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原因探析论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即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流动和徘徊的过程中，基于城乡多方面差异而形成的“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情势不容乐观，面临着不一而足的诸多困境，如身份认同困境、乡土认同困境、城市认同困境等等。故而，为了有效缓解、弱化社会认同困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剖析其困境产生的原因，因为这不仅是破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社会认同困境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正式制度藩篱：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
与所有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产生并非某种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户籍制度的阻隔和认同机制的缺失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藩篱。可以说，正式制度的不足和缺位恰是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的重要社会根源。所谓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的、正式的、由成文的相关规定构成的规范体系，他们在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并靠组织的正式结构来实施，包括宪法、成文法和行为规范。”下面主要围绕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错位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来探求该群体社会认同困境出现的制度性根源。
（一）身份错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
不可否认，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正是这样的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隔离，进而影响了其社会认同的形塑。就户籍身份而言，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地理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但他们依旧是以农民的身份和标示卷入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从职业身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极大脱离了其祖辈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进入了城市中不同领域的非农行业，这就无疑使得该群体的户籍身份滞后于职业身份的转换，正是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这种非同步性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掣制了新生代农民工良性社会认同的形成。
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并非倏忽而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动因。在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有效管理，我国确立了以城乡二元分立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个户籍管理体制中，全体社会成员被人为分割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群体。客观地说，当时制定的户籍管理体制在保障社会全面稳定、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缓解社会资源分配不足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该体制却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强加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导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地区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农民不仅无法向城市自由流动，就连不同农村区域间的流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从根本上斩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堵塞了农民横向社会流动的渠道，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身份与职业的高度同构。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开启了众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涌向城市的序幕。面对日益变动的社会秩序，国家对既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亦做出了相应调整，允许农村人口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到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这样，农民的身份和职业才不再被先赋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拥有了一定的自获空间。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主流群体。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方式、生活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显著的时代印记，但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随着职业身份的转换而改变，这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身份的限制而无法享受到与职业身份相匹配的保障和待遇。近年来，虽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改革方案在一些地区陆续试点，但这些尝试性的举措“仍然立足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的职能没有改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他们开始在主观认知上日渐偏离固有的农民户籍身份，转而根据职业身份等新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正是这种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困境的出现。
（二）机制缺位：社会认同与融入机制的缺失
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的诸多社会认同困境，虽然国家从宏观角度着手做出了整体架构上的制度安排，但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与微观层面的具体机制之间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和距离，有效改善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感的操作性机制依旧相当缺乏。20世纪80年以来，与相对宽松的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农民工制度，随着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热潮的涌起，众多关涉农民工人口流动管理、福利待遇、用工标准、职业准入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陆续出台。虽然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业已形成的举措并未根据农民工日益变动的就业情况以及不断深入的社会发展形势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时至今日，略显滞后的农民工制度已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建构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目前，在农民工制度的框架内，我国仍然主要采用暂住证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管理，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子女教育及住房分配等方面均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隔阂。虽然我国部分地区近年来陆续着手取消和改革暂住证政策，建立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制度，但这一文本层面的安排并没能有效弱化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境。例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活动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但具体融入机制和集体认同路径的缺失使得他们望而却步，极大降低了他们的融入程度和社会认同。众多研究实践表明，作为我国目下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对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地区有着强烈的融入意愿，而且他们也总是在竭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资本以期实现对城市社区的参与，但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位阻隔他们有效介入城市社会的步伐，而只能游离在他们为之付出却无法进入的城市结构之外。可以说，正是社会认同和融入机制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模糊。
二、非正式制度断裂：城乡体验的张力与话语建构的失衡
孙立平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提出了一个很有穿透力和学术潜力的概念：“断裂社会”。何谓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成分同时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断裂社会中，不仅很多边缘群体无法有效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而且会益愈呈现出“失衡”的运作逻辑。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而言，孙立平的研究在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来说，正是断裂社会所造成的乡土经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和由传媒强势话语的控制所造成的群体话语失衡，成为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冲突：乡土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张力
在哈布瓦赫看来，社会记忆究归根结蒂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记忆。社会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群体所属时空的改观而变化，不断嬗变的社会记忆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镌刻下极其深刻的影响，持续影响行动者的心理和行为。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渐趋
卷入到城市中，但以往的农村生活经历却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必然无法抹去其在乡村社区里衍生出的乡土社会记忆，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我们的民族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的乡土记忆。
作为一个与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城市社会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在这样一个未曾接触的新场域中，新生代农民工在乡村社会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处事方式等必然会受到相当强烈的震荡和冲击，从而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城市新场域中，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城市场域的再社会化，并不断去适应城市社区的交往逻辑、职业方式及生活规则。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转变相同步的，是他们社会联系的转变。众所周知，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所构成的共同体，而城市社区则更多以业缘作为主要的社会联系，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非农产业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原有的社会联系，进入一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之中，这无疑对其社会认同构成了新的挑战。
就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后的再社会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土记忆和城市体验之间充满了紧张、错位和矛盾。对于他们来说，职业身份的获取是相对容易的，但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钳制和影响，城乡经验之间的张力却是难以弥合的，二者之间的转换失调无形中阻滞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放大了该群体社会认同的脆弱性和模糊性。
（二）话语失衡：强势传媒话语的建构与控制
当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网络技术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来说，强势传媒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影响和钳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社会认同生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强势传媒在信息流播过程中所占据的主导性影响和地位成为了阻碍他们形成良性社会认同的媒介障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话语的表述背后往往蕴藏着权力的运作，而权力总是可以对社会成员产生重要的制约，所以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传媒必然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建构带来巨大影响。
不可否认，以网络等传播平台为代表的强势传媒无疑在当前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性位置，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影响甚大。作为目前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强势传媒通过建构并控制传媒话语而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困境更是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农民工群体开始，新闻媒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着对农民工问题的建构，如从新闻维度定义农民工的审视、从传播视角审视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在专业架构内研究各种农民工问题，等等。时至今日，新闻媒介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建构仍在继续。梳理大部分强势传媒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及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报道，新闻媒介总是以“问题群体”的视野去看待和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这种充斥偏见和歧视的传媒建构一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也会弱化和减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从而使这一群体面临着的本已困境重重的社会认同危机雪上加霜。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2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807340340
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
吴丽萍
管理学院社工专业2008级 指导教师：何卫平
摘要：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既是我国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力军，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既符合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需要，又利于大量减少农民的长远发展战略，是我们科学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切入点。因此，从身份认定、有效市民化两个层面入手，采取多种措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对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化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dentity and the city
integration
Wu Lip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2008 Grade Wu Liping Instructor:He Weiping Abstract: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pid development today,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f our coun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dustrial workers.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the main force,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both with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the practical needs,and to reduce a farmer in great quantitie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is our scientific crack two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optimal cut a point.Therefore,from the citizens,effective two level proceed with adopt a variety of measure to solve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ly well-off society has great real sense.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modernization
目
录
引言..............................................................2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与特征......................................3
（一）含义界定.................................................3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3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现状....................................4（一)经济层面.................................................5(二)社会层面.................................................5
（三）自我层面.................................................5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的对策..............................6(一)身份诉求.................................................6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807340340
（二）社会保障福利.............................................6
（三）有序政治参与.............................................7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最近火速蹿红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石小孟，他说：“我所有的梦都碎了，都醒了，只剩下这个城市，冷冰冰的在这戳着，你说我们能离开吗？我们不能离开，为什么？因为我读了一辈子的书，我就为从山里边走出来，现在我走出来了，我走到这个冰冷冷的城市里了，我只能活下去，我死也死到这，我烂也得烂在这儿，我必须得活。可是我活下去多难哪？ 怎么活？我只能妥协。”从这一幕幕的梦幻到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漠，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有着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困境。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如果用推拉理论来解释的话，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拉力的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农村生活推力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想永久地在工作的城市居住下去，有主动融入城市的要求，而在传统农民工身上的这种渴望就不是这么明显。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外出的动机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融入到城市环境中，成为一个城市人。然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依旧很低。
2011年，我省的“新生代农民工”，一年到底挣多少钱，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在就业、住房、社保等相关方面的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的保障，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我省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故事。
小芳（化名）东莞工厂打工（1983年出生，2003年外出到工厂里打工）。2003年，小芳毕业于某校计算机专业，和许多同学一起被学校安排到珠海超毅公司（生产线路板）工作，做质检员。2006年小芳和同村的小明（化名）结婚，婚后小芳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断断续续出去打工。2011年8月17日，小芳到一家手机配件厂做质检员。丈夫小明也在这个厂做领班。小芳一个月工资2500元左右，小明工资高些，有3500元，两个人每月能存下4000多元。小芳的工资主要靠加班，基本工资只有1000元多一点，每加班一个小时，可以拿到9块4毛8分，每天加班四五个小时很正常，最少也要三个小时。“因为是质检员，管着出货，晚上我们常常加班到九点多。”
对小芳来说，现在的工资比她刚刚出去打工时高多了，那时候在珠海，一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后来每年涨点，到她离开那时，工资涨到了每个月1800多元。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807340340
虽然两夫妻都在城市打工，相互有个照应，但是在城市奋斗这多年，自己从未感觉被城市接纳。刚到东莞时，他们跟我说，东莞可太好了，谁谁谁在东莞做了什么，可有出息了。到东莞已经这么多年了，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个东莞人了，可是你做梦，没钱没车没房，在东莞你永远是个外地人，你穿的跟墙壁一个色，你站在大街上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永远有人找你查暂住证，稳定这两个字永远不属于你。其实自己也想过回家，可是已经回不去了，在东莞的外地人谁不想家啊？但是谁都回不去了。
现在我们最主要想的就是多挣钱，等攒够了钱就接女儿一起来。可是后来一想，女儿来了，他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办呢，如果孩子在东莞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东莞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以后也不能找个好工作，被人看不起。
现在的他们只能挤在破旧的出租房里，拿着最低的工资，苟延残喘地在这个城市生活，他们喜欢城市，想留在城市发展。可当他们一步步朝着自己梦想前进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们的打算，就算他们在努力，他们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做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在他们家乡，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原来热闹的乡村，现在却变得冷清异常。他们想家，想亲人，可是他们却回不去了。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力，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局。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与特征
（一）含义界定
2010年1月3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牟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使这个群体再一次被得到重点关注，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近年来成为广受关注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主要是80后和90后，年龄18岁到25岁，据统计总人数大约1亿，占农民工总数的60%，这一独特的群体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他们渴望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只是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
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有关专家给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归纳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其实新生代
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区别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欲求、文化素质、法律知识乃至人生态度等方面与上代农民工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五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高于文盲、半文盲、初中、高中、大专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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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消费观念更加开放。新生代农民工消费习惯与老一代“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诙谐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求心随我动的率性自我。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挣钱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挣了钱最后要回到农村去。他们生活十分节俭，赚的钱大都会存下来留给家里。新生代农民工则明显不同，他们的花销不再像父辈那样仅用于简单的衣食住行，他们会把钱花在诸如电器、手机、电脑、网络、服饰、甚至汽车和房子等很多方面。据2007年的调查显示，受访农民工中有1201人拥有手机，占66.13%，11.29%的人拥有电脑，31.33%的人去网吧上网。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比例较老一代农民工高出很多。另外，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对高档商品和时尚性商品的消费有着一定的渴求，上歌舞厅、健身、看书报、去博物馆、学习技能等，已经进入了农民工的休闲消费视野。受访者中，5.79%的人购买国外高价品牌手机, 18.68%的人购买国产高价品牌手机, 6.31%的人购买流行服装，2.72%的人购买高档品牌服装，8.82%的人平时消遣的方式是看书读报，2.61%的人去文化、美术或历史博物馆，6.21%的人学习技能。
第三，生活目标明显转移。生活目标上，老一代农民工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十分记挂，终归要回农村去。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长大甚至出生在城市，没有什么务农经历，因而他们没有父辈那么强烈的乡土情结。比起父辈，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中生活，对于城市的依赖感和归属感要远远大于农村。
第四，年纪轻，未婚率高。
第五，务农经历短。老一代农民工中有约54.5%的人有过务农经历，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39.2%的人曾务过农，他们大多是直接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经商道路的，有的连基本的务农常识也没有，是一批没有务农经验和常识的中国式农民，不务农的农民（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农民）。
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最具市民化意愿、距离市民化又最近的社会群体之一。在应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体系中，有必要把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提上重要日程，促进他们由农民工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城市农民工等获得成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力（市民化）的过程。其中所获得的包括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福利等。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包含市民意识及最终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并促进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所涉及的是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层面上的过程。很显然，完整的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符合城市化和市民化方向的指标体系中应该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内容。
国务院发布的2 0 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807340340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富士康悲剧”的发生再次警示企业、社会、国家需要更加关心年轻产业工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心理问题。在向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人文关怀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自我、管理自我的能力, 进而加强和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效能。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双重角色，表现出“城乡两栖”钟摆式的运动形态。从宏观城市化过程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自我等方面均遇到重重壁垒和困惑，出现了城市化效能低下的现象。（一)经济层面
相对严峻的社会宏观经济环境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的有效进程。时下, 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方面主要面临着就业难以及劳动的付出和报酬之间存在的普遍差距较大等问题。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失衡造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显性失业。也即是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找到甚至找不到适合自身的工作所导致的就业难。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付出和报酬上普遍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劳动时间时间长、劳动量大。相应的获得如工资等报酬普遍偏低。(二)社会层面
作为一个经济要素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非经济领域遇到了不少社会壁垒, 出现“经济接纳, 社会拒入”的现象。首先，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隔离，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缺少成为真正被城市居民的意识上的积极认可，更多的城市居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扮演着“半工半农, 亦工亦农”的双重角色。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始终不能让农民工实现其身份和职业的双重置换。其次，我国现代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体系等相对缺失、不健全以及农民工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障福利的比例仍比较低,为数不少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甚至还处在真空状态。最后，部分城市居民主观歧视和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由于户籍制度所给予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相对于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许多优势。部分城市居民因此便有一种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心理优越感，并歧视和排斥新生代农民工。而也有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认为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扰乱了城市的社会治安, 破坏了城市的生活环境, 分占他们的资源。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应该说是包括所以年龄结构在内的农民工群体中综合素质较高的充满朝气的年轻一族，他们渴望得到社会尊重、认可与接纳，也有着与城市人交往的强烈意愿，这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主观偏见，实质是一种社会群体间的不信任。这一道无形无影的心理沟壑, 加深了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群体之间的疏离感, 产生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 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也难以产生认同。
（三）自我层面
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在较为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没有经历过缺衣少食的生活困扰，进城前又都是从学校这个单纯的环境里出来，许多人在进城前没有务农甚至劳动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们工作能力相对较差，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够。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承受力弱，自尊心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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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而又脆弱。当面临非工非农的社会处境、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权益被侵害时，他们的内心不断处于焦虑和恐慌之中，一旦遭遇挫折就有可能一蹶不振、破罐破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酿成犯罪。
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城市化的对策(一)身份诉求
二元的社会体制所形成的障碍，使新生代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批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也不愿意接受户籍制度缺陷所赋予他们的无法更改的农民身份。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也让他们找不到人生价值的意义，使得他们比城市居民多了一份焦虑的心理。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适应变迁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也即能否认同自己的农民工的身份, 既要取决于他们自身对文化归属的转变，还要取决于他们能否被城市文化所接纳和认同。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接受一个新的社会身份认同时，往往要经过和自身历史文化的复杂互动过程，新规则的引进对人们行为和态度的影响，以及社会成员对变动性身份及规则的接受、吸纳和拒斥反应，无一不和文化的过滤作用有关。而文化又从主体的内心决定了他们对新身份的认同程度。因为认同尽管能够从支配性的制度中产生，但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被认同。所以, 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身份认同的研究，必须要分析他们的社会行动。意识在行动中产生，并在行动中变化。反过来，意识又型塑了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及行动。故而，无论是城市工人还是新生代农民工都应该从主体的意识上、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做到认同彼此，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才能得以解决。
（二）社会保障福利
农村发展中所释放出来的过剩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凸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在现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的讨论中，共有三种观点，即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或农村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或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特殊性和我国的客观实际，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条件还不成熟。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福利体系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从长远来看，又不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太符合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特殊性。有鉴于此，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相对独立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帮助他们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真正融入，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需要。
第一，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这种分类分层首先体现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分类分层上。不妨将新生代农民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职业、收入都比较稳定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已在城市居住多年并有在城镇长期定居的打算，他们的社会保障福利应比照或接近于城镇社会保障福利。这类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在整个农民工社会保障中也是最高层次的。第二类为职业、收入都不太稳定但有雇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三类为职业、收入不稳定且无雇主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两类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都比较强，应采取比较灵活的社会保障福利政策，保障福利水平可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灵活调节。尤其是对一些仅在城镇临时性打工、农闲进城、农忙回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可借助农村社会保障福利体系，采取灵活的方法。这种分类分层更体现在内容上。农民工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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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主要包括基本生活救助和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内容，但如果抓“全面”，恐怕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承受能力不符。因此，要抓重点，优先且重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保障项目。
第二，各级政府要树立一种全局意识和现代化意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中发挥主导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项难题，各级政府要敢于面对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着眼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长远发展，真正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为城市化进程减少障碍。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流动性强、组织涣散且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保障自身的基本权益。因此，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构建中，政府必须处于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构建的成败。另外，在这一构建过程中，涉及对现有各项制度的突破和改革，这更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需要各级政府树立一种全局意识和现代化意识，真正为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扫除障碍。
第三，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网络化管理，努力建立一种可灵活地随人口流动而变动的相对独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在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极强的流动性所带来的管理上的不便和参保上的延续性问题。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各个省市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本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及其相关制度，这个制度应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本省城市务工时和回到本地农村地区后的缴费标准以及本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金的发放标准，各地的制定标准应一致，只在具体数额上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但其计算口径应统一。每个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务工之前都应到当地社会保障部门办理一个社会保障卡及个人帐号，当他流入哪一城市，就按这一城市的有关规定参保并缴费。即使是他最后回到农村地区生活，他也可按当地农村地区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继续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这样就保证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的延续性。至于社会保障金的发放，应由当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所在地决定。当然，实行全国范围内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需要设立专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福利机构，可在各地的社会保障部门设一专门科室。在这里强调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应与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分开管理,专款专用。
（三）有序政治参与
有序政治参与有助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是距离市民最近的群体。但由于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城乡分治以及教育、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主流生活，无法与城市居民平等交流。个别农民工的城市失范行为产生的“晕轮效应”又强化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不满和防范心理。从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而有序的政治参与，既可增加农民工对城市公共事物的关注，提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又可以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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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同时，农民工通过参与城市社会的政治选举、公共政策制定等活动，可以促使政府尽快消除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政策，完善政策法规，加快农民工真正变为城市居民的步伐。
第一，加快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步伐，为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服务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把我国的公民人为划分为享受不同权益和社会地位不对等的两大社会群体，是农民工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壁垒，才能为消除城市中农民工“边缘人”地位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才能使农民工拥有和城市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有关方面经过长期深入研究，已经大致形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即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实行暂住人口居住登记簿制度，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逐步实现从户口登记向人口登记的转变。这一基本思路无疑是可取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落实和推进。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充分估计户籍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不能因户籍改革带来教育、交通等方面的压力而停止或延缓改革步伐，而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解决。
第二，推进立法进程, 为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障。所谓“有序”，最主要的是建立和遵守法制秩序，亦即是民主法制化。为保障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首先，应根据农民工数量的持续增长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修改和完善选举法。在选民登记问题上，改变目前以户籍为依据进行选民登记的制度，而转为以居住地为依据进行选民登记。为方便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参与选举，国家可考虑为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发放具有个人选民资格信息的长期有效的选民资格证书，并配套建立全国联网的选民信息系统, 这样，不论农民工在哪个地方务工，都能使他们很方便地参加选举，同时又能有效解决重复登记和重复计算应参选选民数量的问题。在代表结构上，应适当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任何一种代表都没有本群体内的人更能真实地表达该群体的现状及其利益诉求。作为本身就是农民工的人大代表而言，他们更清楚自己所处的利益群体的现状以及近期和长期的利益需求。应本着权利平等、规则平等、享受平等的原则，在分配代表名额时，把农民工作为一个单独的界别，适当增加名额分配比例，增强农民工在权力场合的声音，这对于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工群体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减少摩擦，消除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确保农民工政治参与在民主、法制、理性的轨道内有序运行。
第三，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 为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首先，政府应建立健全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机制，确保他们的收入能随经济发展而有所增长，真正分享国家改革发展的成果。其次，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监督和处罚制度，加大对雇佣农民工的企业的监督控制力度，确保农民工的合理经济利益。只有当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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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障，经济收入逐渐提高时，他们才会有更大的热情来关注社会公平，才能有能力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获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和机会。
第四，注重农民工现代公民素质培养，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能力保障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是强化民主素质、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条件。在民主政治事务中，一切活动诸如选举、竞选、提议、审议等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条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城市市民而言，其整体文化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教育水平，通过教育提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提升其就业能力、民主法制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 国家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培训机制。培训内容不仅要包括职业技能和基础文化方面的教育，而且还应包括提高法制意识、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培养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所必需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使其逐步融入到现代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
第五，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工的集体话语权要扩大农民工政治参与范围，使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渠道合法化、组织化, 就有必要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的权益代表组织，从而改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增强农民工的集体话语权。首先，积极动员和组织农民工参加现有的工会组织。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把农民工纳入工会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各级工会组织应积极动员和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给予农民工和正式职工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的待遇，积极解决农民工在工作、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真正成为农民工利益的保护者和权益的代言人。其次，要允许和支持农民工建立农民工之家、农民工协会等组织，提高农民工的自组织能力。再次，要注意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利用工会的力量来保护这些企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农民工流入地的工、青、妇等组织的工作职责要明确向农民工群体覆盖，党组织应加大在用人单位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建设基层组织的力度, 将农民工中的先进分子纳入组织，使其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公民，并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六，注重构建新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平台，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目前我国农民工制度内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是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和基层自治组织干部选举)和信访。应在坚持和完善以上参与渠道的同时，注重新的有效参与平台的构建。一是坚持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是参与的前提。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与公众生活相关的各种政策都应“暴露于阳光之下”，敞开面对公众，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积极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与农民工有关的城市发展规划及政策出台前，应组织有农民工代表参加的城市公共议题听证会，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三是推行网络政治参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绝大部分拥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拥有手机等现代化通信工具，懂得一定的网络知识，很多人能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因此，有关部门应重视网络参与渠道的运用，及时在网上发布政策信息，通过网络收集社情民意，建立网民与政府间“诉求—回应”机制。四是注重新闻媒体在农民工政治参与中
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200807340340 的作用。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媒体在国家法律监督和社会问题解决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被誉为“第四种权利”。随着农民工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农民工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将会更加普遍。国家应把农民工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来信、来访、来电，向新闻媒体反映不合理现象和问题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立法规范化，促使新闻媒体和相关部门认真对待，为农民工政治参与开辟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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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以学子的身份踏入大学校门的那天起，便已注定在这里度过人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提笔写下“谢辞”，才惊觉自己即将真的离开，人生亦从此展开新的画卷。尽管不舍，却更珍惜，因为我的生活中有那么多可爱的人值得感激。他们让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了色彩，无论收获、遗憾、对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此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我尊敬的老师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在学业的阶段，老师都将他们的知识、经验和心得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给我们耐心的指导，并给我搭建了良好的学习的平台。另外，向在工作之余还要抽出时间对我的论文进行评阅、考核及提出宝贵意见的指导老师最衷心的感谢！
第三篇：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1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另有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3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 ,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100081)3 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 99.39 %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 73.62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崔江红:《新生代农民工20年初长成》,《神州》2005年第11期。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高不成 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孤寂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孤寂的原因
11文学 1班 8号虞君
摘要：随着改革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众多青年农民工远离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但由于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和城市法律条文的缺陷等诸多原因，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如人意，孤独感时常萦绕在他们身边。甚至还酿成了让人噤叹的惨剧。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孤寂；城市生活
压抑心理没有足够社会支持的人会感到孤独。这是由于他们感到孤立无援，没有更多的社会联系，或者人际交往过程中得不到足够的自我暴露机会。而这种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尤为突出。现今的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充斥着这些繁华的都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怀着自己的理想，拥着淘金梦，纷纷奔赴天上人间，希冀闯出一片天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但是，梦想真的像可望而不可即的地平线。纷涌而至大都市的年轻人数以万计，但他们大多蜷缩于城市中小小的一隅，他们被称为“蚁族”。他们都怀揣着梦想而来，但梦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差距。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慢慢变得孤独，无奈，自颓，逐渐放任自流。
新生代农民工注重自身全面发展，但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其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倍感孤独，无奈。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是为了锻炼自己，提高自身修养。他们注重自我发展，相对老一辈只希望赚钱养家，他们更希望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并且，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太愿意回家务农。他们认为，在农村，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价值无从体现。但城市二元结构的局限与自身文化技能的限制，使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就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让新生代农民工倍感孤寂。
法律条文待完善，农民工政治权利未受保障，使农民工陷于尴尬境地。在现有体制下，当发生经济，工作，情感等纠纷时，他们缺乏正规组织来为其发表意见和维护其正当权益，使他们在一些纠纷中往往陷于被动，弱势的局面。而在自身调节不够，法律意识欠缺的情况下，再加以一些外界环境的触动，这种长期积聚而不得宣泄的消极心理，无法排解的抑郁情绪，容易导致他们的非理智行为，也就使他们更觉孤寂之感。
农民工孤身闯荡，精神匮乏。在陌生的城市中，农民工生活圈子狭小，基本上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网络体系之外，不能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生活，容易使其陷入孤独寂寞的苦恼情绪之中。而在外打工的生活舒适度也远远比不上家里。他们远离亲友，只是一个“半成人”。而每每在外面遇到不顺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身边鲜有能说真心话的伴侣。精神生活的孤独和空虚是对其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在城市中被歧视，使他们社会感缺失，与城里人形成了一层隔阂。虽然他们有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但他们也最不认同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的论断。而由于封建意识的存在，城里人一般不赞成招外地女婿或媳妇。因此也存在着不少棒打鸳鸯的情况，这也对农民工造成了一定伤害，使其孤寂之感愈烈。
我上述论断对其分析也许不尽其详，确实我所能做出的最真诚的剖析。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脆弱，孤寂越来越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社会各方面的帮助下，他们能够走出孤寂，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调查报告
뀀ὥ鱎ᅑ㹝䩢㈀ 琀ㅞ㍧扒톖葞㉶ 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뀀ὥ鱎ᅑ䩢㈀ 琀ㅞ㍧㹝
扒톖葞㉶ 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借此寒假我回到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限西汉村接触了部分被社会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老乡，他们之中既有我的同学，也有我的亲戚，所以这次调查给予我的直观感受是很强烈的，它的真实性还是很可靠的。
一． 西汉村新生代农民工的由来
新生代农民工的首要特点是年龄低，普遍在20岁左右，跟我的年纪差不多，而事实上我接触的这些人大都与我同龄，甚至还有比我小的，问题是我还在上学，而他们早已经步入社会好几年了，从而可以得知他们基本在没有高中毕业的情况下就已经参
加了工作，有的甚至初中也没有上完。这些事实触目惊心。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实施的效果究竟如何看来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还值得去探讨。总而言之，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较早离开学校而进入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
二．西汉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高的学历，大都没有一技之长，即没有
技术知识，因此他们的职业选择基本上是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如制造业，建筑业和企业中跑业务的工作，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是坐办公室的，而是出体力或者是跑腿儿的。西汉村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本地人开了有很多医药公司的原因，他们大都选择进入了医药行业，有的在库房，有的当司机，交际能力强并且敢闯的受到经理赏识的便为公司去索要欠账，推销新药品种。另外一小部分人是在沿海地区从事制造业，女性大都是从事制造业中的棉纺织业。
三． 他们的收入与消费问题
无论是在库房的，还是司机和跑业务的等等，他们的月工
资基本是1300元左右，除了年终1000多的奖金，库房和司机没有额外收入，是死工资，而跑业务的外快相对不少，有时甚者能超过工资收入，而且还能在外地见见世面，住住宾馆，一切花销又是公司报销，所以这类人是混的最不错的，最风光的，然而他们的风光决定于经理是谁，也许经理一换他们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们的消费主要是电话费，娱乐上网，吃饭喝酒，这样一来，月底下来所剩无几。
四． 他们的工作稳定问题
由于进入门槛较低，他们进出一个公司比较容易，这也就为他们换公司提供了方便，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不会忍气吞声，受到歧视遭遇不公，沟通无效便跳槽他处，他们基本都换过好几个公司，所以他们的工作也许是最不稳定的，最随意的，最无奈的……
五． 他们的目标新生代农民工更期待未来的发展，大多数人有着自己创业的梦想，对未来的渴望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人生轨道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往往因为喜欢享受，总是离自己的预期目标很远。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区别是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因此他们最现实也是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在城市里首先必须是离家最近的石家庄市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而在石家庄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然而，面对高房价，低工资，而房价又不断快速的涨，这种目标总是遥不可及，他们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许最迷茫的不是我们这些大学生，而是他们――新生代农民工！
通过一星期多的在老家的走访了解，我感到心情很沉重，虽然调查仅限于有限的群体，但既窥树木也可见森林，他们的处境与遭遇和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基本相同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是社会的责任，是党和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也是我们大学生着眼祖国现实，为祖国分忧，解忧的努力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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