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调控收支现象应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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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地方财政调控收支现象应引起关注

近年来,在对地方财政收支审计调查中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平均达到了20%以上,说明地方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地区并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可能存在不和谐的因素。根据统计年报数据,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05年的182320.59万元到2007年的249529.9万元,平均增长增长率10左右,而同期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均在25%以上,扣除价格因素等,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也是较高的。而从抽查的部分省(市)看,增长率更是在30%以上。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过快,从理论上讲,凸显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以及基本建设的迫切需求,需要提高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但从实际上讲,内陆或偏远地区政府,特别县区一级的政府,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税收增长率也仅仅是10-20%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保持高的财政收入增长,或为了完成上级的考核目标,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做文章。此时财政部门就需要用调控收支来完成任务。

财政部门为了完成目标考核,达到上级要求的增长速度、总量增长以及收入质量等相关方面的要求,不得不调控财政收支,甚至发生财政收入“空转”的现象。从调查情况看,非税收入成为调控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部分地区也存在税务部门和财政部门相勾结调控收支的情况。

一、财政部门通过非税收入或基金预算调控一般预算

非税收入的征收大部分由财政部门设置的非税收入管理局或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单独征收,入库方式也由财政部门掌握,这就成了财政收支调控的主要途径。在调查中就发现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将不应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通过“其他收入”等名义缴入国库,再通过预算内“其他支出”支付。二是为保证“时间任务双过半”的完成,通过非税收入账户上缴国库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在通过其他方式退库或返还。三是预算内通过“暂付款”形式,将资金出借到非税收入账户,再以种种名义缴入国库。四是预算内通过无对应项目列支,将资金转入非税收入账户。再以其他名义缴入国库。五是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变通成一般预算收入入库,而该资金本应在基金预算反映。

从调查情况看,不仅存在调控财政收支的现象,还存在为保证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比重),在任务完成的情况下,将非税收入退库现象。作为考核地方财政部门的另一指标就是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比重),这也就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在保证总收入目标完成的基础上,还要考虑税收比重。一些财力相对较好的地方,在年底完成收入的基础上,为保证财政收入质量的地区排名,将入库的部分收入如罚没收入、其他收入等,以退库的方式,减少该部分收入,以保证税收能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

二、税务部门与财政部门相结合进行收入调控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地方税务部门和财政部门相互配合,存在征收“过头税”、先预缴入库次年财政返还、指使企业少计成本当月多征税收次年汇算清缴等,甚至存在税务部门之间相互调剂现象。严重影响国家税法的严肃和统一,干扰了正常的财税秩序,损害了税收的权威。

部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区政府,为保证年底收入任务完成,不惜“寅吃卯粮”,和地方税务部门协商,征收“过头税”或者指使企业少计成本当月多征税收,其代价就是对税务部门以基建或信息化建设的名义财政补助,而税务部门不是其预算单位。另外很对城市区中,税款交叉现象比较普遍,不同企业分属于开发区、直属局等不同税务征收单位,城市区政府为多揽税收,通过财政补助的形式和税务部门沟通,以方便税收调剂入库。

通过审计调查,发现基层地方财政调控财政收支现象比较普遍的直接原因是财政考核目标过高。而根本原因是各级政府追求政绩相互攀比。欲遏制该现象的愈演愈烈,除了制定合理的财政考核目标外,主要的还是地方政府树立科学的政绩观,让财政收入真实完整合理的反映整个地方政府收入和经济运行。

第二篇:2014国考申论热点:“村官空巢”现象应引起关注

申论热点:“村官空巢”现象应引起关注

作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村干部,本应是服务群众的主心骨和带动农民致富的领路人,但笔者在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部分村干部在职而不在位,或家住城市遥控指挥村务,或外出经商打工无暇顾及村务,使个别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了“空巢”、有了“空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计划生育、科技兴农等无人组织实施,工作陷入停顿、瘫痪状态,被群众称为“村官空巢”的影响,应当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经济能人”,好多根本不在本村、本地生活,但碍于乡镇领导的“盛情提拔”本身被提拔时就“心术不正”,只是想捞个名声,赚取好处,根本不把村务放在心上,致使村里见不到人影,工作城市,蜻蜓点水。由于“村官空巢”,本该及时上传的,村务无人管理,工作无法开展,基层权力缺位,群众利益受损,使得信访矛盾不断,给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稳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从新农、“干得好”。二要改变单一的“经济能人”惯性思维,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选出扎根农村,群众信得过的自己富又能带领群众富的“双富带头人”,让有能力、有精力、有意愿的村民担任村干部,从根本上打掉一开始就不在“服务区”的“空巢村官”的出现。三要加强对基层权力的监管和对村干部的思想法制教育,研究制定“村官空巢”的监管办法,对名在其职,身心都不在其位的“空巢村官”要及时沟通,对确实不能履职或不能及时履职的村干部该调整的调整,该更换的更换,让“失去龙套的权力”戴上监管的紧箍咒,让基层权力真正服务群众、服务百姓。(王天银)

第三篇: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灶吃饭”、“包干制”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形成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由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够规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收入过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县(市)支出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力的调控力度。此后,又通过所得税分享改革、出口退税改革集中地方财力。直接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县(市)级财力份额反而呈萎缩之势。以**县为例,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2,800万元,2005年全口径一般预算收入达6,415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3,908万元,11年增加1,100万元。另一方面,原体制中已明确由上下级财政共同负担的支出项目重心下移。比如:义务教育是一个受益范围超越地方行政区域的纯公共产品,不管是在“统收统支”时期、还是在“财政包干”时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支出责任逐渐下移到县及县以下政府。据国研中心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义务教育投入结构是乡镇78,县级9,省地市11,中央2。“农村教育农民办”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又提出了“以县为主”,把主要支出责任明确到县。再比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来偿还历史欠账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责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未予明确,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基本上由地方财政“兜底”承担。由于人口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渐扩大趋势。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负担下岗职工安置、困难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补助支出。以**县为例,2005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达2,628万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1。还有公检法司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都下移到县级。据统计,县级政府用21的财力,养着70的事。使县级财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负。

2、强制刚性支出与项目配套,形成了巨额财政债务。上级运用行政权力,以法律、规章、制度、决定等多种形式,强制要求下级政府执行上级各部门确定的财政支出标准。如: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财政增幅;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检法装备等要执行上级确定的标准。同时,强行要求专项配套。比如:农业发展、乡村道路建设和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设项目,都要求县级财政拿出配套资金。操作上动则专户存储,实行报帐管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拿到的专款也越多。大多县(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财政的压力,为了不敢落后,不吃亏,只有举债搞建设。这实际上存着一个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背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债务目前大致估算为117000亿元左右,其中60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部分县、乡债务余额达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几倍。**县的县、乡债务接近2.5亿元,是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倍。

3、上级替代决策,时常引发不稳定因素。我国财政决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大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确定,小到具体项目的开支标准,其决策都在政府内部完成,且以上级政府行政命令为准。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社会养老金发放标准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发文明确。“上级出政策,下级出票子”、“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现象在财政收支领域比较普遍。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干部群众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加剧了不稳定因素。每一项政策出台,县(市)级政府都要拿出足够精力和财力“扑火”。

迫于上级政府不断传递的财政支出压力,下级政府总是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加以“应对”。一是抬基数,混收入,扩大收入留存空间。凡是要增量集中的收入,基数年就一定会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此外,混淆收入,也是下级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通常表现为,以收费形式挤占税基;在征收环节调剂,优先满足地方税种;税种混库,将上级分成的收入往不集中的收入项目上靠。二是多要钱,少配套,向上转移财政负担。由于上级政府财政职能肢解,大量专项资金分散在各有关政府部门,且资金分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让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支出负担成为可能。“先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跑部跑省”、“跑部钱进”成为另有一番意味的专用术语。一个县一年要花掉上百万元的行政成本,但这也值,项目不跑是要不来的,给谁都是给,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跑。一些地方拿不出配套、就搞虚列支出。三是多借款,少还债,逃避实际支出责任。利用上级财政通过往来款清算扣款难以真正到位的政策空间,平常尽量向上级财政预借更多的财政往来资金,应付各项开支。以年终财政赤字的形式,将本应

自身承担的实际支出责任上移给上级政府。同时,为了应付地方财政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向上级政府借入专项资金,力争多借、少还、迟还或是不还,倒逼上级政府承担支出责任。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有相悖之处,有背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初衷。建议:

1、健全地方预算法案。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要求,健全地方财政管理法规。针对地方财政的特点,健全《财政预算法案》和《财政转移支付法案》。以法律形式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落实财政收支责任。应将公务员工资、义务教育支出、社保资金支出纳入省级统筹支付范围;对财政补贴县取消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地方配套支出。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2、完善民主决策程序。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规范财政决策程序。在健全的法律框架约束下,改革现行“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实行公共财政决策权的分权归位。将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税收制度、重大财政支出、政府举债等重大事项决定权移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减少替代下级决策行为。

3、加强财政制度建设。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要求,健全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建立稳定、可靠的地方税制,规范地方财政收入行为。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约束机制,提高政府效能和财政支出效率。建立新型政府总体预算体系,强化政府资源总量约束。建立政府债务管理和风险评价制度,有效化解和防范财政风险。

4、建立上下协调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收入增收激励和财政支出约束机制,增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整体合力。兼顾政治、经济、社会相关配套改革的整体推进,减少行政层级,控制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减轻财政压力。

第四篇: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财政专项资金是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履行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物质保障。从近年对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和部门预算审计中发现,资金结余沉淀现象较为普遍,结余资金长期挂在单位的暂存款科目中,有的单位和公用经费用混用,改变专项资金用途;有的长期挂在账上未作处理,导致专项资金沉淀。这种做法违反了我国相关财经法律法规,影响了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应引起各级政府、项目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

(一)财务管理意识不强,正常结余未及时处理 项目计划下达后,项目实施单位按设计程序正常施工,由于强化项目管理或物价变化而节约了财政资金的支出,从而形成的正常结余,结余资金沉淀在账上。由于单位领导及财务人员对专项资金结余的财务管理意识不强,结余资金如何核算、如何处理不清楚,只知道是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就把结余长期挂在账上不清理也不使用,导致了项目资金闲置,不能发挥效益。

(二)项目计划部门调查研究不足,项目资金滚存结余 同一建设项目有多个批次,比如扩大内需项目资金,共有四个批次,由于项目计划部门未按上年完成情况及时调整下年项目计划,建设单位也没有向有关部门上报上一批次该项目可继续使用的结余数,使得有关部门仍按原计划拨付资金,而项目实施单位一般按批次陆续使用资金,这样项目资金结余滚存数越来越大,闲置在账上。

(三)监管不到位,项目未正常开工或完工结余 由于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导致有些项目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安排专项资金计划,上级部门拨付资金后,由于种种原因,当年工程没有实施或部分未实施,而年终决算时一般单位都采取提报支出的方式列支摆入暂存款科目,次年及以后由于监管部门没进行检查督促,导致项目资金沉淀在账上。

(四)财经法制观念淡薄,违规占用专项资金结余 对于各种原因形成的结余资金,有些单位领导财经法制观念淡薄,主观上认为既然是结余,是单位工程项目节约下来的,就是单位的经费,完全可以和公用经费同样使用,用于弥补单位经费不足,违规占用结余资金。

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结余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全面清理,依法分类处理

组织财政等相关部门对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及时掌握各项目进展情况和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并根据不同情况依法提出恰当的分类处理意见,使得沉淀的财政资金发挥其应有的效益。

(二)健全管理制度 规范专项资金管理

健全的管理制度是规范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要条件。要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力求做到每个经常性专项资金项目都有相应的管理办法,使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等有章可依,规范透明;理顺专项资金在预算编制、分配使用、资金拨付、监督检查等各环节的信息沟通及共享机制,协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努力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财政和项目主管部门在下达资金指标文件和拨付专项资金时,要考虑项目资金的结余,并提出处理意见,便于项目实施单位操作。

(三)严格预算管理,提高专项资金安排的科学性 建立健全项目库管理制度,对专项资金预算支出实行严格的项目预算管理,对于项目未完工,在会计内的项目结余一并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用于下该项目的支出;树立绩效预算意识,严格专项资金预算评审论证制度;细化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提高专项资金预算的执行效率。

(四)建立跟踪监管机制,强化使用监督

加强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专项资金等违反财经法纪行为,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违纪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给予处理、处罚。财政部门应对单位结余资金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追踪检查,单位在结余资金管理中有违规行为的,财政部门应当责成其进行纠正,并可以通过调减部门预算等方式将结余资金收回。

第五篇: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分灶吃饭”、“包干制”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形成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由于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够规范,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收入过度上收,支出重心下移,加重了县(市)支出压力。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力的调控力度。此后,又通过所得税分享改革、出口退税改革集中地方财力。直接承担较多具体事务的县(市)级财力份额反而呈萎缩之势。以**县为例,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2,800万元,2005年全口径一般预算收入达6,415万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3,908万元,11年增加1,100万元。另一方面,原体制中已明确由上下级财政共同负担的支出项目重心下移。比如:义务教育是一个受益范围超越地方行政区域的纯公共产品,不管是在“统收统支”时期、还是在“财政包干”时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支出责任逐渐下移到县及县以下政府。据国研中心一份调研材料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义务教育投入结构是乡镇78,县级9,省地市11,中央2。“农村教育农民办”的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税费改革后,又提出了“以县为主”,把主要支出责任明确到县。再比如: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多补助的收入分配制度,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承担,个人未形成养老积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由政府来偿还历史欠账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支出责任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未予明确,社会保障支出责任基本上由地方财政“兜底”承担。由于人口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保障收支缺口呈逐渐扩大趋势。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负担下岗职工安置、困难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补助支出。以**县为例,2005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达2,628万元,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1。还有公检法司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等都下移到县级。据统计,县级政府用21的财力,养着70的事。使县级财政入不抵出,不堪重负。

2、强制刚性支出与项目配套,形成了巨额财政债务。上级运用行政权力,以法律、规章、制度、决定等多种形式,强制要求下级政府执行上级各部门确定的财政支出标准。如: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要高于财政增幅;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科普以及公检法装备等要执行上级确定的标准。同时,强行要求专项配套。比如:农业发展、乡村道路建设和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建设项目,都要求县级财政拿出配套资金。操作上动则专户存储,实行报帐管理。通常越是配套能力较强的地方,拿到的专款也越多。大多县(市)政府一肩挑百姓的期盼,一肩挑财政的压力,为了不敢落后,不吃亏,只有举债搞建设。这实际上存着一个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背的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政府债务目前大致估算为117000亿元左右,其中60为市及市以下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部分县、乡债务余额达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几倍。**县的县、乡债务接近2.5亿元,是全口径财政收入的4倍。

3、上级替代决策,时常引发不稳定因素。我国财政决策一直采取“行政一致型”决策模式。大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确定,小到具体项目的开支标准,其决策都在政府内部完成,且以上级政府行政命令为准。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社会养老金发放标准等等,都是由上级政府发文明确。“上级出政策,下级出票子”、“上级请客,下级买单”的现象在财政收支领域比较普遍。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干部群众找身份、找政策、要酬金,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加剧了不稳定因素。每一项政策出台,县(市)级政府都要拿出足够精力和财力“扑火”。

迫于上级政府不断传递的财政支出压力,下级政府总是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加以“应对”。一是抬基数,混收入,扩大收入留存空间。凡是要增量集中的收入,基数年就一定会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此外,混淆收入,也是下级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段。通常表现为,以收费形式挤占税基;在征收环节调剂,优先满足地方税种;税种混库,将上级分成的收入往不集中的收入项目上靠。二是多要钱,少配套,向上转移财政负担。由于上级政府财政职能肢解,大量专项资金分散在各有关政府部门,且资金分配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让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支出负担成为可能。“先哭的孩子有奶吃,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跑部跑省”、“跑部钱进”成为另有一番意味的专用术语。一个县一年要花掉上百万元的行政成本,但这也值,项目不跑是要不来的,给谁都是给,不要白不要,白要谁不跑。一些地方拿不出配套、就搞虚列支出。三是多借款,少还债,逃避实际支出责任。利用上级财政通过往来款清算扣款难以真正到位的政策空间,平常尽量向上级财政预借更多的财政往来资金,应付各项开支。以年终财政赤字的形式,将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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