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报发明史[推荐5篇]

第一篇：无线电报发明史

无线电报发明者----马可尼

意大利电气工程师和发明家。1874年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他的家庭十分富裕，他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期间，他用电磁波进行约2公里距离的无线电通讯实验，获得成功。1909年他与布劳恩一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37年逝世。

马可尼从小就是一个很有独立见解和独创精神的人，当他还是少年时就制作了许多种神奇的装置，显示出超人的才华。马可尼的母亲是个爱尔兰人，父亲是富有的意大利商人，小时候他常常随母亲坐船飘洋过海去英国甚至是北美探亲访友。旅途中，当船只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时，常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可是又无法和陆地及其他正在航行的船只取得联系。于是，他常常想，能不能找到一种通信工具，当船在海上航行时，也能和陆地取得联系呢？这种想法一直记在他心里。

1894年，20岁的马可尼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本电磁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赫兹研究电磁波的文章。这篇文章唤醒了马可尼少年时代的幻想。如果使用电磁波传递莫尔斯电码，不就可以不再被电缆束缚吗？他说服了父亲，并从他那里得到一切财政支持。于是他开始在意大利波伦亚他父亲的庄园里进行无线电报的实验。马可尼依靠自己在发明方面的天份和勤奋的工作，经过一次次电磁波的发送和接收实验，没过多久，居然就能在140公尺的距离间进行通信了。这一成功大大增强了马可尼的信心。经过进一步的改进，到1895年夏天，他在父母住宅的楼顶和1.7公里远处的山丘之间进行了通信实验，并取得了成功，这时马可尼也只有21岁。

马可尼设计的无线电发报装置如图所示，这个装置很象当年赫兹的实验装置。当按下莫尔斯电键时，线圈两端就会产生瞬时高压，于是两个金属小球间就会迸发出电火花，这些火花产生的电磁振荡就会通过天线向外发射电磁波。这种最原始的电磁波发射器后来被称为“火花振荡器”。

马可尼的无线电报接收装置采用了法国物理学家布兰利的发明成果――粉末检波器。粉末检波器有一个很细的玻璃管，管中装有细小的金属屑，两端各有一个电极，当有电磁波传过来时，在两端的电极上产生感应电势，金属屑会互相吸引而彼此粘结起来。于是检波器呈导电状态。粉末检波器还有一个自动敲击装置，在没有电磁波信号时，金属屑往往仍保持粘连状态而不能马上分离。敲击装置能自动敲击以产生振荡使瓶内的金属屑得以马上分开。当粉末检波器接收到信号而导电，电报机上就有电流流过，并会自动在电报纸上打出莫尔斯电码的“点”和“划”来。这样发射端发出的莫尔斯电码文就可以在接收端反应出来。

第二篇：明史读后感

读《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感

到明朝，中国传统王朝社会进入了后期。明初对种种传统发展到极致，明朝统治者都积极复兴农村经济，为后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是主体，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受其影响和制约。直到现在，农村人口在我国仍占很大比重，农村仍是大多数人的居住场所，“三农”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也是政府一直关心的问题。自阅读了高寿仙撰著的《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一书，让我对明代社会经济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引发了的思考，让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一共分为五个章节，主要阐述讨论了在明代社会经济史领域，明代以及明清以来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一些问题。高寿仙先生充分把握前人的成果，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回顾和梳理，然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广泛搜集文献资料，为立论打下坚实的基础，体现出认真严谨的风格；作者提出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的启发意义很大；最后还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对于推动发学术发展和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有很大的推动。

明代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作者对明代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额的研究，得出自己的估算和观点。明代的总体城市化水平与宋代相比无明显提高，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明后期城市化水平则达到较高程度；经长期战乱，明初的农村社会经济十分凋敝，统治者积极采取措施，发布一些政令，农业技术革新，水利事业的发展，农用工具的改进等，都促进了明农业经济的发展，新型农业结构的产生，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模式。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随着农业的开发，明代气候发生变化，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在政治上，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过于简单，在人口流动性提高，贫富分化程度加剧等因素下，里甲体制逐渐解体，国家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主要分布在乡村社会的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得作用，他们自然地也就成为了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势力。作者还对博衣凌、黄宗智，李伯重等人的观点进行了评述，更加激起我们对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经济的思考。

本书有两个子目，明代农业经济和明代农村社会，我认为只有对明代的农业和农村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的流动，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是相互交错的，给明王朝历史带来了更为复杂不可捉摸的一面。判断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程度必须是以人所享受的社会财富以及生态条件为标准，明朝农业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提高显著，农村集市的形成，国内市场繁荣发展，对外贸易频繁，这都昭示着明朝社会的变迁和国家财富的增长。中西文化交流密切，民族也得到进一步融合。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背后，我们也应该看到，生态环境也被人类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灾荒不断，这也就让人们看到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另一面。在政治上，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大地主所有制恶性膨胀，农村的社会矛盾激化，这无疑就把明王朝推向深渊。下来就让我们仔细的品味高先生的书，看他的认识给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在明代，农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而土地和人口又是农业经济体系的两大基本要素。作者认真分析总结了别人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所有关于《职掌》所载田土数字，看似很剧合理性，但都经不住推敲。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以《明实录》记载的田土数位基础，参照地方志提供的相关数据，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对明初田地数字进行推测估算。官方统计的田地数字降低，有可能因为不起科田地的存在，折亩习惯的的存在和田地隐露等因素造成的。造成田土统计数偏高的因素，主要是在政府统计的“赋田”中，有一部分土地并不属于可耕地。此外，因自然灾害侵蚀造成的土地丧失或荒废，因轮休造成的土地萎缩，以及建筑、道路等对原有耕地的占压，也会导致在测耕地面积数虚长。考虑到多种因素，作者估测明代实际耕地面积还是不断增加的。研究过明初户籍制度和人口统计的多数学者，对明初户口调查的系统系、完整性和严密性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无论就其条令规则还是实际效果而言都

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1 参阅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第3~10页；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59页。对于明初人口数额的估计，还受黄册户口的登录范围和官方户口总数包容的范围，关于明初全国户口统计数在学术界很有争议。明代人口基数，人口数量无疑是扩大增多的，城市人口也增长了，市镇数量了增加，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对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要只看到的是劳动力的增加，我们也要看到它对经济造成的压力，人口的不断增长，但是性比例失调，这既是生产，生活条件恶化的结果，又是原因，而形成了人口与经济的恶性循环。明代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自迁都北平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北方政治中心的粮食物资都依赖于南方经济中心的供给，造成了财政危机和江南地区赋税繁重，社会矛盾的激增，对明代的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明代人口的流动，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也很大。明初移民分为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两大类，这些都是政府组织，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耕地的布局。但不乏也有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现象，这就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制约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无组织无计划的人口流动，他们大多是为了逃避政府重赋，差役等压迫而逃亡到他乡谋生的，他们得迁入地带去劳动力，农业技术，开发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它在我们现实中所折射的一些东西，探究明代农村人口的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得影响与作用，对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以东南沿海地区最为发达，意义很大。

明代前期政府对水利建设十分重视，兴修了许多中小型水利工程，也组织过一些大的水利工程，比如三吴水利的整治和东南海塘的修筑。明代在灌溉用具方面也颇有改进。明代的水利建设取得不小成绩，但也存在地域的不均衡性和水利工程维护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在农具方面，出现了新的农具，在土壤改良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针对不同作物或土质，总结新的耕种方法。明代更加注重病虫害防治，利用栽培技术和耕作方法防治害虫。在江南地区充分发挥传统的农业技术并加改进，形成了一套效率较高的集约农村体系。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在明代也有了显著地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江南棉桑发展的原因，学者们看法各异，大多学者过去认为，人口压力是促使江南商业性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在人口压力之外，还有赋税的压力。作者认为，明代江南及其他地区经济作物扩展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或许促进经济作物扩展最关键的因素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它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兴盛，还促进了工商业市镇的兴起。

在农业体系中，气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当时的明代，正处于被称为“小冰期”的全球性寒冷时期，气候变得干冷，对生态基础脆弱的北方地区影响更大，“天气早寒，田谷少获”，旱灾不断，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明朝粗放的拓垦山地，山林的过度开发，降低了森林的涵蓄能力，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湖淤塞，从而酿成灾害。沙漠化的扩张，淡水资源短缺，不少野生动物的灭绝，灾荒的频繁发生，都是明代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表现。明代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是洪涝和干旱的，这无疑与气候变化有关，这也是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是人类自食恶果。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存在，国家救灾功能的弱化，救灾经济能力的减弱，水利兴修基本也已荒废，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

第三篇：林志鹏的创业历程及发明史

林志鹏的创业历程及发明史

林志鹏先生是山东大学控制理论专业研究生毕业，曾经是航天部710所的高级工程师，师从我们著名控制论专家于景元从事多年的控制理论与系统工程研究工作。后来转入小家电行业奋斗多年，现具有十多年的小家电营销经历，并且在该行业内的市场开发和产品研发方面都有着多项成功案例。2004年毕业于中欧工商管理学院EMBA。

林志鹏先生任职北京九阳电器有限公司北京地区总负责人时，豆浆机产品刚上市，还不被市场认可。当时不仅豆浆机不被人看好，就是豆浆也没有很多人爱喝。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把豆浆宣传的跟人参汤一样”的口号，开创了一条“卖豆浆机先宣传豆浆好处”的营销思路。经过长达4年的艰苦运作，成功地开发出了北京地区的豆浆机市场，实现北京地区年销售10万台的辉煌业绩。在豆浆机的开发期间，独立完成了渠道开发、广告运作、市场策划等营销活动，创造了一个暂新的营销模式，使北京地区的豆浆机市场一直是豆浆机市场开发的典范。

经历数十年的沉淀与累积后，他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从业经历，发明并开发了能够自动炒菜做饭的捷赛自动烹饪锅，这是一款十分契合我国人民烹饪需要的产品。然而，产品上市初期，却没有预想的火爆销售，于是，作为总经理的他不仅站到了柜台前去卖锅，他还亲自上门给顾客演示，教人家怎么炒菜，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林志鹏终于卖出了第一口锅。从此，市场终于慢慢动起来，开始是一天一台，后来一天两台，最后达到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20万元„„不仅在北京，东北、华北等全国的大中商场和专卖店开始销售自动烹饪锅，产品更是拓展到礼品、电视购物、电子商务等多种销售渠道，形成遍地开花之势。家有、优购物等电视购物更是多次达到一档节目销售1000多台的火爆销量。

2008年，《商道》(原《财富故事会》)节目为此专门采访了林志鹏先生，续而慧聪网、《商界》分别发表了《林志鹏：灾难还是机会》、《个性商人林志鹏：一口锅的救赎与升华》等报道，刮起了自动烹饪和健康饮食之风。

2012年，《第一时间》、《消费主张》等栏目相继采访了林志鹏先生，并报道了这款引领健康饮食的捷赛自动烹饪锅，并提出“魔幻厨房新主张”；续而《我爱发明》节目更是深入采访林志鹏先生，用长达半小时的时间详细介绍了产品不糊锅、不溢锅等独特功能的发明原理。

如今，自动烹饪锅正为创立一个新的家电品牌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式烹饪自动化的开创者，他必会同他的团队一起将“未来厨房自动化”的新理念带入千家万户。

第四篇：观明史有感

观明史有感

王朝顶峰，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境界，在怀有天下苍生的悲悯之心时，头顶之上，揣摩不透的天意，可以让生命一辈子诚惶诚恐。修炼即是，老百姓能走的路，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该走的路，天子顾名思义，受命于天，尊尚于道，才能恩泽天下。有时候真的很困惑，权利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能让那么多的人都付出血的代价，即使如此，后人亦是哀之而不鉴之，宁愿铤而走险，在所不惜。从王朝建立之出，到濒于灭亡，人们对于权力的追求和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不过是相对而言，明争暗斗无不涌动在王朝的深处。以下是对明朝历史典型特征的一些总结：

一、狡兔死，走狗烹

说起朱元璋,人们很容易想起历史上的另外一位布衣天子,那就是刘邦。两人不仅出生相似，而且连君临天下之后的政举也非常想进。大明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自然离不开一批睿智英勇的开过功臣，然而，大明的皇帝姓朱，天下也是朱家的，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担心权利旁落，遂以各种名目诛杀开国功臣。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悲剧具有必然性。

封建社会的集权思想，贯穿始终，即使是读书不多的布衣天子也不另外。为了交给后世子孙一个太平的天下,朱元璋坚持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人的方针，暗中算计开国元老，最终除尽了他认为的所有威胁人物。除了朱元璋的集权思想意外，开国功臣的妄自尊大和嚣张气焰为他们引火上身埋下了伏笔。说到这里又想起了纳什均衡,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功高盖主是皇帝万万不能容忍的,功臣的嚣张，难免让皇帝认为他们有篡权之心。而事实上，有人就是包藏祸心的,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不敢行动了。一个王朝的建立是以血为代价的,社会刚刚安定,政局的变动对社会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在这个关键而敏感的时候,朱元璋率先下手打破平衡局面,斩草除根,可谓心狠手辣。但是，认真反思，如果个个皇帝都像建文帝一样心慈手软,江山又怎么能够稳定？虽然朱元璋的打击面过大,但是所有的斗争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人民的生活相对安定,也算是一大幸事。纵观历史,每一场政变都必须流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英明的皇帝在危及到政权的事情上,都是绝不手软。

身为皇孙的朱允炆对爷爷的铁血政策很是不解,朱元璋叫人拿来一根棘仗,让朱允炆拿起, 朱允炆看到长满棘刺的杖,退却了。朱元璋语重心长的说,爷爷是想帮你拔掉每一根刺,这样你才能坐得稳大明的江山。千算万算, 朱允炆还是没能坐稳江山。其实,这与朱元璋除尽开国能臣也是又很大关联的。在朱棣南下的时候，建文帝身边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能臣辅佐，如果当年的文臣武将还在，也许历史会是另一番样子。

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朱元璋建国初期,因为担心异性功臣篡权,将他们一一除掉,可是却将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了王,他万万不会想到孙子的王位会被儿子夺走。建文帝登记之初,文帝与众叔叔的关系很像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微妙且又危险。文帝听从黄子澄的建议,率先发难,可惜功夫不及叔叔朱棣高,最后宫中起火，不知去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代都是如此。虽然从礼法上来说，朱棣的登基名不正言不顺，可是客观地来讲他是一个好皇帝，勤政而爱民，为明朝历史的发展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对百姓来讲，其实谁做皇帝并不重要，只要皇帝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大家就愿意支持他。古代的宗法，礼法只是用来做一般性的规定，保证政权的顺利更迭，但是也不排除特殊情况的存在。李世民和朱棣，就是特例。社会大众只愿意接纳能够真正给大家带来福祉的人，对于那些按宗法接管政权，但置人民雨水生火热中的昏君，一样排斥。换个角度来讲，朱棣作为朱氏子孙，也曾为大明立下悍马功劳，然而，皇位却垂青于他人，心里当然会不平衡，有取而代之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选择，然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也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从人类由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这样。

三、一人癖好,殃及百姓

细览明朝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爱斗蛐蛐的,也有爱做木匠的,这些似乎与天子的身份,不慎相配,可是明朝就有这样的皇帝。爱斗蛐蛐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促织天子“明宣宗”。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各地广搜上好的蟋蟀。结果有一家人因为不小心弄死了准备给皇上进贡的蟋蟀而自杀,这实在不能不说是皇帝之过。不过幸好这位皇帝只有这一点不好的癖好,就其治国来说,还算得上是位明君。上面的小故事,只是王权至上的悲剧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皇帝个人的个性,爱好,无不关系到天下苍生。勤政爱民者,天下福祉；昏庸无道者,百姓之苦。为了讨好皇帝,谄媚奸邪小人想尽办法,结果殃及百姓,苦了苍生。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被人们神话了,他的一举一动为万人瞩目,众人效仿,因为这样他就要及其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误导了人民。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爱都蟋蟀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如果成了皇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皇帝的悲哀和无奈。

四、幼帝登基,政局动荡

幼帝登基,由于年幼无知,常常要依靠自己的母亲和身边的宦官,这就很容易造成宦官外戚专权的局面。明朝从英宗开始,朱氏人丁不忘,又增加了政局的动荡。明英宗登基时,年仅9岁；明武宗，15岁；明神宗,10岁。皇帝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父王的早逝,年幼的皇帝很难把握自己,往往会出现问题。以英宗为例,因为一时想要建功立业,贸然出兵蒙古,结果被俘7年,朝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又弟弟代之,结果惹出了不少麻烦。说来也奇怪,明代很多皇帝都没活过四十岁,再加上人丁不忘,皇帝死了,都找不到继承人,于是由弟弟接着做皇帝。明代宗,明世宗,明思宗就是这样登上帝位的。然而,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这么大的馅饼,总让人难以招架。由于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往往难成明主。

看来,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皇室来说尤其重要。明代中后期的没落，可以说明这一点。

五、位高权集,必遭灾祸

朝臣,宦官,皇妃,无不在皇上面前争宠。技高一筹着,得宠,于是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技不如人者,失宠,结果呢,幸者,做牛做马,不幸者,丧命皇权。可是谁又能叱咤风云万年不到呢?得宠的到最后也都没什么好下场。熹宗在的时候,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天下只知魏总管,而不知有熹宗。待到改朝换代,魏忠贤没有了市场,最后被迫上吊,时候还被肢节。

权利容易使人糜烂，野心随着权利的扩大而增长,如此一发不可收拾。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殊不知,乐极生悲，过度的放纵必然早来杀身之祸。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造成人们心里的畸形和变态,皇权的过度膨胀,惹出无数是非。法制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它比较客观,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喜好而随时改变。

六、权利之争,贯穿始终

听完这门课，发现了每一章节,都充斥这权利的斗争。宫闱之内,朝野之上,人们都在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后宫之中,女人争宠：大殿之上,朝臣争宠；起居之内,宦官争宠。

册封太子时,嫔妃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外戚实力也加入斗争中,个个都盼着自己的儿子当太子。皇帝登基时,大臣们斗得热火朝天,随着政局的发展党羽林立,明争暗斗。

除了野心的驱使之外,失宠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大家都不想失宠,所以积极投入战斗状态。

七、人性懈怠,前清后昏

如果要说出明朝彻头彻尾的大昏君，那非武宗莫属。其他的皇帝多多少少对国家都有一些贡献。我发现很多皇帝初期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到了后期能够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一方面,由于生理的原因,体力不济,另一方面,应该是人性的惰性造成的。明神宗开创了万里新政,可是待到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也开始了他昏庸的统治。明宪宗在执政之初也是很勤谨的,可是后来却宠信宦官,造成宦官专权。

惰性是人性中的一大弱点！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惰性的可怕,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惰性吞噬。

用过去的眼光审视现在的社会，以现代的社会观看明朝！

比较一下，发现明史和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例如明史初期和共和国史：

首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毛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两人都是靠着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新政权。他们出生的时候中国都是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然后他们崛起以后都要打败另外的汉族起义者才能夺得政权——朱元璋是搞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毛则是战胜了蒋介石。两人在当权后，都诠释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两人背后都有很多高人帮助，朱元璋背后文有刘伯温，武有徐达、常遇春，等几十个高人辅助登基。而毛的背后高人就多了去了，初二历史课本说的更清楚。

两人都希望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接过大权，但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因病早逝，毛的儿子不幸牺牲在朝鲜战争中。

两人后来指定的接班人都被夺权，朱元璋由于太喜欢太子朱标，所以选择朱标的儿子，自己的长孙朱允炆即位。但是五年后被自己的叔叔朱棣（朱元璋的儿子）夺位。毛委任的是华，但是邓却掌握了大权。

朱棣和邓又都是评价比较高的执政者，为国家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贡献。两人都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朱棣就派了郑和多次下西洋（当然这个地方有史料说他是为了让郑和去找朱允炆的下落）。而邓的改革开放就不多说了。两人都为了国家的稳定对文人进行了压制。

朱棣儿子朱高炽和孙子朱瞻基随后即位，两人在位期间史称“仁宣之治”，虽然这段时间国家内部弊病重重，但是这段时间是国家的发展都非常的速度。现在就很像这段历史。

学完这段明朝历史,发现原来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人类的智慧不会改变,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第五篇：明史研究总目

《明史研究》总目（1-8辑）

高寿仙

2004-09-21 02:22:15 阅读

摘自史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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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明史研究》是中国明史学会主办的一份不定期刊物，1991年创刊，到今年已出版8辑。受中国明史学会委托，笔者将8辑目录整理成电子文本，在史学评论网（http: historicalreview.jianwangzhan.com）上发布，以使学界了解本刊已发表的论文情况。

高寿仙

2004年8月31日

第1辑

《明史研究》创刊祝词

白寿彝、王毓铨、魏斐德、山根幸夫、田中正俊、鹤见尚弘 户役田述略

王毓铨 论明代封建土地关系

李文治 明代的寄庄

韩大成

明万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考释

张海瀛 再谈火佃

彭超

弘治九年抄录鱼鳞归户号簿考

栾成显 明代盐业荡地考察

刘淼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陈高华

从《圣学心法》看明成祖朱棣的治国理想

毛佩琦 读《明武宗实录》条记

李洵 论解缙

商传

论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

孙文良 张献忠“谷城受抚”评析

张显清 明代科举制度述论

张德信 明代乡里组织初探

王昊 朱元璋与凤阳歌

白振亚 明代的乐户

张正明 明清俗文化的传播

姜士彬 明“靖难之役”与朝鲜

朴元熇 晚明的尚武精神

陈宝良

读史札记

明初讳元说析辨

张和平

附录

明史研究论著索引（1990）

薛惠引

第2辑

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谢国桢遗稿 皓首尽瘁 史坛垂芳——谢国桢先生传略

韦祖辉

《瓜蒂庵书目》与《刚主题跋》——深切怀念谢国桢先生

林甘泉 怀念谢刚主先生

李学勤

文章·风范·长者——怀念谢国桢先生

刘重日 忆随刚主师江浙访书

商传、任道斌 “三不”见为人——追怀刚主师

姜纬堂 谢国桢先生的两首诗

雷梦水 回忆谢刚主先生

马春怀 明清徽州亩产量蠡测

周绍泉 明代前期至中期财政储存研究

田培栋 明代漕粮折征的形式及原因

鲍彦邦

明末江南乡绅的家庭经济——关于南浔庄氏的家规

（日）滨岛敦俊 略论仁宣时期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

郭厚安 内阁权力与明代政治

谭天星 论明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演变

王世华 明代谪寓辽东流人研究

杨旸、梁德、洪云 傅安西使与明初中西陆路交通的畅达

万明 明代与中亚诸国的交往

沈定平宋应星的军事思想

南炳文 虞胤、韩昭宣起义与傅山

何龄修

《大明成化年镇番卫军民屯田图》疏正

吴景山 新发现的万历《繁峙县志》研究

李裕民

书讯 明史园地中又一奇葩——评张显清著《严嵩传》／／张德信 《明史研究专刊》第十期简介

鲍龙

学会动态

明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曲阜召开

附录

1991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

巩华阳

第3辑

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

林金树 明代马户述论

李济贤

明中后期对市场贸易的法律管理

姜晓萍 龙骨车与农民

（日）田中正俊、鹤见尚弘 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

方志远 明朝前期学官制度述论

战继发 明代的武举制度

晁中辰、陈风路 明代的保甲与火甲

陈宝良 王守仁与南赣乡约

曹国庆

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

卞利 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

暴鸿昌 明代王学在北方的传播

吕景琳 论王夫之的理欲合性说

王廷元

明代茶人集团的社会组织——以茶会类型为例

（台湾）吴智和 试论景泰帝朱祁钰

尹选波 明代诸王府规制述略

若亚

明末北直清流派的构成及其反阉党斗争

张显清

“天崩地陷”时代的真实写照——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中保存的晚明文献明代前后农民领袖称十八子考释——兼论古谶李氏当王与农民起义

杨绍溥 读史札记

明翰林院设立时间及最初设置

张德信

方祖猷

书评书讯

明代城市史研究的新进展——韩大成著《明代城市研究》评介

平和 评李新达著《洪承畴传》

赵联谨 《明代开国功臣传》出版

佟佳

徽学研究第一部大型资料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问世

史克

海外明史研究

日本学界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的趋向

（日）吉尾宽

学术动态

澳门举办中西方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

程德

附录

1992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

巩华阳

第4辑

严嵩传序

王毓铨

重读《莱芜集》——为王毓铨先生85岁寿辰而作

白寿彝 王毓铨先生与钱币学

李学勤

家长制专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 曾经沧海难为水——祝贺王毓铨先生85华诞暨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

张宪博 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明清徽商与两淮盐业研究之二

张海鹏 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代商税研究之一

李龙潜 明代中央织染机构考述

范金民、夏维中 论明代的吏

李洵

明代州县官吏惩处规制刍议

柏桦 论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响

郭培贵 论明之移都北京

（美）范德 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

万明 明后期分权共政论的发展

（韩）曹永禄 论明王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

陈梧桐 天启时东林党人失败的教训

韩大成 黄毓祺的复明活动和黄毓祺案

何龄修

张显清 明宣宗《五伦书》中对明太祖之评价

（香港）赵令扬 略论宋濂的理学思想和文学主张

沙似雪 张居正治国方略的整体思想

吴量恺 正直博学的焦澹园

南炳文

明太祖对道教的态度及其三教合一的追求

（香港）马楚坚 明人审美风尚概观

罗筠筠

明代的家庭：家庭形态、权力结构及成员间的关系

（台湾）徐泓 悍妻与十七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

赵毅、赵轶峰 晚明文化商品化与社会纵欲思潮

商传 郑经的诗集和诗歌

（台湾）朱鸿林 天花、商贾和白莲教

（美）卡尼·T·费什

附录

1993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

巩华阳

第5辑

李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业绩

赵毅、罗冬阳 再论“火佃”的渊源及其性质

刘重日 明代的重工业税

（台湾）罗丽馨

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商业的发展及其评价

夏维中 明代京杭运河的管理体制

封越健 论袁文新与区田法

吴庭美、夏玉润

明清时期徽州族产经济初探——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例

颜军 明代豪民私债论纲

赵毅 明代的党争

（台湾）吕士朋 略论朱元璋的民本思想

陈怀仁

从明《大诰》看朱元璋对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

张宪博 朱元璋与李善长

张健 “顺案”考略

毛佩琦

明代开国皇帝的社会整合——作为权威功能的正统观念

（美）范德 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

张英聘 略论明代驿传之役

吕景琳、若亚 明代文化的层间互动

商传 明代江南进士甲天下及其原因

范金民 严嵩诗诣评价析论

（美）谢正光 俞大猷用兵的哲学思想

胡华兴

文物选萃

石门夹山出土文物考释

余学群

读史札记

李自成通山“遇害”说所据不实

张德信

第6辑

陈子龙：晚明实学思潮的健将——兼论明清实学思潮的一些问题 浅论刘基的文学思想与诗文

郝兆矩

从《四友斋丛说》看何良俊的经世思想

刘文鹏 论钱谦益的史学

陈宝良

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兼论《国榷》的史论

杨绪敏

从现存版籍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明代市民文学研究之二明代北方经济述论——兼与江南经济比较

吕景琳 徽州文书中“主盟”的性质

阿风 洪武时期的社会教育与移风易俗

高寿仙 明祖陵的营建与特色

陈琳

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赵中男 土木之战志疑

李新峰 试论丘濬的人才观

寇伟 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

田澍 明政府对澳门的管理

万明 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

（日）松浦章

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史证不足

林金树、杨志清 李自成之死考辨

赵国华、张德信

书评

论述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力作——《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评介

张显清

方志远王振忠

读史与考察

牟定白马山考察记

张方玉

补白

《明督抚年表》术补

（一）《明督抚年表》术补

（二）《明督抚年表》术补

（三）第7辑

谢国桢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京召开

吴艳红 读《瓜蒂庵小品》——纪念谢国桢师百年诞辰

商传 忆谢刚主先生二三事

李兴盛

试论明太祖“以教化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实践

张显清 明代丞相制度新论——“内阁非相说”质疑及其他

刘晓东 明代南京行政功能初探

张英聘 明代人口数额的再认识

高寿仙 明代天津人口初探

高艳林

明承元制与北边供饷体制的解体——以山西行都司为例

张金奎明末勇卫营

潘星辉

明代福建军屯及其败坏

周玉英 明代科场案

张德信 明代八股文略论

田澍

明代朝野对科举制度的评论

王熹 论明世宗禁佛

何孝荣

周鹤芝的姓名及其乞师日本

南炳文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及其明史研究

赵克生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施政的影响

柏桦

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

赵秩峰略论明代江浙的城隍神信仰

周祝伟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风尚及市民观念的变化

周均美明初毛怜卫与朝鲜的关系

刁书仁、王剑 浅析李延遇害通山的史实及新近发现之物证

冯俊

第8辑

王毓铨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悼念日本学者田中正俊教授

栾成显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毛佩琦 明代生员与地方社会：以政治参与为例

陈宝良 明清无锡进士简论

杭建伟

明朝“历代帝王庙”从祀试探——以赵普、武成王为中心 明代赎刑考略——兼论赎刑的纳钞纳米之制

姚旸 洪武永乐时期京师（南京）的卫军

胡正宁 试论明代火器研制者探讨弹道学理论的特点

徐新照 明北京皇城和紫禁城的形制布局

孟凡人 明辉发部先世南迁考

张士尊、赵毅 15世纪中国与东亚贸易关系的建构

万明 “南京教案”所表现的明人天主教观

庞乃明 明后期山东官庄之兴办与“垦荒招亡”

成淑君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航运的开发

蒲霞 论明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

范中义 王士琦抗倭援朝职衔考

李小林 王士琦的仕途终点和人品

南炳文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

张显清

近三十年来国外关于明代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状况

程德近十年明史研究述评

彭克明、周晓光

一部引人注目的深度探索之作——读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补白

《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出版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出版 《明史研究专刊》第十三期出版 《天津人口研究》出版 《明代云南沐氏家庭研究》出版 《明代的卫学教育》出版 《徐阶与嘉隆政治》出版 《明代的苏州藏书》出版

赵克生

张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