范性文件的纰漏上，加强政府决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从源头上防止信访现象发生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首先，这是适应法律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法律关系比起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历史上的德国曾经集大量专家学者希望制订一部大而全的行政法，最终因技术难度太大或者说技术上根本不可行而流产。我国转型期的法律问题比起法制健全的国家更是复杂的多，从五十年年代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目前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产权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二者几乎相向而行，这就决定了我国法律关系的极其复杂性。其次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需要。由于社会的发展、新科技的发现、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立法根本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尤其在行政法领域更是如此，在通常情况下行政法的不完善处往往需要出现类似的个案后才能发现。因此信访个案中隐藏着丰富的信息，在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订修改中要善于利用这种信访资源。三是社会管理的现状需要。由于我国公务员队伍没有政务和业务类之分，许多优秀的业务类公务员往往提拔到政务类的行政领导岗位，随着政府的换届而变动其工作岗位，新来的同志又有一个熟悉业务的过程，这样换届以后很容易造成业务的断层，因而引起决策的失误，因此建立和培养这样一支专业的法律知囊团队伍在当前政府工作中已显得十分迫切。然而在县市级政府法律专业人才资源紧缺，而有限的法律资源又分布在司法法制信访等不同机构，法制机构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囿于人力条件的限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将信访法制司法机构合并，正好能够弥补目前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达到人才互补，资源共享，发挥整体优势，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及公共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三）有利于正确区分上下级政府的职责，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少越级信访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缺少司法救济渠道。而到上级政府上访后，往往以“谁家儿子谁家抱”、“谁主管谁负责”的理由要求下级政府千方百计去领回。其实上下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都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都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对于司法救济渠道没有畅开的信访，上级政府可以建立起听证或复议这样的程序，对于下级政府作出的决定，如果符合法律法规的，予以维持。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予以撤销。对于部份正确部份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错误的部份维持正确部份。对于错误部份或者要求下级政府重新作出决定，或依法径行作出决定。同时对处臵失当、决策失误、甚至违法乱纪、激化社会矛盾的官员移交至相关部门予以惩处。这样既维护了下级政府的威信，又加大了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力度。目前上级信访机构在人力资源及机构设臵上这样操作有很大难处，如果大司法框架建立后，这类操作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并且可以进行类似香港那样的申诉专员制度的探索。
（四）有利于实现政府结构性转型，加快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关键的最后攻坚阶段，为此提出了责任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诚信政府等一系列法制政府理念，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很强的操作技术性要求。如追求责任政府的目标时必然要求做到 “执法有依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然而实践中即使象最基本的官员问责制也缺乏一系列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如问什么事的责？问哪个官员的责？由谁来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在建立有限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通过法律的授予，在法律授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的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内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为此当前政府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建立起公共财政体系，各级财政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改变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过多干秩，防止政府与民争利，然而我们缺少相关的制度配套。透明政府的要求是政府的行为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必须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把公开作为监督政府行为、杜绝腐败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手段。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新闻发布制度，建立电子政府和实现网上办公，实现阳光政府。另外如效率政府诚信政府等所有这一切理念的提出，都涉及到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决策、实施和监督过程，急需要有一个超脱部门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宏观改革的协调、指导和管理机构，以确保政府转型与市场化改革、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内在一致性。目前由经济学家郎咸平引发的国企如何改革的大争论，有人把问题归结为中国法学家在国企改革中缺场，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法学家的缺场，不如说是司法行政的缺位，即产权制度改革缺少制度平台及严格的行政法制监督。假如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在大司法理念下司法行政机构，那么我们既能够从信访行政复议等渠道听取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又能够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行政需要，通过听证这样的决策平台，从而让政府做那些应该做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防止行政权的越位错位失位。尤其是在我国不象国外法制健全的国家，具有法律背景的政务员资源稀缺的行政环境中，高规格配备这种机构强化这种职能显得更加必要。正如审计工作运用现代经济手段，去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一样，司法行政运用法律手段，去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专业化的技术手段为基础，对政府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和预防，从而使政府各个部门自觉不自觉地是对现代政治规则的认同，进而实现政府结构性转型，加快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五）有利于司法公正，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将导致人们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然而司法公正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目前信访案件中占相当一部份是由对司法运作的不信任而引起的，且这种不信任度具有社会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不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向信访渠道进行申诉。从这些信访案件的情况分析来看，一种是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所致，另一种情况的确是由于司法腐败引起的。公职律师代理参与将对案件当事人的宁人息诉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对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的纠偏，解决司法腐败的程度被过分夸大的现象。众所周知，有不少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不尽力、不尽责、捞取不当利益，为揽案件拍胸脯打保膘，败诉后将原因以及当事人的不当指责均归结为司法腐败这一黑洞。由于当事人往往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判断司法是否公正，而司法公正恰恰相反追求的是程序公正的理念，从程序公正中达到实体公正。一部份信访者由于受误导后无法接受案件的结果（有的没有请专业律师出庭，由于技术原因败诉），就到处上访，有的甚至自杀或者铤而走险，酿成恶性案件。公职律师对这类案件实施法律援助后，没有利益关系的驱动，预先告之其诉讼的风险，往往会采取非诉和解、诉讼调解的方式结案，即使不能调解和解，判决结果当事人也有心理准备，不致于事后上访，或采取极端行为（美国法律从考虑程序公正出发，规定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或达到一定标的的民事案件在庭审中没有请律师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可以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由于国家司法改革整体方案迟迟没有启动，一方面法院的地方化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司法的独立，而另一方面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少象判例法陪审团制度那样对法官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有效的规则制衡，加上一些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这为司法腐败留下制度、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缺陷。公职律师参与诉讼，对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纠正司法专权，确保司法公正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社会律师要考虑今后的生存，以后案件还要看手握着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的眼色，而公职律师无后顾之忧，更何况有行政资源作为其后盾，在庭审中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就会达到辩护和代理制度设计的效果，弥补了由于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规则制衡的审判漏洞。当然最终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有赖于国家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
（六）有利于沟通民意，建立和谐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有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子过河，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们交了不少学费。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特别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大力推行亲民政策，强调社会的全面持续可协调的发展，产生新的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少。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信访，要自觉运用公共选择的决策理论，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让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让社会接受和理解。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让一部份社会遗留问题通过行政听证程序去解决，把个别的缠访户通过法院的司法鉴别程序进行定性，列入名册，各级政府部门不再接待登记受理。对一些特殊群体，允许其以法律允许的方式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渲泄。确立大司法行政后，通过律师管理、行政复议、参与规范性文件审查等形式，有利于建立和健全这样一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平台，以便加强构通，增进信任，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三、树立正确的理念，澄清错误的认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急剧变化，政府也在急剧转变，我们的执政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执政方式是否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变了，世界变了，我们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观念和思想认识必须转变，不能仍然习惯于延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把自己扮成全知全能型的政府。因此树立正确的理念，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当前信访处理中尤其显得必要。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级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在县市级政府中要大力推广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实践证明这是解决信访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据不完全统计，我市1999至2000年二年中领导信访接待日共接待来访群众901批次1923人次，批转的信访件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的疑难信访缠访件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妥善解决。今后要进一步完善领导信访制度，要推行领导下访、约访、回访等办法,以掌握信访动态,及时化解信访矛盾。同时要尽量减少违反行政层级管理采取领导直接协调处理信访的做法，领导接待信访的出发点并不是直接处理，不是把下级的业务包揽到自己身上来，而是通过接待这种形式进行决策跟踪反馈，发现行政过错失责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予以责任追究。
二是注重社会管理的整体成本。在社会管理领域，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正确的理论，在解决个别问题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错误的理论，可能在个案处理时效果比较好。依法解决信访，就个案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社会总体效果好。找的机关越高、找的领导级别越高、来的信访次数越多，信访问题越有可能得到解决。因为机关高领导高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如某市处理一起信访，县信访协调赔2万元，来访者到市、省信访部门上访后赔偿费不断上升，跳了二次******后赔偿及各类补偿高达十来万元。本来这种信访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经解决，赔偿款大约2万元左右。最后信访虽然平息了，但社会管理成本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所以不能以个案的成本来衡量信访效果，必须以社会总体的管理成本来考量信访成本。
三是树立政府公信力。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了不少社会负面效应。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处理访信访问题上的诚信缺失，进而影响到其对社会的管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今后要增强政务的透明公开工作，要通过建立政府网站、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专门负责接待百姓的查阅、咨询信息公开机构等方式，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政府处理任何事情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失信于民，说一绝不是二，避免出尔反尔。不能让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现象发生，对于老实的不能吃亏，会吵会闹的不能使其占便宜。要维护政府的信誉，树立政府坦率、坦白、坦然的品质，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四是要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清官情结在一部分上访群众上表现出来不难理解，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信访干部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理念来处理社会矛盾，这实在令人非夷所思。现代法治决不是“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包青天，在当前信访中有相当一部份信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信访，信访的客观事实是很难查清的或者说根本无法查清的。如某县涉及到一起农村村级财务的集体上访，前后15年时间三届政府组成了五个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不能说是不认真，但对调查结论信访群众还是不满意，指责信访部门官官相护。法律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规律，在法学中已经是没有争论的常识，许多事实的认定完全是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自由心证的方法来确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足等实体公证的理念早已为现代司法所摒弃，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复到事情的原始状态，由于受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对过去的法律事件和行为作出或然性的判断。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错误理念在处理信访，就难怪信访群众对调查结果挑剔、不信任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中，理念是否正确？内心深处有否清官情结在作怪？例如，刚才列举的关于村级财务的信访案例，如果运用程序公正的理念来处理，即以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这样的理念，让信访案件去接受公开的行政听证、诉讼检验，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否则政府无论怎样努力去做，其结果一定是吃力不讨好。
五是要尊重社会科学。前不久****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三个同等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同样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法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自觉把法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运用到信访工作中去，切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要加强对信访问题的研究，要充分发挥法学在解决信访问题中的作用，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信访现象列入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攻关。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对有关信访问题的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来。要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选择不同条件的县市，认真组织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待摸索出比较成熟的做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后再行推广。
总之信访问题的处理是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司法行政又是整个司法制度国家政治制度的十分重要组成部份。作为县市级政府在我国政权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臵，绝大多数的信访发生地在村乡镇以至县市本级，如果这些访信访问题能够在县市本级得以解决，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目前的信访潮现象。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司法框架，在解决信访问题时凸显出了种种矛盾和困惑。因此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从比较容易改革的司法行政体制入手，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渠道，树立审判的最终裁判权威，进而推进整个民主法制的进程，这才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
第三篇：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1
XXX应将信访工作纳入司法的轨道
目录
摘要…………………………………………………………………………..1
1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3
1.1信访机构运作的不规范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潮现象的直接原因…........4
1.2信访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5
2整合资源，调整机构，将信访问题的处理纳入正常的法制化轨道…...7
2.1有利于将大量信访问题引向法制化解决轨道，充分发挥法律规 范的引导预测评价作用……………………………………………………..7
2.2有利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可行性分析，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法制化专业化……………………………………………………………..8
2.3有利于正确区分上下级政府的职责，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少 越级信访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缺少司法救济渠道……………..8
访合计640批次，5244人次，接受上访信件569件，信访总量8107件次。而2005年至2009年，据我市信访局统计各基层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是增长了0.5倍和1.03倍。为此，我们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战略高度，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现实需要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复杂的信访现象。
一、信访运作及与之相关的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是形成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同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处在转型时期，以及城市发展，项目建设需要征地有关，但信访运作的不规范性及体制设置本身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洪峰及无序信访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换句话说，转型时期固然有大量的社会矛盾，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和体制安排，这种社会矛盾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我市法制的框架内妥善解决。在目前，尤其要找出信访的症结所在，以便对准下药。
（一）信访机构运作的不规范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潮现象的直接原因。实践中绝大多数信访通过批转督解决，其中部份通过直接协调处理。这样就会有二种结果，一是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予以解决，信访得以平息。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满足信访者的要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信访还是如故。但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无论其结果是否得到真正解决，其对制度建设的效果是极为消极的。
一是在信访件中，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得到了解决。这里有二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来信来访者反映的合情合理合法，问题得以解决。第二种情形是来信来访反映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或者部份合情合理合法，却提出了过高的非份的要求，在“花钱买平安”、“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通过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责任制、信访工作量化考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形式，以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为代价来满足其非份的要求，从而达到息
舆论的宣传，使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不少信访者为了达到目的，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进行择机信访，重复访越级访集体访愈演愈烈。这个恶性循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经成为我市当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使更多人宁信访而不信法。
（二）包括信访机构在内的司法行政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市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应予解决的，80%以上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应该控制在我市法制平台内有效地予以解决，而绝不能让这种社会矛盾形成目前的信访潮。面对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潮现象，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反思这种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信访制度安排，可以这么说，XXX的社会矛盾疏导机制结构设置的的不科学性尤其是政府司法行政运作系统的断裂和缺乏协调，才造成目前信访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是在宏观决策层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的指导。尽管我们把信访矛盾的出现归责为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格局、体制和制度的缺陷及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一般不能直接引起信访，信访现象之所以发生，从管理的角度看，主要还是出在公共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政府决策这一关键环节，就有可能大大减少信访发生的概率。如涉及企业改制的许多信访问题的发生，不少是源于改制规范性文件的失误，而规范性文件的失误，一个重要环节是改制文件的法律非诉分析这一决策环节没有到位。这在当前信访中占有相当一部份。当然在法律法规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探索过程中的失误甚至失败是难免的，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前人。但在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使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往往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事情会持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和看法，这里的标准和依据只有而且只能是法律。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原来的一种决策模式，仍然不建立具有超脱部门利益和相对独立机构
解决。然而，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既不要诉讼费，又不要代理费，甚至可以满足其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要求。根据“二者相较取其轻”的经济学规律的原理，实践中即使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解决，信访当事人也宁愿选择信访而不愿意进行诉讼。为此，在现阶段，我们可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除向来访者包括由非公权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引发的信访者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广义上也是法律援助）外，直至免费为其诉讼，减缓免交诉讼费，把信访问题引导到正常的司法框架内解决。与其化钱买平安在个案上，不如化钱买平安在制度建设上，同样是化钱买平安二者的社会效果完全不同。后者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即可以将对已发生、即将发生或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引导到司法渠道，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的处理结果进行预测，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进行评价，从而将社会矛盾处理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切断信访案件的恶性循环。
（二）有利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可行性分析，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许多信访案件的源头出在规范性文件的纰漏上，加强政府决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从源头上防止信访现象发生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首先，这是适应法律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法律关系比起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其次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需要。由于社会的发展、新科技的发现、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立法根本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尤其在行政法领域更是如此，在通常情况下行政法的不完善处往往需要出现类似的个案后才能发现。因此信访个案中隐藏着丰富的信息，在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订修改中要善于利用这种信访资源。三是社会管理的现状需要。由于政府的换届而变动其工作岗位，新来的同志又有一个熟悉业务的过程，这样换届以后很容易造成业务的断层，因而引起决策的失误，因此建立和培养这样一支专业的法律知囊团队伍在当前政府工作中已显得十分迫切。然而在市政府法律专业人才资源紧缺，而有限的法律资源又分布在司法法制信访等不同机构，法制机构对规 的纠偏，解决司法腐败的程度被过分夸大的现象。众所周知，有不少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不尽力、不尽责、捞取不当利益，为揽案件拍胸脯打保膘，败诉后将原因以及当事人的不当指责均归结为司法腐败这一黑洞。由于当事人往往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判断司法是否公正，而司法公正恰恰相反追求的是程序公正的理念，从程序公正中达到实体公正。一部份信访者由于受误导后无法接受案件的结果（有的没有请专业律师出庭，由于技术原因败诉），就到处上访，有的甚至自杀或者铤而走险，酿成恶性案件。公职律师对这类案件实施法律援助后，没有利益关系的驱动，预先告之其诉讼的风险，往往会采取非诉和解、诉讼调解的方式结案，即使不能调解和解，判决结果当事人也有心理准备，不致于事后上访，或采取极端行为。其次，可以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公职律师参与诉讼，对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纠正司法专权，确保司法公正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社会律师要考虑今后的生存，以后案件还要看手握着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的眼色，而公职律师无后顾之忧，更何况有行政资源作为其后盾，在庭审中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就会达到辩护和代理制度设计的效果，弥补了由于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规则制衡的审判漏洞。当然最终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有赖于国家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
（五）有利于沟通民意，建立和谐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有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子过河，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们交了不少学费。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大力推行亲民政策，强调社会的全面持续可协调的发展，产生新的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少。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信访，要自觉运用公共选择的决策理论，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让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让社会接受和理解。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让一部份社会遗留问题通过行政听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各国司法体制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部长，张福森，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
2．《法律援助条例与典型案例分析》，编者王振铎，吉林音像出版社，2003年8月。
3．《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士博士生导师，资料来自互联网。
4、《八大难题考验政府机关》，李丹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资料来自互联网。
5．《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观念的转变》，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料来自互联。
6．《公众法定的知情权、评价权、受偿权和监督权的保护》，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来自互联网。
7、《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张军，广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生，资料来自互联网。
8、《信访制度当前陷入四重困境，面临法治挑战》，周梅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办公室，资料来自互联网。
9、《谈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迟福林，中国（海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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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把信访工作纳入大司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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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信访机构设置及运作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信访洪峰。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强调重视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甚至企图用立法来强化信访的这种功能，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继续品尝破坏法治所带来的恶果。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整合资源，调整机构，把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综治办等机构合并成一个部门，形成大司法行政理念的格局，将信访问题纳入国家正常的法制轨道内妥然解决，打破目前信访案件恶性循环的链条，进而建立起长治久安的社会矛盾处理体系，才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关键词：信访 司法 法治
应当说，信访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这种司法架构外体外循环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其缺陷已越来越突现出来。资料表明，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三级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总量是1995年的2.13倍。1996年至2000年，全国县以上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是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前13年的2.06倍和2.75倍。为此，我们要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战略高度，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现实需要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复杂的信访现象。
一、信访运作及与之相关的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是形成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信访总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同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有关，但信访运作的不规范性及体制设置本身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洪峰及无序信访这种不正常现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换句话说，转型时期固然有大量的社会矛盾，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和体制安排，这种社会矛盾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在国家法制的框架内妥善解决。在目前，尤其要找出信访的症结所在，以便对准下药。
（一）信访机构运作的不规范性是导致目前信访潮现象的直接原因。实践中绝大多数信访通过批转督解决，其中部份通过直接协调处理。这样就会有二种结果，一是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予以解决，信访得以平息。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满足信访者的要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信访还是如故。但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无论其结果是否得到真正解决，其对制度建设的效果是极为消极的。
一是在信访件中，满足了来信来访者的要求，最终得到了解决。这里有二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来信来访者反映的合情合理合法，问题得以解决。第二种情形是来信来访反映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或者部份合情合理合法，却提出了过高的非份的要求，在“化钱买平安”、“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通过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责任制、信访工作量化考评制度、信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访工作领导责任追究制度等形式，以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为代价来满足其非份的要求，从而达到息访的效果。显然第一种情形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行政法制监督、司法救济等方式予以解决，没有必要叠屋架床，另立信访机构。至于第二种情形，其危害性更大，它直接视法律为儿戏，使法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尊严丧失殆尽。
二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未能满足信访者的要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这类情况也占有相当一部份，如果缺乏专业接待的水准，很容易造成信访者与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实践中常会碰到这样的接待场面。一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大讲官话套话，环顾左右而言它。有的接待者就来信来访的具体问题不谈，而大谈特谈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应该解决的我们马上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我们创造条件努力解决”等等不一而足，来信来访者本来就缺乏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往往从经验的实体公正的理念来判断事物，既然来上访他自己就认为事情是有冤屈的，于是本来依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便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二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的了解，听了一面之词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直接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对信访问题进行不适当的表态甚至承诺，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有的信访问题根本不属于法院主管范围或者技术上根本无法进行诉讼，信访接待者告诉来访者通过诉讼解决。最后法院不受理或驳回，弄得无论是法院还是接待者自己都十分被动，而信访还是解决不了。这样反复几次后，少数来信来访者摸索出了经验，或者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给地方政府施压，或者采取更加激烈对抗的方法，不达目的不罢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信访转变成老大难信访，于是在化钱买平安的理念指导下，最终以迎合来访者不合理的要求为代价得以平息，纳入了上面所述的第二种情形。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处理信访问题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偏差，违背了当时设立信访机构的初衷，把信访工作当作了稳定工作的总指挥部，面对大量的群体信访或矛盾激化的各类个体信访，上有领导指令化解的压力，下有群众极端不满的怨气，相当一部分基层信访问题的处理中不得已采取强压、妥协、哄骗等法治以外甚至违法的方法。然而更大的悲剧在于这种现状已形成恶性循环，即通过个案的解决，舆论的宣传，使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不少信访者为了达到目的，在每年的“两会”期间进行择机信访，重复访越级访集体访愈演愈烈。这个恶性循环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突出因素，使更多人宁信访而不信法。
（二）包括信访机构在内的司法行政机构设置的不科学性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正如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所说的那样，目前大量的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应予解决的，80%以上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切应该控制在国家法制平台内有效地予以解决，而绝不能让这种社会矛盾形成目前的信访潮。面对着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潮现象，我们不得不去认真反思这种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信访制度安排，可以这么说，我国社会矛盾疏导机制结构设置的的不科学性尤其是政府司法行政运作系统的断裂和缺乏协调，才造成目前信访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是在宏观决策层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的指导。尽管我们把信访矛盾的出现归责为新旧体制的转轨、利益格局、体制和制度的缺陷及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等诸多因素，但所有这些因素本身一般不能直接引起信访，信访现象之所以发生，从管理的角度看，主要还是出在公共决策没有充分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因此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政府决策这一关键环节，就有可能大大减少信访发生的概率。如涉及企业改制的许多信访问题的发生，不少是源于改制规范性文件的失误，而规范性文件的失误，一个重要环节是改制文件的法律非诉分析这一决策环节没有到位。这在当前信访中占有相当一部份。当然在法律法规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探索过程中的失误甚至失败是难免的，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前人。但在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当前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已经直接触及了某些政府部门的利益调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使改革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往往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们对同一事情会持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和看法，这里的标准和依据只有而且只能是法律。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原来的一种决策模式，仍然不建立具有超脱部门利益和相对独立机构来加强政府改革的协调和指导（尽管各地成立政策研究室、体改委、法制局等机构，但以目前人力资源紧缺的现实、转型时期法律的复杂性等情况看，这种分设的机构是很难完全真正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在县市级更是如此），去强化决策的非诉法律可行性分析，那么由于决策失误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还将不断发生，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这种原因引发的往往表现为集体访现象。
二是在微观操作面缺乏政府司法行政事务管理的协调。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协作管理的过程。这就要求政府全面开放公共事务的治理边界，政府以对话、商谈、合作的方式，以真诚、正确、合理的态度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谁来监督和保证这些技术性非常强的公共行政事务规范操作？例如，国家把审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平台，法院要求原告提出明确的被告，相关行政机关则要求法院立案后通过法院调查令才许可查询。更有一些机关档案管理混乱，难以查询，有的甚至将档案资料遗失，致使诉讼难以进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木桶容量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组成木桶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低的一块木板的高度。国家制度规定的最好，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制度的规定就打了折扣，甚至根本无法执行。由于在微观操作面政府行政管理和协调的缺失，在立法、行政、司法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政府公共职能行使上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衔接的障碍和漏洞，由于这种原因引发的信访在当前信访中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其表现形式往往为个体访。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象标准技术监督局这样的机构，在食品药品、汽车配件等涉及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消费领域出台国家强制认证标准，那么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将是无法想像的。同样道理，在当今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中，国家管理活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部门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标准、程序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们也很难想象整个社会的管理活动会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展开。在我国由于司法行政职能的人为割裂，将司法行政系统拆分为目前的司法、信访、综治等多个机构，造成部门林立，人员雍肿，职责交叉，互相推诿。这方面法制健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在百度中可以直接搜索到文秘知音网站全的国家的机构设置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美国司法部就相当于我们的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甚至包括公安、检察（除反贪职能外），美国司法部长兼联邦总检察院长，也是联邦政府的法律事务首脑，充当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首长的法律顾问，还管理和监督联邦警察系统。法制健全的国家其司法行政机构设置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司法行政表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毕竟市场经济有其规律性的东西，谁违反了这种规律，谁必将为之付出高额的代价和成本。目前国内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司法行政系统，在政府宏观决策面缺乏指导性，在政府微观操作面缺乏协调性，因之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在这些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正常的现有设置的司法行政资源大量闲置，无所事事，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矛盾涌向信访渠道，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信访潮，这种反差十分明显的现象，对现代法治的建设构成毁灭性的冲击。
二、整合资源，调整机构，将信访问题的处理纳入正常的法制化轨道
从上面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信访这种无序状态同机构设置及运作的不科学不合理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多年来中国社会社会矛盾处理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因此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重新估价信访的价值，整合职能，调整机构，在国家政治结构中重塑纾缓社会矛盾的通道，进而建立起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在县市级将信访局法制局司法局以及综治、研究中心等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这样的机构调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有比较充分的法理依据，同现行法律不发生大的冲突，当然更大的司法行政体制改革有赖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对宪法法律的修改），同时设立公职律师事务所，形成统一完整的政府司法行政构架，对信访问题实行标本兼治，从而建立起社会稳定的长效管理机制。
（一）有利于将大量信访问题引向法制化解决轨道，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预测评价作用。在平时的工作中，绝大多数信访矛盾往往通过人民调解、行政执法以及诉讼等在法制的框架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然而，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既不要诉讼费，又不要代理费，甚至可以满足其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要求。根据“二者相较取其轻”的经济学规律的原理，实践中即使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解决，信访当事人也宁愿选择信访而不愿意进行诉讼。为此，在现阶段，我们可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除向来访者包括由非公权原因引起的社会矛盾引发的信访者提供法律咨询、人民调解（广义上也是法律援助）外，直至免费为其诉讼，减缓免交诉讼费，把信访问题引导到正常的司法框架内解决。与其化钱买平安在个案上，不如化钱买平安在制度建设上，同样是化钱买平安二者的社会效果完全不同。后者可以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即可以将对已发生、即将发生或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引导到司法渠道，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的处理结果进行预测，可以对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将来要发生的社会事件和行为进行评价，从而将社会矛盾处理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切断信访案件的恶性循环。
（二）有利于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可行性分析，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许多信访案件的源头出在规范性文件的纰漏上，加强政府决策的法律可行性分析从源头上防止信访现象发生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首先，这是适应法律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行政法律关系比起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历史上的德国曾经集大量专家学者希望制订一部大而全的行政法，最终因技术难度太大或者说技术上根本不可行而流产。我国转型期的法律问题比起法制健全的国家更是复杂的多，从五十年年代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目前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产权制度为目的的改革，二者几乎相向而行，这就决定了我国法律关系的极其复杂性。其次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需要。由于社会的发展、新科技的发现、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立法根本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中的所有现象，尤其在行政法领域更是如此，在通常情况下行政法的不完善处往往需要出现类似的个案后才能发现。因此信访个案中隐藏着丰富的信息，在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订修改中要善于利用这种信访资源。三是社会管理的现状需要。由于我国公务员队伍没有政务和业务类之分，许多优秀的业务类公务员往往提拔到政务类的行政领导岗位，随着政府的换届而变动其工作岗位，新来的同志又有一个熟悉业务的过程，这样换届以后很容易造成业务的断层，因而引起决策的失误，因此建立和培养这样一支专业的法律知囊团队伍在当前政府工作中已显得十分迫切。然而在县市级政府法律专业人才资源紧缺，而有限的法律资源又分布在司法法制信访等不同机构，法制机构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囿于人力条件的限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将信访法制司法机构合并，正好能够弥补目前体制和机制上的不足，达到人才互补，资源共享，发挥整体优势，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专业化及公共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三）有利于正确区分上下级政府的职责，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少越级信访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缺少司法救济渠道。而到上级政府上访后，往往以“谁家儿子谁家抱”、“谁主管谁负责”的理由要求下级政府千方百计去领回。其实上下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都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都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对于司法救济渠道没有畅开的信访，上级政府可以建立起听证或复议这样的程序，对于下级政府作出的决定，如果符合法律法规的，予以维持。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予以撤销。对于部份正确部份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错误的部份维持正确部份。对于错误部份或者要求下级政府重新作出决定，或依法径行作出决定。同时对处置失当、决策失误、甚至违法乱纪、激化社会矛盾的官员移交至相关部门予以惩处。这样既维护了下级政府的威信，又加大了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力度。目前上级信访机构在人力资源及机构设置上这样操作有很大难处，如果大司法框架建立后，这类操作在法律上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并且可以进行类似香港那样的申诉专员制度的探索。
（四）有利于实现政府结构性转型，加快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标志着中国的改革进入关键的最后攻坚阶段，为此提出了责任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诚信政府等一系列法制政府理念，然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具有很强的操作技术性要求。如追求责任政府的目标时必然要求做到 “执法有依据、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侵权须赔偿”，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然而实践中即使象最基本的官员问责制也缺乏一系列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如问什么事的责？问哪个官员的责？由谁来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在建立有限政府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通过法律的授予，在法律授权的同时也规定了权力的界限，政府只有在法律的权限内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为此当前政府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建立起公共财政体系，各级财政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改变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过多干秩，防止政府与民争利，然而我们缺少相关的制度配套。透明政府的要求是政府的行为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应当公开，必须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把公开作为监督政府行为、杜绝腐败和保障社会公平的手段。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新闻发布制度，建立电子政府和实现网上办公，实现阳光政府。另外如效率政府诚信政府等所有这一切理念的提出，都涉及到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决策、实施和监督过程，急需要有一个超脱部门利益和相对独立的宏观改革的协调、指导和管理机构，以确保政府转型与市场化改革、宏观政治经济政策的内在一致性。目前由经济学家郎咸平引发的国企如何改革的大争论，有人把问题归结为中国法学家在国企改革中缺场，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法学家的缺场，不如说是司法行政的缺位，即产权制度改革缺少制度平台及严格的行政法制监督。假如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在大司法理念下司法行政机构，那么我们既能够从信访行政复议等渠道听取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又能够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行政需要，通过听证这样的决策平台，从而让政府做那些应该做做得了做得好的事情，防止行政权的越位错位失位。尤其是在我国不象国外法制健全的国家，具有法律背景的政务员资源稀缺的行政环境中，高规格配备这种机构强化这种职能显得更加必要。正如审计工作运用现代经济手段，去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一样，司法行政运用法律手段，去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专业化的技术手段为基础，对政府违规行为进行约束和预防，从而使政府各个部门自觉不自觉地是对现代政治规则的认同，进而实现政府结构性转型，加快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五）有利于司法公正，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不公将导致人们对整个社会失去信心，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然而司法公正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目前信访案件中占相当一部份是由对司法运作的不信任而引起的，且这种不信任度具有社会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不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向信访渠道进行申诉。从这些信访案件的情况分析来看，一种是司法公正与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所致，另一种情况的确是由于司法腐败引起的。公职律师代理参与将对案件当事人的宁人息诉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对司法公正与外部评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价的不对称性的纠偏，解决司法腐败的程度被过分夸大的现象。众所周知，有不少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不尽力、不尽责、捞取不当利益，为揽案件拍胸脯打保膘，败诉后将原因以及当事人的不当指责均归结为司法腐败这一黑洞。由于当事人往往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来判断司法是否公正，而司法公正恰恰相反追求的是程序公正的理念，从程序公正中达到实体公正。一部份信访者由于受误导后无法接受案件的结果（有的没有请专业律师出庭，由于技术原因败诉），就到处上访，有的甚至自杀或者铤而走险，酿成恶性案件。公职律师对这类案件实施法律援助后，没有利益关系的驱动，预先告之其诉讼的风险，往往会采取非诉和解、诉讼调解的方式结案，即使不能调解和解，判决结果当事人也有心理准备，不致于事后上访，或采取极端行为（美国法律从考虑程序公正出发，规定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或达到一定标的的民事案件在庭审中没有请律师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其次，可以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司法公正。由于国家司法改革整体方案迟迟没有启动，一方面法院的地方化行政化倾向影响了司法的独立，而另一方面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缺少象判例法陪审团制度那样对法官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有效的规则制衡，加上一些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这为司法腐败留下制度、体制和人为因素的缺陷。公职律师参与诉讼，对于制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纠正司法专权，确保司法公正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社会律师要考虑今后的生存，以后案件还要看手握着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法官的眼色，而公职律师无后顾之忧，更何况有行政资源作为其后盾，在庭审中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就会达到辩护和代理制度设计的效果，弥补了由于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规则制衡的审判漏洞。当然最终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有赖于国家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
（六）有利于沟通民意，建立和谐的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有许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子过河，在企业转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们交了不少学费。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特别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大力推行亲民政策，强调社会的全面持续可协调的发展，产生新的同类型的社会矛盾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少。但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信访，要自觉运用公共选择的决策理论，发挥普法宣传的作用，把围绕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普法工作的重点，鼓励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舆论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让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加透明更加理性，更让社会接受和理解。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让一部份社会遗留问题通过行政听证程序去解决，把个别的缠访户通过法院的司法鉴别程序进行定性，列入名册，各级政府部门不再接待登记受理。对一些特殊群体，允许其以法律允许的方式通过集会示威等方式渲泄。确立大司法行政后，通过律师管理、行政复议、参与规范性文件审查等形式，有利于建立和健全这样一个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平台，以便加强构通，增进信任，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安定。
三、树立正确的理念，澄清错误的认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急剧变化，政府也在急剧转变，我们的执政能力取决于我们的执政方式是否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时代变了，世界变了，我们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观念和思想认识必须转变，不能仍然习惯于延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把自己扮成全知全能型的政府。因此树立正确的理念，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在当前信访处理中尤其显得必要。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级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在县市级政府中要大力推广领导信访接待制度，实践证明这是解决信访矛盾行之有效的办法。据不完全统计，我市1999至2000年二年中领导信访接待日共接待来访群众901批次1923人次，批转的信访件特别是一些长期以来的原创文秘网站:文秘知音疑难信访缠访件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妥善解决。今后要进一步完善领导信访制度，要推行领导下访、约访、回访等办法,以掌握信访动态,及时化解信访矛盾。同时要尽量减少违反行政层级管理采取领导直接协调处理信访的做法，领导接待信访的出发点并不是直接处理，不是把下级的业务包揽到自己身上来，而是通过接待这种形式进行决策跟踪反馈，发现行政过错失责甚至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予以责任追究。
二是注重社会管理的整体成本。在社会管理领域，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正确的理论，在解决个别问题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而错误的理论，可能在个案处理时效果比较好。依法解决信访，就个案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但社会总体效果好。找的机关越高、找的领导级别越高、来的信访次数越多，信访问题越有可能得到解决。因为机关高领导高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如某市面处理一起信访，县信访协调赔2万元，通过到市辖区、省信访上访后赔偿费不断上升，跳了二次天安门后赔偿及各类补偿高达十来万元。本来这种信访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经解决，赔偿款大约2万元左右。最后信访虽然平息了，但社会管理成本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所以不能以个案的成本来衡量信访效果，必须以社会总体的管理成本来考量信访成本。
三是树立政府公信力。极少数信访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了不少社会负面效应。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处理访信访问题上的诚信缺失，进而影响到其对社会的管理，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今后要增强政务的透明公开工作，要通过建立政府网站、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专门负责接待百姓的查阅、咨询信息公开机构等方式，提高政府的公关能力。政府处理任何事情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失信于民，说一绝不是二，避免出尔反尔。不能让会叫的孩子多吃奶的现象发生，对于老实的不能吃亏，会吵会闹的不能使其占便宜。要维护政府的信誉，树立政府坦率、坦白、坦然的品质，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四是要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击鼓鸣冤、拦轿告状等清官情结在一部分上访群众上表现出来不难理解，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信访干部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理念来处理社会矛盾，这实在令人非夷所思。现代法治决不是“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包青天，在当前信访中有相当一部份信访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信访，信访的客观事实是很难查清的或者说根本无法查清的。如某县涉及到一起农村村级财务的集体上访，前后15年时间三届政府组成了五个由市委市政府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不能说是不认真，但对调查结论信访群众还是不满意，指责信访部门官官相护。法原创文秘网站:文秘知音律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规律，在法学中已经是没有争论的常识，许多事实的认定完全是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自由心证的方法来确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足等实体公证的理念早已为现代司法所摒弃，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复到事情的原始状态，由于受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许多时候我们只能对过去的法律事件和行为作出或然性的判断。如果我们还是抱着实体公正的错误理念在处理信访，就难怪信访群众对调查结果挑剔、不信任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中，理念是否正确？内心深处有否清官情结在作怪？例如，刚才列举的关于村级财务的信访案例，如果运用程序公正的理念来处理，即以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这样的理念，让信访案件去接受公开的行政听证、诉讼检验，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否则政府无论怎样努力去做，其结果一定是吃力不讨好。
五是要尊重社会科学。前不久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三个同等重要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在信访问题的处理上同样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法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自觉把法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运用到信访工作中去，切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要加强对信访问题的研究，要充分发挥法学在解决信访问题中的作用，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信访现象列入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攻关。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对有关信访问题的优秀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来。要本着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选择不同条件的县市，认真组织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待摸索出比较成熟的做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后再行推广。
总之信访问题的处理是司法行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司法行政又是整个司法制度国家政治制度的十分重要组成部份。作为县市级政府在我国政权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绝大多数的信访发生地在村乡镇以至县市本级，如果这些访信访问题能够在县市本级得以解决，那么也就不可能形成目前的信访潮现象。但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司法框架，在解决信访问题时凸显出了种种矛盾和困惑。因此对信访制度的改革应与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改革，从比较容易改革的司法行政体制入手，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渠道，树立审判的最终裁判权威，进而推进整个民主法制的进程，这才是中国信访走出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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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谈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迟福林，中国（海南）改
文章来源课件 w ww.5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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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
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作者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中央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抓住了信访工作的关键，明确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基本遵循，需要我们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
——以法治思维引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信访工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益补充。我们应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认识信访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要求，坚定做好工作的制度自信，增强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行动自觉。
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需要法治定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明确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要求和重点；四中全会从法治高度，明确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我们要把改革精神和法治精神统一起来，把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高度来把握，从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体制机制的实践深层来突破，推动信访工作创新发展。
攻克信访工作制度改革难点需要法治破题。当前，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的意愿仍很强烈，“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等现象依然存在，信访工作中存在的外延过大、工作失范以及一些涉及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制约着信访工作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这要求我们必须善于用法治思维来审视当前信访工作，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用法治思维来分析引发信访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处理好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用法治思维来明晰信访工作职责，处理好信访部门与责任主体的关系，努力构建高效规范、和谐有序的信访工作新格局。
检验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成效需要法治衡量。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要看信访工作是否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具体而言，就是以法治为衡量尺度，检视开展信访工作是否于法有据，解决问题是否依法依规，群众表达诉求是否依法有序，群众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依法维护。通过一以贯之地厉行法治，培育依法信访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形成有利于做好信访工作的法治风尚和法治环境。
以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
信访工作是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只有在法治轨道上运用法治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好职能作用。
严格实行诉访分离制度。一段时间以来，诉讼与信访交叉、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既损害司法权威，也影响正常信访秩序。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权威和法治生态，有利于积极、稳定、可持续地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有利于信访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对此，信访部门要积极支持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尊重政法机关依法作出的结论；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及时了解掌握有关社会动态和社情民意，与有关职能部门一起做好教育疏导、帮扶救助和矛盾化解等工作。
严格贯彻法定救济规则。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解决群众诉求，对于落实有权处理信访问题责任主体的责任、加强国家机关的层级监督、释放体制内纠错的良好效应以及引导群众养成尊法守法意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关职能部门应按照职责范围梳理甄别，确定解决诉求的责任“归属”、时限承诺等，细化解决诉求的工作流程，明确解决诉求的职责清单，让群众知道“谁来办”“怎么办”。对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应告知信访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对属于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受理后要及时转送并督促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严格依法维护群众权益。按“群众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的要求，推动责任主体认真负责地解决群众诉求。注重分类研究群体性利益矛盾，属于法规政策不落实的，加大督查力度，确保落实到位；属于诉求不合理不合法的，做好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工作，打消其不切实际的预期。同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不断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充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承担公益性服务的保障机制，推动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建立法律政策与化解矛盾的良性互动。当前，大量社会矛盾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必须善于通过法治视角来研究和化解。以群众信访为晴雨表，充分利用“信访大数据”，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重点工作，研究提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通过解决一个信访问题，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立改废释”的措施，利用政策法律推动信访问题成批解决。对于过时的政策法规，及时清理废止；对于不完善、不连续、不衔接的政策法规，进行研究调整；对于准备出台的新政策，进行严格的合法性审查。
以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表达诉求
诉求表达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统一反映在信访工作领域，就是群众通过信访方式表达诉求，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法制框架内、法定渠道中进行。
畅通和拓宽诉求表达渠道。优化民生热线、绿色邮政、视频接访、信访代理等传统信访渠道，构筑网上信访新平台，搭建起群众反映诉求的“信、访、网、电”多元化、立体式信访渠道，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维护权益途径更加便捷有效。推进领导干部定期接访下访和部门联合接访制度化、常态化，整合资源、汇聚力量，推动化解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和信访积案，提高依法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
落实和压实依法逐级走访。《信访条例》对逐级走访有明确规定。这是严格办理责任、提高信访效率、建立信访秩序和降低信访成本的集中体现，也是依法信访的重要环节。对采取走访方式的信访群众，应引导其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指定的接待场所表达诉求、主张权利，压实各级行政机关履行程序性、实体性办理责任，推动来访事项在应有层级得到有效解决，树立基层更直接、更及时解决问题的工作导向。对工作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弄虚作假而造成群众越级走访甚至酿成极端事件的，要依据信访工作纪律处分相关法规，落实“谁制造问题、谁承担责任、谁受到追究”的问责机制。
加强和改进信访行为引导。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深入宣讲、解读信访法律法规和信访知识。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身边信访故事；运用以案说法等方式，引导群众正确认识信访权利和实现权益的途径，提高群众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对那些以反映诉求为名聚集滋事、扰乱秩序等违法行为，要按相关法律规定严肃处理，坚决防止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导向。
以法治建设适应信访工作新格局
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需要密织法律之网，强化法治之力，充分依靠健全完善的信访法律制度体系。必须在信访工作中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明确信访工作职能定位，全面推进“阳光信访”，解决职责不清、工作随意、办理不透明、效率不高等问题，形成与时代特征、法治要求、群众期待同频共振的信访工作新格局。
创造良好法制环境。推动宪法规定的建议权、批评权、申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同人民群众联系等义务在信访法律制度体系中得到贯彻，在信访工作中体现宪法和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同时，把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安排部署及时转化为相关法律和制度；把各地各部门在工作中探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从法律层面进行总结提炼，用以规范工作、指导实践，为信访工作科学发展奠定法制基础。
提供有力法律保障。经过多年信访法治化建设，目前已形成以《信访条例》为主体性法规，以制度文件为支持，以各地各部门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制度为衔接配套的信访工作法律制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还不完备，如一些规范性文件虽带有全局性、指导性，但并不是国家法律；作为信访工作唯一的行政法规，《信访条例》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位阶较低、覆盖面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等问题，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信访工作迫切需要一部核心的、基础性的法律来统领，推动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相互配套、覆盖广泛的信访工作法律制度体系，确保信访工作能在法制框架内依法有序运行。
规范信访工作职能与信访事项受理办理。进一步明确信访工作职能定位，厘清职责边界，明晰权责清单，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发挥好了解社情民意、汇集意见建议，分析稳定风险、评估政策得失，排查矛盾隐患、解决合理诉求等职能作用。从加强初信初访和初次网上投诉事项的受理办理抓起，逐环节建章立制，确保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全过程要素齐全、清楚明晰。按照《信访条例》规定时间受理办理，提高受理办理工作效率。依法终结信访事项，认真负责做好复查复核，对争议较大的复查复核信访事项，采取实地调查、公开听证、会商评议等方式，提高公信力。
规范信访政务信息公开与信访考核督查。全面推行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信访”工作机制。用信息化促进规范化，依托互联网建立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综合平台，构建“信息网上录入、流程网上管理、活动网上督查、绩效网上考评”的信访工作新模式。制定科学管用的考核评价办法，以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为原则，以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为考核重点，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对督查督办工作原则、方式方法、必经程序做出全面规范，在对未按程序规定或时限要求办结信访事项开展常规性督查的基础上，对群众评价不满意的典型信访个案，进行实地督查；对涉及面广、带有共性的突出问题，实行联合督查；对特别重大、久拖不决的复杂问题，提请列入党委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严格执行信访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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