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浅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的论文
一、道德实践中的因果性
关于伦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颇具争议。对伦理学提出科学性的质疑，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因果性在道德实践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道德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性。早在18世纪，休谟曾提出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处于神学边缘的自然科学面对休谟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诘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就必须回答休谟的因果难题。于是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对因果联系的把握源自于自身的先验能力，并非像休谟所说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经验性的重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类知性通过遵循因果法则的先验性来把握自然规律，这是科学命题具有真理性的前提。正因如此，康德断言自然领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这一古老的宗教话题在康德那里成为一切科学可能性的基础。
康德同时认为，人类不能在实践领域(道德实践)采取和自然科学领域同一种思维模式，即因果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实践领域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需要满足非决定性、非经验性、非目的性、非因果性、自我立法这样几个条件，因此实践领域必须要拒斥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规律。康德说：“实践法则单单关涉意志，而并不顾及通过意志的因果性成就了什么，并且人们可以不顾后者(因为属于感性世界)而保持法则的纯粹。”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划分这两个领域的标准就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因果性。
但是康德在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义务论其实仅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范式，他的目标在于使道德活动可以脱离因果和动机的束缚而自由立法。正因如此，康德的伦理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去掉任何形式的因果性道德行为还能不能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在后期遭到“无法行动”的诟病，马克斯·舍勒甚至认为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比功利主义更具危害性。因此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也力主一种“行动主义”伦理学。
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果性范式，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行为首先都需要一个动机和理由。既然道德也在建构某种“因果关系”，却为何没有呈现出科学必然性的样态，相反道德的相对性和两难性倒是常态? 这种现象的造成不仅源于实践生活“一因多果”的不确定性特征，而且源于人类道德因果性思维本身。因为将因果性运用于伦理学起码会面临以下三个逻辑诘难。
一是以果为因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哲学都有这样的困境。以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例，其声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学最根本的实践原则，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既是功利主义道德行为企望达到的“结果”，同时该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原因)，这就造成了一种以果为因的悖论。
再以休谟的因果模型“太阳晒，石头热”为例，如果“A B”为一组因果关系，A为原因，即“太阳晒”，B为结果，即“石头热”，那么A和B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事件，所以恰恰因为A B，且A、B 前后连接，这组因果关系的推理才是有效的(在经验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不可能相同，所以A不可能等于B)，这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推理模式。在伦理学中情况就会不同，如果将B置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A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的目标(结果)，所以将其置于结果B的位置上。问题在于，A(道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此时我们发现其实A(道德发生的原因)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所有的目的论伦理学都是以所欲实现的道德理想(结果)来驱使个体行动的。所以在道德因果关系的推理中A=B，原因=结果，道德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换成“快乐”“实用”等伦理学概念也是一样的。
二是道德命题与因果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共时性。如上所述，道德命题以果为因，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以将来可能会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这是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再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命题作为参照，自然科学的推理是从已知的条件(原因)中推论出结果，所以原因的真实性就决定了结论的成立与否。但道德命题的原因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老人可能会获得称赞和荣誉，这也就是说道德命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推论前提。
三是道德命题的因果具有形式上的差异性。道德命题本身是应然性命题，即以“应该”的形式来表达，但其原因往往都是陈述性命题。以“我应该帮助他人”这一道德命题为例，它本身是应然的，但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以下推论之中，就会发现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陈述性的。如：
前提一：因为他“是”好人。
前提二：因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
前提三：因为他“是”无法自己解决此困境的。
结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我们可以设置很多前提，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道德原因的“前提”全都是陈述性的，它以“是”为谓词，而所要推出的结论却是应然性的。而且所有前提性的表述中，我们都以“他”者的“是”来言说“我”的道德动机，即从对客体的陈述性说明来推证出主体的应然性的结论，这在逻辑上也是困难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在于以因果思维来主导道德行为，这和康德对目的论的批判是相似的。而这种伦理学困境在实际的伦理问题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是与应该”的因果性困难和“德福关系”的因果性困难，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而论之。
二、“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
“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分析哲学背景下的伦理学问题，分析哲学或分析伦理学着力分析伦理学的概念、判断及命令表达的逻辑关系、功能、证明，该伦理学派又被称之为“元伦理学”，而“是和应该”之间的逻辑问题可以说是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和应该”问题虽说在逻辑推论上存在悖论，但却能够很自然地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去。
最早通过“是和应该”的命题模式对伦理学展开怀疑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说：“我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不知不觉的，却有着重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指出理由加以说明。” 休谟所困惑的“这些新关系如何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简言之，就是指“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是如何由“是”或关于“事实”的命题推论出来的，这个问题被称之为“休谟困难”。此困难的实质在于“是”或“事实”都是陈述性的命题，表示一种实然性的表达，而“应该”则表达对道德或善的期待和要求，具有一定的情感性和理想性意义。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命题，要把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推论出来，并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
摩尔将此问题转换为善的不可定义性问题。他说：“正像绝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色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许多哲学家们认为：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给‘善的’下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并不是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 我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 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这里所说的“别的性质”其实就是指区别于善本身的其他性质，如快乐，幸福等。以“别的性质”来定义善就是说将不同于“善”的其他事物当作“善”。而在伦理学上，“善”其实就意味着“应该”做某事，但是“别的性质” 毕竟不同于“善的”性质，因为“善”像颜色一样具有不可定义性，那么就面临着怎样由“别的性质”推论出“应该”的问题，所以摩尔将不加分析地就把“别的性质”等同于“善”的做法称之为“自然主义谬误”。
在摩尔看来，之前的伦理学都面临一个问题，即何者为“善”的问题。然而“善”是相对的，对“善”的定义只会使该问题本身成为伦理学的独断论现象。无论以快乐定义“善”，或是以幸福、德行定义“善”，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善”中包含的“应然性”问题。因为如果以快乐或幸福定义“善”，但又无法从快乐或幸福中推论出人的应然性行为，那么这种对“善”的定义就是错误的。从“做某事使我快乐推论出我‘应该’做某事”，这种推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摩尔认为这就是以往伦理学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
如果将“是和应该”的困难放置在形式逻辑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的逻辑问题在于一种“因果逻辑”的误用，即以事实陈述为原因，而以“应该”为结果。黑尔(Hare)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句结论。”他举例如下。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这组命令式推论之所以成立在于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作为结果的祈使句命令就合理了。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那么结论中无法形成任何判断或命令，更遑论“应然性”判断了。这也可以从上文“帮助他人”的道德推论中看出梗概。所以从“是”推论出“应该”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以因果性思维处理“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存在逻辑困境的。
对于这个问题，摩尔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康德，即不以任何目的性的动机来定义“善”。但他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把“善”最终定义为一种直觉，也就是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把道德行为的全部原因诉诸直觉，即个体对“善”或责任的直觉。直觉主义之所以可以取消“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是因为它不再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实践性目的，毋宁说道德的全部动机仅在于内心对“善” 或“应该”的直觉，这样在道德行为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动机(直觉)便先于结果(道德善行)，也不再有“是”和“应该”不同质的问题。但是直觉主义面临的困境是显然的：一是道德直觉的根据是什么? 来自先天的道德感知能力或者是基于经验的道德敏感? 二是道德直觉的可靠性问题。所以直觉主义直接导致了情感主义的诞生，道德实践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一书中，对伦理学长期以来的“自然主义问题”表述了一种基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人不是从存在中推论出应然性的道德法则，而是先有既定的道德法则，然后为此法则寻求一种存在论的论证，即道德规范是现成的，它可能来自长期经验的约定，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但规范的可能性来源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该规范的解释力。所以出现了以天道、人性、幸福等形式来解释现成的道德法则的状态。那么替这个结果(现成道德法则)寻找原因(实然性说明)就演化成了道德本体论解释(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赵汀阳其实持相似观点，他说：“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只能去发现存在的目的。” 即为“oughttobe”寻找一个“to?be”的解释。二人的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伦理学的因果形式性，将道德规范看作现成结果，然后为结果寻找一个所以然的原因。但实质上是通过道德因果的反向推理来替换“实然和应然”本身的逻辑问题，这实际上是首先承认了道德命题的非因果性或非逻辑性。
三、因果语境下的德福关系
德福关系是伦理学创建以来一直留存的一个问题。德福问题反映出人类对道德完满性的期待，以至这个问题在宗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因果报应论”。樊浩说：“德行与幸福必须‘被思想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善恶因果律。原因很简单也很彻底，因为它关涉实践的善!”所谓“德行与幸福被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是说在道德推理中，以德行为原因，以幸福为期望达到的结果。
“德福一致”的真正困难在于人们企图对二者建立一种客观必然联系。如果把道德和幸福看作两个独立的范畴，那么两者是两种独立相异的精神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道德具有利他性，所以道德行为要求一种财物或精神上的付出，而幸福往往意味着某种获得或满足，它是一种欲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但由于个体欲求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和幸福之间很难确立客观联结的统一性。在因果语境下，人们习惯于以个体道德行为为因，以幸福为果报。如上文所述，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而一旦此关系成立，我们便会形成这样一种推论，即因为行道德之事，所以我们应该获得幸福。但经验中的反例无不提示着这个推论的疏漏。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德行论伦理学家们，在德福问题上通常回避了德福问题本身的困难，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从“享有”幸福转换为“配享”幸福，认为幸福是有德性者才配享有的。亚里士多德说：“所以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对愉悦的追求)，而如已说过的，在于合德行的实现活动。”幸福在于合德行的活动，因此道德与幸福之间就有了一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这种对于幸福的定义已经转换了德福难题的设定。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至善必须包含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他一方面明确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但一方面又认为绝对自律的道德法则必须有相应的福报才能算作是至善。可是出于纯粹的善良意志的道德和幸福之间在世间法的维度上必然只能是偶然事件，所以康德在至善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宗教的道路。他说：“只有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被认定，并且这个原因具备合乎道德意向的因果性的范围，这个至善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 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原始的至善的现实性的公设，也就是上帝实存的公设。”于是“德福一致”便成了彼岸世界才能完成的难题。
从法的角度来讲，法律的正义性有一个基本层次的体现，即“使有德者不受戕害”，所以在法律主导的公共领域中，往往以一种普遍的法律正义作为德福联结偶然性的补充。法律好像具有一种使德福主观性上升到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效果，因为它不关注道德行为的善，仅关注对恶的强制力，德行和幸福之间的因果性困难就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转变为“有德者不受戕害”。这虽然保障了社会整体秩序或整体“幸福”的实现，但是所有法律都是建立在道德的相对性、道德与幸福的无规律性上的。由此看来，出于法律的保障无法在逻辑上解决德福因果二元性。所以，德福问题的因果性困难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在经验中，还是在逻辑上，德福永远都只是偶然的连接，就像对“因果报应” 的期待，它是不具有客观性的。如果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历时态延续，那么伦理学的两大主题，即道德和幸福，将处于分立状态，这是对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一个挑战。
四、日常道德行为与非逻辑因果性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会考虑永恒的东西，如去考虑宇宙，或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的不等关系。不会考虑以同一方式运动的事物，无论出于自然的，出于必然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的，例如冬至和日出……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事情。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但是，那些既属于我们能力之内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情，如医疗或经商上的事情，就需要做考虑……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从“考虑”的角度区分开了人类考虑的限度以及考虑的不同层次。因为在他的伦理学中“考虑”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考虑”是为了做出更合理的“选择”，因此“考虑”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是客观必然的。人能“考虑”的，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可能产生的N 种不同结果的事情，因而考虑的对象是“一因多果”的现实，而这种“一因对应多果”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科学领域，只能发生在人的生活实践方面。由此，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类“考虑”的限度，区分出自然科学和日常实践的领域。
由此可见，在不同领域内“考虑”应该有不同的应用。换言之，对因果性的应用，应该首先区分出生活实践世界和自然科学世界的差异性，不能完全以科学世界中的因果标准来衡量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实践。从“是和应该”“德行与幸福”之间存在的非因果性关联来看，伦理学的因果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和应该”的困难显示出伦理语境中原因和结果在逻辑上的不统一性;“德福关系”的困难说明目的论道德哲学必须面对“目的”本身的偶然性，即“幸福”相对于道德的不确定性，这两组困难也是分析哲学否定伦理学的科学性的主要原因。
分析哲学认为命题的科学性在于其逻辑形式，即任何日常语言都可以转化为逻辑函项来表达，命题的科学性仅在于各函项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逻辑性。但是由上述分析可知，伦理命题往往存在着虚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道德推论中的因与果作为命题的两个函项，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这种应然性命题是一种非真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显然，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所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否认伦理命题的科学性，仅将其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伦理学上的因果性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就此成为评判两个学科科学性的原则。
伦理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确实在因果性上有不同的性质，把伦理学命题做出因果形式的表达往往是“不合法”的。因此在纯粹逻辑的层面上，伦理学确实算不上逻辑严密的科学，严格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因中有果的状态，即结果的成立包含在原因的条件之中。但伦理学的这些非科学性特征并不能消除伦理学存在的必要性。相反，正是因为伦理学的非绝对性和非决定性，人们才能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自由意志，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价值，因而特西托勒才把这种非必然性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正如上文所引樊浩的观点，伦理学中的因果性联系是“想象中的因果”。这种因果联系不似自然科学那般经过实验归纳等程序，因而它不具有确定性，但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依然会根据个体的欲望、经验而发生作用。日常道德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恰恰是这种“想象中的因果”。其实，当分析哲学家判定伦理学的非科学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伦理学存在必要性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在道德实践中具有一种个体性的非普遍的实践规律，这种规律具有相对性，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这正可以成为伦理学在解答分析哲学对其非科学性做出诘难时的依据。
第二篇：家庭伦理学论文
当代大学生恋爱问题浅析
摘要：当代大学生思想开放且正值青春年华，生理和心理逐步走向成熟，大学生恋爱是自然、正常的心理、生理发展结果，虽然爱情可以让人陶醉，让人更好的工作和生活，但在另一方面，不成熟的恋爱心理也会带来诸多负面，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特点,导致恋爱中诸多问题的存在,这让大学生们苦恼,手足无措。本文将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恋爱问题进行分析。
一、在校大学生的现状
有调查显示,在一些高校中,大学生恋爱比例竟达到60%以上。一些新生在入学之初,便得到老生的面授技艺:恋爱是大学的必修课,在大学里没谈过恋爱就不算是合格的大学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大学生义无返顾地投身于恋爱的洪流中去。在恋爱中,一些同学也抛开了应有的矜持与含蓄,表现得投入而大胆。他们自己竟美其名曰:爱就爱得轰轰烈烈。这种表现在师生中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破坏了大学生的良好形象。恋爱中的“短平快”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恋爱的一个特征。在大学生中失恋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失恋带来的虚无、焦虑、忧郁、悲伤、痛苦、绝望等情绪致使当事人身心遭受极大伤害,造成严重的心理挫折。如果不及时引导、化解失恋学生的消极情绪,会导致学生的身心疾病,甚至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二、校园中的恋爱现象及原因：
恋爱、结婚和建立家庭是人生需要经历的阶段，而爱情，则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许多大学生则把恋爱视为大学生活的一个主题。但每个人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爱情的向往
由于心理和生理的日益成熟，大学生们不自觉的对爱情产生向往，而大学，是很多学生第一次离家远行，远离亲朋，从而产生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从而使得其对异性和爱情的向往愈加强烈。同时，大学生刚经过了紧张的高中阶段学习和压力很大的高考冲刺，进入大学后都想轻松一下。此时他们身体发育已到了晚期，压抑和潜藏了许久的对异性的爱的渴望就自然地浮现出来。另一方面，大学住校生活相对自由，可以摆脱家长和老师的双重约束，也为谈恋爱创造了条件。于青春期中后期的大学生，生理机能基本成熟，精力充沛、渴望交往异性。入学前，男女双方虽有对异性的向往，但由于学业的压力和学校家庭等因素的干涉，青春的骚动被压抑着，不敢释放。入学后，学校没有了禁令，家长无法直接干涉，处在自由状态下的大学生现在主体意识发展了，个体发展必然会在个人生活中得到具体体现。因此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大学生更渴望在大学里谈一次恋爱，心中冲动的萌发，对爱情向往的日益强烈，自是一发不可收拾……
（二）受客观环境的影响
人的社会性是人性的现实表现，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大学生入学前后环境的变化，对大学生恋爱有着特别的影响。进入大学后，看见很多男女出双入对，在羡慕的同时，嫉妒也随之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会萌发出“找个女（男）朋友，谈个恋爱”的冲动。大学中存在着“寝室现象”，一个寝室中有一个人恋爱了后，其他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更风，导致从一个人恋爱到一个寝室全恋爱的现象。
有些学生认为大学里没谈过恋爱，十分可惜，让其他同学笑话，大学生活不完整，追赶潮流，把它作为一场爱情实验，在学生中，有很多人持有恋爱实验论。另外，许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学习的紧张感没有了，对专业学习的兴趣降低了，失去奋斗目标与前进的动力；有些学生新的理想尚未建立起来，出现了理想真空地带，表现为混日子，得过且过。有些大学生谈恋爱纯粹是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做崇的结果，看到别人出双入对，心里难以保持平衡，随大流，赶紧找一个，以满足虚荣心。有些大学生心中苦闷，又缺乏知心朋友，想找个伴儿来玩，打发时间，为了充实课余生活，排除寂寞，填补空虚，玩恋爱在这一群体中，已经演变成为标有时尚注脚的游戏。他们只重视恋爱过程，轻视恋爱结果。
（三）部分大学生陷入虚幻的爱情中——网恋
上网聊天是大学生课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将自己深藏的，不愿告诉家长、老师或同学的秘密展现给对方，当觉得彼此很投机的时候，便会慢慢喜欢对方，从而形成网恋。网恋作为一种精神恋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和精神境界，网恋不当带给大学生的危害也是明显的，首先，大学生网恋不利于大学生健康情感的发展，增加学生在情感上的随意性、空想性、虚伪性，降低爱情的崇高性和他们的责任感。其次，大学生沉溺于网恋会造成身心的伤害，甚至荒废学业。更可怕的是，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恋”从事违法活动，一些大学生因此上当受骗。
（四）恋爱观念日益开放，传统道德观念淡化
当前社会上格调低下的性文化泛滥，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的世界正处于无栅栏状态，黄色的信息随处可看；另外，大学生受西方的“性自由”、“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影响了部分大学生的两性观，追求感官刺激作为与异性交往的原因与目的，将爱情等同于感官刺激，忽略了爱情与恋爱的真谛，产生了错误的恋爱观。男女同学合伙在校外租房同居已屡见不鲜。他们坚持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真心相爱，就无须指责”，传统的贞操观念在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中逐渐淡化。
三、大学生恋爱存在问题的原因
1.失去奋斗目标与前进的动力。进入了高等学府,有些学生新的理想尚未建立起来,出现了理想真空地带,缺少学习动力、目标,于是转到谈情说爱,聊以消磨时光,寻求快乐。
2.好奇,存在试一试的想法。大学生处于青春期中后期,生理机能基本成熟,心理机能趋于成熟,精力充沛、渴望交往异性。在中学时学习压力较大,未充分显示出来,现在主体意识发展了,个体发展必然会在个人生活中得到具体体现。
3.排解孤独、寂寞。校园文化生活单调,课余生活枯燥乏味,三点一线连成了每天的全部,再加上家庭的干预与影响较中学时大为减弱,对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适应性较差,以至感到孤独、无聊、空虚、寂寞,一些学生为了释放多余的精力、寻求精神快慰而谈恋爱。
4.攀比心理作祟。有些大学生谈恋爱纯粹是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做祟的结果,看到别人出双入对,心里难以保持平衡,随大流,赶紧找一个,以满足虚荣心。“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等港台流行歌曲总是格外受到大学生的青睐,不知是这些流行歌曲影响了大学生的恋爱观,还是大学生的恋爱观在流行歌曲中寻找到了共鸣,不问结果,只问过程,已成了他们获取爱情的真实写照。
四、针对大学生恋爱心理问题的教育对策
1.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针对大学生恋爱问题,高校教师们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思考,通过教育和管理,使学生们对恋爱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自觉抵制在学期间不良风气的干扰,以健康的身心状态投入大学生活中去,争取早日成材。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倡导校园文明行为。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生活满足大学生的情感要求,是消除大学生孤独感,培养大学生健康情操,强化道德力,珍视快乐人生的良好方式。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体现在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活动次数频繁上,而且也包括参加活动的人员也要群众化,要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显示自己才华、表现自我价值及自尊心得到尊重的机会,要尽量给他们情感满足的机会。共青团、学生会要紧密配合,搞好大学生社团活动。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舆论引导。首先,要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鼓励他们“学业在先,恋爱在后”,大力宣传和表彰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典型,引导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业。大学生是青年之中的佼佼者,志当高远,要处理好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如因恋爱而影响学业的进步,那是非常可惜的,也是极不应该的。其次,要教育恋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彼此间以诚相待,忠贞专一。恋爱对象的挑选应以共同的理想志趣做基础,而不是为了满足暂时的生理或心理需要。再次,要引导他们恋爱应格调高尚,行为端庄,一方面,促使他们把恋爱化作激励机制,督促自己进取向上,一方面,教育他们文明恋爱,给别人以清新愉快的感受。
2.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的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尤其是心理方面还有较大的可塑空间。作为教育者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比如,可聘请一些心理学专家举办讲座,开设校内心理咨询热线等,及时帮助他们处理恋爱与学习、恋爱与学业、恋爱与道德的关系,明确恋爱意味着责任,增强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同时帮助他们克服恋爱中出现的心理问题,提高对恋爱挫折的承受能力。
3.注重个别引导
大学生自尊心强,思想情感属于个人秘密不愿向他人吐露,时间久了容易引起心理障碍,高校教育者要深人了解学生中恋爱的情况,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采取个别交谈、个别引导的方式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认识自我,摆正爱情的位置,树立自信心。尤其要注意加强对女大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感情更为丰富,对于爱情也更加投入和敏感,而一旦因此做出某些越轨的行为也往往容易遭到更多的非难,从而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因此,学校应适当加强针对女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及爱情的权利与义务教育,使女大学生在恋爱中保持自尊、自爱、自信和自立的姿态,以防止行为偏差所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伤害。
4.开展心理咨询,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大学生还未完全脱离青春期的年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尚未成熟和稳定,心理上的矛盾和情绪上的波动很大。面对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友谊、爱情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很多人苦无良策或处理不当,从而容易陷入失望、迷茫、烦躁和郁闷之中。因此,向需要帮助的大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就成为当前高校一项有意义并深受学生欢迎的工作。心理咨询要求咨询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掌握丰富的咨询知识和高超的技巧与方法,不论是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网上咨询或是电话咨询,咨询员都要以满腔的热情、诚恳耐心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方式、严守保密的原则,静心听取咨询者的倾诉,有的放矢地教育咨询者明辨是非,引导并帮助咨询者正确对待恋爱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消除咨询者的心理障碍,使咨询者德智体等方面都能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
培养品学兼优的大学生,一直是党和国家所关心的大事,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总之,大学生谈恋爱没有什么不可,因为情感的发生是突然的,不需要压抑自己,但是对于行为一定要慎重。对大学生恋爱问题引导教育的好坏,是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的重要方面。作为高校的德育教育工作者,我们应重视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第三篇：工程伦理学论文
工程伦理学学习心得
资源环境学院 12植保4班 姓名：苟晨醒 学号：201230200403 本学期学习了工程伦理学，我从中受益匪浅。
所谓工程是人们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及它所取得的成果。它是有特定的目的的，集体性的，较大规模的改变自然状况，改变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社会活动。在古代，已经有诸如都江堰、大运河、埃及金字塔之类的巨大工程，但古代的基本生产活动方式是以个体的，小生产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已由现代工程塑造，另一方面，现代工程也受到现代社会的物质面貌的重要影响。
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规则，行为准则。而伦理学就是关于道德起源，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义务的学说。其研究内容有：揭示规律、批判腐朽、阐明体系、探究措施、继承遗产。现在它在当今社会的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地凸显出来。现代社会的工程活动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活动，工程活动中不但包含技术活动因素，而且包括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伦理因素等。它们在建设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工程伦理学在工程建设中就有着很大的作用。
下面我以正反两个列子展开来谈谈我学习的体会。
地震中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宅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地震导致全市各县(区)多处房屋严重受损。损毁66.98万间，倒塌12851间，震中芦山县龙门乡99%以上受损垮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震中龙门乡一座百年老宅巍然屹立。一个坚固且又抗震能力强的住宅，在遭遇地震灾害时，对住户来说，无疑是最安全的生命保障。遗憾的是，在7.0级面前，在宝兴县许多汶川地震后刚刚建设、当初被誉为“抗8级地震、9度设防”的安置房，却没有逃过这场劫难。
在科技非常落后的清同治年间，无论是建造技术还是各种建筑材料都非现代可比。一座当时很常见的普通民宅，不可能经过高端特殊设计，也不可能是具有“国家资质”的施工单位建造，更不可能按什么“国家标准”。它只不过是民间临时凑起能工巧匠的杰作，历经百年风雨后，依然让很多现代建筑自愧不如。而且，稍微留心还不难发现，在很多地震频发地区，能够经受住地震并保存完好的建筑，往往都有老宅、庙宇、祠堂等古建筑的身影。当然，现代建筑中，也有不少经受住了地震的考验，由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巴曙松在雅安市石棉县捐建的希望小学在这次地震中就屹立不倒，并在当地赢得了“房坚强”的美名。
尽管当今建筑材料科技含量再高，施工技术或手段再发达，如果在设计、施工甚至质量监管过程中只注重利益，让利益收益最大化，缺乏对生命的足够敬重，严重缺乏责任心，那么在好看再壮观的建筑也经不起地震的折磨，不能给居住着带来安全的保障。
这百年老宅，让我想到了芦山地震后，宝兴县几乎所有房屋受损的惨状，而且还包括汶川地震后据说能抗8级地震，并且才建成没几年的重建房。也让我想到了让鞭炮炸毁的大桥，让雨水冲垮的公路等等。
其实，当今科技的发达程度，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无法相比的。就建筑科技来说，不管是建筑材料、建筑工艺，还是建筑理论，现代科技都要大大优于一百多年前。而一百多年前更没有监管部么严格的监管，也没有严格的国家标准，更没有这么多相关专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百年全的老宅能屹立不倒都是建造者那份用心吧。现代建筑工程输就输在开发商只在乎利润，设计者只在乎外观，建造者只在乎工资，没有人真正为了房屋的寿命、居住着的安全着想。这跟当今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工程建设是带有特定目的的社会活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今科技的发展，我们不应将眼光停留在是否搞好了工程，而应关注的是我们是否搞了好的工程。“豆腐渣”工程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由于工程质量不过关，而导致了严重的损失。搞好工程并不难，但搞好的工程却很难。工程师作为工程蓝本的设计者，首先就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行为素质。而伦理学的建立就恰恰阐明了这些原则。它就像是工程领域的“净化器”，批判腐朽，使工程建设这个环境逐渐“纯净化”，“高质量化”。
天马文化用纸厂排放污染物事故。
天马纸厂是被告人杨军武于1993年开办的独资企业，设立在利用黄河水灌溉农 田和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的引黄干渠附近。该厂自投产以来，一直没有配置污水处理设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挥发酚等有毒物质的污水，都积存在工厂附近的坑 里，靠自然蒸发、渗入地下或者排入引黄干渠，天马纸厂因向引黄干渠中排放污水，曾经受到引黄管理局的经济处罚。
1997年10月上旬，天马纸 厂的污水坑决口，大量污水流入与引黄干渠一闸之隔的壕沟里，将壕沟中的引黄支渠淹没。10月14日下午，被告人杨军武在明知壕沟里积存着大量污水的情况下，指派该厂工人郑武强、杨新红，以修理引黄干渠闸门启闭机上的传动齿轮为由，将闸门提起，致使壕沟里的部分污水流入引黄干渠。10月15日上午，引黄管 理局五级站站长刘自强发现干渠内进入污水后，找到该厂责令杨军武即时排除污水。杨军武虽然采取了排污措施，但是未能将污水完全排净，亦未将闸门堵严。当天 下午3时许，引黄管理局五级站开机通过引黄干渠向水库管委会管辖的樊村水库供水两个多小时。10月16日早6时许，当引黄水流入樊村水库时，引黄管理局工 作人员看到有大量污水同时进入水库，库存的41万立方水被污染，遂逆流而上查看，发现污水来自天马纸厂积存污水的壕沟中。此时，原来被污水淹没的引黄支渠 已经露出，壕沟里的污水也所剩不多。
由于引黄管理局在发现污水进入樊村水库后，未能及时将此情况通知水库管委会，因此水库管委会又将被污染的水供给供水公司，使该公司的供水系统被严重污染。为避免发生饮水事故，供水公司只得将北城区的供水中断三天。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令世界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有隐患令人担忧——发展中消耗了太多原材料。
比如，创造1万美元价值所需的原料，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近6倍，或许更令人尴尬的结果是，比印度还多3倍。事态不能这样发展下去。
但是，这种观点在国内尚未形成气候。许多因素集中到一起：原材料稀缺，没有足够的土地，人口持续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有13亿人口，这个数字是50年前的2倍。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沙漠化，可居住及可利用土地都是50年前的一半。
每年中国都不断加强自己作为一个经济神话王国的形象。但是，奇迹将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1/3的中国土地上都遭遇过酸雨的袭击，7大河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而另有1/4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最后一点要强调的是，世界上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5个。环境问题对经济影响很大
空气污染成为困扰中国城市的主要问题。由于空气和水已经被污染，中国的GDP为此损失了8%-15%。那还没有包括健康问题的损失。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北京有70%-80%的癌症和环境污染有关。肺癌成了头号杀手。人们对这些健康问题的反应如何
即使到现在，中国的西部，和其他有生态压力的地区已经很难养活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了。未来，将有22个省市1.86亿居民需要安家。然而，其他省市只能收纳大约3300万人。那意味着中国将有1.5亿生态移民，或者叫做“环境难民”。
政府在努力控制污染。而且在一些城市已颇见成效，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此外，现在河流和湖泊的水质比过去洁净很多。现在，不但有更多自然保护区，还建立了一些环保模范城市。其他措施包括:退耕还林，确保法律法规执行比从前更严格等。
有人批评政府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考虑发展的持续性。现在这种思想仍是主流。对他们来说，GDP是惟一衡量政府表现的标准。但是，人们都相信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是和谐发展的。这其实是最大的错误。如果政治改革跟不上，那么经济增长越快，就越快遇到政治危机。如果贫富差距扩大，中国的一些地区和整个社会将不稳定。如果民主和法律体系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各个民族将不能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人们还有个假设也是误区：经济增长能解决环境、原材料和人口增长的危机。事实上，没有足够的钱，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发达国家人均GDP是8000美元到1万美元，可以支付起这个代价，但中国还不行。在达到人均4000美元以前，不同的危机正以各种形式冲击着中国。总之，中国经济上还不够强大，解决环境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绿色GDP”是一个模型，它包括经济增长的成本，如环境污染，还有正在和德国探讨的一个话题：中国官员的表现不仅通过经济增长来衡量，而且还要通过他们是如何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等方面来综合评估。如何降低环境犯罪
许多人担心严格的环境法会使经济发展放缓。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还不能担负起创造一个更洁净的环境应付出的代价。
近年来，中国已经叫停30项工程，包括几个能源站——其中有一个在三峡。法律强制关闭一些公司，原因是他们的投资项目对环境有害。不幸的是，其他的工程还在进行。他们只要支付一小笔罚金——和它们的投资相比是九牛一毛。
这就是为什么法律法规需要改革。即使环保部门权力很小，也要制止非法工程，包括经济利润高的行业，如钢铁、水泥、铝合金制造和造纸厂。许多违反环境保护的人通常都是手持大把现金或以其他方式要求政府官员通融。但是，人民、媒体和科学都向着正义的一方。事实上，环保的压力正是提出“绿色GDP”的初衷。
工程师既要对公众和自然负有伦理义务,又要对雇主、顾客和工程专业负有伦理义务。有时互相矛盾的伦理要求很容易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如利益冲突,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责任,贸易秘密和专利信息,承包商和其他人的送礼,研究和测试中的诚实,环境污染与防治等。
而大多数的工程伦理章程认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是对客户或雇主的忠诚，最大限度的保护客户或者是雇主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商业秘密的时候，作为工程师有义务为其客户保守秘密，但保密性通常是与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结合在一起讨论的。虽然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师通常应为客户担承保密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例外。正如我们所知，工程活动直接影响公众的另一个领域是工程风险。然而工程师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不仅要对当下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未来负责，不仅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还要对不可预测的后果负责。当其保密的内容威胁到公众利益的时候，工程师有义务站出来保护公众的利益。我们需谨记工程师的最高义务是公众的健康、福祉与安全。
同时职业中的利益冲突也是工程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某些职业利益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职业判断，使其判断因此变得不可靠。优秀 的工程师应该知道对于工程伦理上的完整不仅在于遵守法律与职业规范，而且也在于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以违法手段谋求个人非法利益，不仅法律不允许，更是工程伦理所不容。这就要求工程师要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意识，这种新的社会责任意识应以未来的行为为导向，是一种预防的责任，或前瞻性的责任，或关护性的责任。在工程中，在遇到选择的冲突与抉择的时候，时刻以法律为准绳，操守工程师伦理准则
作为工程师，其身上应有的伦理责任代表着一种事先责任，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责任。它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是一种积极性的行为指导。因为在当今的科技时代，许多干预自然进程的行为后果都是既危险又无可挽回的，仅靠“追求责任”则一切都为时过晚。
第四篇：医学伦理学论文
当代医学生培养之我见
【摘要】当今社会，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走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应于此，医学教育模式也应进行变化。针对新世纪医疗和医药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与能力及良好人格品质的医学人才这一趋势，我们应重视医学教育中的医德人格培养。而在医学院方面，应该重视对医学生的人文精神以及医德的培养。
【关键词】医学生 人文课程 人才培养 医德
医学生是未来医学科研和临床工作的主力军，社会的进步要求医学生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专业技能，还应从医学、社会、道德和伦理等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如今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归根究底，产生这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对“人文精神”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忽略了对人文素养以及医德的培养，因此，转变医学教育的理念，改革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培养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的新型人才，是培养合格医学人才的必然要求。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
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是指人所具有的人文知识和由这些知识所反映的人文精神内化在人身上所表现出的气质、修养。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人文知识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等方面的科学。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在医学工作领域，人文精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的高等医学院校就必须在教育的每个环节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培养。在我看来，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对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善待为医学实验献出生命的实验动物，我们理应善待它们；认真对待学校开设的各种医学人文课程，以同等的重视程度对待这些课程；“医乃仁术”在医院、疾控中心等单位实习的同学们，应该以和蔼、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每一位病人。以上只是列举了众多问题的三个方面，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了解更多。医学生的医德培养
医德人格是作为从事医疗卫生职业的医务人员的医德认识、医德情感、医德意志、医德信念、医德习惯的有机结合，是医务人员个人的医德行为和医德品质的高度统一和集中体现。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医学职业也不例外。由于医务人员的服务对象是身心痛苦不堪的患者，医疗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危，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都对医务人员及其后备力量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寄予厚望。在我看来，医学院对于医学生的医德培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对学生的品德培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适当举行相关方面的演讲活动，提升学生对医德的探究性和认识性；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伟大的环境造就伟大的人才，和谐文明的校园环境对医学生医德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医学人文课程设置
医学院校在培养、训练医学人才的过程中，首先要用人文知识去浇灌他们，用人文精神去熏陶他们。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结合医学专业特点，用人文的精神去关怀、滋润、影响在校医学生，提升他们的人文情怀。而这正是医学人文课程的设置的目的所在。在河北医科大学，有医学伦理学、医学总论、医事法学等人文课程的开始。我个人的观点是，学校可以增设一些医学人文方面的课程，比如哲学、生命伦理学、基因伦理学、医学辩证法、人文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相信对医学生的未来是有极大帮助的。
【参考文献】
①谢志青.华东师范大学 医学生医德人格培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2
②杜晓梅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医学生职业道德培养途径初探 health vocational education 2008 ,26(2)③王翠翠 川北医学院学生处 医学生人才培养多元化模式的探讨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04期
④冯燕俊张晓洁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创新能力培养 《西北医学教育》2008,04 ⑤孙桂霞 徐州医学院图书馆 浅谈医学院图书馆及医学院人文精神的培养 《科技信息》2009,36期
⑥杨成顺,重庆医科大学 辅导员与医学生的师生关系对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功能分析和对策研究 《重庆医科大学》2010年
⑦祝娇娇,卢建华 南京医科大学政学院 结合医学教育特点,培养医学生人文精神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⑧金家贵,夏保京,孙云,何军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年02期
第五篇：医学伦理学论文
分析目前我国医务人员价值体系状况 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谈谈医生
价值 回归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摘要】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问为什么会出现？在此选择面前如何平衡？本文就这两个个问题浅略的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以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关键词】知识价值，经济成本，医患关系，医德
以前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在国外的某个大工厂里，一台大型电机发生了故障，很多维修工程师束手无策，无奈请了一位科学家前往解决。那位科学家到达后，上爬下摸、又听又敲，同时不停的在纸上计算，最后在电机的某一部位划了一道白线，对维修人员说，把电机拆开，对该处的线圈减少三圈即可。维修工程师照此办理后电机果然恢复正常。之后科学家开价1万元，有人问这个价格是如何制定的。科学家回答说，划道线1元，知道在这里划线9999元。但是从这个故事出发，与当今医生知识价值的现实表现却大相径庭。
医生的知识价值目前没有表现出来的，虽然有诊查费这个项目，但标准低的可以忽略不计。而挂号费这个收费项目从字面上来说既不能表现医生的劳动，事实上也反映不出医生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医生进行的是无偿劳动。医生毕竟首先是人，而后才是医生。医生首先要食人间烟火，才能承担救死扶伤的重任。于是乎，医院可以赚取药品的15%差价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被提出来而且成为了今天医院赚钱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忽视了医生的知识价值的做法出现了“以药养医”，导致了看病贵。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医生的知识价值作为无偿劳动这个问题，看病就贵的现象将永远无法消除，那么医患关系只要与经济沾边，随时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变得十分棘手、紧张。
按照我国多年不成文的传统，医院不及时救治患者，只要被曝光，总要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谴责甚至制裁。以往，这样的事例即便有，因为不成“规模”，影响还不至于太大。现在，子女把病父弃在医院、父母无钱把孩子扔在医院的事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儿，许多医院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既要“救死扶伤”，又不得不兼顾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在媒体对医患关系的负面报道中，“道德”成为大众讨伐医生的矛，似乎所有的医生都变成了敌人，似乎没有一个好医生，而当地震肆虐过后，人们看到最多的是抢险救灾的军人和救死扶伤的医生，此时此刻，医生的价值和高尚人格被更多的人予以肯定。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失望，我们的人民并没有心存善意，一棍子就轻易打翻了一群人，事实上，我们身边有无数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平凡的职业岗位上默默奉献、忍辱负重，做出了看似平凡而又伟大的业绩。他们是医生这个职业群体的脊梁，足以承受“医生”这个神圣的称号。同时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经济关系对道德起决定作用，医德属于道德范畴，自然也有这个一般本质。虽然医生作为一种特殊职业，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可是应当获得的知识价值也是应该得到的。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较好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要求医院先救人后付费，很容易只是一纸空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医院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尽管医院有追求经济利润的权利，但是不能因为其赢利目的忽视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目前，在政府公共卫生投入欠缺的语境下，指望医院不计报酬先救人后补费，有些勉为其难。如果急救账单无法兑现，成了医院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医院的发展后劲与医生救死扶伤的积极性。
在成本核算的世俗和市侩中，救死扶伤不得不变得有点世俗了。现代的每一个医生在进入医学院之后或之前，都以救死扶伤为自己职业的最高追求和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的准则。但是，救死扶伤的崇高目标和职业道德的实现都需要经济投入来保证的，也就是救死扶伤是有成本的，有了成本就必须有回报。一个必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回报的“救死扶伤”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就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标准和准则。一个可以被打折扣的道德标准和职业准则还能成为职业标准和道德准则吗？一个被推向市场经济的医疗行业在其履行职业道德准则时更应遵照经济规律办事，被经济化的职业道德准则还能承受得起其职业道德的重任吗？每一个医生都在“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的两难选择中煎熬着自己的良心、道德操守和职业素养。在这种长期的煎熬中，有的人放弃了医生的职业，有的人变得玩世不恭，有的人弱化了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要求，有的人强化了经济成本选择„„在这个问题中，医患关系越趋紧张，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社会大背景造成的情况，医生和病患存在问题，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上也有一些问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过渡期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一种，不需要遮掩，而是应该正视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
从长远来看，国家层面上应该完善医院救死扶伤的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医疗补偿制度，政府还应该逐步补齐医疗救助的最短木板，在国家新医改系列配套措施中应该对此予以规范。就目前的现状，我们的医保覆盖率有了很大提高，对一些特殊病的报销比列也有提高，同时扩大的医保报销范围，让病人看得起病。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也在试点之中，客观来说，医改是十分难的，但是只要有效，哪怕再难也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只有打通了救死扶伤医疗费用的制度出口，医院才不至于拒绝救死扶伤。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作为个人而言，我们是医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义不容辞，面对现状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当代医生应具备的道德人格，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换位思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可以作为一个培养良好医德的方法。作为医生，应当对社会怀着无限的感激和理解。芸芸众生，医生在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与庞大复杂的社会相比，独特的职业性必须服从于社会的整体性。医生从业和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因此，我们必须用感激的态度来匡正人们对医生的认识，排除种种误解和不信任、能够顶住各种逆向的压力，秉持理性、坚守道德、与人为善、以心换心，以这样的“定力”可以使医生的形象越发高大、可敬。作为医生，应当对文明怀着推进的动力和激情。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医生所关注的健康，不仅是生理上的健康，也包括心理上的健康；不仅是生存方式的健康，也包括生活态度的健康。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医生应当普及科学、坚持真理、启发理性、诱导良知，使社会大众更加自觉地选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得明白：医生的价值，在于其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而其必备的道德人格，又是医生的称号更加完整。有这样的境界，就有职业的信心和奋斗的激情，就能经受起各种挫折和诱惑，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更加负责任地做出选择，才能为由于经济因素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的改善尽一份力。
其实“救死扶伤”和救死扶伤的“经济成本”是可以兼得的鱼和熊掌，关键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医生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持怎样的态度，只要有国家足够的政策、资金支持，有社会足够的理解与体谅，有医生尽职尽责的行动，假以时日，我们的医患关系一定能够跳出现在的怪圈，繁花硕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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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略论现代医学道德建设.余宁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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