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1

第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1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兼具社会主义特殊性和市场经济普遍性，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这个特殊性必然性决定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特别强调社会整体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特别有利于形成集体主义风气，使良好风气深入人心，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并最终惠及个人。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兼具一般市场经济的特点，如私有制发展迅猛，个人利益观日渐增强，生产的主动性，分配，必然在此条件下相应的表现一定的被动性，私人资本膨胀，可能会导致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本系列文章仅讨论我国私有制问题，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对社会主义法制带来的影响）现阶段，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在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飞速发展，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公有制取得长足发展，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物质财富取得极大丰富，人们建设激情高涨… 这些都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整体上健康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导致…待续 …市场经济又导致私有观念的急剧膨胀，特别是在目前我国教育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素质不高，无法对私有观念的泛滥起到足够无法对私有观念起到足够的遏制，于是，私有观念的泛滥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等。显然，这些问题会使当前一些不明显的社会矛盾恶化或者是带来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使道德沦丧，对和谐的社会氛围带来重大冲击。前段时间，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引起社会重大反响，十八个路人面对被汽车撞倒的小孩儿，无一人出手相救，后来小悦悦又被别碾压，鲜血淋漓的事实带来的是对当代社会某些方面道德风气低下的控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已经无法唤起有些人心里的良知，维系社会稳定的两大因素就是道德和法律，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西方向我国输出他们的文化，经济社会制度，对人们心里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无法快速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情况下，而西方国家经济等方面依然占据优势，使得人们很容易接受其各种思想观念，而西方国家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又加剧了情况的恶化，使得道德这种“软”的约束无法起到很好的作用，这就要求更多的国家强制力的介入，而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性。这种“硬”的约束…待续法律这种“硬”的约束会起到更好效果。另一方面，当前法治社会的建立也在加紧进行着，法治社会的前提是法制，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所以建立法治社会要从法制开始，法制的要求是要有一个结构严密，内部协调，体列科学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又由法律部门组成。由于法治能对社会弊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完善相关法律也就很有益处，某些方面的道德法律化也就有了必要…

第二篇：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

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

经济学家罗宾逊曾经说过“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规则，: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其辩护，并且需要一种个人的良知促使他努力去实践创新。”然而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道德观念体系,而个人的良知就是道德。总而言之，道德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市场经济离不开良好的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又微妙的。经济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由于道德本身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道德随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亦步亦趋，如影如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时间差，发展有早有慢，参差不齐，而然在市场与道德的相互作用中，总会有暂时的曲折和反复，其中也包含了局部的偏离。

食品安全问题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和棘手，从“瘦肉精”喂大的猪到“嗑药”的多宝鱼，从苏丹红“美容”的鸡翅到矿物油“抛光”的大米„„又例如，近日北京市工商局公布，知名品牌思念三鲜水饺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是一种可以引发多种感染的致病菌。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等等。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数量增多，频率加快，导致不少人对食品安全感到忧虑与恐慌。从事这些不法行为的个人和商家，已经逾越了自身的道德底线，只顾谋取一己的暴利而不择手段。作为全国速冻类三大畅销品牌之一，有着诸多光环的企业，食品安全却令人担忧。如果连有着品牌效益的公司也会因为一己私利而道德沦陷，那么这必定注定会在市场经济的竞赛中所淘汰。道德是做人的根本，立业之基石，是一切价值的根基。道德当中的诚信更是市场经济竞争比赛的准入证。

当然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利润，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满足自身的要求，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使用价值最大化。这一点可以完全理解。则都是只要是市场经济，“各行业目的总是趋于自利的、同样市场经济也承认追求最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求求利行为符合社会道德。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过分强调奉献精神，把“大公无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这种理想化的高尚品德作为普通的社会道德准，并进行不切实际的倡导和灌输，导致人的个性和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导致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明。于是才会导致现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道德问题尤为突出。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标杆经济，那么法律、政策、道德这几根标杆绝不可以逾越。成功的经营者往往能在坚守商业道德的前提下，运用政策和法律，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这也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能取得成功的要诀。而不是旁门左道的去坑蒙拐骗、假冒伪劣。

我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完善。相信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将得到逐步的改善，从而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卢紫荷

10123003

美术学院建筑系

第三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建设

摘要：近年来，随着“地沟油”、“三鹿毒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事件的曝光，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如何遏止和治理当前道德中一些扭曲现象，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肥沃的土壤上营建新道德模式和道德观念，如何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新体系，法制建设能否代替道德建设，道德规范的建设能否起到道德人格建设的作用等。不仅关系到道德文明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关键词 市场经济 道德

从中国建国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前的经济萧条、工业不发达、建设滞后到现在的经济繁荣、工厂遍地、各方面建设实施健全。现在的中国不仅能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无论是高端科技还是日常生活用品，而且大量的产品还远销美国、非洲等国外、海外地区。中国的城市建设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建成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国际知名大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的经济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特区应运而生，为中国的经济加油打力。但是在享受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喜悦的同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也悄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爆发了大量的食品安全问题，如地沟油、假鸡蛋、三聚氰胺牛奶、皮革奶、注水肉等，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不仅在食品安全方面，在工业和建筑方面也爆发了大量道德败坏的问题：松花江受污染、湘江遭遇镉污染、水体污染之广东北江险象环生、金矿选矿污染、铅污染、汶川灾区重建房豆腐渣工程等，这些问题都造成了生态环境和一些人生活环境的破坏，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人和牲畜的死亡，严重伤害了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空间。

为什么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工业建筑问题会在这几年频繁发生呢？其实这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道德规范跟不上有关。市场经济下，一些人，一些商家及一些政府官员为一己私利，不顾大众安危，扰乱和协助参与扰乱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建设安全等方面。

如何有效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界、经济实业界以及党政领导十分关注的问题。一般来说，应该有强有力的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经济手段，有一套系统科学的、保证公平竞争的政策、法律、法规。然而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伦理道德在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单凭政策、法律手段还不能从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上为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提供坚强的保证，对于社会腐败现象来说往往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法律、法规对市场竞争者来说仅仅是外在的约束力，对于没有自觉性和责任心的竞争者来说，只要能躲过法律制裁或钻到法律的空子，他能不惜一切，哪怕用生命作赌注去赚不义之钱，象走私、非法倒卖、制造和销售伪劣商品，并严重扰乱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现象，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并非没有明令禁止，可这些不法行为依然屡见不鲜，这并非他们不懂法或不知法，而是因为在金钱的诱惑下，丧失了做人的良心，丧失了应有的起码社会职业道德。因此，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有效地处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需要全社会每位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而仅有法律、法规这种戒律，外在地强制性地将人们的行为纳人到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秩序中

去是不够的。还要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宣传和教育，逐步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道德责任上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并由此延伸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取得目标和手段上的共识，在真正实现内心自觉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有序、高效的局面。在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上，我国对前者的注重程度相对较高且步伐也较快，特别是近期，我国陆续出台了好多法律法规，法制宣传工作也较为扎实普遍，这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序性。但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缺一不可，是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工程，其中道德建设是一项“软件”工程、基础工程，在这过渡时期，我们仍必须把道德建设的工作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决不能用法制建设来代替道德建设，也不能因道德建设而放松法制建设。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第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知识，使其理解市场经济的内涵及运动的内在规津性，特别是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作到自觉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树立止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破除陈旧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从而促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进步。

第二、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舆沦导向，即用正确的价值观和舆论导向.引导人们辩证的认识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正负影响，分辨出哪此是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哪些是错误、畸形的思想道德观念，从而促进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道德进步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克服那些在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又危害市场经济发展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观念，使道德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爬坡”，而不是“滑坡”。

第三、建立起真正有法制化、公平的竞争机制。无约束的竞争是导致种种消极腐败现象的根源;平等的竞争机制是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客观环境，也是遏制种种不良现象产生的重要条件。

第四、加强法制建设，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为道德建设的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法制荃础和法律保障。

总之,我们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法治的健全以及国人道德水准的不断提高,将使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将沿着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第四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

地沟油，下水道里掏出油污、油垢，经过简单加工再回到市民餐桌；“杀人奶粉”，女婴食用后，身体严重变形，干裂的皮肤就像老太婆一样；“人造奶”，破皮鞋竟然拿来制“牛奶”；豆芽加工黑窝点，“毒气”熏人，过期药剂和漂白粉随处可见，随意添加各种有害物质以及“毒校服”、欧典地板、氧立得系列多用途便携式制氧器等等。这些事件除了暴露出政府监管部门打击力度不够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暴露出人们道德理念的缺失，严重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不顾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违章违法地进行生产和销售，这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制，更需要道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市场经济体制利用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通过经济活动主体之 间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方式达到资源的合理配臵，也就是通过利益驱动，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转过程中，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来维护和强调每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和竞争机制；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需要以法律的手段建立一套公平竞争的规则并打击不当的竞争行为；经济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以合同作为主要形式,从而要求以法律确认契约的效力并确保契约的履行；同时市场经济更迫切地要求完善法制体系打击经济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法制强制，缺乏道德约束，就很可能会陷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道德沦陷之中，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无法正常运行。

道德是法律中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法律条文中最基本的一条准则就是诚实和守信。如果没有诚实这一品德,社会中基本的财产制度就不可能形成,各种物质财富就不可能被拥有、使用和保持,也就不可能形成必要的生产和分配;如果没有对承诺的履行,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从而也就不会有任何联合的事业和系统的合作。这些社会关系中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任何社会都必然被赋予强制力,随着强制力的增强,这些道德正义原则就转向了法律条文。比如反映诚实和守信的法律规定有: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或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利益的民事行为都是无效的。同时，正义贯穿于道德和法律两者之间,并在这个程度上使二者等同起来。正义是道德性的,是道德的重要成分。法律自产生开始,就与正义密不可分。法律正义的终极目标是要使道德正义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法律从来就不是脱离道德而存在的,它要从社会伦理道德中吸取合理的成分,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违反正义原则的,是不可能长久发展的。

法制的执行要有伦理道德作后盾。法制只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道德则是一种内在的、偏重于自律性的规范。道德的这种内在的自律功能，要比法律的外在强制力效果更佳。不进一步提高执法者的道德水平,就是法律再健全、再完备,也得不到好的执行;不进一步提高违法者的道德水平,他尽管知法、懂法,但仍会在利益的趋使下犯法,甚至这种犯法手段更高明、更具有隐蔽性和破坏性。近年来地沟油、染色馒头、问题奶粉、伪劣药品等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足以说明一些缺乏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市场主体并不会因法律制裁而心悦诚服，当他们发现守法经营的收益远远小于非法经营的收益时，或者发现遵守承诺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不守信用却有利可图时,很可能会选择违法牟利。同时，因为社会生活是动态的,它包括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

本就不可能确立起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涵盖人的种种社会行为的法律、法规,法律的这种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确定性、滞后性、片面性可能会带来不正义。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所做的在法律上允许的事情却可能是违背道德和正义的。比如那些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往往是违背道德正义的,是为大多数人所唾弃的,但又没有法律可以定他的罪,因为这种行为并没有违背现有法制,在法律、法规中根本就找不出对这种行为进行量刑的条文。因此，法制在规范调整经济秩序过程中有其硬伤——范围有限，不可能对所有行为都做出规范，并且是事后处罚，明显滞后。为了克服这种先天不足,就需要引入伦理道德软约束作后盾,道德相对于法制具有更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性、丰富性、及时性等优点,任何社会行为都不能逃脱道德的“定性”,它可以填补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约束的空白。

加强法制建设不能偏废伦理道德的建设。法制建设与

道德建设并重是由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状况及法治本身的一些弊端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必须法律、法规化,其运行也必须以法律为保障，这是由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复杂性所决定的。要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加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制建设,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加强法制建设若偏废了伦理道德的建设,最终会使得法制建设得不到相应的伦理支持,使法制建设最终不可能顺利进行。良好的道德素质是个人在商品社会的立身之本,守信和诚实的品质在商品经济中有极重要的作用,所以单靠加强法制建设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同时加强伦理道德建设。

正因为如此，法制与道德历来都是同时并用的两大社会控制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且也不能相互替代。在当前充满利益诱惑和利益驱动下，法制建设如果得不到作为广大民众内心信念的道德支持，就很难在社会

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面对道德规范手段严重缺失、进而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法制建设的局面，重建道德规范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第一，我们要选准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方向。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在继续健全市场经济法制的同时，尽快重建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控制体系，法治与德治并行不悖，确保既发展又稳定。

第二，要选好重建道德控制体系的内容。《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等基本道德规范以及十八大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都是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的表现。在当今全民道德滑坡的背景下，更应该进一步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此外还应重建一个不排斥物质利益追求的实事求是、义利并重的道德观念。一个社会只有崇尚正当功利，只有让每个人都去追求正当合法的利益，才能迅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整个社会才能得到最快发展。

第三，要选对重建道德规范体系的载体。对于公众道德重建，除继续采取惠民政策和加强新时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相配合外，还可以主动引导、宣传和提倡一些经过历史证明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稳定的宗教信仰（如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传统儒教等），将那些暂时“信仰缺失”的普通公众引导到规范的宗教信仰这边来，这样既能够尽快解决他们信仰缺失问题，又能够避免他们相信邪教而误入歧途。尽管道德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至于继续恶化，再次出现“苏丹红鸭蛋”、“墨汁粉条”、“三聚氰胺奶粉”等这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是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这不仅是关系到公众的生产、生活

安全，也是关系到像“三鹿”这样的民族品牌和民族工商业，关系到我们的“中国制造”，更关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继续加强道德规范建设，一定能建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第五篇：论社会转型期中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目录：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摘要：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笔者从三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从军人刘波的父债子还案中，看出不合法的债务不应该由其子女负无限连带责任，虽然舆论支持刘波的行为，但是法律角度上他不应去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义务；从夫妻看黄碟被警方拘捕案中，对执法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产生了疑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与道德存在了冲突，但是道德观念不应该代替法律规定，成为执法的理由；从全部财产遗赠情人，而被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的精神判为无效的案件中，对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由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了置疑。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法理学》 孙国华主编

《民法学》 王利民主编

《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

（二）》 梁慧星著

《道德不应成为法律的藩篱》 寿新宝　张贤海著

《法律的道德化：中国法治的一种自然的冲动》 耕　农著

德治与法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周朝的“明德慎刑”（即提倡德教，慎用刑罚）到大唐律的“依礼制律，礼刑合一” 尤其是《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德礼之用”就很鲜明地证明了一点：道德是法律的实质渊源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法的渊源如宪法、法律法规等，笔者认为是法的形式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只不过是中国整个伦理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而已，只是这种历史传统的一个寄托而已。

当然，对于社会的道德体系的构建与宣扬，这种传统也许很好，但对于法律就不尽然。笔者认为，一种严格的技术化操作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法治最初作为一种统治方式被提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客观性，而伦理性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伦理性操作（这个事件中更重要的体现是后者）则会在根本上触动这种客观性。如果不是德作为法治的补充而是法成为德治的工具的时候，当人们以一种道德标准来理解、解释、适用法律的时候，法律的技术化操作就不再被需要了，法治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在这样一种传统中，人们运用法律需要的不是职业的法官、律师以及其他种种操作人员和操作程序，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权威，而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实践，这种实践使得中国的法治始终走不出困境。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分析

何谓“道德”，按照《辞海》的解释：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民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关系；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

两者表现形式不同。法以国家意志表现出来，是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一般以宪法、法律、法规等具体形式加以表现。道德不以国家意志形式表现出来，一般较笼统、概括和抽象，没有确定的成文形式，大多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中。

两者调整范围和内容不同。法是调整人们某些行为的规范，以规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道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都加以调整，所调整的范围也广泛得多，其内容主要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

两者实施方式不同。法主要以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道德则依靠人们内心的信念、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教育的力量及传统、习俗的影响，以精神的影响保证实施；

两者发展前途不同。阶级意义上的法随着阶级的消灭终不复存在。道德在阶级消灭仍存在并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过：“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高尚要求，而法律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起码要求，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是理性的，是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表现出来（我国不同于适用判例法的英美

法系国家，我国是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道德通过法律表现是正常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是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研究者、实践者（如警察、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都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无论是追究、辩护或者分析判断都会把道德通过法律的正常表现而混淆一同。目前有很多人提出“以德入法”作为“以德治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换个通俗点说法就是道德法律化

由此道德法律化成为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特征表现。笔者从以下3个公开案例中发现了从民事行为和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等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道德法律化问题。

二、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法律化的表现

1.从父债子还案中看民事行为中的道德法律化

几千年来，“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儒家文化中最关键的是“父为子纲”，父子之亲为最高。因此子（女）有对父（母）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偿还责任，以为“孝道”。

最近中央一家权威的电视台在它的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中，说了这样一个“父债子还”的故事：现役军人刘波，得知自己的父亲因为赌钱输掉了五万余元，为偿赌债，贪污十几万元。刘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动员自己的父亲坦白，使父亲认识罪行，接受制裁，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父亲有五万多元赃款无法退赔，这个沉重的债务就背在了刘波和他的母亲身上。刘波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千方百计地筹钱，但是仅仅靠他的努力，就是节省再节省，也达不到还清“父债”的目标。刘波的亲人不忍这一家人吃糠咽菜，刘波的战友和部队领导不忍刘波忍饥受饿，都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但还是凑不够这笔“债”款。刘波毅然走向血站，决定卖血还债，只是由于不符合要求，才没有用自己的鲜血来为父亲还债。刘波终于偿还了父债，父亲也随之减刑。

笔者认为按照民法规则，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自己承担，他人没有为其承担债务的义务。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没有经过合法的债务转移手续，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不是债务人的人来承担，都是违法的，其中也包括债务人的亲属。

即使是那些所谓的“退赃”，也只能是犯罪人自己承担退赃的义务，其他人无论是其亲属还是亲属的朋友、同事和战友，都没有义务为他人的犯罪行为退赃。强制或者以其他任何理由“引诱”他人为犯罪人退赃，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刘波正是这样。他父亲的贪污所得，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在其父犯罪的时候，刘波还没有工资收入，只是在部队服役的一个战士。这些都排除了刘波为其父退赃的可能性——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为其父退还赃款，负担“父债子还”的义务。

还要说明的是，追赃是为了挽回国家的损失，但应当依法进行，不能为了使国家挽回损失而使人民遭受不应有的痛苦。如果不惜以人民以“血”的代价，以各种不正当的理由来挽回国家的损失，那肯定是违背国家法律宗旨的。

2.从夫妻看黄碟案看行政执法中的道德法律化

据《华商报》载，2002年8月18日晚，陕西省延安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一居民张某家中正播放“黄片”的举报，几名民警前去调查，发现张某家中仅夫妇二人，电视已经关闭，民警要求夫妇交出“黄碟”，双方发生冲突，一名民警手部受伤，当事者也因妨碍警方执行公务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

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对于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都展开了讨论。从法律技术上讲，对于一个行为是否违法的争论应当是一种法律解释的争论，包括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内容的分析解释，比如对于可能涉及此种行为的《刑法》及其司法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国务院《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以及公安部的“除六害”通知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以及相关条文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维护民警的行为或以之对抗。

但事实上笔者看到的持“违法”观点的执法者和讨论者更多进行的不是一种法律解释而是一种道德评判，比如说有律师认为“淫秽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特别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淫秽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两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作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违法结论已下却没有任何具体条文与条文和事实之间的逻辑推理，很明显带着“应然”成份，撇开张某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一问题不谈，而是将法律进行道德化的解释和适用。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是对肯定人性化的，即尊重个人的权利，法律是对其权利的保护和对侵犯权利行为的制裁，这当中包括了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最重要的原则。当然，法律禁止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本案中张某夫妇，看黄碟既没有聚集他人一同观看，也没有传播散发黄碟（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就此而言，张某行为并不触犯法律，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并且已经结婚，有足够的判断能力。观看所谓的黄碟，没有造成法律或者其他道德观念禁止的行为后果的话（如淫乱活动），认定违法犯罪是很牵强的。这是道德被法律化而侵犯公民权利的明显例子

3.从遗赠情人案看司法审判中的道德法律化

四川省的蒋伦芳与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5月经恋爱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1996年，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学英相识，此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其居住地周围群众也都认为二人是老夫少妻关系。2001年初，黄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疗。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的房产所获款的一半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额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学英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逝。黄永彬的遗体火化前，张学英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公开当着原配蒋伦芳的面宣布了黄永彬的遗

嘱。当日下午，张学英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泸州市纳溪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并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驳回原告张学英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张学英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由于本案涉及问题的独特性，一度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南方周末》和央视的《今日说法》等媒体也对其进行了报道。结果在社会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在法学界也激起了较大的争鸣。虽然参与争论的各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二奶”张美英是否有权取得她男友黄永彬遗赠给她的财产。综而观之，对本案形成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法律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婚外同居人所作之赠与或遗赠”应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遗赠人黄永彬与被告蒋伦芳系结婚多年的夫妻，应相互扶助、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但其和原告张学英，即本案中的受遗赠人，从1996年以来长期进行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第1条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第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是，属违法行为，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把其遗产赠与原告张学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行为，因此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死者黄永彬立遗嘱处分其合法财产以及第三者张学英积极主张自己受遗赠的权利，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公德的体现，因此，都应该等到我们全社会的尊重，当然也应该得到作为社会正义体现的法院的尊重，所以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认为，遗赠人将全部遗产赠与同居之第三者，完全无视与其有合法婚姻关系长达三十年之原配妻子之存在，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与普通人民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如法院判原告胜诉势必产生负面导向作用，但若完全否认遗赠人遗嘱的效力，将其财产全部由被告法定继承，亦有不妥，最好的办法是法官应平衡双方利益，追求具有“社会妥当性”的判决结果。

以上观点从道德与法律相联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自有其道理。不管三种意见各自基于什么理由得出什么结论，它们都不同程度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不当，即把道德与法律的问题混为一谈，把道德的喜好作为判断法律是非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使得本案的法律问题不能得到顺利解决，引起较大争议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解决本案法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分析清楚遗赠人本身的行为性质，厘清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关系，廓明法律与道德在本案中的各自作用与地位，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喜好来取代对法律是非的判断。

黄永彬的遗赠行为是于法有据的法律行为。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即是说国家对私人的合法财产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都是一并依法进行保护的，保护其充分地享有与行使对其个人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作出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接着，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又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本案中的黄永彬的遗赠是依照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而定的，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他所立遗赠的形式也是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所以笔者认为：黄永彬的用遗赠方式将其合法财产遗赠给原告并不违法，这是一个设立财产权利转让的单方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他暗地里包“二奶”，把遗产赠给其“二奶”却是另一回事，即为事实行为。法律应当对人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判断，而不是对一个事实行为进行判断，否则，会本末倒置。以“社会公德”作为断案依据，是在以道德的名义进行审判，法官在这里不是成为护法使者，而是成了道德卫士，法院也成了道德裁判所。所以，遗赠人黄永彬死后的意志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与支持，受遗赠人张美英的财产权利也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而不是以社会公德作藉口，对死者的意志和生者的正当权利要求漠然视之，置之不理。因此，法律应当确认遗赠人的遗嘱、支持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三、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以上3个案件中，我们看出：道德标准已经过多的干涉了法律领域，道德标准甚至已经替代了法律逻辑，这与其说是法治的人性化，不如说是法治的一种潜在危害。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民众对于辛普森案件的态度真是值得国人咀嚼和反思：辛普森被法官宣判无罪之后，美国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从道德的角度，辛普森杀妻行为是真实的、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法律的公正并不是单纯的实体意义上的公正，因为法律的公正还包括形式（程序）上的公正。有句法律谚语：“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取得证据的形式是违反法律规定，“树是毒的，结的果也就是毒”。

法律与道德最根本的区别也就在此，法律与社会道德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

会秩序的工具，它们应当实行最紧密的结合，共同携手合作。但它们还必须寻找到给自身的定位的标尺，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因为法律同道德还有许多异质的地方，如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和所属的范畴不同。法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范畴，从制度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范畴，从观念上规范人们的精神和行为。

因此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今天，首先遵循法律而不是听命于道德，把握法律的要求而不是道德的内涵。“以德入法”也许会换得一时的赞叹，却会动摇法治的根基，最终使法治消于无形，尤其是在我们准备依法治国的时候，就更不要随随便便在适法的时候谈道德，用道德的东西来左右法律的判断。在对法律有足够的尊重之前，千万别把道德扯进来。因为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好只有首先维护好法律才能最终维护好道德。如果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道德又有什么意义呢？又要置法律于何方呢？

道德法律化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的重点！

作者：金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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