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

第一篇：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

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

2003年12月3日至4日，由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深圳商报社主办，《港口经济》杂志社和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协办的“2003年中国港口经济论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港口产业发展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在中国脑库金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加本次论坛的有国家有关部门、港口城市领导及深圳市有关领导，港航业主管部门领导，参加“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的经济学家、研究港口和港口经济的专家学者，港口管理、营运、投资企业的代表约200人。

本次论坛的宗旨主要是讨论和研究如何增强港口经济整体推动力，提升港口经济国际竞争力，以参与港口经济全球一体化；进一步认识港口经济与国家战略、区域整合的关系，剖析中国港口产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与对策，推动中国港口业在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健康发展并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

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在全球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现代港口经济已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港航业市场逐渐融为一体，中国港口在全球资源流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新的定位和作用是什么，全球制造业中心与国际枢纽港的关系，港口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如何，港口经济如何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参加国际竞争将应对什么样的挑战等都是与会代表关注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互相促进的趋势正日益明显。我国正是在加入WTO那一年，同时提出和东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国为与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跟东盟关系更加密切，这些地区的港口所起的枢纽作用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之签署，珠江三角洲港口及港口城市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如何使这一地区包括港、澳地区尽快形成开放度更大、各种壁垒更小的自由贸易区架构事关重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郭克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是一个开放和竞争的世界，既可以利用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又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港口经济在工业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一个国家或地区港口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越来越影响着其制造业的发展和竞争力。区域工业与临港工业的联动性在增强。工业化进程快的国家或地区，港口经济扩张迅速，而港口经济发展快，也对工业化起促进作用，我国许多港口城市包括沿海地区为什么发展得快，和这个问题有很大关系。吴敬琏指出，21世纪的竞争将是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综合物流迅速发展，“交通”与“流通”相联系，无疑使港口城市成为综合物流的中心，世界物流网络的中心。港口、海运、集装箱运输等这些流通枢纽点和流通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力量去研究它，以加快港口经济的发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事理长兼秘书长李罗力认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港口已成为我国许多地区和城市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港口的建设与发展，港口经济的繁荣与活跃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关注的热点。贸易的自由化和我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和港口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改革与创新问题需要解决。与会专家认为，发展港口经济对国家整体经济和地方经济发

展的意义是重大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在宏观上使港口业取得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的需要，增强对外资吸引力的需要，也是加工贸易提高附加值的需要。港口经济说到底也是区域发展问题，以港定市，以港兴市是重点。

在讨论我国港口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问题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港口和港口群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理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从出口还是进口而言在未来都有很大的发展。郭克莎认为，我国制造业的扩张无疑给港口经济带来机遇。全方位开放下的制造业扩张，世界制造业基地形成的过程，必将对海运和港口业产生巨大的需求（目前海运占外贸运输的85％），与其他运输方式和基础设施相比，海运和港口业的发展，会获得更大的机遇。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长带动了集装箱吞吐量的高速增长，港口泊位超负荷运作，说明港口业有很大的扩展空间。新的重化工业化进程也将推动港口经济高速扩张，因此，港口业需要提高超前发展系数，同时区域性临港工业的扩张也将促进港口经济的发展。总之，新环境和新需求将促使我国港口经济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在分析全球化之所以给中国港口经济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时指出，一是东亚地区跨国投资和产业转移方兴未艾，中国从1993年开始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近三年是全球第二，截至今年10月底累计有400多亿，由此带来大量新制造业活动；二是我国大量的外商投资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对国际物流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亚洲特别是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很突出，由改革开放之初全球第32位贸易国家，跃至去年的第5位，今年有可能变成第3位贸易大国。贸易的发展带来我国港口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基地还会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又开始把中国作为国际物流中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港口经济必将面临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新时期港口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表现在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资可以从事海运服务和港口服务和合资港口码头的中方控股规定被取消，跨国公司的进入对我国港口经济发展的冲击将是明显的，同时外资的进入也会影响或者改变我国港口之间的竞争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我们港口之间的竞争，来实施它的投资和经营战略。中国港口面临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东亚其他港口的竞争，比如釜山、高雄、神户是我们要成为国际枢纽港的竞争对手。在货流大量增长的时候，正是改变格局的关键时候。而当某一个地方成为国际枢纽大港以后，一旦分工格局固化下来，就很难改变。最大的挑战还在于由于我们体制的障碍。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内陆的几个大港还不能称之为国际枢纽大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航运战场，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此同，我们还存在着内耗，在谁能成为枢纽港和干线港的问题上不能光凭主观愿望，而要科学规划，准确定位，避免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

交通部水运司副司长张国发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集装箱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一是有接纳大型化船舶的优良深水码头，二是高效率的集装箱港内周转，三是完善的公路、铁路、内河、沿海运输系统，四是便利的分拨设施和配送仓库，五是良好的社区环境，六是便捷的通关环境。为了满足上述要求，中国的港口亟需进行体制改革、费收改革，港口功能调整，产权结构调整和加快运输网络系统建设。另外港口的公共安全和环保问题也应备加关注。

中国港口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中国港口群雄并起，港口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的港口经济已经有了长

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政策、体制、机制、结构和整体素质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和改革调整，如何加快这一进程，使港口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港口行业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上海海运学院刘伟教授认为，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规模经济，而港口规模经济不像一般生产企业，它是生产经济规模和经营经济规模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港口规模经济是必然趋势，因为国际海运生产运输的特点造成了国际航运的船舶大型化、集装箱化，国际港口就呈现了枢纽化、深水化。港口业正从单一服务功能向综合物流服务拓展，港口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配置，发挥枢纽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港口所造成的影响对于国际经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与港口规模经济相对的主要问题是“小、散、乱、差”，港口各自为政、财力、物力、人力分散，他建议：1.发展集装箱运输，提高规模经济效益。2.建设国际枢纽港，但不是大家都来建设，那样反而不经济。3.加强港间合作和联盟，使之竞争有序，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协调。4.拓展港口物流功能。5.协调港珠一体化发展。6.强化港口社会效益最大化理念。21世纪全球化环境下港口规模经济的主题是环保、安全和人性化。7.与货主、船东和相关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8.发挥港口经营规模经济优势，“以港建港”。

上海海运学院宗蓓华教授在分析中国港口产业竞争力时指出，中国港口产业的竞争力虽然在运输服务业方面竞争力较强，但总体竞争力还是不够强。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第三、四代港口，我国港口大致处于成熟的第二代。影响我国港口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产业管理体制与政策问题，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比如偏向主业，忽视其他商业基础，经营观念上的偏差，港口人才缺乏等。要想形成和发展我国港口产业竞争力，其基本思路应当依托港口现有的资源优势，以拓展港口功能为起点，逐步形成与国家、区域、城市产业相适应、功能齐全、结构合理的现代港口产业。具体说来，要有四个“一致性”：即港口产业发展定位与国家／区域／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布局、结构和发展时序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港口发展总体战略的一致性、港口产业发展与港口功能拓展保持一致性。郭克莎指出，加快港口经济发展，一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二要有综合性战略思路，比如多种形式利用外资，多种角度发挥民营资本作用，调整和改革港口业投资经营机制，提高港口内部和港口之间的竞争程度，减弱自然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的影响；三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重视港口经济的结构调整，优化资源的配置。大连海运学院杨赞教授就中国港口布局规划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几年我国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但却存在资源短缺与资源过剩并存、重复建设等现象，港口间的过度竞争，导致设施利用率不断下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多港口在负债经营。从区域角度看，港口的建设看似优化、合理，但从整个国家的运输体系来说，系统是劣化的，大量占用土地，浪费国家资源，造成国家经济负担，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与港口经济网络系统优化的矛盾、个体主张与整体优化的矛盾，供给资源的规模利用与需求资源分散的矛盾，最终将导致我国形不成国际枢纽港的后果。他提出：1.强化港口布局规模的宏观调整。2.建设科学的港口布局规模评价体系。3.建立港口建设国家监督机制。4.增加国家投入，但不是乱序投资。5.促进港口间的资本合作、避免港口间的盲目建设。6.港口建设与港口业务经营剥离，7.港口竞争市场监督。

上海海运学院水经所副所长寿建敏就集装箱港口费收价格和竞争策略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序的价格竞争，靠减少相关费用吸引船舶的挂靠，其后果是严重的。一定要处理好竞争与规制的关系，要从

有利于企业发展作出合理的改革。

如何加快港口改革的步代，增强中国港口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与会专家纷纷献计献策。中银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海运集装箱化所带来的港口业的转型，全球港口业发展趋势为：港口生产的市场化、港口服务的多样化、港口运行的高效化、港口管理的科学化、港口规模的大型化、港口作用的民营化、港口企业的国际化。经济全球化首要挑战的就是港口业，港口的发展将是全国共同发展的一个重点，港口发展需要投资多元化，优化中国港口业投融资体制，选择最佳的投融资方案，则显得非常重要。他提出，从多种融资方式来比较，混合融资即结合股本和债券融资方式是最佳选择，因为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这种融资方式，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就中国港口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作了剖析。他认为这种制度保障应该是：一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二是高效性的而不是寻租性的；三是全面性而不是局部性的；四是文明性而不是原始性的；五是自由性而不是障碍性的。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林凌教授认为，中国港口下一轮改革应该是向自由港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枢纽港，在上海港、深圳港、厦门港、大连港这4个港口中，他主张应该在深圳先进行自由港的试点。国务院研究室工业司原司长郭振英认为，在深圳发展自由港区不会影响香港港口的发展，因为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港口，都处于珠江三角洲这个大经济圈里面，应当是大经济圈发展会推动港口的发展，港口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带动大经济圈的发展。

中国港口业的整合及其国际竞争策略

如何加快中国港口业的重组和集约化发展，增强中国港口的核心竞争力，怎样改革和完善有利于中国港口健康发展并能提高投资效益的管理体制，如何制订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及其对策，与会专家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结合从国内港口的调研案例作了精辟的阐述。

交通部四航院原总工程师王志明从定量研究盐田港对深圳地区的经济贡献度，进一步论证“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观点，说明港口经济与城市经济、地区经济之间相互依存、互联互动的关系。大珠三角经济腹地腾飞已经或正在形成以香港为国际海运中心，以深圳港为东部干线港，将来南沙港有可能发展成为西部干线港，广州港作为喂给港的珠三角集装箱运输格局，彼此之间形成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组合港关系，这就是集装箱港口的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的矛盾统一。相信香港、深圳和今后的南沙港、珠海港都会在竞争中越做越大，优势互补，共同繁荣，形成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组合港口群。来自荷兰国家航运政策研究公司的项目经理顾德孟还介绍了他们研发的盐田港国际经济贡献的评估模式，对盐田港的经济贡献和一些策略影响作了全面的定量分析。国家开发银行评审局翁克勤指出，集装箱港口按集装箱规模、航线、航班、停港船舶的大小，分为喂给港、干线港、支线港，港口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各腹地内集装箱的生成量和运输条件、运输费用。正确认识各个港口的不同经营规模，有利于港口的定位，并在竞争中最终形成大大小小的集装箱港口和专业化、多用途泊位相协调的集装箱港口，逐步实现集装箱港口资源配置的优化，共同承担集装箱运输。所以，在集装箱港口的区域规划中一定要把握好各个港口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任务和前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去把握集装箱大港的发展进程，领导和部署集装箱港口的分期建设。

武汉理工大学王少梅教授就如何提高我国集装箱港口国际竞争力提出：1.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港口

及航道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形成规模，进而求取规模效益。2.推动内支线及内贸运输的发展，发展集装箱公共内支线运输，促进专业化的内支线和内贸运输码头的建设。3.鼓励以科技进步实施对旧系统的改造，研究和开发专用的船型系统，提高船舶技术水平，促进集装箱多式联运特别是向铁海联运发展，以优化运输结构，向中西部方向扩大港口腹地范围。4.进一步改善口岸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集装箱运输市场的监督，培育和规范港口市场。5.利用现有港口资源，在做大做强主业的基础上，开拓有特色的物流增值服务，促进港口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就港口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政府规制及运作创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港口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是外部条件（政府规制），一个是内部条件，实际上就是理念、机制、运作，说到底是“文化决定竞争力”。国家的《港口法》主要不是管什么，而是要处理好港口和市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有一个地方的港口条例，但港口条例并不是港口管理条例，管理条例实际上是强化政府的权力。再就是要有与港口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机构。像深圳这样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应该从战略上认识港口，政府机构有些该撤并，有些要增设，比如设立港口委员会（可内设战略局、规划局、统计局、情报局）、设立港口顾问委员会；建议设立深圳市港口大学，或者在深大设立港口学院，港口研修学院、港口协会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物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文认为，在全球物流的环境下中国港口资源如何整合，从战略上说，首先应从产业发展或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预测需求是多少，怎么把产业的增长变成物流的现实需求。其次，在一个港口群里，并不是每一个港口都需要成为枢纽港。再次，港口战略要考虑外部环境，在考虑港口成本战略时，不仅要考虑需求定位，还要考虑金融、体制等配套的外部条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理事长马洪在书面发言中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推动现代物流产业大发展的环境下，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依照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我国港口发展的战略应沿着优化港口资源配置，集中发展重点港口，提高枢纽港口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展开。国家应从全局利益出发，对港口建设进行宏观调控，避免出现重复建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应将港口发展纳入地方发展战略的轨道，港口城市应当努力优化港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与投资环境，使港口与城市共同繁荣。还应当积极开展通过港口经济聚集的辐射功能实现对腹地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研究，为中国港口经济的发展，为中国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作出贡献。

第二篇：(精品)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战略

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演进及其阶段特征与发展战略 韩 杨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演进进行了梳理，根据各阶段不同特征，分析了影响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问题。研究表明：2003年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形成期与成长期的“临界点”，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已经成功跨跃产业形成期，处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阶段；它的发展将受其所在阶段的产业规模、产品和品种结构、绿色食品标准体系、认证制度、政府监管制度、绿色食品市场与消费需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受产业、企业、消费者、政府等方面问题的制约。

关键词：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产业演进 阶段 产业生命周期

一、引言

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加速，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人口、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加剧，食品安全事件频频爆发，人们对无污染、无公害食品的需要与日俱增。全球食品生产和贸易格局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食品的生产和贸易迅速发展。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提升要求食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需经过权威机构的认证，使得与食品生产有关的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地成为新的贸易障碍，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及其产品贸易将受到严格限制，而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食品逐渐取代传统食品将成为必然。

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生产和贸易协调发展。从20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已认识到常规农业1对资源、环境、人体健康造成的潜伏性、累积性、扩散性的危害，造成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不协调，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必然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农业发展模式。于是，人们开始追求既能保证产量又能保证经济效益，既能生产优质食品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农业发展模式，提出了“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等概念和发展思路。他们把不用或少用农药、化肥及其他人工合成品，只以生物学方法、采用有机耕作技术生产出来的食品称为有机食品。1924年，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有机农业组织——Demeter。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标志着国际有机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研究和推广有机食品的生产方式，其范围由食品向其他经济作物拓展，加快了将有机农业及相关产业作为可持续农业模式替代常规农业生产方式的步伐，使得有机农业在规模、速度以及水平上都有了质的飞跃。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顺应国际有机农业发展的潮流、应对国际市场对有机食品的需求以及国内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综合背景下，1990年，中国提出了能够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农业发展模式，开始推行“绿色食品工程”。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根据IFOAM 的基本标准制订本国的有机食品标准，有机食品相关产品的开发日益*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成贵研究员、杜志雄研究员、陈劲松副研究员、檀学文副研究员，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刘连馥会长和王济民等专家的相关建议。文责自负。1常规农业指在农业领域大量采用现代工业生产的装备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大量采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和农药，依靠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从农业外部投入，用高耗能来换取高产量的农业发展模式。由此人们又把这种现代农业称为“石油农业”，也叫常规现代农业。

丰富。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有机食品产业的发展和出口，开展对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研究势在必行。那么，中国有机食品产业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食品2产业的发展状况如何？任何产业的宏观管理者只有懂得产业生命周期，才能了解产业发展规律，针对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产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因此，本文拟以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演进轨迹为基础，运用差分与模拟生长曲线所需要的产品生产、销售等项指标相结合方法，清晰地判断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所处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及其产业生命周期的显性特征以及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二、概念、理论及分析方法

（一）绿色食品产业内涵

绿色食品3（green food）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安全、优质食品。开发绿色食品，可以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入手，在种植、养殖、加工过程中执行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限制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生产资料，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质量控制，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在国外，类似的食品称为健康食品、自然食品、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生态食品等4，这些食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绿色食品所具有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产过程节约资源；消费过程对环境友好；消费结果对自己、他人与后代都有利；消费具有“隐性”与“长期”效用。根据对绿色食品的理解，本文定义绿色食品产业为：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原则，把标准化、产业化贯穿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条中，是以绿色食品生产、加工为主线的生态、安全、营养、优质、高效、高产的现代农业产业。它是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生产等农业发展模式的总结、拓展和提升，是一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环境友好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绿色农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基础。

（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生命周期（ILC），是指产业从产生到衰亡的具有阶段性和规律性的动态变化过程。对于单个产业的产生、成长和进化过程，可以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描述。生命周期范式广泛应用于具有动态演化特征的研究对象上，用于描述研究对象的成长轨迹（Klepper et al.，1996）。每个产业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即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个不同阶段（见图1）。

产业内企业数量、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技术创新的重点都会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规律，但每个产业的这种规律又具有共性。在形成期，企业数量较少，消费者也较少，企业获利不多，且以产品创新为主；进入成长期，随着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企业数量逐渐增多，产品产量也逐渐增加，激烈的价格战逐步展开，企业开始将创新的重点转向过程创新；到了成熟期，经过优胜劣汰，企业数量、市场需求与供给、技术都趋于稳定；衰退期则是产业新陈代谢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为产业相对的或绝对的规模萎缩，产业因产品老化、退化、功能减退而出现颓势。企业数量 图1 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资料来源：Vernon（1966）。

（三）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

尽管产业生命周期被划分为4个阶段，但各阶段之间的界限并非显而易见，所以，在判断产业生命周期的各阶段时，往往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黄悦胜等，2002）。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依据生产率、产品销售额、产品普及率等指标模拟生长曲线，利用差分判定产业生命周期。定性分析的方法主要采用类比法，即利用某一产业在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将后进地区产业发展状况与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以判断后进地区产业的发展阶段。

生长曲线法是根据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产品产量或销售量增长率一般符合缓慢—快速—缓慢的特点，描点后呈S 型的规律，运用数学方程对某一产业的时间序列进行拟合，进而预测以后各年的产品产量或销售量，并可以依此判断产业生命周期的峰值点时间（李凯等，2005）。生长曲线法中最为著名的是皮尔曲线与龚伯兹曲线。皮尔曲线的方程为：

/(1)bt t Y L ae-=+（1）

（1）式中，t Y 代表产量或销售量，L 为变量t Y 的极限值，a、b 为未定系数，t 为时间变量。龚伯兹曲线可以描述一种新产品从试制期到饱和期产量的增长趋势，它的方程为：

t b y ka =（2）

（2）式中，y 代表某一产业的产量或销售量，a、b 为未定系数，01a <<，01b <<, t 为时间变量, k 为预测者给定的饱和值（李一智，1998）。

由于绿色食品产业在中国产生、发展的时间较短，很难利用生长曲线法对这一产业的成长进行描述和预测，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差分与模拟生长曲线所需要的产品生产、销售等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来判定产业生命周期。利用差分法5分析产业生命周期主要是通过分析产业内企业数量的变化状况来判定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宋德军等，2008）。本文建立关于企业数量增长与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的定量分析模型，以离散型数据近似代替连续型数据。模型的形式如下：()y x t =（3）

由差分近似代替导数，描述企业数量的变化速度，即： ' '()()()(1)y x t x t x t x t =≈∆=--（4）

5利用差分法可以把数据修匀，使非平稳序列达到平稳序列。'' '' 2()()()2(1)(2)y x t x t x t x t x t =≈∆=--+-（5）

具体到绿色食品产业，()x t 代表第t 年获得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认证企业（以下简称“认证企业”）数量，(1)x t-代表第(1)t-年认证企业数量，则'()0x t >、''()0x t >代表第t 年绿色食品产业中的认证企业数量单调加速递增，'()0x t >、''()0x t <代表第t 年认证企业数量单调减速增加，'()0x t <、''()0x t >代表第t 年绿色食品产业中的认证企业数量单调加速递减，'()0x t <、''()0x t <代表第t 年认证企业数量单调减速递减；'()0x t =代表第t 年是该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峰值点，''()0x t =代表第t 年是该产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临界点。

首先，计算出绿色食品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认证企业数量变化方向和变化速度的不同组合。具体判定标准见表1。其次，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是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新兴应用经济理论，因此，本文除了使用差分法，考虑到绿色食品产业是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和体系，可用于横向和纵向对比的指标与数据很少6，在研究中除了依据企业数量的变化界定绿色食品产业的演进阶段，还采用模拟生长曲线所需要的产品生产、销售等指标（例如获得认证的绿色食品品种数量、产地监测面积、实物总产量、销售额等）来综合衡量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所处的演进阶段及特征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统计年报》（历年）与笔者对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的访谈资料。

表1 绿色食品产业生命周期划分标准 形成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x t > 0 > 0 < 0 < 0 ''()x t > 0 < 0 < 0 > 0

三、数据检验与分析

（一）数据检验

尽管中国自1990年就已开始发展绿色食品，但根据纵向统计数据追溯每年获得批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量及每年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数量的变化趋势7（见图2），可以发现，1990～1996年每年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及获得批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量的情况并不乐观，绿色食品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6纵向对比的指标中，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获得认证的绿色食品品种数量等少数指标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990年；横向对比的指标中，可用于衡量、分析绿色食品产业的指标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996年。详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7～2007年，历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7绿色食品获得认证后可连续3年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因此，每年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量是累计前3年获得批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的总数量与同期放弃、取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的总数量之差。1990～2007年每年获得批准及实际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7～2007年，历年）。依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认证企业统计，1996年，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形成，之后认证企业数量逐年增多（见表2）。按照前述差分法对1996～2002年企业数量的检验结果显示，'()0x t >，''()0x t >；对2003年企业数量的检验结果显示，'()0x t >，''()0x t <。由此发现，1996～2002年认证企业数量以较快递增的速度（见表2中变化幅度与环比增长速度指标）发展，在经历了2003年的产业成长“临界点”之后，认证企业数量增加的速度加快，由于利润相对较高，竞争者纷纷加入。

表2 1996～2007年中国绿色食品产业认证企业数量()x t 数据检验及结果 年份 认证企业

平均认证企业（个）新增数量

平均新增数量（个）

变化幅度 环比增长(%)1996 463 892 — 219 — — 1997 544 81 — 17.49 1998 619 75-6 13.79 1999 742 133 58 21.49 2000 900 168 35 22.64 2001 1217 317 149 35.22 2002 1756 539 222 44.29 2003 2047 2047 291 291-248 16.57 2004 2836 4222 789 923 498 38.54 2005 3695 859 70 30.29 2006 4615 920 61 24.90 2007 5740 1125 205 24.3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0～2007年，历年）汇总并根据计算公式（4）、（5）整理。

这一阶段，理想的市场发展态势是企业面对激烈竞争，主要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扩大 自身规模，提高市场集中度（宋德军，2008）。但是，在现实的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绿色食品企业地域分布、地方保护、体制因素以及该市场进入壁垒低、该产业的获利性较高等原因，仍然会有大量小企业进入市场，同时一些应当被淘汰的小企业仍有一定生存空间，导致在“临界点”之后绿色食品企业数目仍然加速递增的状态。依据产业生命周期标准初步判定，2003年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成长的“临界点”。2003年之前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的形成期，2003年之后，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由形成期进入成长期。

如前所述，上述分析中利用差分法来评定绿色食品产业生命周期的“临界点”，并不很严格。因此，还要根据绿色食品产地监测面积、实物总量、绿色食品销售额、绿色食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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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与绿色食品实物总量在2003年前后的变化趋势显著不同（见图3），可见，2003年是认证企业数量、认证产品数量、绿色食品实物总量、绿色食品销售额及出口额等多个指标的“临界点”（见图4）。由此，本文进一步判定，1996～2003年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形成期，2003年之后，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则进入成长期。

图3 1996～2007年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总体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7～2007年，历年）。图4 1996～2007年中国绿色食品销售及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7～2007年，历年）。

（二）各阶段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分析并结合对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的实地访谈，本文认为，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第一阶段，绿色食品产业形成期。这个阶段包括产业形成的基础建设阶段（1990～1996年）；绿色食品产业正式形成的全社会推进的加速发展阶段（1997～2003年底）。第二阶段，绿色食品产业成长期。这个阶段包括成长早期，即向社会化、市场化、国际化全面推进阶段（2004～2005年）；成长中后期，即努力向成熟期迈进阶段（2006年以来）。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如表4所示。

表4 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形成期与成长期特征

形成期（1990～2003年）成长期（2004年至今）企业数量 认证企业数量增长快，增幅大，认证企

业中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大。

认证企业数量继续增长，增幅减缓，大型认证企业数量增加。产品特征 比传统食品档次稍高、低附加值、初级

食品多。高性价比、低附加值、差别化大、深加工食品增多。出口 初级加工品所占比重大，出口额从无到 缓慢增长，出口产品品种比较单一。

深加工食品比重增加，出口产品品种结构多样化，出口额迅速增加。竞争形式 市场竞争不激烈，进入市场的贸易壁垒小，市场竞争特点主要是依靠传统产品模仿竞争，利润和产品销售市场空间巨

大。

市场竞争加剧，进入市场的障碍提高，市场竞争 特点是成本—价格—质量—品牌—规模—差异化

竞争，但利润和产品销售市场空间仍然巨大。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品统计年报》（1997～2007年，历年）以及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访谈资料总结。

1.产业形成期（1990～2003年底）。（1）基础建设阶段（1990～1996年）。1990年，中国正式宣布开始发展绿色食品。“绿色食品工程”首先在农垦系统正式实施。在“绿色食品工程”实施后的3年中，完成了一系列基础建设工作，主要包括：农业部设立绿色食品专门机构，成立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总公司、绿色食品办公室等经营和管理机构，并成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通过委托全国各地分支管理机构，协助和配合中心开展宣传；以农垦系统产品质量监测机构为依托，建立起绿色食品产品质量监测系统，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此外，还颁布了《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等有关管理规定；对绿色食品标志进行商标注册，确立了标志的权威性。1993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加入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与此同时，绿色食品开发也在一些农场快速起步，并不断取得进展，1993年，全国绿色食品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当年新增产品数量达到217个。

由于绿色食品刚刚进入食品行业，大众消费者对其认知有限导致绿色食品市场环境并不理想，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并不多。1994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根据全国绿色食品发展的新形势转变绿色食品发展方式，拓展绿色食品开发领域。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①认证产品数量连续两年高增长。1995年新增认证产品263个，超过1993年最高水平1.07倍；1996年新增认证产品289个，比上年增长9.9%。②县域层次的开发逐步展开，绿色食品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全国许多县依托本地资源，在全县范围内组织绿色食品开发和建立绿色食品生产基地。1995年，全国绿色食品种植面积达到1700万亩，比1994年扩大3.6倍；1996年扩大到2248万亩，比上年增长32%。③产量增长超过产品数量增长。1995年，全国绿色食品主要产品产量达到210万吨，比上年增长203.8%，超过产品数量增长率4.9个百分点；1996年，主要产品产量达到360万吨，比上年增长71.4%，超过产品数量增长率61.5个百分点。这表明，认证企业规模在不断扩大。④绿色食品产品结构趋向居民日常消费结构。与1995年相比，1996年，中国绿色食品产品中粮油类产品比重上升了53.3%，水产类产品上升了35.3%，饮料类产品上升了20.8%，畜禽蛋奶类产品上升了12.4%8。⑤全国大部分省、市相继成立了包括对绿色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进行审查、监督、检测等内容的绿色食品产业管理网络，将分散的农户和企业纳入管理和开发序列，使它们逐步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网络化的发展轨道。绿色食品开发由初加工、单一化向深加工、系列化、基地化转变，并不断取得进展。

（2）加速发展阶段（1997～2003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的主导设计与标准已经确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准基本形成体系；绿色食品产业得到社会各方（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认可，也得到国际市场的基本认可。上述特征标志着绿色食品产业早已进入了形成期。在此基础上，2002年，农业部在《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目标是：“通过健全体系，完善制度，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全过程的监管，有效改善和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水平。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应积极发展绿色食品8数据来源：《绿色食品发展历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

和有机食品。”随着“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全面推进与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三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战略部署的实施，“绿色农业”概念的正式提出与确立，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的频率明显加快，社会关注度大大提高，绿色食品产业初具一定的影响力。这一阶段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①绿色食品发展规模迈上新台阶。到2003年底，全国认证企业总数达到2047家，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总数达到4030个。2003年，绿色食品产品实物总量达到3260万吨，主要产品产量中，大米225.6万吨，面粉41.9万吨，食用油21.3万吨，水果184.3万吨，茶叶12.9万吨，肉类10.1万吨，液体乳及乳制品182.6万吨。绿色产品年销售额723亿元，出口额10.8亿美元，出口率12.4%。受到环境监测的农田、草场、水域面积达到7710万亩。从产品类别上看，农林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占56.5%，畜禽产品占17.1%，水产品占3.3%，饮品占17.0%，其它产品占6.1%。②绿色食品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绿色食品品牌的吸引力，以及开发绿色食品为企业和农户带来的效益，有力地推动了绿色食品产业的快速发展。绿色食品出口额持续高速增长说明，中国绿色食品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日益提升，一些产品陆续出口到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显示出绿色食品取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并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③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水平继续提升，产品结构逐步优化。已开发的绿色产品涵盖了粮油、蔬菜、果品、饮料、畜禽蛋奶、水产、酒类等。2003年底，在绿色食品产量中，初级产品占32.4%，初加工产品占26.7%，深加工产品占40.9%。④认证企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在372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中，绿色食品企业有117家，占31.5%；另有299家绿色食品企业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认证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产量的比重逐步提高（初步测算，该项比重大米为1.81%，面粉为0.64%，食用植物油为1.54%，水果为1.61%，茶叶为18.3%，液体乳及乳制品为63.5%）。⑤部分绿色食品已形成集中产区，区域比较优势进一步显现。部分地区将发展绿色食品与优势农产品区域产业带建设相结合，提高了主产区优势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在部分地区，绿色食品开发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拉动力（王德章等，2003）。发展绿色食品与“三农”的关系更加紧密。以黑龙江省为例，2003年，该省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农民人均增收35.9元，约占农民增收的30%。绿色食品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山东省已有40%的绿色食品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出口额达4亿美元。

2.产业成长期（2004年以来）。2003年底，农业系统有机食品认证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绿色食品工作体系发挥整体优势，因地制宜，积极组织产品认证。2003年底，申报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认证企业数量和申报产品数量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企业续报率为73%，比上年提高了20～30个百分点，而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知名企业的续报率达到90%以上。这标志着，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已经步入成长期。这一阶段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①产业初具规模，产品结构逐渐优化，品种日趋多样化。2004年初以来，绿色食品认证产品和认证企业数量都以较快速度增长，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5%和36.1%；销售额和出口额也以较平稳的速度增长，年均分别增长25.2%和32.2%。产品结构继续优化，截至2007年底，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总数达到5740个，认证绿色食品总数达到15238个，其中，初级产品占37.2%，初加工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分别占37.7%和25.1%；品种结构优化，地方名特优产品日益增多，园艺、畜牧、水产等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比重逐步提高。按产品类别划分，绿色食品中农林产品及其加工品所占比重逐渐缩小，畜禽类产品和饮品类产品所占比重分别提升到总数的11.4%和5.3%。②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按照“从农田到餐桌”全程质量控制的技术路线，参照发达国家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中国逐步建立起了科学、严格、系统的绿色食品标准体系。③认证制度基本建立。中国对绿色食品实行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产品认证与证明商标管理相结合的基本制度（刘连馥，2007）。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的基本要求，结合农产品认证的特点，中国对绿色食品建立了体系完整、程序规范的认证制度，保证

了认证的有效性。④监管制度全面推行。为了保证获得认证产品的质量，规范企业使用认证标志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中国对绿色食品建立并推行了企业年检、产品抽检、市场监察、产品公告4项基本监管制度（王运浩，2007）。⑤扩大绿色食品市场。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有所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有更强的环保、健康意识，更多关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的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更贴近民生，也越来越符合大众的消费趋势和消费倾向。

（三）存在的问题 1.产业初具规模，但企业规模偏小，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企业对绿色食品的续报率下降9。近年来，尽管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企业规模有所扩大，但与外国同类指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绿色食品产业无论是生产基地还是生产加工企业都存在着规模过小的问题。上述情况不适应绿色食品产业国际化的要求。绿色食品产业市场集中度低和企业规模偏小，影响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以及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培育国内外驰名品牌的能力，不但造成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削弱了绿色食品产业的规模效应，影响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资源配置和绿色食品产业布局不合理。从2005～2007年分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拥有的绿色食品数量最多，东部、北部的江苏、浙江、黑龙江、辽宁等获得绿色食品数量前十名的省份所拥有的绿色食品数量占全国的61%，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发展绿色食品产业的模式为重点产业链延伸型循环农业模式；而中部、西部地区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滞后。

3.大中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农村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较低。由于绿色食品价格较高10，消费者虽然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显著，但实际购买能力不足。消费者虽然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较低；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频爆发，食品安全的公信度下降，据调查，有近一半的消费者不信任绿色食品标志；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特征以及对绿色食品的信任程度，对消费者的绿色食品认知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曾寅初等，2007）。

4.驰名品牌少，品牌杂乱无序，良莠不齐。目前，中国绿色食品品牌杂乱，全国驰名品牌较少，同质性品牌较多。市场上品牌杂乱就难免盲目竞争和过度竞争，有的企业甚至为了争夺市场还互相展开价格战，违反市场规则、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也时有发生，降低了绿色食品品牌的市场认知度，损毁了绿色食品标志的信誉度。中国绿色食品产业要在国内外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快速发展，就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档次，培育和发展驰名品牌，靠质量和信誉赢得市场，提高绿色食品产业的社会经济效益。

5.绿色食品综合效益日益明显，但有机食品（AA 级绿色食品）比重小。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十几年来，A 级绿色食品迅速发展，而AA 级绿色食品发展缓慢。A 级绿色食品从1996年的273个发展到2007年的12228个，而同期，AA 级绿色食品只有3010个，只占绿色食品总数的24.62%。AA 级绿色食品与国际有机食品接轨，其出口潜力巨大，同时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AA 级绿色食品的数量是一个重要任务，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方向，国家级龙头企业在开发AA 级绿色食品中承担着主要任务。6.政策引导不够深入，市场发展不够规范，法律、自然环境急需改善。绿色食品产业成长期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从成长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绿色食品产业的政策引导、法制化和规范化至关重要。中国绿色食品认证机构在认证程序和认证体系上还需要改进，并且要严格认证把关。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发展和产品质量监测是确保绿色食品质量的基础和关键。9续报是指由于绿色食品标志有效期是3年，3年以后企业要想绿色食品标志继续有效，就必须续报申请重新认证。

10商务部《绿色市场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08》显示，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别约为普通农产品价格的4倍、2.4倍和1.6倍。

四、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简要结论

本文主要采用差分法与模拟生长曲线所需要的认证产品数量、认证企业数量、种植绿色食品的监测面积与绿色食品实物总量等指标，判定2003年是绿色食品产业形成期与成长期的“临界点”。由此，本文认为，1990～2003年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的形成期，在2003年之后，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则进入成长期。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已经成功跨跃产业形成期，处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阶段。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在经历了基础建设阶段、加速发展阶段以及快速成长阶段后，绿色食品产业从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受到其所在阶段的产业规模、产品和品种结构、绿色食品标准体系、认证制度、政府监管制度、绿色食品市场与消费需求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在成长期已初具规模，但企业规模偏小，市场集中度仍然偏低，企业对绿色食品的续报率下降；资源配置和绿色食品产业布局不合理；消费者总体上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不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显著但实际购买能力不足；驰名品牌少，品牌杂乱无序，良莠不齐；绿色食品产业的综合效益日益明显，但有机食品（AA 级绿色食品）比重小；政策引导不够深入，市场发展不够规范，法律、自然环境急需改善。

（二）政策启示

在促进绿色食品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中国应重点将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推进，采取兼并、联合、股份合作等形式，组建一批规模较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和企业集团，起到龙头企业带动、规模生产推动、市场流通拉动的效果，增强绿色食品产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密切产销衔接，形成合作共赢的格局，促使产业整体水平和企业个体规模相协调，以不断增强中国绿色食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应通过对绿色食品知识的科学宣传，严格绿色食品认证制度的执行，加强对已经通过认证的绿色食品及其经营企业的监督管理，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信任程度，增强消费者信心，不断提升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认知度和绿色食品的公信度。加快绿色食品标准、认证准则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绿色食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对绿色食品产业链自身上下游相关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需要推动技术进步，扩大生产基地建设和提高产业化程度，加强产业体系，强化认证后监管与责任追溯，促进绿色食品产业的相关辅助性产业、基础性农业与环境保护同步发展，创造有利于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机制，应该由产业形成期的政府推动、政策引导（自上而下）与市场需求拉动（自下而上的消费者需求与出口拉动）相互结合的引导型发展机制，逐步转变为以市场需求拉动为主的发展机制，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平稳推进中国绿色食品产业由成长期向成熟期发展。

参考文献

1.Klepper, Steven: Entry, Exit, Growth and Innovation over the Product Life Cyc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3): 562-583, 1996.2.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80(2): 190-207, 1966.3.黄悦胜、韩小念.：《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技术创新研究》，《改革与战略》2002年第8期。

4.李凯、代丽华、韩爽：《产业生命周期与中国钢铁产业极值点》，《产业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5.刘连馥：《绿色农业：立足国情的农业发展新模式》，《财经中国》2007年第9期。6.靳明：《绿色农业产业成长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9.宋德军、刘阳：《产业发展阶段与物流业和谐发展研究——以中国绿色食品产业为例的实证及检验》，《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1期。

第三篇：“一带一路”战略背后 中国参与10多个海外港口项目

“一带一路”战略背后 中国参与10多个海外港口项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APEC会议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时专门提到，双方要共同建设好瓜达尔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001年，中方应巴基斯坦请求援建瓜达尔港。2012年，中国从巴基斯坦手中接过瓜达尔港经营权。

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后来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在海外参与港口项目。

南都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正式开工援建瓜达尔港至今的十多年里，中国参与的10多个海外港口项目，2013年占3个，今年占了5个。

专家分析称，中国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且高度依赖海上运输；适应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等背景因素都促进了中国不断地参与海外港口项目，港口合作正逐渐成为中国与港口所在国家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

巴基斯坦借中国总理访问之际，请求援建港口

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告诉南都记者，上个世纪60年代他在巴基斯坦留学时，就常听巴基斯坦的同学提起他们特别想建设瓜达尔港，但是由于技术原因和国力有限，一直没有实现。

2001年，巴基斯坦向中国提出请求，希望中国对建设瓜达尔港提供援助。那个时候，陆树林已经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2001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巴基斯坦工商联合会在欢迎宴会上作了专门的报告，介绍并强调建设瓜达尔港对中巴双方的重要性。朱总理当场表示，回国后将派交通部来进行实地考察。”陆树林说，这次访问开启了中国援建瓜达尔港口的前奏。

中方代表团考察后得出结论，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建深水港。2002年，中国正式向巴基斯坦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开始建设瓜达尔港。

此后的时间里，中国还相继援助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南港集装箱码头和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等港口。

这些港口均位于印度洋航运要道上，和距离世界主要运油航道霍尔木兹海峡只有400公里的瓜达尔港口一样，都具有重要的地理和战略位置。

2008年中国企业参与合作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则是船舶通向西欧、东欧、巴尔干半岛、黑海、地中海、非洲良好的中转港。今年5月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中俄在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下签署了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大型万能海港项目，该港口则位于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航道上。

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海外港口项目建设，除了向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提供援助建设港口码头外，还包括承建海外港口项目、获取海外港口经营权、与港口国家合作建设港口等参与方式。这些项目有的是在双方领导人的见证下推动的，有的是企业自身通过竞标获得，有的则是对方国家主动邀请中国参与合作。中国参与海外港口项目，为国际贸易提供物流支点

瓜达尔港2007年建设完工后，新加坡港务局竞标获得了经营权。由于经营不善，巴基斯坦于2012年正式将港口经营权移交给中国。

陆树林说，巴方积极欢迎中国利用瓜达尔港，并表示巴基斯坦要成为中国的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

中国全球贸易的发展正是中国越来越多参与海外港口项目的背景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对南都记者分析，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海上贸易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海上贸易以及能源通道安全的需求逐渐增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随着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中国需要有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支撑点，而港口码头的建设使中国有了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基地。

根据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的消息，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1万亿美元，进口1.95万亿美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运来完成。港口是海运这个物流链的支点，中国要发展海外港口很正常。“但是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通过海外发展军事基地的方式来发展港口。”王义桅说，美国在海外有各种军事基地，控制着重要的海峡通道。中国现在需要走向海洋，打开海上通道，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不可能选择军事的方式。所以通过与港口国家进行合作，参与海外港口项目是中国通过非传统方式建立海上贸易通道的新型方式。

他还认为，通过港口合作的方式不仅仅是给双方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为其他国家全球贸易提供海上通道的便利，中国参与的海外港口项目是中国为全球化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前中国是加入全球化，现在中国是主动开辟新的全球化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也将中国看成是自身发展的一个机遇，愿意和中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王义桅说。中巴瓜达尔港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60%的能源补给来自中东，80%的石油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石油如果运到瓜达尔港，再由陆路输往中国，路程最多缩短85%。不但为中国往来中东产油区提供最短路线，还可以绕过海盗猖獗的马六甲海峡，以及局势不稳的南海、东海和黄海水域，确保中国能源安全与稳定。而中国西部的产品也可以直接通过瓜达尔港运出海，大大缩小了之前需要运到东部港口的成本。

“中国海军护航维和行动，需要港口作支撑”

据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2日，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长白山舰和运城舰抵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开始起航以来的首次靠港补给休整。两舰在短短一天内进行油、水以及蔬果等物资的补给休整，然后继续向亚丁湾索马里任务海区航行。9月8日，长白山舰驶入吉布提港，开始为期5天的靠港补给休整。这是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首次停靠吉布提港。按照计划，长白山舰靠港期间，将补充燃油、淡水以及各种新鲜蔬菜、水果等物资，并有序组织官兵轮流上岸休整。

世界维和行动需要中国参与，而中国的维和行动需要港口的补给。

“中国海军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包括亚丁湾护航在内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海军走向全球和中国贸易走向全球一样，需要有港口码头的支撑。”滕建群说。王义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目前，中国海军护航行动进入有序接替、常态化运行的新阶段，护航舰艇靠港补给休整也逐步实现了常态化。相比于第一批护航的海军舰艇和人员124天不上岸的高强度、高负荷运转的考验，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现在平均1个月左右靠港补给休整1次，每次为5天左右。补给休整港口为阿曼塞拉莱港、吉布提吉布提港和也门亚丁港。

吉布提港濒临亚丁湾的西南侧，是吉布提的最大海港，也是东非最大的现代化港口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21世纪初，一些国家为了远洋航行需求，同时为了打击索马里海盗活动的需要，吉布提港逐渐成为一个各国军舰补给的万国港。其中，中国护航编队一半以上的补给都要靠吉布提港。据商务部网站消息，2013年1月，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与吉布提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签订协议，以1.85亿美元收购吉布提港口23.5%的股份。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收购不仅不会影响埃塞对吉布提港口的现行使用安排，还将会使港口运营现代化，最终使客户受益。

2014年，中国企业中标吉布提港口码头建设项目。

携手希腊最重要港口，中国资本“走出去”

“比雷埃夫斯港口……在雅典西南七公里的地方，为雅典最重要的港口。”这是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中最开始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希腊最重要的港口，2006年它曾跻身欧洲十大集装箱码头之一。

2008年，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中国企业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签署协议，获得比雷埃夫斯港口2、3号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中国开始“牵手”这个在历史上就赫赫有名的重要港口。

彼时，正值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希腊政府对于中国在其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愿意投资一直心怀感激。希腊船东也支持这项合作，认为这将有助于港口的扩建，使其成为通往巴尔干以及更多地区的商业中转站。

有媒体评论称，这无疑是一次双赢的合作。而中国“走出去”战略关于“和谐共赢”的一贯主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从2008年至今，希腊《中希时报》总编辑汪鹏见证了中希两国这项港口合作的全过程。“一开始希腊民间很抵制中国企业收购比雷埃夫斯港口业务，他们认为中国大举收购会带过去很多中国劳工，抢了他们的饭碗，尤其是比雷埃夫斯港口工人的饭碗。”汪鹏告诉南都记者，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方企业除了7个管理层人员外，其余人员均聘用当地人，中国只是把资本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带了过去，不仅没有抢他们的饭碗，还让之前比较低的效率变得更加高效。

和中国合作之前，比雷埃夫斯港口只有1号和2号两个集装箱码头。中国企业过去后，对2号码头的旧设备进行了全面翻新，并填好造陆修建了新的3号码头，如今比雷埃夫斯港口集装箱码头的吞吐量已经大大提高。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也被公认为中国在希腊最成功的投资，几乎所有到访希腊的中央领导人都会前往码头进行考察。今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希腊时曾登上港口调度中心平台，详细了解了港口发展现状和远景规划。并指出，要把比雷埃夫斯港口打造成中希合作的明珠。

汪鹏分析称，有了中希比雷埃夫斯港口集装箱码头这个合作典范，中国“走出去”战略将更偏向于资本走出去，尤其是针对发达国家。

陈凤英也认为，这次合作是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典型案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有非常大的外汇储备量，我们必须要到国外去投资，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她说。

王义桅对南都记者表示，中国参与海外港口项目另一个重要背景正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需要。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2000年初，这一战略首次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

“国内产能过剩，中国基础建设需要走出去。而且在新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中国基础建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都具有优势。”王义桅说。

“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支点

中国分别于2006年、2007年对斯里兰卡提供援助，建设科伦坡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以及汉班托塔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份访问斯里兰卡之际，中国企业与斯里兰卡政府再度签署了汉班托塔港口集装箱码头投资运营项目关键条款等多个港口项目协议。

斯里兰卡被誉为“印度洋上的珍珠”，是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十字路口”。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从海上丝绸之路经印度洋到达西亚、北非，进入欧洲，位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的斯里兰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提出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当前中国推进国际合作与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是两条重要的商贸线，也是能源线。王义桅认为，与相关国家的港口合作，是打通“一带一路”通道的重要方式，中国未来必然还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港口合作。

斯里兰卡政府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表示，斯方愿意积极参与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中国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任为民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港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港口投资建设运营合作，是未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方向。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体路线有两条：一是从中国的沿海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地中海；另外一个是从中国沿海，经南海，经过印尼群岛，到南太平洋，国际合作范围包括海洋科考、渔业、旅游业、资源开发等。任为民认为，海上运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支柱，港口的作用主要就体现在其作为陆地与海洋的界面、海运贸易活动发生的中心、海上丝路的节点等方面。

在任为民看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大的框架下，未来港口布局应该有3个特点：世界级大港大多数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有众多的世界级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装卸港；沿线还有众多的地方和区域性港口。

滕建群也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从海上和欧亚大陆两个方向展开了通向世界各地的蓝图，这一通道的最根本设想就是要在路和带上有一系列的港口支持。这条通道不仅仅承载着越来越多商品的流通，而且也将承担起更多的安全义务。0

第四篇：中国大豆产业战略分析

中国大豆产业战略分析

当今，我国民族大豆产业处于进退、兴衰的历史关头。相对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粮油贸易商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我国大豆企业处于弱势。在以弱对强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寻求正确的出路和策略。包括：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组建油料、油脂企业集团；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成熟的市场体系；利用期货市场“套保避险”，增强我国大豆在世界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建立全国大豆产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健全与完善大豆信息系统，采取信息化管理，防范国际贸易中的“陷阱”等等。这里，着重举出四点：

1、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建立我国“大豆安全”保障体系

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近年来，面对国外资本的垄断性并购，政府在策略上或有缺失，对民族大豆产业造成损害。因此，政府需要尽快加强宏观调控。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国际大豆市场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农业部报告的影响，从其报告的内容，发布的时机及其与美国基金和美国粮油跨国贸易商间的默契看，美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是成功的。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在这一方面基本上呈空缺状态。这暴露了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对如何利用政府资源主动引导市场认识不足。现在极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建立我国“大豆安全”保障体系：（1）继续实施“大豆产业振兴计划”，提升我国现代大豆生产体系；（2）完善包括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在内的大豆交易市场，健全我国现代大豆流通体系；（3）发展精深加工业，延长大豆产业链，做大做强大豆压榨加工业体系；（4）兴建大豆仓储、运输、港口等基础设施，建立大豆现代物流体系；（5）加快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建立为我国大豆产业“保驾护航”的法律体系。（6）要确定我国大豆的自给率指标，从资源及各方面需求趋势看，大豆自给率大体可定在60%为宜。目前，我国政府应尽快对外资强力渗透我国大豆产业的风险进行评估，运用相关政策和法律手段化解外来风险与不利因素。同时应该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从法源上阻断国外资本的掠夺式并购，使国内大豆压榨加工业以及经济安全等得到法律上的保障。这里，还要强调提出有关“技术贸易壁垒”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加，我国成为了技术贸易壁垒的最大受害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一方面要有力打破国外的歧视性贸易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又要主动运用合理的技术。这样，除了可以把有危害的大豆挡在国门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调节大豆的进口进度，帮助相关企业进行贸易避险。

2、组建中国油脂企业集团，提高大豆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一个产业的活力与竞争力植根在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采用新体制、新机制的企业。目前在我国，大多数榨油加工厂都是中小型企业，规模小，设备旧，技术落后。以2004年为例，全国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共有890个，年油料总处理量5138.1万吨，精炼油总量1460.5万吨。在企业构成中，国有企业201个，但年处理油料总量只占648.７万吨，平均每个企业的油料年处理量不足3.23万吨。从经济效益情况看，2004年，国有的201个植物油加工企业亏损额高达6584万元。如此弱小的油料压榨加工企业，只能被国外油料压榨加工业的“大鳄”所“弱肉强食”。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要振兴我国民族大豆产业是无望的。所以，我国急需要培育和组建少数上规模、上档次、体制新、机制活有实力的油脂企业集团。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外资企业在国内只能做大宗交易，还需要依托国内销售网络作代理。针对外资企业的弱点，国内油脂企业要与下游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占领和保持市场份额，以与外资油脂企业相抗衡。同时还要考虑建立投资基金。组建有若干实力的投资基金，是强化我国大豆市场定价权、抗衡国外势力渔猎中国买家、抵御市场风险的重要力量，这需要监管部门与相关机构进行整合培育。我国只有培育大型油脂企业集团，才能有机会绕过跨国粮油贸易商直接得到南美的大豆资源，也才能有实力在当地建立以仓储为基础、以物流为延伸的大豆生产供应链，从而避开跨国粮油贸易商所架构的大豆供应链的风险，才能提高民族大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3、增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振兴民族大豆产业的战略基点

只有增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我国民族大豆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包括“大豆产业安全”）中赢得主动。只有增强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并作为我国民族大豆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点，才能开拓其新的未来和广阔的前景。总之，增强我国大豆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应对外来冲击的有力武器。目前，我国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一是大力加强国产非转基因大豆在含油率及单产方面的科技研发，以提升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综合竞争力。二是延伸大豆产业链，即研发综合开发利

用大豆资源的先进科学技术，像大豆蛋白、保健品与化工产品的研制等，以提高大豆附加值和大豆压榨加工业的经济社会效益。三是创新大豆产业信息系统，即形成全国统一的集大豆生产、消费、流通、期货及国际大豆产与销的各类信息与一体的大豆信息系统，掌握国内、国际大豆的全面、系统、准确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化管理和经营，以灵敏的信息为武器防范国内外大豆市场的各种风险，保障我国民族大豆产业的安全和稳定发展。

4、建立大豆产业协会，相互协调，步调一致，共兴民族产业

设想建立的大豆产业协会不同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各种协会。它是由大豆生产、贸易、加工、科研企业和单位，以及相关的服务部门的代表所构成。它是一个关系大豆产业的大社会性组织，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行业的“小协会”。大豆产业协会定期交流信息、经验、资料，及国内外大豆市场动态与贸易对策。我国必须改进对外贸易的策略，要“政对政，企对企”。大豆内外贸企业必须协调对策，步调一致，共同对外，有效保障民族大豆产业稳定、持续发展，使其在世界上保持应有的前列的位置。

美国战略和营销大师阿尔·里斯指出，与科特勒传统的STP方法不同，现代战略营销的正确方法是PTS。中国大豆产业虽然认识到非转基因大豆的价值，并提出在黑龙江设立世界原产大豆保护区，但总是寄希望于得到政策扶持，却不舍得花本钱教育消费者。现在要激发出非转基因与转基因竞争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国内大豆产业就必须转变观念，围绕这一定位进行战略化配称运营。战略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形成整体合力，不断地把有效战术的威力推到顶点，以持续积聚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

基于此，踏踏实实做好以下这三件事，中国大豆产业的翻身仗方能稳操胜券。其一，分化新品类，打造新品牌。把非基因食品作为一个新品类，而不仅仅是一个标榜食品原料来源的卖点。也就是产品的品类名称不能再泛泛地称为“大豆油”、“调和油”、“豆奶”、“豆干”等，而应写成“非转基因大豆油”、“非转基因调和油”、“非转基因豆奶”、“非转基因豆干”等，从而突出新品类，与转基因产品鲜明地区别开来。同时，推出新品牌代表新品类，这些新品牌不再推出任何使用转基因原料的产品，它在消费者心智中就意味着是纯粹的非转基因专家，消费者购买不必担心食品安全。

品类战略是最有力的营销战略，因为人的大脑是靠对事物进行分类来记忆和认识世界的。因此，分化出非转基因品类，就等于宣告对手是转基因产品，消费者自然而然会对比、探求两者的不同，从而掀起品类竞争。千万不要害怕冲突。冲突比自吹自擂更容易进入人们的心智，因为动摇了一个旧观念，人们往往会主动填补一个新观念。

其二，建立反转基因食品统一战线。中国大豆产业要取得对转基因大豆斗争的胜利，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而应联合社会各界，成立反转基因联盟，保护我国原生大豆，如禁止转基因大豆进入东北，避免基因污染；企业管理者以身作则，发动员工、家属成为反转基因斗士，在企业内部营造宗教般的反转基因文化，并以个人身份加入绿色和平组织，或积极参加绿色和平组织的有关活动，免费派发宣传册；说服花生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油品生产厂家共同推广非转基概念，孤立转基因大豆油、调和油，扩大非转基因食用油市场；与九阳、维维、维他奶等大豆相关行业、企业进行联合促销；与国际反转基因运动建立联系，相互支持与声援；摸清国外非转基因大豆需求，扩大出口获取溢价，打造我国非转基因原生大豆品牌；不断提高非转基因豆制品在市场上的地位，构建高、中、低档品牌群，制定非转基因大豆标准，促进我国非转基因大豆品质升级，推动豆农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掌握收购权、定价权，压缩进口转基因大豆市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

其三，运用公关手段推广非转基因文化。制造话题，引起公众关注、谈论和口碑传播，赢得人们心智。我国大豆产业应充分利用如今转基因食品安全开始进入公众视线的有利契机，设法使之保持适当的热度，推波助澜，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警醒，直至造成非转基因成为主流的大趋势，千万不能无所作为，坐使时机白白丧失。如我国已出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应明确标识，但实际上执法并不严格，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多次检测出雀巢等国外品牌出售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上没有相关标示，对于此类损害消费者知情权的违法行为，应加强监督、处罚、起诉并通过媒体曝光；对进口大豆涉嫌低价倾销，应运用WTO规则启动反倾销调查。

第五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

2012年11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继勇 胡艺

全球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由此，全球经济再平衡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最主要的任务。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获得暂时性休整。随着各国对经济失衡循环机制的不断思考，全球经济逐渐显现出再平衡的新趋势。

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将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目标，定义为美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及产油国之间的经常项目再平衡。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表明，全球经济失衡不只是贸易失衡，还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失衡。

G20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机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将获得更多话语权。G20不仅作为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对话平台，还为G20内的11个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和差异提供了更好的协调对话平台。通过G2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功实现了IMF投票份额的改革，获得了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多的话语权。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将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从而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保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因此重新抬头，国际经贸冲突将不断增多。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举措之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转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美国在2011年提出要在其国内实现“再工业化”，它并不是将外移工业再转回来，而是要在国内发展更为高端和先进的制造业。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贸易顺差方，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力量虽有所削弱，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没有动摇，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导者必将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身还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互利共赢、内外兼顾、有效参与的原则，综合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为前提，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紧盯更为深远的目标。一是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二是通过积极参与G20等峰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是通过创造消费需求，渐进平衡进出口，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须坚持的战略要点是：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双向平衡；通过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实现商品出口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转变；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G20等框架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失衡双方的内外结构失衡和国际协调不力。因此，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内外并举。中国唯有内外联动，才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全球经济再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内部路径方面：一是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个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上，强化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赋，提高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实现个人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二是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三是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有效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在外部路径方面：一是积极推动G20等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中国可联合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参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二是加强与美欧的经济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贸关系。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他国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实现互利共赢。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作者陈继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胡艺、刘威为课题组成员、武汉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