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现状及其调适

第一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现状及其调适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现状及其调适

学校：三峡大学学院：理学院

姓名：李健学号：201012610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导致了许多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本文对此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公正 制度 改革 调适

当前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公正问题

经济分配不公。经济领域的社会不公平突出表现在社会成员收入逐渐拉大上。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阶层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异化。领导的政治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对人民负责，但是有些领导干部却高高在上，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一些权力掌握者大权在握，滥用职权，权钱交易，滥用权力随意决策，把关系到民生的头等大事抛于脑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害。

社会生活中的机会不平等。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个体的能力差和贡献小而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及政治地位，而是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起点和机会存在着不公正现象。城乡教育失衡、男女地位不平等、社会人员流动不够畅通、社会结构的不合理。

社会不公正问题存在的根源分析

（一）经济转轨期的体制缺陷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期，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产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矛盾不断增加，公众价值取向多样化，往往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思想多元化。各种新的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使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长点，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权力点。市场经济给社会成员提供了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空间，有些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首先富裕起来，也有些人通过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致富，这就导致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拉大。

（二）发展模式上的失衡

市场经济的存在就在于追求经济主体的利益，而不会自觉关注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更不会主动照顾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弱势群体。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发展却呈现滞后现象，社会应变能力差，经济与社会发展呈不协调状态。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的不和谐。一方面，国家用于改善基本民生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我国在教育卫生方面相当落后，社会保障体系相当不健全。另一方面，国家用于豪华性的公共投入比例过高，比如，每年全国的公务用车费用在三千亿左右。因此加强社会事业的管理，保持与经济发展同步，是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二是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片面地强调了

“效率优先”，而忽视了公平，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已充分说明了忽视社会公正问题的严重性，其结果就是逐渐拉大了贫富差距，出现了严重的“马太效应”。三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的不和谐。目前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主要体现在：就业压力大以及失业问题严重。就业压力过大，失业人数多，社会将难以稳定，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社会保障提供的安全感，不仅对就业者的稳定是重要的，同时也影响到未来的投资、消费决策。还有农村富裕劳动力多。有效地安置剩余劳动力，不但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而且还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政策上的不完善

我国在政策上的不完善，是引起社会不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国家宏观调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些垄断性行业却获取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而另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收入却微薄。这就使我国社会成员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境况。国家无论是对高收入的税收，还是低收入者的保护等都存在着措施不力、手段不完善的弊端，国家不能有效控制个人和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使之处于合理的界限之外，导致初次分配中形成较大的差距。

第二，国家财产流失严重。在改革进程中，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国家财产大量流失。我国国有财产归全体人民所有，尽管这个“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但是如果少数人凭借手中的权力在改革中廉价或者无偿地剥夺人民的“所有权”，牟取巨额暴利，那么全民所有就会变成“全民没有”了。如果改革不能维护社会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使人们丧失了对改革的信心，那么改革就很难顺利进行下去，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

第三，政策上的倾向性。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利益主体呈现多样化趋势，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意识强化，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相应独立的利益诉求，并且各利益阶层的成员越来越意识到本利益集团的利益共通性，越来越以联合的方式表意。在制定一些政策或制度时，某些掌握实权的政治精英群体，由于受来自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使制定出来的政策或制度仅有利于经济精英群体中的某些成员而有损于公众的利益，这一现象造成大量的腐败现象出现，使原本应当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公共资源不同程度地被强势利益群体联手夺取，而且还损害了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机会平等以及按贡献分配的基本规则，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

（四）制度上的短缺

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其道路尚处于摸索阶段，某些具体制度并不能一步到位，由于制度上的不健全，产生了许多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

国家的税收制度不健全。由于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而且已有的税收制度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使国家的税收严重流失，拉大了贫富差距。至今我国还没有一种有效透明的措施和配套的制度来弥补和惩治少交税者及偷税漏税者。这就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增加，而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极为匮乏。基层财政的窘迫，难以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而有效的援助。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覆盖面偏低，尚不能完全顾及所有社会成员，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农村没有纳入覆盖范围。据统计，全国尚有1000万城镇贫困人口未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据世界银行估计，按照世界银行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贫困

人口占中国人口的22%左右。

法制不健全。一方面，决策失误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问题，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行为，对行政职能部门的职权也缺乏权威法律的明细界定。还有现有法律对具有全局驾驭性的执政党的权力几乎未涉足。这种制度供应短缺使某些人钻法律的空子，直接导致犯罪率上升。另一方面，法制不健全还加大了公民参政的政治成本。另外，由于法律的不健全，使许多非法不正常的收入泛滥。

实现社会公正的对策

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实现社会公正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以加快发展实现社会公正

解决社会不和谐的物质前提是经济的发展，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公正的实现提供必需的方式和途径。只有加快发展，努力把“蛋糕”做大，才能为实现社会公正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当前我国社会中出现的公正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它的解决从根本上说，也只能在发展中去解决。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那么社会公正只能是低水平的，就意味着共同贫穷，也就不可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

发展经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以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社会公正目标，以内外统筹为其手段，从而在更高层次上维护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和谐。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落到实处，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和谐地发展。

（二）以体制转轨推进社会公正

我国正经历着巨大的体制转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伴随着体制转轨，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根本性的调整过程。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会导致社会不公，可是两种经济体制并存，则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抑制社会不公正的规则。因此，要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市场主体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并利用效率最大化造成的利益差距，进一步激励市场主体更合理、更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必须建立一个自由流动、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三）以制度改革保障社会公正

改革分配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的贯彻，社会成员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差距，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有其客观性，但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在允许拉开合理差距的同时，必须调节过高收入，提供给最低收入者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切实维护起点和程序公正，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不会过于悬殊。以我国目前的国情，不可能做到起点和过程的完全公正，这就需要政府运用政策来“增富减贫”，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依法取缔非法收入。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当前我国政府以着手推动社会保障体系走向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在内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社会保障体系追求的社会公正，是非起点公正或形式公正，是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得以实现的。如果政府不注重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不能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困时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就容易导致社会**。

强化监督机制。权力资源是稀缺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作风，大半是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有效的监督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途径。要加强监督机制的公开性，还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制度化、法律化，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才能提高行政效率，有效地监督政府的权力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遏制和消除贪污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刘恒.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王伟光.科学发展观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3.陈卫东.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第二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题目：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问题

学院：管理学院专业：财务管理学生姓名：

学号：任课教师：

课程社会实践作业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工问题

摘要：农民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在兢兢业业于国家建设的同时,也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目前,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已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成严峻挑战。本文以温州市为例，就农民工自身背景、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家庭情况以及精神情感等方面，通过观察、问卷调查、人员访问和电话采访的形式，对农民工、本地居民、用人单位和政府部门进行多角度的调查，通过调查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数据统计，从而了解珠海地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现当中存在的需要改善的问题。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并且保护这一群体的利益。

关键词：农民工 生存状况收入社会保障弱势群体解决

一、温州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温州农民工的总体特点是数量多、外省人口比例高、年龄小、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以全职非农为主。

1、农民工数量多：这是温州农民工的第一大特点。温州的工业经济以鞋革、服装、五金电器、眼镜、烟具等轻工制造业为主，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需求量比较大，因此，农民工的数量多、发展迅速。根据浙江省总工会2005年4月的调查统计，全省有农民工1100多万人，而温州就有230万，2006年温州的农民工增至290多万人。而整个温州地区的本地户籍人口仅700多万，且其中又有200万左右的温州人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或办企业。也就是说在平时温州，来温州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几乎占社会人口的三分之一。

2、外省人口比例高：这是温州农民工的第二大特点。浙江全省总体经济较为发达，劳动力需求量大，除了丽水、衢州等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地区外，劳动力基本都以本地劳动力为主，相比较，温州人较多喜欢做个体老板，而不喜欢在企业做普通职工，所以，在温州的企业里务工的外省籍农民工就显得特别多。据抽样调查，在温务工的农民工中23.3％属于浙江本省的人，而来自江西、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7个省份的累计人数所占比例达64．8％。当然，同样的温州地区，不同县（市、区）的外省籍农民工比例有较大差别，如龙湾区只有6．0％是浙江省籍的，而平阳县的比例却占49.2％。

3、年龄小，文化程度逐渐增高：这是在温农民工的第三大特点。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在温农民工中年龄18-25周岁的占42％，26-35周岁的占41％，35周岁以上的占12％。比较2004年全国农民工41岁以上占16％的抽样调查结果，温州的农民工明显呈现出年龄轻的特点。他们的文化程度总的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初中文化程度占到近50％，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占31％，大专以上的只占12％多一点。而如果与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队伍比较，则温州农民工年龄轻、文化程度逐渐增高的特点更加明显。

4、流动性大，但以全职非农为主：就业流动性强是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温州的农民工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而且在温农民工的流动性仿佛显得更大一些。虽然温州出现农民工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十年，但是在温州工作3年以下和3-5年的农民工分别占32.7％和22.7％，而10年以上的却只占到6％其中。在一家企业工作达10年以上的只占

2.8％，3年以下和3-5年的则分别占49．20／和20．9％。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中有半数以上来温工作不到5年，而要在一家企业工作5年以上甚至3年以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温州农民工普遍存在的问题

1、劳动力廉价，工资水平低：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而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年均工资28752元，比上年增加4196元，同比名义增长（未扣除物价因素）17.1%，与后者比对比，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增幅小，差距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手段，这是公开的秘密。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部分企业还想方设法的拖欠。

2、社会保障缺乏，各种安全事故频繁：现在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绅士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覆盖面很低。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和生育等五种社会保险是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但事实上，我国农民工实际享受的社会保险与法律的要求之间还有很明显的差距。在问卷调查中，有20．1％的人明确表示没有办理过上述五种保险，另有21．3％的人则表示不清楚。在利益的驱逐下，很多私营企业的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频发。在工伤保险参保率极低和企业赔付款低的双重夹缝中，农民工健康、安全问题受到很大的威胁和践踏。

3、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少，是当前我国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温州，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每月能够休息8天(也就是实行每周双休日工作制)的只占2％，而选填每月只休息1天或2天的分别占到21，1％和24．7％。每天的工作时间有46。9％的人选填了8小时，有36．6％的人选填10小时以上，其中超过11小时的占21.1％。实际上，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工作时间要比这里所反映出来的还要长。因为，温州大多数中小企业采用的都是计件工资制，定额过高就会造成劳动时间延长。

4、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子女教育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不少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就业，而是为了能让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收到良好的教育。在受访的已婚的外地农民工中，他们的孩子有59.3%是由父母带在家，有11.1%是寄宿在学校，由配偶自己在家乡带的也有11.1%，还有11.1%由亲戚带着，另外其他情况的占25.9%。由于外出务工，许多农民工都表示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少、交流也少。另外，即使担心孩子的学习，自己也很少能帮上什么忙。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就是对农民工最大的帮助和关怀。

5、农民工情感生活匮乏，精神空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25.9%的农民工在休息时间会选择睡觉，16.4%的选择看电视、听广播，14.9%的选择上网，逛街购物消费的有13.9%，与同事消遣的占12.9%，看书、看杂志的仅有10.9%，另外还有很少数会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或者做其他一些事。一些外来农民工则表示，由于背井离乡，对这里的环境和人都不熟悉，自己也很少外出。与亲人距离遥远分隔时间长，交流也会少。在这里交往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老乡或工友，与本地人之间很少交往。情感与精神生活较为空虚更加剧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三、关于在温农民工问题的几点思考

1、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温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同类城市中居于较领先的地位，生活消费水平高于其他同类城市。但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并没有相应得到提高，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还超过70％。调查中有56。9％的人对自己的工资水平不满意，而且越是熟练工、技术工不满意的程度越高。同时，在关于“在城市里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居然选填最多的是“赚钱太少，不够花”，占到45．9％。可见，过低的工资已经是严重制约在温农民工生存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只有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程度、社会生活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实际，大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才能使农民工和温州的企业以及社会共同协调发展。

2、以建廉租房为主，大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安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深入人心，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但在温州，农民工租住那些透风漏雨的简易房还占32．7％o这样的居住条件至少对于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难以平静接受的。安居才能乐业，而乐业实际就是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促进和谐企业建设，稳定劳动关系。提供廉价而设施较为完善的住房，实际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对于在温找到比较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无论他们是最终打算回老家的，还是希望长期留城生活工作的，政府和企业都应当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安全、卫生而又温馨的居住场所。

3、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建设，把广大的农民工吸纳到工会中来：农民工长期在温工作生活，结社是他们人之本能的需要和权益维护的基本手段。调查显示在温农民工的入会率为39．2％，相比于温州人轰轰烈烈的“温州商会”、行业协会之类的较高程度的组织化现象来说，在温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工会组织建设不加强，其他如老乡会、亲友团之类的非正式组织就会不断扩张其功能，这种趋势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反而会增加社会管理的成本。因此，进一步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把所有的农民工都吸收到工会中来，叫响“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是各级党组织、工会的当务之急和神圣职责。

4、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要想让农民工认同温州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温州就必须给他们一种家的感觉。为此，除了要解决农民工本人的工资和吃住问题外，他们的子女是又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虽然选择“子女入学难”作为他们“在城市里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的只有13．4％，排在“赚钱太少，不够花”(45．9％)、“缺乏保障，没有安全感”(18．7％)、“找工作难”(14．8％)等选项之后，但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突出。实际上，我们所调查的农民工中有一半是未婚的，他们还没有遇到子女就学问题；即使在已婚的人群中也有一部分是还没有子女或子女未到就学年龄，也有的还没有考虑把孩子带到温州就学。

5、面向全体农民工，推行低费率参保：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据调查，温州、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工工资每月一般在1500元到2200元，与当地的平均工资差距很大，因而本人参加社会保险的能力十分有限。要着眼于更多的农民工参保，必须兼顾农民工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坚持低标准进入，实行低费率、低费基，并渐进式过渡到完全由用人单位缴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以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

6、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一方面，农民工为企业的利润做出的巨大的贡献，用人单位和企业主硬充分尊重农民工的劳动，依照政府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每个农民工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益。农民工要加强法律意识，自觉保护自身享受社会保障的权益。另一方面，农民工在保护自身的社会保障权益中发挥主动作用。所以自身要加强法律意识，自觉了解政府相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觉维护自身的利益。

7、政府要与农民工相互配合，丰富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外出农民工由于背井离乡，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精神较为空虚。政府要与农民工相互配合，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荔山村的经验有值得参考的地方，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乡委会会组织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一起做各类活动，如篮球比赛、拔河比赛等，丰富了村民的生活，也促进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的感情，使得他们相互了解，互帮互助。另外，政府还可以组织相关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技术，增加他们的知识。

结论：当然，当今中国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根源，不可能一朝一夕予以解决。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状况，既

不能急于求成，仓促应对，但也不能墨守陈规，裹足不前。作为市场经济发展早、又具有敢为天下先之精神的温州，应该在正视国情、历史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工走出一条合理有序的城市化道路来。总之，应把农民工看成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功臣，要像关心城市居民一样，尊重、关心和保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政治参与、经济权益、教育培训等方面为农民工提供人性化管理，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使农民工真正改变其弱势地位，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一道“和谐”地成长与进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分配公平，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刘俊彦.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10).[2]蔡建文,中国农民工生存纪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3]蓝春娣,任保平.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4(5).[4]赵恒新.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J].重庆科技学院学,2007(3).

第三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治理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治理

刘华涛

(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转轨带来的社会变迁，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显得更加突出。政府承担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责任。为了有效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政府治理中必须要加强公共、诚信、创新、服务、多中心、竞争等治理理念，在治理模式上要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且逐步进行政府内部解制。

关键词：转轨和谐社会政府治理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治理

1978年以来，我国进入了转轨过程，即以前的传统模式被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模式所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化的过程。我国的转轨过程实际上是三项大的转型：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转型；二是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三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这三项大的转型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空前的震荡，更何况这三项大的转型同时在中国发生。[1] 所以说，转轨虽然使人们的平均物质福利水平有所改进，但伴随着制度的变迁也带来了道德伦理的短缺，利益冲突的增多，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大，部分人的失业，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等问题，这样在社会中引起惶恐、失落、不满、冲突在所难免。同时，伴随着民主化和个人权利的觉醒，社会日益显现出的多中心、价值多元、知识爆炸和高度分化等特征，传统文化、价值、习俗日益成为与现代科学知识等值的后现代知识。现代国家若不能整合这些知识以整合社会，就会导致伦理亏空、价值观丧失，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困难重重，社会冲突缺少化解机制，最终导致国家威权的衰落。转轨中发生的这些社会变迁，只有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有效化解和整合，从而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提供保证。

和谐社会的构建，政府承担着主要责任，而和谐社会构建的有效推进，主要取决于政府治理在三方面取得的成效：一是追求实现高效率，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获得公共产出的最大化。效率是公共行政中的核心命题，当政府治理目标在公共领域中经受伦理检验后，“效率在价值观念系统中是第一位的”[2]。政府的效率一般分为组织效率和管理效率，组织效率是政府通过内部管理和资源的内部配置而实现的效率，它是政府及时提供质量更高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基础；管理效率注重于政府治理取得的结果，最能体现政府的效率内涵。高效率要求政府在公共行政中要保持有序性和高速度以及良好的工作状态，注重节约成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二是追求实现高效益，追求公众满意。公共行政中的效益一般分为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行政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性影响、政治性影响和社会性影响，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声誉的提高，群众支持率的上升，以及充分就业，公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等。三是重视伦理、政治的意义，公平和正义必须具有重要位置并在治理中得到充分体现。公平是政府的基本功能设计。“效率准则规定稀缺资源应被用到能产出最大收益的地方，虽然公平的目标可能缓减这一

[3] 目的，但可使有利于特别是非常贫穷的人群的设施得到发展。”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建立在公平与

正义基础上的整体秩序，政府如果单一地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忽视伦理、政治的意义，将会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甚至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本身的“道德”。政府治理主要是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只有完善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才能确保政府治理 1

达到理想的效果。但目前政府在治理理念和模式上，行政导向和官僚体制过于突出。在行政导向下，政府权力的范围既广又深，社会仍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缺乏应有的自主管理权力。公众参与程度很低，缺乏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机会，既不能够有效地对行使公共权力处分权的个人实行监督和制约，又不能有效地对公共权力的施行范围、施行程序、施行细则等等进行监督和制约。行政导向的模式使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政府的作用范围界定不清，政府对自己的能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处理不好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合理，不能有效地将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结合起来，且不能有效地把握干预的度等等。

同时，以理性和法律的权威为依据，具有明确的固定权力和职责范围、层次分明、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等特征的马科斯·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制还没有在我国真正实施起来，却又面临官僚体制所面临的问题。现有的官僚体制下，政府高度集权化、自上而下的垄断专权，公务员则依吩咐完成指派的任务，公务员行为由详细的规则和程序来加以控制。对政府职员来说，官僚制提供的激励机制使其循规蹈矩，创新只能带来麻烦，维持现状就可以带来稳定的回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以得到同等工资。[4] 这种体制最终造就出来的各级各类官员大多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他们以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混天了日。[5]

以行政导向和官僚体制为主导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导致政府行政成本过高、专业部门膨胀、有分工无合作、冷漠、寻租、缺乏创新等诸多问题。显而易见，这使政府日益适应不了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对公众迅速变化的需求难以做出快速的反应，这是很难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需要的。所以，政府必须要在现有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适应现实需要的政府治理理念，优化政府治理模式，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二、政府治理理念的完善

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公共行政的核心理念必须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表现在政府的治理过程中，具体是以下的治理理念，这些理念有的已经在政府治理中得到体现，有的也引起了重视，目前必须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1、公共理念。“公共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取向。公共理念要求政府的公共活动必须以民主价值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即将公共性作为衡量政府活动性质和基本价值的分析工具，具体表现在政府活动的长远目标、政府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以及公共决策与管理过程的开放性对于保障公共利益完整性和完全性的意义等方面。同时，公共理念还强调政府各级机构要专注于那些影响公共利益的现象之上，要致力于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并要有相应的组织空间和制度来保障公共利益。

2、诚信理念。政府是有机会主义动机的，就是政府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在面对不同利益集团时会厚此薄彼，以及在行政过程中不信守承诺，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诺斯悖论”揭示了政府在租金最大化和税收最大化之间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是其持久的特征。信用和一个地区/国家经济增长存在强的正关系（张维迎、柯荣柱，2002）。诚信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促进繁荣的根本。政府必须要摆脱机会主义，摆脱短期利益的诱惑，坚持诚信理念，提高行政过程中的信用度，必然有利于打造构建和谐社会的诚信体系。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立足于取信于民，说到做到，不讲空话套话，不推三阻四，重信守诺。对部门的公开承诺及公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要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抓好落实，接受舆论和公众的监督，才能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建设作出表率。

3、服务理念。向公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主要职责。服务理念的核心是“顾客①至① 在公共行政中的顾客与企业经营中的顾客是有区别的，在公共行政中，如将公民简单视作顾客，似乎降低了公

上”，“大多数人在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中，最大的刺激是官僚政治的傲慢。今天人民期望着被当作顾客受到尊重——甚至受到政府的尊重。”[6] 以“顾客至上”为核心的服务理念，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要以公众为中心，要重视和满足公众的意愿和需求，保障公众的根本利益，能有效回应公众的要求；要将人员的配备和资金的使用放在公众最需要的地方，并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提高服务的效率和价值，最大可能的减少公众获得服务的交易成本；要重视公共服务的效果，以公众的满意为最高的评价标准。

4、法治理念。法治政府是现代社会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要求。政府面对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有些甚至是冲突的利益），为了有效协调公众利益，就必须要坚持法治理念，做到依法行政。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证政府工作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理解和支持。法治理念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学法懂法、依法行政，要求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确保政府公共活动按法定的轨迹运行，还要求必须明确政府的工作程序。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和取消当事人为实现目的而选择手段的自由，将实现目的的手段规范化和标准化。[7] 没有程序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就会走样，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扭曲，造成社会的冲突。

5、透明理念。透明理念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摒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推行阳光行政，实行政务公开，行政过程要在“金鱼缸”中，在社会的公开知晓、讨论、评判和监督中进行，将公共权力的行使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置于公共和媒体的监督下，减少黑箱操作。透明的关键是要建立畅达的民情通道及与公众的对话机制，使公众的声音得以进入行政过程，并且要有完备的保证政府活动透明的制度要件。行政过程的透明、信息的公开，必然会促使政府更多地为公众的利益考虑，保证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并能有效防止腐败，保证工作人员的公正廉洁；也能有效消除公众对政府的一些误解，使公众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

6、创新理念。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创新的勇气和魄力，面对旧体制的束缚和压力，面对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对构建和谐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发展难题，必须要敢于和善于创新。创新理念一方面要求政府要在对自身和外部环境进行缜密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最关键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在政府工作中，要敢于打破一些惯常思维，善于用新的思路和方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政府要有前瞻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政府面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面对行政环境的快速变化，要结合现实考虑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政府的工作做好切实可行的规划，确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并且要制定实现目标的措施、方案。

7、多中心理念。多中心治理理念就是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是具有同等权利的组织。多中心治理使我们走出市场与政府的两极思考框架，开放出广阔的制度安排的空间。迈克尔·麦金尼斯指出：“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权威应该支持各种层次的群体和社群有能力自治”，“也许政府在一种多中心秩序下最重要的作用，是以一种符合社会公正标准的方式去协助地方管辖单位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8] 也就是说，多中心治理理念下，政府应该支持和培育社会自治，要让市场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提供。

8、竞争理念。竞争能提高政府的成本意识，能促使政府以较少成本做更多的工作。竞争使政府在保障公民进入社会和获得基本公共物品时不会因为地域、种族、语言、性别等方面的原因受到歧视性待遇。竞争首先是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上，利用市场竞争压力，促使服务提供主体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其次是在政府执行机构上或区域政府之间引入竞争，促使 民作为与国家相对的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拥有者的作用。（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页）。所以，顾客一词是一个比拟的说法，是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比拟为市场中企业与顾客关系的重要性。虽然政府管理不同于企业管理，但将公民和服务对象当作顾客对待，强调顾客至上，则能够强化公共部门的服务道德，有助于公共部门树立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意识。

他们去主动满足公众的需求。

9、学习理念。学习力是任何组织内部的核心竞争力，学习理念就是政府要以学习完善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绩效。学习能够促进政府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能够实现政府工作人员与工作的真正融合，使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可使他们在工作中体会生活的意义，提高工作的动力。政府强调学习理念，可有效实现传统政府体系的组织结构、运转机制、责任机制等的转型，从而推动组织文化等的转型，能有效地将学习行为转化为创造性行为，从而大幅度提高政府工作绩效和社会公众满意度。

三、政府治理模式的优化

政府治理模式是与治理理念相适应的，一定的治理理念必须通过对应的治理模式才能体现出来，而一定的治理模式才能确保对应的治理理念得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传统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政府必须要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治理模式。彼得斯将西方政府新的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种，虽然这四种有不同的侧重，但并不单独存在，相反通常是互相配合共同作用。结合彼得斯概括的模式，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市场导向——外部合作——内部解制”，具体内容和做法如下：

1、充分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

在政府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是一种对自由竞争优越性以及对一个理想化的交换与激励模式的看法，是相信市场提供的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可以提高分配社会资源的效率。[9] 市场机制的引入就是要促进竞争，这些竞争存在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获得公共契约的私人公司之间、公共机构（如公立学校）之间以及向外部顾客提供服务的政府机构之间。竞争必须是多主体的，并且能促使竞争主体讲诚信、重创新，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追求公众（消费者）的满意。但政府治理中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它依赖于管理性或规制性的竞争，在制定规则管理交易方面，政府保持权威与责任，起到促进者、合作者和管理者的作用。

市场机制的引入针对的是政府组织规模庞大和复杂性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过高所导致的政府低效。主要做法：一是进行市场化改革，采用各种形式或机制并使各种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或生产，以促进有效竞争。西方的主要方法是：与其他公共的或非政府组织签订服务购买协议、民营化、特许经营、补贴性安排、志愿者、代用券制度、规制激励与税收激励等。[10] 我国政府目前主要是通过打破行政垄断，逐步开放公共服务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在交通、教育、医疗、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设施建设领域，鼓励或允许国企、私企、外企和民间组织等主体以各种方式参与投资建设经营；在运作方式上采用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和项目融资等市场运作。通过改革，引导和调动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提供，使市场主体根据市场的信号独立自主地执行公共职能，从而达到提高效率并节省成本的目的。但也可能出现难以协调与控制，或者如果这些组织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反而可能使公众承担更多的交易成本。所以，政府要能对市场信号做出有效反应，要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有关制度加强对有关市场主体的规范和监管。

二是在公共人事管理领域，改革政府公职人员报酬制度，以工作成绩来确定工资级别取代传统的以资历决定报酬等级。工资报酬取决于工作成绩，工作成绩越好，所得到的报酬就应越多。这种制度可有效地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可仿照企业管理的做法，推行合同用人制，裁减公职人员，该做法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政府支出成本，有利于提高效率。但这些改革可能造成公务员的不平等感，可能会使部分在职公共雇员的工作安全感受到摧毁，反而降低工作积极性。所以，政府人事领域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要结合实际，逐步推行。

2、加强与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实绩来看，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公众和数以万计成熟而规范的组织的合作。这场基于优化治理模式的政府改革，致力于与公众合作，寻求和培育能够委以重任具有公共精神的合作组织，同时建立一种能够有效监督和调控的合作机制。在我国政府治理中，强调加强与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对多元民意诉求的回应和对政府改革思路的深化，是与和谐社会构建相适应的。

与公众合作就是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实质是要实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根本做法是建立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公共决策和执行机制。就是要尽量加强公众与政府直接接触和互动，保证行政过程的透明，使政府了解公民的意愿倾向，让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领域和过程，建立公众有效参与的渠道和保障机制，及公众的监督机制。互动的体制下，公众不仅把需要和愿望传达给政府，使政府集中了集体的智慧，达成了政府和公民的沟通和认同，而且公众通过参与公共管理活动，使自己的理想、价值和利益得以表达和实现，有助于政府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过程。从而有利于形成一个上下互动的多元治理过程，使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合作、协商性的伙伴关系。

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实质上也是政府与公众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是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的重要依托和途径，通过它可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一是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部分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事务中来，如基础教育、扶贫、环保、社会保障等；二是让非政府组织承担起政府转让出来的部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中介，规范市场交易秩序；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及时掌握社会各方面变化的动态和趋势，使政府可以根据公民的需求来提供满意的服务，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3、逐步进行政府内部解制。

内部解制就是通过调整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打破官僚组织的内部管制来提高政府绩效。解制的含义是：“解除内部繁文缛节的限制，释放公共部门蕴藏的能量，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效率和效能”。[11] 内部解制不强调集中化的控制机构，相反它允许单个组织制定并执行自己的目标，给予公务员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内部解制的做法，首先要减少政府层级（我国学界正在研究的实行省直管县，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合并基层政府（近两年许多省市的乡镇改革中，合并了不少的乡镇，是符合现实的做法），同时职权下放，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决策权力。这样变革的好处是能直接控制和管理那些更接近于公众的组织，打破反应迟钝的官僚体制枷锁的禁锢，并且能减少信息失真，摆脱信息劣势，减少制度运行成本。

内部解制还要改变领导权的集中，“领导正日益被视为不是层级制官僚机构中的一个职位，而是整个组织中（并且延伸到组织之外）的一个过程”，“领导权被分散在社会的各个单元之中并且下放到各个层次，而且，如果全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准备在他们自己所处的层次上采取像领导者那样的行动来使一切都有序进展的话，那么这个系统就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 所以，要改变领导权集中的做法，要充分授权给下级或公务员，使他们在约束不多的环境中工作，承担起更多的实现目标的责任，那么就能有效的激励他们迎接挑战，爆发更大的能量去完成组织使命，并有利于加强培育诚信、致力于公共服务、有责任感的组织文化。

参考文献：

[1] 吕炜.中国式转轨与转轨的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06,（59）：13.[2] [美] 蒙哥马利·范瓦特.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31.[3] [美]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31.[4] [美] 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2.[5] [6] [美]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120.[7] 沈荣华.论服务行政的法治架构[J].中国行政管理，2004，（1）：28.[8] [美]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治道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20.[9] [11] [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7、110.[10] [美] 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12] [美] 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6.

第四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文化责任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锦涛同志的讲话，指明了文化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明确了文化工作的责任。文化界应认真领会讲话精神，科学地分析文化的现状和趋势，深入地研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精神支撑。(一)文化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本身，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社会的能动作用，也是通过对人的影响来实现的。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其实，也就是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绵延不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建设文化当然应从具体做起，但观察文化，只有从整体上才能看清其完整而真实的面貌。文化的基本要素，可分为知识、情感、伦理、信仰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相对独立的、连续发展着的体系。从文化结构体系的四个层面来观察，新时期中国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深刻的变化。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给认知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平衡，从而为新时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信息、知识层面是文化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反映，它对文化的发展乃至性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知识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这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认知领域，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情感世界和伦理观念。信息技术不仅创造了强大的传输系统，也催生出某些全新的文化样式。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本就十分混乱的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复杂。目前，社会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出现的种种变化和问题，与我国信息社会的初始状态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增长新的智慧和能力。信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但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智慧，智慧也不等于能力。信息，只有通过有效的接收、辨识、整合，才有可能成为知识，从而真正进入文化过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和能力则需要通过人的实践和总结、体验和领悟方可获得。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浪潮，带来了新奇，也带来了某些迷茫。关于网吧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问题便是突出的一例。“远离游戏机”的呼吁言犹在耳，“远离网吧”的呼声更加强烈。人们有理由对信息时代带来的种种消极现象表示担忧，但人们却无法拒绝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趋利避害，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正在全民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加快普及网络知识和技术。这的确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未来终究属于青少年，信心是一切关爱的前提。我们在防御和消除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应积极鼓励和引导青少年增长知识，增长智慧，努力提高应对信息时代种种挑战的能力。对于文化建设来说，信息化给我们以重要启示：科技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人文关怀，否则，造福人类的科技亦可能贻害人类；信息化不仅是技术，而且是一种正在普及的生活方式，它对于文化发展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日益显现。文化的发展，从内容、形式到手段，都不能不考虑信息化以及整个科技发展的因素；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管理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机制。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新科技、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利与弊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特别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理性的思维，需要有面向未来的前瞻性谋划，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引领潮流的进取精神。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增强了人们创造新生活的信心，激烈的竞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使人们的情感世界产生某些躁动和不安。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着文化的人文关怀。文化体系中的情感层面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生活感性的价值判断与反映，它的符号形式是文学艺术。情感对伦理、信仰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社会转型和大的变革时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旗帜，对于社会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凝聚作用。文学艺术对于人的心理抚慰和精神激励功能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社会正在从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一些国家的发展史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社会利益关系处于调整之中，人们的心理也会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人在饥饿时，只有一种烦恼，吃饱以后，便会生出无数的烦恼”。前者是生存的烦恼，后者是发展的烦恼，中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在不断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理想的境界，而人自身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着全面发展和不断完善。这是文学艺术倍受需要并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生机勃发的中国社会，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曲、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日趋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人们也明显地感到，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繁荣中显得庞杂，发展中有点浮躁。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相比，文学艺术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文化现象固然复杂，但对于现实生活的隔膜，对于普通百姓情感的疏远和人文关怀的缺乏，不能不说是当前一些作品缺少感染力的重要原因。“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在当前文化反思中，邓小平二十年前语重心长的教诲，再次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的。和谐是以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的。和谐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党中央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和工作的重点，也为实现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指明了现实的途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和各方面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文化建设应该紧紧围绕这一中心环节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造福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伟大历程，也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和顽强奋斗的历程。中国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对人们思想的引领和启迪作用、对人们精神的抚慰和激励作用、对社会矛盾的疏导和缓解作用、对全民族的亲和与凝聚作用。文化要承担起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责任，必须坚持重在建设，努力推进文化创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党所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依据。本世纪的头20年，对于我国来说，是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党中央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形势和国家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第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承上启下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二，这一阶段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第三，这一发展阶段有其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又充满挑战，存在着诸多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和处理的矛盾和问题。第四，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实现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的统一，是胜利完成这一阶段历史任务的战略抉择。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根本目的。强调文化重在建设，符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也是鉴于历史上重于批判、疏于建设的教训。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强调重在建设，有利于把文化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规划和实施，全面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法规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业务建设。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强调重在建设，有利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参与文化建设的实践，也有利于启发、激励社会成员从我做起，增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文化创新，核心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促进文化思想的与时俱进，关键是文化体制及机制的创新，主体是文化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创新。十六大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并明确提出构建文化创新体系的重要任务。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文化创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新的积累和结晶，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不断创新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包括几千年来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包括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爱国、科学、民主的传统和党领导下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这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创新的坚实基础。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文化赖以生长、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文化只有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文化创新的核心，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扎根民族的土壤，面向现代化的实际，在文化思想方面坚持与时俱进。文化体制的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党中央领导下，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通过试点，目前改革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这就是以繁荣发展为中心，发展公益文化事业，加强以维护公民文化权益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以培育市场主体为核心的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改革的重点是，革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性障碍，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对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文化思想和文化体制的创新，将会有力地促进文化内容、形式、手段的创新。文化体制改革是十六大确定的重要任务。认真总结前一段的改革实践，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现文化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文化工作者的重大责任。文化安全问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文化安全包括在文化发展战略之中。～，归根到底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文化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必须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增强民族自信心。信心源自历史，更源于现实。中华民族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根基，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和挫折，始终未曾中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熔铸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完全正确的。把握我们的发展目标，坚持我们的发展道路，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是确保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的根本之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竞争，有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这种竞争大量是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中进行；二是文化竞争主要是通过市场

来实现。目前，我国上网用户已经逾亿，可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极其有限，文化贸易也存在较大的逆差。应大力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应特别重视以网络软件为重点的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抢占高新技术文化产业制高点。应注重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逐步形成具有民族文化品牌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集团，扩大我国文化产品的市场份额。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以堂堂正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坦诚地面对世界，争取更加广泛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国家关系独立是基础，平等是前提。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博采众长，同时要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格，熔铸万物，发展壮大自己。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对于弘扬先进文化，提倡有益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御、杜绝反动腐朽文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文化安全的需要，也是文化繁荣的必备条件。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坚持依法管理。我们信守有关的国际承诺，同时，对于违反我国法律的反动、腐朽文化，坚决予以抵制。要坚持不懈地打击盗版、走私犯罪活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将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中华文化。

第五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伦理建设思考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伦理建设思考

内容摘要：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既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伦理建设不足已严重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有悖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以中小企业为例，对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加强中小企业的伦理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做出更大贡

献。好范文版权所有

关键词：中小企业企业伦理建设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超过1000万家，其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城镇就业总数的75，而产值和利税所占比例分别为60和40，在“金字塔式”的企业构架内中小企业构成了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塔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缓解当前国企改革中最大的难题——就业问题，同时也为国家的大中型企业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刷着人们已有的观念，新的经济形势要求企业具备自主性、趋利性、竞争性、平等性，以保证其生存发展。但这些特性又有可能使企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自主性强化了“自我利益”和本位主义倾向；趋利性诱发和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竞争性可能导致恶性竞争等等。结果，目前假冒伪劣、坑骗顾客的行为屡屡发生，虚假广告泛滥，合同违约，环保意识薄弱，员工权益受到损害。现实表明，以上问题在中小型企业中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违背伦理道德经营行为的发生，一方面给中小企业本身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为中小企业量多、面广，涉及到的用户或消费者较多，一旦其中有违背企业伦理的行为发生，其影响的面就很大，从而出现了目前中小企业的信誉危机状况，这给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违背企业伦理的行为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企业自身利益的获得是以资源的浪费、国家税收的流失、他人生命财产的损失等作为代价的。从整个社会来说，企业微小的收益对应的却是巨大的社会成本。本文对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中小企业加强自身伦理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伦理建设现状

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而企业的伦理关系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发生的所有关系。伦理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对群体的依附性，依附性越强伦理的约束力越强。对于企业也同样。但是，由于中小企业一般规模相对较小，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力不大，它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少，它不像大企业的运转要依靠内外每一环节的配合，一旦某一环节脱钩则会出现重大损失。所以相对而言，中小企业对社会的依附性相对较低，从而导致企业伦理对中小企业的约束力降低，企业反伦理经营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我国目前企业经营活动中反伦理经营现象日益泛滥，突出表现在：市场竞争中假冒伪劣随处可见；虚假广告、赖账逃债、肆意毁约经常发生；管理者道德水平低下，涉嫌企业的经济犯罪案件不断曝光；偷税漏税、伪造账目时有发生；在产品质量方面造假贩假；在售后服务方面缺乏伦理关怀，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从而毁坏公司自身品牌形象；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资对立，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损坏被雇佣者利益；不重视环境保护，为了企业自身利益污染环境，对资源过度开采使用，等等。企业的反伦理经营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从根本上有损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和长远发展。

首先，我国企业伦理明确度不高，企业对“伦理经营”行为没有清晰的认识。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不仅仅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而且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理念、价值观念的大变革。社会失序、行为失范、价值失衡，随之各种伦理观念纷涌而起，而我国的道德规范又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我国企业伦理观念混乱，道德失范，企业伦理明确度较低。

其次，我国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敏感度低，从而使不道德企业有机可乘。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敏感度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判断力，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而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许多配套制度缺失或者不完善，从而使得企业的反伦理行为成为可能。同时，国民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利益相关者的判断素质不高，加之我国企业在信息体系建设方面的不完善，相关信息收集困难，甚至无法获取有关信息，这就使得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反伦理行为的侵害程度和性质严重程度缺乏正确的判断。因此，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反伦理行为不敏感。

其三，中小企业严重的人才缺乏。由于中小企业资金规模有限，很难有优厚的待遇吸引人才。同时，特别是一些私营中小业主的经营思想陈旧，经常会束缚人的能力发挥。这样，即使企业付给高薪，由于工作环境的不如意，也很难吸引人才。人才的缺乏，导致知识缺乏，企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创新，产品开发能力就有限，企业很难摸准市场需求变化。为了生存，为了获

利，就时有违背企业伦理的事出现。

其四，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反应转化程度比较低。我国的市场体系正处于构建中，因而会存在市场机制的扭曲失灵现象。因此，在我国，利益相关者直接方式的反应转化程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和谐发展观下的企业伦理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追求的是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价值能否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否符合消费者的需要。因此，商品生产经营者必须考虑消费者的要求，必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在不损害公众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平等竞争、公平交易、诚实守信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引导市场的各个主体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共同营造有序的市场环境。行业内部的自律意识、企业的自我约束功能、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念等等，不仅是人们的主观意识，更是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市场经济是没法正常运行的。因此加强伦理建设无论对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还是市场改革进程的良性运行都有促进作用。

提高法律意识

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提高法律意识和执法力度，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道德失范是一种负外部性行为，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增强信息透明度，使企业反伦理经营的机会成本加大。

制定企业伦理准则

企业伦理准则所规范的是企业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关系，侧重于企业自身行为约束。伦理准则虽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企业的文化和行为。伦理观念和伦理准则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能够协调好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我国目前很少有企业制定伦理准则，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顺应现代社会企业伦理趋向，树立社会责任、诚实守信、竞争合作、顾客至上、尊重员工等现代企业伦理观念，并且依据现代企业伦理观念来制定企业伦理准则。

加强员工的伦理教育好范文版权所有

企业有了良好的企业伦理观念和伦理准则还不够，还要重视对员工的伦理教育。我国企业目前普遍重视对员工的职业技能训练，忽视企业伦理道德教育，企业员工的整体道德素质不高。发达国家企业则非常重视对员工的伦理教育，而且其经营管理实践显示，通过企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员工的道德素质。企业可以通过采取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来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加强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识和自觉履行伦理规范。

提高企业经营者的人格素质

企业经营者的人格素质是企业伦理的轴心，企业经营者的人格塑造是企业伦理建设的重点。所谓企业精神，实际就是企业经营者人格精神的延伸；企业凝聚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人格魅力。作为企业的决策者更应首先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真正领会企业伦理对企业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并同时带领企业所有职工加强伦理道德的学习，与此同时欢迎社会舆论监督企业的行为，这样在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伦理水平。在实践中，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就更应谨慎行事，正确处理好自己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因此，企业伦理建设要求企业的经营者具有较强的伦理道德素质并遵守企业的伦理准则，起到表率作用，从而带动员工自觉遵守企业伦理守则。

加强相关行业协会的建设

对我国企业发展现状来说，需要成立行业中介机构来引导企业伦理化经营。行业中介机构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有引导、监督、服务、协调等功能。行业中介机构要重点做好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指导企业制定相关的伦理法则和伦理经营的策略与方法；二是要协调行业之间的关系，监督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劝导和警告；三是协助企业进行伦理培训等。

参考文献：

1.徐大建.企业伦理学（m）.上海出版社，2002

2.朱泰.企业伦理文化：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实质（j）.学术探索，2002，（3）

3.陈宏辉，贾生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伦理管理的新发展（j）.社会科学，2002，（6）

4.刘光明.经济活动伦理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