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经验 ——田野研究方法散思

第一篇：感受经验 ——田野研究方法散思

感受经验 ——田野研究方法散思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吴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编《三农中国》第1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P93-97

一般的理解，学问即透过经验去建构理论，而后又以理论观照经验，所以，有人说做学问如磨镜面，目的在于更好地反映经验和验证理论，故而研习理论的一个目的便如锻造降魔神器，借此去捕捉事实，使之呈现出某种得以梳理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对应物的经验便如与主体无涉的客观实在，其价值全然在于等待人们用理论的视界去发现、洞察、采掘和加工。

然而，读书经年方有感悟，犹如理论，经验也远非与主体无涉，人类自有智慧，进入知识时代起，便开始在实践进程之中为自己铺设一条通往理解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才有对于经验的理解和解说。这条认知之路是一条不断被规训的路，其中充满理解方式与经验材料的相互融通和影响，而非以镜观物，反映物和被反映物的位臵清清楚楚。所以，就有人说经验也同样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使人生疑的人造之物，它通过特定的感知方式被呈现出来，等待着人们以某种解释进路去认识和理解，没有一定的观物方式和敏锐的问题意识，社会实在即使如神祗般矗立山端，人也可能视而不见。反之，茫茫大千世界中也总是能随处找到支撑某种解说的材料。由此，我得以体会，理解一旦开始，经验已非透明之物，理解经验的过程也就是将理解的模块和视界嵌入社会实在的过程，这种模块和视界本身即如眼镜，它帮助我们认知，也规训和局限我们的认知路径。所以，进入人的视野的经验不会是不渗入理论色彩的纯化液体，一定程度上，人们戴上什么样的有色眼镜，就将看到什么色彩的经验现象，并赋予其以相应的意义。因此，理论对于人们也就具有了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效应，它撑开人们的眼界，却也同时决定人们的观物方式，甚或也会遮蔽人们的视野，因为视野本身已经受到一定理论的框定。

这种体验在近年来的田野研究中感受至深。田野研究的价值在于以锁细、具体的生活事实去体察超离于事实的理论，然而，对于什么

是锁细而又具体的生活事实本身，却可能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认定的事情。记得在川东双村做村庄口述历史调查时，老农们对于解放初期土地改革的态度就引起过我的好奇。双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山村，在不甚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它较多地保留下传统农业型村落的特色，20世纪上半叶，这个村最为基本的特征是普遍贫困，这种普遍贫困用学术语言来表示，就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特征远不如孙中山“大贫小贫”的解说来得直白。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分布，根据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历史台账记载，地主户均17亩，中农户均15.7亩，差别不大。尽管如此，土改却仍然将阶级斗争嵌入了双村。土改之后的情况是，村里的“大贫”与“小贫”相互换了个位臵，彼此也更加平均。按理，这种均平的土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经济状况，否则，也就不好理解几十年之后包产到户同样受到农民欢迎的情景。但值得思考的是，像别的地方一样，土改仍然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以后又亲历此一话语体系消解的人来说，这个在过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引起了我的追问。“为什么不是这样？从前，我们每家人都有土地，后来被地主夺去，现在，翻身解放，土地又回到了我们手上”，多个老土改以几乎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我的问题。看起来，地主剥夺农民土地应该是农民生活中真实经历的一部分了，否则，他们不至于回答得那样的一致，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地主是如何夺走农民土地的。这种追问既是基于对传统阶级斗争的诉苦语式的依从，也是田野调查的深度挖掘所必须的，但此时我所期待的无疑应该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回顾，而非那人人都熟知的理论拷贝。“你真是没完没了，比工作队还工作队”，面对这种刨根究底，被问者有些不耐烦，语塞之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过去，我们无钱买地，现在，不花钱却得到土地，你说好不好？”“过去，贫穷耻辱，现在，贫穷光荣，过去，发财人瞧不起我们，现在，他们倒霉了，你说好不好？”被最追问得不耐烦的老农干脆改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我。面对这样的反诘，疑惑没有解开，新的想法却随之产生，看来，要不习惯于记老帐的农民理清楚上一辈或者上几辈的“家庭经济变迁史”是有相当困难的，而要农民脱离那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的知识去回忆那些可能构成这种知识背后的经历，并进一步分清楚在这些经历之中哪些是他们所曾“亲历的”，哪些又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更加困难，所曾亲历的历史“实在”早已经被

岁月所湮没，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话语过滤和拼装的社会记忆，在这里，经验本身已经服从于标准化社会事件序列的记忆图式，于无形之中被理论所替代，这种替代甚至也没有被经历者本人所察觉和辨析，以至于被当作一种真实经历本身。不知道这可不可以算作是国家叙事解构村庄叙事，以运动和“诉苦”这样一些特殊的权力动员技术进入农民身体，改变乃至于重构村庄经验的一个案例。

可见，经验的厘定已经无法离开对理论的清理，不同的叙事框架完全可能切割出不同的经验实在，至少可能使人们对同一经验实在做出不同的理解。故尔，既使是田野研究的经验性描述，也还得不断地反思理论。是如早期西方人类学者那样透过对异文化的研究以进行某种社会进化的排序，还是如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描述和尊重被察知者，是如镜面观物那样坚持理论对于经验的透明性反映，还是如吉尔兹所倡导的那样去解读经验性文本背后所透射出来的相应文化–符号体系的关系，做理解对象的理解和在解释之上的解释，不同学术宗旨将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经验现象的观察意义十分的不同。既然经验的完全复原没有可能，那么，我个人将更愿意做某种理解性的传递和表达，尽管这样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我对经验材料的特殊理解与处理，但我还是以为它较之结构化和数据化的分析可能更加贴近经验的母本本身，至少可能会少一些粗暴的切割、拼装和推测。

这样做无疑是一个重新学习学术化书写和言说格式的过程，我们早已经习惯于按照各种数据、图表和结构化的格式去书写与表达经验，目的在于证成它们的普适化和可推移性，但却忘了这样做也是以降低经验复杂性与牺牲殊异性为代价的，现在，我们正力图尝试以另一种新的方式——感受、体验与理解的方式——去重新地表达我们所触模到的经验，以传递出它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意义的多样真实，目的则在于强调殊异与接近客观。这样做可能充满主观性和非规范性，在强调客观和规范性的主流学术表达范式仍旧纵横驰骋于学术疆场之时，不会没有风险，例如被臵疑为是否学术，是否具有代表性，如何推演，等等，但是，只要一想到作为学术基石的经验现象正在被各种在科学名义之下进行的统计的，但却可能是简单的；结构的，但却可能是不合适的表达方式肢解得破碎不全的时候，这种尝试本身却会产生如发现真实和解救人质般的按捺不住的兴奋，从而支撑着田野工

作者不辞辛劳与繁锁，继续去专注于经验的理解和言说。

对于经验的感受，田野研究的确具有独特优势。黄宗智曾经这样认为：“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参见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载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如果说黄宗智还主要是从自己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感性体验层面言及田野研究对于解脱理论对于经验的束缚作用，吉尔兹则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思考了经验研究的本体论价值，“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无疑在昭示一种方法论的缘起，其着眼点“不在于仅仅对异与同（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的逆向探讨，而在于从发生学的渊源去追溯其命名学甚至是思维论上的歧异。”在于强调经验本身所具有的特定性、情境性、具体性和互文性。由此，个案“深描”对宏观研究的关系就不再是所谓“饾饤之学”与“空疏之学”或“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互较高低，而是不同哲学信念背景下两种观物方式的取舍，是对知识条分缕析的情景化阐释和一般性总体陈述的两种义理的追寻，是对描写的理解和描写的概括的不同主张。于是，我开始有些明白素来自居于象牙塔中，成天与奇风异俗为伍的人类学家近年来何以也会如经济学家那般张扬着闹入尘世，对现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表现出方法上的扩张和输出，原来，正是借助于人类学式的体验和感悟，许多曾经被普世化过的真理重又具备了历史和地方性经验的特征，这即是感受经验所做的贡献。

柯文说过，人们对于历史有三种言说的方式，即史家笔下的历史、经历者的历史和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历史。经验的言说也是如此，田野调查者无疑应该以作为经历者的经验去解构和拆卸那种被某种外部逻辑所规训的“经验”，并以此去反思规训本身。因此，在当下可以被笼统称作“中国经验”的社会实在尚且被许多似似而非的大词所笼罩的时候，通过田野调查返回到常识，去感受经验的多相性、流动性、殊异性与模糊性就有了很大的用武空间，且已经渐具某种跨学科的方法性启示。

与数量化分析不同，田野调查所强调的是对于经验的质性理解，甚至不反对调查者本人对经验的个性化体验，这一点倒是与文学和美学存有相通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加强调田野调查的洞察功能、评论功能和揭示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强调它的演绎功能，而不强调（至少不着意强调）它的归纳和统计功能。田野调查也许不能告诉我们某种经验的宽泛性，却足以揭示其深刻性，广度和深度本来就是经验探讨所要追寻的两个基本维度，只要我们不是固执于后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唯一正统地位，就应该承认，这一研究进路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文社会科学把握经验的手段。其实，这也早已经不仅仅是把握的手段，更是表达的容器，因为对于经验的感受还得寻求合适于这种感受的文体表达，即如重视实践过程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增量作用，就得寻求诸如“事件–过程”那样的分析和言说方式，以展示实践在影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功能。对于经验感受的高度重视已经使叙述作为一种学术文体得以复兴——首先在历史学，而后又在社会学，人们已经意识到，结构主义的语体已经在不经意中将鲜活的、流动的、充满不可预知变数的人的活动变为冰冷、静态、抽象和线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数字作业和规律逻辑的板块切割，而唯独缺少了人的灵动气息，同时也抹杀了历史的建构性。因此，要将人重新臵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重新展示社会历史的机变，也就应该为叙述在表达和传递社会实践之复杂、多相性和生产性方面的优势正名。所以，叙述已经不仅仅是展示经验之时空维度的一种形式，它本身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与结构主义表述方法并臵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之为叙述主义。让经验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多样性通过恰当的叙述呈现出来，实现叙述性的思考，以促进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之成为更加清醒、更富理性、更积极影响未来的主体，已经成为不同于一般量化社会实证理论的另一条得道的通途。在目前，我们借助于这一通途，也许会对诸多尚无以归类的中国经验的理解和建构更为合适，至少是有可能避免陷入那种以西方理论杆格中国经验，或者将中国经验西方化，然后再去自说自话地论证形则中土，实则西域的中国理论的词与物的对立。

以福柯的视界，权力无所不在，话语是一种权力，无法脱离话语传递的经验同样也是一种权力，因此，我们还应该对理论与经验这两者沟连的权力效应保持一种应该具有的警觉，若非如此，理论很可能

就是研究尚未开始之时潜意识中就早已欲求的理论，而经验也同样可能只是安排于潜意识理论框图中的按图索骥的经验。面对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离不可复制的母本更加接近还是更为遥远，我也怀疑产生这种经验的处所究竟存在于田野还是早已存在于“调查者”的心中。这样说绝不是故意绕口，因为我发现，在当下，当个案式的田野报告正在成为一种时尚表达的情况下，一些个案研究其实只是徒具田野之名，却无田野之实，在这些研究里，理论到处都是，经验却无以现身，所谓田野，恐怕只是作者书房中那把摇椅的代名词。

写于2005年9月

第二篇：少年儿童美术教育方法散论

转载

少年儿童美术教育方法散论

●无论辅导老师的方法有多么“高明”，只要把孩子作品的“原创性”给辅导掉了，使画没有了“孩子气”，这个老师就是一个失败的老师。这说明他已经没有资格再教孩子了。

●我上课从不教画法，孩子们大都是在画着玩时，不知不觉地上了我的“贼船”的。当孩子们画好一幅很漂亮的画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用的是哪“一路”招数。

●艺术这东西就这样，你越是急于想找它，它越是不想见你。当你不急了，神情放松了乱涂乱抹时，它又悄悄地自己找上门来，孩子的画更是如此。

●没有画法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没有技巧的技巧是最好的技巧，不留痕迹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只有笨老师，没有笨学生。人人都有艺术细胞，就看老师有没有开启的本事。

●教给孩子一招是错误的，教给孩子一种思维方式是对的。对孩子来说，绘画不是一种技巧，而是思维活动。

●孩子画的像不是错误，但如果老师要求孩子要画像就是错误了。●我在辅导孩子画画时，好鼓动孩子乱画。因为孩子在乱画时最能反映出他的个性。从中可看出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已掌握了什么？还欠缺什么？孩子是一个做事严谨有条理的人还是一个办事热情、快刀快斧,画十分种就完事的人。当你了解了这些后，就好“对症下药”了。

●学龄前孩子的画，画得越是很像，涂色越是均匀，越是说明老师的教法出了问题，已经违背了孩子的心理和生理。

●孩子们最优秀的作品大都是“乱七八糟”的，一般家长把这类作品称为“乱”，但专家们却把这样的画称为生动、有创见、有灵气。●辅导老师的工作并不是把好多看似很乱的绘画方法统一起来。相反，而是怎么保护好、发展好孩子的“乱画”，鼓励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乱”做到极致。使孩子的个性得到了张扬，情绪得到了释放。帮助孩子完成一个痛快的绘画过程。

●儿童在画画时乱涂对孩子来说不是坏事，这正说明孩子是无拘无束的。我以为，在孩子初试绘画时，在教学上应“先放开，后治理”在“乱中求治”，而不是一开始就给规矩。

●不要让孩子画简笔画。久而久之，孩子就不习惯动脑筋了。简笔画抑制了孩子的想像，有碍孩子创造思维的发展。

●孩子们把画画得“乱七八糟”和纯粹意义上的乱涂乱抹是两回事。前者是孩子情感的自然喷发和倾泻，后者是单纯的游戏和玩耍。●孩子的画，画得像的不一定好，好得不一定像，能反映孩子生活感受或体验的就是好作品。●孩子们画画是从不怀疑自己技巧的，他们没有不能画、不敢画的东西。再复杂的人物景象，只要经过了他们的头脑，就会变的简练起来；再简单的事物只要经过他们的手画出来，就会变的丰富起来。这就是儿童画。

●儿童画画哪里有什么技巧，它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教给孩子们绘画技巧会把孩子吓跑的。

●儿童画画时往往是漫不经心、手舞足蹈、喋喋自语。一般家长把这种现象称为不认真、不仔细，实际上这正是孩子画画时的最佳状态。●孩子们画画只凭满腔热情，不凭画法画理，方法步骤对孩子用途不大。这种无规则、无技巧只想着玩的画，就是儿童画。

●用传统方法教孩子的结果是立竿见影，画得很像，但这是老师灌输给孩子的，是被动接受。新的教法是孩子按老师的启发构思画面，教师在辅导时顺着孩子的思维去发展孩子的想象，是主动学习。立竿见影容易，发展想象难。被动接受容易，主动学习难。这需要家长有个辨别能力和在认识、观念上的提高。

●在家辅导时启发孩子是对的，安排孩子画什么？怎么画是不对的。比如画一簇花，家长只能告诉孩子这些花的颜色、造型和叶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怎么不一样须自己去看。不能告诉孩子这个花瓣是椭圆形，那片叶子是红色的，中间有黄色的叶筋，叶子边缘还带有许多锯齿齿。家长把看到的结果都告诉了孩子，并不利于孩子观察力的培养。

●完全没有艺术细胞，天生就不喜欢画画的孩子并不多见。家长不能仅凭一两幅画没画好就说这个孩子没有艺术细胞，就说没进步，越画越倒退，放弃了对孩子的培养。艺术大门的开启不是几次就能打开的。这时，对孩子来说“坚持”两个字很重要。

●家长督促孩子画画时，有可能孩子并不想画。孩子喜欢画画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愿意画，也有不想画的时候。画画仅是孩子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家长安排每天必须画一幅画，事实上是把画画当成一种任务压在了孩子身上，久而久之，孩子会把画画当成一种负担，不喜欢画画了。

●家长对儿童学画的想法有点像围城。看着自己的孩子画得很仔细，很认真，却很羡慕画画泼辣奔放的。大胆涂抹表现的孩子家长又羡慕画得很稳、很细的孩子。其实，艺术欣赏是讲究多样的。要紧的不是“取长补短”，而是设法怎么和别的小朋友画得不一样。

●每个孩子由于个性的不同，家庭环境和受教育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艺术知觉。任何“步调一致”和“统一行动”，都是违背孩子生理和心理的。

●孩子们在画得像与不像的问题上与成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孩子画画凭的是直接感受，他们认为只有突出主要的，夸张重要的就是最像。如：孩子画踢毽子的腿会比不踢的腿要长，画吃蛋糕的嘴比平时的嘴张得要大。孩子追求的像并不是生活中镜子般的真实。所以，家长在看孩子的画时，不要拿画上的形象与真的比。

●孩子在家画画，家长总是好“手把手”地教，习惯于按自己的想法安排孩子这里画上什么？那里画上什么？这样画的画确比孩子自己画的内容要丰富一些，画画要完整一些，但这都是孩子按家长的意思做的，这里面已没多少东西是孩子自己的主意了。

●当孩子画画时老是无休止的重复原来画上的几样东西时，孩子显得仍然很兴奋，画得很起劲，可家长却着急了，为什么孩子老是画那几样东西呢？画面上经常出现的形象大都是孩子已经掌握认知的东西。当家长要求或他们自己想画时，总是想把自己熟悉并完全掌握的“拿手好活”画出来，以显示成功。如果这时家长不能理解孩子的“展示”，就会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绘画题材的丰富多样不是学几次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家长总希望孩子画啥像啥，涂色别越出线外。其实，孩子画的不像，控制不住涂色是年龄的事，并不是老师教的。因为，孩子年龄小，画画时眼、脑、手的配合还不够协调，达不到“随心所欲”，小手的肌肉还不够发达，不听脑子的使唤。画不直，画不像，涂不好色是正常的。

●幼儿画画有时画一个人头超过身子几倍，身子和胳膊只画一根线就算完事。在孩子眼里人就是这个样子，他自己并没认为有什么不妥或不完整。这些类似符号的小圈圈、小条条、杠杠就是孩子对人了解的一切。儿童画画取决于他对社会认知的多少，一个七岁的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能把人画得很完整。孩子的生理、心理在绘画中起着重要作用。

●儿童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社会，去创造艺术。但家长往往不知情，总想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替孩子抄心。大到喜欢什么专业，穿什么衣服。小到梳什么头型、买什么铅笔盒。总觉的孩子不会办或办不好。其实，每个孩子对自己所用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看法，只是没有决定权。是家长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和锻炼的机会。

●有家长说，孩子没入美术班时在家还画画，入班后在家却不怎么画了。如果家长不把孩子学画当成一种学业和技术来对待，就容易理解了。孩子画画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另一种玩耍。在班上他已经把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宣泄在纸上了，画画的欲望已得到满足，心里获得了平衡，孩子在家画画的兴趣自然的就会有所减弱。孩子画画凭的是兴趣和热情，画得好坏并不与作画时间成正比。

●家长不要在孩子面前老是夸别人画得好，孩子听后为让你高兴，会去学他。当孩子学会别人的同时，也失掉了自己的个性。而有个性的作品才是美的。

●如果家长看孩子画画时，能忍住不说话，对孩子的干扰会小一些，如果忍不住非要“指导、指导”还不如不在旁边好。即便是家长站在旁边不说话也已经干扰了孩子的思维了。●儿童画画有很大的随意性，是想到哪画到哪。往往是画了前面的，不知道后面怎么画，事先是不会“胸有成竹”的。等想好了或默记下来的画已经不是儿童画了。

●孩子的画不是画得细就是认真，即便是看上去似乎很“乱”的画，也并不能说明孩子没认真画。艺术这东西并不是认真了就一定能画好，有时也正因为太认真，思想负担太重，结果反而画不好，孩子画画时感情的真切投入才是真正的认真。

●辅导老师在给孩子讲课时，可以讲一些比例的知识，但不能要求孩子画准比例。讲是对的，要求是不对的。孩子画画凭的是直观感受，还不懂的用理性知识去指导绘画，如果老师对孩子要求太“严”，孩子就会因画不准比例失去自信不喜欢画画了。

●孩子的画跟年龄有很大关系，不到画得很像的年龄却画得很像，这说明老师的教法有很大问题；到了能画像的年龄却又画不像时，这说明老师的教法也出了问题。前者是灌输式教学模式带来的“后遗症”，后者是“放羊式”的教学方法留下的“症结”。

●幼儿画画的特点是：听他们说画的什么内容都有，看他们的画什么内容都没有。

●我反对孩子在上美术课时像某些幼儿园小朋友那样在老师“一、二、三坐好了，闭上自己的小嘴巴”的口令下，个个两手背在身后，笔端笔正地坐着，课堂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得到，好像这才是正规教育和文明地表现。其实，五六岁的孩子正是嘻嘻哈哈调皮的时候，该调皮的年龄却不调皮了，是老师“出色”的工作压抑了孩子地调皮。●有的家长不喜欢某种颜色就不让孩子用这种颜色，甚至把这种颜色藏起来。其实，每个人因年龄、性别、性格、文化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对事物会有不同的艺术知觉。家长应鼓励孩子做事有自己的主张，遇事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把自己的喜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心过于细了，画得画必板；胆过于大了，画得画必乱。●孩子的画画得干净没有错，但如果家长要求孩子一定要画得干净就是错误了。孩子画画儿如太重视画面干净，就会束手束脚不敢大胆涂抹了。其实，画的审美价值并不取决于画的表面。画得干净的也有孬作品，“乱”涂的也有优秀之作，好的作品应该是作者对事物认识角度、深度地体现及绘画经验的积累与总结。

●儿童画画的年龄越小胆越大，年龄越大胆越小。●孩子画画不是家长想让画时就立马能画出来，需要一个孕育的思维过程。即使孩子原先有些形象积累，画得多了，思维也会枯竭的。孩子需要一个不断认识事物的“充电”过程，家长要干的“活”就是积极引导帮助孩子不断地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家长辅导孩子画画时，不要让孩子急于先动笔，应先对所画的内容、题材有大致上的了解，最好能领着孩子“转一圈”，在孩子对所画的东西有了明确印象时，再启发孩子把看到的、想到的、体验的感受落实在纸面上，这样画得画就不空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对孩子来说同样适用。

●孩子画得像不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思维去完成了一个“激情施放”的作画过程。

●孩子画写生并不像成人那样是真写生，想象与记忆仍是画中的“主角”。比如花有五个叶子，叶的生长方向、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孩子画上的叶子数量和大小十有八九像哈哈镜里面的东西走了样。所以，家长在看孩子画写生时不要与真的东西比。

●家长看幼儿画画时，总想从画中看看像什么东西。其实，幼儿喜欢画是觉得画画好玩，他们不会在乎别人对他们得画作如何评价呢！使孩子感兴趣的是，画笔在他们小手里握着流淌出一串串彩色的笔道道，这些看上去不成形的符号圈圈就是幼儿对生活了解的全部。●画过于“细”了不能叫严谨；过于“放”了不能叫生动。

●孩子学画并不是学习高难知识越早越好，越深越好。再好的方法只要违背孩子的心理、生理就不能说是好方法，这需要孩子有一个能接受理性知识的年龄作前提。如十岁前的儿童就不宜学规矩很多且很理性的书法和素描。儿童时期三、五年就会过去，是“过了这个村，没有了这个店”，提前学成人的东西是最不值得的。●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教孩子怎么画，新的教育方法是教孩子怎样自己画。前者是老师画一笔学生跟着画一笔，教得最好是画成的东西与老师的一模一样，后者是老师在尊重孩子思维的基础上启迪与点拔，教得最好是画面各有千秋。

●孩子画中的图案和色彩是他们地创造，他们在毛驴、大象、骆驼、螃蟹、老鼠等单灰色的动物上画出漂亮的花纹和图案，这没有什么不妥。如果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不能画，那么，什么才叫创造呢？对孩子来说想象比真实更重要。

●有时孩子画不好画，不一定是技巧的事，大多是审美上的原因造成的。比如孩子用浅色画轮廓用重色涂颜色，这样涂上的颜色就会“吃”掉轮廓线，形不突出了。再比如孩子在涂色时不懂得色彩有冷暖、明暗对比作用，一古脑地涂上相接近的颜色，这样问题差不多每堂课都能遇到，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辅导老师该干的活了。

●如果家长不懂儿童画，请不要随意批评孩子的画，因为你对儿童还缺少了解，很难说你的批评是正确的。其结果只能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干扰孩子的正常思维，因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没有能力能清楚地辨别你的说法是否是对的。

●孩子幼儿时往往说话不知轻重，说些“没边没沿”不礼貌的话、做些不文明的事。如果家长这时硬给以规矩，就会压抑孩子童趣地展现，使孩子变成了“很懂事”的小大人不可爱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干脆就别管，不管可能更有利于孩子健康地成长。

●幼儿学画还不懂得什么是画法画理，他们的一切知识都是靠“实践"得来的，是在“具体干”中学到的。●儿童画只是儿童成长中的一个过程，它有艺术性，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创意可设计，效果可预见，是有很高思想性的。它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是思想和技巧的完美结合。而儿童画有很大的随意性，画面效果是不可求的，画到最后是个什么样子，儿童自己也不知道。因而，从小就学成人的东西，想培养画家的做法是不对的。在学画的小朋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长大后要成为画家，但我们培养的目标却不是画家。

●对于孩子的画，家长不能要求太高，一堂课一幅画想的、画的与别人不一样，有点独到之处就算不错，不能要求孩子处处都画得比别人好，这是不可能的。

●孩子初试绘画，虽然很喜欢，但对画却很陌生，多少还有些胆怯，画面有可能不理想。如果家长这时对孩子的画给予充分地肯定，就会给孩子注入力量和信心。孩子用心去做了，不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不让孩子去尝试，就永远不会成功。●有家长说俺不懂儿童画，在家怎样辅导孩子呢？如果是学龄前的儿童就好办了，我可以给你开个“方”子，你只要在你孩子画画时准备好一大斗挺好、不错、棒极了的“高帽子”不断地戴在孩子头上，孩子在你的鼓励下，一定画得很高兴、很投入。孩子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完成的作品肯定差不了。专家们把幼儿的画成为无错误学科，所以他们怎么“折腾”都不过份。

●别把儿童画画当个事，它跟小孩玩沙子没什么两样。画完了任你评说，玩完了扭头就走，这就是儿童做事的天性，他们没那么多规矩。●考级实际上是成人强加给儿童的一种根本不符合儿童心理、生理的“练兵”活动。考级把原本轻松自由的绘画，不科学地分成各个等级，并把学生引向了不断升级、过关上去，使学生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偏离了孩子学画是为了提高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办学宗旨。级别的提升是老师和家长共同制造的假“成功”。

●幼儿园里选画是看画面是否干净、漂亮、画得像；专家选画是看画面是否有作者的真切感受和创造性，这就是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也是画得“乱七八糟”的画选上了，画的干净漂亮的却落选的原因所在。●孩子在画画时如果老是不满意，光想修改修改或换张纸画，说画错了，这说明孩子已到了转形期，对他们自己所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喜欢画得很像并崇拜大人的画，不再愿意画儿童时期充满幻想、异想天开，不符合比例、不符和逻辑、人比楼房都高的画了。这时辅导老师应“白话、白话”规矩了。

●家长不要把美术老师的辅导作用想得太大，其实，一个孩子画得怎样关键取决于他自己，老师只能起个航船的舵手作用，使孩子在进步中不偏离方向。

●孩子在认识事物上会因个性、兴趣、年龄的不同也有所不同，不能看孩子在一个事上反映不如别人，就认定什么事都不如别人。孩子学画有快有慢，悟性有高有底，这是正常的现象与智力无关。●有家长说是否可以要求让慢性子的孩子画得快些，急性子的孩子画得慢些，平衡、平衡。其实根本没那个必要，急中也有精品，慢中更有巧匠，绘画只能影响性格，但不能改变性格。

●欣赏儿童画有两个误区：一是用成人的眼光解释儿童画；二是把儿童画当成一种专业技术看待。

●一般家长普遍认为能称为技巧和专长的都要有基础作铺垫的，但儿童美术却不是这个样子，儿童画画跟儿童认知能力有密切关系。比如画一个热水瓶，认知能力高且有绘画经验的孩子除了能画准基本的比例外，还能画一些热水瓶上的花纹图案等，使之造型更具体、更细致。认知能力弱实践少的孩子画得造型简单、粗略单调。这与绘画技巧关系不大。只要孩子见过知道就能画出来，无须告诉他热水瓶的画法、步骤和比例、位置等。我们要求孩子是能画出热水瓶，而不是能画像热水瓶，画得像与不像在提高孩子的想像力、创造性上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儿童学画是不需要基础的。

●家长有时看孩子画的东西给自己想像的有很大出入时，就抱怨孩子怎么画什么不像什么呢？教孩子画画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规范呢？实际上儿童画是不能作统一标准和要求的。比如画鸟，每个小朋友画的鸟都有鸟头、鸟嘴、鸟脖子、鸟肚子、鸟尾巴、鸟翅膀等，这时你会惊奇的发现，每个小朋友的鸟都画得很好，且造型又都不一样。你能说哪个小朋友的鸟画得对，哪个画得错吗？孩子眼里的像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精神需求，是一种神似，并不是生活中的真实反映。●家长在向教师咨询新的教育理念时，对新的教学方法都比较赞同，也都清楚旧的传统教育方法不利于孩子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提高。但一具体到孩子的画时，家长又提出了一串串没咨询前提的问题。如：“太阳怎么涂成了蓝色？”“大象身上怎么画了那么多月季花”“这是画的什么？一点也不像”等等。由此可见，一种观念先入为主，在脑子里经过长期沉淀后，就会形成思维模式的定式，是很难影响或改变的。教师的工作除了教好孩子外，让家长了解认识新的教育方法和掌握一些正确的指导方法也同样重要。

●大多家长虽然不太懂美术专业，但看孩子的画时却好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像比例对不对啊！画得像不像啊等！其实，孩子画画是觉得画画很好玩，并没把画画当作一种专业去看待。这时孩子的画是玩、画不分，没有什么区别。听孩子说自己的画，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可家长看到的只是绿一团、红一团的彩色圈圈，并没有具体的形像。这时的孩子对事物刚有蒙胧的认识，还不可能了解到事物的整体性。所以，家长不能要求孩子要画像什么。

●儿童画辅导有三个误区：一是在辅导过程中过于强调作画的技巧，而忽视孩子的创造性。找张范画让学生比着画的做法对学生损害更大。二是教师错误地理解让学生“自由地画”的道理，在上课时随便画，不管不问不辅导，完全放任自流。这种“大撒把”式的“教学”完全失去了教师的引导、点拨作用，使教育没有了实际内容。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的进步都是教育的结果。三是教师过于追求儿童画的高品味、高层次的艺术效果和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超出了儿童所能认知事物和想象的极限。这样的教育方法往往好出现专家对孩子的画倍加赞扬，惊呼孩子是大师，孩子听后却很盲然，不知自己“大师”在什么地方的结果。这样所谓的高技巧是不能提升孩子艺术精神的。●家长有时对美术教师的作用估计太高，认为学得好不好，关键在教师。其实，在美术教学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不单是教师，家长与家庭环境和孩子的素质也是学好画画的重要条件。更何况有些东西是不可教授的，像灵气、悟性、神韵、感觉、联想、意会等。实践表明：孩子只有在好的家庭教育和优秀美术教师的辅导以及孩子优异的素质三方面条件、环境都具备时，儿童艺术潜能才能充分地得以发挥，孩子的心理、生理、智力、品德才能稳定健康地全面得到发展。

●有的家长在教育方面知识欠缺，不能正确的对待孩子的特长，对孩子的期望“太高”名利思想太重。对孩子又缺少了解，孩子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孩子的能力怎样，发展限度和心理承受力等全然不知，就知道孩子得了奖，家长脸上就有光彩。家长对孩子有个要求，有个期盼是对的，但要有个度的把握。太高孩子做不到反而失去信心，太低又会影响孩子的进取心，失掉了动力，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最终会使家长们失望的。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长对孩子画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态度、方法，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如果家长在孩子学画过程中，对孩子“帮助”太多，孩子长期生活在凡事听家长“安排”按家长“指令”办事的环境中，孩子的想像力、创造力就会受到抑制。随着家长不断加深的“关爱”，更会逐渐减弱或消失的。使孩子不能独立的生活，变得过分依赖父母，从而失掉了孩子的自主性。要知道让孩子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学画对孩子来说是多么愉快，他们正是通过这个绘画过程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这种感觉正是一个人获得事业成功后有了成就感的雏形。家长要做的事就是设法保护好发展好这个“雏形”，使孩子在绘画过程中，逐渐建立自信。有位教育家说得好，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不帮助。

●有的家长看孩子画画好用某几种色时，就担心起来，孩子怎么总是喜欢这几样色呢？是不是孩子在心理上有啥问题呢？其实孩子喜欢用什么颜色画画是他的个性和爱好决定的，这跟他的生活环境受什么教育和个人的喜好有密切关系，并不是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即使用审美的眼光去看，画上的颜色种类多，也并不意味着色彩就丰富，画上的颜色少就单调。有的版画只有一两种颜色，仍给人一种色彩丰富的感觉。孩子在画什么、怎么画、用什么材料和工具上家长不应管得太多。应鼓励孩子凡事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对喜欢画画的孩子，家长应多做一些“触景生情”的教育，帮助孩子尽快进入角色，使孩子的创作思路“渐入佳境”，激起孩子绘画欲望。如在家里画一盆好看的花，家长不是简单地说去画吧就算完了。一般五、六岁的孩子观察能力、理解能力还比较弱。家长应正确地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去了解花的生长结构、造型特点、习性、作用等，等孩子明白后再动笔。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画出的画在理解和感受上与简单地画是不一样的。这种现场的生动的画前“情景教育”，由于家长的参与往往是孩子很有兴趣并乐意接受，效果也最好。●有的家长很是担心孩子画已画过的题材，认为画过的题材不利于孩子想象力的提高。其实，画的题材只是某种环境下的情景限定，并不是重复的画某一件具体的东西。画以前画过的“情景内容”并不意味着有完全相同的造型因素。如画逛超市，每个孩子都会对超市有着自己的理解。孩子因其观察角度和对物的感受不同、兴趣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画面组合与选择。就是画完全相同的题材，这学期与上学期画的超市由于观察认识能力上的提高，画面也会更加完整丰富的。

●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画的树都往一边倒。如池塘两旁的树往两边倒，池塘下边的树头朝下，画的房子没有墙，里面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以为孩子的脑子有啥问题。画上有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六、七岁以下的孩子作品上。由于孩子年龄小，还不懂得自然界有透视现象，长大了自然会明白的。这时家长没必要非得从理性上去认识它，从科学的角度上纠正它。家长要干的活就是如何引导、启发帮助孩子完成一个奇思妙想的思维过程。

●家长总想让孩子多画一些，再多画一些。以为，只有画得多了，才能“学出来”。于是就有了不管孩子愿意不愿意，家长硬是规定每天必须画一幅画，如果孩子不按家长的要求去做，就会受到类似取消买东西或到亲戚家做客的惩罚。家长自觉不自觉的把“管理”孩子变成了“管制”孩子。孩子在这种精神压力或负担的情况下是不会画好的。即使从艺术的角度讲，学生也只有带着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在比较随意、宽松的环境下创造某种东西时，艺术才能悄然而来，按“规定”办事，不光不能产生艺术，更起不到愉悦孩子心灵的作用。●如果家长真想帮助你孩子画画的话，请你不要管孩子的具体画法和形式。你的一切努力都应建立在如何扩展孩子的视野和提高孩子画画的兴趣上。即使你一时还看不懂孩子的画，也没有必要非得跟孩子“交真”一定要弄清画的什么东西。孩子认为的一切绘画形式家长都应支持孩子去尝试。如果孩子对你的“帮助”表示不满或者是反感时，这时你应该立即停止对孩子的“帮助”。哪怕是你认为当初的愿望是最美好的。

●请家长不要购买类似填空、填画的多功能简笔画和蒙纸学画之类的书。你想，照着别人的画画下来，再按印着的轮廓线涂上颜色，这样的画怎样能提高孩子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呢！孩子的奇思妙想、异想天开又在什么地方得到体现呢！孩子如这样画久了，会使孩子错误地认为学美术就是比着画，画得像就是画得好，涂色均匀别超出线外就是最棒！这种书的误导作用，就是压抑了孩子的想像力、磨灭了创造性，牵着孩子的鼻子使孩子甘心情愿的顺着书中的路子走下去。偏离了孩子学画宗旨是提高孩子总体素质的轨道，是非常不可取的。

●有的家长看到孩子画水粉画时，不是对孩子的画给予充分地肯定，而是一见面就指责孩子把颜色弄到脸上和衣服上。实际上孩子脸上身上弄上了颜色正说明孩子画画时是非常投入的。家长一方面想让孩子随心所欲地去画，一方面又怪孩子弄脏了手脸和衣服。这两个事比较起来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呢？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同时解决好又画得大胆、又弄不脏衣服这个问题的。如果孩子畏惧家长不能弄脏衣服的嘱咐，那么孩子画画时就会非常谨慎，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画出的画，“激情施放”当然与孩子无缘了。

●家长看到孩子没入美术班时还画啥像啥，进了美术班却画不像了，怎么越画越倒退了呢？原来孩子画画一般都比照着书涂画，现在画的是想像画，教师的教法不一样。孩子入班后就会打乱原来的画法，新的方法又没掌握，这时就易出现思想混乱、观念不清，画出的作品往往失败多于成功，甚至不知应该怎样画，这是正常现象。家长要允许孩子有一个适应老师的过程。对于孩子这时的画家长不要急于批评和下结论，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如果一段时间孩子的画仍没改变，请与教师交流沟通，寻求解决办法。

●有的家长怕孩子看不懂《少儿美术》杂志就不给孩子订，其实每个孩子都能看得懂，只是在“怎样看”上与成人不一样。成人总想以文字解释绘画（不懂美术的家长），孩子们看画是不需要作任何注释或解说的。实际上画本身就是不用翻译的国际语言，更何况书中画的作者和他们是同一年龄段和生活在同一时代，所经历的事大致相同，画的内容也是发生在孩子身边的一些事。孩子的年龄大多处在识字阶段，认识理解文字的能力还比较弱，他们不可能像成人那样比较理智的思考着去读画，但这并不影响孩子去欣赏、鉴赏作品。就像不懂英语的成人欣赏英语歌曲，虽然一句也没听懂唱的是什么意思，但歌曲的曲调或优美或抒情或苦涩或悲壮的旋律都会深深地打动了你，这能说明你没听懂音乐吗？艺术的东西，只可意会的多，能言传的少，意会就是看懂了。

●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会观察,是美术课重要内容之一。观察不是看而是思考,只有认真思考的东西才能称得上观察。

●教儿童画彩画与教成人有明显的区别。成人注重理性，儿童更重感觉；成人讲究体积、光影、立体感，儿童注重随意地快乐涂鸦，玩得高兴就行。所以，在彩画的画法上，儿童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如果用教成人的所谓“正规教育”一套方法来教孩子，那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学画的方法是可学的，而学画需要的灵性、悟性是不可学的。理性知识是可教的，感性知识是不可教的。理性知识永远干不了感性知识的活。●学画的孩子大多在智商上差别是很小的。高品位的儿童画与低俗的儿童画的产生，关键取决于教师的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辅导老师还是很重要的。

●只会忙于教学事务，不懂或不注意学习“充电”的教师，永远成不了优秀教师；只会被动学习，不懂的主动学习的学生，永远成不了好学生。美术上的教与学也是如此。

●只有不敢画的孩子，没有不会画的孩子。●一个好的儿童美术教师，必须具备七个条件。一是懂专业、有眼力，自己的画画得不错。二是懂教育，会教学。三是懂孩子发展心理学。四是懂生理学。五是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和理论水平。六是有实践的基地，亲自带班教课。七是做事用心、用功，责任心强，长年坚持不懈。家长们看一下教你孩子的教师是这样的吗？

●我不是崇洋媚外者，但确实有好多文学、艺术作品，外国的就是比中国的好。如：外国的儿童画重个性、重创造，中国的儿童画重方法，重技巧；外国的动画片给孩子快乐（如猫和老鼠），中国的动画片老是想让孩子受教育；外国的科幻片有想象力，离奇怪诞，看着好玩，中国的科幻片太理性、不热闹；外国的作品说话单刀直入，明明白白，中国的作品说话拐弯抹角，含蓄的费好大劲也弄不清楚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如电视广告）；外国的作品敢说，思想开阔，放得开，中国的作品太小心，思想保守，太局限；外国的文学影视作品，构思奇特、不可预后，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看了前面的就知道了后面的，作品死板、雷同还形式化。有一个外国的朋友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你问他什么他知道什么，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有家长问我都是怎么教？其实我的教法很简单：我的教法就是没教法。

●学画的天份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后天的培养与努力。

●有的孩子上美术课“三天打鱼、两天凉网”，经常随意不来，这样，老师就很难教了，效果也不好。事实上，什么知识都有连续性，画画也需激情，更需要情感的孕育和投入。越画才能越喜欢画，越画才能画好画。只有常画的人才能找到激情，只有懂得激情的人，才有这份心境进入角色找到感觉。孩子画画也是如此。

●有人说画家、音乐家、作家气质都高。有人说文艺理论家气质高。有人说书读多了气质便高。也有人说气质是天生的，不识字的也有高气质的。我以为气质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物”。培养孩子也应是这个道理。

●孩子画画的特点是：越不会画的，画得又多又快；越会画的，画得又少又慢。●在色彩感觉上，老师和家长都不应该把自己认为好看的颜色强加在孩子身上，代替孩子的感受。如画一盆花，家长有可能很清楚地看到花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可孩子怎么把叶子画成蓝紫色了？其实，色彩受个人偏好及光源与环境影响所致。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感觉。艺术只讲画面的和谐与情绪的表达，不求画得是否与真的一样。一个班的孩子把同一物体画成好多模样是正常的事。

●幼儿画画的突出特征是：胆大得出奇，从不怀疑自己的技巧，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谁都不如他自己画得好。这样只有成功的喜悦没有失败痛苦的心理，不正适合幼儿健康的成长吗？

●孩子画画与技巧关系不大，之间的差别在于画面内容的安排上。同样的情况下，主次分明、画面丰富、内容多、满、形像感强、表达清晰的画优于画面空泛、主次不清、形体呆滞、整体感差的画。这是教师最应该下功夫的地方，也是检验教师实际指导水平的地方。

第三篇：田野调查方法分析范文

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 ——兼论中国农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中国农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现状与突破空间。研究发现，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的兴起有着自身的学术逻辑及路径依赖，同时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互助的关系。

关键词：田野研究

研究单位

分析范式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关注面之广，研究成果之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细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农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个分析范式[1]，例如社区分析范式、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同时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出现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与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有着种种关联；同样，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单位的转变，也给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事实上，不仅田野研究的单位选择与研究范式的变更之间存在着辨证关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也使得所呈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图景有所不同，其或是乡土社会的自洽图景，或是农村社会生活被国家主宰化的格局。这种不同的图景不仅使中国农村得以用不同的样态呈现，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研究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在展开田野研究时，还是在进行文献探讨时，学者们都有必要明确了解其单位选择问题。而本文就是试图从村庄、基层市场共同体、乡（镇）以及县四个基本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单位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与农村研究范式的内在关联，并力图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学术贡献及其瓶颈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阐释与分析农村研究的单位选择来寻求中国农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综述，所以对于众多的论著只是择而论之。

一、作为传统的村落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吴文藻先生（1988）结合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理论展开了对“社区”的系统化研究。吴文藻先生主张以“社区”为基本的研究单位来了解社会，由此推动了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早期的研究者单一地将“社区”界定为“村落”，例如费孝通（1998）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而且“从地理上讲，传统乡村社会的村庄之间具有比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庄之中，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国的村庄便具有了独立的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的性质。正是由于村庄的这种独立性与封闭性，才使得以村庄为基本单位展开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具备了逻辑基础。为此，中国早期社区学派的“社区”研究事实上就主要是有关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研究者试图以此反映一般民众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做出评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等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些作品在当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奠定了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作品也因为其对村落社区研究单位的运用而受到质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质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单个村落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即对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会？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认为功能的整体性不足以把握有长远历史传统的文明大国的特点，因此，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对于中国的研究还得借助于文献，并做更大范围的研究。弗里德曼的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对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发展来的中国社区论的质疑，即认为这是“将一个区域性的范式认定为人类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将其运用到另一个区域性范式的建构之中（”王铭铭，2005）。在解构原有村落社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弗里德曼创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与此同时，施坚雅（1998）在四川盆地实地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以集镇为单位的市场体系的分析范式，认为集镇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合适的基本单位。这些对分析单位的反思，都对这一时期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在中国大陆重新恢复以后，国内学者又重拾曾经给中国社会研究带来过辉煌的社区研究传统，这样，曾经遭受质疑的村落社区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反思。有学者指出：“对一个村庄或社区通过进行观察，获得对社区的详细材料，并对这一社区进行精致的雕琢，从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社区报告，”这种乡村研究的发展本身“为地方性的资料细节所困扰，而忽视了一种整体的概览和思考”（麻国庆，1999）。这种质疑显然并非仅仅针对于村落研究，而是扩大到了对整个个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价值的追问。但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面对如此急速的社会变迁，研究者们又意识到，田野调查因其具备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潜力，对于理解社会仍然独具优势，而就把握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较广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个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进行乡村研究时所重视的考察单位，因为这种研究方式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再现个案对象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形貌，也仍然为认识超越个案的宏观社会提供了一条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鸿保，2006）。特别是在王铭铭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会”[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对村落研究方式进行重新定位与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将研究重心转向乡村后也逐渐意识到，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可能对全国农村的政治状况有一个真切判断。为此，他们曾提出“个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张在进行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寻找对对象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贺雪峰，2003）。但这种个案社区的研究范式仍然面临着传统村落社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村落社区进行研究，若忽视了村落社区的开放性，或一味地强调从宏观层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庄生活自洽的一面，则极可能使对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微观村落中往往包含着的非村落的宏观国家因素和非当下的悠远历史因素，为了避免一村一个理论的“嵌入式观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张以开放和历史的视角看待个案，以对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进而通过对个案的深入解释形成一种研究乡村特性的方法，而这一方法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吴毅，2007a）。因此，这些研究者虽然仍将村落作为研究单位，但视野却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个具体的村落。例如于建嵘（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从县、乡、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表达对象，这种“县—乡—村” 的多层次研究路径为读者提供了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视域。吴毅（2002）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则以川东双村为例，研究了20世纪整整100年个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识”与“国家”及“现代性”因素的互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当下的贯通，使研究文本不仅呈现出个案村庄小历史的变迁，也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大历史的轨迹揭示出来（杨俊凯，2003）。同样基于单一村落社区无法承载实践复杂性的考虑，仝志辉（2004）在《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中以对四个村庄的比较来呈现超越单一村庄的社会关联。诸如此类的努力，将“社区研究”变成“在社区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区研究的效用。但尝试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来自村落的经验去验证或映证某种理论的嫌疑。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个案‟或„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应星，2001），从而减小了个案研究发现理论的特殊价值。由于受到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影响，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整个民族国家目标的逐步实施，中国各类村落社区的历史都记录着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过程。这样，“在一个村落的小地方，同样可以感受到国家的权力运作”（赵旭东，2003）。在欧伊（1989）的研究中，其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强调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村庄是处于国家和社会交叉部分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农民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这里收割和分割，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孙立平，2000）。正是在村庄这一基本单位上，国家和社会相遇了，这也就意味着村庄这一研究单位在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样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义又重新得到确定。研究者们重新将研究的视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区域之内，通过细致的研究来把握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相互影响，即国家的规范是如何影响村庄的发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国家的指示与规则又是如何被规避、扭曲和被漠视的。

纵观村落研究的传统，学者们虽然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诉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区分析范式无疑都将村落视为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4]。在这一场域之中，不仅个体为了自身的地位与利益而努力，同时个体在行动的过程中又与村落外的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由此推动着具体的村落场域与其它的场域发生着诸多的关联。由此，基于村落社区研究而拓展的社区分析范式通过“深描”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农村生活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与视角。特别是在“场域建构主义”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会事实、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构性，在每一项具体的村落研究之中，它们都会“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诞生，虽然由此带来了村落研究无法回避的代表性质疑[5]，但也恰恰是这种“质疑”与“抗争”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农村”、“国家—社会”等二元论，让作为场域的村落真实地再现出来。这一方面为宏观社会的呈现奠定了基础（林聚任、刘翠霞，2008），另一方面对村落社区分析范式的质疑和完善也进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层区域经济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国农村社会的内容与复杂性远非村落所能包容，传统时代如此，现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现时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学术重心下沉中生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研究若以村落为单位虽然其情可谅，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现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释力，就势必要求研究视野的放大和研究单位的提升。

二、成为经典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

乔启明（1934）和杨懋春（1963）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接受农村社会学训练时就意识到了市场体系的意义；林耀华（2000）在《金翼》中分析黄东林与张芬洲家庭发展时，已注意到了家族的发展与集市的关系；费孝通（2001）的《江村经济》也讨论了集市在乡村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杨懋春（2001）则更是在其《一个中国的村庄：山东台头》中生动地描述了村庄与市场的联系。

尽管以村落为研究单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识到村庄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但在施坚雅（1998）看来，以往的研究者在过分地强调小社团的同时却未能对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试图矫正这种只着眼于小社团的研究倾向：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讨论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施坚雅，1998）

施坚雅（1998）通过对四川盆地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实际的社会区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处的基层市场区域。“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这一“基层市场共同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同一区域内的权力结构、宗教活动呈现紧密的关联性，而且其区域范围与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时，基层市场区域内农民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都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不同市场区域间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此，施坚雅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不仅是亲属、宗教组织、秘密社会、宗族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分立性相当大的社区。事实上施坚雅（1998）本人已经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与基层市场社区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关系，由于农民家庭的社交活动主要在他们的基层市场社区内进行而很少在其外进行，同一个市场体系内宗族间的联系可能会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层市场区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间的联合常常受到时间的冲击。对此，国内的人类学家也意识到，从功能上来讲，中国集镇“不是简单的市场，而是库拉圈[6]、互惠场所、夸富宴[7]的举行地、再分配的网结、社会的竞技场和文化展示的舞台”（王铭铭，2005）。

尽管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田野研究单位本身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也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深刻批评；但当一个研究单位不是被当作概念游戏而是被视作收集资料的方法时，那些问题就可以相对淡化，基层市场共同体仍然可以视作一个比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选择单位。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分析和解释中国乡村市场以及整个中国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费正清（2000）将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概念表述为“集市社会”，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在费正清眼里，集市社会是了解中国社会本质的一扇窗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研究显然也对孔飞力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飞力（1990）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便力图强调市场共同体与团练组织之间的关联性。对此，孔飞力亦不讳言，称赞“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等复杂情况与人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了起来”，而孔飞力对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武装的兴起与基层市场的关系的关注则直接受到了施坚雅相关论点的启发。在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个案研究时，孔飞力承认“采用了施坚雅的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又称“在其他地区，我们也发现了集市结构与地方武装相关联的充足证据”（孔飞力，1990）。目前国内有学者以乡村集市为基础展开对韩江中上游客家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将乡村集市确立为研究重点，也主要受到了施坚雅的影响。因为乡村集市作为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镇又是观察更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参照系。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的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与地方宗族、庙宇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深入揭示这三者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解读客家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周建新，2003）。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研究对美国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吊诡的是，其原本只是试图矫正人类学家只顾小社团研究倾向的努力，却使得“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社会上都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著名的比较史理论家西达·斯科波尔：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集市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转引自黄宗智，2000）

受施坚雅对于乡村市场研究的影响，庄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一书中通过对林圯埔这一集市区域中生态环境与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在一个长时间内生态的、经济的及社会文化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人类学研究中过于“注重小社区的现时状态之研究，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忽略了较大区域的研究”状况的反思与突破。

将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研究单位，在学术界日渐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基层市场共同体虽然被施坚雅看作小农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没有得到其它调查材料的佐证，施坚雅的研究结论并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全中国。以农民的社交观为例，黄宗智（2000）研究发现，在华北平原，村庄仍然是农民生活的界限。对于这种不同于施坚雅根据四川盆地调查所得结论的论断，黄宗智（2000）并未断然地否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即两地居住型式的不同（华北平原的房屋集结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则由很多分散的坝组成）与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华北平原高很多），“两个区域的这些差异——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联想到市场对四川盆地小农生活的影响，可能确实大于村庄共同体，但在华北平原上则未必如此”。

虽然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学者的质疑[8]，但是它确实提醒汉学人类学家需要关注一个方法论的困境，即社会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区一方面是大社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现实，它们最多只是一种关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王铭铭，2005）。同时，施坚雅以其独特的方式向研究者们展示了经济区域分析范式在中国农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与宗族研究范式的异样图景。这种图景不仅是以追求异文化的传统人类学者所忽视的，同时也是过于关注现代性和权力关系的农村社会学、政治学学者所未能重视的。

三、方兴未艾的乡（镇）研究

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则至少可以追溯到许烺光。许烺光（2001）的《祖荫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镇为研究单位来分析当地乡村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但许烺光的研究显然只是吴文藻“社区”研究的不自觉拓展，虽然他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以乡（镇）为研究单位的先河，但其却未能对乡（镇）作为一级农村研究单位展开足够的理论反思。真正自觉地反思以乡（镇）作为中国农村研究基本单位的学者是日本学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构造》一书中重点考察了华中地区自然村落与城镇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政治、经济基础、宗教关系，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村落共同体”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情，村落既不是封闭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在否认“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概念，他将“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乡（镇）即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农民跨越村落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与市场交换（转引自郑浩澜，2006）。

虽然福武直提出了“乡镇共同体”的研究单位，但其却未能开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费孝通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之后，郑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结论：小城镇包含了“大问题”。对于费孝通个人来说，小城镇研究将他的社区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一个新的研究单位。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环节，小城镇凝结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种种矛盾。自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与小城镇联系在一起。在费孝通看来，选择小城镇作为社区研究的单位，不仅可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从小城镇出发进行研究将更容易对社会整体进行把握。事实也是如此。正是对小城镇研究的拓展，费孝通展开了对城乡关系和城乡体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延承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发现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乡镇政府的运作紧密相连。因此，他们进一步拓展了对若干个案乡（镇）系统而规范的社区调查，特别对乡（镇）的行政、经济与其它各类经济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a；马戎、刘世定、邱泽奇，2000b）。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诸多学者对乡（镇）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本土乡（镇）研究的发展。

萧风霞（1989）的《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可以看作是对乡级社区研究的一个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一个乡级社区的调查结果来展现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关注，却并没有对乡级的政治权力给予充分重视，仍然将乡与村统一起来进行分析，没有扩展研究单位的自觉。

吴毅先生的《小镇喧嚣》可谓是真正以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有意识开展的系统性研究。吴毅（2007b）在完成了对双村长时段、历时态的记述后，以对当下“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展示与剖析为希冀推出了《小镇喧嚣》。在《小镇喧嚣》中，吴毅虽然坚持其一贯的个案研究传统，但是将基本的分析单位由村落提升到了乡（镇），正式提出将“乡域”作为农村政治的研究单位。在他看来，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并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丁卫，2008）。“乡域”的概念孕育着一个突破，它为在较村落更为宏观的时空场域中探讨农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当前，乡（镇）作为一个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已经为部分研究者们所重视。究其原因，则是因为乡（镇）与中国农村政治的发展与运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基层政治过程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容，相对而言，将研究单位由村庄提升到乡（镇）不仅更贴近现代民族—国家大体系背景下的乡村基层政治特征，同时对于乡（镇）政治的考察无疑也更能够“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

将乡（镇）作为基本的田野研究单位同时也与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传入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关系。学者们通常认为，乡（镇）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表现，因此对乡（镇）的研究则更有助于理解国家政权的运作。而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长了对乡（镇）的田野研究，因为乡（镇）政权作为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其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国家的力量与社会的力量在这里直接汇合与接触，对于乡（镇）运作的研究不仅可以呈现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可以再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交融。这种“乡域政治”的研究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展现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吴毅，2007b）。

以乡（镇）为基本单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别是政治学学者在此领域的探索，以至于“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正在逐渐形成。不过，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明晰。例如，在顾及到国家力量对乡（镇）共同体的影响之外，如何确立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如何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探寻乡（镇）共同体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以及确立转型中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只有这一系列问题得到了解决，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才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纳。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县域研究

对县域的研究虽然不像对其它研究单位的研究那般出众，但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30年间，对县的研究一直未曾断裂，并推动县域政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苑丰，2008）。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秦推行郡县制以来的2700余年里，县一直被作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历史整合的有机社会，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被视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是基层意义上最完备的“国家”（樊红敏，2008）。

当前学术界对于县这一研究单位的的重视部分缘于农村社会的改革。于建嵘（2007）认为，农村综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县。因为乡（镇）虽然是一级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没有办法开会，没有检察院、法院和公安，诸多职能其都无法承担。所以农村社会改革不能总抓着乡（镇）这一方面来做文章，乡（镇）改革一定要和整个县的改革相结合。

虽然围绕县域展开了诸多的研究，但真正将县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提出来的还是杨雪冬先生。杨雪冬（2006）将“县”赋予了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地位：

“从政治体制整体来看，县并不属于微观制度，因为它不是整个体制的最低端，更不属于宏观制度，因为其影响不是跨区域的，应该归为中观制度。这种中观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拥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二是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其他更高层次的政治单位相比，和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密切，运行也更具有多样性。”（杨雪冬，2006）

正是由于县的这种中观性，以及其在中国整个政治体制中的转承角色，以县为单位的研究“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杨雪冬，2006）。杨雪冬将县区分为五个维度，即作为地理—文化单位的县、作为区域市场的县、作为行政层级的县、作为政治系统的县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县，进而论述了以县为单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实现形式转型的形态以及乡村社会与国家形态的交互作用：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县不仅是整个政治行政框架中层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综合体，也是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的最小单位，更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边界上最完整的国家单位。通过对县的考察和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统一性及其结构性特征，也能够看到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过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动者，制度运行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背后的要素。”（杨雪冬，2006）

基于对一个县的个案分析，杨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县域的基本框架，即对县的研究应该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权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国进程的背景下，将其划分为制度结构和制度主体两种形态，然后按照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第一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主体进行分析，从纵向（它与乡（镇）、市、省乃至中央的关系）以及横向（它与同一个地区或市内其它县的关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路径实际上研究的是县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第二个路径是把县作为一个制度单位框架，分析在县的范围内各种关系的形成、调整以及变革情况。按这个路径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县这个单位来折射整个体制的运行以及体制在不同县域下的变异；第三种路径则是将前两种路径结合在一起，既要分析县在制度中的主体间关系，也要探讨不同县所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并分别分析其原因（杨雪冬，2006）。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单位的提出，与全面展现农村社会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学术需求有关。以政治研究为例，与“村治”和“乡政”相比较，以县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将更加完整和体系化。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县作为田野研究单位的理论动因。因为只有县才具有完整的科层制意义上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这一组织架构和运行基础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构成了基本的“问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坚持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研究“县政”，势必会遭遇到单个研究者不易把握的问题，结果是，对于“县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为研究者无暇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而呈现出“非驴非马”的状况。可以说，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比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县政”研究。当前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关于当代县级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终未能摆脱以科层化体制描述替代对应政治过程分析的困境[9]。

县作为一个田野研究的单位，它呈现出比村落、基层市场共同体和乡（镇）更丰富的农村图景。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县政府是一级完整的行政组织，因而对县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够完整、全面地探讨国家、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县内地域的广阔，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轻易地把握县域农村的全部图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无法兼顾结构和过程这两方面，从而有可能既无法很好发挥田野研究揭示复杂情态的优势，又自废了制度性分析的长处。

五、结语

对于田野研究单位的确定，虽然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但具体的选择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题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响（见表1）。当研究者试图进入农村社会时，村落社区成为其确定田野研究单位的首选。无论是“以小见大”的缩影论研究者还是类型化的比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区个案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农村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优势。但是，这种强调村落社区内部社会联系而忽视村落内外经济联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经济人类学学者的质疑与拷问。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学者将田野研究的单位拓展到基层市场共同体就是这种质疑与反思的实践。与强调社会视角和经济视角不同，政权建设研究范式明显加大了对制度与结构的重视，其对政治发展与政治运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强对农村政权组织的分析。立足点是强调科层性还是强调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互动的差异性，区隔出了县和乡（镇）两个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单位的比较

研究单位

经典文献的作者

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

施坚雅

许烺光

福武直

杨雪冬

研究旨趣

社区生活

经济

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互动

科层性

主要学科视角

社会学

人类学

政治学

人类学

政治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层市场共同体

乡（镇）

社区分析范式 经济区域分析范式

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

县域分析范式 县

与以村落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为田野研究单位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社区分析范式和经济区域分析范式不同，以乡（镇）和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酝酿（或可能酝酿出）新的农村分析范式——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和县域分析范式。已经呈现出一定雏形的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虽然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考察了作为科层制底层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运作，以及“乡域政治”在科层性与乡土性之间的交融图景。但是要想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乡镇共同体”的分析范式还必须做到能透析共同体内部的多元主体，厘清其结构关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体制与非体制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如果说基于乡（镇）的田野研究令乡（镇）共同体分析范式的雏形开始浮现，那么以县为单位的田野研究则只是提供了“县域分析范式”（姑且这样称呼）诞生的可能。要使“县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产生，研究者至少应该确定县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县域内组织与群体的构成、属性及其关系，不同组织、群体实践逻辑的异同以及科层制同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等等。

虽然农村田野研究单位的选择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是研究者依据研究主题选择具体的研究单位时，仍然有必要对研究单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研究虽然有助于理解一个社区范围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特征，并能够从“小地方”窥见到“大社会”，但缺乏时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备受争议。以基层市场共同体作为基本单位的研究虽然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此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分析和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构建和运行的综合理论模式却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质疑。基于对村落田野研究单位的反思，乡（镇）作为田野研究的单位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单位来说，乡（镇）无疑更能体现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吴毅，2007b），但乡（镇）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学者们质疑的一个方面，同时当田野的地域从村落提升到乡（镇）时，社区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随即被大打折扣。而以县为研究单位的田野研究无疑进一步放大了乡（镇）在社区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无从切入，尽管其在完整的意义上更好地呈现了国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题选择不同的田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其结论也可能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为例，如果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虽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孙立平，2000）。因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谨慎地选择着具体的田野研究单位。

总之，各个田野研究单位的利弊往往发生在具体的研究之中，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的主题及适用的分析框架选择合理的田野研究单位，并对其作出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农村社会的真实。

参考文献

〔1〕Oi, Jean: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2〕Kottak, Conrad Phillip: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Inc.1994.〔3〕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4〕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No.1, 1963.〔5〕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6〕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王曙光：《村庄信任、关系共同体与农村民间金融演进》，《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4期。

〔10〕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

〔11〕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2000年。

〔12〕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16〕[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9〕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0〕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1〕吴毅：《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a.年第4期。

〔22〕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23〕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4〕杨俊凯：《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学海》2003年第5期。

〔25〕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6〕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

〔27〕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28〕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

〔29〕[美]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30〕林聚任、刘翠霞：《走近村落、超越村落——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载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系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

〔31〕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学<农林丛刊>》1937年第23期。

〔32〕杨懋春：《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社会学刊》1963年第1期。

〔3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3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5〕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3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37〕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8〕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对施坚雅中国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9〕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台北南天书局发行，2001年。

〔40〕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术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载于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42〕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华夏出版社，2000a年。

〔43〕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b年。

〔44〕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b年。

〔45〕苑丰：《近30年中国县政研究综述》，《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46〕樊红敏：《县域政治运作形态学分析——河南省H市日常权力实践观察》，《东南学术》2008年第1期。

〔47〕于建嵘：《农村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是“强县”》，《农民日报》2007年7月25日。

〔48〕杨雪冬：《论“县”：对一个中观分析单位的分析》，载于陈明明（主编）：《权力、责任与国家（复旦政治学评论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9〕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0〕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与吴毅教授的讨论，感谢郑丹丹博士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的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1]“范式”这一概念，在1970年库恩提出之后，斯图尔特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即范式是信仰、价值、程序以及在科学家群体中被共同认可的以往科学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导他们的研究活动，他们在自己的学术训练和相同的研究经验中获得对这种范式的认知（转引自周晓虹，2006）。

[2]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一个处于当代社会场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区，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近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步。因此，通过对一个村落社区发展历史进行叙述，可以展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即通过“小地方”的分析能够达到研究“大社会”的目的。

[3]所谓“嵌入式观察”，即在一个村庄呆上不长时间即寻求理解模式的表达，并以此模式作为对下一个调查村庄进行观察和模式提炼的参照。此种观察法极容易导致循环性理论模式的产生和模式之间的相互循环论证。

[4]“场域”（field）概念为布迪厄所创设，他认为“场域”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即，“场域”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产生于特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见布迪厄、华康德，1998）

[5]关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质疑问题，本人在《个案研究的意义及其研究拓展——兼论中国农村的社区研究传统》一文中进行了专门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6]库拉圈（kula ring）是马林诺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险者》中描述的新几内亚东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一种交易形式。在这里，邻近的岛屿基本上构成了一个交易圆圈。后有研究者认为，库拉圈不仅仅具有经济的意义，还可维持各岛的和平，消除紧张和敌对，是包括仪式、交换、巫术、旅行、社会关系、社会整合等在内的复杂综合体（参见哈维兰，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细致描述，后来经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释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仪式。在一次夸富宴仪式中，地方上的首领会以看似非常浪费的方式，把他们所拥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财产都拿出来分掉。一般都被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成是一种再分配的经济制度（参见Kottak，1994）。

[8]面对汉学界的批评，施坚雅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不断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个以村庄（而不是以集市）为中心单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红枪会一类的现象包含在内，又似乎有意矫正自己以往过分强调“基层市场共同体”的偏颇。这个以村庄为主要社会单位的模式认为，一个自然村庄要经过“开放”和“封闭”的“周期”（转引自刘永华，1993）。

[9] 参见杨雪冬（2002）和周庆智（2004）等。

文章刊发于《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第四篇：学洋思经验浅谈

学洋思经验的个人感想

左巧云

洋思是一部书，从中我们可以读到教育的真谛；洋思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出自己的不足；洋思是一个榜样，从中可以学到以人育人的精神；洋思是一位兄长，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真诚的帮助。近年来，洋思经验的一次次洗耳，使我内心受到了一次次极大的震动，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洋思给了我不尽的启示，洋思给了我无穷的感召，洋思也给了我诸多理性的思考：

一，教学改革首先是思想观念的改革

在学习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的时候，如果首先不研究它的原理和指导思想，而简单地模仿，往往效果会不佳，甚至半途而废。殊不知，任何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或课堂教学模式，都是在一定的教育教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单是机械地模仿几个步骤和技巧，不在思想观念上改革是不行的。洋思中学的蔡校长讲：许多学校学习洋思的经验，把经念歪了。有的还人为地规定在课堂上教师讲几分钟，学生学几分钟，把活生生的课堂教学变成了教条。“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原则，要真正把学生解放出来才行。有些学校在听课时看到教师讲得少，就认为教师不负责，希望老师多讲。这些不是方法问题，是思想观念问题，思想观念不转变，教学改革永远不会迈大步，思想不解放的人课堂教学改革是搞不好的。

二，学习洋思经验决不能生搬硬套

学洋思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不能搞形式主义。如果您不看自己学校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把整个洋思中学的一切照搬过来，可以说，您的收获一定大不了，甚至会出现退步，可能要出现成语中“鸡飞蛋打”的效果。您一定要把洋思经验和您的班级、您的学校联系起来，权衡利敝。洋思中学有洋思中学的教学环境和工作环境，还有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制约，我们主要是吸收加工，把洋思中学的经验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比如说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模式，总的原则不能变，但是对于不同学科的教师操作起来就不一定一样，不能千篇一律.有的内容抽象难懂，适合先讲解；有的内容条理性特强，适合学生边看边练；有的易陷入误区，适合让学生在议、辩中澄清，有的要铺渠引路，听说操练等等。

三，学洋思必须立足长远不怕失败，如果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形成自主自学的习惯和能力；学生还没有形成独立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生还没有养成认真作业的习惯；学生还没有形成较强的解题能力；学生还没有形成今日事今日毕，堂堂清、天天清、周周清的习惯；每个学生还没有形成长期的、每天每堂课都认真学习的习惯和动力。如果我们的学生从来没有自己学过课本、从没有自己总结过知识点、从没有自己讲过课、没有养成认真讲同学说的习惯，那我们在开始教学时就要有个思想准备：我们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失败，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的总成绩还会下降。这就好比一个小老虎吃惯了妈妈的奶，突然妈妈让他自己出去觅食，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一定会挨饿的，但这个小老虎不会永远吃不上饭的。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一定要走下去，不管在学习、教学的道路上有多少阻力和挫折，只有我们执着地追求、探索，才有可能成功。

四，从洋思经验反思自己的教学

学生的发展是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课程在目标设定、教学过程、课程评价和教学资源的开发等方面都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课程实施应成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构建知识、提高技能、磨砺意志、活跃思维、展现个性、发展心智和拓展视野的过程。学习的首要任务是“学”而不是“教”，语言技能需要通过学生个人的实践才能培养和提高。有效的语言教学不应违背自然过程，而应适应自然过程，不能令学生去适应教师和教材，而应让教师和教材去适应学生。

一堂成功的课，应该让学生自始至终掌握主动权，教师只是充当“组织者”“促进者、”“合作者、”“咨询者、”“参与者、”“引导者、”“顾问”等多种角色。因此，作为教师，他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最大限度地给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体现，自然就产生了求知和探究的欲望，也就把英语学习当作一件乐事。如果我们一直能坚持“一切以学生为中心，一切的教都是为了学生的学，”的教学理念，这不正是洋思经验的最好实践吗？

学习洋思模式、打造高效课堂、落实减负增效

曹风海

我校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基础较弱，规模较小，发展较慢，为了摆脱困境，谋求学校发展，我们认识到，必须牢牢抓住教育质量这根生命线，干出自己的特色。全区“学栟茶、学洋思，争当教改先锋”的活动给我校带来了机遇，学校积极实施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了“一年启动、两年推广、三年见成效”的工作目标，努力打造高效课堂，落实减负增效，教育教学质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学年各项学科教学指标位于全区前列，更为可喜的是“高效课堂”“减负增效”的观念已经成为我校教师的共识，学生们告别了沉重的课业负担，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一、学习洋思教学模式，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位。

1、观念的转变是学好洋思模式的前提。洋思教学模式是一件新鲜事物，要使老师都能接受，必须狠抓教研，开展校本培训。学校成立了以书记、校长挂帅，分管校长、教科室主任、骨干教师组成的洋思实验领导小组，做到了“四个优先”，即：教研工作优先考虑，教研活动优先安排，教研经费优先投入，教研成果从优奖励。由于领导的带头和方法的对路，学校教师对洋思模式由不理解到接受，很快的渡过了思想的磨合期。

2、教师的业务素质是学好洋思模式的关键。为了学好洋思，2007年9月，学校对第一批参与洋思实验的教师我们进行认真挑选，让有一定创新精神和能力的青年教师参加，并由教学副校长姚全社同志担任数学教学，亲自带队参与实验。在教学中，学校为他们的专业发展创设适宜的环境，多关心，多信任，多支持，鼓励他们大胆尝试洋思教学模式，坚决摒弃传统、陈旧的方式方法。在一年的洋思实验中，参与实验的青年教师不断成长，初露头角。在今年7月全区学洋思活动中，李小红、贾娟两位教师分别向全区同行献上了一节汇报课，受到了洋思中学领导、教师和全区同行的好评。在全区调研考试中，洋思实验班的语、数两科成绩居全区第一、二名。

3、落实教学研究是学好洋思模式的保证。在洋思实验中，各学科教研活动都做到了有计划、有安排，紧紧贴近教学，服务教学，重在落实。如：每周一次集体备课，洋思实验领导小组成员全程参与，献计献策，共同打磨每个课堂环节。间周一次的洋思教学教研简报，都由洋思实验领导小组负责编辑，以学科备课组为单位组织集中学习，全体行政干部下组，与教师们一道结合自身教学谈体会；每个实验阶段的动员报告和阶段小结都能精心准备，由书记主持，校长或分管副校长主讲；一学期进行一次洋思教学心得体会和教案的比武活动，评比的第一标准是提倡原创性，让教师们的新思想、新体会生根发芽。

学校十分注重洋思实验班的听评课活动，常规的随堂课、推门课，必须要做到有讲有评，有评有研。有研讨性质的观摩课、公开课、示范课、说课等都要做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的放矢。听课的形式也变定期听课为随时听课；变一课一听为一课多听；变一师一节为多节跟踪；变听教师讲为看学生学，实践证明，有压力才有动力，听评课的效果十分明显。

二、学习洋思教学模式，要明确方向，规范管理。

1、加强领导，明确方向。

学校组成了有学校领导和教学骨干参加的洋思课题专班，并先后两次到洋思中学实地考察学习，并撰写了洋思考察报告，将他们在洋思的所见、所闻、所思一一展现，让全校教师共同学习和探讨。通过考察和探讨，教师们进一步明确了洋思中学的先进的办学理念和教学模式。

2、排除杂念，增强信心。

在洋思实验推广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有几种不同观念，一是不闻不问型，这类教师对洋思模式充满疑虑，不愿尝试，对既有的教法情有独钟；二是藕断丝连型，这类教师左右摇摆，忽冷忽热，总是跳不出既有模式的樊篱；对于这些教师，既要用理论洗脑，更要用事实说话，必须以更高的教学质量作保证，才能将洋思实验进行到底。通过一个学年的努力，洋思实验班的教学质量跻身全区前列，以不争的事实作了回答。还有一类教师属于临渊羡鱼型，想尝试又觉得洋思模式高不可攀。对于这些教师要解决心态问题，增强信心，让他们对照洋思模式检验自身的教学，找出相似点和不足之处，破除神秘感，找到突破口。

3、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管理出质量，严格规范的管理才能出高质量。洋思中学有句名言“面红耳赤抓管理、六亲不认作斗争”。学校将洋思管理经验与我校教学管理进行了嫁接，先后制定了《教育教学“八个加强、八个反对”》、《学洋思公开课、听评课实施方案》、《洋思课堂教学模式六大环节》《“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的实施步骤》，对教学各个环节作了严格的规定。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综合效应。

三、学习洋思教学模式，要把握精髓，大胆实践。

1、首先学习洋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理念，当前，每个学校都有大量后进生，让许多任课教师和班主任都束手无策，这是事实。为了不放弃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进步，学校提出了“以师生的发展为本，为师生成长服务”的办学思路和“德育为首、爱心引路”的工作策略。我们实行了“副班主任制”，要求每个行政干部都深入到一个班级担任副班主任，协助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搞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将每学期期中考试后的一周定为“学校开放周”，将家长请进学校共同探讨学生的成长问题，为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搭建互动平台，让大家共同关心学生的成长进步；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还设立了“学生奖学金”，对在德、智、体各个方面取得成绩和进步的学生进行奖励，让学生每一点进步都得到关注，让学生的每一点成功都得到认可；我们提倡爱心引路，榜样激励，每学年开展一次“常福中学最受学生喜爱的十大教师”的评选活动，让对学生付出爱心的教师脱颖而出，得到最大的尊重。

2、学习洋思“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模式。“先学”是基础，学生的“先学”是为教师的“后教”作准备的，教师应该先揭示本课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的自学过程要进行指导与监督，充分调动学生自学的积极性。“后教”是重点，我们提出课堂教学要讲求实用，讲多讲少要依学情而定，剪除枝蔓，挤掉水分，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学生确立学习目标，点拨、答疑，检测学习效果，从知识的传授者转为学习的激发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学生才是课堂的核心，老师要充分相信学生，要将课堂宝贵的时间更多的交给学生。“当堂训练”应该形式多样，“听、说、读、写、练、思、背”都是训练内容，训练内容要精挑细选，容量适中，这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作业、养成雷厉风行的学习习惯不无裨益。

学习洋思课堂模式，要研究它的原理和指导思想，课堂时间的分配不能机械化，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课型应该不尽相同，千万不能简单地模仿几个步骤和技巧，更不能把活生生的课堂教学变成了教条。

3、要认真落实“三清”程序。

学校积极推行“三清”程序，即：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运用好“三清”程序，是对班级整体质量提高的重要举措。我们对“三清”的重点分门别类，各有侧重。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三清”，让每一个同学都达到我们教学预期的目标。师生一起对所学知识共同进行小结，让学生理清知识思路，由知识点形成知识面。对还存有疑难的学生，个别辅导，力争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诚然，学习洋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简单的模仿，而应该是不断的实践与反思,洋思中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引领。我们学“洋思经验”，要学习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办最好教育不罢休的坚定信念；要学习他们锐意改革，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要学习他们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面向全体学生，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的定力；要学习他们严于治校，科学管理的务实风格；要学习他们海纳百川，做大做强的胆识与气度„„。唯其如此，学习洋思才真正达到了目的，才能真正使“洋思经验”的精华在我校的教育教学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创自己的特色，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

第五篇：洋思经验

洋

思

经

验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写在洋思校园中最醒目的地方，也烙在洋思人的内心深处。洋思人说起这句话时，总是那样充满了自信，还有那一点“舍我其谁”的自豪，然而更多的则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十几年如一日，他们努力实践这样的教育思想，最终造就了洋思这座辉煌的教育大厦。

“三清”运动 “三清”，即“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其实就是要求学生做到“课堂上能掌握的不留到课后”、“今日事今日毕”、“适时温故知新，巩固提高”。

洋思的每个班都按学科建立了学习小组，小组间正常开展学习竞赛。为了小组的荣誉，课上，无论是自学、讨论，还是知识检测，小组内成员都互想帮助，互督互查，毫不马虎；课后，对堂堂清不了的学生，小组内成员分工负责，例题、习题、单词、背诵段落，一一助其过关。一次“清”不了，两次、三次……一般经过“二清”、“三清”，绝大多数同学都能做到“日日清”，极个别仍不能“清”的，由教师帮助其“清”。

“周周清”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实施周五验收制度，主要验收数学、英语两门学科。单周验收数学，双周验收英语。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当验收组长，任课教师和班上尖子生当验收员，班与班对调验收。验收英语时，只凭课本，让接受验收的学生把两周所教的单词逐一朗读，逐一听写，错一个就在课本上那个单词旁边做上记号。

验收数学时，也是凭课本，让被验收的学生逐一讲书上的概念、例题、习题。验收完，在表上填上正确率。“清”不了的内容，由任课教师利用双休日帮助落实补救措施，再接受验收。

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 抓“最后一名学生”，洋思人有三个“锦囊”：

之一，合理分班，调动竞争的力量。2001年，他们将初一200多名两门功课不足120分的学生，按照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搭配，平均分到两个分校20个班级，并分别与分校长、班主任签定“目标教育责任状”，定期对这些学生的转化情况进行验收，优者奖，劣者罚。

之二，结对帮扶，调动合作的力量。班主任将这些学生安排到教室前排的位臵，与优生同桌，结成学习对子。

之三，特别关注，调动情感的力量。课上教师提问最多的是这些学生，板演最多的是这些学生，释疑、点拨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课后谈心交流最多的还是这些学生。教师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以全方位的人文关怀激励学生奋发向上，以炽热的情感使过去备受教师冷落和同学歧视、家长打骂的后进生有了自尊、自信。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每当向来宾介绍洋思课堂教学改革的经验时，蔡林森总会在黑板上作这样的图示：这里的“先学”，不单单是指让学生泛泛地、单纯地看书，而是在教师简明扼要地出示学习目标，提出自学相关要求，进行学前指导后，学生带着思考题在规定时间内自学相关的内容，完成检测性的练习。自学的形式多种多样、灵活多变，可以是看例题、读课文、看注释、做实验、发现疑难做记号、做与例题类似的习题等等。

“后教”，不是教师漫无目的地教，而是在学生充分自学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式的学习。洋思现在的“后教”环节是：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巡视，准确掌握学生的自学情况，在学生自行解决自学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让已会的学生来教不会的学生，促使学生相互合作、互想帮助，达到“兵”教“兵”的目的。

“当堂训练”是在“先学”、“后教”之后进行的，一般不少于15分钟，分必做题、选做题和思考题，着重让学生通过一定量的训练，应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从而加深理解课堂上所学的重难点。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简简单单几个字，其中蕴含的却是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先学后教，以教导学，以学促教”，才能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以学定教

教学过程中教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学什么”、“怎么学”，谁更重要?是让“学生走向教师”还是让“教师走向学生”?采访中，从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洋思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这就是“以学定教”——根据学生的学情确定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洋思人是这样做的：

在每周初进行的集体备课活动中，同年级中执教相同科目的教师集中到一起，此时，教师们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自学最有效”，这就需要对教学进度与得失情况进行分析，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深入了解。要教学的内容中，学生已经具备了哪些知识，哪些还比较模糊，已经会的就少教，要教的是学生不会的。在此基础上，教师共同研究下周各课时的教学方案，确定学生的自学范围、自学内容、自学方式、自学时间以及自学要求等。另外，学生自学时可能会遇到哪些疑难问题，设计怎样的当堂检测题才能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等等。可以这么说，这些备课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根据学生的“学”来组织进行的。

教师几乎成了“哑巴”

我们习惯上认为，教师“深挖洞”——讲得越多、越细、越深、越透，学生学得就越快、越好，教师带领学生“钻山洞”，总比学生自己摸索要来得更快一些。事实上，这样做容易造成学生思维的惰性，学生成了“哑巴”。

到洋思听过课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课堂上都是学生在自学、思考、讨论、交流，教师讲得很少，几乎成了“哑巴”。洋思的课堂上，教师一般讲课都在lO分种左右，最少的甚至只有4、5分钟，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通常达到35钟以上。理科如此，文科也是这样。

开始上课时，教师三言两语，或用投影显示，准确地揭示出教学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之后，提出明确的自学要求，即自学什么内容，用多长时间，如何检测等，并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学生自学时，教师通过讲演、练习等形式进行调查，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中的疑难问题，对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后教”做好准备。

“教”也是有讲究的：教什么?怎样教?其中奥妙无穷。“学生会的不教，学生不会的尽量让学生自行解决，教师少讲、精讲，只用点拔性的引导”，这是洋思人摸索总结出来的教学策略。留心一下洋思的课堂，就会发现教师绝不就题讲题，或只找出答案，而是寻找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引导学生预防运用时可能出现的毛病。教的方式，都是让已掌握的学生先讲，如果学生讲对了，教师肯定，不必重复；讲得不完整、达不到深度的，教师补充；讲错了，老师则更正。这样，教师讲的时间就少了。

“兵”教“兵” “兵”教“兵”，是洋思人在“后教”这个环节上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教法”：针对学生在自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练习中的错误，教师引导学生讨论，让会的学生教不会的学生，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洋思的“兵”教“兵”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更多地体现在课后。洋思的学生中，学习“有困难的”比较多，在课堂上，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很不充分。对这部分学生，教师在课后都要进行单独辅导，这样下来，教师的负担和压力都比较大。洋思的学生多半是寄宿生，平时学习生活都在一起，洋思人正是利用这—点开展了“一帮一”、“兵教兵”的活动，让优秀生和后进生搭配坐在一起，结成“帮扶”对子。

“兵”教“兵”、“一帮一”不仅有力地解决了学困生的问题，而且还促进了优秀学生的提高。优秀学生要想帮助他人，自己就得要充分地理解，学习上也有了紧迫感，还把自己理解的知识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提高。“学者”相长，这就是“兵”教“兵”的魅力。

从“做”中学

洋思人所说的从“做”中学，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操作感知”，而是让学生通过自学，亲历知识获得的过程，悟道，乃至有所创新。

在洋思，课堂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学生自学，但自学并不只是单纯的看书，在自学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动口交流，教师引导学生投入到这些活动中，让他们亲身感悟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学生自学的过程更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对学生来说，在没有自学之前知识一般都是陌生的，而通过经历自学过程，得到对这些知识的自我感悟，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洋思课堂教学模式简介

洋思课堂教学模式，人们常用“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八个字来概括。其6个主要环节如下：

（1）提示课堂教学目标。（约1分钟）

操作：课前写好投影胶片，课上通过投影给学生看。目的：让学生从总体上知道本节课的学习任务和要求。（2）指导学生自学。（约2分钟）

操作：课前写好投影胶片，课上通过投影给学生看。

目的：让学生知道自学什么，怎么学，用多长时间，应该达到什么要求，如何检测等。

（3）学生自学，教师巡视。（约5~8分钟）

操作：学生自学，教师通过察颜观色，了解学生自学情况，端正学生自学态度。

目的：使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动脑，认真自学，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4）检查学生自学效果。（约5~8分钟）

操作：让中差生尤其是后进生回答问题或板演。

目的：最大限度地暴露学生自学后存在的疑难问题。（5）引导学生更正，指导学生运用。（约8~10分钟）

操作：①学生观察板演，找错误或比较与自己做的方法、结果是否与板演相同。②学生自由更正，让他们各抒己见。③引导学生讨论，说出错因及更正的道

理。④指导学生归纳，上升为理论，指导以后的运用。

目的：①凡是学生能解决的，就让他们自己解决，真正找出哪些需要教师引导、点拨的问题。②通过讨论、教师点拨，使学生进一步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最终形成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当堂训练。（不少于15分钟）

操作：①布臵课堂作业。②督促学生独立完成课堂作业。③批改部分己完成的学生作业。

目的：通过完成课堂作业，检测每位学生是否都当堂达到学习目标。

洋思中学四种数学教学实践模式

一、教学模式在“概念型”课中的应用（1）揭示教学目标（约2分钟）。[目的：使学生知道本节课的教学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注意点：目标要准确；语速要慢，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听进去，都能明确本节课学习的方向；要有激励性，鼓励学生努力达到目标；语言要简洁，一般两至三句即可。]（2）自学前的指导（约2分钟）。[步骤：出示自学提纲；教师提出明确的自学要求，教会学生自学的方法。注意点：自学提纲相当于检测练习题。“概念型”课中的自学提纲的内容大多是概念或帮助理解概念的句子或某种思想方法。]（3）先学

A学生自学概念（约5分钟）[目的：通过自学使学生初步理解并记熟概念。步骤：学生结合思考题看书，划出有关概念；理解并记熟概念。] B检测自学概念的效果（约5分钟）。[目的：暴露学生在自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后教做准备。步骤：请几位同学板演默写概念，其他同学在座位上默写；教师巡视了解学生默写情况。注意点：板演对象以中下水平的学生为主，因为他们的错误具有代表性；教师巡视时，要充分了解学生自学中存在的问题，如：哪些学生概念未默写出来，哪些学生未默写全，哪些学生默错了，哪些学生丢掉了关键词语等。]（4）点拨矫正概念（约5分钟）。[目的：使学生知道概念默写得对与错，并找出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使学生知道概念的实质、要点。步骤:评判对错；针对问题进行点拨。注意点：教的内容就是学生默写不出来或默错的地方；教的要求不能只判断默得对不对，还要揭示其本质属性；教的方式应由学生先讲，若学生讲对了，教师就不讲，但要以表扬的形式强调概念中的关键词，若学生讲错了，教师则要更正。]（5）再学――运用概念做练习（约5分钟）。[目的：让学生运用概念做相关练习，检查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情况，同时将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力。步骤：教师出示练习；学生完成练习，教师巡视了解存在的问题。注意点：运用的程度一般由易到难；练习题一般来源于课本上每一节后面的练习；练习题的题型多为填空、选择、判断等；检查方式是先让学生在座位上独立完成，然后再有针对性地请学生报答案，教师将答案板书在黑板相应的位臵，或点名板演。]（6）点拨矫正练习，指导运用（约5分钟）。[目的：使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知道如何运用本节课所学的概念，解决问题。步骤：学生评判对错；教师针对问题进行点拨矫正。]（7）当堂训练（约15分钟）

二、教学模式在“例题型”课中的应用

这类课以例题为主要学习内容，重点是运用概念、定义、法则、定理等解决问题。这类课一般采用“一学一教，当堂训练”的形式进行教学。具体教学程序及要求如下：

（1）揭示学习目标（约1分钟）

［目的］使学生明确本节课的学习任务及所要达到的要求。［步骤］①板书课题；②投影学习目标。

［注意点］目标要准确，例题型课的学习目标不只是获得知识，而且更要突出能力，一般为“会运用”、“能熟练运用”，即要求学生能运用学过的知识和方法来分析、解决相应的问题。

（2）指导学生自学。（约2分钟）

［目的］使学生明确：①自学的内容：看课本上第几页到第几页的内容；②自学的时间：约5-8分钟；③自学的方法：边看书边思考，研究例题的解题步骤和解题思路，同时探索有无其他解法；④审视与例题类似的习题，明确解题思路，进行自我检测。

［步骤］①投影自学指导；②学生看自学指导。

［注意点］①在设计思考题时，着重考虑如何引导学生自学例题，思考题要能启发学生归纳有关步骤，理解有关思想方法，或者启发学生小结注意点等。②投影内容要包含三层意思，让学生看了后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自学内容，明确自学方法，明确自学要求。

（3）先学。

a.学生看例题（约5-8分钟）。

［目的］通过学生自学，了解例题的解题方法和步骤，并运用于与例题类似的习题上。

［步骤］①学生看例题；②理解例题的解题方法和步骤；③思考与例题类似的习题的解法。

［注意点］学生看书时，教师一般不讲话，若有必要提醒个别学生注意什么，也不宜太多，声音不宜太大，以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b.学生练习。（约10分钟）

［目的］通过练习，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上，同时最大限度地暴露自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为后教做准备。

［步骤］①请学生板演与例题类似的习题，其他同学在座位上练习；②教师行间巡视，了解座位上同学的解答情况。

［注意点］①板演的学生一般以中下生为主，人数一般为3-5人，因为他们暴露的问题具有典型性；②老师在巡视时不能流于形式，要耐心细致关注每个学生，真正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并归纳整理出典型的、倾向性的错误，将这些错误，用彩色粉笔写在黑板上相应的位臵，为后教准备好第一手资料。

（4）后教。（解疑导拨，合作探究）（约5-8分钟）

［目的］①学生通过解析、讨论、正确判断解题过程是对还是错；②引导、帮助学生找出产生错误的原因，进一步了解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规律。

［步骤］①让学生判断正误，找出具体错误并更正，引导学生分析出错的原因，鼓励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一题多解）。②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点拨、矫正。

［注意点］①在改错的过程中要鼓励同学各抒己见，即使把对的改成错的也要让他们表现出来。这样通过以后的讨论，让学生悟出究竟应该怎样做才对，找出错的原因，并接受教训。②教的程序，同时看几位同学做的同一步，并把座位

上同学的有关这一步的错误一起评讲，再归纳这一步的步骤及注意点。③教的方式，“兵”教“兵”，即让会的学生先讲，学生讲对了，教师肯定一下，不必重复；讲得不完整的，表达不合要求的，教师再补充；讲错了的，学生或教师帮助更正。

④教的要求，不能就题讲题，只找答案，而要归纳出规律，真正让学生知其所以然，如计算题的步骤、应用题上的等量关系、证明题中辅助线的作法及证明思路等。

（5）当堂训练。（约15分钟）

［目的］通过独立完成课堂作业，巩固本节课所学的解题方法，使学生达成本节课的学习目标。

［步骤］①布臵作业内容，明确作业要求；②学生做作业；③布臵思考题。［注意点］①教师要巡视，确保人人像考试那样独立、按时完成；②明确解题格式，题目较长的应用题、证明题，不抄题目，只要求注明页码、题号，直接解答；③布臵的思考题一般为提高题。

三、“概念十例题型”课

此种课型中的学习内容前部分是概念、法则、定理等，后部分是运用前面的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例题。

这类课一般采用“一学一教，当堂训练”的方式进行，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重点一般不放在概念上，要特别留意学生运用概念解题或做与例题类似的习题时，对概念的理解是否到位。具体教学过程与要点如下：

（1）揭示学习目标。（约1分钟）［目的］使学生知道本节课要理解什么概念，并能运用所学概念解决什么问题。

［步骤］①板书课题；②投影学习目标。

［注意点］①目标要明确，重点是运用概念能做对与例题类似的习题；②层次要清楚，便于学生明确学习内容及目标。

（2）自学前的指导。（约2分钟）［目的］使学生明确学什么，怎么学。

［步骤］①投影自学指导；②学生看自学指导。

［注意点］①投影内容要包含三层意思，让学生看了后做到三个明确，即明确自学内容、方法和要求；②指导自学的方法，边看书边理解边熟悉定义、法则、公式、定理等概念，看例题时，注意是怎样运用定义、法则、公式、定理的。

（3）先学。（约10-15分钟）

［目的］通过自学使学生初步理解并熟记概念、法则、公式、定理，并能运用概念、法则、公式、定理做与例题类似的习题。

［步骤］①学生结合自学指导看书、思考；②学生练习。

［注意点］①学生看书时，教师要及时表扬那些看得又快又认真的同学，激励其他学生向他们学习，引起竞争；②检测练习。要注重概念、法则、公式、定理的运用，一般选与例题类似的习题。

（4）后教。（约8-10分钟）

［目的］①引导学生自我评价；②通过纠正错误，使学生找出产生错误的原因，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规律。

［步骤］①学生自评；②组织学生讨论判断对错；③引导学生分析错误的原因；④引导学生总结经验教训，归纳并上升为理论。

［注意点］①不默写概念，但要通过能否运用概念做对与例题类似的习题来

检测对概念是否真正理解；②学生互评，逐题讨论。若对，则让他们说出对的道理，归纳出概念、法则、公式、定理；若有错，则引导更正。通过纠正出现的问题，加深对概念的理解；③教师点拨的重点应放在本节课的概念、法则、公式、定理与例题的结合点上，即弄清例题中是怎样运用本节课的定义、法则、公式、定理的；④指导的重点放在如何直接运用概念、法则、公式、定理解决问题，以及如何通过转化创造直接运用的条件上。

（5）当堂训练。（约15分钟）

［目的］①通过完成一定量的练习，巩固所学知识，促进能力内化；②通过课堂作业来检测同学们是否实现学习目标。

［步骤］①布臵作业内容，明确作业要求；②学生做作业；③布臵思考题。［注意点］①课堂作业要根据课程标准确定难度，选题要适量、适度；②教师要巡视，确保人人独立、按时完成；③下课时收齐带走全班作业本。

四、“综合复习型”（专题型）课

在综合复习时，一般采用“大循环”的方式进行，每一循环一般分为三课时（前后三天），每课时的任务及具体要求是：

第一课时：检测练习。（先学）

［目的］摸清学生对本专题有哪些会了，还有哪些不会。

［步骤］①揭示检测的目标；②学生独立按时地完成检测练习，教师巡视。［注意点］①编制检测练习时要依据新课程标准，围绕本专题的主干知识命题；②端正学生练习的态度，使学生认真练习，真实地反映学生对本专题掌握的情况；③教师要巡视，关注学生练习习惯，矫正不良习惯。例如，有的同学违北背易后难原则，先做大题、难题；又如，有的同学不会做草稿，将草稿纸翻过来转过去、乱涂乱画等。

第二课时：矫正和总结。（后教）

［目的］把不会的弄会，引导学生总结经验，做错一题，学会一类，避免下次重复类似错误，吸取教训。

［步骤］①学生自己更正、解决粗心出错的问题；②出示典型的错误解法。请学生指出错误说明原因，并更正；③引导学生总结规律，讨论注意点。

［注意点］①不能由老师直接讲，要让学生自己分析、找原因；②引导学生归纳，寻求规律。

第三课时：针对性训练。（当堂训练）

［目的］根据前两节课的“漏洞”补缺，并适当拓展，逐步形成知识网络，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

［步骤］学生练习

［注意点］② 师巡视，摸清有哪些倾向性的问题；②课后及时批改并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