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德意志理性文化思维特征与中华感性思维特征优势的交融与互补
德意志理性文化思维特征与中华感性思维特征优势的交融与互补。就是带着这种文化预期，他们选择了德国利勃海尔作为合资对象，这种技术与文化引进替代，对日后海尔文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海尔文化中那些严谨的程序化、规范化、理性化的运作方式和人性化的管理观念，都深深的打上了中、德文化交融的印记，成为其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和竞争优势。
在现代社会中，品牌已经成为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到今天，人们都已经明白名牌与品牌效应的巨大经济价值，但在十几年前还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品牌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海尔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并不断提升这一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资产。只有充满超前意识的优秀企业家，才能够认识名牌与品牌的价值和机会。海尔集团从初期依靠商场销售，到建立自己的品牌专卖店，迅速提升品牌的知名度，通过2001年调整营销模式，构建分销服务体系，并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各种商流信息共享，来实现与客户的零距离，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营销效率
近几年来，国外一些著名品牌涌入我国，对于我国市场和群众的消费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品牌，昨晚企业的无形资产，其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买商品，就是买品牌，买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时尚。因而在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的同时，进一步用服务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凭借这种亲和力，海尔还顺利实现了产业延伸，使新产品更容易打开新市场。海尔人懂得，高品位的服务不仅包括服务热情、服务规范周到等内容，更重要的是在服务中凝结着一种先进的文化，还注重体现先进的服务理念、真挚的服务精神和高超的服务艺术。这种服务文化渗透于品牌服务的各方面，赋予品牌特有的内涵和强烈的个性，使其熠熠生辉、商誉倍增。“顾客永远是对的”、“真诚到永远”、“用户的需求是我们永远的追求”、“24小时服务”是海尔对顾客真诚承诺。为更好的贴近顾客，服务顾客，海尔集团消费者可以参与设计新产品，推行五星级服务。曾经有一位潮州顾客写信给海尔总裁张瑞
第二篇：理性思维与明辨
理性思维与明辨
什么是理性的思维？什么是明辨？理性中能达到明辨？一切泥团都将在慢慢的云霾中揭开谜底，思想的飞跃是对内心的刨根问底。运用哲学的思维将会酝酿理性思维的角度，明辨的前提是要用理想的思维辨明是非曲直。理性一个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明辨就是在这种思维的驱动下达到的崇高境界，明辨是非、思维理性头脑清晰传达着对一件事情的真与假，对与错，失与得判断。明辨的之撑点是理性思维模式的界定让头脑清晰的传达正确信息，反之，浑浊能否让你理性？
理性思维的培养不是先天的智慧是一种通过自己的习性修养，自己人生追求过程中不断积淀的智慧。达到理性必须要修养靠智慧之花正确的人文精华洗礼浑浊的头脑，集世界之智慧，日月之精华，正确的指导思想将旷世出才。人的感性之花是一种人性原始本能的释放，情感思维的寄托让我们的心灵充满了生命本有的美丽，这种美丽是原始的，是生命的本能。虽然是情感寄托的释放但在某些方面对于理性确是有制约的成效，过于感性将会让自己在人生路上会得到意想不到的颠簸。但是感性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用感性的思维在更多的时候会让自己失去对事情理性的正确判断，明辨能否有之？
人生智慧在于不断汲取，不断集聚文明之花，博览群书，博学而笃志，在不断成长之中对自己内心的刨根问底，理性中的明辨是一生的经学。要感性更要理性，这样人生才不会伤得太重，看待事情才不会那么偏激。
理性了才会明辨，明辨了是非曲直才会走出胡同，正确的看待失去与得到。因为有了理性的思维才有明辨的智慧，明辨的智慧才是灵魂的升值点。
-----------曹穆生2011-5-29
第三篇：数学思维与文化读书笔记
读《数学之美与浪潮之巅》有感
“数学是解决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最好工具。它能非常清晰地描述这些领域的实际问题并且给出漂亮的解决办法。每当人们应用数学工具解决一个语言问题时，总会感叹数学之美。【1】”有人说：“数学是学科之母。”因为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金融等等方面都离不开数学计算和模型。但是也许就是因为它的高深广博令人只将数学理解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而真正的数学是怎样的呢？我不禁想问。带着这种疑惑和思考，我阅读了 《数学之美与浪潮之巅》这本书。
这本书介绍数学在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主导作用和奇妙应用。其中我对于几个方面很感兴趣。
1.用统计语言模型这么简单的数学模型能解决复杂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问题。
无论从数学家兼信息论的祖师爷香农(Claude Shannon)就提出了用数学的办法处理自然语言的想法，到语音和语言处理大师贾里尼克(Fred Jelinek)成功利用数学方法解决自然语言处理问题，数学显示了极大的作用和魅力。“很多人不相信用这么简单的数学模型能解决复杂的语音识别、机器翻译等问题。其实不光是常人，就连很多语言学家都曾质疑过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但事实证明，统计语言模型比任何已知的借助某种规则的解决方法都有效。【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大的问题细小化。
将一个长句分割成多个中文分词，有效的将汉字与计算机联系了在一起。在隐含马尔可夫模型中，将复杂的语音识别问题居然能如此简单地被表述、解决，让人不得不感叹数学的奇妙之处。在，“信息度量”一节中，作者举了猜测世界杯冠军方法的例子，只用了5次就猜测出了冠军。
2.布尔和弗莱德里克.贾里尼克
当看到布尔和弗莱德里克.贾里尼克的经历时，我感到很是奇怪。布尔本来是小学数学老师，他生前没有人称他为数学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854 年“思维规律”（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 on which are founded the Mathematical Theories of Logic and Probabilities）一书，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逻辑问题。我想这应该和他在工作之余，喜欢阅读数学论著、思考数学问题的习惯有关，我也从中了解到数学与我们相距并不是太远，只要有兴趣，人人都可以在数学领域有所发现和感悟。
而我对弗莱德里克.贾里尼克感兴趣在于他由小时候的一个普通学生甚至是坏学生，最后成为了数学大师，在语音和语言处理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他的理想由律师变成医生，到最后攻读电机工程，偶然的遇到了信息论的鼻祖香农博士，和语言学大师贾格布森 Roman Jakobson，又陪着太太听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课。可以说他的学习之路极具传奇色彩和偶然因素。一方面，他对于学术精益求精，对学生严格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他自己年轻时贫困的求学经历，为组里的每一位学生提供从进组第一天到离开组最后一天全部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还为每一位学生联系实习机会，并保证每位学生在博士生阶段至少在大公司实习一次。而他自身生活俭朴，一辆老式丰田车开了二十多年，比组里 学生的车都破。这样一位数学家不得不说是极具人格魅力的。
3.余弦定理和新闻的分类
最初看到这个标题十分新鲜，数学余弦定理是任何一个初中生都能掌握的知识，但当它与向量联系应用于繁杂的新闻分类时，可以发挥出令我们难以想象的作用。数学和任何其他学科不同，它几乎是任何科学所不可缺少的。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像它那样泽被天下。它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和工具，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怀疑了。“它曾经是科学革命的旗帜，现代科学之所以成为现代科学，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是使自己数学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数学在人类理性思维活动中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离不开各个时代的总的文化背景，同时又是数学影响人类文化最突出之点。”
4.数学创造美
无论是黄金分割比例到勾股定理，数学用一系列的数字勾画出了令人惊艳的美丽，在《高等数学》中，一系列的心形线，星形线都是如此的优美自然。这是我最初对数学之美的理解，但通过这本书，我的理解加深了，数学的美在于用最简单的方法应用在最广泛的空间和领域之中。柯林斯的‘‘繁琐哲学’’和布莱尔的‘‘简单才美’’都有其合理之处，5.密码
密码给人们的感觉是神秘的，但在数学中它被分解成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好的密码必 须做到不能根据已知的明文和密文的对应推断出新的密文的内容。【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方的密码设计就很成问题。美军破获了日本很多密码。在中途岛海战前，美军截获的日军密电经常出现 AF这样一个地名，应该是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但是美军无从知道是哪个。于是，美军就逐个发表自己控制的每个岛屿上的假新闻。当美军发出“中途岛供水系统坏了”这条假新闻后，从截获的日军情报中又看到 AF 供水出来问题的电文，美军就断定中途岛就是 AF。事实证明判断正确，美军在那里成功地伏击了日本主力舰队。
根据信息论，密码的最高境界是使得敌人在截获密码后，对我方的所知没有任何增加，用信息论的专业术语讲，就是信息量没有增加。一般来讲，当密码之间分布均匀并且统计独立时，提供的信息最少。均匀分布使得敌人无从统计，而统计独立能保证敌人即使看到一段密码和明码后，不能破译另一段密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包括提出 信息论的香农都在为美军情报部门工作。可见数学对于战争的输赢也有其巨大的作用。
在《数学之美与浪潮之巅》中，我了解到数学深刻的影响人类精神生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它大大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提高与丰富了人类的整个精神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学使人成为更完全，更丰富，更有力量的人。
引用：
【1】【2】【3】均来自于《数学之美与浪潮之巅》
吴军2008 年
第四篇：从文化根源阐释中西方音乐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
从文化根源阐释中西方音乐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
林溪漫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中西音乐中不同艺术形式和内涵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差别的内涵由形式本身是难以解释的。如中西绘画、雕塑、音乐之间的差别，仅仅用写实与写意、定点或散点透视、共性音色与个性音色等是解释不透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比较音乐学的基本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比照，有利于对东西方音乐艺术有更深刻的领会。以下是笔者对中西音乐的基本思维方式与审美特征的探讨，让我们对其有一个深入的认识。
一、立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说法。这是封建道统甚至政统比较认同的衡量为人、为士、为君子的标准。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成为一个贤德之士、一个栋梁之才，惟有具备了这六方面的才能以后，才有可能称“士”、称“才”。作为文士，除了必须知书达礼、通晓国家规程外，还必须具备“琴”、“棋”、“书”、“画”四项素养。封建传统无可争辩地认定——这四项是文士之为文士的必备要件。这其中，象征音乐素养的“琴”被放到了第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音乐的发展受其自身规律及特定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四支有一定区别特征的发展脉系：
第一支为文士音乐，也称文人音乐；第二支为宫廷音乐；第三支为民间音乐；第四支为宗教音乐。显然，在这四支音乐脉系中，文人音乐主要是文士社会审美实践的必然成果。文人音乐指的是历代由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传统音乐。主要包括：古琴音乐和词调音乐。与其他三支音乐脉系相比，文人音乐体现出一些别具特色的音乐理念，这种理念对从事音乐审美实践的文士施加着人格方面的影响。
文人音乐明显地强调独乐、自娱、自满、自悟。它并不以群聚、共乐为崇尚。这种理念颇能反映传统文士以“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为基本准则的人格实践理想。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及宗教音乐的内涵品质而言，它们都具有体现和展示不同的音乐审美实践主体之人格精神的功能，不过仅就文人音乐来看，它似乎更适合封建时代的文士借以表达和彰显人格精神。文人音乐崇尚的“修身养性”、“独乐自娱”及“追求言外之意、音外之声、味外之旨、象外之象之‘天人合一’意境”的理念，在本质上十分切合一大批文人隐士以音乐为载体来直抒胸意、弥补现实操作缺失的客观需求。也许因为恰巧有这种“理念”与“需求”的有机结合，所以才为文人音乐的境界化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人音乐不像西方古典音乐那样讲求器与器的组合，讲究聚众的演奏和聆听。由于文人音乐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推崇“孤独”意识的人格精神的影响，因此它本已具备的“独乐自娱”特征更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在中国，那些具有突出的本土色彩的乐器序列中，琴、瑟、筝、阮、琵琶、箫、笛、埙乃至二胡等，都是常常用作闲居独乐的器物而存在的。从考古的实物、古籍以及存留的器物上查看，这些乐器不仅仅适合用作乐队演奏，而且更适合用作独自演奏。许多透显文士品相的音乐实践者甚至从观念上就认定：上述乐器就是为个人而存在的，并不是为公众而准备的。文人音乐经历史上无数的文士之手，发展演变成了一整套形式完备、内涵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清人蒋文勋就明确指出：“琴取自乐，不在供人。”其实，在大多数文士眼里，“自乐”还是有些沉迷于享乐，弄不好会流于玩物丧志，最要紧的是，在文士的立身之本中，“琴”、“棋”、“书”、“画”本来就是作为基本素养而存在的，假如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点，则就很难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士。在这四种素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足见古人推崇有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封建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大家公认的文士或说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2 首先，音乐这一关就必须先过，其次还要看其他方面的素养。与之对照，无怪后世不少学人抱怨社会越向现代、后现代发展，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似乎反倒越发少了起来。事实上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认识，那就是：之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减少，除了受一般显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以外，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些有助于真正知识分子出现的人文精神内涵也不似以往那样突出，而是越来越减少。进入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以来，科技的发展、学术的分工与分化，造就了大量的仅仅通晓一两门专业的专门人才。这些被勉强称作知识分子的人们，几乎十有八九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即单向技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艺术、对审美甚至包括对人生终极关怀和追问的关注。这在根本上使他们不具备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人文性。无可否认，中国文化传统为古代文士所框定的琴、棋、书、画四项标准，在一定意义上是非常有助于文士用以培养人文性的，也是有利于传统人文精神的不断传承。
二、文化心理——娱人与娱己
中国文化侧重生命享受，西方文化侧重知识获得，这一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中西音乐的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影响首先表现在音乐的功能方面。简而言之，就是：西方音乐是娱人的，中国音乐是自娱的；西方音乐总是夹着种种外部的功利目的，中国音乐则主要表现为自我愉悦，自我修养。
中国文化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具有个体的封闭性。西方文化侧重知识的获得，而知识是客观的，外在的，条理化的，故而其心灵的结构是开放的，它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确证，并在这种验证之中才能确证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中国文化则不然。中国文化侧重生命享乐，而生命纯粹是个人一己之所有，享乐也只是个人感官的特权，故而其心灵结构是封闭的，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不需要第三者的认可，只要自己的真切感受便是够了。因为这个 3 差别，所以中国人的心灵不像西方人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支撑着、证明着，而是自已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比如学术研究，西方重在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因为他们的成果是有待于外部实践的检验，有待于对方（读者）的被说服，并且只有在其成果被验证、读者被说服中才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中国则不同，它不重体系的完备、逻辑的严密、证明的充分，这三者在中国学术中是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中国学术所重的是对事物的直觉把握和洞察的深度，所以它往往只是写出思考的结果、问题的结论，而全不作逻辑的推理或事实的论证这些中间过程。中国哲学始终以语录体形式著述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他只要把自己所体认到的东西写出来就够了，他不需要说服读者。中国学者对读者当然也有自己的期望，但这期望不是被说服，而是能引发他们作同样的体验和感悟。而且，尽管有期望，却并不执着，也不勉强，因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学术著述本身就是自得、自足的。
中国学术的这种自得、自足性，在中国音乐中亦有突出的表现。与西方学术的重在“服人”相适应，西方音乐的突出功能便在“娱人”。西方音乐从古希腊起，就与戏剧一起面向公众演出，不仅有专门的场地，还常常举行各种形式的竞演。登台演出，面向公众，则自然追求演出效果，注意听众的反应，自然希望满堂欢腾，成为明星。所以，这样的音乐演出，完全可以说是“娱人”的。演出的目的或是为了取得名声，或是为了获得利益，而音乐本身的价值和意味，演奏者本人的情绪与感兴，则往往被忽视。这种音乐传统经过中世纪的“娱神”（是“娱人”的变式）再到近现代音乐活动，不仅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而且随着商业文明的成熟和泛滥，音乐的功利性质更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的功能主要在于“自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而且，这门课的修习，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就在于培养自己的情操，提高自身的素养，使自己的生命过程更加美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几乎是精通音律，熟谙琴艺之人。如孔子、庄子、4 宋玉、司马相如、蔡邕、阮籍、嵇康、王维、苏轼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也都是弹琴名手。甚至连“性不解音”的陶渊明，也备有一张“无弦琴”，每逢得意时便抱怀抚弄一番，并对友人解嘲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能于无声的琴中领略琴之趣味，获得创作与表演的娱乐，正是中国音乐“自娱说”的最好注脚。
中国的乐器，如琴、瑟、筝、阮、琵琶、箫、笛乃至二胡等，都是常常用作闲居独奏、遣兴抒怀、自娱自乐的。即使较大规模的合奏，也不是到舞台上，不是到勾栏中去迎合听众，获取掌声，而是在厅堂之内，或廊庑之侧，专供自己（至多包括家人和朋友一起）欣赏的。在中国音乐史上，只有元、清两朝稍有例外，把音乐同戏剧一起搬上了舞台，用以娱人牟利。但这两朝恰恰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传统文化受到抑制之时。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有过论述，并指出其缘由，为蒙、满入主中原，人心不安不乐，方才离家群聚求乐。但这至多只是表层的原因。其深层原因，我以为还是蒙、满的入主，使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受到冲击、抑制乃至开始解体。中国音乐的自娱精神，其真正确立是在魏晋以后，而这正是士大夫文化逐渐取代以前的贵族文化的时代。至元、清两朝，伴随着士大天文化的被抑制，市民文化开始兴起。瓦肆勾栏之类公众娱乐场所的开辟，正是典型的市民文化的产物。
中国音乐的自娱精神，其另一面则是专重兴感意会，在创作与演奏上均自得、自足，不带功利目的。表面上看，中国音乐的自娱是为己的，故而应该有“私”的，西方音乐是“娱人”的，应该是无“私”。实际上恰好相反。中国音乐有“已”，但不是功利之“己”；西方音乐为“人”，却背后有一功利之“己”在。因为西方音乐之重娱人本质上不是利他主义，不是在作无私的奉献，而是在通过娱人为自已获得“名”和“利”，所以，多数西方音乐中的曲调，其作者均明显无误。作者之努力创作，目的亦主要在使自己“名垂后世”。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自娱性决定了中国音乐主要着眼于奏者与听者的心心相通，使其均能自得、自足、自乐，而不太重视名声和利益。不重视名与利，故而也就不重 5 视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不重视在同行的角逐中独占鳌头。“中国人一切皆贵一种共通性，而音乐尤然。每一吹奏歌唱，声入心通；使吹奏者、歌唱者与听者，各有一份自得心，更何名利权力之种种杂念存其间。„„音不可传，而辞可传，故中国人重辞甚于重音。此乃指辞之内容传世言，非指作者之传名言。”正因其重在传意而不在传名，故而中国古代绝大部分乐曲没有署名作者，而且还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首乐曲，后人可以根据自已的乐感和理解对之加工修改，以至于逐渐形成许多不同的谱本。著名琴曲《平沙落雁》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自其问世以来，刊载的谱集达五十多种，有多种流派传谱，关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陈之昂之说；有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说，又称是明代朱权所作，但无实证，只得存疑待考。这一在西方音乐中极为罕见，而在中国音乐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也是根源于中国音乐的自娱、自得、自足，根源于中国音乐的重意、重内容，而不是重名、重作者的所有权这些外部的因素。
三、织体思维——横向性与纵向性
所谓织体，是指多声部乐曲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或规律，所以也称作“声部结构”。“织体”二字是“纺织体型”的缩写。纺织体型是纵横（经纬）结合的结构，借用这个名词是说明音乐的写作既有纵向的结合，又有横向的结合，还有纵横综合关系的结合。一般地说，强调横向的结合是复调音乐的写法，强调纵向的结合则是主调音乐的写法；前者是横向的线性思维，后者是纵向的线性思维。中国音乐体系与西方音乐在这一方面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西方（主要指的是欧洲）民族与东方民族由于民族心理、哲学基础、审美趣味的不同，在音响表现形式方面也有不同的结构特征。正如西方绘画在运用线条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明暗效果，而追求造型的立体性一样，在西方近现代音乐发展中，除继续讲究旋律的横向展开外，更着力于多声部的各声部之间复调、和声关系的纵向组合，属于复音音乐。在东方，和中国画、书法多在“线” 6 上下功夫相关联的，东方民族的传统音乐艺术的音响表现形式，是以横向的旋律展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单音音乐。
西方音乐体系在处理多声部关系时，是倾向于纵向的线性思维，即特别注重主调旋律与其他声部的和声关系。所以，在西方音乐中，主调音乐体系占有绝对的优势，构成西方音乐体系的主要枝干。所谓主调音乐，就是以一个旋律为主，其他声部都作为辅助性的因素从属于这一主调旋律。这种各声部从属于主调旋律的联接机制，就是和声。在这种音乐织体中，一般说来，只有一个横向的主要曲调具有旋律的或完整旋律的意义，其他各声部的和声音列都只对其主调起衬托作用，或者是突出其基调，或者是强化其节奏，或者是丰满其音响效果，或者是渲染其情绪色彩，或者是加强形象的刻画，或者是加强乐曲的气氛等等。所以，在西方音乐体系中，音乐的织体思维主要是纵向性的。
与之不同，中国音乐体系在织体思维方面则表现为横线性，即注重各声部旋律自身的按向性线型展开。在中国音乐中，绝大部分的乐曲是单声部曲。在这一类作品中，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其织体就是旋律仅仅作单声部的横向展开。这是单纯的横线性织体思雏。在中国音乐中，如果是多声部的织体，那么它也不是像西方音乐中常用的主调音乐，而是复调音乐。所谓“复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旋律经过特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一种多声部音乐形式。复调音乐和主调音乐的差别，主要在于主调音乐中主调旋律以外的各声部音列不具独立的旋律意义，而只是充当主调旋律的和声（或和弦），而复调音乐中各声部的音列均为完整的旋律，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另外，学习过《律学》的人都知道，中国音乐的五声调式与七声调式、十二音体系不同。前者较为单纯简简朴，后者较为复杂细腻。但这种差别仅仅是风格意义上的，不能据此判定优劣、高低、先进、落后。其实，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七声音阶乃至十二音音阶，但中国音乐后来选择的是五声音阶不用七声和十二音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为这两种倾向各有其不同的文化本体，因而形成不同的功能张力。简单地说，西方文化是以知识为本体，中国文化是以 7 生命为本体；西方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人，中国艺术的功能张力是娱己。前者是以理性来处理外部世界，是外向的；后者是以感性来把握内部世界，是内向的。前者是对对象世界的认知，是有待其真实性来支撑它；后者是对生命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是完全个人的，它不需要一个外部世界来支撑、来证明，而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自足。„„重视证明，追求说跟力，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趋于细致、缜密；而着眼个人的领悟，内心的会意，则自然趋向于简朴、单纯。中国音乐之所以没有选择七声音列和十二音音列，而独独选中了五声系列，应该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底蕴和美学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中西音乐的创作思维和审美特征并不是由本身而是由产生它的文化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所具的不同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乃至于音乐形式等会直接造成艺术形式和内涵的不同。对中西音乐艺术的阐释如果不追溯到文化根源，就只能是一种无根和空洞的阐释。
参考文献
① 徐清朱著《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7.上海 第一版
② 刘承华著《中国音乐的神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1.福州 第一版 ③ 刘承华著《中国音乐的人文阐释》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10.上海 第一版
第五篇：新惠普文化特征与品牌策略
新惠普文化特征与品牌策略
合并的关键在整合，合并的成效看整合。当我们已经目睹了新惠普创造的杰出业绩之后，反过来可以从虚－实两个维度找到这种杰出的理由。虚者，企业文化；实者，企业架构。文化是凝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从大到小各种规模的并购中都被屡屡提及的“陷阱”，整合得好可以1＋1＞2，整合得不好就会事倍功半；架构是企业的执行力保证，是企业的实力体现，更是面对用户的直接门户，能否在成本、效率和创新方面整合成功，是企业实际运营的关键考验。
文化冲突，是新惠普合并伊始被人广为质疑的“陷阱”之一。看上去是有不少问题———惠普是一家强调文化的“老”公司，康柏是一家以快速多变应对市场的“新”企业；惠普的产品强调稳重稳定，康柏强调性感设计创新；等等差异不一而足。惠普与康柏在全球总数达十五万人的员工队伍，带着各自的文化特征，能否迅速融合在一起呢？其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是否会带来掣肘效应呢？
“开放是新惠普的最大特色，因为在合并之前，惠普和康柏都是坚持开放系统、开放商业模式的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更加坚持开放，不仅体现在产品本身的开放性，同时也体现在惠普与商业合作伙伴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给客户提供更多选择，更多灵活性以及自由度。”惠普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在合并工作正式完成后向传媒界表示。实际上，孙振耀话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两个公司的文化在开放中走向迅速融合。
“我们热忱对待客户；我们信任和尊重个人；我们靠团队精神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注重速度和灵活性；我们专注有意义的创新；我们追求卓越的成就与贡献；我们在经营活动中坚持诚实与正直。”———这是世纪之交的惠普公司对享有声誉的“惠普之道”赋予的时代新内涵，其中最明显的一条是“注重速度和灵活性”，这对于一个规模庞大的惠普来说，无疑是点中了要害。而在新的惠普的标示中，每一个Logo都被添加上创新（invent）的字眼，显示出新惠普之道对有意义的创新的专注。
这种开放式的思维与世界接轨，自然不会在与康柏的合并中有什么“僵化老化”的问题。反过来，惠普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保证新的公司不会在合并过程的动荡中丧失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从而在宽容、包容、融解的良性状态中促成了合并的成功。
惠普CEO卡莉·费奥瑞纳特别喜欢引用一位发明家的话，并把其写入发给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中：“无论研发人员已创造了多么巨大的财富，我们仍一直处于发明和创新的初期。”在同一封电子邮件中，费奥瑞纳还指出，“„„但是最简单的（有时也会被忘记）是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工作从根本上说源于一种持久的动力，那就是去帮助他人，为他们提供强大的工具以提高其在公司及家庭中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费奥瑞纳强调的动力、生产力和创造力，则具体地落实在新惠普四大事业部集团和研发实验室的身上。
新惠普将两个品牌、众多产品线一分为四，打造出企业系统集团（ESG）、信息产品集团（PSG）、打印及成像系统集团（IPG）、专业及支持服务集团（HPS）这四根支柱，还有一个独立的惠普实验室。“这样的架构无疑兼具了敏捷和规模的双重优势，”惠普中国区总裁孙振耀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在惠普工作了十余年的老员工，孙当然知道敏捷和规模的重要性，这看似矛盾的一对集合体都聚焦在了新惠普身上。“新惠普通过四大产品集团，建立了敏捷的组织架构。而新惠普采取了创新的组织结构，使新惠普既具有小公司的敏捷性，同时，又具有大公司的规模优势。合并后的惠普公司年收入近800亿美元，合并的规模优势有助于惠普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极大巩固惠普在IT市场的地位。”
必须承认，合并之后的新惠普面临着三大矛盾———“一个公司与同时要面对的多个不同层次市场之间的矛盾、两个品牌同时要整合到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中的矛盾、IT产品技术的日新月异与IT客户的投资日渐理性和谨慎之间的矛盾”。而四大事业集团为解决这三大矛盾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平台。这个平台坚定地以客户为导向，同时又把日益关联的客户应用通过相对独立的产品集团进行划分整合，在各个领域都形成强大的规模和核心竞争力———“这四大集团如果单独计算，都是全球前10名的IT公司，每个集团都有200亿或接近200亿美元的营业规模。”
基于统一创新的文化和全新的架构，新惠普迅速站稳脚跟，连取佳绩显然不是一种偶然。
惠普掌门人费奥瑞纳日前表示，希望通过新的全球广告和市场策略，将惠普定位在一个一站式IT服务的位置上，这一品牌策略定位能够令用户自惠普得到其所需要的所有IT服务，比竞争对手IBM的口号更为明确，而基础就是充分融合的两大品牌。
《市场报》 200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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