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与清华五篇范文

第一篇：梅贻琦与清华

梅贻琦与清华

法学院柯友乐

[摘要]：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中，清华走过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从满清时代的封建制度，到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再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期间又经历了外族日寇入侵而被迫西迁昆明的艰苦历程。从建立之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到致力于人才本地培养的国内知名学府清华大学。在国家遭受苦难，国民遭受奴役的年代，清华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梅贻琦先生等清华学人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而这，就是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今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走近清华，走近梅先生。

[关键词]：梅贻琦；清华大学；清华基金；清华精神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琦自一九○九（宣统元年）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即受清华之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谓‘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之。”［1］这是梅先生在1941年的报告《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生于天津的梅先生并非一开始就是清华的学生，而是我国另一所知名的学校---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1904年，作为南开中学的第一期学生，梅先生就读于此，后来考入保定高等学堂。

可以说，在此之前，梅先生与清华大学都是无任何交集的。梅先生与清华联系的真正开始则要归因于中美两国的“庚子赔款”事件。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随即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月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服大信。”［2］于是，在1909年的六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时，以“游美学务处”的名义开始招考留美学生。梅先生在1909年“游美学务处”组织的第一次留美开始中就通过了考试，后就读于美国的伍斯特理工学院。1915年春留学归国，同年秋天开始担任清华物理系的教师，后又担任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先生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得以在十年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乃至世界知名大学之列。在这期间，清华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形成了三个重要的核心思想，是谓教授治校、文理兼备，倚重通识、注重科研。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当时清华任职的教授多为专业方面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且有学校物力支持，清华研究院设立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包含十个学部，为全国大学之最，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之一。在文、理、法、工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梅贻琦与清华基金

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之根基。清华名义上称之为“国立清华大学”，然实际上国民政府对其未有任何财政之拨给。清华大学教研之运作的各项经费来源，全部依赖于清华基金。所以说，清华基金乃清华大学建立、存在及发展的根本基础。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 1

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建立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而这样的环境，则亦给梅先生在治校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梅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十几年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笔资产，将其用在清华最需要的地方，添置图书，购置仪器，扩充校舍，聘请教授„„在西迁时的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办学。但由于抗战期间，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对于北大的财政拨给大幅度减少，而南开则又是一所完全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无任何政府财政之支持。在这样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其联合办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吃亏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梅先生没有自私自利，而是尽其所能，以微小的基金支持者北大和南开。在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形成了爱国、民主、科学和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说“先生以年最少，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校务因以日进，先生之力居多”。

1948年底，梅先生在在战火中从北平飞至南京，后至纽约。1950年起，梅先生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先生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回忆梅先生临走时的情形，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3］

梅先生自1951年起，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与此同时，梅先生还曾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肖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利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此信未交给学校，此事亦不了了之。［4］梅先生一直想着拿有限的钱为国家做长期的研究工作，1956年，在梅先生的主持下，台湾当局在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清华基金又一次发挥了她的巨大作用。

繁忙的事务与来回奔波，简衣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梅先生因病住院，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梅先生逝世。在他逝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时发现梅先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5］

梅贻琦与清华精神

一、清华的民主

“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组织，似乎还只是少数。在这极少数当中，清华大学可以算得上一个„„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是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6］清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梅先生是有着巨大的关联的。在专制风气仍很浓厚的民国时期，梅先生却采用了西方国家“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谓在学校中设立评议会及教授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之互选评议员七人组成，其职权主要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各学术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其他重要条件。”［7］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成，校长为主席，教授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决议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8］民主的制度给了清华每一位学生，每一位教授自主决定校务的权利，调动了每一位清华人的积极性。这也就是清华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

一。

二、清华的自由

“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难大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优惶！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9］学术自由对于一国之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之时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学者至北大任教，促进了北大学术的极大繁荣。然而，清华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清华的自由不仅是学术的自由，还是思想的自由。梅先生曾说过“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在梅先生担任清华校长期间，无论是对于陈寅恪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对闻一多、吴晗这样的民主人士，梅先生都未曾有过任何批评之意见。相反，梅先生是非常敬仰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民主人士的，在他们被暗杀后，梅先生对当局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与对二位先生的极大惋惜。对于清华学生之思想发展，梅先生向来是无任何要求的，他的宗旨却只是有一条，那便是要求学生“培养完全之人格，为国家的发展谋利。”当学生为抗争国民党的暴政而游行时，先生未曾反对过，相反，他是千方百计的保护学生，营救被捕学生。清华的学术氛围亦是自由的，教授们可以自由地自由地进行学术讨论，可以查阅各种书籍，包括当时的一些“禁书”（共产、马克思、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梅先生任职的清华园里，清华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这一切对于清华的发展亦是有极大之帮助的。

三、清华的时代责任感

1931年，在梅先生就职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梅先生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10]梅先生认为，大学不仅是一所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清华大学的教育方针，就是造就专门，以供社会建设之用。当时的中国，外患深重，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有侵略的可能。当时社会中的爱国青年往往不能安心学习，对于此种情况，梅先生提出“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中国有真正补助的„„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从，不要躁进„„”

[11]在国难深重的年代里，梅先生似一位长者，细心引导着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方式报国，培养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几句口号。

也就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情况下，在清华经费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梅先生在清华原有专业基础上添置了一系列实用的、对国家有帮助的专业，如农学、化学、航空航天等专业，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梅先生也不是一味要求学生死读书的，他要求学生培育健康的体魄，“我们要将灵敏的脑力，寓寄于健全体魄之中。而后才能担当艰巨，才能谈到救国”。[12]在抗日战争时期，清华的诸多学生应召入伍，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各种服务。梅先生的儿子梅祖彦亦在这个时期从清华入伍，后被派至美国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就读于梅先生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梅先生为此颇感欣慰。

在清华大学走过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学人依旧保持着这样的精神，“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早已与清华大学融为一体。百年清华，培养的不仅是一批批专业化人才，更是培养了自强不息的清华精神。这样的一番情景，梅先生不曾看到，但一定在他的意料之中.结束语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实践证明，清华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然斯人已去，历史的滚滚洪流仍不断向前流去。今日之

大学，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巨额的贷款，无休止的扩建，无休止的扩招；思想的不自由，学术的不自由，大学的不独立；学生的浮躁，教授的功利主义，大学的利益至上。学术造假，学校管理层腐败，这些在我们的耳中已不再陌生，昔日的学术殿堂俨然已成为某些人牟取利益的工具。大学，除了几栋大楼，还有什么？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不是没有可塑之才，但却一直培养不出大师，原因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几天以前，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辞职了，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根叔”。在他的离职演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令人回味。我也将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让大家去思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民主而感到资金的困扰，但朦胧中我似乎又感觉到白花花的银子在暗流中对着我窃笑。我奈何不得，徒有遗憾，我感到遗憾，大学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当有些人不得不去琢磨，窥视甚至制造微妙时，多少精力、努力都耗散在那些无谓的微妙之中。其实，要改变此一现状无关乎意识形态，只关乎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2]参见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4]参见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5]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6]参见朱自清:《清华的民主制度》，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8]参见《清华学习组织大纲》，载《中国的大学》，梅贻琦著，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9]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0]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11]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2]参见梅贻琦：《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第二篇：梅贻琦校长的清华就职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直接赴美的留学生，１９１４年起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教务长等，１９３１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１９５５年，梅贻琦自美赴台，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亲自勘定台湾新竹县东郊赤土崎为校址，１９５６年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教室上课。１９５７年首批校舍落成。同年，他延聘著名化学家陈可忠为教务长。梅贻琦生前心系大陆，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１９６２年，他病逝后，在陈可忠任内，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挂牌。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

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原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３４１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４日

第三篇：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儒雅、谦和，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圆融谦逊和果敢刚毅，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第四篇：《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现代文阅读

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徐百柯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用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1955年梅先生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1．梅贻琦先生是一个真君子，他的君子风度体现在哪些方面？请概括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本题考查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回答本题需综观全文，摘取关键句子作答。

【答案】(1)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2)沉着冷静，有主见；(3)敢于担当，爱护同事；(4)嗜酒而不闹酒；(5)志趣单纯。

2．本文在材料安排处理上的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本题考查鉴赏作品艺术手法的能力。先点出选材上的特点，再结合文本具体分析。

【答案】(1)以小见大。文中选取的都是些轶事趣闻，如给大学“定性”的故事、喝酒的故事、妻病献花的故事等等，但点点滴滴却见一个人的精神面貌。(2)点面结合。既有诸如“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用这两句来说明”的总体评价，又有具体的言行展现。

(3)正侧面结合（引叙结合）文中既有校友、教员、亲人各方面对人物的回忆评价，又有对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事件的处理的细致描述。

3．文章标题称梅贻琦为“永远的校长”，试根据文意谈谈你对“永远”的理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 本题考查探究文本的能力。“永远”内涵丰富，可从梅贻琦本身的人格风范分析，也可以从他对清华的影响分析。

【答案】 “永远”指他树立了清华办学的价值观念，留下经典名言，延揽并造就大师，是清华“厚德载物”思想追求的代表和象征。“永远”包含先生开一代风气，包含对清华人文、精神、理念奠基性地位的肯定。“永远”是说他的人格风范、默默的君子气度对清华影响深远，让人感念不已，给后世以启迪。

4、划线句子在全文起了什么作用？在此形成了一个怎样的行文思路？

[答案示例] 第一问：①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承接上文梅先生灌输清华校训，引出

下文先生以此为铭具体践行“厚德载物”的种种表现。②这句话在全篇中又有统摄全篇的作

用。（答出两点给4分）第二问：行文思路上由“言”过渡到“行”。（1分）

[解析] 通过理解文中重要语句的作用来把握文章结构，首先要理解该句子的内容，然 后再联系全文，分析其具体作用。答题时应注意上下文的内在联系。

第五篇：大师之廉-梅贻琦（本站推荐）

大师之廉——梅贻琦

恰逢教师节，不由自主地想起前段时间所拜读过的《南渡北归》里的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先生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24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梅贻琦1889年出生于清末家道中落的诗书世家，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1904年进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校长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至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清华招生的留美公费生，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机电专业。1914年毕业回国，1915年到清华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1931年，梅贻琦正式出任清华校长，直至1948年他离开北京去美国管理清华基金，资助中华学人完成学业和研究事业。1955年，他应邀赴台湾创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后一刻。

梅贻琦的廉洁奉公是有名的，他执掌清华期间始终坚持勤俭办学、廉洁治校。他初到清华时，便再三强调勤俭。他说，我这样做一则是希望学生保持简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是为了节约办学经费。其实，当时的清华庚子赔款相当丰厚，梅贻琦完全可以不用那样做，但是他没有。对于数额巨大的庚款梅贻琦分文不取。相反他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为了节约开支，梅贻琦辞去了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亲自下厨。不但如此，梅贻琦甚至连学校供应他的两吨煤也不要，款额虽小，但他认为，“这是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在西南联大期间，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安步当车。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

1949 年，60 岁的梅贻琦来到美国管理清华在美的庚款基金。他只有一间办公室，聘了一位兼职助理。梅贻琦当时给自己定薪水300 元，和庚款资助的在美留学生一样。台湾当局觉得过意不去，让梅贻琦将自己的薪水改为1500 元，梅贻琦不同意，他说：“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台湾地区早期财政一度很穷困，所以有不少人经常打清华庚款的主意，但均被梅贻琦严词拒绝。

1962 年5 月19 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 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此时夫人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两袖清风的梅贻琦真是穷极了，他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蒋梦麟在为梅贻琦撰写的碑文中称梅贻琦“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习楷模”，这话确是中肯之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杨 明

201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