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解决当前看病难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关于如何解决当前看病难的调研报告

关于当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报告

昭苏县中医院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城乡群众最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破解这个难题，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切实减轻广大群众医疗负担，特别是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现就当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县乡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条件、提高服务质量为目标，加大投入、深化改革，配备基本医疗设备，加强人员培训，有效地改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全县卫生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群众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成因分析如下：

1、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据有关资料分析，中国用2％的世界卫生资源解决了22％世界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超过同等发达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的严重不足，而且优质资源少。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卫生和教育预算年均增长为14.2％，而同期政府收入年均增长是17.5％；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占42.4%，医疗收入占53.5%，财政补助占4%。这表明社会投资没有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同步增长，公共支出体系改革严重滞后，老百姓以有限的收入被动地支撑着迅速膨胀、高度市场化、国际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使“看病贵”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诱因。

2、医疗资源分布失衡或不足，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目前我县二甲以上医院只县医院一家，优良卫生资源大多集中在这所医

院，农村和边远山区缺医少药现象仍然存在，设备落后，技术缺乏，特别部分村舍卫生所仍然依靠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老三件”看病，农民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全县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仍很短缺，人员结构失调，人才断档严重，乡镇卫生院有的先进设备无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或技术不精，导致先进的设备利用率或诊断准确率不高，城乡居民就诊流向进一步向上级医院集中。不合理的病人流向，一方面使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率和技术水平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大医院的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也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

3、国家政策调整或新的行业规范，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医院要发展，成本最终必然转移到患者身上。国家取消公费医疗，推行医保制度，减轻了单位的负担，却无疑增加了患者个人的负担。医生为了适应医疗事故处理中“举证倒臵”规定，不得不要求患者作更全面的检查，也加大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4、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据有关资料反映，城乡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1/4～1/3与疾病直接相关，疾病加重了社会贫富分化，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使“看病贵”易于产生共鸣，成为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

5、医疗卫生是高科技、高风险、高成本行业，医疗卫生费用在一定幅度内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诊治疾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医学研究的过程，具有探索性。对人体的研究，对疾病的治疗，无疑是高风险状态下的高科技行为。在医疗活动中，花了很多钱却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也是常有的。由于非业内人士对此缺乏认识，很容易因为对治疗效果的不满意而产生或夸大“看病难看病贵”的情绪。

6、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慢性化，医疗的难度和成本加大。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资料显示，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80％用于了老年人，这其中的80％又用于了急危重症病人。调查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引起的死亡已占人口死亡数的2/3。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医药费用负担。

7、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更高。病人一味追求名院、名科、名医，小病也往大医院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的浪费、大医院看病难的现象。

8、医疗机构市场主导，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我国医院目前基本上属于市场主导型。在医院的总收入中，药品收入约占48％，医疗收入约占47％，而财政拨款仅占5％左右。由于财政补贴不足，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偏低，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

9、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药品和卫生材料虽然实行了招标采购，但由于定价机制不合理，厂商仍然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的程度而已。

二、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措施

（一）、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加大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力度，对农村特困群众实行医疗救助，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2、进一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村卫生所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高乡镇（中心）卫生院、村卫生站的综合服务能力。

3、继续开展好农村巡回医疗义诊和卫生下乡工作，送医送药上门服务，方便群众就医。

4、开展城乡特困家庭医疗救助。

（二）建立城乡惠民医疗体系和“平价医院”

1、全县公立医疗机构均设为惠民医院，经县民政局核定的城乡特困群众，可持证在惠民医院就医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2、政府举办的部分公立医院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主要为参加合作医疗农民、城市下岗职工、低保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及老人、儿童服务。

3、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设臵，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预防、医疗、妇幼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职能。

4、严格执行所有医疗机构的门诊处方实行“一单通”，病人凭处方可自愿选择医疗机构或药店按规定购药。

（三）、加强公共卫生工作，提高疾病防控水平

1、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卫生体系，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

2、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大力保障食品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

3、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工作。不断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力度和广大群众的防病和保健意识。

（四）、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

1、医疗机构必须公示医疗服务收费的项目、标准。

2、严格控制药品收入占医疗业务总收入的比例。

3、根据我县经济发展水平，核定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的收支，控制医疗单位工资总额。

（五）、加强行业作风建设

1、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五不准”规定（不准擅离职守、态度生硬、无故拒诊；不准乱开大处方、乱用贵重药品、乱检查；不准开单提成、推销药品、医疗用品；不准自立、分解收费或提高标准收费；不准索要或收受红包、回扣）。

2、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改进服务流程，简化环节、合理布局，提高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增进医患沟通，转变服务作风，注重诚

信服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立、完善医患沟通制度；建立、完善病人投诉处理制度，公布投诉电话号码，及时受理、处理病人投诉。

3、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加强职业道德和行业作风建设，发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促进“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严厉惩处各类违纪违规行为，建立和完善教育、管理、监督并重的纠风工作有效机制。

第二篇：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关于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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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决策咨询委作者:决策咨询委员会日期:2007-3-24 10:33:1

5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普遍问题。而这一问题在我市显得更为突出。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和对策，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现状及原因

从调查情况看，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主要存在于两类人群中，一是农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僻远农村的广大农民。二是城镇少数贫困户等弱势居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据统计，2005年我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共有346个，加上民营、个体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近3000个，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为8225个，床位共7885个，医疗资源的总量接近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但是，设备相对较好、实力相对较强、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医疗机构都集中分布在榆林城区和各县县城，而在广大农村，医疗资源配置却十分稀缺，大多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群众健康得不到基本保障。目前，全市农村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0%以上，但乡村医务人员仅占全市医务人员的30%。全市平均每446人中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城镇人口每100人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农村每11963人拥有一所卫生院，每1580人中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乡、村卫生院、室绝大多数医疗设备落后短缺，特别是村级卫生室的从医人员多数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多数是二十世纪70年代短期“师带徒”培养的赤脚医生，看病凭感觉、靠经验，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无证行医者和巫师有了可趁之机，农民得病，往往先向他们索取偏方（或秘方），祈求保佑，使得被拐被骗，甚至残害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医疗卫生安全令人担忧。

2、农民群众收入增长缓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滞后。2005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1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03元，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收入的3.4倍。而且在农民收入中有近40%是实物收入，近20%要用于第二年生产性开支，只有近40%的可用于消费性开支。更让农民难堪的是，榆林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农业收入微薄，群众患一次病上一趟县级以上的医院，动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往往数年的积累抵不上一场病患的开销。一些偏远落后的村庄，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无就近就医条件，看病总要翻山越岭，投亲找熟人，特别是到县城以外的医院就医，除正常的检查费、治疗费外，还有说不清的进口药、提成药、红包等额外费用，再加上吃住等必需的生活费用，群众往往不堪重负。多数农民有病不敢看，先扛着，拖一拖再说，小病拖大病，大病成绝症。有的即使勉强治疗，也往往是病未愈先出院，就近住店看门诊。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凡是被病魔折腾过的家庭，无不债台高筑，一贫如洗。在农村，由于新型合作医疗发展滞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户数逐年增加。据有关资料表明，农村有一半左右的家庭看不起病，48.9%的人有病不就医，29.6%的人得病后应住院治疗而不住院，看病难已让不少群众放弃了“维护身体健康”这一基本权利。

3，药价虚高和现代检测设备费用过高。由于医疗卫生资源过分集中于城市，加上“黑诊所”的干扰，使城市各医疗机构处于无序竞争状态，他们不顾医疗市场的实际需求，竞相配置高档医疗设备，购进新药特药。加之国家政策允许医疗卫生机构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提价15%供给患者，药品进价越高医院获利越大，因而各医院往往乐于购进高价的新药特药。药品生产厂家与经销商将眼光紧盯城市医院，商业贿赂五花八门。据统计，2005年我市各医院的药品销售收入平均占到业务总收入的50%，有的医院高达60%以上。与此同时，一些实力相对较强的医疗机构在竞争中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往往利用其垄断的医疗资源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检查，开大处方，用高价药，小病大治，违规收费，大大加重了患者负担。

4，农村医疗技术人才流失严重。患者能否享受最为经济、有效的治疗，根本上取决于医生的医技水平。在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运作的大背景下，大量素质较高的医务人员为追求较好的工作条件与待遇，由乡镇流入县城，由县城流入榆林，由榆林流向外地。大量医务人员的“攀高结贵”使得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如靖边县各乡镇共分布卫生技术人员217名，仅占全县卫生技术人员的20%，而且大都是低学历、低职称或“师带徒”出身的无学历人员。据调查分析，有70%的乡村医生仅接受过高中以下教育，平均受过20个月左右的“师带徒”式的培训，是从赤脚医生过渡而来的。由于缺乏引进人才的有效机制，全市医疗卫生人才分不来、留不住，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高学历人才严重短缺，已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不少乡镇卫生院虽然配备了B超、X光机、心电图机、洗胃机等设备，但由于缺少会使用的人才，不能投入使用。这种状况，使得乡村医疗机构诊病的准确率，用药的正确性，及医疗效果大打折扣，致使不少病人不得不多跑路多花钱。

5，政府历年对农村医疗卫生投入欠帐太多，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薄弱。尽管每年政府都安排一部分农村医疗卫生经费，但同需要建设的项目和救助的对象相比，仅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个别特困户的燃眉之急，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薄弱局面。由于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必然会弱化公益性医院的公益性服务功能，病人最终不被医院视为服务对象，而被视为营利的特殊商品。

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国家医疗卫生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明确与健全，有赖于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与创新。但是，我们不能坐下来等着国家改革政策的出台，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因地制宜，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

1、合理配置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城乡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应坚持“城市抓整合、控制、改进，农村抓普及、充实、提高”的原则，在城市，要整合现有资源，适当控制发展数量，不断改进服务质量，纠正医院乱建、设备滥上、无序竞争、转嫁医疗成本的不规范行为；在农村，要普及网络，充实医疗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全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要认真贯彻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前基本完成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房屋建设和设备装备，做到房屋、设备、人员三配套。要建立起以县为中心，以乡为枢纽，以村为基础，覆盖全市所有村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保证每个乡镇有一个卫生院，每个村有一所卫生室。要使乡村医生达到助理执业医师资质。应在榆林和有条件的县城集中财力整合医疗资源，分别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性医院，发挥其公益服务作用，平抑医药价格，保证普通百姓有病看得上、看得起。

2、对药价虚高、收取红包、开提成药以及设备采购中的不良行为要进行整治。要改革价格管理形式和方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制度，县、乡、村医疗机构用药实行统一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集中配送，统一销售价格，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药品价格。要规范医疗服务项目，取消不合理的医疗服务项目，实行农民及下岗职工就医的价格优惠政策，实行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公开公示制，医务人员记错记录制（即医疗技术人员开大处方、提成药、收取红包等进行记错记录，并与奖金、职称晋升挂钩，情节严重者调岗、降职等），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患者评价制，以期达到降低虚高药价，减少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用，降低高值耗材费用，提升医疗服务项目和服务价值的目标，增加就医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营造公平、公正、公道的就医环境。

3、增加财政投入。财政投入的投向要合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农村、放在社区。一方面，可以解决城市因资源重置所引发的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浪费等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充实农村卫生院（室），起到分流减压作用，把力量和工作重心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和群体中。各级财政应该成为农村和社区卫生院（室）建设和人员培训投入的主体，确保各级政府的卫生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达到8%以上，确保各级政府每年从新增财力中拿出10%或更多一点用于卫生事业基本建设。财政要全额安排乡镇卫生人员的工资，对承担公共服务的村卫生室，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补助。要按照每个村卫生室补助3000元的标准，尽快完成村卫生室的设备装备。要建立医疗卫生事业经费问责制，用制度监督有关领导、部门落实政策。

4、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应下决心解决好农村医疗技术人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首先应建立岗位培训和轮训制度，提高现有人员的医技水平。其次政府应在工资补贴、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制定更加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卫生技术人员到农村、下基层，创办和领办卫生院（室）。应采取行政、经济措施，让城市医疗专家定期到乡镇医院坐诊。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效开展“三下乡”活动。通过人才培养、政策引导，尽快实现每个乡镇卫生院有一名医学本科毕业生，每个卫生室有一名正规卫校毕业的人员坐诊。

5、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我市近年来积极加强医保工作，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城镇职工合作医疗制度、大病救助等工作，但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06年6月，我市城镇人口中，只有17.19万名职工享有医保，居民医保尚未启动。截止2005年，只有定边、靖边、神木、府谷四个县试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年全市大病救助专款750万元，救助病人只有2460人。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不同人群在医药消费领域处于不平等地位，而关乎群众生命健康的医疗问题，又是群众最为敏感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市上要统筹安排，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市财政要解决南部县的试点配套资金，要让偏远落后的群众享受医保政策，争取2007年将这一试点推广到12个县区。同时要积极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解决城镇困难居民的看病难问题。

6、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药品市场的监管力度。政府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主体，必须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构与监管制度，加强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要认真贯彻国家《职业医师法》、《药政法》、《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制度，规范行医规则，严格医师行医准入，对医师执业资格、跨地区行医等要按规定严格把关，防止医生无序流动，取缔非法行医，治理医药商业贿赂。以“质量、服务、安全、费用”为重点，开展“医院管理年”等活动，鼓励医院推行“医药费用一日清单制”、“抗生素药物限用制”、“单病种限价制”、“医生处方评价制”等制度，端正行业作风，规范职业行为，强化市场监管，取缔假药劣药，遏制药价虚高。

第三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探讨

【摘要】本文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后，提出了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关键词】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

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 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

3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

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总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总目标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总原则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实现路径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 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 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 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

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 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

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本模式的利弊分析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本模式的益处（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

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本模式的弊端（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政治上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社会的可行性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经济可行性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

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管理可行性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部门协调的可行性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

第四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探讨

【摘要】 本文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后，提出了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对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种探索。

【关键词】 社会层化；理性；政府约束；医疗服务

当前，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全国普通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对我党执政能力的实践考验。有人说，看病难，解决看病难更难；更有人说：“三医”（医生、医院、医药）问题已成为不亚于“三农”问题的又一社会问题，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确非易事。自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在今年内要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人民办实事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认真探索，出台了许许多多的治理措施和解决方案。分析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各种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方案、措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镇江模式，该模式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为主，用风险分担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看不起病的问题，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二是杭州模式，该模式以“限制医疗收费+对弱势人群的费用减免”为主，主要用降低收费方式来解决看病贵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两种模式，尽管都有一定效果，但也有各自弊端

在镇江模式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模式下政府的财政压力巨大。以2004年为例，为扩大参保面以提高覆盖率，镇江市财政为低收入人群参保投入600万元；二是该模式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作用不明显。仍以2004年为例，该市参保人员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平均为4986元，占参保人员总医疗费用的17%，说明该市医药费用仍然较高［1］。在这种模式下，社会和医院可能满意，但政府常常不满意。而在杭州模式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这种机制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以维持，更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长期坚持下去；二是在这种模式下，由于没有区分清楚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此，“一刀切”的结果使社会弱势人群得到的好处并不明显（很大一部分被社会中高收入阶层获得了），公立医院的社会公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并且，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和社会可能比较满意，但医院难以满意［2］。

上述两种模式应该说都取得了最低效果（社会满意），但都没有取得最佳效果——三赢（政府、社会、医院3方均满意）。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因措施缺乏针对性所致。针对我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对策

我们认为，在像我市这种底子薄、财力十分有限的西部城市，要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只有在认真分析并抓住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1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3方的社会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是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与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热点问题。

3.2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 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济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则获得的利益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

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该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特点。

3.2.1 总指导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用“两个理性”来对待“两个非理性”。即用理性政府的理性约束来对待非理性医疗机构的非理性医疗服务供给（表现为过度医疗服务）和非理性病人的非理性医疗服务需求（表现为小病、常见病等均到大医院求治）。

3.2.2 总目标 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与各自医疗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供给，以实现对全社会的不同医疗服务保障。

3.2.3 总原则 兼顾社会、政府、医院3方利益，实现“三赢”。

3.2.4 实现路径 充分利用现有医疗卫生资源，不另行新建什么“贫民医院”、“惠民医院”等，基本不增加财政负担，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

3.2.5 具体内容及实现步骤

3.2.5.1 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1）城镇居民的划分。城镇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低保层：定义同民政部门低保规定；②低收入层：1倍低保<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③中高收入层：人均月收入>2倍低保。（2）农村居民的划分。农村居民可以分为3层：①绝对贫困层：年人均纯收入<650元；②低收入层：650<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③中上收入层：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3）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低收入层的成员发给相应的就医身份“标记卡”（机读卡，实行计算机管理），凭卡就医，享受公益性医疗服务。中高收入阶层成员不发卡，按现行模式就医。

3.2.5.2 医院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1）医院应当提供至少3种不同的医疗服务供给：①对低保层（绝对贫困层），提供“折扣的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最低保障——指“最低限检查+最低档药物及治疗”；最低成本——指挤掉一切“虚高定价”的泡沫、仅以实际“直接劳务费+直接耗材费”两项成本定价；折扣——指在最低成本定价基础上，还给予一定的折扣。折扣多少，可以根据3.5%的承受力标准来考虑（注1），务使该阶层人员在每年1.28次门诊+0.0322人住院的情况下（注2）其医疗费支出经折扣后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注

1、注2中的数据为根据我市调查所得）；②对低收入层，提供“最低成本最低保障的医疗服务”。内容同前，只是不再提供折扣。也务使该阶层人员每年医药费支出不超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③对中高收入层：提供挤掉“虚高定价”泡沫后的、合理利润的医疗保障服务。（2）服务的供给：①低保层病人、低收入层病人凭“标记卡”挂号，各自取得相应的“标记病历”和挂号标记，并凭此就诊；②就诊时，医师凭借“标记病历”用相应“标记处方”开处方，用相应的“标记查单”开单检查；③结算时，对“标记检查单”，“标记处方”的结算按前述两种方式分别进行；④住院时类同。

3.2.5.3 社会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1）物价部门要认真把好“最低成本”定价关。（2）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对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人群的诉讼，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只能按“两低”（最低限检查+最低注档药物和治疗）标准来要求医方举证。即举证要求标准应与实践中的“两低”标准相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医疗时实行“两低”标准，诉讼时实行“普通”标准），那样医院将无所适从。（3）信访部门在处理涉及低保层、低收入层的医疗信访案件时，也只能用“两低”标准对医院的服务进行对照检查，而不能用其他任何高于“两低”标准的标准来评判医院的工作。（4）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公用事业部门对医院供给的一切服务，应当以最低价格收费。这应当是全社会对社会弱势人群医疗保障问题关心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5）应当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来负责社会人群的阶层划分和标记工作，其划分和标记工作一年一定，实行“阳光工程”，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6）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管理部门要共同配合，对医院执行“政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规，坚决予以处罚。同时设置举报电话，接受社会、新闻媒体、病人的监督。

3.3 本模式的利弊分析 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理想的解决模式应当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社会满意、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医疗服务需求得到切实保障。（2）政府满意。在政府财力许可的限度内，以不增加或少增加财政负担为代价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维持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健康。（3）医院满意。既要真正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上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又要能维持医院正常运行、并实现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同步的医院发展。

3.3.1 本模式的益处（1）对社会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人口全覆盖、经济上能承受。在覆盖问题上，镇江模式下全市人口入保197万人，参保率仍然仅有67%，还有1/3的人仍要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杭州模式下能够进入惠民医院的人员是城市贫困人群（城市低保人群），农村绝对贫困人群和城乡低收入人群目前还不能进入惠民医院享受优惠，真正有效覆盖仍不全面。而本模式对3类社会人群进行了完全覆盖，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城镇低保人群5.7万，农村绝对贫困人群33.74万）、低收入人群（城镇低收入人群23.4万）进行了有效覆盖。在经济承受力问题上，镇江模式、杭州模式都没有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就医经济承受力问题，而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确定了一定的医疗费下降幅度，这种“同等保障”、“一体抑制”的措施无法有效地解决阶层化、个体化的看病贵的问题。采取这些措施之后，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仍然可能要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不过程度会有所减轻而已。相比之下，本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紧紧抓住社会弱势人群经济承受力这个关键点，由政府作出硬性规定（即政府约束，3.5%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红线），再由医生根据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因人施治”，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确保医院服务以病人经济上能承受的方式提供，从而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对政府而言，本模式的特点：一是从政治上可以提高人民政府为人民的责任政府形象，提高市政府关注民生、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执政压力；二是无需增加什么财政负担，不过多地增加政府财政压力。而镇江模式，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长此以往，难以承受。（3）对医院而言，本模式的特点是对现行医院运行模式不形成冲击。因此，新制度在运行上很容易融入现行医院运行模式，病人就诊也十分方便（同以前几无区别），此为其一；其二，此模式为医院履行公益性职责提供了强制性的规范，医院的公益性职责摆在了全社会面前，既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也有助于医院重塑自身的社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同时，该模式为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杭州模式，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均将到受较大影响，不利于医院事业的发展。（4）对控制医疗费用和体现社会公益性而言，本模式中的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是目前医疗服务中的创新，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在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中，全世界的经验和研究均表明，医药费用过快增长、难以遏制的一个重大原因是“医药费用后付制”这种医院收费制度。病人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全凭医生主导，而医生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加之利益驱动，医药费用上涨就不可避免了。针对“后付制”的弊端，全球出现了“医药费用预付制”的医院收费制度，主要有总额预付制（加拿大、英国）、人均定额预付制（美国）和单病种预付制（美国）。这些预付制尽管能起到一定的遏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作用，但对解决不同社会阶层看病贵的问题收效因社会阶层不同而异。因为这些以社会平均水平来制订的价格，对富人来说，益处是明摆着的；但对穷人而言，仍然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穷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显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仍然难以承受。因而这些“预付制”对扶助社会弱势人群，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重点体现社会公益性和社会关爱的作用并不大。

而在本模式下，我们通过对医生的约束（因人施治），并且是有硬性规定的政府约束（3.5%），不仅实现了“预付制”才能起到的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目的，而且还是在个体层面上实现了费用控制，这是费用控制的最有力措施！同时，我们通过折扣、最低成本计价将公益性集中地、重点地体现在社会弱势人群身上，使他们得到了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大扶助。这比之“利益均沾”、“富人受益更多”的“一体模式”，其社会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3.3.2 本模式的弊端（1）有引发“社会歧视”误解的可能。该模式对社会人群按经济收入划分社会阶层后，其本身只是对原来就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给以明朗化和具体化，并无任何歧视之意。但谁也不能保证没有人会对这一点进行攻击，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并且还很可能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2）该模式的特点在于“因人施治”、“扶助弱者”。“因人施治”的实质是“因经济承受力施治”，这是否会导致新的医疗服务不公平，还有待观察。同时，由于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服务主要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对社会弱势人群来说，尽管医院已经用自己所能提供的最低价的服务来履行社会公益职责了，但仍将出现一部分社会弱势人群（主要是一些重病人）连这最微薄的医疗费用也支付不起的情况。这时，问题由谁来解决？是体现无限的社会正义，由政府提供医疗费保障以继续医治、直至治愈（或死亡）？还是按照自然正义原则（政府履行有限社会正义职责），无奈结束医治（目前的现实情况中，是后一种处理情形）？这将是又一个易受社会攻击的地方，也应当是一个政治问题。（3）该模式对社会中高收入人群给予的“保护”不多，仅有挤掉“虚高定价”泡沫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这个阶层的人就医，其医药费用不会有明显减少（但仍在其经济承受力范围之内）。这样，这部分人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可能持有不同看法（其实，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是社会弱势群体在“叫”，中高收入群体也在“叫”）。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而非“一体保护”，中高收入阶层也可能由此生怨。对此，也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来对待（尽管这极可能是一个伪问题）。（4）该模式下，对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划分和标记是事关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因此，承担划分和标记的部门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除了有滋生新的腐败的可能外，不正确的划分（应当列入的未列入，不应当列入的又列入了）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和矛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5）该模式下，对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的就医管理将成为难点。要有效防止“一卡多用”、转借他人、甚至出卖“标记卡”，都是新的问题。管理不善，医疗社会扶助一旦泛化，该模式的优点就无从体现了。

3.4 本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3.4.1 政治上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难题就在于政治上，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模式的观念毕竟与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太合拍。因此，要推行该模式，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要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当然，只要我们按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敢于正视现实，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不争论”观点去实践、按照邓小平同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来评判，该模式在政治上也是安全可行的。

3.4.2 社会的可行性 该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部解决社会弱势人群的最低医疗保障，对他们提供能承受得起的医疗服务。在政府承担有限社会主义职责的条件下，应当说该模式能最大化地体现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公益性，符合我市实情，具有社会可行性。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不具有社会可行性。

3.4.3 经济可行性 该模式几乎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不需新增医疗服务机构，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该模式会明显减轻社会弱势人群的经济负担，也给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因此，在政府仅承担有限社会正义职责的条件下，该模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无限社会正义，则该模式在经济上不可行。

3.4.4 管理可行性 尽管该模式可能存在诸如社会阶层人群划分和标记、标记卡的转让、出借等管理上的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可以借鉴民政、社保等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再根据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探索来逐一解决，因而该模式在管理上也可行。

3.4.5 部门协调的可行性 该模式运行将涉及法院、纪检、监察、信访、物价、卫生、水、电、气、电信、交通等多个部门，需要充分协调。笔者认为，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这些协调均能够完满达成。故部门间协调也是可行的。

总之，笔者相信，在我市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市一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市实情的路子，很好地解决我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给我市人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参考文献】 财经界.镇江医改10年探寻看病难成“过去时”..李长虹.杭州破解看病难的启示.人民日报，2005-5-26.

第五篇：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论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是事物表 现出来的现象，其本质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什么？必须通过 认真分析，抓住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采取 针对性的措施，有的放矢地解决这一困扰政府、社会和医院 3 方的社会问题。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最大的变化就 是社会层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 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有了贫困人群、低收入人群、中等收 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改革开放前整齐同一的社会，其医疗服 务需求也基本同一，这种情况下，只需供给无差别的医疗服务，就能满足全社会的医疗服务需求。在这种单一的需求-供给模 式下，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以社会平均承受水平为准来制定 的，因而在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加之社会的均衡同一，就不会出现无法承受的社会阶层，也就不会酿成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社会层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社 会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医疗服务需求（层化的医疗服务需求）。然而此时，我们的医疗服务供给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 社会的需求，仍然以单一的医疗服务供给（非层化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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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且在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服务 供给的模式向中高档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的县及县以上 医院单一的过度医疗服务模式，酿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 热点问题。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对策探讨针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成 因及主要矛盾，可以提出许多不同的对策。比如发展经济，减 少贫困；加大政府投入，构建“金字塔”型医疗卫生体系；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卫生资源配置方向，向农村、基层、预 防倾斜等。这些对策都属于基础性对策，能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一部分原因问题。但由于没有针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 象的主要矛盾，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只 是程度会有所缓解而已。镇江模式是用社会保障的高覆盖率来 暂时掩盖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于没有抓住矛盾的实质，因而效果只能是暂时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医药费快速增长最终 将把镇江模式逼入困境（美国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的经 济不可谓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谓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尚且难以承受过快增长的医疗费，何况中国！；杭州模式主要）靠行政措施来强行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由于其不加区别的 “一体抑制”，必将使医院的运行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 “一体抑制”的效果由于富人利用医疗服务多，

则获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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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最终穷人受益有限，其社会公益性（应当主要体现为对 穷人的社会扶助）得不到最佳体现。因此杭州模式一是没能使 医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得到最佳体现，社会效果不佳；二是影 响医院运行和发展，故难以长久（但可解决政治上的一时之 需）。因此，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镇江模式和杭 州模式均非理想模式。笔者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理想模式应当是“政 府约束下的层化医疗服务供给模式”。该模式是在承认社会层 化这个客观事实的前提下，实事求是，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人 群，为其提供各自经济上能承受的医疗服务，从而达到消除看 病难、看病贵这一社会问题的目的。总指导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抓住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矛盾，在最低的社会公正性上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社会问题。首先从提高医生技术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着 手，其次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两者都要同时具备才能达到目的。作者：天堂

威奢乡纪委 20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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