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5篇）

第一篇：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大片草原与卡拉库姆、克孜尔库等沙漠组成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亚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争夺和活动的舞台；中亚处在华夏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等强大文明圈的夹缝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或控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多种文化在中亚生存、发展、冲撞，逐渐形成了中亚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行为取向模式,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并长期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政治文化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体现并影响着国家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当我们今天对中亚局势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去了解中亚政治文化的历史。

一 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的雏形（公元前529－19世纪后半叶）

1、文明的更替与交融

公元前529年，波斯帝国侵入中亚并统治中亚达两个多世纪，留下了以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为代表的波斯文明。公元前329年，希腊文明侵入，先后有亚历山大称帝和条支、大夏的建立。而希腊文明对中亚中心地带的控制仅存62年，公元前3世纪，在中亚边缘地带建立了安息王朝，这里的文化反对希腊文化，仍保存着波斯文化的体系，并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到公元1世纪，大月氏人推翻希腊化政权，建立了贵霜王朝，贵霜王朝的建立使中亚开始形成了一种交融荟萃的复合文明的文化底蕴。

事实上，在贵霜王朝建立前，中国汉朝已经开始经营中亚。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7世纪设安西都护府，汉文化就一直在影响着中亚，但是中央王朝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有限，经济联络和文化传播薄弱，所以最多是形式上的占领，中亚也只是成为中央朝贡体系中的一分子而已，而一旦外在因素减弱或消失，中亚就将脱离中央的控制，重新回到独立的发展氛围之中。

7世纪阿拉伯帝国势力扩张到中亚，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事件，因为仅仅两个世纪的统治，却在中亚撒下了伊斯兰文明的燎原之火。经过12世纪的突厥系王朝、13－14世纪的蒙古风暴、14－15世纪的帖木尔帝国、15世纪的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国。古代的中亚政治文化脆弱、分散、缺乏独立精神，从波斯、希腊到华夏，一个个文明的交替出现，闪耀在中亚广阔天地多则数世纪少则数十年，而留给今天中亚的只是些史书的记忆和考古上的印证。与之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行的非常彻底，完全改变了中亚的原伊兰文化的主流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强大生命力。

2、专制主义与宗教的政治化

古代中亚是本土民族与非中亚外侵民族轮番建国的政治舞台，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的是，由于常年的**与不安，中亚稳定的社会政治进程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亚还普遍保留着农奴制度，农民耕种的土地实际是属于封建主的私人财产，农民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部落的首领们可以随意剥削他们属下的任何牧民。中亚的三汗国时代，人民的一切生存权和财产权力也是受汗（艾米尔）的专制统治摆布的。国家的政体形式是专制的，既没有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社会准则，因此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汗国独裁统治者的意志。

中亚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具是有很强的宗教背景，应该说，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同中亚本土文化的结合巩固了中亚政治体制的专制化，更加强了统治阶级的专制统治。中亚各王朝的世俗君主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其信徒的精神导师，集政权、神权于一身。历史一再证明，具有宽容、包容和复合性的宗教具有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力。

所以政教合一制在中亚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 沙俄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沦落

沙俄政府为了控制中亚，使其更好地为沙皇俄国的利益服务，在正式吞并中亚地区后，通过种种手段，利用宗教、制度和移民政策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统治，极大地摧毁和改变着原本脆弱的中亚政治文化，对当地民族的世界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宗教。沙俄不断调整其宗教政策，收买笼络宗教上层人士、委派毛拉借宣传伊斯兰教文化渗透、推行伊斯兰教“不干涉”政策，利用宗教工具将中亚各种族思想统一到沙皇俄国的意志上来。

2、制度。为了在政治上使中亚融入俄国社会，沙俄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文化归服中亚各民族。规定总督、省督军的军政领导权由俄国军人掌握，而允许“执政苏丹”管理一二百名哥萨克军队和其下军政事务，以此消弱汗权；重新划分原有部族间的分割，引入俄式军政合一制度，以此和消弱和基本瓦解部落制势力；建立骨干教育制度，以此培养中间亲俄势力，消弱伊斯兰势力。

3、移民。为了彻底占领中亚，使“边疆区俄罗斯化”，并为下一步地对外扩张做准备，沙俄大规模推行有计划的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从1871－1916年的46年间，俄国政府向中亚北部的移民就已经达到162.92万人。大量俄语居民的迁入改变了中亚很多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民族构成，使中亚地区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中亚地区原有的伊斯兰和突厥文化受到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压制。

三 苏联时期的中亚－政治文化的巨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着苏联各个时期对民族和国家发展政策的不同取向，中亚各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政治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苏联烙印。而从烈度上来看，如果说沙俄时代中亚的俄罗斯化痕迹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尤其是苏联中后期，中亚旧有的伊斯兰化色彩的淡化就变得更加明显、而俄罗斯化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了。

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宗教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1917年12月3日，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告俄罗斯和东方穆斯林劳动人民书》郑重宣布：“俄国的穆斯林，……你们的信仰和习惯过去被沙皇和俄国的压迫者践踏了！今后，你们的信仰和习惯、你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关都被宣布为自由的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地、无阻碍地来安排自己的民族生活吧！你们有权这样做。”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界定下，宗教是剥削制度的帮凶，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事实是，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严厉的打击，“反宗教宣传”贯穿于苏维埃的大部分时期。

其它的影响主要来自苏联时期的世族政策各方面：

1、苏联成立前－列宁时期的民族政策。在反对沙俄专制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提出根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民族政策和理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论。而因为列宁本人在世时间很短，所以这些有利于中亚民族独立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并没有得到长期有效地贯彻。

2、苏联早期－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在斯大林当政前期，基本遵循了列宁时期的对中亚政策。而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绩和党内斗争激化、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开始取消民族工作，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中亚民族关系。

3、苏联中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一方面批判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试图人为地加速消灭民族差别，急于用“苏联人民”取代包括中亚各民族在内的苏联其它各族人民。在具体工作中忽视整合民族关系，强行各共和国经济按专业分工，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表明，沙俄时代遗留下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中亚并未得到清除，中亚各国的文化依然受到大俄罗斯化的压制和影响。

4、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新思维”的口号下，长时间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集中高强度爆发，从“改革苏维埃联邦制”到“完全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原则”，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再到“苏维埃主权国家联邦”，最终解体。

四 独立后的中亚－政治文化的新发展

1、复制的政治体制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找到一个适合本国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选择显现出若干特点，整体表现出局限性、借鉴性和整合性。中亚国家的独立没有经历长时期的探索与斗争，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结果，一经独立即获国际社会认可与接受，中亚上层政治精英多是苏联时期的党政领导人，他们长期受到的是苏联式的教育和政治模式熏陶，在未来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取向上所受的局限性比较大。由于是从苏联加盟共和国中脱离出来，在惯性选择作用下，中亚五国密切注意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轨方面的举措，对于其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总统集权等重要内容都做了尽可能多的借鉴。在中亚政治体制的选择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俄罗斯因素。另外，正如前文所述，中亚地区在沙俄征服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雏形，沙俄的统治使这一进程被迫中断，在新的政治体制建立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唤醒这些沉睡了数十年的传统、文化和记忆，需要将传统因素与现实因素的整合。

2、伊斯兰教的复兴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宗教，苏联解体后，受到沙俄和苏联政权压制的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全面复兴，迅速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组织、穆斯林人口和清真寺数目迅速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亚五个主体民族中穆斯林的人口比重为79－95%。面对如此大的信教群体，世俗政权也不得不在施政中制定有利于宗教发展的政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气氛日益浓重。

然而极端伊斯兰教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中亚各国的世俗政权对极端伊斯兰教普遍保持戒心。所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复兴。“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很大弊病。特别是在近代，各国都出现了对这种弊病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了国家权利与宗教的分离。”

总之，伊斯兰教在中亚五国经历了独立之初的加速复兴和复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实践，而慢慢趋于追求理性和秩序。中亚地区并没有出现其它伊斯兰教中心区那样的持续动荡和战乱，伊斯兰教是中亚政治文化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因素，其在中亚的复兴更多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回归、民族自觉性的复兴和国家独立稳定的需要。

3、民族国家的强化

中亚五国各主体民族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都在努力地从历史中寻找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渴望从悠久的中亚政治文化中汲取有利于本民族的光辉业绩，以此凝聚国民力量。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因为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相邻、历史上相近、民族跨界居住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各国对主体民族意识的强化力度非常之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亚国家各主体民族对自身个性的确立、强调和弘扬是中亚整体政治文化中新的发展组分，必将对未来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造成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干部任用上突出主体民族，而其它民族特别是俄罗斯人很少得到重用。加强主体民族语言教育，逐渐降低俄罗斯语的影

响力。号召世界各地的主体民族回归“祖国”等。

4、融入世界的努力

人类步入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信息时代，网络与电子技术的应用将世界各个角落连在一起，中亚五国再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偏于一隅而坐井底之蛙了。独立后的中亚在不断扩大和加深的对外交流中，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努力融入世界的渴望。虽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丰富、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中亚国家正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此为契机中亚国家也在努力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外部世界，这也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如何在保持、恢复、宏扬本民族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更快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政治文化的成果，成为摆在中亚各国政治精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中亚政治文化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究竟去向何处，我们也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书目：

1）吴宏伟著，《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丁笃本著，《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汪金国著，《多种文化力量任用下的现代中亚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杨恕著，《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第二篇：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骆正林

摘 要: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关键词:乡村政治文化;文化变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农业立国、文明的早熟、小农经济的发展、宗法制度的确立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历史的坐标上相互协作和竞争,它们之间力量上的互为盈缩直接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如下图)。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示意图

一、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一)1949年之前:家族势力主导时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政治文化的面貌。我国是个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早在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就让我们的先民有了最早的社会保障。农业生产需要水利灌溉,然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能带来灌溉之利,又可招来洪水之灾。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寻找治水的办法。为了战胜洪水,禹在治水的时候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1],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在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2],按地位高低分配治水成果。这样,原来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灌溉机构就演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3]。“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或铁器)的制造作为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4]到了商、西周时代,三种文化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先后出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框架逐渐形成。

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是在使用铁器的情况下,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发展家庭私有制,进入文明社会。而中国,则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瓦解的情况下,直接将治水组织演变成国家机构。这种早熟的文明形态,保留了公社组织,带着氏族的脐带跨入文明的门槛。正是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一脉相传的专制制度和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的结合。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亚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形态上的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三个要素,即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立国的社会,乡村一直是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历代王朝都提倡“重农抑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然而,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难度太大,因此,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通过在乡村培养代理人来管理广大的乡村。当国家权力管理力不从心的时候,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家族势力在得到国家权力许可之后,成了乡村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力量,乡绅势力既要帮助国家做事,也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家族势力在中国乡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1949-1978年:国家权力主导时期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各种政权虽不断更迭,但国家权力却始终没有放弃深入乡村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几乎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朱新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对乡村的控制除了确保税收和维持治安之外别无它求。后来的内忧外患和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传统税收关系是国家与个人(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而近代国家“资源动员”的需要,使常规的税务持续演变成了非常的政治动员,税收变成了国家与社区(行政单位)间的关系。

建国后,人民政权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二是改变中国在世界工业化潮流下的落后局面。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需要新政权强化国家权威,从统一中国版图、整合社会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乡村是中国版图的主要部分,国家权力必须强化对乡村的管理才能体现国家真正的统治。同时,世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自乡村,因此,国家只有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才能保证从乡村社会汲取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因此,建国后,“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5],村庄作为乡村管理的重要机构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中。

郭正林将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3年),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确立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崇高的道德威望,把农民动员到国家政权建设中来,“解决社会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6]。第二阶段(1954-1958年),用宪法形式确立乡级政权的法律地位,加快农村党建步伐,大大强化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完成了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阶段(1958-1983年)是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管理体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参与体制等一整套体制,国家权力试图全面管理乡村事务。

经过国家权力的下沉运动,村庄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动员和调控的对象,村庄内部阶级分化的被抑制消灭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再造和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管理组织。在新的乡村组织中,国家权力确立了自己绝对的权威。

(三)1978年之后:民间力量崛起时期

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坚决地告别原有的计划体制。郭正林认为,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第四个阶段出现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村级组织原有的计划管理功能基本完结,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进入到以村民自治为特色的“乡政村治”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肩负着追赶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任。为了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重任,国家需要乡村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贡献更多的资源,为此,乡镇权力得到加强,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多完善。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强化、自身约束力的减弱,少数基层政府完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人,成为收费性、掠夺性政府。而在村庄内部,土地承包、分散经营导致村级组织失去了对农民的约束能力和管理能力,乡村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刘世定发现,改革开放导致了乡村社会管理出现“末端失灵”现象,在广东省,由于“面对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乡镇政府从本地发展的利益出发,对许多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方法,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来严格贯彻。”[7]

当乡村社会出现秩序上的危机时,中国农民开始自发地参与乡村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创新。广西农民在1980年代初,为改善乡村治安状况的自治活动,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从精英解释村规向村民参与决策过渡,民间力量在乡村崛起,并成为乡村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及村民自治活动的加强,精减乡镇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社会推行村民选举与自治是乡村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它必然对乡村社会以“契约意识”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二、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主导的社会心理

在乡村社会政治文化场中,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不断地互为盈缩。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势力上有所调整,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一种模式完全覆盖另一种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沿着“家族主导———国家主导———民间主导”的方向演进。在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三种政治势力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村政治生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受主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也会做出新的调整,其中与政治文化演变的主流脉搏共振的社会心理,必然会在乡村社会发挥着更大的社会影响。

(一)家族势力主导时期:宗法意识的统治

所谓宗法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度是在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长达几百万年的远古时代,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维系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就是人类自然繁衍的血缘,可以说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氏族社会人们的血缘关系简单而粗糙,因此,家族势力在氏族制的环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进入文明时代后,原始的宗法思想被理论化、制度化,并作为中国文化的因子积淀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以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它以纲常名教为基本教义,以忠孝为人们感情的聚焦点,以皇权崇拜为核心,以成为圣人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学术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各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结构的特征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家与国的概念混淆不清,因此,宗法意识成了古代中国主导的社会心理。在乡村社会,家族既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在乡村生活中,农民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回报却是微薄的。对自然和社会变故的脆弱承受力,使个体离不开家族的关心和保护。另一方面,乡绅往往既是大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对于乡村,他们扮演着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对于国家,他们则又是政府的代表。在家国同构中,农民接受家族统治,遵从家庭伦常,信奉“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信条,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

(二)国家权力主导时期:集体意识的垄断

王国斌认为,国内外学者将中国未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三大罪魁。这三大罪魁包括: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进步,帝国主义迫使中国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封建势力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8]。建国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封建势力得到批判和打击,国家政权被转移到人民手中。历史发展无法摆脱惯性的影响,新中国虽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它无法绝对地斩断与历史的联系,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比较多地存在于国家建设中。在乡村社会,生产队是带有地域界限的居住单位,“带有建立在婚后从夫居规范之上的清晰的父系继嗣偏见。”[9]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制,乡村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组织,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集体意识成了乡村权力运行的主要动力。“在人民公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其所隶属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且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也被其所依赖的集体所控制。”[10]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按照当时制度,生产大队的干部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但公社对大队干部选与不选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

(三)民间力量崛起时期:契约意识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国家在乡村加快了权力建设的步伐,乡镇政府职能迅速得到强化和扩张。然而,一方面包产到户政策结束了农民的集体生产,小农经济重新成为乡村主导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复兴,使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加快,村庄利益来源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汲取工业化、城市化资源的重任,使乡村权力组织降低了“服务性”,几乎完全成了“赢利型经纪人”。然而,小农经济微薄的回报,使乡村很难完成国家下达的各种任务;分散的家庭经营降低了农民对国家的依赖,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出现了断裂;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更加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于是,在乡村社会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一种新的乡村政治文化得到建构,契约意识逐渐在村民意识中形成。

契约意识的第一个表现是农民自我意识的形成。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应该逐渐走向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在周围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关系,人们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自信拥有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评价越来越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世袭地位。”[11]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由集体生产退回到小农经济环境中,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业生产和成果支配的主人,农民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

契约意识的第二个表现是反抗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崛起,民工大规模进城,农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同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的发达,使农民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在计划经济年代,人的价值和权利曾经遭到过极度否定,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却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被恶性剥夺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去抗争。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当农民难以承受沉重的负担时,当他们遭遇到野蛮行政时,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无理侵犯和削弱时,他们或依照法律程序,或走上抗争之路,去索取自己的权利。

契约意识的第三个表现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影响力减弱,乡村公共事务出现了危机,作为村民自救的产物,村民自治诞生。而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重新借鉴民间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或政治利益。”[12]不管目前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发展水平如何,村民在选举与自治中契约意识都明显地得到了增强。

三、乡村权力结构变化与乡村政治文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权力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在弱化;民间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成长的势头却令人关注;家族势力虽有所抬头,但与时代潮流不符,应该成不了气候。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真正转变成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不仅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前提。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契约精神在乡村社会不断加强,草根民主正在改变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并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秉承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调整管理乡村的政策和策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发展。

(一)草根民主的社会地位

乡村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因此英国统治者关于乡村社会的早期记载中就认为:“乡村带有一点共和国的意思,自给自足,有自己的负责人,能在整个帝国的崩溃中幸存下来。”[1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散漫的、平铺的、自然的社会,在乡村社会,皇权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正是由于皇权在管理乡村社会时力不从心,因此,传统社会自古就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和民主。李昌平认为:“在封建社会,家庭是不民主的,但家族是讲民主的。行里是不讲民主的,但行业是讲民主的。”不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民主是自发的、内生的、有限的民主,它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也难以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力量。

建国后,国家力量虽然深入渗透到乡村,但是村庄内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自由政治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依然是内生的、有限的,难以摆脱“工具化”的性质。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加快、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农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热情都得到空前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温饱的困境中挣脱了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身的尊严和权力问题。正是乡村社会的发展促使广大农民重新寻找“人的价值”,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把人看成国家的工具,而是向社会要求把人作为出发点,尊重农民,重视农民,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农民正在从思想上把自己从“国家的工具”转变为“自己的主人”。主体思想的确立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

村民选举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后来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村民选举在乡村的推行,使农民通过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法定组织,获得了利益表达的法定渠道。利益表达渠道的建立又反过来提升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使农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权利,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地影响公共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合理要求。当农民的契约意识不断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时候,国家对乡村的管理就必须尊重草根的力量,让农民作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能够决定的乡村事务。赵心树认为,一套制度的正当性有两个关键内容,一是合法,一是合民意。当合法度不变时,民意就成了决定因素[14]。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国家权力必须尊重民意,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二)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权都力图在乡村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然而,“从近代以来村治兴衰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的一厢情愿是乡村政权建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5]政府的一厢情愿造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文革”以后,国家对乡村管理采用的是两手策略:在经济上,通过扩展基层政府的规模和权威,全面控制乡村的经济资源,以消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在社会上,国家权力退出乡村,放弃乡村公共事务的建设责任,要求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为国家消化了改革成本,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过度输血之后的“贫血”,随着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遭遇到局部的、根本性的危机,在少数地方,农民的群体事件增多,政府行政受到较多的抵制。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出现的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还权与民的重要举措,即通过村民自治,利用民间的力量,化解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节约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进入新世纪,国家更是把乡村的发展摆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今日的乡村社会,随着村民选举的推行、乡村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事实上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了。然而,少数地方政府受传统的乡村权力的影响,不愿或不敢接受村民契约意识觉醒的现实,往往采取保守的方式,维护自身传统的权威。当然,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确实给基层管理者带来很多挑战,“失败的风险使公共管理者常常想回避公民参与的要求,或者将公民参与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化。”[16]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到治理的尴尬之中。

现代社会是公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虽然农民总体的现代意识落后于城市市民,但是,乡村社会民主化道路必然是向前延伸的。在现代乡村,那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

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应该坚决地、适度地退出,让农民真正拥有实质意义上的自治权。在实施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国家,政府往往尊重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不提炼主导意识形态,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17]当然,威权体制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但是,我们可以对威权体制进行批判的吸收,抛弃具体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从管理原则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为治理乡村所用。按照威权体制的做法,国家权力可以有限退出乡村,尊重乡村社会的多元价值,限制威权领袖个人或集团权力的行使。

(三)家族势力的回光返照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们附着在土地上很少迁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借一位“研究语言的朋友”的口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费孝通总结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即使在流动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新的宗法社会。“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18]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法意识一直在乡村占据着主导地位,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家庭或婚姻关系规定的。

“农民心目中的家族集体主义情结,是家族在共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19]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政治文化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家族势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家族势力在乡村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能量。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思想改革运动、“破四旧”等运动,最终使乡村家族势力几乎无立锥之地。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地位重新恢复,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公共事务,乡村家族势力有所抬头。在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中,出现过家族势力操纵选票,造成旧时代的沉渣泛起,少数地方家族势力、黑势力、地方恶霸重新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给基层民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加快,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快速走向多元化,少数地方家族势力的恢复应该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会给乡村政治文化带来太大的影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目前乡村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现代化,村民的精神现代化也在发展中,而村民选举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旧时代产物的家族势力会在特定条件下对乡村政治文化有所影响,但是,它已经赶不上村民契约意识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农民个人之间自由缔结的契约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正在代替以家族所赋予的身份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

参考文献:

[1][2]国语·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 1988.25, 148.[3]萧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20-21.[4]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53.[5]朱新山.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与组织重构[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65.[6]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54.[7]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117.[8](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11.[9](加)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胡玉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4.[10]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47.[11][12]李笃武.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6.8, 8.[13](美)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M].展明辉,张金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112.[14]赵心树.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65.[15]徐勇,等.走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困境———县乡村治理体制反思与改革[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54.[16](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17]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4.[18]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7.[19]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86.来源：《探索》2008年第6期

第三篇：《文化变迁》读书笔记范文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而文化变迁总是与他相伴随的，所以有的人类学家用“社会文化变迁”。

从人类学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讲社会文化变迁。

早期进化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当然重建人类的过去也是为了了解现在的情况，但他们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

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但是，他们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时间顺序的解释就缺乏说服力。

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

文化间的连接说明不同文化接触时发生什么事情。接触事实上发生在文化之间，而是在互相建立联系的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这些联系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结构的，或者称为文化间作用系统，这是建立在文化(宗教的、商业的、军事的)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成对的、相互的关系。第二是成对关系的元素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仅仅 限于两个系统的一些成员之间；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影响着大批的人。确切地说是人而不是文化进行互相接触，但没有—个人或群体能够向别个群体的成员显示出他们的文化的整体，也没有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能够全面地处于涵化状态之中。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递，逐渐使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演变，以经济为龙头的全球化正在带动其它领域，迅速地浸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文化的范畴非常广，这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汉朝的《说苑》中，文化原义是指文治和教化；在当今世界，指社会中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指特殊的意识形态。回顾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文化的发轨迹，从本土的巫术文化，到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我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经董仲舒等发扬光大，儒学文化成为我国的核心文化，它所提倡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长期影响历朝历代，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深刻影响到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在我们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弥漫于大学校园的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动的景象，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话题，是每个青年热衷谈论的对象。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谈论和言辞的时代随之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行动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校园还是在社会，青年们对讨论

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上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个人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有关民族命运的中国文化，再也不受他们的晴睬，随波逐流，各式文化马戏逐次上演，当它们颓然下场的时候，留下的只有一如空旷的幕后背景和气力不接的空寂前台。

第四篇：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⑨王宏斌在临颍县奔小康先进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的发言,南街村档案第41卷。

第五篇：家居文化与变迁

《家居文化与变迁》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家居文化与变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二课时第三个话题的教学内容。本课是第二课时，让学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初步了解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祖先的过去居住环境，及几千年来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化的兴趣、认同及其自豪感。

二、学情分析

本课从原始人“构木为巢”和“挖地为穴”入手，了解古人因地制宜创造的“巢穴”，了解居室是为了人们生活安全、方便而建造的。而中国古代家居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各国的建筑风格距离学生很遥远的，对于学生来说十分陌生，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些建筑物，是决定这节课成败的关键，我通过网络资源搜集到原始社会，人类当初房屋的构造，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建筑物图片和视频，让学生感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房屋建筑不同，通过欣赏让学生发现居住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学生从古今建筑方式的联系中，发现古人这种朴素的、有效运用自然环境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的智慧对后人的影响。

三、设计思想

《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指出“教师应尽可能使现代化教育技术与本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丰富课程资源，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古今中外建筑的发展和对比，让学生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筑的特点和风格，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妙，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由于古代建筑和国外建筑离学生“久、远”，为了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观看古今中外的建筑物地图片和视频，实现教学目的。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建筑的地域特点。

2、了解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的发展。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网络资料，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了解建筑的地域特点，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发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我国建筑艺术的神奇、美妙、美妙和丰富多彩。

2、学习用比较、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

五、课前准备

1、课前收集我国各年代有特点和艺术造型特色的老房子、古建筑的图片，并配上相应的解说文字。

2、收集其他国家的建筑和家具的图片以及资料。

3、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资源。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教师出示图片：展示紫禁城、凯旋门、金字塔、摩天大楼图片。

师（声情并茂）：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的居室建筑就被祖先创造出来，但那只是藏身之所。当古朴的建筑融入了人类的感情、信仰和智慧，铸就了紫禁城的威严、凯旋门的辉煌、金字塔的雄伟和摩天大楼令人炫目之后，它们才成为建筑物，是固化了艺术和文明的见证。

今天一起走进远古时代，去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家具文化知识（板：家居文化）。

（二）走出巢穴

了解原始人和人类当最初的房屋。

1、观看课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仔细观察，边看边思考：

（1）人们为什么在树上搭窝，在地上挖穴而居呢？

（2）他们的房子的风格与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3）人们最初的房子和他们住的巢、穴有什么相似之处，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有什么相同与不同？（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使学生了解原始人的居住状态，知道原始人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点创造了最早的房子。）

2、小组交流汇报。

3、教师小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天然洞穴显然首先成为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它满足了原始人地最低要求。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

(三)凝结在房屋的文化

师：当人类真正走出洞穴，走出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时，也就开始了有目的地人工建造屋室的的活动。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建构自己的建筑与村落，同时，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发成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真正意义的建筑诞生了。（与变迁）

1、教师出示视频课件：伴随着音乐欣赏：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感受其建筑工艺、结构、造型、雕刻艺术等。

2、学生讨论汇报：中国古代建筑具有哪些特点和风格？

3、教师小结：中国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工艺精造型美、雕刻细，带给人舒适、美得感觉。不论从审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何适应性，蕴涵着无限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近五千年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建筑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体现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也等待着后人去学习、创造和超越。

（四）领略建筑风采

1、看视频：感受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和特点，边看边思考，这些建筑与中国建筑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2、学生讨论汇报。

3、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加以总结归纳。

相同：美观、舒适、装饰精美。

不同：外形、风格、绘画。

原因：地理位置、风俗不同造成。

（五）拓展探究

请拿出自己家的房屋和家具来说说你有哪些是中国风格的；有哪些是西方的建筑特点？

（设计意图：学生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中，学生观察生活，从身边开始。）小结：通过学习及观看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等学习方式，使我们懂得了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今天的建筑文化和家居文化在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融入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六）动手操作，创造艺术的精美

课后，根据自己对建筑的了解，用纸绘制你理想的家居并在班内展示。

（设计意图：课后延伸，再现艺术之美、建筑之美。）

（七）课堂总结

师：通过今天家具文化与变迁的学习，你想用怎样的一句话表达你的收获？

生：各抒己见。

板书设计：

家居文化与变迁

巢工艺精

气候环境建筑造型美舒适 穴雕刻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