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作文的六大难题

第一篇：学生作文的六大难题

学生作文的六大难题

1.立意难—作文偏题、跑题，内容平庸俗套。

2.下笔难—根本不知道作文写什么，无从下手。

3.思路难—不知从何写起，写了上句没下句。

4.语言难—想到了写不出，辞藻伐善（夸耀自己的长处）绘不出。

5.提高难—写来写去，有量无质白忙活。

6.高分难—通篇无亮点，平淡无味分不高。

第二篇：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村镇银行面临六大难题

作者： 张吉光 / 时间： 2010年 10月号

自2006年年底银监会开始村镇银行试点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和监管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村镇银行获得了快速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已核准开业的村镇银行达到214家。而随着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的发布，大型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大规模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毫无疑问，村镇银行的设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不足，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潜在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概括来说，有以下六大难题：

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引发的监管难题

鉴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殊性质，各国均对商业银行实施严格的准入和日常监管。而此次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显示，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不仅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情况，还与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和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导向下，商业银行难以避免涉足高风险业务的冲动，如果监管存在缺陷或者监管不力，银行业出现风险也就在所难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银监会成立之后，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资产质量逐年改善，盈利能力稳步提高，已达到国际优秀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银监会成立之后银行业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着直接关系。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2009〜2011年全国总共将设立村镇银行1027家。而截至2009年底，我国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城乡信用社）3470家。换句话说，到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30%。显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增加如此之多的法人银行将给银行监管机构带来巨大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相应监管资源的投入。进一步来说，这1027家村镇银行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县域，而从目前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情况来看，县域机构是最为薄弱的，大多人手不足、监管资源缺乏，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直接的银监派出机构。如何做好对新成立的村镇银行的监管工作，既防控风险，又促进其稳步发展，是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给银行业监管机构带来的一道难题。

地方政府大规模参与带来的风险隐患

从《村镇银行筹建审批指引》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办法》，再到《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现有村镇银行管理制度并未明确各地政府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和运行管理中的角色。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主发起人的选择到村镇银行的股权结构，甚至于村镇银行董事和行长人选的确定，地方政府都拥有不小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度的真空，一方面造成不同地方政府的操作模式不同，在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过程中的作用也各异，没有明确、统一的流程和模式可循,使那些旨在大规模、标准化设立和管理村镇银行的商业银行增加操作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影响乃至于干预村镇银行的设立提供了机会。

从现实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可能在以下方面参与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并导致相应问题的产生：

第一，由于获得当地地方政府的首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前提，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拥有对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选择权。出于招商引资和市场影响力的考虑，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因为大银行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以发起较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而就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而言，小银行的优势更为明显，其与村镇银行的定位也更为相似。因此，这种由地方政府的选择权导致的“大银行驱逐小银行”现象，并不利于国家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政策意图的实现。

第二，参与村镇银行股东的选择，甚至于干预村镇银行股权结构的确定。这在那些经济较为发达、政府较为强势的地方尤为明显。造成的结果则是：除主发起人外，其他发起人多为当地政府控制的企业，挤压民营企业参与的空间，导致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股东数量较多，增加协调和管理成本，并影响日后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运行效率；地方政府通过股东选择，进而参与村镇银行的董事和高管的选派，建立起对村镇银行日后运行的影响力，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某种便利。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因地方政府干预而造成大量不良贷款的历史。

第三，参与甚至于影响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确定。鉴于地方政府的认可是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首要条件，主发起行往往会征求地方政府对拟设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的意见。而出于招商、政绩、市场影响以及攀比等因素的考虑，地方政府往往有要求主发起行设立更大注册资本的村镇银行的冲动。较大的注册资本固然可以提高村镇银行单户贷款的比例，但注册资本过大也会对村镇银行设立初期的经营和营利带来压力，从而影响到主发起人对村镇银行的支持。换句话说，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应根据当地市场的潜力来设定，不应盲目求大。

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产生的负面效果

为进一步鼓励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各银监局可将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准入挂钩。”意思是说，如果中小银行需要在某省内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必须首先在该省内设立村镇银行。毫无疑问，各地出于尽快完成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考虑，必然会严格实施这一挂钩政策，尤其是那些村镇银行发起设立进程较慢的地区。从这种意义上讲，村镇银行与分支机构准入挂钩政策有利于加快村镇银行的发起设立进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强制性的挂钩政策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果。这突出表现三个方面： 第一，造成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的不公平竞争，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上述政策仅要求对中小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实施挂钩，并不包括大型银行，也未要求那些已经完成跨区域网络布局的大型银行回过头来补上这一任务。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正处于大规模跨区域布局阶段，出于网点扩张、加快布局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设立异地分支机构，在各地银监局实施准入挂钩政策的情况下，将不得不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极有可能超过中小银行自身的管理能力，从而导致所设立的村镇银行运行质量不高。而大型银行具有更多的资源、更高的管理能力，但因为其已完成全国网络布局，并不受上述准入挂钩政策的约束，从而可以不用承担强制性的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任务。在上述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被强制参与，但整体资源和管理能力并不强；有实力和资源的大型银行反而被排除在外。显然，这并不利于村镇银行的整体发展。

第二，村镇银行演变为分支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挂钩的情况下，一些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村镇银行本身，而是为了满足设立异地分支机构的监管要求。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是附带产物。在此情况下，不排除一部分中小银行将村镇银行等同于分支机构来设立和管理，导致村镇银行的业务定位与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的业务定位趋同，甚至于将村镇银行作为开拓当地市场的平台，从而使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初衷落空。

第三，强制性准入挂钩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时缺乏科学规划，不利于统一管理，影响到村镇银行日后的发展。在准入挂钩政策下，中小银行失去了对村镇银行发起设立地点的选择权，只是被动的完成监管要求，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划和科学布局。此外，由于各地银监局对村镇银行的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使得中小银行难以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模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也就难以对设立后的村镇银行进行统一管理，影响到所设立村镇银行的经营效果。

东西部挂钩造成的挤出效应

为确保村镇银行三年发展目标的完成，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工作安排》提出了“准入挂钩”的规定，即主发起人在全国百强县或大中城市市辖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1∶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2挂钩；在东部地区（全国百强县、国定贫困县和大中城市市辖区除外）规划地点设立村镇银行的，原则上与国定贫困县实行2∶1挂钩，或与中西部地区实行1∶1挂钩。显然，监管机构推出“准入挂钩”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捆绑，解决发起人不愿意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设立村镇银行的问题。但捆绑政策有可能打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即使是发达地区也因此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有可能造成银监会发布的村镇银行三年设立计划落空。

这种挤出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那些实力雄厚的银行为了抢占更多的东部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必然需要同时占用更多的中西部地区的村镇银行设立指标，从而可能挤占中小部地区的中小银行在中西部设立村镇银行的机会，造成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第二，在东西部挂钩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必须同时在中西部挂钩相应数量的村镇银行；换句话说，一家银行要在东部设立村镇银行，至少要设立两家村镇银行；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中小银行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因为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这对于那些实力雄厚的大型银行反倒是利好，在中小银行参与程度降低的情况下，大型银行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空间。

实际上，挂钩政策的负面影响和挤出效应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底开业村镇银行19家，到2008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91家，而2009年底为148家。换句话说，2009年新增57家，这一数字远低于2008年的72家，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似乎正在放缓。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银行主导模式导致的同质弊病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要求：“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使得截至目前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清一色为银行发起设立。虽然银监会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但商业银行在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和角色并不会有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要求：“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使得作为主发起人的银行在村镇银行的设立和管理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显然，银行主导模式对于确保村镇银行顺利开业并安全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而银行作为大股东，也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的影响力，消化村镇银行一旦经营失败带来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千篇一律的银行主导模式将带来村镇银行的同质化弊病。这集中表现在：

第一，出于村镇银行筹建和日后管理的便利，主发起银行必然会将自身现有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复制到所设立的村镇银行，从而造成村镇银行与主发起银行经营管理的同质化、与现有银行体系的趋同，从而背离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国家设立村镇银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引入运作机制、业务定位等方面与现有银行不同的村镇银行，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真空和薄弱环节，并发挥其鲶鱼效应，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但在新设立的村镇银行的运作机制和业务定位与现有银行趋同的情况下，其鲶鱼效应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相关政策对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和其他发起人的股份比例分别设定最低和最高限制的情况下，造成的现实结果是大多数主发起银行对所设立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在40%以上，甚至更高；而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受到限制，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主发起银行起绝对主导作用的股权结构使得村镇银行的市场化和创新性不够，从公司治理到管理模式都难以有大的创新，造成全国所有村镇银行的千篇一律。

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带来的内部管理难题 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并无最低资产规模或资本规模要求，只要满足“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连续两年盈利、公司治理良好、内部控制健全”等要求即可。这就为广大中小银行参与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打开闸门。而对于经营地域受到限制的中小银行来说，突破经营地域限制，实现跨区域经营是其长期以来的期望。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无疑为其提供了一条捷径。这也是截至目前中小银行成为全国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发起设立30家（含30家）以上的主发起银行，允许其探索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控股公司。这进一步激发了部分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的热情。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小银行为此制定了“宏伟”的村镇银行发展战略，计划在全国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以实现全国网络布局的最终目标。据媒体报道，包商银行计划到2011年底设立100家村镇银行，截至目前该行已开业的村镇银行有10家，获批在筹的有10家，该行已组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总部。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银行大规模设立村镇银行将带来后续管理难题。相比与大型银行，大多数中小银行人才缺乏、资源不足、管理水平不高，特别是长期在单一城市开展业务，缺乏对异地分支机构的管理经验。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后，中小银行不仅难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确保村镇银行快速步入正轨，同时，对村镇银行的日常管理和风险控制也需要投入大量人、财、物等资源，进一步加剧其管理状况与业务发展需要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特别是中小银行本身风险管理和信息系统较为薄弱，如何确保其设立的村镇银行能有效控制风险，对中小银行是个不小的考验。对此，监管机构和中小银行自身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上海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

第三篇：安全工作的六大难题

{安全生产工作“六大尴尬”的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是根本，安全是关键’’。坚持安全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可见安全工作地位之重要，但现实生活中，“天字一号”的安全生产工作却遭遇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真抓、真管四处碰壁等诸多难堪。笔者从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多年，感到当前安全监管工作，特别是县级安全监管工作困难多多、困惑多多、矛盾多多，有着太多的尴尬。

一、现实的六大尴尬

1、普渡众生四海皆管的尴尬。安全生产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除直接监管的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非煤矿山外，对其它行业和领域还要综合监管，担负着县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的职能，“综合协调”让安监部门受累非浅。一是领导思想认识有偏差。总认为安全生产就是安监部门的事，出了问题就找安监局，涉及到“安全”事宜，就签批交办到安监局，安监部门就是一个大萝筐，碰到“安全”就往里装，来自领导层面的职责划分不清，导致其它监管部门具有依附性和惰性；二是专业监管部门有偏见。一些部门认为上有县政府安委会，安委会又设在安监局，我配合你牵头单位开展监管工作即可，缺乏本职意识和工作主观能动性；三是相关部门有怨气。安全监管工作由最初的劳动部门扎口，变为如今的安监、质监、建设、劳动、卫生、公安等部门多头监管，职能交叉不可避免，因此出现争利益，推问题现象，以致一些部门有怨气，继而出现监管“真空地带”，形成“都想管而又都不管”的尴尬局面，最终推到安委会，转回安监局，真是普渡众生四海皆管，什么都管不好。

2、天字一号四海波静的尴尬。“以人为本，安全为天”的观念正在形成共识，人们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天字一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实际“待遇” 却与“天字一号”不相称。一是口头强调的多。各级领导对安全生产都十分重视，逢会必讲安全，必强调安全，但事实上，“领导重视”只是出于对责任追究的担心和预防，认为话讲到了，要求提到了，如果出现安全生产事故，自己似乎就无责可追了，并非出于对“安全发展”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并非出于执政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二是身体力行的少。逢重大节日安全检查走一走挂钩企业、走一走挂钩乡镇，挂钩安全也只是文字上、形式上的挂钩，真正开展调查研究，听取安监部门的汇报，帮助研究解决安全生广工作和安监部门的难点、热点问题，督促检查落实等，这些工作平时除了分管负责同志外，党政主要领导和其他负责同志很少过问。所以，这种重视只是形式上的重视，缺乏认识上的基础和支撑。三是投入的少。重视安全，职能不断增加，但专业人员、编制、装备投入严重不够，烟花爆竹、职业健康等从公安、卫生部门划转以来，不是强化，而是弱化，尤其是乡镇级安全监管，机构不健全，人员、经费没保障，喊着重要，说着天字一号的事，投入工作基本没有实际行动，安全监管仍处于原始的看、摸、听、闻、问阶段，没有领导重视和政策上的支持以及资金上的投入，安全监管工作任重道远，“天字一号”的事，仍处于四海波静的尴尬状态。

3、安全执法四处碰壁的尴尬。一是受地方干扰。少数领导安全生产意识淡薄，重经济、轻安全，对于盲目引进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淘汰生产工艺的企业，很明显有着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形成了引进容易、规范难，上车容易补票难、关停更难的安全监管困难局面。一味讲政绩，追求经济指标，不考虑安全生产，对于安全监察人员查处非法、违法行为，从骨子里反感，不但不支持，甚至出现权大于法的干预执法现象。二是利益纷争所致。少数职能部门见到有利可图，纷至踏来，无利可争，理都不理，发生事故你牵头处理，他还牢骚满腹甚至口头答应挺好，实际推都不动，“四不放过”难到位。一些隐患改了又改，有些企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查处过，又恢复，电切不断、水切不断，相关部门不配合，利益斗争导致联合执法机制形同虚设。三是技术规范和相关条文不健全。依法行政讲究的是科学执法、规范执法。然而，当前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对某些行为施行行政方式无明文规定。如：建设项目“三同时”要求，高危行业有法规，一般企业如何进行“三同时”，不进行“三同时”如何处罚，如何前置指导关；各行各业的安全审批实施细则，均无明确的定义及标准，致使工作无法正常开展。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技术规范，由此无端造成工作的被动四处碰壁。

4、综合协调四面楚歌的尴尬。一是法律规定不具体。《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没有对综合监管的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抓得太多，管得太散，结果是出力不讨好，部门有意见，领导有看法。二是职责范围不明确。从机构定位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履行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中的“综合”，主要对辖区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的谋划、部署、组织与实施；对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指导、协调、检查与监督。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划定综合监管工作的职能范围，一些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的工作与责任总是想方设法往外推，虽有“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作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最后总是成为此类工作及其责任的“兜底”者。三是“综合监管”惹的祸。一些负有安全生产专项监管理职责的部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办法和途径，将一些不好管、危险程度高、发生事故概率大、监管责任大的职能交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承担，这很可能使“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变为“安全生产，一家有责”，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逐步成为“危险”部门及“责任”部门，这对于整个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安全生产监管系统的稳定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长此以往也必将使安全生产工作难以为继。

5、监察执法四马系蹄的尴尬。地方保护、优化环境、低限处罚、重点企业不罚等等是影响安全生产执法的主要因素。在体制方面，一是受地方“制肘”。安监部门是地方政府部门，不是一条边管理体制，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加之县（区）一级政府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逐级弱化，办事无权威、干事无地位，再受“位子”、“票子”影响，监察执法工作往往造成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二是部门没有形成联动机制。联合执法的确在对下发动和增强行动效果方面有着一定的实效，但在具体执法中，还没有完全形成联动，各个部门虽坐在一张桌上，但却打着各自的算盘。三是缺乏强制手段。对于拒不履行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安监部门缺乏查封、冻结、扣押、强制划拨等行政强制手段，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往往申请难受理，执行难到位，无限期的超越执法期限，最后不了了之，造成许多事故处理无法落实，丧失安全监察执法权威。

6、安监人员四脚朝天的尴尬。湖南娄底48名安监员集体辞职，出现集体撂挑子不干的如此尴尬现象，我想与安监人员辛勤、辛苦、辛劳、辛酸以及工作缺少安全感有关外，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尴尬现状的根本原因：一是监管任务与监管力量不对称，导致无法履职。现有的安全监管队伍人员、数量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执法任务的需要。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县（区）安全监管机构人员编制是从上到下呈倒“金字塔”型，特别是乡镇级虽设有安监办，但监管人员大部分属兼职且没有执法权，责权不统一，一线监管责任难以到位；职责不明、多头管理、行政力量分散；装备配套不足，执法经费、车辆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缺乏相应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二是监管责任与权利不对称，导致无法胜任。从目前的安全监管体制看，横向上实行的是综合监管与行业管理相结合，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职责界定不清，行业监管力度不够。加之，安监系统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是高危行业，工作责任大、权力小、风险大，监察人员几乎没有节假日, 那有危险、有重大安全隐患就去那里，工作不分昼夜，既辛苦又危险，且安监人员相应的福利待遇无体现。再者，面临的问责风险不断加大，前面要冲、后面还要随时被执行战场纪律，责任与权利严重不对等，导致工作出现无法完成、没法干现象。三是安全监管机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两头受气。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没有及时将安全风险成本强制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有效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调节安全与利益的关系，导致利益与安全间的关系失衡，当安全生产与企业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更多地选择追逐利润，地方政府选择追求利税，而安全基本是放在后面，下达的指令执行不了，企业不买帐，政府不支持，灰头土脸两头受气。

二、深层次的四个原因。

1、错误的政绩观。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地方政府的决策导向。一些地方领导仍认为GDP是硬指标，安全生产是软指标，所以，安全工作表现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关健时不要。特别是贫困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年年下达招商引资硬指标，月月公布用电量和财税位次，促使各级政府大搞招商，大上项目。一些地方开门迎客，“不问出身”的短期行为更为严重，一些淘汰搬迁的企业成了香饽饽、抢手货，正好有了去处，改头换面、加以修饰5000万、几个亿的企业，这边唱完那边又登场。手续还未办理，地方领导为了财税指标，企业为了效益，双方一拍即合，企业边建设边生产现象严重，且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手段名目繁多，优化办倒查，招商引资企业不让查，出台土政策不准查，为企业挂牌保护不让查，导致安全监管难，隐患胎里带，归根结底是领导干部错误的政绩观在作怪。

2、不明的是非观。安全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两者是相统一的，并非矛盾。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坚持安全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主要领导要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试想一个地方如果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即使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再优越，也难以发展。要牢牢树立经济要发展，安全是底线的理念，破除安全监管是经济发展绊脚石错误观念，深刻认识抓安全是直接为企业服务，是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绝不会干扰和阻碍经济发展，更不是找企业的麻烦。领导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支持安监部门抓监管要成为自觉行动。

3、扭曲的人生观。安全生产工作遭遇了诸多尴尬，除了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错误的政绩观和不明的是非观外有关系外，还与其扭曲的人生观有着一定的关联。有的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强，思想深处丢弃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长远观念，工作只看经济指标、一心捞取政治资本。认为安全生产投入再多，一时半会也看不到效益，等看到效益自己还不知道在哪，碰到经济和安全的事，安全工作一定是靠边让路；有的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本位主义严重，以小团体、小圈子利益为重，安全监管下发的指令，不去督促帮助企业整改，反过来还帮助企业说话，给企业“撑腰”，甚至扭曲事实，无疑给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4、淡漠的法治观。安全生产法虽然是一部年轻的法律，但对各层各级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规范，白纸黑字，但安全生产工作遭遇这些尴尬，归根结底还是也与一些地方和政府领导思想意识深处存在权大于法、权高于法、利益大于法、政绩大于法等淡漠的法治观有关，导致监管部门不敢管，不好管，最终敢管的顶不住、站得住的不敢管；致使一些企业法治意识淡漠，拒不执行指令，不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增加安全生产投入，盲目蛮干，出现先上车后买票，甚至上车不买票等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现象屡禁不止，最终可想而知安全监管工作困境。

三、对策建议

1、安全意识强化必须以科学政绩考核为前提。将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与安全挂钩。通过考核，强化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意识。首先，要加强政府监管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考核力度，促使领导干部想安全、抓安全；其次，要强化政府主要领导的安全生产法制意识，促使其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第三，要建立完善的领导干部离任安全生产工作审计制度，实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把领导干部提升使用与在任期间安全生产实绩挂钩，实行“一票否决”，才能真正转变口头上强调重视安全、经济发展上不要安全这一现状。

2、安全投入必须以改善安全条件为根本。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是安监部门一家子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人员、装备、技术、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支撑。因此，结合当前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急需树立安全投入必须以安全为本的思想。一是避免做表面文章。在人员配备上为了迎接考核达到有人员、有资金的目的，人员挂名兼职、专项资金年初列个帐户，实则空头支票一张。人员表面化，工作表面化，没有从解决本部门、本地区安全监管工作为出发点，配备相应的人员、装备。二是避免搞形式主义。相关部门没有把安全监管工作前置，把资金或者督促相关企业做好事前的安全投入加大监管，而是热衷于搞花架子，在事后救援上大搞文章，领导来了作为看点，汇报里面作为热点，试想增加一台消防车，跟搞一个培训中心效果如何？三是避免搞文字游戏，玩行政干预。安全投入是以改善安全条件为根本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安全监管过程中对一些企业安全投入不到位，进行的一些行政处罚是对企业投入不足导致出现生产安全事故的惩罚和告诫，警醒企业加大投入，改善安全环境，但相关部门不是引导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切实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却在处罚上偷换概念，玩文字游戏，把安全生产处罚款变为主管部门应急装备捐款，严重损伤了安全监管的权威性，最终只能助长企业违法之风。

3、安全执法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安全监管，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是关键。法律制定得再好，如果不执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一是要严格履行法律赋予安监的职责。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切实依法予以维护，不使守法人吃亏；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敢抓、敢管，不使违法人得利。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搞好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法律制度的贯彻实施。二是争取领导和相关部门支持。建立健全规范性的监督制度，监察执法部门要争取地方主要领导支持的同时，加强和上级业务部门沟通，减少同级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保证执法的公正、严明。三是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安全执法以法律法规为准绳，首要的是执法人懂法，被执法人知道违反了哪条法律，等违法再处罚、再知法不是安全生产执法的宗旨，因此，在做好执法的同时要做好普法工作，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宣传载体，积极向领导、向企业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让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强化法律、法规意识，避免出现权大于法、权代替法的违法现象。

4、综合协调必须以政府明确控权为依据。严格的中央政策对遏制多发的安全生产事故效果甚微，法律效力及政府整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决心和力度的层层衰减，表明当前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系统。因此，必须对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准确地进行定位。一方面，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监管综合监管具体内容。制定一些配套的、操作性、可行性强的实施细则，细化与专业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沟通协调合作，增强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部门安全生产主动监管意愿，有效避免安全难题面前“安委会综合协调”等同于政府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综合监管各部门责任，并以法律条文形式出台，谁该做什么、谁不该做什么，主管部门干什么、监察部门干什么，明确之后，谁的责任田，谁去负责，避免出现安全协调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相关部门坐看笑话、闲着没事等不正常现象。

5、安监人员必须以履行职责为己任。破除安全监管中诸多尴尬，在新的法律、法规未能出台之前，首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理顺综合监管和部门监管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综合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方式、手段，提高综合监管部门的地位和权威，赋予综合监管部门对其它监管部门的督查权、问责权、追究权，避免“踢皮球”现象；其次，要建立监管人员考评与奖励制度，提升监管人员福利待遇。出台地方财政保障制度与法规，确保监管机构正常监管和执法费用，省、市也应出台执法监管人员交通、通讯、办案补贴，减轻安全监管人员负担，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消除其后顾之忧。第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解决了安监人员责、权、利不对等现实问题后，相关部门要在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为安全监管人员排除后顾之忧，全力提升安全监管人员福利待遇的同时，加大监察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业务培训和学习力度，在系统内树立投身安监、无怨无悔，营造一种人人敬业、人人主动、人人想干事、能干事的良好氛围，真正建立一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为经济发展和群众利益安全奋斗终生的安监队伍。

滨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李文明 孙洪波

第四篇：税收信息化亟待解决六大难题(桃源)

税收信息化亟待解决六大难题

桃源县地方税务局 周春辉

尽管我市的税收信息化建设有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在税收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税务系统的税收信息化建设进程，与国家税务总局确立的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差距很远。

高技术与低效益并存

税收信息化管理不仅仅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税收管理过程中的运用问题，更重要的是管理思想与观念的转变问题。多年来，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始终没有跳出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对税收信息化期望过高，孤立单纯地强调应用电子技术手段，重设备配置，轻推广应用，忽视了改革和创新税收管理体制，没有把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作为加速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结果是不少地方的税收信息化建立在税收管理体制落后无效的架构上，使得高技术与低效益并存，高投入与低产出共生，税收成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攀升。

目前，各税务部门都加大了税收电子化资金的投入，尤其是硬件的配置日益现代化，但是设备和信息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益却很低，一些基层税务部门计算机的应用水平仅停留在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及税收会计核算等初级阶段，仅限于微机录入、输出、开票等浅表层次，多数地方的计算机未发挥应用的作用，缺乏对经济税源的严密监控和对涉税资料的收集整理，计算机网络强大管理功能、分析功能、数据处理、交换功能和监控功能远未发挥出来，未能真正实现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电子化要求。

税收业务与信息化发展的不一致

目前税务系统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业务水平低于信息化水平，与税收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一些税务干部对信息技术存在过分的依赖性，认为高科技无所不能，花巨资购建的计算机系统，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各种税收业务问题，因而在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缺乏按信息技术要求重新优化组合税收业务流程的现代化管理意识，把传统手工作业搬上计算机平台后，不愿在业务基础建设方面多下功夫。如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领购等税收业务，不仅需要的资料多，而且办税程序也十分繁琐，使新的税收征管模式的信息化、专业化要求得不到实现；另一方面，基层业务运作工作量成倍增长，缺乏与信息系统相匹配的管理制度，数据质量不高，数据管理混乱，利用率极低，信息资源缺乏开发利用，在庞大的计算机基础设施上，缺乏可靠、可用的数据信息和以涉税经济信息管理为基础的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及决策支持，为纳税人服务等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设备闲置与紧缺现象并存

税收管理是一个完整系统，各个管理环节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尽管国家税务总局和各地制定了税收信息化的发展规划，但由于征管改革中机构、人员、业务的变化，计算机技术的变化，资金来源的不同等，都导致税收征管应用系统在规划、开发、实施等方面跟不上变化，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开发税收管理软件时却过分强调专业化管理，开发了许多相互分离的税收专业管理软件，信息共享困难。如税收征管系统、出口退税管理系统、交叉稽核系统、稽查管理系统等，各地税务部门采用的系统未完全统一，多种应用系统单独作战，缺乏统一规划，信息缺乏沟通，数据信息资源无法共享，造成信息资源无法利用的局面。各应用系统设备自成体系，重复投资，设备闲置与紧缺现象并存。

就我局目前运行的软件来看，2004年同时运行的软件有近10个，大的有省局的征管软件、办公自动化OA软件，小的几乎每一个业务科室都有，如人事管理系统、税收报表统计系统、税务稽查信息管理系统、重点税源、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涉外审计软件、征管报表软件等等。重复开发现象严重，几乎每一地市都在开发应用基于税收征管业务的征管软件和基于行政管理的OA系统，甚至有的地市都在运行自行开发的软件。多头开发，不仅浪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标准不一，版本不同，给以后的统一规范和兼容造成很大难度。

信息收集和数据采集准确性欠佳

无论是操作层的应用还是管理层的应用，应用质量是最重要的。当前，由于数据质量差而带来的应用质量不高仍然是很突出的问题。税收信息化建设必须确保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的准确性。就目前而言，基层信息数据的采集随意修改性仍然很大，同时还须报送相当数量的纸质报表、凭证，信息伴随传递的过程逐步衰减、失真，征纳双方、管理层级之间信息不一致，信息封锁比较严重，导致上级税务机关无法对下级税务机关实施有效监管，大量可用信息游离于信息化监控之外。此外，税务机关的信息数据采用的是手工输入微机的办法，由于现在的办税窗口服务是登记制而非审核制，企业申报的原始资料原本就不完备，不准确，在手工输入微机时又可能发生错误，致使信息资料可信程度不高，失真或不全，计算机的依托作用难以发挥出来。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往往注意了操作系统中的数据和信息，而忽视其他方面各种有用信息的采集和利用。例如，我们利用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有效地管理了电子版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对手工版专用发票的控制仍有许多漏洞。据国税总局去年底《国税信息》通报，某省国税系统对增值税手工版专用发票检查，差错率达到了两位数；某市国税局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评估过程中，发出38份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函，结果34份反映有问题。所以，进行税收信息化建设，不仅要采集和利用好现有系统提供的信息，还要从根本上把握信息化建设的本意，注意收集和充分利用方方面面的信息。

人才不足是信息化建设的“瓶颈”

近年来，税务系统的硬件设备投入很大，但在税收管理信息化过程中，人始终是第一位的。虽然近几年税务系统大力开展计算机知识培训，优化人员素质结构，税务系统人员的整体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目前真正具有较高计算机应用水平的人员不多，既精通计算机网络应用又精通税收政策的复合型人才则更少，税务系统计算机专业技术人才只占总人数的2%，远远不能适应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需要；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知识更新培训的不足，许多税务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及相关技能无法得到同步提高，计算机应用停留在较低的水平，计算机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其次是税收管理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税务人员的计算机应用意识还不强、税务人员掌握的计算机操作技能还不熟练。再次有的领导信息化建设观念不强，存在外行管内行现象，在决策上难以符合信息化建设要求，致使信息化建设缺乏整体战略布局。税务系统人才缺乏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

安全问题有待解决

税收信息化建设的系统整合过程也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提出了更多的挑战。例如，网上CA认证的问题就亟待解决：在远程电子报税系统中，网上认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种认证怎么能合法，怎么去解决，需要从全局上考虑。一些人提出，可以先建立地方性的CA认证制度，但更多的人表示，由国税总局建立整体的认证制度和规范与整合过程更适合。另外，在推行信息化过程中，许多人对于网络安全建设也非常困惑：安全建设要包括漏洞扫描、入侵检测、防火墙等等措施，安全厂商也提出很多方案，但对业务怎么评估，对网络安全等级怎么确定还不明确，物理隔离与信息实时交互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问题有些能通过技术手段得到解决，但是更多的还有待于总局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台一些相应的法规和标准给予支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与展望：

一、提高认识仍然必不可少，几年来的信息化建设主动或被动地提高了税务人员对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但是，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只是税收信息化初始中的一个量变过程，当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涉及资源、权力、机制的重新分配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取舍，这就是质变的过程。目前的税收信息化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攻坚阶段。对税务系统而言，这场革命将“大大提高税收管理现代化水平，它决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必须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坚持科技加管理双轮驱动，以科技手段来强化管理效果，以严格管理来提高科技应用水平”，这种革命首先还是观念的变革，只有解放了思想，才会释放能量。

二、正确处理好征管改革与内部管理的关系，目前在税务机关内部管理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征收、管理、稽查之间的职责不够明确。工作衔接不够，信息资料传递不顺等。建立在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的“集中征收、专业管理、一级稽查”税收征管新格局后，相对独立的专业机构和若干管理分局之间的工作衔接和配合，主要在于信息资料的共享和传递。而CTAIS系统的推行，应尽可能考虑实际工作的需要。考虑征管各个环节中的一些细节。科学地制订岗位责任制体系和专业机构之间的工作流程，确保资料信

息的及时传递。与此同时，应制定和实施有关的工作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对未按工作流程要求办事的，影响工作衔接和资料传递的应给予必要的行政和经济处罚。

三、在税务部门建立包括各方面涉税信息的“数据中心”.这是今后税务部门计算机网络应用的基础和核心，因为：第一，加强税务稽查必须及时、准确、全面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第二，加强税收监控要求当发现纳税人在“数据中心”的某一涉税指标异常时，能够及时加强对纳税人管理，防止偷漏税；第三，税收与其他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如果要客观的对税收整体状况进行分析，必须掌握全面的涉税经济信息；第四，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将“信息孤岛”的信息收集到“数据中心”，实现征管信息共享。税务部门的“数据中心”需要收集两方面的涉税信息。一方面是税务部门内部掌握的税务登记信息、发票领用信息、纳税申报信息、税款入库信息以及稽查历史信息等；另一方面是税务部门外部的涉税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内部经营情况信息、工商登记信息、金融部门的纳税人资金信息、海关的货物进出口信息以及公安部门的有关信息等。全国各级税务部门可以通过税务系统广域网共享这些“数据中心”的信息资源。

四、在统一规范税收征管流程的基础上，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充分利用业务基本数据信息，建立一套监控税收管理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监控税收管理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主要包括3个监控系统，即操作层、管理层和决策层税收监控系统。操作层税收监控系统是基层税收征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主要完成税收征管各环节内部的监控。一方面是期限的监控，即对纳税人是否按时办理有关涉税事宜进行监控，另一方面是逻辑监控，即对纳税人提供的资料进行逻辑审核。管理层税收监控系统监控税收征管各环节之间关系。对税收征管各环节之间的监控，不仅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工作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各业务部门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高效率地开展税收征管工作。决策层税收监控系统主要为各级税收决策部门服务，实行对本级税收的总体分析监控和对下级税收的分析与监控，包括分析纳税人分布结构及变动情况，及时了解纳税申报总体状况，严密监控各级税务部门的税收完成情况等。这样，税收管理信息化就既有形式（网络），又有内容（信息），再加上一套监控税收管理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对征纳双方的涉税行为进行全面监控，为操作层、管理层和决策层提供强有力数据资料，全面实现税务系统内部办公自动化，税收管理信息化就能迈上一个新台阶，“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新征管模式就能真正得以建立，税务管理实现现代化，税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得到全面提高。

五、必须在人才培养上有突破。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必须要用信息网络知识武装广大税务干部的头脑。首先要拓宽育人、用人视野。其次要在抓好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同时，继续抓紧全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要完善培训制度，特别是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培训，要求取得操作资格才能上岗，以此促进全员科技素质的提高，为信息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再次要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拼搏进取精神。同时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关心计算机专业人员，提高计算机专业人员待遇，形成一个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

第五篇：---市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六大难题

....市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六大难题文章来源----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发表日期：2006-6-96:47:48浏览：5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举措，深刻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要求，集中代表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按照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邵阳市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新农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1。粮食生产继续增加。中央1号文件下发后，邵阳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部署，认真贯彻，狠抓落实，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把发展粮食生产从依靠增加播种面积转移到良种、良法的推广使用上，粮食生产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实现超常性的恢复增长，连续两年增产增收。200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840.89万亩，比上年增加10.22万亩,增长1.2，粮食总产量达到319.12万吨，比上年增加7.79万吨，增长2.5。其中，水稻播种面积617.36万亩，增1.79万亩，增0.3，总产260.1万吨，增3.79万吨，增1.5。水稻生产中，优质稻播种面积进一步扩大，中高档优质稻播种面积达到298.2万亩，占水稻总播种面积的48.3，总产达到120.2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加9.57万吨，增长8.6。

3。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2005年全市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不断加快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广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变化明显。2005年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84.48亿元，占总产值的47.0，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林业产值8.02亿元，占4.5，下降0.2个百分点；牧业产值77.56亿元，占43.1，下降0.4个百分点；渔业产值6.08亿元，占3.4，上升0.4个百分点；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65

亿元，占2.0，与上年持平。农产品产量中，中高档优质农产品的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全市优质稻总产量达到120.22万吨，占稻谷总产量的46.2，与上年比较上升3个百分点。

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2。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下降，但仍然是收入的重要来源。2005年，农民外出务工纯收入人均

50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元，下降9.7

。全市外出务工的总人数达到107.28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人数的26.78，实现劳务纯收入30.8亿元

三、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邵阳市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十年九旱，大部分水利设施都修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都带病运行，“跑、冒、滴、漏”现象仍十分严重，农业生产的基础非常薄弱。这种状况短期内疾重难返，难从根本上解决。因此，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农业生产的投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2.困扰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尚需解决。国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取消农业税和实行种粮补贴政策的落实，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投入增加，产量增加，农业生产效益出现了多年停止不前的合理回归，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回归的增收效果。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生产效益仍然偏低，农民仍然处于收入的最低阶层。2005年，邵阳市的农业投入虽然增加较多，但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并没有建立，农村资金短缺，农民贷款难，仍然是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确保财政和信贷投入持续快速增加，突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是解决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3。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未消除。主要表现有，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的市场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5。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层次低，增收难以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据调查，有60的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打工，不仅工作条件艰苦，所获得的劳务收入和福利也比较低。2005年，全市107.28万农村外出打工人员，获得的劳务收入人均仅2871元。而且绝大多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仍保留着农民身份，职业稳定性差，难以持续增收。

6。农村二、三产业不发达，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民就业空间不充分。2005年末，邵阳市拥有农村劳动力400.66万人，其中：69.6

从事农业生产，人均仅耕种1.6亩土地，从事二、三产业的仅占30.4。农村二、三产业不发达，产业化水平不高，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规模小、数量少、档次低、辐射能力不强，农民就业空间不充分，影响了农民的增收空间。

四、加快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决策。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邵阳市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还需把握时机和找准着力点。

1.加大对农业的科研投入，改进农业生产环境，保护水利资源和农村耕地资源，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业所占国民经济的份额越是减小，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就越是重要，越需要从农业科技研究、水土资源保护、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性，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等方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2.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工作重点抓。农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教育、医疗收费等问题，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不高，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很突出，加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未完全建立，农村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资源逐年减少，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至2005年，邵阳市农村人口人均水田、旱地面积已不足0.69亩，劳动力人口已达到400.66万人，其中

83.6都是高中以下文化。农村在基础教育上大大落后于城镇，导致城乡劳动力的素质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而产生出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改善农村最基础的人文发展状况，可以收到创造农村经济增长新源泉的良好效果。

3.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重新塑造财政和金融体制。为金融资源从非农产业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的流动构造机制，疏通渠道。目前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必要的发展所需资金和政府投入仍然不足，因此，适合于农业产业特点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发展需要的金融组织亟待形成。

4。进一步加大劳务输出力度，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农村人口越少，农业越发达，即农民要富裕就要减少农业人口，减少农民，劳务输出就显得尤为重要，输出去的是劳动力，带回来的就是生产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环节，农民增收的出路在于劳动力的最大化转移。因此，要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结构调整，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重大战略，放在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强领导，完善政策，制定具体措施，调动各个方面参与劳务输出的积极性，努力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

5。培植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加速提升产业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邵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资源比较丰富，牛奶、粮食、桔橙、蔬菜、竹松、生猪、药材等大宗农产品具有较大的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对这些大宗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而且可以扩大农村就业，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增值增效。培植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既发展大规模科技含量高的现代加工业，又发展各种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的传统产业，使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要通过提质、提速、落实优惠政策，使之做强做大，创出品牌，打造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航空母舰。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农产品加工业，要通过引导、宣传和项目推介，引进大企业、大公司投资开发。使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未来几年内有一个大的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为农民创造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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