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

第一篇：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

袁明圣（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由于立法技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法官思维能力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近年来的司法解释日益呈现出“泛立法化”的趋势并成为司法解释的基本模式。解释程序的主动性、解释内容的创制性与解释方式的专断性等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主要特征。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但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且没有实现其完善法制、维护法制统一、指导法律实施以及增进社会正义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 司法解释立法化成因实效评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司法解释在我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甚至已经成为法官审理和裁判案件最基本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也由原来单纯地、就事论事式地解释某一具体的法律条文，向越来越经常性地对法律文本进行系统性甚至是整体性解释的方向拓展。其性质已不再属于对法律条款的文字含义和文字表达的技术性阐释，而是逐步扩大到整个法律文本，最后演变成脱离原有的法律文本甚至文件系统所指向的法律调整框架和调整范围的“准立法行为”，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权力相对薄弱的法院却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法律解释权”的奇异景观，[1]最高人民法院也因此而成为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以外的“第三立法部门”。无论是从数量、涉及的范围还是从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可以被视为除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最重要的“法源”。它不但可以规定源法律所未规定之事项，而且还可以改变源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或“泛立法化”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司法解释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普遍趋势。然而，这种现象本身并非不证自成地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予以适当的回应。

一、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表现

司法解释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通说认为，司法解释是指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具体案件时，对如何应用法律所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阐释和说明，包括“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2]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立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制订、修改、废止法律的活动。[3]立法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1）立法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属于立法机关的职责；（2）立法是一种创制法律规则的活动；（3）立法所创制的规则具有普遍的拘束力；（4）立法在原则上不得溯及既往。一般认为，判断某一行为是立法活动还是行政活动或司法活动并不在于行为的主体，而在于行为的内容。因此，如果我们不是过分拘泥于“立法”的概念，而是着眼于内容，那么，只要某一行为是为了一般性地确定抽象的行为规则，不管采取该行动的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或其他的组织，都可以视为是在行使立法权，属于立法的范畴。[4]

当我们使用“立法化”、“泛立法化”或类似的语词描述司法解释运作的实际状况时，这就意味着司法机关在行使这种由审判权派生的“适用、解释法律的权力”，进而对法律文本进行阐释、说明甚至上升到创立法律未曾明确的事实范畴和行为规则时，已经超越了司法权本身，具备了立法活动的实质内容和立法活动的外观结构，而演变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立法行为或“准立法”行为，其权力基础也不再是司法权，而是立法权。以“解释”、“规定”的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自不例外，即使是应下级法院或相关机构之请示，针对个案所为的以“批复”、“函”等形式出现的解释，在标题中也往往是以问题、性质命名而加以“类型化的处理”，[5]因而与立法文件无异。

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还意味着趋同于立法行为的现象已经日益成为司法解释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我国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以前，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民事立法基本上都未展开，法院审判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政策。这一时期司法解释的基本特点是以政策性的解释为主。“在很多方面无基本法律和基本无法律可供适用，因而这一时期司法解释在内容上的特点表现为以解释政策为主和解释政策与创制法律并行。”[6]随着1978年《宪法》的颁行，国家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10部法律。此后，《婚姻法》、《经济合同法》等一大批重要法律相继出台。特别是1986年《民法通则》、《企业破产法（试行）》等法律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已基本告别无法可依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司法解释也变得越来越活跃，除了大量以“批复”、“函”等形式出现的个案解释外，司法机关越来越经常性地脱离具体个案进行全面、系统而抽象的解释。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可视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初步体现。同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分管辖、诉讼参加人、调解、证据、强制措施、起诉与受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特别程序等13部分，计82条。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随即颁发了长达320条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条文数量比源法律的270条多出50条。更为突出的是，在《合同法》颁布以后，最高人民法院不惜用12条共17款的篇幅对该法第73条有关代位权的规定进行解释。[7]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惯例，只要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有关，最高人民法院都会颁布一个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尤其是以“规定”命名的司法文件，大多是对诉讼程序、证据、法庭规则等做出的规定，并不以解释相关法律文件为目的，甚至是没有可供“解释”的相关立法。

此外，形式的规范化与效力的准法律化则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又一重要表现。为了更加系统、规范地进行司法

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专门就此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分17条，分别就其制定依据、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制定程序、各类解释文件及其适用范围、司法解释的效力及适用方式等做了具体规定。在名称上，依其性质与内容分“解释”、“规定”和“批复”三类，在形式上则采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编排体例（除了不设“编”、“章”、“节”外）。同时，该规定还对解释的生效、冲突的处理等做了详尽的规定。据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规定：“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以及与有关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解释不一致的，按本解释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明确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定位为“规范性文件”，而且将自己所作的司法解释置于检察解释之上，在事实上获得了对法律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并使这种解释获得与国家立法类似的法律效力，不但对各级法院司法裁判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且成为法院裁判案件时必须优先考虑和适用的依据。

由上可见，在日益增多、日趋庞大的司法解释中，其内容之全面、系统、涉及范围之广泛、条文数量之多、形式之规范、效力之优先性，均非“法律解释”所能涵盖，除了“立法”之外，实在是无以名之。

二、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特征

作为我国的一种特殊法源，司法解释除了表现出明显的立法化倾向外，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使之既不同于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司法解释制度，亦不完全类同于立法行为。这主要体现在：

1．解释程序的主动性。被动性是司法权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一方面体现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坚持严格的不告不理原则，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法官在进行司法审查、司法解释时所持的自我克制态度。而我国各级法院及法官一方面在司法裁判中采取严格而近乎机械的规范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在进行司法解释和司法答复时奉行的却是一种无节制的、积极干预的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除了应下级法院的请求所为的“批复”以外，大多是在没有请求的情况下主动进行的：[8]或者是积极地通过总结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形成系统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或者是直接行使其想象中的“立法权”，直接制定与法律配套的类似于“实施条例”、“实施细则”之类的“意见”、“解释”等系统性的规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适用《继承法》、《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的“意见”或“解释”等，即属此类性质。

2．解释内容的创制性。解释内容的创制性是指法院在实施司法解释或通过制作裁判文书适用法律规则时，偏离法律文本本身固有的范围或边界随意进行解释，或对立法未决事项或法外空间随意予以添、减。严格说来，对法律文本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必然是一种法律规则的创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解释具有创制法律规则的功能本无可厚非，也是司法机关能动地填补法律漏洞、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但是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创制法律规则时，必须在尊重现行法律的前提下进行，[9]而不能离开现有法律的规定，离开个案裁判的需要。然而在事实上，大多数的司法解释恰恰是在违背这一基本前提下进行的。例如，1979年《刑法》第126条将“挪用公款（物）”罪明确界定为“挪用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其内涵与外延都十分清晰，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在其解释中明确规定：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问题，“如果归还了，则性质是挪用，除刑法第126条规定应判刑的外，一般属于违反财经纪律，应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如果不归还，在性质上则是将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变为私人所有，可以视为贪污。”并明确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六个月不还的，或者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以贪污论处。”[10]在这一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至少在三个方面改变了源法律的规定：将挪用非“救灾、抢险、优抚、救济”款物的行为入罪，此其一；将部分挪用款物的行为类推为贪污，此其二；将该罪限定为“挪用公款”，而将挪用公物排除在本罪之外，则为其三。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无法从原有的刑法条文本身推导出来的，属于一种典型的补充“立法”。

3．解释方式的专断性。专断，意味着专横、武断以及恣意和无需根据、理由的作为。为了防止权力的专断，要求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说明行为的理由，这成为所有有关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无论是行政权的行使还是司法决定，说明行为的理由都是其获得正当性的重要基础。如果说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说明理由，[11]法官所做的裁判应当有充分的理由，[12]那么，作为一般性地创制法律规则决定着此前或此后所有相关案件处理结果的司法解释，就更需要说明理由；否则，我们也就无法了解此解释是否符合立法原意或立法之目的，司法擅断也就难以避免。遗憾的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除了针对个案、回复下级法院的请示所做的批复中有勉强可称之为“理由”的、非常简短的说明性文字外，对各种法律文本所进行的系统、抽象的解释则大都没有说明具体的理由。

三、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对于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我国学者并未展开详细的讨论，大多数学者多是从法律漏洞填补或成文法的局限性等方面对司法解释的客观基础进行探讨。但是，这些探讨至多只能说明司法解释的必要性，而并没有也不可能说明我国为什么会出现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在我国漫长的文明史上，虽然曾经出现过如《唐律》等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经典之作，民国时期也曾制定过具有较高水准的“民法典”，[13]但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14]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15]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16]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17]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恰如英国著名法官丹宁所言，假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法书，一边自问，‘假如我这样做，我要负赔偿损害的责任吗？’”[18]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遇有疑难法律问题时除了不得不等待“指示”外，也就难有作为，就如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中所能做的那样，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19]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20]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21]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22]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23]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

面的、积极的。

首先，不少司法解释非但未能明确需要解释的法律条文，使之更少歧义、更好理解，从而更便于实施，而是恰恰相反，使本已明确、清晰的法律文本更加复杂化、更多歧义，从而导致更多的“司法解释”。例如，《行政诉讼法》第4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申请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而《解释》第49条第1款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这一解释除扩大了“按撤诉处理”的适用范围外，起码还存在如下两点疑问：（1）原条文规定的条件为“经两次合法传唤”，《解释》却规定为“经合法传唤”，依此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只要经“一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就可“按撤诉处理”，也可理解为须经两次、三次或多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才“按撤诉处理”。（2）原条文规定为“视为申请撤诉”，换言之，只要原告经两次合法传唤而拒不到庭，就依“申请撤诉”处理并导致法院将自动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1条关于申请撤诉的规定，而“可以按撤诉处理”则意味着法院有按或不按“撤诉”处理的裁量权，而且一旦决定按“撤诉”处理，则意味着法院对当事人处分其诉权的认可，意味着案件已被撤销而不复存在。

其次，如同行政立法与地方立法中普遍存在的资源浪费一样，司法解释中的资源浪费现象也相当严重。它或者表现为简单地重复解释对象的内容，或者表现为对意义自明而根本无需界定的文本进行画蛇添足式的说明。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第5条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删除了原来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内容。根据这一修改，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不能再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这是一条授权性规范，既然被新的《刑事诉讼法》所废除，显而易见，原规定之权力亦不得再享有，因此，这一解释纯属多此一举的说明。

4．司法解释与“正义”。在所有使司法解释正当化的努力中，“正义”也许是最能打动人、也最能够使现行司法解释制度具备正当化的论据。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法官主动地填补法律漏洞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论述，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论证司法解释正当化的基本立论。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法官不去主动弥补这种缺陷或漏洞，也就无法实现“正义”。为了实现所谓的伦理价值，完全可以践踏法律；为了实现政治的价值，完全可以牺牲法律。[33]有人甚至主张，如果法院不积极、主动地去填补法律（刑法）所存在的漏洞，“你就没有法律，你就没有秩序，你的智慧决不会超过违法者的智慧，就没有了正义。”[34]固然，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也是法官行为的基本取向。然而，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非民选的、终身或者长期任职而且不对选民直接负责的法官，原则上无权创制要求人民普遍遵守的法律规则或者增删、改变立法机关的立法，即令立法机关的立法存在普遍的非正义（只要它是符合宪法的）。与立法机关的立法相较，通过司法解释创制新的法律规则或改变国家立法，既不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也不必然更具正义性。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将绝大多数计划生育案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35]还是暂不受理股民要求内幕交易者、操纵股票价格者赔偿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抑或是将“挪用公款不还”以贪污论处和将挪用公物行为排除在“挪用……款物”之外，我们都很难认为它们增进了正义。我们也许无法判断将试图钻法律空子的、偶然的“张网捕鱼”者比照“垂钓者”施以处罚实现了正义，还是将明目张胆的、普遍性的“挪用公物”行为排除在“挪用公款”之外更加正义。但是，如果在形式、效力等方面都类同于立法行为的司法解释在法理上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即使它能在某些情况下给我们带来实质的“正义”，那么这种“正义”对我们建立法治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

五、结　语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司法机关主要不是为制定法律而设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先已存在的法律来解决争端。“既然立法机关存在的真正理由就是制定新法律，可见制定新法绝不是法院的分内事；只有当现有的、实在的或非实在的法律渊源不起指导作用，或者废除已陈腐的判例已成了绝对的必要时，法官才诉诸制定新法，因而，制定新法对法官来说仅仅是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最后手段）。”[36]如果我们承认国家权力的适当分工或分立是必要的，那么，不论是通过判例的方式形成新的法律规则，还是以司法解释或其他的方式对现行立法进行必要的补充、细化，它都不应当是无节制的，而是有限度的，必须受制于个案因应、尊重法律等基本规则。[37]“如果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对所要解释的法律以是恶法的名义而任意地篡改，那么，法律解释就纯粹是一种解释者的主观活动，从而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标准。特别是在奉行成文法的国家，更应强调解释者对法典的尊重，否则，法律解释的结果只能增加法律的模糊和混乱，而无法达致法律的清晰和透明。”[38]

从逻辑上说，司法解释赖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能成为证成其“立法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论据。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意地改变国家立法或者是取代国家立法，那么法律的权威也就无从树立，法治也就只能徒具其形而失其实，司法机关也就异化为另一个立法部门。当立法机关的立法存有违宪或违法的疑问时，我们可以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或者通过司法审查制度来加以控制，但当司

法机关行使立法权时，又如何对可能出现的违法现象加以控制呢？这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给我们留下的疑问。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司法解释的立法化现象，是我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注释：

款”———同样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参见陈兴良主编：《法治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287页。

[3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1年7月11日）第3条第3款。该条规定将可以受理的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仅限于“征收超生费、罚款的行政处罚”，从而将实践中大量的其他严重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36][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页。

[37]“个案因应”规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司法解释必须基于当事人或相关机构之请求而为；二是须严格限于当前个案之需要，不能脱离具体案件而为。

（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　汪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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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立法背景

试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立法背景

作者：桂亦威发布时间：2013-03-22来源：上海世昌律师事务所点击次数：280

有关《合同法》新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司法解释”）出台了，通读整篇司法解释，令笔者眼前一亮的是第三条有关无权处分合同极具颠覆性的诠释。或许这部新的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还有其他不少亮点，但笔者就理解范围内对此条作出简单的探讨以及未来物权法立法或者我国民法典立法作出预测。

区别于《合同法解释一》和《合同法解释二》，买卖司法解释起始段“为正确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法”明确了此次立法的法律依据，打破了前两次立法仅限《合同法》范围内的司法解释，有助于整个民法体系的内在协调。

一、《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与《物权法》冲突背景

我国《合同法》颁布实施于1999年3月15日，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中，我国理论界对于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物权变动理论还不够完善，我国民法体系内缺乏完整的物权理论指导《合同法》的立法，很多有关《合同法》的条文都是照搬我国台湾及德国的一套模式。《物权法》颁布实施于2007年3月16日，至此我国物权法才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基本原则，对合同效力和物权的变动效力进行了明确区分。然而，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物权理论体系，立法及司法实践对合同效力和物权效力的理解混同。另外，《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当时立法者直接移植德国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未能考虑到不同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及理论上的可行性，而《物权法》立法时又采用了与德国物权变动理论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即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否认物权的无因性），这两种完全相互背离的物权变动理论下的法律制度构建最终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也严重侵害了交易当事人的利益。

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概念引用错误

“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源于以德国为首的物权变动理论下有关法律行为的区分。“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用公式表示为物权行为=物权合意+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指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行为，用公式表示为债权行为=债权合意+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合同、往来邮件等）。所以，在德国，一套合法完整的物权变动=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由于德国承认

物权变动的无因性，引起物权变动的结果只需满足物权行为即可，只是这一变动具有法律上的瑕疵，所有权人或转让人虽不能主张物权返还请求权但可限于侵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相对人承担责任。可见，对于德国的物权变动理论，德国立法者对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在没有德国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及立法体系时，完全照搬其法律体系内固有的法律概念或制度可能会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然而，我国不承认物权取得的无因性，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债权合意及物权合意同时存在于一个债权行为即合同当中。因此，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区分了的物权合意和债权合意的理论观点无法去解释同时具备债权合意和物权合意的“无权处分”行为。如果生搬硬套德国有关法律行为的区分观点，那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行为即德国理论体系下的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在德国，即使转让人无处分权能，其债权行为仍然有效。至此，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有关“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规定就成了“四不像”。

另外，真正意义上的无权处分应是德国的物权行为。它最终导致物权变动，是一个法律行为。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并不能最终导致物权的变动，引起物权变动仍需要按照《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交付或登记。但值得注意的是，交付或登记仅仅是事实行为并没有包含物权合意的意思表示。

三、《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困惑

在现实的市场交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下列两种情形：其一，中间商在未取得所有权时的转让行为；其二，一物多卖行为。

第一种情形下，中间商在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时并没有实际享有所有权，中间商转让标的物行为以自己名义进行，也没有与实际享有标的物所有权人约定委托关系。此时，中间商转让财产行为系合同法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若是机械引用这一条款则可能出现下述情形，中间商由于上游厂商货物储备不足或者厂商不提供供货导致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则无权处分行为归于无效。买受人只能依据缔约过失或者不当得利主张中间代理商承担责任。这对于买受人利益保护而言有失公平。对于前述情形，法官若是从保护交易当事人利益出发认定合同有效实难得到法律支持。类似于此种情形的还有未来物买卖以及标的物的连环交易行为。然而，也有学者另辟蹊径，把第51条所谓处分权解释为处分能力乃至履行能力，以表明种类物、未来物买卖、连环交易、二重买卖等情形不属于该条所说的无权处分，而是有权处分，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不因此而受影响。但这种解释囿于我国《合同法》51条有关无权处分的规定，一方面没有跳出《合同法》设定“无权处分”概念的错误思维，另一方面又歪解了无权处分与有权处分在法律上的区分，其结果无疑与51条的“无权处分”同沦为“四不像”。

第二种情形下，出卖人就特定标的物如房产与多数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在未进行物权变动公示时，所有买卖合同有效。然而，当出卖人就其中一个买受人进行合法公示并完成物权变动之后，此时，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其他合同系无权处分行为，由于不能进行追认导致合同无效。这里就违背了《物权法》对债权

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的精确区分原则，即一物多卖合同有效因物权发生转移而无效。对此，立法者也意识到了法官实际办案中引用《合同法》51条出现的各种困惑，其于2009年4月24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实际上是立法者在某些方面对于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一种妥协。

四、买卖司法解释出台，对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

前述提及，由于《合同法》颁布实施在《物权法》之前，而转让合同成立必然涉及物权的变动，但当时缺乏完善的物权理论进行立法指导。其后作为原则性的《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本身就与以原则指导立法的《合同法》产生逻辑先后顺序的错位。更何况我国《物权法》采用的与德国物权法完全不同的变动模式，亦不承认物权无因性，这样导致的结果势必原则性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性的立法安排相互冲突，并给司法实践带来种种困惑。但所幸的是，立法者逐渐意识到这种不同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性，并经过长期的摸索，先是进行原则性的立法即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精细化区分；再是通过司法实践意识到法官实际办案的困惑，并于2009年颁布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承认了一物多卖行为合同的效力；再是经过不断摸索以及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最终形成了今年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首度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其实，本次买卖司法解释的出台意义并非仅限于理论上探讨的内在立法体系的协调，更注重在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在此之前，由于无权处分合同系效力待定合同，合同往往因所有权人不进行追认或转让人无法取得物权导致合同无效，买受人仅可以不当得利或缔约过失主张责任承担。但仅从公平原则的角度出发，就已经发现此项条款的安排有失公允，特别是在买受人善意的情形下。转让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真实所有权人，以合理价格与买受人达成合同，合同并没有《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效力瑕疵情形且交易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但是由于所有权人未予认可，导致了买卖合同无效。买受人按照《合同法》51条规定不能向转让人主张违约责任。按照公平原则，标的物不能实现物权转移应该让有过错的一方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由于《合同法》51条的安排导致了无过错的转让人（转让人享有物权）比有过错的转让人（即无权处分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即违约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另外，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转让人有处分自己权利能力并决定自己承担何种义务的权力，转让人平等真实达成合同就应该受到合同约束。买卖合同由交易双方当事人合意处分、变更。然而，《合同法》51条却打破了这种相对性，按照《合同法》51条立法精神，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有效与否全凭所有权人掌控，其结果是游离于合同之外的所有权人享有了买卖合同的处分、变更权。也许会有人提出，立法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出于保护所有权人的目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并不会取得立法者所要达到的法律效

果。在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情形下，由于合同无效导致了对无权处分人缺乏更多的约束，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无权处分人肆无忌惮的进行处分行为，这样的结果有违立法初衷。相反，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却更有利于保护所有权人，亦不存在很多学者认为的侵害所有权人利益的担忧。承前所述，我国《物权法》对合同效力和物权变动效力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并不会导致物权的当然转移，也就不存在侵害所有权人的物权利益。至于无权处分合同实现交付的情形当属善意取得的内容，于此无关。除此之外，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还能督促无权处分人谨慎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使物权得到了更全面的保护并实现物的内在交换价值。

综上，此次《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弥补了因《合同法》颁布于《物权法》之前出现的内在逻辑不足，解决了司法困惑问题，更有利于对于交易双方当事人的保护。

五、对未来我国有关无权处分相关问题完善及立法方向的预测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构成要件的问题，从条文分析，构成要件有四：（1）受让人取得物权必须善意；（2）以合理价格转让物权；（3）对转让的物权已经合法公示；（4）转让人系无权处分。这是我国法律制度中唯一一条有关《合同法》51条在其他条文中的引用，这看似解决了不同法律之间的内在不协调性。但对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在《物权法》起草之初就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5年7月10日向全社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中明确提到将“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这在当时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因为在此之前，《合同法》已颁布实施了将近7年，承认“无权处分”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违背了《合同法》51条的规定，所以最终确定的我国《物权法》删除了这一构成要件。（这里就不展开对“转让合同有效”作为善意取得制度构成要件必要性的探讨）如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已经出台并承认了无权处分合同有效，那么未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就不存在之前的内在法律条文之间冲突障碍，善意取得制度有待立法者对其进一步修改完善。

结合前面分析，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物权法立法或民法典的修订将更进一步明确我国特有的物权变动模式，彻底摒除无权处分这一物权行为在立法条款中的引用并确定物权变动基于债权行为与公示事实行为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第三篇：大学生族化现象

浅谈大学生族化现象

摘要：在分析“族化”现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社会化存在的不足和过度社会化的严重问题，并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心理辅导和大学生活规划的整合，促成积极负责，可持续的社会化而非被既有的社会浮躁之风所同化。

关键词：“族”；就业焦虑；就业；途径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某某族”来概括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和价值诉求等总体独特而内在趋同的某一特定群体，这些词基本上是对中国某类青年群体的特殊符号化解读。与社会学上的的社会群体不一样，族内个体间关系式松散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持续的互动，没有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更谈不上一致行动的能力，为了统计分析上的需要，人为划分的并名称化了的说法。

一、大学校园族现象原因分析

大学校园“族化”现象现在已呈蔓延之势，从生活状态相关的宅一族，啃书族，顽乐族，生意族，到跟消费习惯相关的月光族，透支族，辣奢族，再到就业相关的考试族，草签族，名目甚多，不胜枚举。

族化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一是青年性，青年时期对于我们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我们主体意识在形成过程中，产生种种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会反映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消解，社会许多群体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不稳定性”，“族”和“奴”现象正是典型表现。

就业压力剧增及引起的就业焦虑成为族现象产生的最直接原因。近几年就业压力表现出常态化导致就业焦虑泛化。这种焦虑、情绪不稳定现象普遍存在于大

三、大四的学生中，甚至影响到低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这种现象主要来自于种种“听说”，自己并未亲身经历，反映出学生们心理的脆弱。

二、族现象的解决途径

就业是族现象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想找份好工作，单有漂亮的成绩单是肯定不够的。大学生就业事关高校的声誉与发展，事关大学生的切身利益，提高大学生就业，需要学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学校方面首先要考虑社会需求完成学科建设；其次教育模式要随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改变；最后积极开展就业指导，树立良好的就业观，对学生自己准确定位，提高就业能力。学生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是最受用人单位欢迎的人才。在校大学生要在四年的时间内努力锻炼各种能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积累就业的砝码。对自己有正确的就业观，不攀比，不自卑，定准目标，提高应聘能力。

参考文献：［1］杨宏亮，《浅议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高教发展研究》，2001年第3期.［2］新华社 《七成高校毕业生认为应先就业后择业》，2009年6月25日

第四篇：大学生族化现象

大学毕业生“族化”现象及对在校生的启示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某某族”来概括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和价值诉求等总体独特而内在趋同的某一特定群体，这些词基本上是对中国某类青年群体的特殊符号化解读。

随着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族化”现象现在已呈蔓延之势。社会上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大学毕业生的几种典型处境：群体性蜗居的“蚁族”、留恋校园伺机等待的“校漂族”、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摇摆不定的“候鸟族”和久不就业、靠父母养活的“啃老族”等。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主要分为外因和内因。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外因主要有世界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大学生就业困难、社会转型无形中给予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以及我国的户籍、人事、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内因主要有：就业问题实质是一种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失业：专业设置不匹配、人才培养模式不匹配、择业观不匹配。

我觉得消除这种现象需要全体社会的努力。政府应努力发展经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力求均衡，积极改变旧的观念，让时代所留下的制度惯性消失，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机制体制。社会应积极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社会资本占有不均，劳动力市场双重分割，用人单位盲目选才。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全面培养，既要关注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也要时刻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给予必要的帮助，帮助学生走出误区，积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人生定位和目标。高校在管理方面也要加强，约束学生使其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心理习惯，积极健康的面对社会，迎接社会，拥抱社会。

同时，作为在校生的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客观认识自己。大学生首先要客观认识自己，对个人发展目标理性定位，在充分认

识自我的情况下合理制定大学期间的个人发展目标。大学生要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和做事能力，充分利用学校教学资源和网络资源，根据自己的规划和目标充实自我，不断积累沉淀，提升自己的价值，加大实现自我价值的砝码。

2、转变就业观念。大学生要直面就业压力，正确研判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改变对高收入、大城市、安逸舒适工作的片面追求。择业时更应注重职业规划、自我发展的长期性，把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3、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应从自身实际和社会需要出发，确定职业发展的方向，了解实现职业目标需要具备的素质，充分认识实现和实现目标需要面临的挑战。并且脚踏实地地学习好专业知识和相关非专业知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课堂上的学习和考试，还要具备专业知识运用、实践操作、团队协作、人际交往等多方面能力。

第五篇：2012年【司法考试】新增司法解释和立法.....(重点记忆)

2012年【司法考试】新增司法解释和立法.....（重点记忆）

一、经济法（3个）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2011年6月30日第6次修正，公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1年7月19日第3次修正，公布之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实施条例（2011年11月23日通过，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点评】2011年司考未涉及个税的考题，因个税在修订中，2012年肯定会有个税的一个题目；同时，列入2011大纲未考查的车船税法，2012年很可能会考查一个题目。

二、三国法（共2个）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8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2〕3号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2010年12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6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6月25日起施行）法释〔2011〕15号

【点评】除此之外，考生应该关注列入2011大纲的《法律关系适用法》，2012年仍将是考查的重点。

三、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1个）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4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7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法释〔2011〕12号

【点评】这个解释是适用三大诉讼法的。

四、刑法（共9个）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1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32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2〕2号

（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的通知（2012年1月9日）公通字［2012］1号

（9）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

（10）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1年12月30日）法发〔2011〕20号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2011年8月18日）法〔2011〕262号

（1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6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4次会议、2011年7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19号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5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3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法释〔2011〕13号

（14）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1年4月28日）法发〔2011〕9号

（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2011年 4 月 28日）

【点评】刑法是新增法律文件最多的科目，且均为司法解释，较为重要的为减刑、假释规定，其余的司法解释考试也会涉及。列入2011年大纲的《刑法修正案

（八）》仍是学习的重点。

五、刑事诉讼法（共2个）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3月14日通过修订，2013年1月1日施行）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8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23号

【点评】两点需要说明：（1）刑诉法分值占到73分左右，第三得分大户，无疑刑诉法的全面修订对通过司考影响巨大；（2）2012年司考是否考查201

3年1月1日施行的刑诉法，以2012年大纲为准。笔者判断，必然纳入考试范围，理由很简单：1）修订案已通过，施行是必然的；2）全面修订，修订条文110条；3）修订内容涉及刑诉重要制度内容，为重点恒考内容，命题人考查旧法就要回避这些重点问题，回避重点问题，刑诉法试题结构就是有问题的。

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共5个）

（1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年6月30日通过修订，2012年1月1日施行）

（19）拘留条例（2012年2月15日通过，2012年4月1日施行）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5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2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9月5日起施行）法释〔2011〕20号

（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年12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5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法释〔2011〕17号

（22）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2011年7月13日）法〔2011〕225号

【点评】最重要的当然是行政强制法，其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属于同重量级的法律文件，每年的考查分值应5分左右。

七、民法（共1个）

（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2011年7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5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法释〔2011〕18号

【点评】婚姻法解释

（三）在实务中很重要，在司法考试中次之，因为整个婚姻法的考查分值也就3分左右，一般2道试题。但是值得好好学习，关系各自现实或未来切身利益。

八、商法（共2个）

（2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2010年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4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2月16日施行）法释〔2011〕3号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2011年8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7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9月26日起施行）法释〔2011〕22号

【点评】重要的是未列入2011年大纲却考查8分的公司法解释

（三），想必2012年不会再落下，若仍为列入大纲，则仍为重点学习内容。

九、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共4个）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2010年8月1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92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21号

（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2011年5月27日）法〔2011〕195号

（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1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9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1〕14号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年4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1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5月16日起施行）法释〔2011〕11号

【点评】三大诉讼法都面临全面修订，且均列入立法规划。实际情况看，只有刑诉法在本届人大任期内完成了，民诉和行诉恐要轮到下届人大来完成了。刑诉之所以必须完成，是因刑诉需要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和早已生效施行的律师法。有时候改变只在一瞬间，带来的却是源源不断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