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及其出路
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及其出路
司法是法运行的重要环节，在法的运行中占有特殊地位。所谓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税收司法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税法处理税务案件的专门活动。[1]它的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切断的现象，以保证法律运行的正常进行，从而使社会保持法律秩序状态。
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在宪法之下与行政法、刑法、民法和经济法等基本法律相并立的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一般的讲，税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国家干预或管理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税法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亦即各类案件，比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等。这些案件实质上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税法运行设置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造成了税法运行的阻滞和税收法律秩序的破坏。司法权的行使正是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来排除税法运行中的障碍，以开通被阻滞的税法运行渠道和弥补被破坏的税收法律秩序。[2]
在我国，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刑事侦查权，其中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检察权由人民检察院行使，涉税案件的刑事侦查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司法权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与行政权相比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稳定性、权利专属性、司法过程的形式性、司法职业法律性、运行方式交涉性、司法管理的非服从性以及价值取向上的公平优先性等特点。同时，税收司法还应遵循两大原则，即税收司法独立原则和税收司法中立性原则。[3] 虽然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变革时期，税收司法权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具体行使税收司法权时，仍面临许多问题，处在困境中。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每年税款流失在一千亿元左右，偷税面积很大。
一、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我国税收司法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公安机关行使税收(刑事)司法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导致公安机关对税务机关移送的涉税案件常常不能正确处理，有时双方对证据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缺乏相应的税收司法权，导致税务机关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权力，而公安机关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权力却没有相应的能力的不合理现象。
(二)缺乏独立、专业的税收司法审判机关。法院的不独立是我国司法的痼疾，税收司法自然也不例外。在外部，法院在人事权和财政权上受制于行政机关，体制上难以独立；在内部，法院管理上呈现行政化的趋势，法官判案难以独立。法院不独立导致了税收司法审判无法独立，税收司法审判的不独立性，更因为我国专业税收司法审判人才的缺乏而加剧。
(三)税收司法权过小且过于依赖税收执法权。在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的关系中，税收行政执法权过于突出，主要表现在税务机关对税法的解释权过大，自由裁量权的弹性过大，整个税法的实施对税收行政执法权的依赖过大，税法的解释与适用似乎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我国最高法院每年都通过大量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也在积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但与税法有关的司法解释，除了税务犯罪的以外，几乎就没有。司法机关不参与对实体法的解释，不能对违反法律优位原则的税收文件进行司法干预，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不能予以审查。此外，虽然按规定税收行政规章只是作为人民法院审理税务行政案件的参考依据，但在具体案件中，很少有不按税收行政规章的规定，而另外寻找审理案件依据的。整个税收司法权对税收行政权过分依赖，也导致税收司法权缺乏独立性，法院判决甚至成为了税务机关行政决定的重述，显然对纳税人权利无法进行真正的救济。在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至今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听不到法院的声音。而且，税法也似乎很难进入法院的视野之中，税法的可诉性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是，没有法院的参与，没有法院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税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法，没有经过专门的税法训练很难胜任处理税务案件的工作。我国目前的法官大多都没有专门学过税法，即使在本科学过一点税法的基础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法院在处理
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往往求助于税务部门的解释就不足为奇了。对税法一知半解的法官如何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
（五）税收宪法、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条件是欧盟法或共同体法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效力是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而我国税法领域缺乏一个高层次的法律，在宪法中只有一条涉及到税收的条款，而且是规定人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宪法没有赋予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也没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法领域的法律目前只有四部，《税收征管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点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但远远不够，而且税收征管法是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定位于法院监督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税收征管法也很难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敢对税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治国家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要由法院来解决，因此，建设税收国家必然要求加强税收司法，完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税收司法建设很不健全，一方面法院缺少专门的税法人才，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法院仅享有十分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无法对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予以审查，限制了法院在推进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作用。
二、我国税收司法困境的出路
(一)培养税收法律意识。一项制度的背后总有时代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该项制度能否成功。实现依法治国必须使国民具有现代化的法律意识，实现依法治税，符合法治理念的税法意识不可或缺。培养现代化、法治化的税法意识，对于降低税收法制建设的成本、推动税收法治化的进程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全民的税法意识。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培养；
1、继续加强税收宣传。把“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作为税收宣传的核心，并改进税收宣传技巧，将重点宣传与日常宣传结合起来，将税法意识的培养和提升融入日常生活中。
2、教育是文化的象征和重要载体，法律教育(包括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的水平体现和影响着一国法律文化的发达程度，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演进离不开法律教育的发展。因为法律教育直接作用于法律职业者，法律的传统、观念和理论以及实践应用技能都经由法律教育传授于法律职业者，法律教育模式会深深的影响法律
职业公共体的成长。而包括立法者、执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在内的法律职业者的思想和技能直接决定一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理论和实践水平，进而影响到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4]
(二)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进行税收立宪，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通过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总则(包括立法依据和立法目的、税收的定义、税法基本原则、税收基本制度、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税收管理体制，税收管辖权，税务主管机关，纳税人，税收征管，税收监察，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另外，还要尽快制定税收领域的几部主要法律，提高税法的层次，改变目前的税法渊源主要是由国务院及其部委(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等有关规范性文件的现状。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推动中国的税法建设和税务行政尽快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三)建立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只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没有撤销的权力。我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也非常弱，特别是税法领域，法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解释工作。目前也没有法院否定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判决．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职权。英国、美国等实行判例法制度的国家，法院所享有的权力更大，不仅享有司法审查权，还享有部分立法权。其实，如果我国法院能充分利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也能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审查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规章或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院都有权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认为违反，就可以不予适用，从而对税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应当强调法院在税收司法审查、司法解释中的权力，使其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设立专门的税收司法组织。推进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税收司法领域中税务诉讼的增加以及专业税务法庭的设立。专业税务法庭的设立是应对税务案件大量性、复杂性的需要，也是更好地保护纳税人权利和维护国家税收债权的需要。世界上税收国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大多都有专门处理税务案件税务法庭或税务法院。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太利、俄罗斯等国都设有独立的税务警察机构，专门负责税务案件的侦查；而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也都设立了独立的税务法院，专门负责税务案件的审判。独立的税收司法组织对税法的良好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建立专门的税收司法组织。即“今后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税务部门要紧紧依靠公检法机关，加强联系，争取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巩固和发展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全国成立专业税务警察，专司涉税案件的诉讼和起诉；设立税务法院，专司涉税案件的审理、判决与执行。”[5]
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现状，可以考虑首先设置税务法庭。设立税务法庭具有现实可能性，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各地已经有了相关实践，社会已经培养了大批税法专业人才。税务法庭的受案范围包括税务方面的民事、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对于行政税务和刑事诉讼案件则按照行政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管辖的规定处理。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一般不作为一审法院受理税务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直接受理税务案件。[6]
在建立税务法庭的问题上，关键要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即要在体制上独立，更要在专业知识上独立，保证税务法庭审判的独立、中立和公正。同时要选拔、培养既懂税收又懂法律的高素质税务法官，使其拥有较高的税法专业知识，在税收案件审判中有能力作出独立的判断。有了专门的税务法庭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进行最后的监督，相信一定会促进我国税收立法(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税收执法的水平不断提高，也一定会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
另外，还要针对税务案件的特点，建立一套适应税务案件的诉讼制度。要赋予税法审判机关独立的、不受行政干涉的税法解释权，要建立税务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倒置及证明程度的制度。还要建立税务案件的证据制度。如庭前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制度、证据搜集程序以及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等．在目前我国的税收法律规范的制定不够透明公开的情况下，应当赋予税收司法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以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和效
果，从而保证税法公正实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
(五)要培养专职的税务律师，保护纳税人的权利，税务案件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税务机关一方面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拥有更多的税法专业知识，而纳税人则既不具有行政权力也没有专业的税法知识。因此，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除了要加强对税务机关行政权的程序控制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税务律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纳税人行使其权利，从而使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大致的均衡，防止纳税人因税法知识的不足而遭致权利的被侵害，在这方面可行的做法除了让律师在法庭上可以代表纳税人外，在当前我国律师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也可以赋予税务代理人诉讼代理权，在法庭上代表纳税人维护其权利。
[1]
第二篇：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论我国税收司法的困境
殷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710063）
【摘要】税收司法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在实践中，税收司法存在诸多的困境，阻碍了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一步的改革。
【关键词】税收司法独立性受案范围行政权滥用税收司法保障
司法，即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其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被切断的现象，从而保证法律的正常运行，保持社会良好的法律秩序状态。在我国，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构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广义的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及管理司法行政的国家机关，即法院、检察院与司法行政机关。本文中司法采用狭义的概念，即司法权是指国家审判权，司法机关指国家审判机关。同样与之相对应的税收司法，即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
众所周知，我国现已加入的WTO世经贸组织，从原则上要求其成员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这对于我国现行税收法制建设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税务机关执法和纳税人守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入世，我国应积极健全税法体系，转变执法观念，深化征管改革，规范税务部门执法行为，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保障国家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探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税制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的改革税收法治建设，就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综观我国税收司法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司法独立性问题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某些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上相当程度依赖当地政府、人员工资上受制于地方财政、人事制度上隶属于地方组织部门及各级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涉税案件审理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认为：国有企业生存能力差，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加之如果对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进行判罚，最终实际落实责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基于此，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着税收司法案件的审理活动，同时对于税收案件的执行干预行为更多，许多国企涉税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执行难问题。
二、税收司法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现实中，我国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及对于犯罪行为构成起点太低的弊病，客观上造成弱化了司法权，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税收司法受案范围的有限性上。在税收体系中，司法救济的制定是为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收司法权的行使范围仅能对税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能对其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且对于具体税收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合宪性也不能进行审查，从而加剧了税收行政权的无限扩大。而实践中，在立法时对于税收关系中所设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起点又太低，从而使大量本应由司法管辖的案件全划归为税收行政管辖，客观上又扩大了行政权的范围，强化了税收行政权的效力。
三、税收行政权滥用及强化问题
税收行政权的滥用及强化是一个现实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现象，从纳税人及税收机关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具体如以下方面：
1、纳税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最终较少选择司法程序进行解决。从大量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出，纳税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很少有对行政复议的决定提起诉讼的，而较多选择了放弃此项诉讼权利，除了部分因纳税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外，绝大部分纳税人是从与税务机关以后长远的征纳税关系这一点来考虑，惧怕赢了官司，税务机关却会变相的进行打击报复：进行无休止、无故的税务检查；在验证、发案等的管理活动中设置障碍，滥用处罚权等。因而均不愿运用司法程序解决税收争议。
2、税收机关行政权的滥用。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征管行政权，对于大量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如偷税、漏税、骗税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补税加罚款的形式结案，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就使其纳税任务有了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对司法审判机关结果的预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让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想法，对于许多的案件甚至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以罚代刑，其结果不仅又纵容了纳税人的再次犯罪行为，而且给国家的司法造成直接的冲击，其实质必然是导致司法权的强化，行政权的滥用。
四、税收司法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
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而不必诸如海事法院、铁路法院一样另设税收法院应更较为妥善。原因有三点：首先，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只是局部而非全国性的，而税收是全国性的，它涉及面广，渗透在最广大基层的各行各业，涉及到每一个公民；其次，如设立税务法院，还存在税务法院与现存各级法院的关系、税务法院与税务机关的关系问题，税务法院是设在各级税务机关之内，隶属于其呢、还是与其平行？再者，单独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各级财政能否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尤其在当前很多地区连工资发放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制度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此，在人民法院内部单独设立税务法庭不失为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五、税收司法人员现实素质存在的问题
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部分纳税人漏税、偷税、抗税、骗税及避税的手段不仅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并且有着向高智能、隐藏性更强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司法人员侦查与破案的难度。同时因为税收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对具体经办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里具有既懂法律、经济又懂税务、税收并精通税务会计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司法人员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司法人员的现实素质跟不上今后国际国内税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无疑是我国税收司法实践面临的又一个障碍，要突破此困境，势必要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法律、税收、税务会计等方面知识的强化培训，达到税收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六、税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法、程序法的障碍
1、《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但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1）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虽然《税收征管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2）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有无优先权？行使优先权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尚未做出明确规定。（3）税务机关能否对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即纳税人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
2.《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了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合同法解释》第20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七、税收司法保障制度的问题
对税务案件的处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因此，亟需建立专门的税务司法保障组织，作为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保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税收司法保障制度本身。我国已加入WTO，国门已开始向全世界开方，大量外国公司的产品、技术、设备、资金的进入，使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税收争议与诉讼，单靠公安机关侦察税务刑事案件已越来越不可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了维护税收征管双方的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完全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一支懂税法、懂税务、精财会的税务警察队伍。在税收业务能力上，能够在税务机关的定期培训、指导下得到有效地巩固和提高；在工作协调上，能够极大加强和有效开展与税务稽查部门的合作，联手有力打击涉税犯罪活动。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2、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范立新：《关于税收司法改革思路的设想》，载《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9期。
4、周卫兵：《当前我国税收法制所面临的几个问题》，载《税务与经济》2000年第2期。
5、纪国英：《税收司法体制的国际研究比较》载《经济师》2004年第5期。
6、周广仁：《加入WTO后税收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1期。
第三篇：论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与出路(修改稿)
论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与出路
（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何金林 浙江杭州）
摘要：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是确保法律援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前提，也是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中政府责任的基本措施。经验证明，一项良好制度的运作如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的经费保障，那么该制度的生命力将不会旺盛。因此，法律援助制度要得以充分实施，就必须有强大的经费保障，否则将难以充分发挥其确保司法公正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现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对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完善对策
引言
法律援助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理念的重要手段。我国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说过：“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正义的获得，不能有先后之别。”法律不是社会的奢侈品，正义不应当迟到或者大费周章之后才能获得。为了避免正义的迟到，有必要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的“直通快车”；为了减少获得正义的曲折过程，也有必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门式”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济。[1]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产生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据统计，2010年，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26763件，同比增长13.4%。其中，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269920件，同比增长14.9%；受援人总数达到819953人次，同比增长11.3%。法律援助工作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仍然是当前实施法律援助工作的“瓶颈”。当前，如何有效解决法律援助经费不足，走出经费制约的困境，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法律援助经费概述
（一）法律援助经费的概念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因此，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政府为帮助受援人解决各种法律纠纷而支出的法律服务费用。从狭义上讲，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包括咨询费、代理费、刑事辩护费等支出。但是，法律援助机构在核定咨询费、代理费、刑事辩护费等费用标准时，应当充分考虑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调查取证费、差旅费、文印费、交通费、通讯费以及案件承办人员所花费的办案时间等其他费用。
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建制还不完备，全国多数地方政府仅仅是象征性地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有些地方政府虽然明确发文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但是只有机构设立而没有专门编制配备的情况广泛存在。很多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都依靠司法局内部调剂，再加上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职能并没有及时加以调整和减少，而目前的日常开支是按“人头”下拨的，所以无论在“人员上”还是在“经费上”都给司法行政部门带来了无形的压力。这种现象在基层尤为突出。上述情形导致了全国各地出现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用于机构日常行政开支的非正常现象。如《浙江省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第5条规定：“法律援助经费用于下列开支：
（一）承办法律援助业务；
（二）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教育培训、调研工作；
（三）表彰奖励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四）法律援助的其他必要开支”。我们认为，该条规定的“宣传、教育培训、调研”等支出都不应该从法律援助业务经费中开支，而应该从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经费中开支。《浙江省司法厅关于法律援助和“12348”法律服务工作目标考核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明确规定了用于法律援助业务和行政开支的比例。《意见》第2条第10项规定：“专项经费必须确保受援人寻求法律援助所需。设区的市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的支出一般不低于经费总额的65%；县（市、区）市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补助的支出一般不低于经费总额的70%”。目前法律援助工作实施的困境并不在于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常运转，而在于用于法律援助业务的经费不足。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案件受理数量远远大于财政拨款额度，导致“僧多粥少”“寅吃卯粮”的困境。
同时，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也导致了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时获得的办 2 案补贴过低，办案补贴远远低于社会收费标准。虽然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承办法律援助案件是每一个社会律师应尽的社会义务，但是过低的办案补贴也严重打击了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导致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偏低，受援人的法律权利并不能很好的得到维护。
（二）法律援助经费的意义 1.有利于体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有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责任），社会的贫、弱者享有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的权利。法律援助的责任归属，决定着建立和实施这一制度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2]这正是法律援助作为一项政府责任区别于社会慈善与道德责任的关键点。
在《法律援助条例》制定前，我们一直将法律援助定位为律师的一项社会义务，《律师法》第42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从法理上来说，法律援助应当是政府责任，而非律师责任。因为2003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所以说，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等原因，将法律援助的责任完全落在政府的肩膀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们现在所应做的是如何用最短时间完成“律师责任”向“政府责任”的过渡。目前存在的将政府责任转嫁为律师责任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违背了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初衷，也不符合法律援助制度国家责任性的法律目的。各级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体现，是对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贯彻和落实。
2.有利于实现法律援助的立法意图
在法治国家，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没有经济能力的弱势群体也能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和公正的审判权。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府设立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才能够确保法律援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如果法律援助经费无法得到保障，那么法律援助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3 木。因为，仅靠一副热心肠是掀不起轰轰烈烈的法律援助活动浪潮的。如果说给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那么不竭的经费投入就是启开法律援助这扇大门的支点。我国很多基层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而没有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中，导致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常常步履维艰。
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进入司法平等保护的机会，并以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而非行政的手段保障这种平等的实现，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3]因此，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有利于实现我国法律援助的立法意图，保障法律上的弱势群体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以实现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愿望。
3.有利于确保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
确保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是考量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承担法律援助的一般是专职律师，但是“商人本质”的属性决定了社会律师对其承担的法律援助案件比较冷淡。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实施主要是依靠律师的“行侠仗义”。现实中，有的律师对待援助案件办案和自己代理的有偿服务案件的态度截然不同，有一种应付敷衍的情绪，特别是在刑事案件的辩护中，很多都是走过场，辩护只是个形式，办案的质量可想而知。
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可以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案件质量，使得法律援助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西方国家为了实行法律援助每年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经费，如英国作为法律援助制度发源地，其遵循一个基本理念：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能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从而决定了法律援助经费开支是英国政府唯一一项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即法律援助经费开支可以突破预算，实报实销，以至于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速度曾一度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二、国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制度
（一）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因为严格恪守“责任政府”的理念，所以法律援助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家财政。只是近年来才开始有一小部分资金来自受援人的分担费用与法律援助案件胜诉后由委员会从败诉方收取的法律费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英国对于法律援助资金一直实行上不封顶的开放式财政预算，不为法律援助资金需求设定上限。依据专款专用的原则，在英国，法律援助经费和日常行政办公经费是分开拨付的。根据《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规定，每年司法部长需要履行其法定职责，向法律服务委员会拨付其认为适当数额的法律援助经费，以支持法律服务委员会履行其与民事法律服务及刑事辩护服务有关的职能，并向法律服务委员会支付日常行政办公费用，以满足法律援助服务委员会开展日常管理工作的需要。每年法律服务委员会的经费预算都要纳入司法部的部门预算，并以直接拨款方式拨付给法律服务委员会管理使用。英国对法律援助的重视程度从近年来不断攀升的法律援助经费数据即可得知。据统计，1998年法律援助费用约为14.26亿英镑，1999年16.5亿英镑，2000年20.85亿英镑，2009年26.02亿英镑。资金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英国法律援助已成为全国各类公共服务部门中增长最快的服务之一，每年法律援助经费开支的平均增长率达5.7%。可见，英国法律援助是世界上经费保障最充足的法律援助制度。
（二）美国
美国的法律援助分为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但是真正的刑事法律援助开始于1963年。这一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享有获得律师辩护帮助的权利”解释为：“当被告人无力聘请律师时，州政府要有公共资金为其提供辩护律师”，这样才明确了刑事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明确了资金来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才逐步确立下来。美国50个州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是：22个州政府100％出资；6个州出资75—100％；3个州政府出资50％；18个州由县政府出资；2个州政府不出资。同时，一些州建立专门委员会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督，以保障法律援助的高效、协调与经费开支合理。在22个全额拨款的州中，有14个州建立了监督机制；6个出资75—100%的州中有3个建立了监督机制。
[4] 美国的民事法律援助最早出现于1876年的纽约。当时纽约德国移民协会建立了一个保护德国移民的组织，给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但是早期的民事法律援助只是律师自愿的慈善或者说道义行为，只存在于一些大城市。1974年，《法律服务公司法》通过，法律服务公司正式设立。1975年法律服务公司得到政府拨款，按照各州贫困人口数向各州分配法律援助资金，正式运作。国会每年都直 5 接拨款给法律服务公司，公司再向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拨款。在全国所有的民事法律援助资金中，法律服务公司提供的资金占80 %多；《社会保障法》等的联邦资助占了8%；律师协会和各种信托基金（IOLTA）的利息为法律援助提供了约1.6%；州和当地政府资助近1%。
（三）日本
日本是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比较早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日本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分为民事（包括行政）和刑事两大类。民事法律援助由民事法律扶助法规定；刑事法律援助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主要是国选辩护人制度。2004年以前，法律援助经费不全由政府出资，其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是日本律师联合会。2004年《总合法律支援法》制订后，日本立法确定了司法支援中心的运作经费全部由国库补助。因此，直到21世纪初，日本才正式确认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担负的义务。
根据《总合法律支援法》的规定，司法支援中心的资本金全部由政府出资。政府、地方公共团体之外的其他人不得向司法支援中心出资①。司法支援中心应于每个事业制作借贷对照表、损益计算书、有关利益处分或损失处理的文件，以及其他法务省命令确定的文件及其附属明细书（以下称“财务诸表”），并于该事业终了后三个月内向法务大臣提出并获得其承认。法务大臣在根据该规定承认财务诸表时，应事先听取评价委员会的意见。司法支援中心在获得上述承认时，应毫不迟疑地在官方报纸上公示财务诸表，且将财务诸表及第二款的事业报告书、决算报告书和记载监事及会计监查人意见的书面材料备置于各事务所内，在法务省命令规定的期间供一般性阅览。对于各项核算，遇有每事业、损益计算中发生利益的，在补偿前事业遗留损失后仍有剩余时，般应将该剩余金额定为公积金；遇有每事业、损益计算中发生损失的，在从公积金中扣除相应金额后仍不足以弥补时，一般应将该差额定为遗留亏损金。
日本的法律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由国家财政拨款，这是经费的主要来源。由协会每年向法务省提出预算，经法务省审查批准后，列入国家财政支出计划。二是社会损赠，这部分经费来源较少。
（三）香港
①②
② 《总合法律支援法》第17条。
《总合法律支援法》第44条、第45条。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律援助制度由其《法律援助条例》加以规范，其中规定，法律援助署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额拨款资助，以支付审查申请及进行诉讼的法律援助费用、员工酬薪及部门支出等三部分开支。在上述拨款中，法律援助费用的拨款没有财政限制，不受立法会财政预算案的限制。而且，如预算资金不能满足当年的法律援助资金需求，法援署可向政府申请追加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署在提供法律援助时，不会因财政限制而受到不利影响。也就是说，法律援助署在执行普通援助计划时，不受立法局财政预算案的限制。据统计，2000—2001，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经费开支达到8.83亿港币，加上政府拨给当值律师服务计划的0.99亿港币，政府投入总数为9.82亿港币，占当我国香港政府总财政支出的0.45%。[5] 2007—2008，香港法律援助经费7.22亿港元，人均约100元。这种高额政府财政投入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也是少有的，充分表明了香港政府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重视和对法律援助署工作的肯定。
除了政府拨款，法律援助计划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法律援助费用的分担制度。在财政收入上虽然超过了普通法律援助计划所规定的上限,但仍没有足够能力负担聘请私人执业律师进行诉讼所需高昂费用的人士可以申请辅助计划，凡申请辅助计划所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时交纳登记费1000港元，如果申请失败,此款项不予退还。如果申请人获得了辅助计划所提供的法律援助，则须再交纳1000港元。当申请人获得法律援助后，其进行的诉讼最终归于失败，他必须支付的费用只限于上述已支付的2000港元。如果申请人胜诉，则须将获得的赔偿额中的15%拨入法律援助辅助基金内，以协助其它受援人在日后进行的诉讼。[6] 因此，香港的法律援助经费大部分是来自政府拨款，除此之外还有来自社会的捐助，另外就是法律援助辅助基金。
三、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困境
2008年9月，国务院批准司法部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司，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律援助管理机构纳入司法行政机关序列，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司法部还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促进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各地制定 实施了“三项标准”，即公民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事项补充范围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权益保障事项逐步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覆盖面。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经费，或者数量很少，无法满足经济困难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要[7]。现阶段，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援助经费人均经费过低。人均经费过低是实施法律援助遇到的最大问题。2009年的全国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0.56元。资料显示，青海省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是省级0.4元、州（地、市）县级0.5元；宁夏回族自治区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接近1元。四川省2010年的法律援助人均经费不足1元。全国多个省市区的法律援助经费都徘徊在1元上下。以2008年为例，我国财政拨款102亿元用于全国各地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而美国当年除了刑事法律援助由政府全部出资外，联邦政府出资6亿美元用于民事法律援助；英国人均民事法律援助为32美元，美国人均民事法律援助为2.25美元，而我国人均法律援助资金总量不足0.2元。尽管两年来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但日前人均法律援助资金仍然小到0.3元。法律援助经费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过低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导致了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无法受理大量的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只好将部分案件拖到下一再行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引发部分困难群体对国家法律援助这一制度产生怀疑。
第二、法律援助经费增长额不固定。从历年全国办案经费的增长情况来看，《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前一年，即2002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8444.33万元，2003年达到了16456.84万元，2009年达到75760.37万元（见图一）。[8] 图一：2002—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情况
75760.378000068349.***33.***9.784000028052.324577.443000016456.84200008444.******0720082009 数据显示，2003年比2002年增长94.89%，是历年增长最大的一次，究其原因，主要是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颁布实施，经费问题得到了响应的重视。2003年以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04年比2003年增长了49.34%，2005年增长了14.14%，2006年增长了32.0%，2007年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达到41.87%，此后又开始放缓，2008年增长为30.11%，而2008年共批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为546859件，比2007年增长30.2%。[9]到了2009年则只剩下10.84%，而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案件641065件，提供法律咨询4849849
[10]人次，分别比2008年同期增长17.2%和12.2%。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跟不上案件数量的增长速度。从数据可知，我国法律援助经费增长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随意性很大，不利于法律援助事业长远规划与发展。
第三、法律援助经费主要靠财政拨款。2002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8444.3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804.61万元，2003年达到了16456.8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5211.66万元，2009年达到75760.3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4875.03万元（见图二）。
图二：财政拨款占法律援助经费总额比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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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财政拨款占了整个法律援助经费的绝大部分，2003年至2009年的8年里，所占比重最大的是2009年，达到98.83%，所占比重最小的是2004年，也达到了88.34%，其余年份，均在90%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法律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经费来源十分单一，这也间接造成了法律援助经费增长缓慢。
第三、法律援助经费地区分布不平衡。在政府财政拨款方面，全国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当地政府有财力承担较多的法律援助经费，而群众需要法律援助的反而相对较少；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政府无力承担过多的法律援助经费，而这些地区偏偏又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反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援助资金。2009年，在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中，同级财政拨款额为62937.41万元，占整个法律援助经费财政拨款总额的82.2%，同级财政拨款最多的省份是广东省，拨款额达到7322.94万元，其次是山东省（4296.04万元）、江苏省（4084.94万元）、浙江省（3769.89万元）、河南省（3392.01万元）。同级财政拨款额超过2000万元的省份还有上海、四川、辽宁、重庆、湖南、湖北、福建等。[11]广东、江苏、浙江、河南四省同级财政拨款达到15542.88万元，占全国法律援助同级财政拨款总额的24.7%。
同时，法律援助经费在省、地市、县三级分配也不平衡。2009年法律援助县级平均财政拨款额为13.61万元，地市级平均为45.47万元，省级平均为197.94万元，县级为省级的6.88%，地市级为省级的22.97%，而恰恰是县、地市两级承担着绝大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与法律援助咨询的开展工作。
四、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出路
虽然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但经费不足依旧是目前存在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全国30多个省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得到政府拨款经费5541.23万元；2002年，全国共有法律援助经费8444.33万元，其中政府拨款7804.61万元。由于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建制不完善，导致办公经费和法律援助业务经费混同使用，所以某些地区如果扣除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的工资福利、办公经费等之外，政府拨款的经费真正用在办案补贴上的很少。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要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出路在于尽快确立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标准和经费保障方法，同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先行试点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
（一）急需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方法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还明确了法律援助经费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模式。但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法律援助最低资金保障制度，许多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也没有纳入当地政府财政预算，在全国已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29个省中，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出现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问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
我们认为，解决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采取英国式的标准，即每年按照我国各地GDP总量的一定比例拨付到法律援助经费专用账户。经费拨付到专用账户后，必须只进不出，滚动使用，以确保专用账户内的法律援助经费充足；二是采用“人头”式标准，即以当地政府所辖区域的人口总数为基数，按照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来核定财政的拨款数，并一次性打入专用账户。经费拨付到专用账户后，也必须做到只进不出，滚动使用。必须注意的是，计算当地人口总数的时候，应当将外来流动人口计算在内。三是采用实报实销标准，即对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没有上限标准，办结多少案件，需要多少援助经费，政府就报销多少。
由于受地区经济差异较大，法律援助制度不够成熟，流动人口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还难以准确统计，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援助经费拨付专用账户后“只进不出、滚动使用”的经费管理模式还难以实行。因此，英国式标准不适合发展中的中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要求（当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较为成熟时尚可考虑）；而“人头”式标准始终不适合中国国情（不管哪种方面的经费需要）。所以目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采用实报实销式，即法律援助机构当年办结多少援助案件，需要多少援助经费，政府就给多少经费的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模式。
（二）亟待确立法律援助经费的拨付标准
当前，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经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援助经费的标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即政府依据哪种标准来进行财政拨款是最合适的方法还没有确立。目前较为通行的做法是成本理念。如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24条第3款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办案补贴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会造成不重视的地区办案补贴多年来都是一成不变，重视的地区，若干年后再增加一二百元。暂且不说这种标准确定的办案补贴高低的问题，关键是所谓的成本谁来核定？按照什么标准来核定？事实上，这个成本没人核定，也没有依据来核定，完全是人为的自由心定，没有事实依据。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我国法律援助经费的解决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从我国的实情出发，以社会律师的收费标准来衡量法律援助业务的付费标准不失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即按照当地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来确定相应的法律援助业务付费标准。主张这一标准的依据是：一是法律服务收标准具有地方性，可以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较大问题；二是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具有核定依据即以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充分考虑当地人均收入和支出；三是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是在物价、业务主管部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出炉的，具有可行性；四是法律援助政府责任的经济体现应该是政府花钱购买法律服务，当然要以市场化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来衡量。
（三）逐步试点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
法律援助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是指通过受援人预缴或申请事项胜诉获赔后，按照规定分担一定比例法律援助费用的制度。受援人预缴的费用一般不超过该项申请法律服务费的10%，不论该案成败，一律不予退还。案件胜诉获赔应分担费用的标准一般不超过获赔总额的1%，而且应事先设定起征基数。这样做既是对政府经费的一种补充，同时也是对申请人随意申请法律援助的约束，更是对法律援助条例没有限制性规定的一种弥补。
在国外，推行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的国家中，受援人分担的份额，一般要视其从诉讼中获得的收益是多少而定。在多数国家中，这类费用通常不到法律援助总开支的1%。因而，对胜诉的受援人来说，从胜诉所获中拿出很小的一部分来补偿法律援助的经费开支，对其来说，完全有能力承担，而且对其经济状况影响不大，因而是可行的。对于败诉的受援人则不予分担这部分费用。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可以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先行试验受援人费用分担制度。进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做好经验总结，为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做好准备。
五、结语
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法律援助经费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从律师行业的义务责任到政府完全责任的过渡期。同时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解决当前法律援助经费所遇到的难题。各地政府在考虑选择何种经费标准和保障模式时，需要从当地政府的财政实际出发来确定。我们相信，再经过十载春秋后，法律援助的责任一定能够真正的落到政府的“肩膀”之上。
参考文献：
[1]郭孝实.司法预救济与再救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06.[2]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培训教程[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4.[3]何东平.以人权的平等权维度看法律援助——兼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7.[4]宫晓冰.美国法律援助制度简介[J].中国司法,2005(10):97.[5]贾午光.国外境外法律援助制度新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383-384.[6]牟逍媛.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3):30.[7]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关于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司法,2005(2):70.[8]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全国历年法律援助数据图[EB/OL].http://www.xiexiebang.com.[9]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2008年全国法律援助统计分析[EB/OL].http://www.xiexiebang.com.[10][11]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2009年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EB/OL].http://www.xiexiebang.com.
第四篇：重庆大学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重庆大学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好啦好啦，你要的答案 @晋哥哥
各部分都有更新，有的地方更新内容比较多，建议全部„„从头开始看一遍„„板块分为三个，第一板块“困局”，讲的是重大存在的问题；第二板块“变局”，讲的是重大在面对困局时所努力做出的改变和进步，也打算重学校层面、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来讲；第三板块“大局”，是给重大的一些建议，有些事我觉得重大有必要做但是还没做的，所以想给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一家之言，重点在抛砖引玉，就像这个知乎问答一样，依旧引出了很多好答案。而且我觉得，改变远比抱怨或者陈述更重要。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完全可以再集中收集一下大家那些理性有益的意见（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具体到执行层面），然后通过合理的途径传给学校方面的负责人，如果老师们觉得有些意见不错有可操作性大家再一起理性探讨一下，共同努力让母校变得更好，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本人是重大本科09级学生，现在还在重大读研，经历过三任校长。这几年看到重大的政策和变化，所以也想说说自己的一些体会。关于重大的困境，我的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先扯一个自己当年的例子，我刚进重大土木时，当年土木排名是全国第五，当年我们跟重师联谊的时候，对方听到我们是重大土木的都特别感兴趣，因为当时只有我们土木可以在找工作时顺便把女票的工作一起签了。到我大二的时候，土木降到第八，大家心想，好歹还是老八校，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大三时重大土木全国并列第十三，当时整个学院都炸开锅了，因为学院的好多人都觉得老八校的荣誉不在了，各种不满都来了。当然排名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那份荣誉。其实也就那时候开始我还有周边一些小伙伴才真正去关注发现重大的一些问题。
言归正传，以下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不足之处敬请谅解。
一、困局
1、学校层面
（1）地理位置的限制 这种限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的欠发达。即使重庆是直辖市，即使重庆有各种各样的好，即使重庆未来潜力再大，但就目前来说，甚至是未来5年10年来说，它就是比不过北上广江浙。优秀的人才都愿意往富裕发达的城市跑，科研能力强的人都愿意去城市好、资源多的高校去，这种马太效应会吸走西部地区的人才，并且使得很多新毕业的优秀人才也往北上广江浙去。二是城市的不够出名。就算重庆现在增速全国第一，就算重庆10年后GDP持平京沪，但城市知名度的增长还是会慢于经济的增长。这种出名不是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城市，而是说外地人愿不愿意去了解、去生活到这个城市。除了重庆的火锅和GDP增速，那些从来没来过重庆的人又有多少想着了解重庆？甚至问他就业城市时要不是家要不是北上广，很少会第一个讲到重庆。这才是城市的正在知名度，它会慢于GDP的增长。就像我没来重庆之前对他几乎都是完全陌生的，甚至还觉得它很穷，但过来之后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一回事。别忘了，08、09年已经是重庆比较知名的一个时期了。
三是城市资源的稀缺，北京的高校有紫光阁计划可以直接去中央部委实习，北京的高校也有很多机会直接去大型央企总部实习或者直接跟他们合作，上海也有很多大企业可以合作实习，但是重庆就缺，从城市资源上来说现在的重庆就是比不过北上，重庆资源少代表这重大获取外部优质资源所花费的成本得更高。（2）财政资金的限制
不知道大家看了最新的那个2014高校财富榜单没有，重大的决算是42.91亿，排在22位，看似跟重大的排名倒是很符合。但其实一点也不。我问了下其他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决算是收入加上以往盈余的收入（这里存疑，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有懂的人还请指正一下）。仔细看这个表，把我们的决算减去收入，只有8.64亿，在前30名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中算非常少了。也就是说其实重大一直都是处于钱不够花的状态。这种不够花首先就体现在实验室的建设费用上。以我本科所在的土木学院为例，土木的风洞实验室预算只有4000万，计划明年开始修建。而同济在十几年前就有花费1亿多风洞实验室了，而在我入学前几年湖南大学都投资2亿建立风洞实验室了，也就是这个风洞实验室使得湖大土木那几年排名迅速上升。风洞实验室对土木工程来说非常重要，重大土木作为老八校，为什么现在没修，好不容易修了就只有4000万呢？其实还是因为钱不够。别说土木，其他学院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最近这几年的经费多不代表我们之前也是经费多，在更长的时期其实我们是资金受限的。（3）核心优秀实验室的不足
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核心实验室不足，如上文所举的土木学院风洞实验室，我相信其他学院也面临同样的窘境。二是优秀的实验室不足，虽然对外来说，我们很多实验室都有，包括一些对科研教育比较核心的实验室，但也仅仅是有而已，其实验器材、人员素质（这个下文再慢慢介绍）、配套资金等都达不到它设计的样子或本该有的样子，如当年那个差点被摘牌的某国家重点实验室。（4）场地面积的限制
虽然重大总面积看上去不小，但去掉虎溪，老区能开拓的土地实在是不多了，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去新修实验室，校园内也缺少足够的土地来进行开发。如果离学校隔得太远，那其实也不利于师生做实验。除非学校肯拆除学校内的一些住宅和滨江路边的旧房子，但那样成本真的会很高昂，能做到什么程度也真的不好说了。（5）基础学科的孱弱
正如 @江毓星 所说，重大是以工科见长的学校，工科想要在科研和企业应用上取得突破离不开基础学科的支持。举例来说，MIT的土木之所以拿到了全球第一，其数学系和计算机系（MIT的数学、计算机两大院系的恶心程度不用我再阐述了吧？）功不可没，因为工科很多的经验公式、分析模拟都需要良好的数学功底和计算机功底，有时候工科自身搞不定就需要拉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小伙伴来一起研（gao）究（ji）。同样啊，航空航天学院也需要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支撑。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就是渣啊。（6）部分学科的缺失
其实这里我就觉得重大唯一缺的只有医学，这个学科确实容易出文章，也有利于迅速提高排名（当然排名这东西都是给外头人看的，也不能小瞧它„„比方说我认识的一个中东来的博士就是谷歌出它在重大的这个专业是全国前列然后就过来了„„）不过貌似那个谁（S）谁（J）谁（D）有可能嫁过来，所以„„你懂得<(￣ˇ￣)/（7）学校导向错误
这种导向错误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大的导向是就业为主，这点我非常不赞同。大学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人才，只要人才够优秀，还怕找不到好工作？而重大现在是过于看重就业率和初次就业单位，尤其是在本科阶段讲就业讲的比较多。不是说不能讲就业，而是说重点应该关注把他们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学生能扎实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熟悉整个行业的形式、切实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注意是发展，不是维持现状，后文讲到学生层面再说一下），那么用人单位绝对是会抢着要他的。二是重大不提倡精英意识。这个具体我想放到学生层面去讲。
三是重大却少的是情怀。这也是，放到学生层面来讲。学校层面我暂时想到这么多，至于其他的困局如教学、科研等我想放到教师篇和学生篇。同时困局完了之后我想写下变局和期盼两大块。
2、教师层面（1）科研态度的低下
这条当然是首要的了！重大有没有科研态度好、科研能力强的老师？有！但是数量太少！每个学院就那么几个！想想重大一个学院多少老师！
这种科研态度的低下反应在三个层面。
一是老师无心科研只想赚钱。据我观察至少一半的老师在科研上的态度简直是枉为人师，就想着挣钱去了！想挣钱别来大学当老师！当了大学老师就好好教学生好好做科研！！重大科研的越来越弱势最主要原因不是设备，不是城市本身，而是人的态度！就算设备不足、城市资源不多，但真要好好发挥利用起来也绝不会是这个样子！重大的很多老师都是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做的都是社会上很多中低端企业也做的事情，而不是帮企业社会解决未知的问题！就算很多老师打着解决问题进行创新的幌子，但其所作所在本质上依旧不是解决未知的问题，而是为自己圈钱。
二是老师科研看重表面文章。什么叫看重表面文章？就是很多老师（比例也不会少！）都在意我发了多少篇文章，参加了多少会，弄了多少项目资金，但却从来不关注自己文章的质量和影响因子。100篇灌水的SCI也比不过一篇高影响因子的SCI，我有个学长硕士期间发了8篇SCI，最后拿了重庆大学第一届学术之星的荣誉，但是他博士申请也就去了日本东北大学，用他的原话说“因为这几篇都是灌水的，看似多但其实没多少含金量”如果随便一篇SCI都那么厉害，那他为什么去不了ivy去不了G5去不了big ten呢？。至于EI我出去联合培养外面老师直接来了句EI没啥学术价值叫我别看了要看就看最顶级的SCI期刊和会议以及大牛写的书（也许是我的老师比较看重质量的结果但是他的学生随便一个硕士毕业论文都能发我这个领域的顶级SCI期刊或顶级SCI会议了„„我见过一个这边一个厉害的学长（土木 数学双学士„orz）从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提取了2篇顶级SCI期刊 1篇顶级SCI会议然后直接去了MIT跟了他们土木的系主任„„orz）（当然EI这玩意还是得看具体学科，我这个方向EI没啥价值，但是在有些领域的EI期刊比水的SCI还厉害，所以各位辩证看就好）。但重大的很多老师却恰恰在意这个数量而不关注质量，这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这种循环的结果就是，我们看上去发了很多SCI之类的，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重大的学生在直接申请国外博士时几乎进不了顶级的学校，因为他们及其指导老师从未做出什么有影响力的成果来踏进那个顶级的学术圈，甚至有时候连第二梯队都艰难踏进。
三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忽视。硕士也好博士也好，进来首先是学生，要先把学生教懂给学生必要的学术基础训练，再去指导他们进行相关科研活动或者参与工程项目，但现实是好多（这个比例真不会少）老师都是直接丢个东西给学生，不关注学生的想法和教育，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学生当然也需要主动学习或者完成老师交代的学习任务，但重大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是，老师什么都不教就让学生自己折腾，这就导致学生的学术基础是非常差的，不懂学术论文写作格式（研究生院弄得那个SCI写作培训简直就是烂到家了„„还不如哥哥自己总结的„„）、不懂如何设计实验等。导师就应该是提供学术指导和培训科研基础的老师，而不是提供设备和场地的商人！
至于有人说很多学生以就业为导向，我觉得好多人都没弄清楚科研是什么。科研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探索未知，而不是paper和money。这是一种态度和方法，这种态度和方法拿到企业中一样有用，你现在都没这个态度以后工作就会有了？乃衣服。（2）交叉学科的忽视
重大对交叉学科的科研真的是少的不要不要的，而至于交叉学科的教学„„对不起我到现在都没看到„„现在交叉学科是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地方好么！！现在交叉学科是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地方好么！！现在交叉学科是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地方好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大的这些老师完全就是没意识！！习惯自己学院各自为战，一谈到钱就不想跟其他学院合作，这样还怎么出成果！！（3）视野狭隘
重大很多老师对钱和自己利益看得比较重，关注的圈子也往往就是国内这个小圈子。至于国际上哪些学校哪些老师哪些会议他们都做了什么等等，关注的实在太少了。就算有出去开会的，又有几个是国际上的顶级会议呢？为什么重大学生直接以重大的身份（指学术学习经历完全在重大，也没出去联合培养提前搞定老师什么的）直接申请国外顶尖大学的PhD（是PhD不是硕士，硕士是本硕博当中相对来说最容易录取的了）会那么难呢？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参与过最顶尖的会议啊，老师不出名学生也不被认可。而且老师也很少会告诉大家国际上最新的是什么样（有的所谓的新不是因为别人真的有多牛逼，而是因为我们见识的少，下面会逐条距离）。不知道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不愿意去渴求了解进步。人家就在那里，他不来找我们我们应该试着去找他们，向他们学习，找他们合作，这样才能进步。但现实就是，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去看外面的世界。很多美国已经玩了很多年甚至都快要玩烂了的技术，我们的老师却觉得这些技术很先进。如果老师都变得井底之蛙，那么学生该怎么办？
（4）教学层面的落后 这种落后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知识陈旧。怎么个陈旧法呢？以我所在的建筑学部为例，建设领域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最近在中国特别火，而在国外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教学层面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呢？整个建筑学部就只有两个老师开了相关的课程，而且还都只是概念层面的讲解。这样学生出去又怎么能适应外部的迅猛变化？ 二是教学方法的落后。我们的很多课程都是通过照本宣读 期末考试或论文的方式来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就会导致，平时好多不听课 期末突击考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考过就真的忘了，而且课堂知识也比较无聊。而美式教育常常使用的是期末趴的方式，一个班做出来的东西在教室或者公共空间展示，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看去询问他们做的是什么，同时老师会请来其他不上课的老师和业界的同仁（都和这门课的知识相关）来一起给学生打分，这种模式跟业界的结合往往会更紧密一些，而不是靠期末突击就过了。
三是交叉学科教学应用的忽视。举个例子，holography（全息影像），我想各位重大的工科生在上大学物理实验的时候都做过这个实验，其原理也不难。这项技术用在建筑上可以更好地对建筑进行展示。但现在重大的现实是，整个建筑学部没有老师也没有课讲二者之间的结合及应用。而这项技术美国早就玩烂了，他们很多院校的土木本科都会做这个，中国我记得上交的上交-密歇根学院大一的学生做期末趴就会展示这个。而我们呢？如果永远都是那些陈旧的知识和陈旧的应用，这样下去学生思想也会变得陈旧。
四是对专业英语的忽视。这种忽视首先是在教材上。我本科期间就上了一门专业英语，然后知道了一些词，但是更多专业性的名词我是不知道的，甚至很多成绩顶尖的学生都不知道。而清华的经管和部分工科学院早就使用美式原版教材，甚至一些学院大三开始就是纯英文授课，这样学生在专业上跟国际接轨的程度将会远远超过我们，出国后他们也比我们能更早地适应专业学术上的教学及科研任务。哪怕重大觉得本科还是就业的人多，那么硕士呢?博士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重大又有几个非语言系的老师能进行全英文授课呢？不和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接轨，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就只能做中低端的事。
五是对编程的忽视。重大是有上C语言的课，然并卵。除去计算机、软件这种靠编程吃饭的学院，其他学院如建筑学部、经管学院、材料学院等等，编程水平普遍就是渣，C这种东西学了之后就忘了，后面也没有相关的课程需要用到，所以很多学生就自然而然放弃了。但是真到出国留学和进行科研创新的时候，编程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自己开发一个小程序小插件就能发SCI了。我有个菊花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学，她说在美国好多医生都会编程，搞不定的就自己编个程进行计算或者分析，而他这个学校的同学编程能力也普遍较强。重大在编程上的羸弱也是我们科研落后的重要成因之一。更可悲的是，没有老师意识到这点并想着去改变他。
六是浮躁慵懒。我之前去了台大土木系交流，他们有个老师开了一门机器人的课程（你没看错！就是机器人！土木的开机器人的课！！），他之所以开这么课是以为他觉得土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候必然要依赖机器人，所以他就自己研究机器人方面，然后弄了三年这方面的研究才最终开了这门课，并且每年都还在根据同学们的意见来不断改进。反观我们的老师呢？看重短期内的文章数和项目资金，不着重长远的发展，不想着不断改进自己。我承认确实有很努力很创新的老师，但可惜，数量太少，而且更可惜的是好多都不在现任的领导职位，所以变革会慢得多。
七是对科技前沿及相关设备不敏感。美国土木工程有很多可视化方面的开发都是和IPAD、Iphone等进行结合，学校里本科生也有用leap motion来辅助工程建设和展示的，还有无人机、3D打印、水刀机等，这些都只是用在土木这一个专业上而已。但是我们呢？其他专业我暂不评论，就说我们这个号称土木老八校，建管排名全国第一的建筑学部又有几个老师在关注这些呢？（5）市场意识的缺失 这种缺失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在政策上。以我所在的建筑学部为例，整个国家都在大力推广建筑信息模型（BIM），这个势头从08年就已经开始有了，但是我们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完善的教学培训体系，甚至连大纲和提案都没有，这种反应真的是太慢了。二是在校企上。这点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放到老师这个层面。校企这个东西首先得有人去做，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一样，但是重大这个环境下老师比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出一个校企。但可惜我们却没有，看看北大和清华，再看看我们。现在国家在鼓励大学生创业，但我们连一个较大规模的校企都没有，这又怎么能给学生以经验和资金上的指导和帮助呢？当然校企没有的原因有很多，我这里说的也不一定对，具体我想等后面说到学生层面的时候再补充来说明，届时大家可以将这两部分结合起来看。
三是在科研上。科研本来就应该是走在业界前面，在问题不那么糟糕时发现并替企业和社会解决。而重大„„各位研究生自己回答吧„„反正我在建筑学部是没啥感觉，我们做的事和社会上中低端企业做的没区别，纯粹廉价劳动力而已。我还是承认有优秀负责的老师，但是忒少了。
四是在教学上。我们的教学，尤其是本科生教学（研究生可以长期实习，而且我觉得研究生重点应该培养的是科研方面的能力和思想，这种能力和思想用到工作中一样有效），跟业界不能很好的同步，导致我们的学生出去工作后好多都得全部重学。而且重大往往存在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是代表了重大本科教育的缺陷，那就是学生干部找工作有优势。我在上文就说过，如果一个学生能扎实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熟悉整个行业的形式、切实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注意是发展，不是维持现状，后文讲到学生层面再说一下），那么用人单位绝对是会抢着要他的，这跟你是不是学生干部没有一点关系。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好多学生都做不到这三点，在面试时不是靠着对专业的掌握和行业的认知来征服HR，反而需要依靠学生干部这种外部标签来帮自己找到好工作，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本科教育和对学生干部的培养机制有问题，因为只有内涵不够的情况下别人才会看到你的外部标签。但为什么企业会这么关注外部标签呢？因为这些学生都一样啊，没人做到这些啊，进来后都是小白一个，什么都得重头开始培训，相比之下还不如找个学生干部至少年会啥的还有人去弄balabala。等到什么时候找到好工作的都是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仅仅凭着学生干部的标签，那才说明我们的教育成功了。
3、学生层面（1）缺少指引
我从大二开始一直有带新生做事，虽然带的新生是越来越少但最近的也带到了14级，通过他们的描述和自己的观察，我觉得重大的很多学生层面的问题都是由于缺少指引所导致的。
这种缺少指引表现在2个方面。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会在下文提出一些，还有一些放到建议那块去讲去了。
一是缺少优秀负责的人来指导。每年重大新生其实有很多好苗子，我们也有配班导师配班主任配引导人之类的，但是我们在执行上存在很多漏洞。有些配的指导人不怎么管他们，或者就是吃吃饭、说说选课、扯扯大道理、介绍一下进学生会进社团什么的，但在具体的执行层面、思想上等等却忽视了很多，而且由于一些指导人自身的原因实际跟学生见面聊天的机会也少，这些都远远不能给新生在追求卓越与优秀的意识与方法上的启蒙。而在选择班主任引导人之类的启蒙性角色上我有些一家之言
首先把关要严。有的班主任、引导人之类的在选拔上没有把关不够严格，有的老师或者研究生明明没有时间却担任了（有的是主动有的是被动）班主任，这样不好。在选择这类角色时应该充分考虑他们的充裕时间，并且考察他们对新生的指导计划。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好多学长学姐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渝跃团、优秀学生等，现在他们有在做一些，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充分利用一下。指导的效果应该在平时的积累而不是一次两次的会议。
二要设立奖惩制度。现在的制度是只要选上了他就可以有证明或者写进简历，如果是学生的话他就可以拿这个去评优评干去申请奖学金什么的。但现实是，确实存在一些不负责任或者由于特殊情况无法履行责任的班主任或者引导人班导之类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有相应的措施，如果是特殊情况不能履行职责应该及时换人，如果是自己不负责不愿意指导新生就该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如评定奖学金评优评干时扣分或者黑名单等）。学校期间很多时候犯错成本很低，这是好事，但往往也会导致一些人习惯敷衍了事。可是社会不会管这些，社会上做错了事往往代价是很大的。
三要提前切入时间和增加指导时长。很多班主任或者引导人出现的时间太晚了，有些甚至是在军训后。如果班主任出现在百团大战后，孩子们会错失很多锻炼的机会（不过现在有SQIP项目弥补，建管也有推出类似的阳光计划，后面讲变局的时候会再提到）。而这种指导性的角色最好能持续1-2年，如果中间不得不间断也可以考虑更换人来接替。现在很多大二升大三的孩子都跑来问我考研保研的事，我觉得这些本来就应该是班主任或者指导人做的事，万一有人不认识学长学姐或者学长学姐不靠谱怎么办？
四要清晰指导的内容。对于班主任和引导人之类的虽然也有培训，但是我觉得这种培训的内容还可以再深化一点。这里就学校的培训内容补充一些我的看法，篇幅问题尽量精简，抛砖引玉。
a、对于本科新生入学的从军训时甚至报名时切入，同每个人（一定要每一个人）都一对一聊20-30分钟左右，尽量了解其家庭环境、人生定位、性格、优缺点、暂定的毕业去向等。建议尽量在军训前三天完成，这样在军训后有利于班干的选拔（第一届班干对于一个班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算没有也一定要培养出几个愿意主动领头的人，如我这届非常优秀的电气12班，下文再详细介绍）
b、聊完之后在军训期间应需教会他们的知道：信息获取的平台（如重大校团委、重大新闻网、民主湖论坛、国际处、学工部等等，让他们有机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查到他们想知道的出国、干部培训、奖学金的信息）、知识获取的途径（如万方、知网以及国际数据库的检索应用，coursera、重大图书馆购买的学习题库等方便自学的网站）、目标实现的途径（如保研可以有成绩保研、支教保研、竞赛保研、三个教授联名推荐保研，想自己组织活动除了学生会、社团外还有SQIP、自己拉赞助、找副书记辅导员沟通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事情）、承担责任的意识（首先就提现在对班干的竞选上，我带新生的时候倒是巴不得每一个新生都去竞选班干承担起对大家的责任。而且我觉得这种竞争和向上的状态对于新生来说这种鼓励我觉得是好事，等到他们大了之后明确自己的定位之后再学习放弃和舍得）、学以致用（其实大家学的东西不是没有用，而是要看怎么用。一切知识归根到底还是要运用到实践上去了，就看能不能用得好。我倒是觉得马原给了我很多启发，即使是结构力学这种恶心了我很久的课程我们土木的同学依旧能从中悟出人生哲理）
c、大一侧重于：积极主动（事情就在那里，人也就在那里，新生要学会主动去找他们，而且要想好说什么。具体我放在下面有点单独来讲）、提供资源（班主任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人之力，自己或者说学院应该在背后提供相应的人力支持，如找学霸来分享学习经验、找学生工作达人来指导锻炼新生在活动考虑、执行等方面的能力、找已经工作的人来提供实习岗位等）、执行细化（大一新生进来往往在锻炼能力时或学习时出现粗糙的问题，班主任可以在班会时集中纠正。常常有新生跑来问我要谁谁谁优秀学长学姐的电话，但是真正跟对方联系的时候却连自我介绍都不会做，这就是准备不足浪费机会。在班会时可以集中处理交流）、情怀与品性（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来培养，后面我单独讲）、多彩体验（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很难跟一个大一大二的明确他到底要什么，而且有些事不经历他们是很难体会的，所以我觉得鼓励他们去多尝试一些，多犯一些错误，然后逐步发现自己到底要什么。更何况对一个本科生来说，他们现在所学的专业也不一定就是他们以后干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告诉他们大学存在的各种可能并提供尝试的机会。至于挂科这玩意，我自己带学生也有大一挂科的，不过只要不是太过分挂太多我都不着急，有时候不来点刺激挫折他们也不一定就能转过弯来。他们到大二时候就真的自己认识到一些问题了，现在总体来说他们几个还不错，学院里也玩的挺high，还一起弄了一个叫换客的公众号给支持学校里的技能物资交换，看上去not bad。我不太关心他们大一大二是什么样子，我关心的是他们毕业时的状态和以后能走多远。）
d、大二应该针对性更强一些：科研的进阶（一年的学习确实能发现一些喜欢本专业并且又好学的好苗子，这时候应该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给他们，当然我们有SRTP、国创之类的，但是执行过程中不够完善，这个我下面单独说下）、关注本质（这个下文讲）、战略与视野（大二时候应该积极引导他们去想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等等。同时这个时候应该让他们学习至少四样学习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工业科技、金融经济以及国际政治 陶冶情操的兴趣，想要成为优秀卓越的人，就一定要学习文化课之外的东西，并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与势态。这方面相关的文章会对他们的成长会有一定的帮助，推荐金鸿评论、东方时事等，这些不错）、专业实践的进阶（如土木学院的暑期三下乡活动，将支教与危房改造加固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学习模式远比上课 考试要好得多；同理，电气也可以试试将学生活动与电网改造农村通电等结合起来，城环也可以试试将水环境保护同学生活动结合起来。或者是学下博士生社会实践服务团，将多个专业的人凑到一起来进行暑期实习）、专业基础实习（这个我觉得应该根据专业特点和个人的发展来，但应该侧重于对概念和流程的熟悉。我带13级建管娃娃们的时候都是让他们大一大二去工地实习，因为对建设行业来说工地始终都是基本功，不去不行，去了工地再去地产什么的实习。当然土木建管等学院也有生产实习，但我觉得可以再针对性一下，如大二实习去一般住宅的工地看看流程熟悉专业名词，大三去地标之类的学习下进阶的知识。）e、大三我倒是建议老师专门开一门课讲讲行业的现状，大一讲的话很多人不会有体会。这门课一定要系统，如这个行业的前世、今生、发展，而且应该也讲讲不同类型的单位的情况。虽然我们也有类似的学术或者专业讲座，但是往往比较零碎，难成体系。我在台大时每周都有seminar，会请学界、业界的人来讲，也有让学生自己做然后展示的（如holograph和使用电脑程序控制吊车等），主题是很早就定好了，包括哪几块、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讲、讲完了之后会有什么效果也都想好了。我觉得我们也更需要一个成体系的东西。当然，同样需要成体系的也包括各学院学生会或者社团举行的讲座。
当然实际上不止这么多，我捡了几个主要的、比较好概括的来写了下。二是缺少专业基础训练的指导。这种专业指导的缺失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有待改进。重大也有SRTP，也有国创，但很可惜，很多都是老师本来就做好的，所以也不怎么关心学生到底有没有做、做的怎么样。至于实习也存在些问题。再看看研究生的状况，很多都是不停做项目。而重大很多本科生却不知道科研或者行业实践是什么样。如果没有班主任那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研究生的项目或者横向课题有由一两个研究生带队，招本科生参与进来，更多了解社会实践与企业应用；科研部分让研究生跟少量本科生一起参与进来去弄，把SRTP的内容变成大家都没有做过的内容，而不是让几个本科生重复做老师已经做过的东西。这种模式我现在也在带着一些本科生尝试摸索，如我当时成立的BIM俱乐部，现在也在带领本科生参与到我们的实体项目中来，让他们更清楚行业的实际项目是如何运作的。至于科研方面我们也在尝试，不过估计要到9月下旬以后才会慢慢开展。同样的也包含在专业实践上，我觉得如果实习之前能有班主任什么告诉学生实习要知道哪些基本的东西以及还有哪些额外的需要他们自己体会的话，实习效果也会好得多。（2）对优秀的误解
重大有很多学生往往习惯把标签化的东西当成是优秀，如成绩好、做过多少活动、拿了多少奖、发明了多少专利、被媒体关注多少等等。但我觉得优不优秀应该关注的是本质而不是这种标签化的东西。
成绩好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知道怎么应付考试，可能是碰到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师，也可能是真的把知识学到位了。做的活动多也担任过负责人，但他们也往往存在一个现象，这些学生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所做的活动都是平台本身的活动。什么叫平台本身的活动呢？就是没有你这个活动一样会做，换了人来做这个活动的效果也不会差哪去。这种情况下很多活动负责人的可替代性是非常高的，而且这时候的负责人也往往会成为一种“执行性”的角色，而不是战略性的角色或者核心性的角色。如果一个事情，从方案设计、资源获取、人员配给等方面，都是因为你个人才有，并且只有你才能做，没了你就做不了或者别人没法做到质变，那么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拿奖也要看大赛本身的含金量、目的以及参赛者的水平，如数模、美赛、周培源力学竞赛、龙图杯等，这些竞赛的含金量我是非常认可的，对于重大拿到这些大赛的一等奖特等奖我也表示由衷的欣慰，而有些比赛其举办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公司推广，其评判标准有时候也脱离行业实践（这个我不方便举例，大家去实个习就能发现这种差距了„„），而有些比赛由于参赛者水平的限制（如我看到的国内的很多针对学生的BIM比赛，其参赛者的水平就算第一名拿到香港台湾去都算只能算中等的。不过没法子港台这方面领先我们10年样子„„orz）也难说拿奖的就是优秀。尤其是创业类的奖项，创业这个东西只有市场才能检验，而不是这些奖项。拿了再多奖市场不认可也没有什么用。而重大有很多学生参加比赛都只是为了这一纸证书而不是为了学东西才去，或者是把这些证书当成了优秀，我不能认同这一点。至于发明专利，发明专利要有人用才有价值，如果没有人用，空有一个发明专利的证明，那等同于什么都没发明。而至于被媒体关注，我觉得大家往往没弄清楚一点，有时候我们做的事之所以能上媒体，不是别人关注我们，而是别人在关注重庆大学，同样的内容放到重庆一个不知名的学校去做可能就真的没人关注了。是重大成就了我们所做的一些事的出名，而不是我们做的让重大出名。如果是因为我们做的让重大出了名，那才是值得欣慰的，如云
第五篇：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基层检察院队伍建设的困境及出路
来源:中国财经时报网 时间:2012-09-13 14:40 中国财经时报网9月13日消息，我国80%以上的检察院在基层,80%以上的检察干警在基层,80%以上的检察工作任务也在基层，基层检察院是检察工作的基础。1在全部的检察工作中，基层检察队伍与人民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整体素质关乎检察队伍形象和检察职能的履行，成为考量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展示司法公信力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强基层院队伍建设，提升广大基层干警的素质业已成为履职所趋，形势所迫。然而，在加快推进队伍建设的进程中，基层院面临着队伍年龄结构老化、机构编制不足、高素质人才缺乏等诸多困境，业已成为制约检察队伍长远发展的瓶颈，亟待解决。
一、困境——队伍现状阻碍检察职能履行
（一）机构编制不足，新鲜力量难以注入。
科学合理的队伍编制数是满足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根据相关规定，检察机关政法专项编制达到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才能正常地开展工作。但实践中，由于检察院编制是由地方人事、组织、财政部门统一调控，留编不分、空编不用、编制混用等情况大量存在，许多基层院达不到额定标准，编制数不足的情形大量存在。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危及社会稳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日益增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基层检察院对政法编制的需求与日俱增，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甚至出现“一人科”、“两人科”以及一人身兼数个科室领导职务的尴尬情形，这在流动人口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已严重影响到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以成都地区某县级市为例（如图）：
地区人口总数（万人）
应有政法编制（人）
实有政法编制
（人）
缺编率
（%）
进三年招录
(人)78 78 64 18 1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编制情况图示）
不难发现，以该院为代表的基层检察院应有政法编制数和实有数都与当地人口数量的比例失调，缺编率偏高急需补充新鲜力量，但编制数不足又阻塞了进人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工作的开展，反映出现行检察编制面临的窘困。
（二）年龄层次老化，人才断档现象严重。
遵循协调发展的规律构筑检察人才体系，需要形成合理的年龄层次。因此，基层院各部门都应配置素质相当、数量合理、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人才库，形成与工作性质、任务基本匹配的网络结构，才有利于各项检察职能工作协调平衡地开展，使人才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但如前述原因，因机构编制不足，导致新鲜力量无法进入。而《检察官法》对法律本科学历和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才能任检察官的规定，使得基层院具有检察官资格的人员严重不足，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解决，由于年轻检察官得不到补充，使得检察官队伍结构比较老化，直接影响了队伍体系的科学建构。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04年以来，基层检察院共招录高校毕业生11512名，选调生2000名，招募大学生志愿者1526人次，新增政法专项编制有80%以上用于基层检察院。由此可见基层检察院的人才缺失状况。2以该县级市为例（如图）：
检察人员总数 26至30岁干警 30至40岁干警 40至50岁干警 50岁以上干警
全院平均年龄
64人 5人 12人 33人 14人 41.53岁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年龄分布图示）
中层干部总数 26至30岁干部 30至40岁干部 40至50岁干部
中层干部平均年龄
20人 1人 6人 13人 40.05岁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中层干部年龄分布图示）可以看出，该院平均年龄明显偏高，30岁以下干警只有5人，占干警总数的7.8%；40岁以上的干警有47人，比例高达73.4%，其中50岁以上的干警比例占全院干警的21.9%。而中层干部平均年龄高达40.05岁，在年龄比例上，年轻干部则比例偏小，人才断档现象可见一斑。
（三）人员结构失衡，办案一线力量吃紧。
在当前案件量骤增、案情复杂的情况下，需要保持适当数量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中等规模的业务精通专业型人才和大批量的基础性实用型人才，形成基础牢固、中层得力、高层拔尖的宝塔型人才结构。但目前检察人员中检察员、助检员、书记员比例有所失调，长期从事业务工作具有资深资格的检察官缺少。从文化和专业结构看，队伍中具有在正规院校法律知识系统学习的人员较少，具有综合和检察专业知识专家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相关知识上看盲点较多，因培训机制、经费保障、知识面广等原因，检察人员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一时不能很好适应新的标准和要求。在法律专业人员中，主修民事、行政、经济法学的为空白，尤其是缺乏既有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检察业务知识，又具有娴熟的计算机知识和外语表达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的高层次检察人员。如图，干警总数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大专以上人数
通过在职教育取得大专学历人数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数
国民教育双学位
人数
64人 16人 48人 1人 0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干警学历层次分布图示）
检察官总数
检察员
助理检察员
书记员
59人 44人 10人 5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干警法律职务分布图示）由于当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主要来自于恢复重建时期，检察机关以其它单位和行业调进的人员、国家分配的部队转业干部及少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居多，以上人员进院时，绝大部分都是中专或中专以下文化程度，虽然后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但文化程度并没有提高到与其学历层次相适应的要求。尽管1995年颁布的《检察官法》规定法律本科学历和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是初任检察官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其对该法实施之前已经进入检察队伍的干警未提硬性任职要求，而通过在职继续教育取得法律专业第二学历的干警，理论功底和专业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显然，干警通过初次国民教育取得全日制本科的人员较少，且严重缺乏计算机、审计、中文等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人员和具有刑事技术鉴定资格的人员，人才结构相对单一，这是导致人才基础薄弱、办案力量吃紧的重要原因。
（四）职级待遇受限，队伍激励措施乏力。
检察机关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在实施人性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尊重、理解、关心、造就人，充分激励干警，挖掘其聪明才智，让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岗位体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工作推动力。激励的手段除了物质待遇外，职级晋升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现实中，一方面，由于现行干部管理受财政供给体制方面的制约，检察官法所确定的检察等级待遇存在无法兑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对检察官实行行政职级管理，解决干警的职级待遇相应受到职数数额限制（如成都地区大多数为副科以上级别的不能超过全院干警的50%），造成不少干警干了多年检察工作也享受不了职级待遇。再与审判、公安机关相比，基层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甚至可享受实职副科级，形成的差距更是可想而知。如图，该基层院的职级情况如下：
检察官总数
科员级
人数
副科（局）级
人数
正科（局）级
人数
符合晋升条件而晋升受限的人数
59人 29人 19人 11人 12人
（成都某县级市检察机关职级人数分布图示）
二、寻根——体制缺失制约检察队伍建设
（一）职业保障缺陷凸显
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地方经济的好转，基层检察院建设的基本保障虽有所改进，但经费供给不足和待遇偏低等职业保障不力等问题，仍是影响基层院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成为制约基层院发展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现行检察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检察机关上级院对下级院的领导主要限于业务上，干部的管理及运作经费仍以地方管理为主。随着基层院工作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办案经费的需求也随之增大，而现行的财政供给机制很大程度取决于当地财政状况，这就使基层院的经费得不到充分有效的保障，影响执法活动和办案工作的开展，甚至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评价一个检察长开展工作的优劣，在某种程度上除了看履行职能工作的好坏外，检察长给单位“争取”来多少资金收入占据着一定的成份，若这种经费保障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就容易产生检察工作惟地方财政马首是瞻的情形，进言之为检察权地方化留下了伏笔。另一方面，由于检察院职级比照公务员管理，而职数比例却受到限制，挫伤了干警的积极性，如果不加以解决，极易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消极情绪，缺乏进取精神，对激励措施反应平淡，抱无所谓态度，工作平庸，出勤不出力；二是悲观情绪，一些长期在检察岗位上诚恳工作的人员得不到职务的升迁，有时职级也难以到位，与政府部门晋升面宽速快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影响检察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教育培训体制陈旧
教育培训是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手段，虽然近年来检察机关教育培训工作受到重视，但在相当部分的基层院，教育培训被认为是软任务，教育培训体制上强下弱、上重下轻、上紧下松的整体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在教育培训的组织上，则仍以两级培训为主，没有真正解决如何面向基层的问题，加上基层院对上级院的依赖心理，相当部分基层院培训工作处于自发无序状态，责任落实不到位，纪律要求不严格，质量考核不健全。而教育培训的内容安排则针对性不强，与基层院干警业务素质的实际结合不够，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上述原因与检察队伍老龄化叠加，致使检察工作难以适应时代要求。
（三）人才管理手段有限
人才不是简单的劳动力，而是对人的体力、能力和智慧进行综合开发的结果。建立健全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动态地反映每名干警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的考核体系，引导全体检察干警树立正确的人才价值取向是激发干警潜能的最佳途径，也是促进检察团体形成合力、达到和谐的有效手段。当前各院一般是采取一次的目标量化考核，设置固定的奖金分值，并按考核名次确定上浮系数，这虽然体现了考核差异性，但对于考核奖金的处理上，为了照顾全院所有干警的利益，不易拉开经济差距，长此以往，少数干警会产生“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心理，不利于干警积极性的调动。
三、出路——机制创新推进检察事业发展
检察队伍建设问题是基层检察院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发挥基层院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机制，完善措施，更需要上级领导机关的具体指导和支持，上下合力，以实现人才能力资源结构的优化配置。
（一）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建立检察官等级与待遇性挂钩制度。废止检察官的行政等级，形成一套不同于公务员等级制的完全独立的检察官晋升制。重视完善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将此与检察官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按等级兑现工资，形成物质激励机制，并注重检察官等级晋升，待遇向资深检察人员倾斜，鼓励检察人员安心本职工作。二是建立检察人员职业保障体系。在落实基层院公用经费最低保障标准的基础上，要实现逐年递增，以保证检察人员履行职责的各项经费要求。在此基础上,建议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独立的检察经费保障体系，固定和保障执法活动所需的费用和装备，并赋予检察机关统一的财政控制权和物资调配权，以增强保障的及时性、有效性。同时，建立检察人才奖励基金，制定并落实检察人才优惠政策，鼓励他们留下工作。
同时，应着眼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业特点，对检察机关的管理模式、内部职能的区分、人员岗位的确定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和分类，取消检察业务人员的行政级别，将检察官的政治、工作、生活待遇同检察官等级挂钩，鼓励和引导检察官去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鼓励检察官职业的资历化和终身化，以便培养一批专家型的资深检察官，从而稳定检察官队伍。并取消非检察业务人员的法律职务，用单纯的行政职级管理作为对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激励手段，鼓励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行政职级上取得发展。这样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检察官管理机制，强化检察业务人员的司法属性，更大限度地保障检察官行使职权。
（二）健全教育培训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培训机制，对检察官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不但是检察官法的要求，也是保证检察人员更好履职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检察人员培训现状，应着眼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改革现行应急式、补课式培训的手段，实行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变灌输式教育为讨论式、启发式教育，变单纯学历教育为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教育。通过现有电化教育设备，探索现代化、信息化教育手段。上级院则可以开展经常性竞赛活动带动基层院，以赛促学，选拔、培养优秀业务骨干和业务尖子，树起学习的典型，以点带面，营造重视 学习的良好风气。二是要建立教育培训的激励机制，把培训同干部的提拔任用、晋升职级、福利待遇挂钩，对业务素质高、高层次学习的干警，以及考试、考核成绩优异者，在职级晋升、立功受奖等方面优先考虑。对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警，要鼓励支持他们到脱产深造。三要建立一套可行的培训经费保障制度，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人大对检察工作的支持，不断增大培训投入，加大干警参加培训的外在吸引力和内在需求动力。四要不断加强培训工作管理，规范培训行为，改变长期沿用的填鸭式教育方法，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建议由地区性培训领导协调小组制订一套培训管理制度和教育质量考评标准，对培训的内容安排、教育手段、培训目标实行科学规划，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目标管理，严格考核，规范基层院的培训行为，将教育工作的成效与责任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挂钩，奖功罚过，杜绝应付心理和形式主义。
（三）整合人才资源力量
整合现有人才资源，优化现有人才结构，是解决当前一个时期队伍建设困境的出路。这首先要求基层院的管理者改变过去以任务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重视干警内在潜力的挖掘，全面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意识，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人才的成长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实现检察人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各基层院都有部分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员分散在综合部门，未直接从事检察业务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既造成了现有检察人员的浪费，也加剧了办案力量不足的矛盾。在队伍建设导向上，应当推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打破用人“论资排辈”传统，对高学历、业绩突出以及工作能力特别强的年轻干部应当加强培养，大胆任用。与此同时，应当强化从严治检的监督制约机制。让干警自觉接受、认真对待党组织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征求和倾听意见，发现问题，及时查纠，及时改进，防止权力失去制约而导致滥用、产生腐败。对于因公正执法受打击或遭不公正待遇的检察干警，上级检察机关要主持公道，积极协调，以解除检察干警执法的后顾之忧，保护检察干警秉公办案的积极性。
（四）加强队伍专业建设
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队伍建设需要着力培养内部人才，牢牢抓住“能人”敬业精神强、工作经验丰富等长处，大力挖掘队伍潜能，整合有限资源，充分发挥了“能人”的骨干作用。一是大力锻造中层领导干部队伍。坚持重实绩、论真才、凭公论的用人导向，坚持推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实行中层干部一年试用期制和三年任期制，对表现优秀的年轻干部破格提拔，对年龄较大、业绩突出的干部继续委以重任，将能力强但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优秀军转干部安排到后勤保障部门任职，使贤者有其职，能者有其位。在“奖惩逗硬，能上能下”机制的激励机制下，中层干部的业务领导能力和岗位职责意识不断提高，在履职过程中不仅仅满足于按部就班，而是积极创新思维，结合工作实际打造特色亮点，带头办精品案、疑难案，成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敢打硬仗的中坚力量。二是善于发现培养骨干人才。制定骨干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这四项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明确条件，严格选拔，确定人才培养对象。在明确骨干人才的具体培养名单后，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对人才库进行动态调整。对骨干人才的培养，主要采取高学历教育、接受高层次培训、重大课题研究和安排参与办理本院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参加检察系统业务竞赛等形式。三是充分调动“50”以上人员积极性。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在工作、生活上多关心照顾，充分考虑他们的身体条件和自身特点，合理调配使用；关心子女入学、就业等实际问题，力所能及提供帮助，有效防止出现“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四是结对联系加大培养力度。院政治处专门制定了新进人员具体培养方案，实行结对培养制度，每名班子成员与一名新进干部结成对子，重点联系培养。及时了解新进干警工作、学习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突出个人特点实施个性化培养。
五、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人才需要有效的激励，人才的成长、发展、发挥作用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必须着眼于将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才队伍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在规定的设置上既要体现压力又要给予动力，不搞论资排辈，更不能搞平均主义。要将职务职级的晋升跟其工作业绩挂钩，对工作业绩好，表现突出的，可以提前晋职晋级。对于工作业绩差，不思进取的，认为“无过就是功”的，则延缓晋职晋级；其次，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研修环境和流动环境。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了要“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一个人人学习、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或团体，有着浓厚活跃的学习氛围，团结协作的团队意识，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超越创新的思想境界，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中工作学习生活，更能体现出人才的活力和价值；再次，人才是人，既有社会需求又有经济利益需求，这是人才工作的重要动机。除了精神激励外，要设置有效的物质激励措施，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重点，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在吸引、激励人才上的导向作用，就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冯欣、罗杰文、吴文华)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检察院 冯欣、罗杰文、吴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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