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比较与启示1

第一篇：中外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比较与启示1

中外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摘要：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使农村普及义务教育成为可能。我们应借鉴国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成功经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保证经费的使用安全。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以这次改革为契机，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比较；启示 义务教育是一种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教育。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基础。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费里德曼的观点，“儿童受到的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自己或家长，而且社会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得到好处，我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进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而有助于你的福利，由于无法识别受到利益的具体个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们索取劳务的报酬”。众所周知，义务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根据公共产品的特点和利益原则，义务教育的投资应主要由政府来负担。

一、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国家的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模式。虽经几次变革，甚至1986年的《义务教育法》已规定普及义务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受财力、物力和制度的限制，这样的目标在20年以后，才得以实施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2005年12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免学杂费和提高公用经费水平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除直辖市外，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校舍维修改造资金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在中西部地区为5:5,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承担，中央给予适当奖励性支持。对贫困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资金上，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东部地区由地方自行承担。而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费补助由地方承担。

据测算，2010年当年各级财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将比2005年增加约644亿元；2006年至2010年5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累计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其中牛央新增1254亿元。

这项改革在五年内将涉及上千亿的资金，是前所未有的巨额投入。这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必将对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分析

（一）经费来源和比例

从国际经验看，对农村义务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础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日本、澳大利亚、法国、墨西哥、西班牙、英国，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大致为20％-80％;在新西兰、爱尔兰、意大利、荷兰、韩国等国，基础教育投入中超过80％的资金依赖中央政府；即使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等国，中央投入基础教育资金也占有一定比重，大约是3％-10％。因此可以说，中央政府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主渠道，这是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经验。

（二）经费的使用途径

英国政府规定教育经费的预算和结算要公平、公开、透明，划拨经费的公式要尽可能简单易懂，并以立法形式保证经费的划拨和合理使用。英国的义务教育除了承诺教育经费涨幅5％以外，还对基础教育中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给予资金的大力支持。为了提高小学阶段的个性化教育，2006-2008年度共拨款2.3亿英镑，这些资金的50％用于帮助学习吃力的小学生在阅读、写作以及数学上达到国家规定的2级标准，35％用于帮助贫困学生。针对初中阶段的个性化教育，英国2006-2008年度共拨款3.35亿英镑，这部分拨款的50％用于帮助那些英文和数学学习吃力的初中生达到国家规定的4级标准，35％用以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参加课外及其他活动。此外，还有一些经费用于为高才能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日本，保障义务教育经费的法律已逐步形成了体系。根据这个法律体系，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经费分担中占有很大比例。比如，中央负担国立学校所需全部经费和全部教科书经费，负担地方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经费的1／3,受灾校舍建设费的2／3,偏僻地区公立学校公用经费的一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都道府县负担公立学校教职员工资、福利保障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市町村负担公立学校校舍新建扩建费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费的1／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费的一半及学校的公用经费。

可以看出，虽然英国和日本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的经费及使用制度清晰明了，在确保基础教育经费的同时还尽量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和补助。特别是英国，不但在贫困学生生活方面进行大力的资助，而且在学生的个性差异和智力差异方面进行资金的支持，这应该是未来基础教育经费使用方面的一个趋势和发展方向。

（三）经费的运作方式

英国政府从2006-2007年度开始，国家向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办法再度改革，划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以专用资金的形式由英国教育和技能部直接发放到地方，不再通过地方财政管理系统，且必须全部用于学校预算支出。巴西政府专门成立基础教育维持与发展及教学促进基金会（以下简称“教育基金会”），以推动教育合作者共同参与，并解决教育财政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被自动存入巴西银行的专门账号，巴西银行参照教育文化部提供的分配率，分别在各州范围内按比例分配资金。英国和巴西在教育经费运作的制度方面减少了资金的流转环节，缩短了资金的流通时间，可以有效地防止资金的挪用和流失。

（四）经费的筹资渠道

韩国的义务教育经费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非政府渠道，比如，1998年韩国非政府投入占初等和中等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为20.7％，同时由于采取了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从岛屿、偏僻地区向大、中、小城市推进的策略，不但保证了落后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也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二战后，美国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其教育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除政府拨款和学费外，社会捐赠、学校服务社会的收入也占有很大比例。而日本、英国、印度是从政府普通财政中划出一定比例用于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普遍做法。

三、国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起步较晚，因此，应该认真研究国外义务教育在经费筹集、划拨、支付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情况，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独特的投资保障之路。

（一）拓宽筹资渠道

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地广人多，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教育经费一直是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虽然我国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能够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局面，但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完全靠国家长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长久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水平。特别是随着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教育经费不仅要顾及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要涉及孩子的智力开发以及对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投资。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一年来的情况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部分省份反映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2)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3)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4)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但由于一些县级财力紧张等原因，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5)政策产生了巨大效应，大量农村孩子回流到学校，一时间给公办学校带来压力。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除了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以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以尽可能地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筹资渠道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建立“义务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偿捐赠，通过基金会结合政府的有关政策对资金进行统一调配和使用；借鉴发行体育和福利彩票的经验，发行义务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支持义务教育，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解决农村学习困难学生、城市贫困学生以及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专用经费等；借鉴国外征收教育税的做法，可以对高收入人群征收一定比例的教育税，这样不但能调节收入差距还能筹集一定的资金。当然，所有这些资金的筹措都要符合国家的政策法规，并进行相应的立法，保证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安全，以让这些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

（二）建立经费使用信息公开制度

我国此次的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经费划拨，需要学校进行财务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而财务的审批在县级管理部门。保证国家大量资金的使用安全和有效应成为这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经费的滥用、挪用和借用，保障经费的使用效率。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就是要在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预算和决算以及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各个环节实行信息公开，让上级领导部门明确资金的使用途径、趋向以及使用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让同级别的学校领导部门清楚彼此之间的经费使用方式，让学校的老师共同参与学校经费的预算、执行和决算，让老师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有清晰的了解。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为教育经费的信息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建立我国独特的义务教育经费信息公开制度，不仅是要保障资金顺利到达学校，而且要监督和衡量资金的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总之，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管好和用好孩子们的“上学钱”。

（三）探索有效的农村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有一个跨越式发展和深刻的变革，才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国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统筹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和快速发展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政府发动的“新村运动”也是伴随着农村教育得到深入开展的。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区域开发，韩国文教部（现教育部）制订了“新村教育”的基本方针与措施。韩国政府在实施“新村教育”的过程中，农村各级学校发挥了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职能、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保健中心的职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所得的事业中心的职能。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应以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为契机，摸索和建立中国“新农村教育”体制。改变目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愿望、脱离农业发展的现状，改变农村教育培养的人才既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也不能为农村进一步发展作贡献的局面。

这次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与其说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倒不如说是加快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如果我们对这次经费改革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经费的多少和简单的使用上，那么此次经费的投入就不会产生预期效果，农村教育的发展也不会再上一个台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进程将大大受阻。“今天的教育，明天的经济”也就无法顺利实现。

总之，综观各国的义务教育投资可以看出，没有一定量的经费作保障，义务教育很难实施。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大量的经费作保障，也不能保证教育一定快速发展，还需要教育内部体制的跟进、完善，以便让有限的教育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率。因为教育经费只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参考文献：

[1]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12-213.[2]米尔顿·费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3—84.[3]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N].人民时报，2005—12—27(2).[4]陈至立。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EB／OL].http://／politics/2006-04／28/content_4484745.htm,2006—04—28／2006—06—15.[11]孙启林。韩国的农村教育[J].中华民族教育，2004,(4)： 43-44.

第二篇：农村义务教育1

【摘 要】农村义务教育是特殊的准公共产品，因为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我们必须运用以政府为主体，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来提供义务教育。本文从分析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出发，讨论我国教育性财政支出的总量投入不足、支出结构失衡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重要原因。最后就现存农村教育财政支出体制、县级公共财政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公共产品，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属性与提供主体

1.1 农村义务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准公共产品

根据公共产品的理论，我们把由政府提供，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称之为公共产品，与之相对应的通过市场渠道提供，具有“排他性”与“竞争性”的产品称为私人产品。但现实中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产品——混合产品:既可由政府来提供，也可由市场来供给；公共产品属性非常明显，私人产品属性虽存在但不明显的混合产品称之为准公共产品。国内外普遍认为义务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既可以由国家政府提供，也可以有市场来提供。我国义务教育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所需成本远远低于中等和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基础设施所进行的投资可视为沉淀成本，增加一个儿童的可变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义务教育(法定实施的一定年限的基础教育)就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同时排除某些适龄儿童参与分享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是机会成本)太大，连义务教育也会名不符实，所以义务教育又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但是义务教育作为某一阶段的教育，除了具有前者的纯粹公共产品属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私人产品属性。因为义务教育，总是由一定的教育机构来实施，它们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会因办学历史不同、地理区位不同、经营理念、能力和教师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学校教学质量等多方面不同，好的学校出现拥挤，差的学校留待另类。故而一定时期的义务教育制度不可能避免义务教育的竞争和排他现象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义务教育视为准公共产品。

农村义务教育不仅是一种准公共产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特殊性在于消费者经常低估义务教育较高的实际效益，义务教育被当作是一种效用并不显著的可有可无的消费品。农村义务教育的效用评价低于实际效用时，农村义务教育的需求将降低，市场提供将更低于实际需求，低于资源配置的最佳水平。显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是无效率的，如农村小学、中学的入学率相对于城市显得较低，而辍学、文盲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另外农村义务教育具有整体收益与局部收益的双重外部性，农村义务教育使当地农村居民获益的同时，也会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干预。

1.2 农村义务教育的政府主体提供

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公共产品的外部收益与外部成本，在消费存在正外部性时，人们往往隐藏自己对产品的真实偏好，出现“搭便车”的现象，这一点在义务教育上也有所体现。消费者在消费农村义务教育这种公共产品时，无法通过交易的方式把外溢效应内在化，或者组织这种交换(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导致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者从其经济行为中产生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无法对应相等，从而导致义务教育供给不足，达不到完全竞争市场所产生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存在市场失灵。所以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要求义务教育的提供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

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能是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农村义务教育，必须以政府为主体、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来提供。虽然由于市场失灵，义务教育不可完全通过市场向社会提供，但也不能认为完全通过政府提供是最好的，政府失灵同样存在。我们既要相信政府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责任和作用，也不能忽视政府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在传统的政府投入体制下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垄断格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二者的相互补充。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状况分析

2.1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总量不足

近年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虽然连续几年增长，2004年为2.79%，2005年为2.82%，2006年虽接近3%了，但离发展中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4%”的目标仍相距甚远。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和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较快速度增长，但与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需求相比，投入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拖欠教师工资，农村办学的基本条件难以保障等。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变得越来越窄，仅剩上级转移支付、财政拨款、学杂费这三条资金来源渠道。如果其中一条渠道的资金不到位，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转将受到严重影响。当今，我国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可是，现在许多县级政府仅仅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平，只好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如果上级政府不能加大拨款力度，那么农村义务教育办学基本条件难以保障。

2.2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失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

就农村义务教育而言，我国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严重，有能力承担的省级及以上政府没有应尽其责任，而无能为力的县级及以下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从教育支出的绝对数来看，不管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支出都逐年增加。地方的增长速度比中央的增长速度慢，却承担了全国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宽泛、具有流动性和分配效应的税种

归中央政府，其他小税种归地方，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少于中央政府。但是在事权分配上，地方政府成为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

税费改革前，财力脆弱的乡村负担了义务教育总投入的绝大部分，乡村财政不堪重负，最后结果只好转嫁到农民身上，乡村债务高筑，财政风险加大。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重担只是从乡镇政府转移到县级政府，省级和中央政府丝毫没有改变。在我国分级办学之下，义务教育存在明显的纵向失衡，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责任，大部分给了财政薄弱的底层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满足需求，县乡政府还是将负担转交给了更为弱势的农民，从而导致人民教育农民办。

2.3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失衡——教育财政横向失衡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地区投入差异大，“以县为主”的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区之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差距。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东、中、西梯度式的不平衡状态，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水平也随之相差悬殊，尤其是东部和西部的差距更加明显，如广东、江苏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财力较为雄厚，教育经费投入相对较多；而贵州位于我国的西部，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受经济制约其教育经费投入很少。2001年东部农村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比中部高48.73%，比西部高16.18%，2005年东部比中部高44.68%，比西部高39.11%。3 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的政策建议

在现代经济下，必须重视和强化教育投入，缓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紧张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进行教育财政支出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责任；建立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最后着力推进县级地方公共财政建设，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健康发展。

3.1 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代表整个社会利益，通过财政分配手段，减少区域差异，提供大致均等化的教育产品与服务。在坚持适度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这一改革大前提下:(1)明确县是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主体，我国绝大多数省均推行了“省直管县、乡镇财政县管”的财政体制改革，这样地市和乡镇财政职能进一步弱化，已经不适合再承担义务教育支出和筹资责任。要转移义务教育投入负担主体，将投入主体的重心上移，加快中央和高一级地方政府的投入速度.(2)明确划分中央和省的义务教育财政补助责任，按照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划分的一般原则，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中西部省份义务教育基建支出可以采用中央、省和县三级分担的形式，等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后中央逐步退出。(3)中央和省份应进一步加大对部分贫困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至少确保这些县有财政能力满足包括

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最基本的财政支出需求。(4)通过增加地方财政预算决策的透明度，建立“以提供良好地方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财政职能，调整支出结构，进而确保地方财政支出的重点不偏离辖区居民最基本的公共需求。

3.2 推进县级地方公共财政建设

县级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重要力量，今后为了有效发挥县级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作用，需要着力推进县级地方公共财政建设，为强化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创造条件。首先加快乡镇财政体制创新，通过乡镇财政体制创新，可以达到乡级资金向县级集中，而事权有可能下移的双赢境况。其次稳定县级财政收入，县级政府应对其所有的实际收入采取集中管理，并与政府财政收入相一致，不能让部门分散管理、自收自支，保证现有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完整。另外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积极开辟财源，在县域内设立“保税区”，让出部分税利，“欲取之，必先予之”，从而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再者规范县级公共支出，按照市场经济要求确定支出范围，有进有退，为强化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创造条件。

第三篇：关于农村义务教育调查报告1

关于农村义务教育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实现了“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农民义务教育的负担较重，城乡教育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教育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亟待加强。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教师年龄、知识结构

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有很多是民办教师（虽然近几年补充了不少师范类毕业生），他们大多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他们的学历大多是初中到高中的水平，而且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虽然也经过一些转正培训，但由于年龄偏大，教育观念陈旧，知识底蕴薄弱，他们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地植入老的、落伍的知识体系、经验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及新课程改革的需求。能力的有限导致学生培养的障碍，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学生接受知识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窄。

二、校长队伍管理能力落后

由于学校领导干部任用机制的不健全，出现不论能力、任人唯亲、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导致部分学校校长及管理层能力低下、效率不高，很多校长教育教学能力非常弱，连基本的业务指导能力也没有，甚至有个别校长上班时间忙于个人事务，导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一蹶不振，师生及社会怨声载道。

三、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

虽然广大教师目前都能按时领到工资，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县域之间工资总额差别较大，有的仅是国家工资，有的则包括了考核奖、岗位津贴、职务补贴、误餐费等；城乡差别明显，城区教师所在学校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学校经费较为充足，可以给教师下发较多的福利、补助，而农村教师所在学校就相对少得多了，而且由于往返于城乡之间，每天的经济开支又增加不少。

四、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

由于城乡差别的现实存在，城区学校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教学设备，音体美器材、电教设备等一应俱全，而农村学校则显得落后的多。而且由于国家城镇化建设的实施，大量农村学生涌入县城，导致城区学校人数激增，教师短缺，而国家又不能及时补充更多教师，只能从农村抽调教师，一些比较优秀的教师被调入城内学校，导致农村学校师资力量明显薄弱，形成恶性循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使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少年儿童的发展而且使农村青年就业更难。

五、生源减少，学校办学越发困难

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本来已经很少的农村学生，在家庭经济日渐富裕的情况下，大量涌入城区。农村学校招生越来越少，近几年平均以每年100人左右的速度减少，有的学校一年级甚至只能招收到6、7名学生。学生的减少，导致学校公用经费的拨付减少，而正常的开只是不会明显减少的，学校只能维持日常的工作，想要进行一些其他建设就捉襟见肘了。同时，学生的减少，导致教师教学情绪较低，不能全身心投入。试想，一个演员站在若大的舞台上，台下是寥寥无几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在打瞌睡，他还有心思去用心表演吗？

六、检查过多，疲于应付

学校本来是进行教育教学、教书育人的地方，教师应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教育内部的检查就已经很多了，上级机关股室越多，检查越多，好像不检查生怕落下不工作的名声。学校是弱势群体，任何单位都可以对学校进行检查，而且来的那个也惹不起，都得像模像样的应付。凡有检查，礼节性的接待免不了，资料的补充作假免不了，否则即使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也要惹检查组一顿挑剔。名目繁多的检查、评估，让很多教师把很多精力不得不让出来去做那些毫无用处的工作。有时，学生只能自己在教室自习，因为教师在忙于做本不应该他去做的事情。

七、教育经费短缺且缺乏有效的监督

规模越小的学校，经费越少，而无论规模大小，开支不会相差很多。因为，一个教室坐10人生一个火，坐50个学生也是生一个火；10个学生2个教师，50个学生也是2个教师。而大多数的学校每年冬季的取暖是最大的一笔开支，有的学校取暖拉煤费用几乎占全部经费的一半之多；非教育类的报刊杂志征订又挤占一部分教育经费。然而，本来不多的经费，除去非花不可的之外，其余的经费，并没有全部用于学校建设，这和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是有很大关系的。

八、教师、学生压力过大

由于社会期望值的提高，社会及家长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学生课业负担加重，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若干升学无望的学生又面临早早辍学，流入社会的危险；教师面临诸多考核、检查、评估、过关、考试，精神压力过大，许多教师身体处于亚健康，甚至严重病态。改变教育问题的策略

1、切实改变教师的素质，加大师资力量并进行良好的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建立良好的师资队伍，对不合格的教师给予辞退，招收有大专学历的毕业生回乡任教；合理进行教师交流，交流要相对扶住薄弱的农村学校，不要把交流流于形式，甚至变质。

2、改革学校领导任用机制，加强校长对的建设和监督，选拔一批责任心强、业务能力高的教师充实学校管理。

3、应逐步调整义务教育负担的比例，应由县级统筹为主逐步转向省、市和中央为主，对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福利等问题要根据实际给予改善，真正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加强绩效工资的发放管理，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4、加大农村教育资源分配，当地政府应该把农村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分配资源时着重加大农村教育的经费，为农村教育提供土地资源和其它的设备。

5、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学校资源，在政策上对小规模学校予以扶持，严格限制城区学校班容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村小规模学校。

6、上级机关或相关单位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评估，少去打扰老师们的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多一些工作上的指导，使教师能够埋下身子专心搞好教育教学工作。

7、加强对学校经费的使用管理，使有限的经费真正用于学校建设，真正用于教师学生，能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对胡支乱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

8、落实新课程改革精神，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继续扩大“两免一补”的范围和力度。在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把农村教育由过去的单纯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减轻学生升学的压力，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第四篇：中外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比较及启示

中外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比较及启示

摘要：基于国内和国外两种视角，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中外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的共性和差异性。结果表明，中外典型模式存在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扶贫共性，在主体责任分配和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扶贫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从完善法律法规、??新扶贫政策、构建资源扶贫成效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树立生态扶贫理念以破解深度贫困和生态脆弱耦合的难题等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常态模式的政策思考。

关键词：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09-0128-04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09.031

Comparis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ypical Modes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UANG Xiao-lu，LIU Zhong-l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and by application of comparative research，the commons and differences of typical modes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analyzed in depth.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ypical modes had some common quali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s well as had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benefits mechanism.On this basis，some suggestions to construct the normal mode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were speculated from improv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innovat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constructing the third party mechanism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resourc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iveness，and foster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to solve problems of the deep poverty and ecologic-fragility coupling.Key words： mineral resource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typical mode； comparative analysis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精准扶贫发展战略，矿产资源在区域扶贫中的地位和优势日益显著，已成为“十三五”扶贫脱贫重要举措。促进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意义重大，一是可以破解区域发展难题，释放区域资源“红利”，创新多途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二是可以将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完善，助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三是可以主动迎接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矿业挑战，深化推进“一带一路”经济纽带作用，与沿线国家共享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成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省（自治区）拥有的矿产资源、地理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因此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模式在省（自治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使在同一个省（自治区）不同的地区模式也不尽相同。结合案例深入分析中外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比较其共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对中国矿产资源扶贫开发的对策启示和思考，以期为探索中国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常态模式提供路径选择。中外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典型模式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首开贫困问题研究先河后，掀起了西方贫困理论研究浪潮，其中就包括资源开发参与减困理论，如Nurks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1]，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2]。在理论研究的支撑下，国外不同的国家针对矿产资源扶贫减困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建立起了与政府社会保障政策配套的对贫困人口生活、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全覆盖的扶贫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自身国力建立起了满足需求的扶贫模式；一些欠发达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无法摆脱“资源诅咒”的困境，扶贫模式尚未完全形成。中国央地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各地方模式各异，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矿村共建模式和矿业入股模式（表1）。

共性和差异性比较分析

中外不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地理环境、矿产资源和国家贫困程度等国情方面迥然不同，造就了中外矿产资源参与扶贫模式差异性，但是各国政府把矿产资源开发作为扶贫减困的一种参与手段，这就决定着中外模式共性的存在。

2.1 共性分析

第一，注重就业扶贫。发展中国家的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实现资源扶贫的途径就是通过矿企开发矿产资源为矿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社会保障模式对低收入从业者给予就业扶助和失业保险；国内矿村共建模式和矿业入股模式等也都把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作为资源扶贫的途径之一。

第二，注重智力扶贫。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强调要通过资源开发满足贫困人口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需要，社会保障模式致力于教育援助，不仅涵盖了初级教育阶段，还包括高等教育阶段以及职业再教育阶段；国内矿村共建模式典型代表曲靖市在几年内配套修建学校近百所，确保矿区农牧民中适龄儿童、青少年能够继续接受教育。

2.2 差异性分析

第一，扶贫主体责任分配差异。国内而言，外部扶贫和自身脱贫相结合，扶贫责任主体包含政府、矿企以及贫困人口自身。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决定着扶贫效果的成效；企业承担次要责任，包括提供就业岗位，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等；民众也要承担自力更生的责任，按劳获取报酬增加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国外而言，弱化政府和民众的责任，突出企业的扶贫责任，企业成为了扶贫的重要责任主体，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强调企业提供扶贫岗位的重要性，社会保障模式是一种全方位的的扶贫模式，贫困人口可以不劳或者少劳而享受来自企业的提供的各种扶贫福利待遇。

第二，矿民收益分配机制差异。国内而言，矿企和贫困人口之间建立了利益共同体机制，是一种可持续的扶贫机制。矿业入股模式主张矿区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入股矿山企业获得矿产资源企业部分股份，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贫困人口变成了矿企的股东，成为了企业的责任主体之一，通过参与分红来达到增加自身收入的目的。国外而言，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满足基本需求模式，还是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矿企和民众的关系仅仅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雇员按劳从企业获得报酬收入或者企业无偿提供扶贫资金援助，不存在贫困人口入股矿山企业成为股东的关系，是一种非可持续的扶贫机制。

2.3 结果分析

对比国内外典型模式，通过矿产资源开发实现就业扶贫和智力扶?已成为国际共识，国情的不同造成主体责任分配和收益分配机制方面的差异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满足基本需求模式扩大了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矿区人力资源得到开发，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会保障模式既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使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更好的与矿区民众以及文化深度融合；矿村共建模式下矿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矿企和贫困人口责利共担共享，可以有效缓解村企矛盾；矿业入股模式群众入股矿企成为股东，与矿企同命运、共呼吸，构成利益共同体。由此可见将资源地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建立和谐的矿民关系，是典型模式实现矿产资源扶贫的前提和保障。理想的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常态模式的建立需要合理协调国家、企业和民众的收益分配。研究并改革目前的矿产资源行业、贫困区域内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常态化的矿产资源开发扶贫模式已成为研究趋势，现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启示与思考。启示与思考

矿产资源与扶贫政策结合已成为新的重要研究课题，当前中国矿产资源扶贫开发存在诸多问题，如矿村共建和矿业入股模式中矿产资源扶贫途径单

一、矿业“反哺金”难以落实、扶贫收益分配以及成效缺乏有效评估监督、贫困群众话语权难以实现、生态破坏严重且治理成效低等。因此立足基本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分阶段、分时期在贫困地区试点改革和完善法律法规以逐步探索矿产资源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两权统一，构建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收益分配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坚持生态与经济并驱发展、树立生态扶贫理念等举措已成为推动矿产资源扶贫开发理论和实践创新研究新趋势。

3.1 改革和完善法律法规以创新矿产资源多元扶贫政策

借鉴美国等矿业发达国家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改革中国当前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矿产开发收益共享[11]。一是在贫困地区逐步试点矿产资源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方面两权统一，实现依附在土地地表的资源由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集体所有，改变深度贫困地区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形式，村集体通过自主公开招标途径引进矿企或者自建矿企开发矿产资源，真正实现资源开发收益分配精准到户、精准到人。二是确定了乌蒙山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因此政府对于连片特困地区矿产资源扶贫政策应予以法律法规上的调整和完善，在扶贫攻坚时期实行与非连片特困地区差别化的政策，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成立“片区政府”，加强政府之间的合作沟通，设“片区长”，对片区扶贫负主体责任；此外利用“互联网+”构建社会信用平台，允许社会信用好、口碑佳、零事故小矿企业低门槛进入特困地区开采资源，为当地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增收机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刺激区域经济发展。

3.2 构建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收益分配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

要真正发挥矿产资源开发的扶贫功效，充分保障资源富足地农牧民在资源开发中的权益，需要构建矿产资源扶贫成效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政府与高校、独立科研机构或者社会咨询决策机构合作，搭建矿产资源扶贫成效第三方监督评估平台。一方面集行业专家、学者智慧制定出矿产资源扶贫成效评估方案，第三方机构定期开展扶贫成效的评估调研，将调研的信息经过科学的处理反馈给政府部门，以便政府掌握当前矿产资源扶贫开发的概况、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的独立性的优势，赋予其监督政府矿管部门扶贫政策和项目落实情况以及矿企反哺金落实情况和资源收益再分配是否到位的权力，同时监督政府矿管部门和企业是否在矿产资源扶贫开发生态环境治理恢复中是否有受贿渎职行为，真正保障农牧民的在资源开发中的权益（图1）。

3.3 树立生态扶贫理念以破解贫困与生态脆弱耦合的难题

当前大多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面临着深度贫困和生态脆弱耦合的难题，解决好这些片区贫困问题就解决了全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问题。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时期后树立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并重的理念，走上了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先发展、后治理向发展与治理并重的转型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了“五位一体”重要内容，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已成为国民共识。破解深度贫困和生态脆弱耦合的难题对于当前精准扶贫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矿产资源扶贫开发长效机制建立的关键所在。当前部分矿区面临着高强度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与历史遗留问题并存双重困局[12]，因此借鉴国外生态治理与经济协调发展先进经验，协调好人与资源、经济与生态以及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树立生态扶贫理念，把矿区生态治理恢复看作一种重要扶贫手段，坚持生态文明与经济并驱发展，寻找百姓、生态与经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出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同心圆。结语

当前中国正在处在转型期，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和国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国情不同，决定了中国在探索矿产资源扶贫开发模式道路上不可盲目复制国外模式及其经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幅员辽阔，贫困面积和贫困人口远多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实行满足基本需求模式，不符合国情，容易阻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建立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全方位扶贫的社会保障模式。因此，应该科学对待国外经验，将这些模式中可借鉴经验本土化，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扶贫政策，探索中国特色扶贫模式。

参考文献：

[1] MERCY O，ERHU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inerals and Mining Industry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Nigeria-A Leg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Policy，2015，5（8）：96-107.[2] HERMANSEN T.Development Poles and Related Theories：A Synoptical Review[M].UNRISD，1971.[3] STREETEN P.A basic-needs approach to economic development[J].Direc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4] WONG S Y.Understanding Poverty：Comparing Basic Needs Approach and Capability Approach[M].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2.[5] OLIVERA A J，MARX I，NOLAN B.The Welfare State and Anti-Poverty Policy in Rich Countries[Z].IZA，2014.[6] 何 芬，?w燕霞.美、日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的经验借鉴[J].世界地理研究，2015（12）：20-28.[7] 彭 刚，李 霞.决战极端贫困：中国的共享发展之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3）：38-47.[9] 毛志强，杨德辉.工业反哺农业，“矿村共建”和谐新农村――浅论云南大坪村和普珀村新农村建设模式[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17（4）：83-85.[9] 孔红英，王 彩，林江源.曲靖市推进“矿村共建”结硕果，解决19万人温饱[N].人民政协报，2011-12-27（A02）.[10] 孙发平，丁忠兵.青海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状况的调查与建议[J].青海社会科学，2015（4）：181-186.[11] 朱 清，王联军.矿产资源开发扶贫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6（7）：15-18.[12] 赵腊平.关于当前矿业形势及发展趋势的研判与思考[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7（2）：9-12.

第五篇：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比较与启示

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比较与启示

提升中间业务水平，对降低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意义重大。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外银行在中间业务统计、核算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不同统计、核算口径下，发展水平表现不同。产生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监管政策和业务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国外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经验教训，得出一些促进国内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启示。

不同的统计、核算口径下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水平表现不同

（一）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统计、核算口径有所不同

1、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主要是指非利息收入业务，其损益核算口径大于中资银行。国外银行所言中间业务是指非利息收入业务，其既包括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等较少消耗资本业务，也包括衍生交易以及价差收入等表内外消耗资本业务，具有降低资本约束和应对利率市场化双重作用。其业务种类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内容，包含了价差收入和资本利得，其损益核算口径是：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净利息收入（含债券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汇兑损益+投资收益（剔除债券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国内银行中间业务主要是指收费业务，其收入主要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损益核算口径小于非利息收入。根据人民银行规定，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产品统计分为结算性中间业务、担保性中间业务、管理性中间业务等七类。从分类情况看，国内中间业务的实质是低资本消耗的收费性业务（除担保性中间业务面临信用风险属于资本消耗业务），其统计、核算并不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资本消耗业务内容，对应的损益核算口径是：中间业务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租赁收入）。

（二）不同口径比较下，中外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差距有所不同

1、按国外银行以非利息收入定义中间业务收入进行比较，中外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具有较大差距。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2000年至2010年平均基本保持在40%左右，而国内银行业在20%上下。

2、按国内中间业务口径比较，中外商业银行差距缩小。按国内中间业务收入核算口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主要项目，对比此项目中外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国外在20%左右，国内银行在15%上下。

不同的监管政策和业务模式选择是产生中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比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中外金融监管政策不同是中外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

从比较中不难看出，部分中资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与国外银行的差距已显著缩小，非利息收入占比存在的差距主要是投资收益、汇兑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其他非利息收入方面，其对应的业务主要是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资金交易、资本投资等面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的资本消耗业务。目前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存款账户服务占16%、信托业务占11%、资产证券化占10%、交易业务占11%、投行占6%，资产管理业务、交易业务、投行业务合计占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近40%左右，国内平均不超过3%。西方银行交易业务方面除了利率、汇率产品外，在金融自由化、混业监管大背景下，交易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股票、大宗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我国分业监管使国内商业银行无法参与股票和商品交易，衍生品市场规模受限；资产管理方面，受分业监管限制，国内银行主要提供基于信贷和债券为基础资产的理财产品，难以提供跨市场套利的高收益产品；投行业务方面，受分业监管政策限制，国内银行主要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并受券商机构的竞争，同时不能从事股票承销和分销，而国外银行投行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股票承销和分销以及结构性产品融资服务。

同时，在分业监管的总体框架下，国内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处于试点阶段，国内股份制银行难以有效形成银行控股集团进行多元化综合经营或开展全能银行业务服务。国内只有中国银行凭国际化优势和特殊政策，建立银行控股集团开展综合经营，非利息收入占比达到29.93%，已接近国外银行水平。中国银行主要是利用其国际化优势，依托海外市场设立多元化综合经营平台，在香港和海外注册多家全资子公司，开展了投行业务、保险业务、投资业务、资产管理、租赁业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子公司产生的非利息收入占并表后中国银行集团公司非利息收入的22%以上。

国外历史经验和数据也表明，监管政策是银行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于1933年制定了银行分业经营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美国银行业在1934~1948年间非利息收入始终在20%以下；只是上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决策中渐处主流地位，推行汇率浮动制、利率市场化，在利差收窄压力和监管环境放宽作用下，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才得以逐步提高到20%以上；特别是1999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签署《现代金融服务法案》全面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解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商业银行分业经营限制，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突飞猛进，在21世纪前十年始终保持在40%以上，并在2003年达到43.8%的最高水平。

（二）零售型银行业务模式是提高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

从国外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来源看，主要来自传统零售银行业务，基本收入结构是：存款账户服务费（主要是个人和对公结算、清算等账户服务费以及银行卡服务费，不消耗资本）一般占到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30~50%，而消耗资本的担保类及信用承诺类手续费收入仅占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3-6%。

国内银行也遵循这个规律，储蓄存款和小企业存款占比超过30%的银行可视为零售型银行，目前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均达到零售型银行标准，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15-20%之间，已接近国外20%的水平；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的手续费及净佣金收入结构与国外银行趋于接近，差距缩小。其收入结构特征是：存款账户服务费（不消耗资本）占比高，担保类收入（由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传统表外业务产生，面临信用风险消耗资本）占比低。结算类及银行卡收入平均占37.81%，而担保及承诺类资本消耗收入平均仅占8.78%。

反之，国内以公司业务为主的股份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普遍低于15%，其收入结构特征是：存款账户服务费占比低，担保类收入占比高（由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传统表外业务产生，面临信用风险）。此外，国内以公司业务为主的银行普遍采取息转费方式提高手续费收入，即将部分贷款利息收入转入咨询顾问费。因此，国内公司业务型银行中间业务直接和间接资本消耗并不低。其结算类及银行卡收入平均占比仅为16.64%；而担保及承诺类和财务顾问费等面临信用风险直接或间接资本消耗性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占48.37%，其对降低银行资本约束的作用有限。（平均数不含中信银行数据，因其手续费及佣金占比虽然低于民生银行、兴业银行，但其打造零售银行方向坚定，发展迅速，收入结构已略优于其他上市银行）。

国外银行开展中间业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未来交易类业务面临严厉监管约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监管新规要求更多衍生品在交易所交易，这将限制银行对“定制”衍生品收取溢价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一些业务出现萎缩，比如利润丰厚的“定制”衍生品业务；另一些业务则将彻底消失，比如银行在自有账户上进行的“自营交易”。与此同时英国提出银行业改革方案，计划将零售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进行隔离，只有零售银行机构才可以吸纳个人及中小企业存款、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这些机构不得经营自营业务，不得进行衍生品交易(对冲零售风险的业务除外)，不得向欧盟以外的客户提供服务，也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服务(支付服务除外)。此外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提出金融交易税建议，未来可能将进一步压制获取资本利得的金融投机交易。因此，目前高盛集团、美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摩根士丹利和瑞士银行等金融产品交易巨头已开始裁员和实施成本削减计划。

（二）危机下公司金融业务中间业务受挫严重，但传统收费业务表现出较强抗风险性

例如，著名的国际银行花旗银行，2008年投行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56.3%，投行业务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2008年，花旗银行为高杠杆金融承诺冲销49亿美元坏账损失，导致当年公司业务条线亏损48.76亿美元；2008年，花旗银行贷款服务损失严重，损失17.31亿美元，主因是集团对抵押服务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了调整。与此同时，花旗银行传统账户支票服务业务，丝毫未受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从2005年的9.9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1.34亿美元。

国外经验对国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启示

（一）可视环境、政策变化分阶段开展综合经营，逐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根据国外历史经验，随着我国汇率弹性增强、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直接融资渠道增多，将导致利差收窄，为开展银行综合服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创造了条件。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界开始反思监管模式，对衍生交易、跨境资本投机套利监管收紧，但西方银行总体混业监管综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彻底改变，能否回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分业监管模式，有待观察。同时在我国总体分业监管的框架下，银行可以通过申请和监管部门审批，收购或出资设立基金、保险、信托、租赁等金融服务公司，以银行控股集团形式试点开展综合经营，目前这一趋势没有改变。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可视政策变化，分阶段布局，开展综合经营，应对我国逐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

（二）现阶段国内银行可努力提高低资本消耗中间业务，应对资本约束

国内外经验表明，基于客户账户服务管理的零售银行业务（包括个人业务和小企业业务）是提升商业银行手续费及净佣金占比水平，提高低资本消耗中间业务收入的主要途径。从国内外经验比较看，加强支付结算和融资、服务网络、风险转移等能力建设是开展零售银行业务，提高手续费收入的核心要素。

一是加强基于账户服务的支付结算业务。强化结算账户系统服务。锁定核心上下游客户进行结算服务营销，将单个孤立的账户管理变为网络群的账户管理，凭借快捷系统的时时到账结算服务，减少客户资金系统外循环，以此为基础提供上下游客户支付结算、企业资信调查、资金监管、融资等系统性服务，带动中间业务收入；创新传统结算业务模式，建立国内结算代理行制。与国际结算服务对接组合运用，实现内贸、外贸两个客户市场同本外币结算以及贸易融资服务有机结合一体化发展，以求丰富结算服务内容，扩大结算服务规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开展资本市场支付结算服务，形成稳定的一般性存款与同业存款互换的双向回流机制，以有效对冲资本市场波动对银行流动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在此基础上，打通传统业务与资本市场的联系，能够带动银行资本市场代理业务，提高理财产品设计和销售能力，推动银行托管业务，进一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二是加强资本运营提高网络覆盖和细分市场，提升零售银行业务基础。提高机构网络覆盖可有一定资本实力支撑。为此，可在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债券市场补充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同时，建立并购基金，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城市商业银行等小型银行同业机构的股权投资，可考虑以吸收合并股权交换等方式实现同业并购，利用资本营运低成本扩张优势，快速实现银行机构网络的区域覆盖。

同时，银行可考虑引入具有广泛分销网络的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利用其分销网络销售银行产品。对此可借鉴国外银行案例，例如西班牙国际银行通过公私链式联动模式，以开发11万户经销商（汽车经销商及其销售点）为基础，延伸开发和扩大零售银行业务客户，搭配销售信用卡、消费贷款等产品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此为鉴国内商业银行可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或开展战略合作，借助于公私链式联动模式，延伸零售网络对个人和小企业的服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此外，可细分市场，通过贸易融资类产品、网点就地服务等适合中小企业客户的服务方式，采取价格风险筛选甄别逆向选择利率、缩小经营活动半径、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风险防控措施，适度提高小客户业务量比重，提升零售银行业务整体规模。为提升中间业务打下基础。

三是积极探索尝试资产证券化业务，转移零售银行业务风险，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渠道。信贷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收入的银行信贷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获取融资的过程。其具有分散风险功能，占国外银行非利息收入10%左右。截至2010年末，美国资产规模100亿美元以上银行，证券化资产占比为18%。在国内，资产证券化收入是银行中间业务的一项空白。作为一项试点业务，截至到2008年，我国共发行了19单累计668亿元资产支持证券，此类产品均未出现违约情况。但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停止。近期，我国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国务院已经批准信贷资产证券化继续扩大试点。人民银行把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作为推进中小企业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重点工作。目前，人民银行正在积极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方案。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交易。其模式是由发起人将其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打包后，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支付给发起人，并以标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小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步骤是有信贷需求的中小企业向银行提出申请，银行进行资质评审之后确认允许获得贷款的企业名单和额度。之后，银行方面会对贷款总额进行资产证券化，把支持证券推向投资市场。银行通过证券化能将贷款换成流动资金，解决资本充足率以及转移分散风险，同时还可以管理费方式收取手续费，增加中间业务收入，以此多渠道推进国内银行中间业务发展。（来源：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