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著作权法的公共领域理论误读与解读论文
摘要:近年来，著作权法中的公共领域面临着不断被削减的危险，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由此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本文重点解读了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强调公共领域的功能在于保障再创作、实现著作权利益平衡以及对抗知识产权非理性扩张，并对公共领域的保护提出相应的建议，即建立有偿公共领域制度和推行知识共享协议。
关键词:著作权;公共领域;误读;解读
一、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概念及现状
(一)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内涵与特征
不同语境下，公共领域一词的内涵差异颇大。公共领域在著作权法上的最初含义指的是权利保护期届满的状态。但李特曼(JessicaLitman)提出了一个较为不同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她认为著作权作品中不受保护的内容，如思想、方法、系统等，才是公共领域中最重要的。①公共领域的特征体现在:(1)公共性:社会公众是公共领域的主体，享有权利，同时也要履行保护公共领域的义务;(2)平等性:公共领域平等地对每一位社会公众开放，每一位社会公众都拥有合理使用公共领域的权利;(3)不可撤销性:进入公共领域之后的作品，无论何种原因不可被撤回，不可被个人私有化;(4)历史传承性:公共领域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公众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每一个时代每一位社会公众都有义务保护公共领域继续传承下去，为后代提供学习创作的丰富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现实状况:
著作权的扩张挤压了公共领域著作权的扩张首先表现为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延长。保护期限的延长，严重延缓了作品进入公共领域的时间，严重限制了社会公众接近作品的机会。其次，技术保护措施加强了对公共领域的封锁。技术保护措施使得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大大地加强，导致公众难以对作品进行公共领域意义上的使用。②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个人在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创新与进步提供了极为丰富、不可或缺的资源，同时公共领域需要著作权人作出相应的义务或者一定的奉献，来不断丰富公共领域，避免公共领域资源的枯竭，我们应当认识到公共领域与个人著作权之间的共生关系。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的过于绝对的保护，会导致后续作者可使用的公共领域范围越来越狭窄，后续作品的创作难度也日渐陡增，这并不利于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二、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误读
(一)“功能主义”的公共领域观
“功能主义”公共领域理论，产生于19世纪，对当时泛大西洋地区的人而言，只要作品在物理上是可以获得的，它们就处于公共领域。③这种公共领域理论严重侵害了当时欧洲著作权人的权益。“功能主义”公共领域理论观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未盗用他人作品著作权或者无偿窃取他人知识财产时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与著作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理论完全不同，我们应当摒弃这种“功能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观。
(二)“浪漫主义”的公共领域观
“浪漫主义”公共领域观同样带着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将人类原始的文化资源，如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文化等传统知识以及传统遗传资源等，大肆无偿地掠夺和利用，而编造了所谓的“浪漫主义”公共领域观。④基于所谓的“浪漫主义”公共领域理论，所有国家可平等地开发属于全人类公共领域的财富，即为各个国家提供平等的开发机会。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力千差万别，该理论所谓的“平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因此“浪漫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实际上也是不可取的。
三、正确解读著作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理论
(一)著作权法设计公共领域的功能
1．保障再创作。公共领域的存在对于保障后续作品的创作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共领域是作者创作的根源，一切作品的创作都要借用以前的作品，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同时作者也要为公共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确保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后续作品的创作提供根基。⑤2．实现著作权利益平衡。人类文化具有传承性，任何作品的产生既要依靠作者个人的努力，但同样也离不开人类智力延存的公共领域，因此完全禁止社会公众对于作者作品合理利用本身就不合理。社会公众是公共领域的主体，有权合理利用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存在是保持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权利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3．对抗知识产权非理性扩张。著作权人认为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因此不断地为自己的知识产权进行抗争，而社会公众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并未意识到著作权扩张对于公共领域的威胁，著作权的保护和公共领域的保护两者存在极为不平等的竞争，这种竞争严重威胁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公共领域是我们社会公共文化的根基，而著作权的扩张已经动摇了社会公共文化的根基，因此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要保护社会公众的权益。
(二)公共领域的保护
1．建立有偿公共领域制度。有偿公共领域制度最早产生于法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极为积极的效果。基于我国国情，应当由国家版权总局发起建立有偿公共领域制度，首先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公共领域版税的基金会，之后国家版权总局通过对公共领域作品利用商，如出版者、表演者、制作者等收取一定的版税，然后由该基金会统一支配这些版税收入，将其用于繁荣公共领域的事业上，如维持有偿公共领域制度的良性运转，帮助一些贫困作者出版他们的优秀作品等。有偿公共领域制度的良性运转首先在于国家版权总局及时充足的收缴税款，其次在于基金会对于所有税款的合理利用，因此要加强对于基金会的监督和管理。⑥2．推行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共享协议本质上是一种著作权领域的合同。知识共享协议充分尊重了著作权人的意思自治，使得著作权人在有所收益的同时，又为公共领域注入新的源泉，繁荣社会公共文化。在我国，可以由中国知识产权协会专门负责推行知识共享协议。首先，由不同领域的著作权人代表对各自领域内著作权人的想法和态度进行调研;其次草拟出几份不同保护程度的知识共享协议向社会大众公布，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所有草拟的知识共享协议进行投票;最后，平衡著作权人意见和社会公众的选择，选定最后2－3个版本的知识共享协议进行推行。实践过程中，根据著作权人自己的意愿选择其中一种最为合适自己的许可协议，将自己的作品有偿的提供给公众。
注释
①李雨峰.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概念［J］．学术论坛，2007，17(5):3－8．
②冯心明,丘云卿.现代著作权法公共领域的危机和出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4－99．
③黄汇.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误读及其批判［J］．知识产权，2014(8):37－40．
④黄汇.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误读及其批判［J］．知识产权，2014(8):37－40．
⑤冯晓青.试论著作权限制之正当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3):14－21．
⑥黄汇.版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119－122．
参考文献
［1］黄汇.版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研究［J］．现代法学，2008，30(3)．
［2］李雨峰.版权法上公共领域的概念［J］．学术论坛，2007，17(5)．
［3］冯心明,丘云卿.现代著作权法公共领域的危机和出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4］黄汇.著作权法上公共领域理论的误读及其批判［J］．知识产权，2014(8)．
［5］冯晓青.试论著作权限制之正当性［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3)．
［6］黄汇.版权法上的公共领域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9
第二篇：论高校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与学科建设论文
摘要:高校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高校体育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对体育实践教学的重要补充、指导和提升，足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实现高等教育化的必要途径．高校公共体育理论教学是以竞技为核心的理论教学体系，是研究竞技的理论，并由此拓展出高校体育教学应有的层次和深度．
关键词: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
1现状和意义
1．1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高校体育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过去就有，只是不够重视，更像是摆设，仅用于雨天教学和机动的备份，内容上不外乎是体育常识、体育卫生，属于体育常规教育的范畴，没有专业性和系统性．近年来，高校在评估和学科建设的要求下，理论教学逐步受到重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1)理论教材的配备．高校根据各自的需要，编纂和出版相应的理论教材，学生人手一本．(2)理论教学的制度化．理论教学的课时，按照一定的课时比例，纳入到教学计划当中．(3)理论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评价相联系．理论考核的成绩，按比例计算到学生体育成绩之中．所以说，理论教学作为公共体育教学的一种形式已经建立，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教学还是考核，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去甚远，流于形式，丧失了理论教学的意义．首先从理论教学的内容来看，大都是过去体育院校通用教材的浓缩版，内容陈旧，不是理论，只是运动动作和技术的文字说明，其价值相当于体育常识，缺少层次和深度，没有学术价值，学生不感兴趣．其次从理论教学的管理来看，理论教学所占比例偏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考核也不受重视(与其他公共课程相比)．
1．2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对体育实践教学的补充和指导
理论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的系统的结论．”…．体育理论基于体育实践，是对体育内在规律进行系统研究得出的当前结论，体育作为独立的学科，主要通过体育课的形式来实现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体育活动，仅有实践教学显然不能满足学科建设的需求．同时体育又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多学科形成有机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育又是一个多学科的综合体．体育的发展与进步和相应的理论体系的支撑密不可分，是体育的组成部分，是体育实践不可替代的．体育课理论教学，基于实践教学，作为体育实践教学补充，发挥理论所具有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的延伸，甚至是对实践教学的超越，提升公共体育课的教学档次，突破实践教学的局限性．
1．3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实现高校公共体育高等教育化的重要途径
所谓公共体育高等教育化，就是使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具有学术性和研究性，将公共体育教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区别于中小学体育教学的模式．高校在学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上有别于中小学，首先，中小学学生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体育教学的强身健体，促进生长发育的功能尤为重要，从学习技术和动作的角度看，中小学学生也处于动作技术形成的最佳时期，所以实践教学就显得更有意义．而大学生已接近成年，在学习技术和动作上处于劣势，但认识、理解和研究能力显著增强．加强理论教学，提高对体育及其价值的认识更加重要．此外，大学生缺少的不是体育锻炼的机会，而是强身健体的意识．高校在体育教学的硬环境上也非中小学可比，有良好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氛围，为提升理论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综合体育素养，而不仅仅局限于技能和健身，所以理论教学彰显出体育教学应有的教学层次和深度，具有学术价值．
2核心与内容
2．1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关于竞技理论的教学
确立以竞技为核心的理论教学体系，和以活动为基础的说明书式的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本质上，体育是以竞技为基本手段和主要形式，增强体质，提高体能技能，培养心理素质和能力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竞技是体育最重要的特征，体育的必然是竞技的，没有竞技就不能成体育．”“体育的本质特征决定高校体育的目的和任务．高校体育学科体系是我国体育专业的基础和摇篮，肩负着培养和造就高水平体育人才和体育科研与管理人才的重任，应加强体育教学的学科性与竞技性，……在以竞技为核心的基础中，根据各群体的具体特点，充分发挥体育的教育、娱乐和健身等基本属性及其功能，逐步实现体育的高等教育化．”竞技是体育的本质特征，是高校体育学科建设的核心，理所当然也是理论教学体系的核心，这就指明了理论教学的方向，拓展了新的层次和空间，具有系统性和专业性，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2．2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是对专项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
理论教学依托于专项实践教学，在加强专业性和系统性的同时，要兼顾到知识性和教育性．其教学内容分为四个方面：(1)加强对专项的认识．了解其起源，现状和发展趋势．(2)学习专项竞技的方法、竞赛规则裁判法、组织方法以及比赛的方法等．(3)理解影响专项竞技的相关因素．技术和战术因素、身体素质和体能因素、心理素质因素以及运动损伤预防和科学训练方法等．(4)专项竞技对社会的影响．专项竞技与文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对健康和医学的影响等．其内容既是传统理论体系的继承，又有新的研究方向．
3作用与预期
3．1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与专项化选修教学模式形成有机融合加强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使专项化选修教学模式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理论教学对实践教学的补充、指导和提升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同时专项化选修教学模式也为理论教学提供了合适的形式，实现理论教学与专项化选修教学模式对接，有利于形成以专项化教学模式为主体的学科分支，理论教学能够摆脱普通专业大学生受运动水平和能力的制约，打破实践教学由于客观原因而形成的教学屏障，率先从理论教学上实现突破，迈上新的层次，提高教学质量．
3．2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对学校教学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加强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在增加理论教学课时的同时，还要对理论教学场所，考核的方法做到科学的安排．理论教学不仅可以提升体育教学的层次，同时也使紧缺的运动场地，器材得到一定缓冲，合理安排理论教学的周期，减少季节变化对实践教学的消极影响．在课时安排上应有别于其他学科，要突破学期的限制，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加强教学管理层面上的可操作性．
3．3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给教学双方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加强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打破原有教学体系的平衡，教学双方必须以新的心态和新的要求共同面对，由加强理论教学而引发的新的评价体系，对教学双方的影响显而易见．加大理论教学的比重，对学生有了新的要求，部分学生仅凭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优势，“一招鲜吃遍天”的状况已经行不通了，而另一部分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处于劣势的学生，则增添了学习的动力和自信．新的评价体系强调学生综合体育素养的评价，有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理论教学的大力介入，对教师的学习和科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观念得以更新，学术的风气得到加强，教学双方由此更加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这种质的变化是学科建设的内涵．
3．4公共体育课理论教学完善了竞技育人的教学理念
理论教学注重研究竞技的理论，学生通过对竞技理论的系统学习，竞技意识得到加强，对竞技的理解更加深刻和全面．学校体育的终极目标是育人，竞技超越游戏、超越健身、超越知识，竞技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是生活的哲理，是成长的磨练．认识竞技，理解竞技，其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亚于直接参与．尤其对普通非体育专业的大学生来说，良好的竞技意识是走向社会的准备．公共体育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不同专业的普通大学生，有各自学习和研究的方向．竞技是多学科的综合体，依赖于多学科的支持．理论教学为全面认识、理解竞技打开了方便之门，鼓励和吸引学生到与竞技相关的行业中来，从事研究和工作．竞技事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新的方向．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带来的新课题．
第三篇：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末的修律运动标志着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自足的法律体系已告终结，从此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整体性地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教育，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被纳入到依西方中心论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法律体系之中。1这一法律移植运动除了由于战争、革命等因素导致的短暂中断之外，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说晚清法律移植是西方世界殖民政策下“制度霸权”的产物，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制建设无疑是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吸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2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大陆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采取了大规模的法律教育，培养了大批的法律技术人才，并配之以声势浩大的法制宣传。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针。3尽管如此，“70年代末开始的建设和完善法制的运动到了80年代中期面临着一个危机：虽然立法已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承诺与现实距离的逾法拉大，对法律和法治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4因为我国目前还并没有进入人们所期盼的法治社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的现象随处可见，党的政策、行政命令和传统的伦理、习惯往往取代法律而成为维系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一句话，总体上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停留在法典层面上，是“书本上的法”，还没有成为浸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活法”(livinglaw)，5移植而来的法律仅仅是一种“正式制度”，缺乏一种深厚的、源于本土文化的“非正式制度”作为其支撑。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探索法律现代化的中国法学家，早在三十年代，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就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根基，被移植的制度与观念无从获得本地沃土和持续成长的养份，不管移植者技巧如何娴熟高妙，这样的法律都是不可能有效生长的------只有法律之树根植于价值观念能指明方向的沃土时，才有可能为后代结出希望之果。”6这种由法律移植而导致的“制度断裂”(institutionaldisjunction)不仅引起了诸多的法律、社会问题，更主要的是它向我们的智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我们对这种“制度断裂”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求我们去探寻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契机和可能的路径。
二、对已有解释范式的反思
就目前大陆学术界而言，对上述“制度断裂”的解释大体上采用三种理论范式。一种是“文化论范式”，这种范式将移植而来的法律看作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因此它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紧张可以看作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制度断裂”。依照这种范式，要弥合这种“制度断裂”就要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所要求的价值，以此改造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其与国家正式法律制度的契合。7然而“文化论范式”本身陷入二难困境中，一方面它要抛弃或改造本土的文化以适应西方化法律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却从根本上拒绝并排斥这种改造。正因为如此，这种范式就和第二种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结合在一起。因为现代化虽不等于西化，但现代性所需要的结构框架和参照模式无疑是由西方所提供的。依据现代化范式，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法律代表了以平等和契约为核心原则的工商社会，而本土文化则代表了以等级和身份为核心原则的传统农业社会，其结果自然是在社会发展观或进步观的支持下，利用移植而来的法律对本土那点可怜的落后传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而后堂堂正正地步入现代化之列。8当然在这种范式下持文化相对论者亦可以追求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9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然而现代化范式的困难在于无法在本土的传统与西方化的现代性之间找到二者相互支持的连结点，因而可能误“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做中国推进现代性的条件”。10这种把西方背景上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两分观及“传统必然向现代”的进化观作为普适的逻辑来阐释具体的中国历史的做法日益受到了学人的批评和反思”。11
当然，我们除了对这两种范式本身所要求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反思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求理论范式本身要具备解释相关问题的贴切性和解释力。就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制度断裂”而言，文化论范式将此解释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断裂，而现代代化范式将此解释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范式置于特定背景之中的话，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两种范式对中国学者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因为要求作出解释的“问题”(即制度断裂)源于两种不同的且皆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力的人类文化的“际遇”(encounter)，而这种际遇又发生在全球迈向现代化的时代里，它影响了“中国的世界”向“世界的中国”的演进进程。12正是这种文化际遇和历史际遇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很容易使我们夸大这种特殊性，将中国文化看作是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统一整体。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整体的文化观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晚清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并不是来自作为本土文化传承者的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阶层，而是来自民间社会(义和团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由此我们发现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人类学家Redfield将此划分为“大传统”(great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前者指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所记载的文化传统，后者指乡村社区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13当“大传统”在社会精英的推动下，通过“话语”(discourse)带动“实践”(practice)而进行“偶象的全盘破坏”，14最终实现了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或现代化改造，并且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这种“新的大传统”时，原有的“小传统”仍然保持自己的集体性
而对“新的大传统”采取规避或对抗。如果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所谓的“制度断裂”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笼统的中西文化的断裂，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传统文化中的小传统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的断裂，这种制度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因此，弥合这种制度断裂的可能途径不仅是文化比较或现代化推进，更主要的是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国家在社会中的合法性，由此沟通大传统与小传统，重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当然，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指出一条弥合制度断裂、重建文化传统的光明大道，而仅仅是对这种制度断裂进行一番重新的历史解释，不仅想搞明白“是什么”，还试着追问“为什么”。正是对“为什么”的追问，使我们看到历史演进与社会变迁中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这往往是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所忽略的)。在本文中我力图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行动者联系起来。通过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与交涉，来说明社会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历史结构通过制度和知识资源制约着社会行动者，而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话动本身生产着社会历史结构。
三、文章的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在导言中我将晚清法律移植以来所形成的法制困境概括为国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制度断裂”。基于对已有的“文化论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范式的反思，本文试图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与社会理论架构之下，将此看作是西方移植而来的大传统与本土文化中的小传统之间的断裂，是国家推行的正式制度与市民社会中生成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国家在社会中陷入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力图透过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再现从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1840—1981年)历史结构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对制度断裂的原因作历史的阐释。
第一章讨论了本文所采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架构下的合法性理论，源于对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和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的批判和综合。为了避免以西方理论来简单地寻找中国的对应物，本文对所采用的概念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进行了必要的“概念治疗”。由此，合法性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在公共领域中的沟通和交涉而确立起来的。正式依赖上述合法性理论，第二章探讨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合法化方式(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合法化模式——“儒家模式”和“法家模式”。中华帝国主要采用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主、国家对社会组织施以文化上的控制并保留其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这样一种“儒家模式”。这种合法化模式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同质的绅士阶层控制公共领域的沟通与交涉，从而平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自动修复它可能面临的危机。晚清以来绅士的分裂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兴起，使得公共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不仅参与公共领域的社会行动者多元化了，而且他们由帝国的拥护者变为潜在的叛逆者，由此导致晚清面临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王朝更迭而是整个合法化模式的崩溃。第三章探讨晚清以来的合法性重建是如何由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域中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完成的。由于西方的压力，使得国家主义成为公共领域中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同时西学的传播，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有可能将国家由传统的帝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将宪政、民权、法治等作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而过分强大的国家主义又使得人们对宪法、民权、法治等作了工具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种特定“历史情境”的要求与知识资源供给之间的均衡，意识形态的合法化重建才呈现出上述特征来。同样，法律制度的合法性重建也是由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交涉而完成的。法律移植是社会行动者在公共领中交涉的结果，当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社会行动者本身所具备的知识资源。第四章探讨在国家层面上完成的合法性重建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确立合法性，这一问题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如何将国家政权伸入村庄，既控制其资源以实现现代化又完成社会动员以实现合法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在乡村公共领域中培植乡村精英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并且找到其实现社会动员的新机制——“权力的组织网络”。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了管理乡村且获得其忠诚的双重目标，相反国民党的失败则在于未能找到结合二者的巧妙机制。在乡村政权建设中，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相遇了。二者是一种相互妥协和合作的关系，们之间有一条模糊的界线，这条界线的划定取决于国家法与习惯法交涉中国家法的理性计算。国家法向习惯法的妥协有利于其迅速确立合法性，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调节为核心的法律传统，法律的职业化也因此受阻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这种法律传统不无关系。第五章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法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司法实践中（如镇反运动）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法律如何有效地实现党的政策和方针的问题。由此导致一场司法改革运动，通过对司法人员的改造使得一心一意服从党的政策和指示成为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的一种自我技术。正是在这种这种自我技术的配合下，我们党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有效控制，建立起一个以实现工业化为主导目标的全权主义的国家。为了维持这种全权主义的局面，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惩罚性的社会，惩罚的弥散性导致了社会的危机。正是出于者这种危机的克服，70年代末兴起的惩罚理性最终通过公开审理林、江集团掀起了法制的开端。在结论中，我简单地陈述这种法律社会史书写时如何将社会理论与历史叙述结合起来，在这过程中是如何通过关注社会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来打破任何理论上可能的二元对立，从而展现历史的丰富可能性。这样一种态度如果对中国法理学的建设有意义的话，可能就在于使我们反思西方法律中心主义的神话，回到体察本土的实际问题上来。
注释 *本文是在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除了根据需要加写了第五章外，第四章在材料上也作了一些增补，“导言”部分增加了一些注释。其它地方除了文字上进行修改以外，内容上几乎保持了原样，虽然现在看来从理论框架到材料的使用都很薄弱，但是之所以尽可能保持原样除了暂时没有精力重写之外，更主要的是想说明我自己的思考曾经是如此幼稚，我希望这仅仅是思考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曾经删节为“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一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与朱苏力、梁治平、贺卫方、赵晓力、郑戈等师友的讨论，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1一般而言，比较法学者将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中华法系或远东法系，而将现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归为社会主义法系。参见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勒内·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无论如何划分，这种对法系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从西方的法律概念出发，“然后又被投射到其他历史与社会背境中是或象是或者可以被当作法律的东西。”对这种西方法律中心主义及其背后的“认知控制”的批评，参见根特·弗兰肯伯格：“批判性比较：重新思考比较法”，贺卫方等译，见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1998年12月16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指出：“为了加快立法的步伐，外国、香港一些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我们也可以移植和借鉴，不必事事从头搞起。”（《人民日报》）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指出“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对我们是个新课题，制定法律和法规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要广泛地研究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立法经验，吸收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凡是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人民日报》）
3在1996年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的“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已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所肯定，成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不仅是治国方式的转变，而且标志着国家制度的根本性改变，它将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4贺卫方，“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载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国际比较法学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法律社会学家埃利希（Ehrlich）认为，所谓国家制定的法律都是法条，这些法条不过是法的一种相对较晚出现的变体，大量的法直接产生于社会。他们是人们直接遵守的规范。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安守廉，沈远远（1998）：“‘法律是我的明神’：吴经熊及法律与信仰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季美君译，《湘江法律评论》，第二卷，湖南人民出版社，页201-215。
7八十年代大陆兴起的比较文化热潮中，多数论者皆持这样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在学界反响比较大的文献，参见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们出版社，1988年。
8九十年代法学界提出的法律“权利本位说”、“国家变法论”、“国际接轨论”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论”等皆可看作现代化范式的产物。实际上，这些问题由于其内在理论逻辑的一致性而使其往往交织在一起。相关文献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治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页87-100。李双远等：“中国法律观念的现代化”，《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页45-64。肖冰：“市场经济与法的国际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卷。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页5-12。陈弘毅：“西方人文思想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亦见《法学研究》杂志在1992年11月16日召开“市场经济与法制现代化”的专题讨论会；《中国法学》杂志从1993年3月到1994年6月开辟了“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的讨论专栏，从1996年的第2期到第6期设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讨论专栏。
9“创造性转化”是由林毓生最先提出并加以系统阐述的。参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识”，见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230—257页。
10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8期，1994年8月，第51页。
11细致的分析与批评，见邓正来，前注10引文，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
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有历史学者(RV戴福士)将中国历史分为“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和“中国在世界”三阶段，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页。我在此区分“中国的世界”和“世界的中国”则意味着中国历史观的转变，即中国由世界的中心还原为世界中的一员。
13“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是由他对“文明社会”(civilizedsociety)和“民俗社会”(folksociety)的区分中引申而来的，参见CharlesM.Leslie，Redfield,Rober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13,p.350-353。
14林毓生将此归结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参见其《中国意识危机》，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第一章合法性、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一、合法性的两种解释传统
合法性(legitimacy)和权力的合法化(legitimation)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家在论述到政治权威的统治秩序时，总要或多或少提及合法性或权力的合法化问题。尽管这些论述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将其归入到两个基本的解释范式或解释传统之中，其一是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传统；其二乃社会学的解释传统。
(一)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
有关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建立在一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之上，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古希腊哲学中的本体论追求，即探寻繁纷复杂、变幻不定的现象或表象背后单一的、永恒不变的“存在之存在”。这种本体论追求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表现为对“善”的追求，伦理学追求的是个人的善，政治学追求的是人群的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5正是这种本体论追求导致对正义一类普通价值的信仰，形成了“自然”(physis)与“常规”(convention)相对立的自然法传统。16由此为衡量现实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提供了伦理学上具有普遍性的绝对标准，也为批判和改进现实的统治秩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自然法提供了进行反省的有力动因，提供了检验现存制度的试金石和为保守和革命进行正当化的理由。”17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将体现美德与知识(“美德即知识”)的哲学家作为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也正是在这种自然法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划分政体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正义”。“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18
古希腊的自然法传统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为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或统治秩序提供了衡量合法性的全新标准。这个标准一方面是神启的权威，另一方面就是臣民的同意。就前者而言，由于教会与国王争夺管辖权中最终导致国王的失败而使这一标准得以强化；就后者而言，人们相信国王与臣民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如果国王违背契约的话，人们就可以推翻其统治，由此形成中世纪著名的反暴政理论。这两种标准在理论上孕育着近代宪法和法治的起源。19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世纪的反暴政理论，这一自然法传统都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一种永恒不变的、合乎自然理性的、将人类生活导向至善的自然法准则。这种自然法准则与个体臣民的自我反省、判断和自由选择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一种无限的神(本体论追求的终极产物就是对“神”的信仰，如亚里士多德)或者基督神学中的“上帝”所安排的，也就是说，作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标准本身建立在一种内心确信或信仰的基础之上。一旦这种信仰受到了质疑，统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也就随之丧失。
因此，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世界贸易的兴起导致中世纪神学的式微，这种依赖信仰而存在的合法性标准也就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国家主权至上的观点开始出现，尤其是马基雅维里，他使国家的政治权威摆脱了伦理学之合法性的约束，与赤踝踝的暴力、欺诈和哄骗联系在一起。20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标准。好在由于此时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为人们提供了真理、客观性和秩序赖以存在的全新依据和获得真理、客观性和秩序的途径与方法——逻辑演驿和归纳，才使得原来的合法性标准在个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时代里经过全面的改造而保存下来。21古典自然法学家假设了一个可供推演真理的支点或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状态所依据的自然法，由此通过社会契约而推演出整个统治秩序和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22这样，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一方面依据于人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同意，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些具有具体内容的伦理原则或自然法原则，这些原则被归结为保全生命、保护自由、财产神圣等“天赋人权”。这种合法性标准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获得了经典的表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23
从逻辑上讲，近代的民主政治权威源于人们的同意而产生的，而且以体现最高伦理原则或合法性标准的宪法作为其行使权力的依据，也就是说，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然法与实证法合二而一了。因此，近代民主政治权威就不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就转化为一个“合法律性”(legality)的问题，即政治权威是否实施法治的问题。加之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解释所依据的二元论思维在休谟、黑格尔等人的攻击下日益瓦解，所以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
义的影响下出现了合法性解释传统的“社会学转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中。
(二)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
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传统不同，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并不是从一个更高的普通性的道德标准或政治原则来推演“应当”存在的统治秩序或以此为依据来评判现存的统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而是坚持经验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对已存在的统治秩序作客观的解释。韦伯认为价值判断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它与个人的自由、决定和选择有关，而与事实问题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决不是提供约束人的规范和理想，而是研究“是”(is)，从而将“应当”(should)从经验的社会科学中剔除出去。24
从这一价值中立的原则出发，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前提就是承认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合法秩序”。所以合法性就是指既定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就是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的地位的确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为了获得大众的服从，国家机器或政治统治运用法律的、意识形态的、道德伦理的权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合法化论证。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ternberger认为：“合法性就是这样一种政府权力的基础，这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它有统治的权利，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对这种统治权利予以某种认可。”26所以，在韦伯看来，任何统治秩序，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都建立在合法的秩序之上。这种统治是否稳定、是否成功仅仅意味着合法程度的不同，而不存在合法性与非合法性的区别。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大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它使我们不仅研究各种符合普遍价值的政治秩序，而且研究没有获得价值认可而仅仅基于功利计算而服从的统治秩序，如暴政、恐怖政治和法西斯专制等。27尽管如此，建立在暴政而非价值认可之上的权力结构或统治秩序并没有进入韦伯的视野之中。这一点从他对合法性类型的分类中就可以看出来。
韦伯认为合法性统治是根据社会行动的类型来确定的，情感行动导致了对卡里斯玛型统治的认可，传统行动导致对传统型统治的认可，而价值合理性行动导致对法理型统治的认可。但是韦伯所划分的社会行动类型中还有一种“工具合理性行动”，它是一种对达到行动者本人的所追求的目的所需条件或手段进行计算后采取的行动。但这种类型的行动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合法性统治类型。28如果我们不是将此看作韦伯在理论上的疏忽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韦伯内心深处隐藏的价值判断，即对基于强迫同意而非价值认可的统治秩序的深深不信任。29而这种矛盾恰恰导源于韦伯所坚持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价值中立原则，也正是这种原则使得来自底层社会对权力的合法性认可和来自顶层国家的合法化手段的组织推行之间失去了区别的意义。
由此可见，韦伯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与合法性的伦理学或政治学的释传统相比，完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了。“合法性的基础已变得仅仅是对合法性程序的信念。权力机构是靠法律的力量成为合法的，居民们如今已表示他们准备与根据正式修改和被接受的程序发展和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取得一致。”30这种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把合法性视为一种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现象”，依照这种解释，“至少得具备下述两个条件，才可以认为某一权力是合法的：第一，建立的规范制度必须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二，由法律纽带随意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相信这一制度是合法的，也就是说，相信当局是按照正规的程序来制订和使用法律的。这样，合法性信念便缩小为法制信念，只要做出决策的方式合法就行了。”31正是在这一解释传统上，麦基弗认为以合乎宪法或者一个“可接受的法律标准”作为一个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重要标准，当一个政府是依据事先存在的基本法规而取得统治的，对它的基本法规既没有制定亦没有破坏，这时这个政府就是合法的。施密特也认为通过决策而非特定内容实现法律的合法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卢曼认为由于权力体制是根据已建立的绝对肯定的法规在进行活动，因此它才能合法地得到稳定。当这种体制在正式法律程序范围内制定决议时，它就是合法的。这种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合法化的过程，在帕森斯看来，是一个社会制度中的成员通过这一过程来评价和控制他们的行动，使之符合这些共同的、内在化的职务上所必需的社会过程，合法性就成了政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32
就法理学的视野而言，这种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与法律实证主义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后者恰恰主张研究法律“事实上是什么”，而将法律“应当是什么”排除出法理学之外。因此对合法性的社会学解释传统的反思也就与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二战后西方法理学界爆发的几次大论战都与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有关，由此兴起的价值法理学
无不尝试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重新建立在一些公认的价值原则上，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程序的决策。而在社会思想的内部，也曾爆发了卢曼与哈贝马斯之间就合法性问题的论战。当然，就问题的推进而言，还得从韦伯提出的问题入手。
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合法性
尽管韦伯对暴政流露出不信任，但是暴政亦具有合法性正是他追求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必然结果。韦伯将世界历史的进程解释为一个“理性化”的进程，由此“法理型”统治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逻辑的结果。但是就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的“法理型”统治而言，由于理性化所追求的有效性、可计算性和确定性，使得“合法性(合法律法)”(legality)与“道德性”(morality)相分离，使得理性化与启蒙、或者作为一种形式概念的理性化与作为一种规范概念(一种生活模式)的理性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于是理性化的进程也就成为使人在非人化的rechtWellmer,Reason,Utopia,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inRichardJ.Bernstein(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85.34有关哈贝马斯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参见曾庆豹：“论哈贝马斯”，《国外社会学》(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35转引自方朝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学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4期，1993年8月，第35页。本节关于哈贝马斯对合法性与市民社会的论述主要参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的例证，当推WilliamT.Rowe的有关十九世纪汉口城市的研究著作，而对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国历史的批评，参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中国书评》(香港)总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页。对这种方法更广泛的批评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见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57页；philipC.C.Huang,“publicSphere”/“CivilSociety”inChina?—TheThirdRealmBetweenStateandSociety,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216-240。
37详见Jü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trans.byThomasBurger,Cambridge，TheMITpress,1989,ChapterI,p.1-26。
38参见WillamT.Rowe,ThepublicSphereinModernChina，ModernChina,Vol.16,No.3,July1990.p.313。黄宗智亦分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个概念，认为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一个指具体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另一个指一般的公共领域，它也可以是“平民的公共领域”。参见philip,C.C.Huang,前注36引文。
39黄宗智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说：“就西欧历史而言，哈伯马斯对公众领域的兴起所做的研究相当于对民主起源(以及它后来的衰退或者‘结构转换’)的研究。……就民主本质而言，不仅扩大公众生活领域颇为重要，而且在民权与政权相对立的环境中扩大公众领域更为重要。我们正是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来理解哈贝马斯所指的‘公民社会的公众领域’。”转引自魏斐德，前注36引书，页24—25。
40黄宗智就直接提出“第三领域”(thirdrealm)的概念，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范畴，它可能会使我们摆脱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带有价值判断的目的论。”以此来指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域。参见philipC.C.Huang，前注37引文。我在本文中没有采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而仍然采用剥离之后的“公共领域”概念，是因为我觉得前者是一个空间性的和结构性的概念。而使用“公共领域”更强调构成这一“领域”的社会行动者(而不是结构)所具有的作用，或者说“公共领域”本身是由参与的行动者所构成的。但是在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面，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
41有关“基础合法性”和“授权合法性”的详细讨论见李猛：“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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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内外图书馆领域项目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论文
【摘 要】 文章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图书馆界项目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除了图书馆应用项目管理的理由、流程、方法和领域外，部分理论研究涉及项目管理和业务管理在组织结构中的冲突。文章对国内外几个典型的图书馆项目管理案例进行了点评和比较。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项目管理 综述。
0 引言。世纪 80 年代以来，基于项目的管理模式悄然兴起，逐渐覆盖了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图书馆界在这股潮流影响下也开始尝试项目管理，并在实践过程中进行了反思和讨论。为全面了解项目管理在图书馆的应用及发展，笔者以“图书馆（Library）”+“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为检索词，对2005~2015 年国内外图书馆项目管理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分析。国外文献来源于Web of ScienceTM、EBSCO（LISTA）、Emerald、Elsevier ScienceDirect;国内文献来源于 CNKI.国外文献，从 Web of ScienceTM数据库中获得 9篇，从 EBSCO（LISTA）数据库中获得 304 篇，从Emerald 数据库中获得 25 篇，从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中获得 5 篇。检索命中的国外文献主要有四类：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硕博士论文和图书。去重后逐篇阅读摘要，归纳和提炼相关主题，发现近十年国外图书馆项目管理研究涉及的内容十分繁杂，图书馆项目管理的高频词有图书馆项目管理、数字图书馆项目管理、帕累托分析法（Pareto Analysis）、决策矩阵（PughMatrix）、回溯编目、图书馆搬迁。检索到国内相关文献 249 篇，其中期刊论文 181 篇，学位论文 50 篇，报纸会议等 18 篇；年均发文不到 25篇，说明并非研究热点。笔者通过追踪参考文献，对国内研究也进行了梳理。图书馆项目管理的理论研究。
1.1 国外理论研究。
在国外图书馆界，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运用了几十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项目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图书馆项目管理系统开发、馆员能力培养，以及如何与政府等外部组织合作开展项目管理等方面。
1.1.1 理由及可行性。
1983 年，怀特（White,R.L.）认为图书馆经常以小组的形式开展工作，可以将这些小组工作视为项目并进行管理[1],但他并没有对图书馆具体用什么方式、在什么领域开展项目管理进行讨论。H·弗兰克·塞文（H.Frank Cervone）是美国图书馆界知名学者，也是项目管理的积极倡导者。2004 年，他指出，美国大多数图书馆员的学科背景是人文科学类，他们对项目管理并不熟悉，这导致他们习惯性地摒弃项目管理；他列出了图书馆员摒弃项目管理的九条理由，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逐一进行驳斥，提倡图书馆采用项目管理[2];2007 年，他对项目管理的基本定义和标准进行了讨论，并将项目管理运用到数字图书馆中；认为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整合管理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对出现的问题予以积极解决[3].2006 年，南西·J·波里奇（Nancy J.Burich）发现美国许多图书馆面临财政支持下降的风险，加上资源获取成本和多元服务成本增加，实施项目管理的图书馆越来越多[4].1.1.2 管理方法的移植。
1990 年，马米恩·丹（Marmion Dan）提出图书馆项目管理的八条指南，指导图书馆该如何有步骤、有战略地实施项目管理。他认为，图书馆采用项目管理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可以减少开销，因而在有限的资源下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5].1996 年布莱克·柯尔斯顿（Black Kirsten）在题名为《图书馆及信息机构的项目管理》 的专着中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实施项目管理的原理及简单方法[6].1997 年，麦克拉克伦（MacLachlan）出版 《让项目管理为你工作》 一书[7],推荐图书馆采用项目管理以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罗伯特·法维尼（Robert Favini）认为，图书馆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应当包括工作内容、时间表、该项目的组织结构图及预算[8].2009 年，弗兰克·塞文（H.Frank Cervone）连续发表三篇论文介绍将帕累托分析法运用于图书馆项目管理。他认为，帕累托分析法应用于图书馆项目管理时，应当优先考虑和解决在数字图书馆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这对于图书馆网页设计团队在优化改进工作方面是非常有益的[9].2010 年，他提出利用决策树分析法处理数字图书馆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数字图书馆的管理者可以利用决策分析树来处理工作中的很多问题。由于在项目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同的环境变化，决策树分析法使得项目团队能够应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对无法控制的情况出现的概率进行量化[10].布鲁斯·马西斯（Bruce E.Massis）认为，沟通是图书馆项目管理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项目管理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能够使图书馆获益，在有限的时间、资金及资源环境下，项目管理是图书馆工作获得成功的基础；图书馆项目管理的步骤包括项目规划、风险评估、项目实施、项目控制、项目评价验收、反馈及改进[11].1.1.3 适用范围的讨论。
希拉·克里思（Sheila D.Creth）[12]和罗伯特·法维尼（Robert Favini）分别在 1993 年和 1997 年介绍了利用战略规划和项目管理办法在高校图书馆和网络中心之间开展合作。2000 年，菲利帕·马鲁洛·安扎隆（Filippa Marullo Anzalone）指出项目管理是一种非常多样化的管理手段，其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人力成本和资源。当图书馆购买新资源、开展新的服务项目或是提出一个新馆建设方案时，图书馆管理者均可采用项目管理作为一种有效方法来应对组织中出现的新变化，任何项目从提出到完成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变化[13],因而项目管理可以帮助图书馆控制变化造成的影响。
1.1.4 组织结构变革。
1999 年，侯赛因·安萨尔（Husain Ansari）介绍了科威特大学图书馆对传统的图书馆层级制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从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些具体措施，及组织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4].2001 年，巴巴拉·莫兰（Barbara B.Moran）介绍了北美高校图书馆在对组织结构进行扁平化调整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并对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重组给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15].2003 年，斯坦利·诺顿（Stanley Norton）指出为保证图书馆顺利地实施新项目，需要从一开始就对该项目进行有序、高效地管理，图书馆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需要寻求一种方式使项目管理与图书馆传统的科层制管理减少冲突[16].1.1.5 图书馆学教育支撑。
比尔（Bell）于 1996 年刊登在 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的文章指出，随着图书馆界对项目管理产生愈发浓厚的兴趣，在图书馆员中开展项目管理的课程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中介绍了英国公共图书馆针对馆员开展项目管理培训的情况[17].2005 年，马克·温斯顿（Mark D.Win-ston）认为美国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中普遍会教授一些管理方法，但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如项目管理）则几乎没有出现过。文中阐述了图书馆项目管理的定义及图书馆项目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并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即在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不到 5%的学校开设了项目管理课程[18].2007 年，简·金克斯（Jane Kinkus）在 《项目管理能力：对图书馆立场宣言的文献回顾和内容分析》（Project management skills:a literature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library positionannouncement）一文中提出，图书馆面临经费压力、技术进步的环境变化和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转型，导致图书馆项目越来越多，对图书馆员项目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19].有图书馆员认为，自己虽然没有项目经理的头衔，但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了项目管理的方法。2012 年，加拿大图书馆员杰娜·安妮·霍尔特（Jenn Anne Hor-wath）关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图书馆项目管理现状的调研印证了这一点：多数图书馆员没有接受过项目管理的正规训练，他们根据初级的项目管理知识开展非正式的项目管理，采用即时通讯等快捷方式沟通，很少进行正式的现状通报，项目管理成熟度水平不高[20].1.1.6 效果评价。
2014 年，罗宾·布瑟（Robin A.Buser）等人的《图书馆项目管理实践》（Project managementfor library:A practical approach）[21]出版，提出项目管理的逻辑、方法和对于责任、职能、时间、标杆以及报告的程序，为图书馆业务管理提供了路线图；项目管理可以改变和提升图书馆服务，对于图书馆运作是促进而不是阻碍。罗宾将图书馆项目大致分为七类，分别是馆舍建设和搬迁、系统迁移和升级、资源数字化、自行开发小软件、活动或特殊事件、工作流程再造，以及共享协作类合作。总之，当图书馆遇到不熟悉的新业务或者跨部门的复杂工作时，经常会想到用项目管理的方法。
1.2 国内理论研究。
国内图书馆界关于项目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1996 年，索传军在信息咨询服务中较早采用项目管理方式，分为预备、项目控制和报告三部分[22].2003 年，《中国图书馆学报》 相继刊发三篇图书馆项目管理相关论文，即 《图书馆项目管理应用探析》[23]、《城市图书馆通借通还项目管理与体制创新研究》[24]和 《图书馆构建新型管理模式研究》[25],其中 《图书馆项目管理应用探析》介绍了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项目的进程管理和项目管理要素，认为图书馆的许多管理活动都可以分解成不同规模的项目管理，运用科学的方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好的效果。2006年，蒋知义和邹凯探讨了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中的项目风险管理[26].此后，国内图书馆界对于项目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发展。例如，丰素贞认为，项目管理的核心是确定“问题”,把问题当作项目来运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图书馆实现项目管理的关键是对工作进行“切分”,针对存在的问题，运用项目管理的方法进行“设计”[27].大家共同的认识是：项目管理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锻炼队伍，调动员工积极性，顺利完成跨部门的工作；共性问题是：图书馆自上而下缺乏项目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多数项目是单项目管理方法在图书馆的应用；与国外相比，项目管理的研究缺乏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单位和图书馆学会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支持，是自发模仿和摸索。
1.3 理论探讨。
综合分析发现，扁平化和矩阵式组织结构在中外文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传统的图书馆组织结构通常呈金字塔型，处于塔尖的是由馆领导组成的决策者群体，处于中间层的是由部室主任组成的管理者群体，处于基层的是由馆员组成的执行者群体。随着图书馆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间层越来越多，从决策层到执行层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传统的图书馆组织结构，将图书馆分成采访、编目、阅览、流通等部分，这种传统的组织结构曾经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保证馆长统一指挥的同时发挥了职能部门的作用。但随着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综合化，传统的职能化组织结构已不能适应图书馆的发展，开始有图书馆引入矩阵式组织结构。
矩阵式组织结构是把按职能划分的部门与按项目划分的小组结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为了改进直线职能制横向联系差、缺乏弹性的缺点而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具有双重命令系统，小组成员既要与原职能部门保持业务上的联系，又要参与项目小组的工作。尽管图书馆矩阵式组织结构有鲜明的优点，但它在国内外图书馆中的使用却并不十分普遍，究其原因是它违背了统一指挥的传统组织原则。正如乔安妮·尤斯特（Joanne R.Euster）所说，由于矩阵式组织结构与传统的组织文化完全不同因而它很难实施，它非常复杂且模棱两可，需要持续的监督管理以保证矩阵式组织的正常运转。大多数人生活在层级制的组织结构中，我们甚至都很难想象矩阵式组织，更别提适应它了[28].目前国内外很少有图书馆在管理中完全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国外有图书馆采取在部门内嵌入项目组的方式，但这种嵌入制并不能有效解决跨部门出现的问题。理想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应当兼具稳定与弹性的特点，过于稳定无弹性会影响组织效能的发挥；过于弹性缺乏稳定会陷组织于混乱中，故保持平衡是图书馆组织结构研究的重要课题。图书馆项目管理实践研究。
2.1 国外实践。
项目管理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和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1983 年，切尼·哈尔（Cheney Hal）介绍了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采用项目管理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进行管理的经验[29].1995 年，安斯利·刘易斯（Ainsley C.Lewis）详细介绍了威尔士班戈大学图书馆采用 PRINCE2（Projects IN Controlled Environments,受控环境中的项目）方式选择图书馆自动化系统中的经验[30].1996 年，爱德华多·桑切斯（EduardoSanchez）讨论了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利用项目管理方法开展图书馆自动化项目[31].甚至有学者定义，图书馆项目管理即图书馆在自动化项目及技术项目中采用的管理方法[32].其实，项目管理在图书馆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1983 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采用项目管理方法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阅读活动[33].1997~1998 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图书馆员接受了正式的关于项目管理的培训后在全馆范围内开展了项目管理，当时被定义为“项目”的工作非常多，从更换流通服务台到期刊评议均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34].1996 年，比尔介绍了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向图书馆赞助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回溯建库及缩微胶片等[35].1997 年，唐纳德·辛普森（Donald B.Simpson）提出采用项目管理办法在图书馆各部门之间开展合作以促进电子馆藏的收集[36],类似的采用项目管理的实践还包括报纸数据库项目的建设[37]、信息素养数据库的建设[38]以及多个图书馆共同合作的在线实时参考咨询项目[39].英美图书馆界除了上述零散的项目管理经验。介绍之外，也有较大规模且成效突出的图书馆项目管理实践。
案例 1: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罗宾逊图书馆。
该项目的发起人是英国图书馆研究与改革中心主任雪莉·钱伯斯（Shirley Chambers）和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戴维·佩罗（David Perrow）。他们发起这项项目的意图是调查项目管理方法和项目管理软件在英国高校图书馆的使用情况，试图通过调查和分析，在英国高校图书馆全面开展项目管理。该调查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为基础，从 1997 年 5 月持续到 1998 年 4 月。这项调查在英国全国高校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中发放调查表，了解各馆项目管理的开展情况，调查表中的内容包括是否有采用过项目管理方法的经历、是否接受过项目管理方法的培训及是否使用项目管理软件。调查结果显示，图书馆管理者几乎没有采用过项目管理方法，只有 3%的管理者表示他们仅仅在主要工作中采用过项目管理。然而，却有 69%的管理者认为图书馆能从项目管理中受益。尽管没有采用过正式的项目管理方法，27%的图书馆表示他们采用过项目管理的个别方法，例如定期计划会议、制定计划、时间表、甘特图表及网络图。作者在调查结论中指出：采用项目管理方法和软件对于图书馆管理及图书馆项目团队成员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是这种方法的优势需要随着项目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在多年后才能显示出来。这项关于高校图书馆项目管理情况的调查随后在英国图书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图书馆项目管理的大发展[40].案例 2:美国中央密西根大学图书馆。
2000 年，美国中央密西根大学图书馆为了提高信息检索课的水平，在学生中开展的一项研究能力自我评估（Research Readiness Self-Assessment,RRSA）的测试中采用项目管理方法。这是一项在线的水平测试，通过学生在线回答 ALA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中的相关问题，以及他们个人对于科研的理解来判断他们的信息搜索及信息评价能力。对于学生信息搜索能力和信息需求的衡量，能够帮助图书馆员在制定信息检索课程的内容时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同时让学生意识到他们对于网络资源的依赖并不能更好地满足学术研究项目的需要。通过项目可视化、定义及计划、实施、完成这样一套完备的项目管理环节，这项测试取得了成果，学生们发现他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善于进行科研，他们开始积极地在图书馆寻找资源；同时，图书馆员也有了更强的动力不断学习并帮助学生在检索课程中提高技能[41].案例 3:美国堪萨斯大学图书馆。
2003 年，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开展了参考咨询服务，最初每周进行 16 个小时的参考咨询，这项服务一开始就在师生中获得了极大的反响。2004 年初，每周提供 32 个小时的参考咨询，但这仍旧不能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此时图书馆提供这项服务的人员已经是满负荷工作，且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是无报酬的志愿服务。为了解决出现的问题，堪萨斯大学图书馆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与堪萨斯州的其他大学图书馆合作建立联合参考咨询；第二，让图书馆勤工助学的熟悉图书馆工作的学生参与到参考咨询的服务之中。
2004 年，堪萨斯大学与堪萨斯州立大学建立了联合参考咨询。随着参与者的增加和参考咨询服务数量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对不断增加的需求和出现的问题，这项活动的发起人---堪萨斯大学，决定利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管理这项工作，项目管理方法及相关服务软件的应用，使这项参考咨询服务在堪萨斯州取得了成功。2005 年初，恩波利州立大学与卫奇塔州立大学也参与其中，共同向读者开展更高层次的参考咨询服务[42].2.2 国内实践。
国内图书馆界项目管理实践跟随国外的步伐，项目管理在国内图书馆界主要运用在数字图书馆建设、回溯建库、图书馆搬迁、信息咨询、读者活动等工作中。
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郑惠伶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运用项目管理方法加强和完善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43].郑林峰介绍了项目管理方法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中的应用[44].郭璇在分析项目管理问题的实质与作用之后，结合高校数字图书馆项目管理的实例，通过列举运用帕累托分析确定项目管理方法与步骤，指出进行帕累托分析时应注意的要点[45].在回溯建库方面，毕静以曲阜师范大学过刊数据库回溯建库工作为例，认为项目管理应用于图书馆能保证质量，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推动图书馆管理体制的改革[46].张春梅介绍了复旦大学图书馆利用回溯外包的手段及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对全馆的民国期刊进行回溯整理的经验[47].在读者活动方面，张宛艳介绍了南阳师院图书馆在基于中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阅读推广活动中，探索和研究项目管理的运作模式[48].曾志文介绍了项目管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讲坛”中的运用[49].谭春锦认为公共图书馆在读者活动中引入项目管理使得活动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拖延[50].在图书馆搬迁方面，丁一红介绍了项目管理方法在南通职业大学图书馆举馆搬迁中的运用，她认为由于成功采用了项目管理的方法对项目的进度、费用及搬迁效果进行控制，达到了很好的效益[51].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献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了图书馆运用项目管理的可行性和优点。吴翠红认为，在图书馆中应用项目管理，能够让馆员清晰工作目标、明确工作范围、责任分明，提高管理效率，避免相互扯皮推诿[52].任贵华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为例，分析了项目管理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出现的问题及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53].从以上的案例中不难发现，项目管理对于图书馆管理及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项目管理能够帮助图书馆应对突发事件、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与资源，因而项目管理在一定意义上为图书馆工作带来了安全感。文献调研发现，同处于珠三角地区的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和佛山市图书馆在组织层面都开展了项目管理，触及到图书馆项目管理过程、评估和“职能-项目”复合管理等深层次问题。但三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下文将从具体的实践过程对这三个图书馆所开展的项目管理作一介绍和区分。
案例 4: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在项目管理的实践中，提出了图书馆“职能-项目”复合管理模式的构想，并尝试实施。该馆 2009 年引入项目管理理念，先后成立了三个跨部门的项目小组：特藏建设小组、专业馆员服务小组和社会服务小组。2011~2013 年，又相继成立了阅读推广小组、读者培训小组、期刊数据整理小组及读书月活动小组等。这些小组与该馆四个职能部门（采编部、流通部、参考咨询部及技术部）分工协作，共同完成了“全面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该馆成立的若干项目小组与四个职能部门形成了矩阵组织架构。张彦静在 《图书馆“职能-项目”复合管理模式构建》 一文中介绍了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实施“职能-项目”复合管理模式取得了成效[54].案例 5:东莞图书馆。
东莞图书馆项目管理工作自 2006 年起步，面向全体员工，通过个人申报、馆内立项的形式开展业务建设和业务研究。东莞图书馆项目管理工作涵盖了与该馆工作有关的各级项目，包括国家项目、部级项目、省级项目和馆级项目及合作项目、相关项目。
2006 年，该馆项目管理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2007 年，伴随“管理年”的主题活动，项目管理的理念逐渐得到强化；2008 年结合该馆“规范年”主题活动，规范项目申报、立项、过程管理与结项等环节，修改和完善了 《东莞图书馆项目管理办法》；2009 年结合该馆“研究年”的主题活动和东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全市启动了面向总分馆体系的“图书馆之城”研究项目；2010 年，项目开始邀请业内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和“传帮带”的辅导；2011 年，为满足全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之城”建设研究项目更名为东莞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2012 年，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围绕中国图书馆年会等重点工作开展；2013年，是该馆项目管理工作总结思考和尝试变化创新发展的一年，项目申报和结项时间稍作调整，利用 QQ平台等加强了项目中期过程管理。廖小梅在 《东莞图书馆项目管理实践与绩效》 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东莞图书馆项目管理取得的成绩[55].案例 6:佛山市图书馆。
2011 年佛山市图书馆正式提出了“项目立馆”的办馆理念，在内部管理中引入项目管理的模式，分三个阶段进行“项目立馆”的探索和推进。2011 年是探索实施阶段，通过一个典型项目工作实验性地引入项目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试探性地小范围推进；2012 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馆范围内有限推广；2013 年，全面推进“项目立馆”.2011 年 1 月，佛山市图书馆组建由业务骨干组成的“项目立馆”课题小组，从理论上探讨图书馆开展基于项目的管理“（项目立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图书馆项目的特点和种类、图书馆项目团队组织结构及责权利益、图书馆项目实施步骤与办法、管理层对项目的支持、图书馆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等一系列课题，撰写了 《项目立馆---图书馆发展新思路》。先后推出了 《佛山市图书馆项目实施步骤》《佛山市图书馆项目文档模板》《佛山市图书馆项目实施答疑》《佛山市图书馆项目等级说明》《佛山市图书馆项目申报办法》等一系列项目管理实施文件。佛山市图书馆项目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曲晓玮[56]、洪文梅[57]、刘沫[58]、刘淑萍[59]、屈义华[60]等人先后发表的文章在国内图书馆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些理论和实践成为“项目立馆”顺利实施的保障。
同为公共图书馆的佛山市图书馆和东莞图书馆，在图书馆经营战略、组织机构、项目管理过程和实践效果上各具特色。比较佛山市图书馆和东莞图书馆实施项目管理的共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都是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觉采用项目管理的方式，自觉改善管理提高效率；第二，都采用敏捷项目管理方法，这是由公共图书馆的特点来决定的。传统项目管理过程正规，要求的文档数量多，而对于小型项目来讲成本过高，因此敏捷项目管理应运而生。但佛山市图书馆、东莞图书馆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开展的项目管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佛山市图书馆的项目管理是全面推行，是“项目管理”战略指导下的制度化推行。佛山市图书馆将“项目立馆”作为图书馆战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为项目化管理服务的规章制度、建立佛山市图书馆项目管理系统作为项目管理的信息化平台[61],将项目管理作为佛山市图书馆的常态化管理手段。从 2011 年佛山市图书馆“项目立馆”试水初期到现如今“项目立馆”在佛山市图书馆落地生根，佛山市图书馆就把项目管理作为本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把项目运作作为本馆管理的核心，深入到业务发展的方方面面。第二，佛山市图书馆把项目管理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综合考核有效激励。佛山市图书馆的项目与运作不是分别考核，而是融为一体，项目总分是员工年终考核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佛山市图书馆的项目管理来源于企业项目管理，但绝不是企业项目管理方法的简单复制。佛山市图书馆实施“项目立馆”,从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入手大胆创新，从应对变化走向了挑战变化、引领变化，是对企业项目管理方式的移植和改进。综上来看，三家馆在图书馆经营战略、组织机构、项目管理过程和实践效果上各具特色，但佛山市图书馆走得更远。结语。
较之国外图书馆项目管理而言，国内图书馆界项目管理和战略规划起步较晚，在形式上对图书馆愿景、使命和价值观的陈述不明确，这是国内战略管理萌芽期的普遍现状。缺乏管理科学等理论环境的支撑，国内图书馆学会也没有像 ALA一样持续提供项目管理方法指南和实践指导，因而国内图书馆实施项目管理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创新之路。国内图书馆界对于项目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在不断地成熟和发展，学习和应用项目管理理论来推动和促进图书馆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尽管图书馆项目管理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还存在不足，但是这些不足却丝毫不能掩盖它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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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企业法律风险管控理论与实务论文解读
企业法律风险管控理论与实务论文
姓名：
.-../../..-/--./..-/../.-./---/-./--.学号：2EDEC5F1FD
企业法律风险的定义及相关的几个概念 1．风险
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按照通常的定义，是指遭受危险或损失的可能性，可能性大，就是风险大，反之亦然。对企业来说，主要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风险的分类标准不是绝对的，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分类是把风险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和危害性风险，按其来源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在评价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时，人们会用到固有风险和剩余风险的概念。按其是否有盈利的可能又分为纯粹风险和机会风险。2．企业风险
按照2006年6月国资委颁发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规定，企业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企业风险一般可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也可以能否为企业带来盈利等机会为标志，将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3．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指识别风险并设计控制风险的方法，其核心是将没有预计到未来事项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对风险管理，首先，要求在组织中发现发现高风险暴露的领域。其次，将分析的结果与认为可接受的风险水平相比较。最后，实施必要的变革，使组织的风险暴露水平与其所设定的目标相一致。4．全面风险管理 全面风险管理，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2006年6月国资委颁发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之后财政部、全国工商联、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指引或规范。5．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身活动和经营行为的不规范或者对方违法犯罪、侵权违约以及外部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造成的不理法律后果的可能性。通俗来讲，法律风险就是基于法律的原因可能发生的危险及其他不良后果，即在法律上是不安全的。6．企业法律风险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因自身经营行为的不规范或者对方违法犯罪、侵权违约以及外部法律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造成的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7．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是指企业对法律风险进行的评估、识别、监控与化解等活动的总称。
8．企业法律风险与法律危机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对法律风险进行的评估、识别、监控与化解等活动的系统工程。
9．法律风险与法律危机
法律危机就是法律风险事故，系指组织因内、外环境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对组织生存具有立即且严重威胁性的法律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危机常常给企业带来恐慌，根据危机的大小，企业承受损失的能力不同，这种恐慌的程度也不同。事实上，法律风险与法律危机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角度，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没有爆发的法律危机称之为法律风险，失去控制的法律风险就是法律危机。
10．法律风险与诉讼 所谓诉讼，简而言之就是告于司法机关以争辩是非曲直。多数的法律风险爆发最终体现为诉讼形式。诉讼作为法律纠纷的最终解决方式，是法律风险爆发的重要体现形式。
企业内部法律风险
企业内部法律风险它是与外部法律风险相对而言的。像债权债务纠纷、合同风险等就是外部风险，内部法律风险是指在企业内部发生的因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内部机构的设置和行为不合法或者劳资关系不和谐导致的法律后果。
企业内部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公司内部纠纷——最持久的危机；经营行为违规——最易发的风险；刑事责任风险——最危险的陷阱。从我们接触的实务案件来说，今天我就主要谈谈企业内部法律风险中投资风险、劳资纠纷、内部管理风险三类。
（一）投资风险
因投资发生内部纠纷往往是因为公司的内部设置不规范引起的，体现为股东、董事、高管人员的行为与《公司法》相冲突。这种纠纷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后院起火”，自家后院起火有时比外贼来访更具有杀伤力。这种纠纷不像外部纠纷那样，它不是一次性的，如果有了矛盾，它会用各种方式经常性的爆发出来，因而可以称之为最持久的危机。（案例：邰武淳和芦女士是中复电讯创始人，中复电讯注册资本2000万元，这对夫妻各出490万元，各占49.5%的股份，另有两名股东，其中臧某是邰的外祖母，王某是芦的母亲，这两人各出10万元，各占注册资本0.5%。邰和芦于2006离婚，同年11月，芦女士与母亲王某主持召开董事会，作出罢免邰武淳董事长职务的决议，由芦女士担任公司董事长。在被前妻“逼宫”的情况下，邰武淳诉至法院，在起诉书中，他自曝王、臧二人的股东身份虚假，称中复电讯在1996年变更成立时，他与妻子芦某为保证公司股东仅为他们夫妻二人，便虚构了王某、臧某作为股东，且伪造了王、臧二人身份证复印件、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办理了工商登记。因此他请求法院撤销董事会决议，确认王、臧二人不具备股东资格，二人在中复电讯所占1%股权为自己所有。后法院向户籍管理部门查询后确认，工商档案中记载的王某、臧某的相关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符，遂于2007年10月27日作出终审判决：支持邰武淳的诉讼请求，判定该公司两名股东王某、臧某无股东资格，且董事会所作的罢免邰武淳的决议无效。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1%的股权系原告本人出资，该诉请法院未予支持。
一对夫妻离婚这本来是件平常事，但因此而引发了夫妻俩对公司的控制权之争，这场纷争是由中复电讯在十年前成立时存在的隐患带来的——股权结构有假，董事身份有假。从表面看来，原告邰武淳董事长的位子是抢回来了，但此案没有赢家。因为这会使中复电讯的企业形象受损，而且也会导致邰、芦二人的矛盾加深。鉴于公司尴尬的股权结构，每人49.5%，当一件事项需要提交股东会或董事会表决时，没有对方同意谁也决策不了。如果二人不能坦然解决婚姻和事业的矛盾，以后的官司会不断，这只是二人争夺控制权的一个开端。）我觉得要避免公司出现内部纠纷，应当着重注意以下方面 ：
1、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应当一致。实践中，有很多公司在成立时为了迎合《公司法》对投资主体、资本等特殊要求，规避法律要求设立公司，导致真正股东和名义股东不一致，这种情况主要有：（1）影子公司。真实的投资者由于特殊的原因，不方便或不能作为股东直接投资，就寻找别人替代作为名义上的股东。比如法律禁止公务员经商，港澳台居民、外国人不能在内地直接注册公司，需要经过审批，为方便起见就以内地人的名义注册公司。还有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股东就安排他人当名义股东等等。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有君子协定，名义股东需要听从实际股东指挥，受实际股东操纵，就像实际股东的影子。我们把这类公司称为“影子公司”。如果他们配合默契，就会相安无事甚至公司还能运作自如。但一旦二者的关系或感情出现变化，名义股东厌倦了这种控制，违背了“君子协定”，问题就会出现，公司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
（2）娃娃公司。即隐瞒股东的真实身份和年龄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注册公司，这种公司从成立之始就存在重大瑕疵。比如2007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银行千名娃娃股东事件”。
（3）职工公司。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人数限制，必须在50人以下，有些公司让职工掏钱买股或者推行职工持股，这样总数就超过了50个，为了能够成功设立，就把很多个职工的股权集中交给一个人来管理，注册在一个人名下。公司成立以后，这个托管人与广大职工之间很容易产生纠纷。
（4）借贷公司。投资者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约定投资者每年保底红利或利息，这样的协议会被认定为无效。
2、公司产权应当清晰 提起企业的产权纷争，由于民营企业诞生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风险和获得一些优惠，一些私营企业便主动戴上“红帽子”，挂靠在一家集体组织之下，伪装成了集体企业，但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由于种种原因，产权隐患便凸现出来，一些被挂靠单位把这些企业当成自己的了，产权纷争便不可避免了。
还有的民营企业是属于家族式企业，兄弟姐妹一起上阵，刚开始亲情重于法律，大家一心扑在创业上，都没有注意产权问题。一旦成功，问题就出来了。在创业之初，每个人投资不同，在企业中的贡献也不同，到底按什么进行分配，难免有冲突，产权问题就出现了。
产权纠纷案件有一个共同点：企业在起步阶段问题不大，纠纷不会出现，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规模越大企业效益越好，冲突就会越明显越激烈，解决不好企业就会被搞垮。产权问题纠缠不清的企业解决得越早越好，所以重新界定产权要赶早！
3、确保公司财产的独立性
我们知道，绝大多数企业都采取公司的形式。公司制的好处之一是有限责任，也就是说股东承担的投资损失最多就是他的本钱，即出资额，公司对自己的债务承担损失最多是公司的全部资产，如果公司资不抵债，股东和公司都不需要对公司还不起的钱承担责任，公司通过破产程序关门就行，损失由债权人来承担，股东再设立一家公司就完全可以东山再起。由此可见，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对公司和股东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想要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是保证公司的独立性，否则债权人就有权请求法院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让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这样，你的企业就不叫公司，成了合伙企业或者个人独资企业，需要拿全部家庭财产或者个人财产来承担债务。
常见的会导致公司财产不独立的情形有：A、股东与公司不分家：如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混同；“夫妻店”公司，家庭共同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人组成多个公司，各个公司表面上独立，但实际上财务不分、人员不分、资产不分）；B、董事、高管人员财产与公司财产不分。公司法所讲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指经理、监事、财务负责人，不包括股东。在中小企业，股东担任经营管理人员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出资人认为公司是自己投资设立的，自己又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因此可以任意处置公司财产，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由其引起的行为是违法的，具体表现为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这些都是侵犯公司法人财产的违法行为，轻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很多人因此招来牢狱之灾。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界限就在于违法数额的大小，比如职务侵占，五千至一万就认为是数额较大，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4、重视公司章程的作用，避免形式主义
公司章程是公司法授权公司股东自由约定公司内部关系的法律文件。章程被称为“公司自己的宪法，是公司内部的自治法。”但是，公司章程的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体现为本来应该千人千面的公司章程变成了千人一面，每个公司有自己不同的情况，章程的内容也自然各不相同。新公司法也允许公司自由约定章程的具体内容。但是，很多人都误把章程当成应付工商注册的形式文件，从网上下载一个模版，填上股东名字就交上去了，至于里面什么内容一概不知。各个出资人按照他们自己口袋里的入股协议、出资协议或者合作协议来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是，如果这个协议的内容与章程的内容或者法律的内容发生不一致，纠纷就会出现。
这里请注意，章程与法律发生冲突，冲突的部分无效。如果协议内容违反了章程和法律，协议也会无效。这样一来，你重视的这份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法院会按照你从来没有重视的章程来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
5、大小股东和平共处
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大股东、小股东只是出资额之分，股权比例之分。股东不管出了多少钱，如果章程没有特别约定的话，一般来讲应当至少具有这几个权利：（1）知情权，表现为有权知悉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2）决策参与权，表现为可以参加股东会。（3）选择董事、经理等经营者。（4）分红权，表现为公司如果获得收益的话，股东有权依照法律规定或章程规定提取红利。（5）转股权和退股权，表现为
股东不想干的时候可以进行转让，或者特定情况下要求公司回购。
由于大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决策力量自然与小股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大股东不能意识到小股东的上述权利，不能做到与小股东和平共处，纠纷就会出现。实践中我们偶尔就会遇到公司被大股东把持，从来没分过红，从来不向小股东提供任何财务信息，从来不开股东会，把小股东逼急了只好找律师帮他打官司。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广泛的诉讼权利，使公司诉讼进入了多元化时代。这种多元化表现为股东可以下列原因起诉：（1）股东对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依法请求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会计账簿”之诉；（3）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的退股权保护之诉；（4）因董事会或监事会怠于行使职权而产生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5）针对董事和公司高管侵犯公司权益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6）公司出现僵局时股东享有解散公司诉讼权。
（二）企业内部管理
企业内部管理牵涉到很多方面，企业法律风险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因此,企业应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法律事务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招标投标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形成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今天我重点谈一谈关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企业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的，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且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我想重点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国的现有企业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很忽略的，有的甚至没有保护商业秘密的意识。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商业秘密的保护在新的形势下将是非常重要的。从上面我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商业秘密的概念可以看出，在法律上应当是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才称得上是商业秘密。但从目前各企业对这些信息的保护来看，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保密措施。如企业产品图纸、工艺流程、客户名单等都没有加密，没有秘密标识，对接触这些秘密信息的职工也没有保密协议。
商业秘密涉密的主要途径有：
一、企业内部管理不严。职工保密观念淡薄，接待参观疏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各种资料到处乱堆乱放，没有专门的存放室和管理人员。
二、员工的流动。人才的流动、技术人员的兼职等都是造成技术涉露的主要途径之一，企业应当树立保密意识，与相关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三、外部流失。如展览会、推销会等推介活动，销售人员销售中的过失，领导专家的考察等。
四、其他原因。如发表学术论文，写宣传性质的文章，盗窃，贿赂知情人等。针对这些途径，企业都应当采取措施，对商业秘密加强保护。这样做既有利于保护经济成果，也有利于排除法律风险。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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