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阻碍我国经济转型

第一篇：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阻碍我国经济转型

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阻碍我国经济转型

2012年10月11日信息来源：会计网校点击次数：

经过1994年的财税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制度框架。近年来，我国又进行了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税制改革。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当前税收制度中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当前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和着眼点是什么？本期“前沿关注”刊登的这篇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节能减排、改善收入分配等，是“十二五”时期不可回避的重点工作。税制改革应与各项重点工作和各方面综合配套改革相呼应，不失时机地向前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税制支撑。

当前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994年的财税改革，基本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制度框架。2003年以来，我国又进行了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增值税转型、取消农业税、修订个人所得税等税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当前税收制度中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亟需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当前，税收结构中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构成的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转型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例如，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属于可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优化再分配能力低下，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实际加大了其“税收痛苦”程度；间接税比重过高易推高物价、抑制内需，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对大部分服务行业征收营业税，会造成税收重复征收和税负偏高，使相关企业竞争力相对下降，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企业专业化细分与升级发展；较高的间接税增加了企业运营的资金压力，相应减少了企业投入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的资金，增加了企业转型的难度。

税制结构不完善削弱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首先，税制结构不完善削弱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发达国家非常强调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例如，美国联邦政府超过40%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如果加上薪酬税，占比达到80%左右。这样，在经济波动中，税收超额累进机制可以发挥相当明显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在经济繁荣期收入上升时，纳税人边际税率自动跳高，为经济降温；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下降时，边际税率自动下降，为经济升温。而我国的直接税中实行超额累进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有在工资薪金所得税中可以看出清晰的超额累进机制，但在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超额累进只覆盖

不到7%的工薪收入者。其他方面的税制基本没有体现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其次，税制结构不完善削弱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目前我国缺乏能够有力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功能远不到位；财产税中的房产税刚刚开始局部改革试点，而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无从谈起。这极大地影响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最后，资源税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影响了政府调控资源环境的能力。

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形势变化，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税制改革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紧密互动关系。税制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税制的优化和完善。第二，税制改革需要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税制改革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方面应当作出贡献。第三，税制改革需要与优化分配格局、调整分配关系相配套。第四，税制改革需要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相呼应。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不仅要确保“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任务顺利完成，而且要考虑中长期的全盘税制发展战略。为此，税制改革应消除碎片化倾向，努力从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出发系统推进。

总体来看，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当是：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实现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优化平衡，建立一个能适应和有效调节经济波动，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既能满足政府财力正常增长需求、又能满足优化分配格局需要的税收制度体系。

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的着眼点

稳定宏观税负，实现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优化平衡，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税收收入的规模应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府所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相适应。虽然我国财政收支总量较大，但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很低，世界排名处于100位之后。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口径计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2010年人均财政收入均在1.4万美元以上，而我国人均财政收入只有1166美元。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国民福利水平，需要保持一定的税收增长和宏观税负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增加税收与降低居民税收痛苦的矛盾，需要实行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税制内部结构优化平衡。

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制度体系。优化税制结构的中长期改革重点应放在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使直接税与货物和劳务税一起构成政府收入的主体。应研究推进环境、资源、财产等方面的税制改革，以构成完整的现代税制体系。应逐步健全地方税系，赋予省级政府

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一方面科学配置税种，依据民生需要和社会公共管理实际归属优化税收结构；另一方面构建以房地产税和资源税为主的地方税系，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资源税改革从新疆开始试点正在向全国推广，今后应扩大品种覆盖面。这有望给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地区提供一个财源支柱。房地产税可以逐渐成为与地方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相适应、与优化房地产调控相配套的地方税系中的支柱性税种。当然，这需要渐进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完善税种，提升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一是进一步改革增值税，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海的增值税“扩围”改革试点各方面认同度较高，应进一步总结经验，予以推广。二是进一步完善消费税，合理引导生产与消费。目前社会比较关注的奢侈品税收方面，不同部门有不同认识。如果淡化奢侈品的概念，将其纳入中高端消费品，消费税进一步优化调整还是有空间的。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坚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方向，适时稳妥地向前推进。四是全面改革资源税费制度，推进资源税扩大品种覆盖面，并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应总结上海、重庆试点以及十市“空转模拟评税”试点等经验，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使不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关照。

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体系，增强税收政策的弹性，提高政策效果。税制改革既需要构建一个刚性的制度体系，又需要建立一个具有一定弹性的税收政策体系，以增强税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应按照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建立包括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扶持就业再就业、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等在内的税收政策体系，发挥税收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企业研发创新、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深化财政分税制改革。深化财政分税制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应坚持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的框架，把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省级以下真正贯彻下去。现在的情况是，省以下并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而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具有讨价还价色彩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把五个政府层级框架扁平化为三个层级，在中央—省—市（县）三个层级框架下，按照“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原则，构建财权与事权相适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中央与省两级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加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的财税体制。这其中还涉及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一是进一步正税清费，统筹税费关系；二是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三是实施税收征管改革，实现税制改革和征管改革的良性互动，提高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

作者简介

贾康，著名财经专家，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

第二篇：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编辑:admin 时间:2014-3-24 18:35:00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Hetzer提出生态性旅游发展思路以来，生态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一直备受各国推崇，成为全球旅游产业发展的热点。对于我国来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也是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较之于传统旅游模式，生态旅游是以既有生态资源为依托，以维持生态资源持续利用为目标，培养生态伦理与道德的旅游模式。

当前，在社会“大生态”等理念的影响下，我国生态旅游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首先，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人民收入不断增加，为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其次，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自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以来，国家旅游局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出台了《中国旅游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项目，从生态理念建设到投入保护项目建设，再到生态管理监督、建立生态旅游示范区，全方位促进我国生态旅游健康发展。再次，随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提升，生态旅游成为时下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生态旅游发展浪潮的促进。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内容丰富的生态旅游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

机遇之下，我国生态旅游仍然面临着较多的发展困境。首先，可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匮乏以及盲目开发导致的生态资源浪费。基于广阔的地貌与多样的气候，我国生态资源可谓林林总总，十分丰富，但其中大部分存在开发难度大、地理位置风险、可进入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使可开发的生态旅游资源受到一定局限。实践中，大多数地区在“生态旅游”的口号下，盲目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导致生态资源浪费，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其次，生态旅游超负荷，可持续性发展程度低。近年来，随着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旅游人数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旅游景区的承载压力。另外，很多景区存在规划不合理、景区内部机构运行不协调的现象，在游客超饱和的状态下，景区生态环境必然受到威胁。再次，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阻碍生态旅游发展。在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归类多样性的前提下，不同的生态旅游资源往往具有不同的管理体制，从而导致生态旅游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最后，资金缺乏，生态旅游发展受限。地方政府资金缺乏，直接限制区域生态旅游的投资能力与投资规模，导致地区生态旅游长期处于“开”而“不发”，“启”而“不动”的状态，阻碍地区旅游的发展。除此之外，生态效益不高、旅游地居民和游客生态观念淡薄，也是当前生态旅游发展的障碍。

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文明，而且还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生态旅游，更应重视其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与困境，从而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旅游路径。

以生态经济发展为视角，做好生态旅游规划。具体应从如下几方面出发：一是站在现代旅游发展格局的高度，从大处着眼，体现规划的宏观性和超前性；二是明确生态旅游的产业定位。生态旅游作为现代旅游发展的趋势，应该成为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柱，引领其他产业发展；三是明确生态旅游的功能定位。生态旅游作为现代“绿色经济”的主导，应该明确自身的客户对象、客户需求、市场分布等，从而实现生态旅游的综合效益；四是明确生态旅游的品牌定位。打造地区生态品牌和地区文化品牌可谓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应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以生态文明为基点，加强生态旅游管理。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当下，生态旅游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非具有一致性，现实中依然存在生态保护、生态管理、生态机制等建设不到位之处。对此，我们应该从如下几方面予以完善：其一，加强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的关联性。生态旅游建设应该坚持在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等原则之下进行，合理开发生态资源，重视对稀有生态资源的保护，加强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效推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其二，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重视生态旅游专业性人才培养。生态旅游发展应该强调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将生态文明切实融入生态旅游的建设过程中，从而促进地区生态制度建设。同时，重视对生态旅游专业性管理人才的培养，由专业人士管理、引导和监督生态旅游产业，从而保证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实现。其三，重视地方政府对生态旅游的组织领导，加强生态旅游的管理制度建设。在生态旅游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地方政府对生态旅游的资金投入，促进地区生态文明的发展。

推进生态旅游制度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生态旅游制度是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加强生态旅游制度建设，建立生态旅游项目推广制度和实施制度，健全生态旅游资金投入制度和项目规划制度。同时，要从客观实际需求出发，进行生态旅游的相关立法，实现依法管理，从而促进生态旅游的科学发展。

作者：康晓梅

来源：《光明日报》

第三篇：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

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结构升级。

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协调推进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成果合理分配。

发展动力机制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两大任务，并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同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根据国际环境重大变化和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作出的决策部署。能不能顺利实现改革驱动和创新驱动，能不能充分发挥这两大动力机制作用，将决定经济转型升级能否取得成功。

第四篇：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五个着力点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五个着力点

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平稳增长阶段的过渡期，在这个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大转型期内，如何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各方措施、建议及探索很多，涉及理念转变、模式转型和路径创新等诸多方面，但到底先从哪里着力？笔者认为，以下五点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

认识的转型升级。一是应摈弃单纯的增长主义，重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即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围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幸福制定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不单纯追求GDP。二是准确认知转型升级的概念，转型是转变经济效益增长来源的类型，而不是单纯的转行。转行与转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转了行未必转型，转了型未必转行，只有效益类型改变的转行才是转型。升级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即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的发展。产业内的升级。即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实现高加工度化与技术集约化。转型与升级是相互促进的，转型的方向是升级。

目标的转型升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目标追求中，中国经济做大了，但远远没有做强。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目标任务是，必须由大到强，只有这样才能拓宽发展空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充分调动和塑造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环境的转型升级。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并突出表现为水、土、空气及食品的污染。我们必须吸取先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优势。生态文明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健康和生命比GDP更重要。

体制的转型升级。.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不直接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包括过度的招商引资。.体制和文化要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创业，让各种经济成分公平进入、公平竞争。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和衡量标准要更多地着重于社会公共目标，例如教育、医疗、环境、社会公正等，努力使政府与经济发展保持适当距离。再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上有更多发言权，例如有的干部明明在搞疯狂圈地，包庇污染企业等短期政绩工程，人民群众却无力制止，这种状况应予改变。

企业和企业家的转型升级。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是企业，没有企业的转型升级，无论转方式还是调结构，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企业的转型升级说到底是企业家的事。企业家一定要认识到，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急功近利不利于企业发展；而仅有资金，没有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也支持不了企业的发展。几乎所有产业都可以盈利，关键是比别人做得好。核心技术不可能一夕之间掌握，但精细化是工业文明的基因，精工细作是对市场需求最好的呼应。

第五篇：加快推进低碳经济下我国产业转型

加快推进低碳经济下我国产业转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任剑婷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让“低碳经济”一下子成为妇孺皆知的字眼。尽管会议之中分歧争论不断，但毋庸置疑，节能减排、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各国都无法回避的议题。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成为人类从高碳排放的工业文明向低碳消耗的绿色生态文明转型的一个起点，在这种转型中，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罢，都将面对社会责任的确定与担当。

从本质而言，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实现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人类的产业发展正从信息经济时代转向能源经济时代，企业的生产与服务从关注劳动、技术要素投入下的劳动生产率，回归到关注自然资源投入下的资源生产率。面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要求，中国政府极为负责地提出了明确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比例，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容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实现低碳经济下的绿色增长，面临着诸多困难，最直接的就是要依据低碳经济的要求，推动和实现产业转型。

中国的产业发展应该如何转型？如何在积极转型过程中实现发展与减排的统一呢？从当前情况看，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和推进：

一、积极推进高碳产业从高能源消耗向低能源消耗转型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以钢铁、船舶、机械、建材、石化为代表的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而这些产业在能源使用过程中都有着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快速跳过工业化阶段，大幅度减缩重化工业比重。因此，面对低碳经济的要求，提高重化工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重化工业单位产值能耗，是产业转型中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国减排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就提高产业能源转化环节中的能源使用效率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仍有很大空间。目前，我国万元GDP能耗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主要工业过程和产品能耗比国际领先水平平均高30%。研究表明，我国电力、钢铁、石化、建材、化工、纺织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和45%；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这些数据，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能源使用量大，也从另一方面充分表明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巨大。

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需要依托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从部门结构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这三大部门无疑是节能工作的重点。要实现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就必须提倡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淘汰落后，推动高消耗高污染型产业向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型产业转变，即淘汰落后技术和落后产能，以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通过生产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的集聚效应来降低成本，发展生态型工业园。具体应做到：贯彻实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淘汰落后且缺乏规模效应的炼铁、炼钢产能和水泥产能等；淘汰低效电机，通过应用调频技术和调峰技术等来实行工业节电；发展资源回收利用的“静脉”产业，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大力开发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等多个领域的低能耗技术等等，都是降低高碳产业碳排放的具体有效措施，中国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起步，也必将快步向前。

二、加强企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国际竞争力

在全球化减排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为此，它们一方面会积极进行技术的更新和改造；另一方面则可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在实现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减少自身的环境污染。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我国目前每年出口大量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据统计，我国大约23%的污染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高碳经济下的出口模式，使我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基本处在价值低的制造环节，这种通过制造环节获取微薄利润的产业分工地位，直接造成我国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下的产业竞争力的缺失。

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来自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实现更多地是来自于企业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和品牌。以美国通用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近几年的利润增长中，有1/3左右是来自其资本额仅占3%的金融子公司，而传统汽车生产的利润则十分微薄，甚至是亏损的。由此可见，在推进低碳经济过程中，我国必须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即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这既是我国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取产业竞争力的要求，也是使我国实现低碳经济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总之，我国要改变自身产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升产业在研发设计、销售及品牌环节的实力，加强企业“微笑曲线”两端的国际竞争力，力求实现产业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

三、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包括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都是具有朝气和发展前景的新型行业。通过发展新型低碳产业，积极发展清洁及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的化石能源，逐步建立起低碳的能源系统、低碳的技术体系和低碳的产业结构，使经济发展由传统模式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这是中国产业转型的长期方向，也是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大力发展新型低碳产业，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争取主动。

以电力产业为例，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以电力产业最大，热力电站大约消耗我国年原煤产量的50%以上。在电力行业中，火电改造一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2006年，我国民用电和工业用电的火电的比例是77.82%，也就是说高碳的火电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虽然清洁能源的比例不断上涨，但是还不够理想。为此，我国正积极通过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等手段来支持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中进行研发、创新和商业化应用，希望通过对这些新能源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发展来实现对火力发电下的高碳化石能源的替代。目前，我国核电发展史上为国家的核电事业作过重大贡献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正在与美国的西屋公司合作，从西屋引进其先进的核电技术，同时通过吸收、消化、创新的阶段性发展，力争在核电技术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上求得突破。

在低碳经济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态势下，我国虽然暂时还不能做领跑者，但也绝不意味着只能做跟随者。2008年8月国际气候组织发布的 《中国的清洁革命Ⅱ低碳商机》报告指出：中国在短时间内已经在一系列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已跻身于世界主要电动车、风能、太阳能光伏和节能产品生产国大国之列。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低碳产业发展从理念到组织、从政策到制度、从规划到行动的层层落实，我国实现从高碳产业向低碳产业的转型，又何尝不是一次国家的产业崛起呢？

（作者系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