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与研究论文
起草一部民法典的工作伊始，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教学都是至关重要的，理所当然会引起全国范围民法领域的关注。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具体提法，多达数十种，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我想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抓住民法的基本点，明确民法调整的对象是什么，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从而从宏观上更明确地理解民事法律，从而制定出优良完备的民法典。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法所调整的在特定领域内的社会关系，即一定社会生活中特殊的社会矛盾，这是决定民法这部法律部门存在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是其同邻近的法律部门相区别的基本标志。因此，调整对象是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必须明确的问题，往往也是议论较多的理论问题。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亦复如此。
一、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学说
自古以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民法学者们关于民法调整规范的学说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表明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及开放的永恒课题。
最早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学说是盖尤斯将民法概括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后来萨维尼对盖尤斯的论断进行了继承和补充，他认为“法律调整人本身和法律关系。后者包括人身关系、债的关系、继承关系和家庭关系。”1961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将民法的调整关系强调为财产关系以及与人身有关的非财产关系。此学说也对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民法通则》通说认为民法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
按照民法同商品经济相辅相成的规律以及前人的研究结论，因此民法的“商品关系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具有较大的说服力。财产关系历来为民法所调整的对象，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和“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但是，财产关系并非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民法只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这种财产关系的特点一是民事主体在民法上的地位是平等的。无论任何人，一旦进入民事领域，便在平等基础上发生具体财产关系，都不允许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二是等价有偿。不等价交换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相抵触。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无论发生在公民之间、法人之间，还是发生在公民与法人之间，都是由我国民法所调整的。
三、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
民法只规定有关商品关系的内容，而将与商品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人身关系排除在民法之外，并不符合《民法通则》的立法精神。原因是：第一，民法是反映社会关系的法律形式。它不能够像照镜子一样只反映那些单纯、直接的经济生活条件，而必须同时反映与之特定的商品关系有联系的一切社会关系，才能发挥其最佳效能，起到宏观调整作用。第二，继承权是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延伸和公民取得财产的一种法律形式。但继承权同商品经济并不存在内在联系，它本身不属于商品范畴，但也需要民法来加以规范和调整。第三，债权是财产的流转和归属状态，也反映了一定的商品关系，它的内涵除了以合同为核心内容之外，还包括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等原因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几种情况都不反映商品关系，却都需要民法来加以调整。第四，我国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中带有明显的人权主义色彩，强调尊重人格、诚实信用和相互协调等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人身权利也越来越加以重视，这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灵魂和方向。[2]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同时，强调对人身关系尤其是人身权的调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四、结论
一部完备的法律要具备以下四部分即主体、行为、权利、责任，民法也不例外。[3]首先，一切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依托于一定的主体，即财产需要有自己的“监护人”。没有承担义务的主体，则一切权利都将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民事主体无论是公民个人，或是作为法人的社会组织，以及以民事主体身份出现的国家，都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实体。其次，主体要真正取得民事权利，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还要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它可以是亲自进行民事活动，也可以通过合法方式由代理人代为实施，其法律后果是相同的。只有通过行为才能在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具体的权利义务。[4]再次，一切行为追求的目标是权利，这是民法的核心部分。民事主体正是为了取得某种权利，主体才有意识地实施法律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法律后果。最后，民事责任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具有强制性。
只要把握民事主体、民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四项主要内容和它们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也就抓住了民法的基本点，明确了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什么，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从而从宏观上理解民事法律。
第二篇：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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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21世纪知识产权研究若干问题 郑成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 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 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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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传统民法的大多数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2000年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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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一般是可以被特定人占有的，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可能被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能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决不产生新的作品。这些常识，往往又被有些民法学家遗忘。
所以，经典的史尚宽老先生的《物权法论》中错误地认为“准占有”适用于知识产权。从而可以推论“取得时效”也适用于知识产权 [1]。注意，史先生认为诸如股东权之类权利物权适用准占有并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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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股东权及其客体不可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而特定的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之类及相应作品，则可以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中国大陆当代物权法领域有的学者则比史先生更大胆地不再让别人去“推论”，而直接断言：“ 取得时效”完全适用于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等 [2]。不研究不了解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新、老民法学家都曾一再地出现过类似的很值得商榷的论述。
由于无体，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可能被单独占有，因此以占有或准占有为第一要件的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就决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设想一项专利权的所有 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 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版权。他们无视欧盟1996年已在认定时间表(包括广播节目时间表)之类 汇编作品不享有版权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指令，也不论美国至今仍难通过类似专门指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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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保护这种汇编，更不论中国《著作权法》在2000年修订之前连有独创性的数 据汇编都不尽保护、根本谈不上保护无独创性的汇编。
除了对版权的独创性要求指的是什么不了解外，“有价值就有版权”论者也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定时间性”。它使仍旧极有价值的鲁迅的绝大多数作品早已没有了版权(其中《两地书》除外，因为包含另一位死后不满50年的作者许广平的作品)。
虽然德、意、俄民法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均不涉知识产权，而由专门法去规范。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法律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是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民
二、民
三、民四等)，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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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靠近了。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不分散在民、刑、行政等各种不同的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由于相应知识产权的技术性、专业性不熟悉，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出差错是难免的。
不仅主要国家均是这样做，而且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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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并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子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一刀切”式的“改革”如果贯彻到这些法院，实质上就是走了回头路。
最近修订的专利法，已把专利最终确权的权力给了法院;商标法的修订也准备作同样的改革。将来当事人到法院诉专利局、商标局及相应的复审委员会的案子，将均由法院有关审判庭处理。我们是走多数国家及国际条约所走的路，还是坚持“一刀切”，规定民三庭仅有职权审涉知识产权的民事案子，而在刑庭、行政庭中再各备一批熟悉专利、商业秘密、版权、商标及新出现的域名、网络等等的审判人员，使我们审判人力分散、差错率不断上升?这是国内外十分关注，尤其是国内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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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研究一下，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民、刑、行政审判分开，总的是对的。但辩证法在一般承认“非此即彼”时，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我们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WTO、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其众多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了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而认为“民”三庭却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超出了“民”的范围，名实不符等等，正是较典型的因名废实!也与WTO难以接轨。
在维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基本上未引入传统民法的侵权法与物权法理论，所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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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太多的困难。90年代初，被侵权人难证明侵权人过错的知识产权纠纷、被侵权人难以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纠纷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一部分人试图完全撇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领域独树一帜。例如，他们论述着“物权的客体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的客体也不能是作品或技术方案”、“复制权中的‘复制’、销售权中的‘销售’才是客体”;“凡有权利限制的权利均不是专有权”、“债权不受权利限制，因此无例外地属于专有权”，等等 [3]。好在以往十多年里传统民法理论在法学界比较普及，这一方面的失误对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影响并不大。
另一部分知识产权界的人，试图引入传统民法原理，探讨“无过错者无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106条的适用问题——麻烦就来了(注：见《著作权》杂志1996年第4期、《专利法研究》1999年年刊，等等。)。人们发现：专利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年的查处侵权商品的活动中，大都是违反民法原理或《民法通则》的。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旦查到带侵权商标标识的商品，绝不会先去了解商品所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 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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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 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债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英文本中，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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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与之不同的另一个“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了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不足以补上原有中国侵权法理论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而几乎所有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1998年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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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 英国的Lumley V.Wagner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 piece of that boy belongs to 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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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 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 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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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2000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 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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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 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案例见http://www.xiexiebang.common 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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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 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 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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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我们又在法哲学领域间或听到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胆小的“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胆大些的“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发明专利也不例外);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呢?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 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 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 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 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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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 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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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来源：《民商法学》2003年第4期
注释:
[1]史尚宽.物权法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1979.547-549.[2]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7.[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第三篇：民法论文
质疑宪法作为民法渊源的正当性
摘要： 宪法究竟能否作为民法渊源而存在?尤其是作为民法的非制定法法源。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民法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制定”论集中体现了支持宪法作为民法法源的观点及理由,即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是一切法律的立法基础。通过对宪法属性的重新解读,明确宪法规范之意义始终存在于“公民——国家”的对峙秩序,宪法作为立法基础之意并非是代替普通立法,更多的是体现对法律的事后审查,又宪法与民法分别作为公私领域的基本法律,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调整领域，宪法权利与民法权利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宪法规范不可能也不应当具有直接调整私人关系的规范内容,宪法作为民法制定法法源具有非正当性。
关键词： 民法渊源 民法法益 基本权利
法的渊源，是指法的表现形式。民法的渊源有两种体制，一元体制和多元体制。前者仅承认制定法为民法的唯一渊源。后者在确认制定法为民法的直接渊源的同时，也承认习惯和法理为间接渊源。我国《民法通则》既未规定制定法为民法的唯一渊源，也未将习惯与法理采为民法的间接渊源。但是习惯和法理对民事审判实践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了补充我国成文民法之漏洞的渊源。
我们先来说说民法在我国是怎么被制定出来的。中国民法的渊源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规范借以表现和存在的形式。包括：
（一）宪法。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二）民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专门性民事法律和包含民事法规的法律，其效力仅次于宪法。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法律所作的立法解释，其效力与民事法律相同。
（四）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制定的有关民事内容的法规、决议和命令等，其效力次于宪法和民事法律。
（五）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立法的司法解释以及由它确认、援用和认可的民事判例。
（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所制定、发布的决议、命令、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中有关民事的法律规范。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公约及国家认可的民事习惯等
我们可以看到，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理论上是我国各种法律的根本法了，当然那只是明面上的规定，实际上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课题，早为中国民法学界所关注。为了界定人格权的法律性质及其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民法学者试图对民法与宪法的关系给出理论上的说明。但先前的理论，主要围绕一些具体问题而展开，缺乏系统性和一般性。伴随着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发生的争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被提升为一个一般性的论题，从而具有了全新的理论内涵。有些民法学者认为，在法律渊源体系中，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应该从属于根本法。而且民法上的权利的类型和宪法上的权利是很相似的，一个权利往往是既在宪法中有规定也在民法中有规定，不能将它们这种关系对立起来，它们同样构成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只是有着不同的功能。对于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却又觉得，撇开法律效力等级等法律形式主义的外表，可以看到，对于社会生活来说，民法是实质意义上的根本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宪法性的功能等。应该说，这些论点在特定的语境下都具有真实性，但它们只是截取了民法与宪法的发展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面相，并不能揭示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中存在的动态的、发展的维度。
中国民法学界至今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绝大多数的民法规范具有形式性、抽象性的特征，不涉及实质性的价值选择，在政治上具有中立性，因此能够与任何政制体制并存不悖。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中立性，决定了民法与宪法的二元分立，以及民法相对于宪法（后者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价值选择的集中体现）所必然具有的独立性。
如果说，整个国家的法律治理被划分为公共的、政治的领域与私人的、社会的领域，并且这两个领域彼此独立，各自遵循自己的原则，那么分别调整这两个领域的公法体系与私法体系，自然也应该彼此独立，互不干涉。在这种理论的逻辑下，从根本上来说，民法所具有的政治中立性，来自于民法所调整的对象，即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非政治性的特征。因此宪法想要被认为是民法渊源还是可以持质疑态度的。参考文献: 申卫星:中国民法典的品性[J];法学研究;2006年03期
刘新国: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的正当性[D];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 徐国栋:论民法的渊源[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06期 徐春伟:民事习惯的民法渊源地位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 唐潇潇:质疑宪法作为民法渊源的正当性[D];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周清林:《再论民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载《法学》2007年4第期
王涌：《宪法与私法的关系的两个问题》，载《私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
第四篇：有关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今天有幸参加了嘉兴市教科研基地学校教科室主任研修的第一次活动。上午聆听了朱建人处长的指导性讲话，以及两位优秀教科室主任的经验介绍，有很大的触动。下午在阮望兴所长的主持下，对课题报告的撰写进行了交流、互动，本人也借此机会上台发表了自己的想法，在交流和阮所长的点评中，受益匪浅。
在交流、点评中，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什么是课题研究的对象。
经网络搜索，在关于“课题研究方案的撰写方法”的大量网页中都有如下的说法：“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课题名称叫“××市教育现代化进程研究”，这里面研究对象就是××市，研究的问题就是教育现代化问题。有时候还要把研究方法写出来，比如 “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验研究”，这里面研究的对象是中学生，而不是小学生或者大学生，研究的问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实验研究，这就说得很清楚，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课题是研究什么。”
在大量的课题研究方案中，对课题的研究对象的阐述也大多是基于上述的理解。
2． 社会研究的对象
社会研究的对象是指被研究的个人、群体或组织、或者是研究所指的其它社会单位，一般包括社会中具体的个人、家庭、社区、各类专门人群以及各类组织等。
在理解什么是社会研究对象时，必须要注意区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之间的不同，以及“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概念的差异。
首先，社会研究对象在概念上不同于研究内容。社会研究的内容是指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而研究对象则是指特定社会现象发生和发展范围中的任何社会单位。
其次，“社会研究的对象”与“社会调查的对象”也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对象应该是社会中某类群体或组织的总体。后者是指社会调查活动中直接访问和观察的单个对象，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
在用从单个的调查对象所得的资料推论总体情况时，要注意区分类别概念和集合概念。类别概念是指由具有相同属性或特性的人或事物所构成的一个类别，只代表具有某种共同特征（年老或残疾）的人所构成的类别。对于类别概念的事物，可以用其全部和多数成员的特征去推论整个类别群体的特征。相比之下，对用集合概念来代表的集合体则不能做这样的推论。集合概念是指由一些分子所组成的几何体。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常常使用“分析单位”的概念来区分社会调查对象（收集资料对象）与社会研究对象的不同。
从一般原则上讲，在每一个层次的分析单位上收集到的资料只能分析和推论该层次的情况。如果混淆了分析层次，则可能导致“以偏概全”或“简单还原”的错误。前者是指从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中得到的资料去简单推论高层次社会单位的情况。后者这是指将高层次分析单位中得到的结论简单地推论其中每一个成员。
最后，在进行社会研究时还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调查对象的范围和规模。
3． 社会研究的内容
社会研究的内容是指社会研究所要了解的社会现象和要探索的社会问题的具体内容。一般来说，确定研究内容首先需要按照研究的目标将研究题目分解为若干方面，然后根据研究的目标去确定每个方面所需收集的信息。总的来说，各项社会研究的内容可分为现状调查、态度调查、因果分析、预测分析及对策研究等不同的层次。
第五篇：民法论文题目
三、民法论文题目
1、论合伙的法律地位
2、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
3、论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4、论我国宣告失踪制度的完善
5、论一般人格权
6、论财团法人制度的完善
7、论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8、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
9、论诚实信用原则
10、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
11、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
12、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
13、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
14、论有限合伙
15、论隐名合伙
16、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17、论意思表示
18、论表见代理
19、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20、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
21、论无权代理
22、论民事权利体系
23、论人身权体系
24、论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25、论侵害法人人格权的民事责任
26、论损害赔偿范围与因果关系
27、论商法的独立性28.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29、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3031、论占有
3233、论质权3435、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3637、论地役权3839、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4041、论共有
4243、论物权的效力4445、论物权的追及效力4647、论物权法定原则4849、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5051、论债权的相对性
5253、论债权的履行原则
5455、论债权人的代位权5657、论不安抗辩权#/
#/论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范围5859、论缔约过失责任6061、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6263、论情势变更原则6465、论合同的解释6667、论买卖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责任#/
68、从责任保险看侵权法之嬗变内#/
69、论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7071、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7273、论连带侵权责任与内部求偿关系7475、公平原则与自愿原则7677、侵权责任中的精神损害赔偿781、论婚姻损害赔偿制度
23、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构想
45、代位继承比较研究（转继承比较研究）
7、论婚姻家庭法与民法的关系89、论违反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1011、论对重婚的认定和处理1213、人工生殖法律问题研究1415、配偶权探析1617、建立我国亲权制度的必要性1819、论遗赠扶养协议2021、人工生育方式的法律思考2
22325、论公民的生育权、论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242627、论探视权281、论反不正当竞争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系
3、商标淡化问题研究
4、论取得时效、论善意取得、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论我国典权制度、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论占有制度的意义、论物权的支配效力、论物上请求权、论一物一权原则、论债的相对性、论债权的效力、论债的转移制度、论债权人的撤销权论同时履行抗辩权、论合同自由原则、论违约责任制度的特征与功能、论继续履行、论合同中的第三人、论预期违约 论违约损害赔偿范围 论合同履行中的诚信义务、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研究、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论特殊侵权责任、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婚姻家庭与继承法、论我国婚姻法律中的经济补偿制度、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夫妻财产制与立法思考、论当代夫妻财产制发展的趋势及原因 ．论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婚生子女保护制度评析、论遗嘱自由的限制、大陆法系亲权制度与英美法系监护制度之比较、关于遗产税的法律思考、论夫妻财产制、论亲权与监护、论夫妻约定财产制、论无效婚姻制度、论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知识产权法部分、论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论新技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625、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6、论TRIPs协议的缺陷与修正
7.、论作品的构成要件
8、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9、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
10、论商标的显著性
11、论申请在先原则
12、论商标权的内容
13、论商标的许可使用
14、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15、论商标权与商号权的关系
16、论不受专利法保护的客体
17、浅析我国专利法中的职务发明
18、论专利权的内容
19、论专利法中的先用权20、论专利权强制许可制度
21、论域名的法律保护
22、论地理标记的法律保护
23、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24、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25、WTO与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新发展
26、论知识产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27、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反向工程”问题
28、“域名抢注”与商标权问题
29、浅谈我国的商标代理制度30、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创新机制
31、论知识产权法上的权利穷竭原则
32、论未注册商标的保护
33、论商标权的无效制度3435、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3637、大学在线教育中的版权法定许可3839、论著作权的限制4041、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比较研究4243、域名争议的解决机制4445、论域名权与商标权的冲突4647、在先权利与商标保护4849、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5051、专利制度与市场经济5253、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法律冲突
531、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23、论股权
45、国有独资公司法律问题研究67、论董事的义务与责任89、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思考1011、论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1213、论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的完善1415、论法定代表人1617、论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1819、论一人公司2021、伦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
1、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3、论最密切联系原则
5、论区际冲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7、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研究
9、论意思自治原则的新发展
11、论法院地法的适用
13、论公共秩序保留
15、识别问题研究
17、论国际私法的范围和体系
19、论国际私法中时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21、涉外继承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3、论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走势
1、国外新型贸易壁垒比较研究
23、论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45、BOT法律问题研究6究
7、平行进口法律问题研究
8、论知识产权的平行进口、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私权保护的削弱还是加强？――网络版权保护思考、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论专利权的无效制度、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的影响、论域名的法律保护、论知识产权与环境保护 公司法论文题、公司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研究、论监事的义务与责任、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民事责任制度研究、论公司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论上市公司的收购、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论股东代表诉讼、论公司解散国际私法
2、论外国法的查明及其适用
4、物权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6、论涉外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
8、涉外侵权之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0、产品责任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2、论反致制度的存亡
14、论国际私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6、冲突法对互联网的回应与变革
18、论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 20、跨国并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22、论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
24、论国际私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国际经济法、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主权理论的新发展、国际货物买卖法中货物品质担保问题研、我国对外反倾销的实践及应对策略
9、论外国对华反倾销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10、论国际货物买卖风险转移制度
11、WTO环境下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研究
12、国际保理法律问题研究
13、国际投资自由化法律问题研究
14、提单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15、论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
16、论居民税收管辖权
17、论国际避税的性质及法律规制
18、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19、论国际重复征税的解决方法20、非关税壁垒法律问题研究
21、论税收无差别待遇
22、论关税制度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
23、论原产地规则的滥用及其防范
24、论知识产权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关系
25、绿色贸易壁垒法律问题研究
26、限制性商业做法及其法律管制若干问题研究
27、论公平互利原则2829、论信用证欺诈及其防范301、论环境法律关系
2、论环境权的法律属性
3、论环境法的价值
4、论环境物权
5、论环境刑事责任
6、论环境侵权责任
环境法学、论税收饶让制度的地位和作用、论信用证独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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