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毕业生就业难
7.7万毕业研究生创新高
市人社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自2010年后，就未再举办本专科毕业生或毕业研究生的专场大型招聘会。对于恢复举办大型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人社部门表示，随着本市经济发展，不少新成立的研发机构或者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纷纷向本市人社部门提出，希望能够举行大型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补充其急需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今年北京地区毕业生人数约23万人，其中毕业研究生有7.7万人，创下新高。相比去年这一数字激增了1万多人。综合考虑后，本市决定推出这一大型毕业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以促进北京地区2013届毕业研究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第二篇：就业难（本站推荐）
就业难?招工难?
编者按：都说就业难。可是最近，在我市急需招聘普工的企业中，七成以上企业一致反映：招工难！
一面是找工作难，一面却是招工难。问题出在哪儿？待遇的高低，专业的对口，工作的体面程度，企业文化，工作环境……等等等等，似乎都是真实直接或间接的原因，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值得我们撇开浮躁，去冷静地思考去深入研究。就业难，首先是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2010年全国高校有630万毕业生比去年多了将近20万，去年是611万，这630万大学生要就业，同时去年的611万大学生当中大概有80万左右的大学生没有就业，他们今年也要找工作，所以说大学生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金融危机之前，由于我们有很多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总体上看就业形势比较稳定。而当金融风暴过去之后，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又一波就业难与招工难的错位漩涡。
其次，农民工就业难，农民工本身就是卷起裤腿上岸进城进企业的一族，缺少政府的引导，技术技能的培训，缺少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概念，再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他们与上一辈农民工有着许多的不同，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一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大多数不肯吃苦，不愿到生产一线工作，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年轻一代，家景殷实，父母宠爱，没有那种埋头苦干的创业意识，希望一夜暴富，总期望生意一举成功，其中不少还是“啃老族”，父辈们辛辛苦苦打下了基础，交由年轻一代来掌管，但如何守业是他们面临的新挑战。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难在一个毕业生人数骤增，难在国家就业体制的转变太快，是“统一分配”转为学生“自主择业”的必然结果。大学生虽有高学历并不一定有高技能，大学生一味追求高薪高职，这都是引起大学生就业难的最直接原因。
招工难，难在何处呢？
某电工工具生产企业招聘的负责人介绍说：劳务市场我们都“混熟”了，劳务市场找工作的人看上去很多，每次去招工总会碰到好多“老面孔”，其中不乏“懒汉”“混混”之流，哦，招工真难啊！究其原因，一是应聘者挑工种，苦的累的不肯干，不愿
意上三班，都想找体力活少、轻松点的工作；二是招不到专业对口的人，好多人因为流动频繁，技术没学到，只是懂得点皮毛，象电动工具行业都要求专业的技能型员工；三是企业用工条件与农民工自身素质存在差距，农民工普遍文化不高，缺乏技能；四是待遇问题，攀比现象严重，其实比较起来永康企业的薪资水平都不是很低；五是应聘者不少都怕苦怕累，嫌工资少，也有的是对电动行业影响身体健康有所担忧；六是有些企业地处边远乡镇，离市区较远，应聘者大多不愿意去。
某门业公司的高管吴先生也告诉我，今年年初，他们公司从某学院招进来一批大学生近30人，做了没两个月跑了10几个，原因大都是学生们都认为自己是大学生，父母供他们读书化费不少钱，现在毕业了，应该拿到高工资报答父母，而到了企业以后跟农民工差不多，心里上不平衡，也看不到前途，于是选择离开。愿意留下来的就想到相对轻松点、体面一点、能学到技术的岗位，不太愿意到生产一线。一边是企业拼命招人，一边是企业员工频繁“跳槽”。
现在出来打工的农民工慢慢会少去，原因是一些加工生产企业产业向内地转移，不少农民工选择就近就地就业；有的农民工在外面打工多年，有了些技术和资金，期望自己创业；还有因为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倾斜，农民工留在当地搞家产品、养殖业都是不错的赚钱途径。
现在不少企业除了通过招聘会，参加劳务用工洽谈会，还采取了老乡带老乡、熟人介绍熟人等优惠政策，组织到外省、周边县市农村招工的方式，解决用工问题，依然满足不了现阶段的需求。
那么，作为招工主体的制造型企业，我们应当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招工难问题呢？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企业要谋求发展，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管理，做好吸引人、用好人、留住人这篇大文章。一是要通过技术改造和更新，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提升机器设备的自动化水平；
二是要尊重员工价值，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三是要努力提高员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加大薪资向技术岗位和一线员工倾斜，缩小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收入差距；四是要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健康向上团结和谐的企业氛围；五是要加强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业务技能，提升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解决企业用工难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必须要从宏观上加以解决，除了通过政府机制的完成，很多问题还是需要企业化大力气自己来解决，我们要立足于现阶段，制定和执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健全用工制度，优化企业管理，加强企业形象塑造，用真情、温暖、关爱凝聚人心，用务实的态度，脚踏实地地工作作风引
导员工，招工难问题才会真正有所好转。
（主编田涛）
第三篇：关于就业难
关于就业难
自我国开始实行自主择业，所有跨入大学门槛的人，都将面临一项新的挑战——就业难。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校学生人数仍节节拔高。更有甚者，个别学校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实行扩招，虽达到了个人目的，却也将就业问题推向更加尖锐化的边缘。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要数我们中国了，我们中国用自己不懈的努力与拼搏，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赢得了世人的肯定和瞩目。从这个方面来说，中国应该需要大量的人才，但为何就业仍是一个大问题呢？显然，原因不止一个。
五百个大中学生竞争一个在洗浴场为别人洗脚的工作，不是笑话，大学毕业后不去工作而是在家“啃老”也是事实。我们跨越恐怖的高考，虽遍体鳞伤，却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时代的进步不是我们安逸的借口，而是我们拼搏奋进的动力，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是会生存的人，而不是要生存的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被时代所淘汰。从这方面讲，就业难与我们自身有一定的关系。
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要求我们不只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更多的是能力，包括人际交往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以及把握自己的能力，可我们在做什么，在等待，不是去主动去争求什么，更多的时候是在被动的接受。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为高考不得不接受应试教育，走出学校，社会要求我们改变时，我们又不得不去做相关的改变，以达到别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业难与所受的教育不能说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在学历上提高了门槛，而且对个人的能力愈加注重。因此，我们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可放松对于能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根据所要从事职业的要求，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中，站稳脚步，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就业难与社会要求的也脱不了关系。
那又如何解决就业难问题呢？
面对就业难的事实，一些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这就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经验，更有助于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无论能否掘的人生的第一桶金，自己创造的东西总给人以自豪感。
求天求人莫若求己，只要你有吸引别人眼球的闪光点，机遇就不会与你擦肩而过。时代在向我们召唤，就业虽难，却不似难于上青天，让我们携自信与激情，去创造自己美好的人生！实现人生的价值！
第四篇：艺术类毕业生就业难在哪里
艺术类毕业生就业难在哪里
有些学生和家长抱怨近几年毕业生就业难与艺术类专业的扩招有关,艺术类毕业生就业难是否真的是扩招惹的“祸”呢?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艺术院校的师生,就当前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进行了一番了解和调查。
扩招让就业压力加大
不少学生和教师认为近几年的就业难与高校的扩招有关,因为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而大学生就业难也恰好始于2002年。对此,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认为,尽管毕业生就业形势相对于以往更加严峻了,但艺术院校扩大招生本身也是社会需求增长的反应。范迪安说,10年前的中央美院7个系每年只有百余位毕业生,现在,学科专业扩大了,每年有500多名本科和硕士、博士毕业生,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增加。
近10年来,全国的许多综合性大学都纷纷设立了艺术学院,或增设了艺术学科。如清华大学设立了艺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徐悲鸿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艺术与传媒学院等,艺术类毕业
生人数正在成倍增长。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今后中戏还将搬迁至北京郊区,届时还会扩建校舍,进而扩大招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说,学院现正在筹建新校舍,新校舍建成后,也会扩大一定的招生名额。
专家们表示,近年来,我国的大城市出现了艺术类毕业生就业难的情况,但并不表明我国艺术类毕业生已经绝对过剩了。在美国和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重分别为35%和23%,在我国仅仅5%,而在这5%的人群中,能有机会接受艺术教育的人群比例就更加少了。因此,艺术类毕业生就总体毕业生人数来说还只是少数。但扩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业难度。
大城市容量有限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就业难并不能真实地概括出当前的就业现状。从就业难的地域分布来看,真正的“难”,是难在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在中小城市、西部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职位空缺,所以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提法在这里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许多艺术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后,往往都不愿意离开其所在的大城市,都觉得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认为,以北京为例,首都的艺术类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京,其实,北京也是有一定“容量”的。北京的文化团体虽然多,但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来自祖国各地的艺术人才的就业需求。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非常需要各类艺术人才,尤其是我国的边远地区、西北部地区十分缺乏艺术类的师资。金铁霖说,如果把这些地方都考虑进去,我们的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率不仅能达到100%,甚至还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其实在小城市里,大学生更能发挥作用,也更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的王老师说,在学院老师的鼓励下,去年毕业的学生中,有一批学生选择了到甘肃、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就业。从他们工作情况的反馈来看,这些学生在这些所谓的小地方,都有了大发挥。当地的相关部门也非常器重这些大学生,不到一年,有的已经成为了所在单位的骨干人员。王次炤说,以前的毕业生都想留在首都,近年来,在学院领导的引导下,学生有了更为开放、多元的就业观念,一些毕业生开始走向中西部等较为边远的地区去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而事实证明这些从大城市走出去的毕业生往往都能受到“重用”,个人艺术专长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
转变观念才有出路
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为学生不能较好或及时地获取就业信息,盲目地投递个人简历;有的是因为毕业生眼高手低,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客观、恰当的就业目标。
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正在一家杂志社实习的学生告诉记者,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帮助下,他根据所学专业给自己确定了几个就业方向,要么当老师,要么从事美编工作,或者从事与艺术设计相关的工作。如今,在有的放矢的情况下,他所投递的简历有了回音。
为了能给毕业生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如今许多艺术院校都开辟了就业信息网,及时地把毕业生的就业信息发放在网页上。中央音乐学院甚至把招聘会办成了音乐会,精彩的音乐会既展示了学生的才艺,也客观地展示了学院的教学水平。这种音乐会代替了招聘会的形式吸引了毕业生的积极参与,参与招聘活动的用人单位也对这种招聘形式颇感兴趣。
另外,也有一些艺术类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去年毕业的几位学生一起合开了一家琴行,一边卖乐器,一边教学生,既取得了经济效益,也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中央美院的一位毕业生说,他的5个师哥、师姐毕业后合办了一个工作室,如今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北京服装学院的几个毕业生说,他们也打算毕业后开个服装坊。这些自主经营的小老板们都认为,虽然自主经营
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因为是为自己打工,所以大家也就会格外地卖力,工作起来自然也就干劲十足。
针对这些就业新群体,专家们认为,毕业生不论是走上工作岗位还是自主创业,只要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就能既实现自我价值,又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摘自中国艺术报第403期)
第五篇：IT就业难：留美毕业生面临窘境（范文模版）
在美国，恐怕没有多少湾区人真的看重中国旧历年关，但是对很多特地从外州跑到硅谷来找与电脑相关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今年年关时分真的是一道关口，因为若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甚至要被迫当“海归”。
据当地《星岛日报》报道，美国低迷的就业市场到底能不能让即将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今年6月--为期一年的学生实习快要结束之前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他们是否可以在今年急剧减缩的H1配额告罄前申请到工作许可证？这些压在心尖的大石头不是挥挥衣袖就可以驱走的。
从密西根州立大学电脑系毕业的硕士黄波（化名）表示，“选择在去年6月毕业，就意味如果不在今年6月前找到工作，必须离开美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取决于你对自己的信心和回国的态度。”黄波指出，大部份同学在疲软的就业市场前选择推迟半年毕业，以继续享受校方资助，同时申请就读博士或者改投其他热门专业。
今年36岁的黄波倒也不怕自己从海归荣升成“海待”(海外来的待业人员)。“我顾忌的是出国前我就已有十几万年薪和众多关系，一点游历也没有就回家，在成就感上有点愧对一直留在国内的同事。”他说。
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学位的王兰（化名）也是一毕业就来到加州租房找工作，25岁的她更能代表年轻一代留学生的想法：“工作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美国是首选，中国也可以。”她表示绝对不会为留美而攻读博士。至今为止只得到一次面试机会的她看上去很潇洒：“大不了回国，上海形势不错。”
这些在近两年来美的中国留学生普遍荷包充实，他们带着入时的笔记本电脑，租住在带有高速上网联结的同学或房东家中，吃饭购物都不吝啬。黄波甚至临毕业前一学期为专注找工，推掉了学校的助教职位。“我有中国带来的存款。”他口气很豪迈。没有工作过的王兰靠的是学校奖学金的结余，她的态度是钱花完就回去，她笑言家里目前还不等她“创收”。
“市场需要资深技术人员。”这是两人找工的共同心得。成绩优异的王兰在湾区仅有一个同学，找工作完全靠网络和她所租住的工程师家庭偶尔给她的一些引见，但大部份对她作用不大。“我在学校很少有实习机会。可是大部份工作需要起码有5年以上经验的人。”在这点上，黄波在中国国内长达7年的软件编程和管理经验就显得很有优势。上周末，他在甲骨文公司历时长达3个月的面试终于有了结果，一步拿到首席工程师位置和11万美元年薪，令他终于敢跟朋友说出：“我的破釜沉舟也不完全只靠意气。”不过他坦承：“每天做梦都在想录取通知，不到最后一步不踏实。”
不过定在下周出工的黄波心中还有一块石头没落地：“都在传今年H1配额减少三分之二，而且快要用完，我能在6月学生身份过期前得到工作许可证吗？”而王兰心目中的底线在3月，“这之后，找到工作的人恐怕都留不下来。”她言辞中颇有惋惜：“这个月工作刚开始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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