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微灌技术在现代化进程和节水农业中的地位与发展战略建议
微灌技术在现代化进程和节水农业中的地位与发展战略建议
(摘要)
李光永
(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1、微灌在节水农业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1)微灌技术是一种最为节水的精细灌溉技术,这是众所周知的。微灌能够有效地控制每一株植物的灌水量,微灌技术是灌溉水利用率可达90%以上,微灌自动化灌水程度高,田间管理工作量少;微灌可改善作物生长环境,提高产量,改善品质。
(2)微灌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灌水技术。微灌不仅可以提高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效率,减少化学物质的施用量,有效防止地下水污染,同时还可以利用污水(地下滴灌)或微咸水灌溉,并且微灌在防止沙漠化、生态改良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微灌技术在减少农田污染、沙漠化治理、荒漠绿洲农业、改善西部生态环境、水土保持等方面也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3)微灌更是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微灌是一种集机械化、自动化灌溉有机结合起来的现代农业技术,是促进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重大技术之一。微灌技术的发展符合中央的、国家的宏观经济、宏观决策、政治稳定。
2、国际微灌发展态势
(1)近二十年,微灌面积平均每年都以33%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微灌发展速度惊人。从1981年开始至今,全世界微灌面积目前已达3,767,154公顷,以色列、约旦、塞浦路斯、南非、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美国(5%)等国微灌面积占灌溉面积比例超过5%。美国微灌面积已达1,050,000公顷,占世界总微灌面积的27.9%。印度近十年间微灌面积增加了372%。
(2)地下滴灌技术日趋成熟,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灌溉技术中心主任David F.Zoldoske予言:灌溉的未来将是地下滴灌!地下滴灌有着其它灌水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如基本没有地表蒸发,灌水利用率高,更为重要的是而可利用生活污水灌溉和没有地表大田滴灌每年的滴灌带回收和铺设问题。美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和与推广地下滴灌,对地下滴灌理论、技术和管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已成为世界地下滴灌面积最大的国家,达150万亩。
(3)微灌理论研究更注重田间灌溉管理理论基础和对环境的友好性研究。微灌条件下作物-水-肥(药)-土壤-关系模型、微灌灌水器的抗堵塞机理与田间运行方式、各种作物对微灌技术的适应性、经济性田间评价、微灌技术标准与经济
水平、生产效率的适应性研究等已成为研究重点。
(4)与本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微灌设备及自动化设备的研制开发成为各国开发的重点。
(5)注重研究的连续性与长期性。从1972年,美国便开始了一项个庞大的微灌研究项目(W128项目),一直持续到今。最近一期五年计划,来自15个州的大学、研究所、推广站、农业部的几百位科学家参与了研究;以色列70年代便开始了确定微灌主要作物最优灌溉制度的研究,进行了250多项灌溉试验。美、以、加、澳等国通过长期得试验研究,已提出了各自的阶段性的微灌规划设计与田间管理技术指标和措施。
3、我国微灌的总体水平与差距
微灌技术受到广泛重视,应用日益普及。形成了长江以南以温室大棚微灌为主,果树微灌为辅,山东、东北、华北温室大棚蔬菜、果树微灌并进,西北以棉花、果树为主,其次为荒山和道路绿化、荒漠化治理的大局面。全国微灌面积已达400万亩。
微灌产品门类和系列基本配套,形成了灌水器、管材与管件、净化过滤设备、施肥设备、控制及安全装置等五大类微灌设备,基本可满足各类用户(林果、温室大棚、大田、道路绿化、荒山绿化、园林草坪)的需要,质量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我国微灌技术的发展还不容乐观,微灌面积占总灌溉面积比例仅为0.5%。已落后于与我国在水资源、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相类似的印度,与我国节水灌溉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不相适应。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认识--对微灌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西部开发与改善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缺乏必要的认识。
(2)技术--对指导微灌健康发展的应用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对适宜我国国情的微灌技术形式和体系、不同微灌形式的适宜范围和条件缺乏深入的研究。
(3)设备--微灌设备关键技术均为受到各国企业专利保护或保密,我国微灌企业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对技术诀窍缺乏必要的研究,还基本处于仿制阶段;设备品种门类、规格系列不全,质量检测体系和标准体系不完善;世界几个最著名的企业均已在或即将在我国建立工厂,我国微灌企业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4)制度--现行政策不适应微灌的健康发展,没有形成适宜微灌发展的管理和推广技术体系。
4、微灌技术发展战略与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
微灌技术是集现代农业、高分子材料与加工、精密机械制造、自动化等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技术。
战略上,全面认识微灌在节水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提高农民收入中的地位与作用,建立微灌全面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强微灌技术基础研究,增强研发创新能力。制定一些鼓励发展微灌的国家政策,建全和完善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的标准化体系与质量监督体系。
近5-10年微灌技术研究与技术创新重点领域:
(1)微灌基础理论研究
微灌作物-土壤-水分-养分关系
不同作物不同地区微灌的生产效率及最优水分养分管理实践
地下滴灌技术应用基础及关键技术(如堵塞、苗期灌溉、埋深、盐分积
累与淋洗、灌溉施肥制度、流量变化、滴头和滴灌带间距、鼠害、系统运行管理等技术)
微灌灌水器流道水力学与抗堵塞机理
(2)微灌设备研制开发。两个主攻方向:
传统微灌系统设备的完善与改进。其目的是追踪世界先进水平。
自动控制系统(控制网络、控制器、自动阀、施肥设备,田间信息
采集)开发
全自动过滤器组
压力补偿灌水器
单元调压设备
产品系列规格完善(如灌水器系列、压力调节器系列、注肥装置系
列等)
滴灌管(带)挤出生产线机电一体化与精密模具加工
开发研制一次性更加廉价的微灌设备,使系统设备亩投资由目前的400
元以上(一次性滴灌带构成的系统)降低到百元左右或甚至更低。其目的是创制适合我国国情的微灌技术。
在不降低(或略降低)微灌系统水力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材料创新、配套创新、技术创新,使“贵族化、奢侈化”的微灌技术“平民化、廉价化”。如低水头超薄壁滴灌系统,温室大棚小直径或超薄壁滴灌管带系统等。
【作者简历】
李光永,男,1963年9月生,山西平遥人。1983年7月毕业于太原工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获学士学位。1995年9月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水土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1983.9-1995.9在山西省水科所从事节水灌溉技术研究、规划设计和推广工作,1993.12-1994.4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持续农业灌溉研
究所从事调亏灌溉技术合作研究,1998.5-1999.5 在以色列农业研究组织从事节水农业合作研究。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水利系主任、中国以色列国际农业培训中心副主任、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任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微灌工作组副组长、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灌排设备分会副理事长、国家节水灌溉(石河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辽宁水利科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为美国灌溉协会(IA)会员,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ASAE)会员。曾任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第三届微灌学组副组长,第四届微灌学组常务副组长。
自1983年以来一直从事喷微灌技术的研究工作,熟悉国内外喷微灌技术研究的新进展,在喷微灌系统规划设计、喷微灌设备、喷微灌水力学及灌溉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95年以来先后主持的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滴灌土壤水三维运动机制及其高效调控系统模式》、《滴灌条件下水盐运移特性与高效调控技术研究》、《紊流滴头设计理论与抗堵塞滴头设计》等3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温室微灌系统关键设备及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开发》、《大田微灌系统关键设备及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开发》子课题《压力补偿滴头研制开发》等2项,国家863计划项目《喷微灌设备研制》子课题《全自动过滤器与压力调节器研制》1项,国家十五攻关项目《温室智能化环境控制》子课题《灌溉施肥一体化设备开发》1项,山西省九五攻关项目《地下滴灌系统研究》1项,国际合作项目《利用重力滴灌技术提高果园水利用率的示范研究》、《利用现代灌溉和果树管理技术提高华北平原水利用率和水果生产率示范研究》等2项。完成的成果先后获2003年山西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北京市政府教育成果二等奖、2003年中国农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2000年校优秀成果奖、2000年校教改成果二等奖、1993年山西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编著和参编科技专著、教材10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申报或获得国家专利8项(发明专利2项)。2003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通讯地址】北京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邮编:100083;电话:010-62736273;传真:010-62736273;E-mail:lgyl@cau.edu.cn 或 lgyl@tom.com
第二篇: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浅谈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内容提要】现代领导与人才发展战略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充分认识到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应扮演的角色、应担当的责任、应发挥的作用,才能保证国家人才战略规划落到实处。现代领导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把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当作“第一责任”,把提升实施发展人才战略作为领导“第一能力”。
【关键词】现代领导 人才发展战略 作用
现代领导与人才发展战略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现代领导是人才发展战略的谋划者、决策者、组织者,只有明确各级领导在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中应扮演的角色、应担当的责任、应提升的能力、应发挥的作用,做到科学识才、育才、用才,才能从领导决策、领导组织的层面保证国家人才战略规划落到实处。
一、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第一,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人才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六个过”: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过低——行业集中度过低;过高——对外依存度过高;过弱——自主创新能力过弱;过重——发展的成本、代价过重;过大——收入差距过大。而这一切要转变,必须有强有力的人才发展战略,尤其要有领导人才和政府官员的转型,要有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使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从“产品大国”转变为“产权大国”。
第二,知识经济实质是人才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实际上是人们对知识的占有、对知识的储存、对知识的生产、对知识的消费、对知识的分配的能力之间的竞争。知识要靠人去创造、积累、传播、转化,因此,归根到底,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张瑞敏就没有今天的海尔;没有任正非,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没有李书福,就没有今天的吉利。
第三,创新战略实质上是人才战略。要强国,必须强经济;要强经济,必须强科技;要强科技,必须强人才;要强人才,必须强教育。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拥有一流的创新能力,就拥有核心竞争力。钱学森1950年争取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说:“钱学森无
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这位“中国航天之父”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着的功勋。而钱老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四,全球化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人才是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生产力,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无一不是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中国有13亿人口,是名副其实的“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才大国”。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有40%来自美国,超过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美国聘用,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在美国工作,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进口国”,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有50%流向了美国,1/4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美国是全球第一人才大国,所以才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仅“三片”:即电脑芯片、电影大片、肯德基麦当劳薯片,就赚了我们不少钱。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之快,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不是人才创新带来的高新产业与知识经济,而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是低端的制造业,这种现状与我们的领导者、决策者尚未真正地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必须把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当作现代领导的“第一责任”
第一,这是由党管人才的原则决定的。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和人才原则。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有用人的权力,当然有用人的责任。我国的人才工作历来都是由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是政府行为、组织行为,组织部、人事部门是重要的管理部门,有责任做好人才工作。
第二,这是由现代领导的职能决定的。选人与用人是领导的基本职能。能否科学合理地开发人才、用好人才,是衡量领导水平高低的尺度。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业界、教育界和其他组织单位,最好的领导、最高明的领导、最聪明的领导、最成功的领导,无一不是善于识才、第三,这是改变令人担忧的人才现状使命所决定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却不是人才大国,存在着“五个不”:不牢——“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不够牢固,“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严重存在,尤其是企业缺乏主动开发人才、培养人才的动力;不高——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又缺乏高层次的拔尖人才、创新人才;不优——人才的结构不优,布局不合理,人才集中在教
育、卫生、科研机构,缺乏基层和一线人才;不大——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不大,环境不优,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不强——人才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势,人才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不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各级领导无疑是责无旁贷的。
三、必须把实施好人才战略当作现代领导的“第一能力”
我们现在十分强调领导能力建设,但其中首要的、根本的能力应该是制订和实施人才战略的能力。在当前,最急需提升的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五”:
第一,把握一个规律,即把握人才开发、选拔、任用及成长的内在规律。按规律办事,也要按规律用人才。尊重人才与尊重规律是一致的。尽管人才成长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有许多个性化和不确定的因素,但总体上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中青年领导人才、企业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各类人才,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此外,人才的结构、人才的流动、团队的建设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对拔尖创新人才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激励是同伴、同行之间公平而激烈的竞争,最重要的氛围是宽松的学术氛围。而中青年领导干部,他们的特点是年龄轻、学历高、知识新、思想活,最希望的是上级领导对他们信任,对他们能放权、放心、放手。但由于从政经验、实践阅历、基层锻炼的短板,他们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显得不够,因而,尤其需要放到基层或一线岗位磨炼。
第二,坚持“两善”,即坚持善待人才、善用人才。善待,是指领导者能以诚相待人才,宽容、包容人才。善用,是要善于用好人才,做到扬其长,避其短。同样是科技人才,陈景润可谓科学大师,但不一定具备科研组织能力;而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科技领军人,具有科研战略谋划能力和高超的科研组织能力,是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而华为总裁任正非,吉利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则是复合型、创新型的企业家。
第三,坚持“三个解放”,即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生产力。这三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唯上用人,关系用人,资历用人”,也就是破除唯上、唯亲、唯资历的思维方式,打破求全责备,做到三“宽”:以宽松的环境、宽厚的胸怀、宽容的境界对待人才。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人才;只有解放人才,才能解放生产力。
第四,坚持营造“四个环境”,即为人才成长、人才发挥作用营造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生活环境。有水才有鱼。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出人才。我们常说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其中待遇留人具有硬性约束。投入不够,待遇不优,我们往往输在制度、政策缺乏吸引力上。
第五,坚持实现“五个更加”。即“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更加牢固;人才总量增加更加快速;领军、顶尖人才引进选拔更加增多;人才结构调整更加优化,各类人才、各层次人才、各年龄的人才都该有,包括大学生创业人才的培养;人才机制要更加灵活,要有开明开放的人才眼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要有柔性的用人机制,实现资源共享。辨才、用才、管才的领导,也是最勇于担当用人责任的领导。
第三篇:“三农问题”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三农问题”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Fannylock
内容提要: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指城乡产业发展的差距过大,是由于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发展差距而出现的。“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产业发展中问题的一个方面内容。因此,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字:三农问题农业国民经济
一、概念界定
1、什么是“三农问题”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系的问题。(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它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
具体来说,“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贫穷,不是说他们收入没有增加,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差距过大;“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弱质,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二是城乡产业发展差距过大;“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村落后,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差距过大。因此,“三农问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呈现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展差距过大。(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上所描述的严重的“三农问题”。
2、农业是什么
农业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依靠生物的生理胡噢噢的功能机能,投入人类劳动,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农业的内容是发展变化的,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由于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传统认识和现在认知的农业有所区别,传统认识把农业仅限于农产品直接生产部门,现在农业观则把农业产前、中、后经行服务的部门也归于农业,是农业的概念更宽泛。(傅晨,2010)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农业的贡献和多功能性都被充分的认知认可,并挖掘利用。例如1961年库兹涅茨的分析中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又如,现代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市场发展、就业增收、劳动力输出、生态保护、生物质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尹成杰,《农业多功能与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本文题目中的农业是指国民经济产业概念中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二、“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中,“三农问题”是指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并集中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在我国,“三农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治理“三农问题”从此成为全党全国压倒一致的认识。(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中之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牵制和阻碍作用。
三、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
件;农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条普遍性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条规律都是普遍适用的。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下降而改变。
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作用只农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将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 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缪尔达尔,1992)“由于农业部门的规模和重要作用, 它必然成为一国经济任何真正持续扩大的基础”(费景汉,1989)。据国外经济学家的经典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主要贡献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及外汇贡献。(库兹涅茨,1961)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
四、“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产业概念中农业的关系
“三农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系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指城乡产业发展的差距过大,是由于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发展差距而出现的。“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产业发展中问题的一个方面内容。
“三农问题”的出现是农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社会发展,中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组相互关系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因素优化组合的程度。
五、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对策建议
1、坚持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呈现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展差距过大。在我国由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发展战略使得“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由于农业本身的性质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波动点,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认识“三农问题”与农业的发展的关系。
2、统筹城乡发展化解“三农问题”,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我过,“三农问题”是由于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累积的恶果,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造成严重的城乡发展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对农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的新发展,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坚持正确的农业发展观,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践证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同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其首要任务是必须养活城镇的人口, 其次还要为工业积累一定资金(因为相对农业部门而言, 此时的工业太弱小);否则, 工业化就很容易陷入“李嘉图陷阱”。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 随着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和食物需求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不断下降, 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资金与产品依赖都会逐渐减弱, 相反, 随着工业消费品生产的迅速膨胀, 工业部门内部的需求潜力逐步减弱, 工业化对农业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换句话说, 农业对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时间不能过长, 在比例上应随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渐减少, 而农业的市场贡献应随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 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壮大, 并具备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 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复存在了。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必须要坚持正确的农业发展观,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4、拓展农业功能的全面发展,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市场发展、就业增收、劳动力输出、生态保护、生物质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经济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不断提出的新需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农业的多功能进行合理全面的开发、拓展。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应全面地充分地认识和拓展农业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傅晨,2008 《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
2、黄泰岩 王检贵,《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
3、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拙地位》;
4、尹成杰,《农业多功能性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5、陈文科,《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
6、陈秋珍,《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
第四篇:论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现代领导与人才发展战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旨意在于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明确各级领导在实施人才发展战略中所应扮演的角色、所应担当的责任、所应提升的能力、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做到科学识才、育才、用才,从领导决策、领导组织的层面保证国家人才战略规划落到实处。
那么,现代领导在人才发展战略中应当扮演神什么样的角色?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三个第一”:
一、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人才观的认识的深化,是人才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飞跃。但伴随着两大转折——世界大转折、中国大转折,现代领导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来认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新的认识:
第一,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人才转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并且指出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要做到经济和社会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为什么提的如此之高,讲的如此尖锐?因为现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概括的说,存在着“六个过”:过剩——产能严重过剩;过低——行业集中度过低;过高——对外依存度过高;过弱——自主创新能力过弱;过重——发展的成本、代价过重;过大——收入差距过大。而这一重要转变,必须要有自觉地推进的人才。要有领导人才和政府的观点转型,尤其是要有领导科学发展的人才,要有创新型的人才,把“制造大国”转变为“创造大国”,把“产品大国”转变为“产权大国”。
第二,知识经济实质是人才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实际上是人们对知识的占有、对知识的储存、对知识的生产、对知识消费、对知识的分配的能力之间的竞争。例如,一公斤原油,仅值一元多钱,用它提炼制造成塑料,就值几元钱;如果把它做成几个空的光盘,就值十几元钱;如果再把它做成专用软件的光盘,就会升值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但知识要靠人去创造、积累、传播、转化。归根到底,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闻名于世的惠普公司,当初就是靠几名大学生,在一个小厂房,靠几万美元就发展起来的,就因为拥有最先进的知识技术武装起来的人才。就没有张瑞敏就没有今天的海尔;没有任正非,就可能没有今天的跨国共识华为;没有李书福就没有用18亿美元签订收购世界知名汽车企业沃尔沃。在“三多三少”的国情下,“人多地少,人多水少,人多油少”,人才资源更显得稀缺。
第三,创新战略实质上是人才战略。要强国,必须强经济;要强经济,必须强科技;要强科技,必须强人才;要强人才,必须强教育。印度的经验“未来之争在教室”,它的四种革命:绿色革命、白色革命、蓝色革命、软件革命,关键在于人才。谁拥有一流人才,谁就能有一流创新能力,就拥有核心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钱学森1950年争取回国时,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曾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这位“中国航天之父”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尔钱老留下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背后是创新型人才的匮乏。
第四,全球化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当今世界各国充满着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的竞争,但归根到底的竞争,最核心的竞争、最激烈的竞争、仍是各国人才的竞争,综合来看的竞争,人才是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生产力,世界大国、世界强国无一不是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中国是13亿人口,是名符其实的“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才大国”。而美国虽然只有3亿人口,但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是来自美国,超过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美国聘用,全世界62%顶尖科学家都在美国工作,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进口国”,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50%流向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美国是全球第一人才大国,所以才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仅“三片”:芯片、大片、薯片,就赚了我们不少钱。美国只培养了全世界40%的诺贝尔奖得主,却雇用了70%的诺贝尔奖得主为美国效劳。从1990年到2000年,10年间,美国就接受了415万人才移民,排名世界前40名大学中美国占了50%以上。美国在科技领域能够居高临下,保持“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有多么高,而是在于它能成功地吸纳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而中国是最大的“人才出口国”。截止2009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0万,世界之最,但归国的只有50万。“培养阶段”在中国,“产出阶段”却在外国,为“他人做嫁衣裳”。印度人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比喻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人却是外国人。如果人才竞争已是一场激烈的人才战争的话,中国无疑是一个大输家。目前所有国家常留在美国的博士留学生中,中国的比例为之最,达到92%、印度是82%、日本33%、韩国41%。即使不归国,也不靠人才竞争力取胜。日本、新加坡,以色列只有500万人口,弹丸之地,但能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只有8个,其中就有小小的以色列,我们吃的小西红柿就是从以色列进口种籽的,但他不买亲本,核心技术不会给你,科技先进的背后是人才先进。中国经济发展非常之快,但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人才创新带来的高新产业与知识经济,而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是低端的制造业。归根到底源于我们的领导者、决策者尚未真正地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战略思想。
二、必须把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当作现代领导的“第一责任” 虽然仍在进入“问责制”时代,各级领导面临许多的责任状,但我认为,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集中到领导者如何选人、管人、用人的问题上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腐败是用人腐败,中国最大的党是决策 党,这两者都关系到用人方式。为什么是“第一责任”?
第一,是有党管人才的原则决定的。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是中国特色的体制和人才原则。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有用人才的权力,当然有用人才的责任,我们国家的人才工作历来都是由党委部门和政府部门共同管理的,组织部、人社部是重要的管理部门,是政府行为、组织行为,有责任做好人才工作。
第二,是由现代领导的只能决定的。选人与用人是领导的基本职能。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领导的重要职责就是用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能否科学合理地开发人才、用好人才,是衡量领导水平高低的尺度。无论是 教育界和其他组织单位,最好的领导、最高明的领导、最聪明的领导、最成功的领导,无一不是善于识才、辩才、用才、管才的领导,也是最勇于担当用人责任的领导。人才只有“用好”才能“有用”。钱学森不仅仅是科技领军人
才,更难得的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为国家培养出许多“拔尖”的科技人才,并且是“严师出高徒”。他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力学主任时,给科大首届力学系的学生开卷考试中,只出了两道题,第一道题是概念题,占30分,第二道题是考能力的,题目是:“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式求解。”考试从上午点半开始,直到中午还没有一个人交卷,中间还晕倒两个学生被抬了出去。钱老宣布说:“吃午饭吧,吃完接着考。”直到傍晚也做不出来,大家只好交卷,成绩出来竟有95%的人不及格。这次考试,让钱老作出了一个决定:力学系的毕业生延迟半年毕业,专门补习数学。在半年时间里,每个学生光数学题就做了3000多道。由于打下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学生们受益匪浅,后来都成为同人中的拔尖人才,有的在“两弹一星”工作中担当重任,出了好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是改变的人才能使命所决定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却不是人才大国。湖北省是教育大省却不是教育强省。是院士大省(有54个院士)去不是创新大省。存在着“五个不”:①不牢——“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不够牢固,“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严重存在,尤其是企业缺乏主动开发人才培养人才的动力,湖北缺乏自己的海尔、华为,缺自己的张瑞敏,任正非;②不高——整体素质不高,同时又缺乏高层次的拔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现在千军万马考公务员,4900人报考一个职位,值得深思,教育出了问题,机制导向有问题,公务员是铁饭碗,有身份,有升迁希望,又有稳定的收入,不愿创新、奋斗。所以才有“钱学森之问”——钱老晚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2005年7月29日,钱老对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总是“冒”不出人才,这是解决的问题。”③不优——人才的结构不优,布局不合理。人才集中在教育、卫生、科研机构,缺乏和一线人才。现在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农村、社区最缺的是全科医生,现在医学博士做不了阑尾手术。钢铁业的博士不知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法学博士不知怎样打官司;④不大——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力度不大,环境不优,进不来,留不住,用不好;⑤不强——人才优势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势,人才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率不高。而解决这些 问题靠谁?解铃还需系铃人,源于领导者、决策者的重视不够,关注不够,能力不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各级领导无疑有责无旁贷的使命。
三、必须把完善好人才战略当作现代领导的“第一能力” 事在人为,执政在人,为政在人,邓小平曾谆谆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致安之本,唯在得人”。刘邦当初与项羽相比。无论实力名声都不急项羽,刘邦却谦逊,自卫“三不如”:“论理财安民,我不如萧何,论率军征战,我不如韩信,论出谋划策,我不如张良。”但刘邦有一个大本事,会用人,他把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帅才与将才,政治人才,军事人才最合理的结构,所以刘邦能够统帅群贤、成其帝业,历史上著名的“楚汉之争”,是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失败而告终 的。我们现在十分强调能力建设,五大能力等。但其中首要的、根本的能力应该是事实人才战略的能力。在当前,最急需提升的能力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
第一,把握一个规律——即把握人才开发、使用成长的内在规律。按规律
办事,也要按规律用人才,尊重人才,尊重规律是一致的。尽管人才成长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有许多个性化的因素,不确定的因素,但总体上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年领导人才,企业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各专业人才都有它的内在的规律,还有人才的结构、人才的流动、团队的建设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对拔尖创新人才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创新环境,最重要的激励是同伴、同行公平而激烈的竞争,最重要的氛围是学术氛围,拥有宽松的环境。
第二,坚持两善——即坚持“善待人才”,“善用人才”。善待是指领导以诚待人才,宽容、包容人才,“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能人并非完人,要善待有缺点的人才。“人才有用不好用,奴才好用没有用”;“善用人才”,要善于用好人才,做到扬其长,避其短。同样是科技人才,陈景润可谓科技知识,但不一定是具备科研的能力;而钱学森、钱三强
是科研团队领军人物,而华为总裁任正非,吉利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则是复合型,创新型的企业家。一个转业军人创办高技术企业,聚集了几万名研究开发人才,研究机构遍及世界,成为通讯行业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
第三,坚持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生产力。这三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观念,打破“唯上用人,关系用人,资历用人。”也就是唯上,唯亲,唯资历,打破求全责备,做到三“宽”:宽松的环境,宽厚的胸怀,宽容的境界,对待人才。钱老对温总理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办事,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文明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解放人才;只要解放人才,才能解放生产力。
第四,坚持迎造四个环境——即为人才成长,人才发挥作用创造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生活环境。有水才有鱼,从一定意义上说,环境出人才。我们常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不能否认待遇留人的不定性因素,目前,省属高校“三无”:无院士,无国家重点学科,无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五,实现五个更加——①“人才资源第一资源”的理念更牢固;②人才总量增加更快;③领军人才,顶尖人才引进选拔更多,实现院士的突破;④人才结构调整更优,各类人才,各层次人才,各年龄的人才都该有。⑤人才机制更加灵活,要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要有柔的用人机制,资源共享。
第五篇:农业与农村发展在中国现代化中至为重要
。农业与农村发展在中国现代化中至为重要,有关研讨在会议中占有较大比重。(1)农业经济组:双方都认为农业必须走产业化、市场化、精致化之路,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实施科技兴农路线,形成合适的规模、效益与经营方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大陆学者较注重论述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宏观体制层面的发展经验;台湾学者则从红豆、柑桔、香蕉等经济作物经营的微观层面展开论述,探讨农会合作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并指出加入WTO组织后农产品市场将面临严重挑战。(2)城乡发展组:双方都认为城、乡的现代化要有整体的思路与清晰目标,使城、乡的发展各有特色;要有科学的规划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推进;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并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大陆学者较多论述发展小城镇的经验,并介绍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台湾学者则研讨台湾乡村社区的发展变迁和进来城乡社区的营造。,是海外侨胞的“家”。我们愿意和你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各国华社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以上是我们近年来在有关部门和各位侨领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为侨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这与海外侨胞对我们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真诚地希望与会的各位侨领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帮助我们把“为侨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效。
让海外侨胞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国
“友谊之花”生根发芽
”。大会以“联谊、团结、发展”为宗旨,就华侨华人社团在21世纪面临的改革与发展的重点课题进行深入研讨,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社团工作的努力方向,取得了广泛共识。这是我们强化联谊交友工作,与海外华社建立有效联系机制的一次成功尝试。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云南、河南、天津、山东、浙江、江苏等省、市侨办也举办了多次世界性、区域性同乡恳亲活动。各级侨办的热情接待让海外侨胞在分享祖(籍)国日益强盛的喜悦和自豪的同时,也感受到来自祖国亲人的真诚关爱。在“请进来”的同时,各级侨务部门也加强了“走出去”开展工作的力度。国务院侨办领导每年出访20多个国家,慰问侨胞、了解侨情、听取意见,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侨胞的情谊。地方侨办特别是一些内陆省份侨办,出访活动也明显增加。通过“请进来”特别是“走出去”的工作,各级侨务部门广交、深交了大批朋友,密切了与华侨华人的感情,加强了与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系。
在广交新朋友的同时,侨务部门也时刻想念着那些对海外华社做出突出贡献,与我们有着深厚友谊的老朋友。去年,国务院侨办专门邀请了两批老侨领偕眷属来华体检、观光,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传统美德。这项活动我们将长期坚持下去。在住在国出生的新生代,是华社的未来。为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国务院侨办还于2001和2002年连续举办了“海外华裔中青年企业家华夏行”活动,加强了与他们的联系,延续和深化了其父辈与我们的友谊。
地学生通过实地考察,促进他们深入认识了解两岸的发展与变革。前往云南进行考察交流,本次交流考察首站就来到了昆明,考察内容“想与昆明市新型志愿者--春城义工座谈、交流,了解春城义工服务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学习春城义工服务的先进经验”。共青团昆明市委本着“互惠互利、互动互补”的原则,不断加强内外青年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青年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的接触和联系,组织青年友好访问团进行互访,增进两地青年之间的友谊,在互相学习、互相合作的基础上促进了各自的青年工作,逐步建立有利于增进各地青年友谊、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双向机制。在召开完交流座谈会后,香港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代表和昆明市春城义工一起参加了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在派仕敬老院,春城义工为敬老院的老人们进行义诊、义务理发、电器维修、卫生打扫、陪老人聊天谈心等志愿活动,来自香港的青年朋友们也配合我们的春城义工一起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交流活动,加强了昆明市青年志愿者、春城义工与港澳台和海外青年组织的联络,帮助昆明的团员青年培养世界眼光,学习和借鉴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带动昆明市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各个领域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与香港青年组织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和深刻的友谊,以这样的考察交流活动培养了香港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及对祖国的归属感,以及增强了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和服务祖国的责任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石。全面推进和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两岸同胞的一致愿望,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特别是两岸青少年交流的重要途径。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以两岸青少年排球邀请赛为载体,以球会友,切磋球技,加强联系,建立友谊。希望更多的两岸青少年以两岸青年联欢节为桥梁和纽带,加强交流,增进了解,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创造出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繁荣胜景。
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刘可清在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漳州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通、习俗相同、文化相传。近年来,漳台两地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漳台两地青少年交流更加活跃。尤其是两岸青少年排球邀请赛连续在漳州举办,成为两岸青少年在竞技中加深感情、在交流中扩大共识的特色活动,有效地推动两岸青少年交流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希望漳台两地青少年积极投身两岸大交流、大融合中来,以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这次两岸青年联欢节——泰宁行活动,让台湾青年朋友亲身领略到泰宁秀美的山水,感受了泰宁深厚的人文历史,为闽台青年架起了一座沟通乡情,增进友谊的桥梁,同时也将助于扩大泰宁在台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