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陪都官制探析论文[范文模版]

第一篇：中国古代清陪都官制探析论文[范文模版]

明清时期陪都地区出现了留守制与两京双套制同时存在的情况。明代中都留守、兴都留守皆与之前朝代相同设置留守司进行管辖，北京作为行在(陪都)时设行在五军都督府进行管辖。明代南京、清代盛京则在相应的留守机构外实行两京双套制，即在陪都地区比照首都设立了一整套的中央官制，实行中央机构双套制，这是中国古代陪都官制发展的极致。

明清时期，陪都南京和盛京皆未设置留守司。明代南京是将之前包括六部在内的官署保留下来作为留守机构，其中具有实权的是南京太监留守、南京守备、参赞机务。清代盛京的留守机构是以盛京将军衙属、奉天府衙、盛京五部、盛京内务府组成。明清陪都官制皆属京官，陪都官制设置基本比照主都官制以及机构而略有减少，职权不及主都，主都陪都官制实行双套制，陪都机构除打理陪都日常事务外，亦有“备用”之意。

一、明代陪都官制

明代曾出现多个陪都，包括明初的北京开封府、中都凤阳府，成祖初期的行在北京，定都北京后的两京主体制下陪都南京，以及嘉靖年间的兴都承天府等。

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中“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无定员，经历、都事各一人。后又分五府，称行在五军都督府”。同时，并设留守五卫，仍然属于五府，其职掌为“分守城门及更番点阅皇城四门”。

南京留守机构的职官设置由原作为京师遗留并继续保留下来的六部、南京守备(包括南京内守备、外守备、协同守备)、南京参赞机务、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指挥使司等组成。作为两京双套制的南京六部与北京六部相比，尚书官品与职权皆低于北京，多为闲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兵部，“成化二十三年始奉敕谕，专以本部尚书参赞机务，同内外守备官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故其职视五部为特重云”。

迁都北京后，南京留守机构以“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南京守备、参赞机务则掌有实权，是此前各朝陪都留守制度的延续，但权力有所分散。南京守备掌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以宦官同守备，即“以内臣同守备”。守备以公、侯、伯充任，兼管南京中军都督府。守备包括内守备与外守备、协同守备。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任，兼管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事务，以中府为治所，节制其他各府。

南京内留守多数为太监，也掌有实权，如刘琅，“冬十月，巡抚孙燧捕贼首吴十三等，系南康府狱，濠恐泄谋，阴令贼党劫狱夺之。十四年春二月，宁王宸濠持重贿交通南京留守太监刘琅”。内守备常常凌驾于他官之上。“南京外守备、协同守备作为武职官员，在南京守备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明初期其地位最高，作用最大，明晚期则衰落。南京守备武臣在南京守备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明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相一致的”。参赞机务一人，以南京兵部尚书兼任，“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设立之初，原为参赞南京外守备所设，虽有分权牵制之意，其地位、权力均次于外守备，明中叶后守备南京方面的权力逐渐高于内外守备，其权力为南京百官之首，地位为南京文官之首”。

守备、协同守备之下设南京五军都督府，其职官包括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经历、都事，但是这些官职不一定同时都设置。担任南京五军都督府的官员都具有勋爵或三等都督的品级，其职能为“分掌南京卫所，以达于南京兵部”。有下属机构具体负责相关事务，如“凡管领大教场及江上操备等事，各府奉敕分掌之”，“城门之管钥，中府专掌之。初设城门郎，洪武十八年革，以门禁锁钥铜牌，命中军都督府掌之”。

在两京双套制下，“南京官品秩，俱同北京”;也就是说，“南京所设的文官六部都察院、武官五军都督府，都是最高一级国家机构，与北京同级”，其官员亦属于京官。

二、清代陪都官制

清代时期，陪都留守机构仍然未置留守司，而是设立了其独特的管理机构，并且细化了这些机构的设置、职掌、品级、人员等方面内容。清代历史上两个重要的陪都分别是留都盛京、行都承德。盛京地区，盛京将军、奉天府、盛京五部、盛京内务府是陪都的几个主要机构。盛京将军是盛京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相当于以往的留守，最初称之为“镇守盛京京城总管官”。顺治二年闰六月壬辰日“定文武官员品级”时，定“……镇守盛京京城总管官、贝勒壻多罗额驸、摄政王下内大臣为二品”。顺治三年，升盛京京城总管官为昂邦章京，品级为一品。康熙元年，盛京昂邦章京改称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康熙四年，改称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又改称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奉天府：清廷即“以沈阳为奉天府，置府尹”，奉天府尹与京师顺天府尹平级，为正三品，比一般行省的知府(从四品)高三级，权力同于行省，与北京顺天府地位相同，此为陪都之特殊规制。盛京五部直隶中央，官员均不设尚书，只设侍郎，“品秩视京师。各部同”。而且侍郎以下各官，“俱系满缺，间用汉军、汉人，出自特简”。盛京内务府是京师总管内务府的分支，建立之初，其总管大臣一职就由盛京将军兼任。盛京内务府地位虽高，但并不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只是管理皇室经济事务，所以皇帝才放心地委任盛京将军担任总管大臣。直至清末，这一职务一直由盛京将军兼任。由此看来，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盛京五部侍郎皆为京官。从制度角度讲，在《清代职官年表》中，盛京五部侍郎始终被列入中央国家机关的职能序列、奉天府尹始终被列入“京卿年表”，两京双套制十分清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陪都地区实行的官制是在留守制之上的两京双套制，留守官制在名称和具体职官设置上与前代有所不同。而在陪都留守制之外另设的比照主都但地位略低的中央机构体系，无疑是这一时期陪都留守官制的最大变化和发展。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制

我国古代中央官制的变革、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先秦是中央官制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阶段

2.秦汉史中央官制的变革阶段——三公九卿

3.东汉即魏晋南北朝，三公失权，尚书台、中书、门下省相继登台掌权。

4.隋唐至明清是中央官制的成熟阶段。奴隶社会官制

1.商王朝设“多尹”，泛指百官。

2.西周设六官制。据《周礼》记载，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是政务官，亦称“六官”。

3.春秋时，各国官制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世官制和军功爵制。

封建社会官制

1.秦汉官制——三公九卿

三公，分别为太尉，管理军事；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并理国家监察事务。

秦时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祭祀，和国家之礼；郎中令，负责皇帝禁卫；卫尉，负责皇宫守卫；太仆，负责皇帝车马；少府，负责皇帝财政；廷尉，负责司法；典客，负责外交和内部少数民族事物；治粟内史，负责粮食和财政；宗正，负责皇室事务。

汉景帝改了大量官名。把“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治粟内史”为“太农令”，武帝时改为大司农。武帝时改“大行令”为“大鸿胪”，“郎中令”改为“光禄勋”。

2.魏晋南北朝官制——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3.隋唐官制——三省六部制

三省：

隋朝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

唐朝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六部：

吏部掌管全国文职官吏的任免、考课、勋封等事；

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赋税、钱粮、财政收支等事；

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学校等事；

兵部掌管武官选用及军事行政；

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

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事。

4.宋、辽、金、元官制

宋——官职分离

辽——南北两面官

金——勃极烈，系女真语，意为“治理众人”

元——废门下、尚书省，置中书省掌行政，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大权。

5.明清官制——设六部和内阁 古代职官

春秋官官制

最高执政官–在各诸侯国，最高的统治者是各国国君，他们有的如楚、吴、越也间先后称过王。其下有总领百官、主持朝政之官，各国的名称不同，泛称“执政”。各国一般都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众卿，为朝廷的重要职官。司徒掌管民政、户籍；司马掌管军事；司空掌管土地及筑城等土木营建，所以有时也称司城、司工；司寇掌管诉讼刑狱等。

宫延内务官–内廷官员有主管公族事务及祭祀等事的宗伯、宗人；主管卜筮之事的眩人、卜士、巫；主管宫内音乐的乐官太师、舞师；主管国君财物的府人、廪人等等。宫内事务的大总管一般由仆大夫担任，宋国则称大尹。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基本上实行国、野制。所谓国，是指国都及附近地区；野是国以外的远方农村。当时按照田、野的不同组织形式，分别设置各级官吏进行管理。辽金官制

辽朝官制–北面官：设有北、南枢密院，有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为其长官。北枢密院掌管全国军政，类似唐朝的兵部；南枢密院掌管铨选、丁赋等政。枢密院下还设北、南宰相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宰相”作为正式官名）。南面官：多仿唐制，也有三省六部、各台、院、寺、监、诸卫等官，多用来安置汉人的，但是并无实权。金朝官制–尚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不设中书、门下二省。尚书令为最高行政官长。元朝的中枢权力汇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总令朝政，枢密院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朝廷设有宣政院，专管宗教及吐蕃等少数民族事务。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了。行省为路、府、州、县四级。

明朝官制

中央以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后有“内阁”出现。内阁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票拟”上，即对各处上呈的秦章提出处理意见，根据皇帝旨意草拟诏令，经皇帝批准后交六部办理。九卿指六部尚书以及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都察院是明朝的最高监察机构。朝安装设大都督统领中外诸军事。为防备军权过分集中，废大都督府，改置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为其长官。五军都督府分别掌管京师及各地卫所的军队，虽统兵，便无调遣权。兵部掌管军官的任免、升调，发布军事政令，但不统领军队。军队的调遣权最终由皇帝掌握。明朝地方行政系统为省、府（州）、县三级制。

秦汉官制

一、中央的三公九卿等官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秦汉时的三公，主持国政，号称万石之官，是朝廷的中枢职官。实际上它们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丞相：丞相是朝廷最高的行政长官。汉代丞相之下有丞相史若干，从事秘书工作，长史为其长。

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太尉是秦官，但在其它文献中尚未能得到证实。

西汉前期，太尉为最高军事长官。后来设置大司马，成为全国最高级的军事统帅。武帝死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头衔主持朝政，其职远不限于武事。东汉初又取消大司马，恢复了太尉的名字。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作为丞相之副，其职掌有二：一为掌管天下文书图籍、呈递公卿秦章，颁布皇帝诏令等，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长；二是掌管朝廷内外监察，为全国最高的监察长官。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统领侍御史若干人，具体负责对朝廷百官的监察以及掌管国家收藏在兰台的图书档案；同时统管地方的监察长官刺史。

地方各郡有监御史，督察地方官员。

九卿：

九卿是指中央朝廷的九个重要官员和官署，它们是：

奉常：汉代改称太常，掌宗庙礼仪、占卜祭祀等事，史官、博士等为其下属。

郎中令：为皇帝的侍从武官长，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等。郎是皇帝的侍人扈卫人员，有中郎、侍郎、郎中之分。太中大夫等及议郎为非武装人员，掌议论。

汉武帝时，郎中令改称光禄勋，职掌不变。又设期门郎、羽林郎，为皇帝微行出猎时的武装侍从。

卫尉：掌管各宫门的守卫，属官有仆射、公车司马令等。汉代，卫尉统领的军队称南军。

太仆：掌管皇帝的舆马，及军事用马的牧养。

廷尉：掌管刑罚讼狱，是全国的最高司法官。朝廷遇有大狱，皆由廷尉审理。

典客：掌管接待少数民族、藩属国来朝事宜。汉武帝时，改称大鸿胪，掌管诸侯王、列侯及内附部族朝觐郊迎之事。

宗正：主管皇族宗室（包括公主）事务。属官有都司空，掌管对宗室犯罪之人的处置。

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谷帛租赋。汉武帝时改称大司农。汉初，治粟内史仅掌农业仓廪，另有“大内”一官与之并行，掌管国家财政。改大司农后，大内为其属官，称都内，主管财货，掌国家的金库。

少府：掌管全国山海地泽之税，以供给皇帝私用，凡皇帝的衣食起居、医药供奉、器物制作等皆在其属下，因此是宫廷事务的总管。武帝以后，其职权日益缩小，但是其下属尚书署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则驻势不断提高，后来终于脱离少府，独立成尚书台，分曹治事（指分科办事）。

中央朝廷除了九卿，还有一些重要的高级官员，：

中尉：掌管京师地区的戍卫治安。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平时巡逻街市，皇帝出巡则为前导。

将作少府：主管宫室、宗庙、陵园的土木建筑工程。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典属国：掌管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事务。汉成帝时，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水衡都尉：汉武帝时设置，掌管上林苑及诸池航政。

地方官制

秦汉地方实行郡、县制。至东汉末年，形成了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秦朝的京师行政由内史掌管。内史位秩与列卿等同，也参议朝政。西汉武帝以后，京师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部分，分别由三官治理，称为三辅。三辅长官位同列卿，可参议朝政。

作为监察区划的州的长官刺史，逐渐具有了行政、军事大权，于是州便成为郡上一级的行政区划了。刺史也就成为集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一身的地方大员了。

郡是低于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其长官秦时称守或郡守，汉景帝以后改称太守。下有郡丞，为其佐助。郡尉，掌管一郡的军事甲卒，汉景帝以后改称都尉。

汉代与郡同级的还有诸侯王国。汉初的诸王国割据一方，有自己的军队，所置官署与中央朝廷一样。当时朝廷只向王国委派太傅（辅导诸王）和丞相（统率王国百官），御史大夫以下官员，都由诸王自己任命。

秦汉时，郡下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均由朝廷任命。县的令、长之下设有县丞，为其佐助之官；又设县尉，掌管一县的甲方军事。

汉代区分官员乖及的服饰主要是冠和缓。

在秦汉，缓是区分官职高低的最明显的标志。秦汉的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分别用金印此绶和银印青绶。

秦汉时职官的服装都是黑色。秦始皇自以为是得水德，色尚黑，于是官服也用黑色。汉承秦制，官服也用黑色。

清朝官制

清朝入关前，朝廷设有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分掌记注皇帝起居、编立史册、撰写实录、草拟国书制敕及皇帝进讲等。顺治十五年，清朝改内三院为内阁，替皇帝拟出几种处理意见，皇帝的诏令，由内阁下达六部等衙门执行。雍正时，内阁大学士成为朝廷的最高级官员。军机处这个名词始于雍正十年，转达皇帝旨意、处置政务效率高。朝朝的地方行政机构一般可分为省、府（州、厅）、县三级。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为总督、巡抚。总督和巡抚在明朝都是属于都察院的差遣职官，在清朝则成为正式的地方高级官员了。总督一般管辖两省至三省，但四川总督就只管四川一省。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这就使他掌握了数省的行政、军事、监察大权。总督又可称为“制军”、“制台”。巡抚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例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这样便有权统管全省的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了。巡抚又可称为“抚军”、“抚台”。督、抚之下设布政使，掌管一省的财赋民政。布政使又简称藩台、藩司。清朝官员的服饰与过去有较大区别，官员的服色不分品级，只有皇子和特别赐允的亲王、郡王可用金黄色，百官袍服一般为石青色或绀（深青带红）色。清朝朝官员服饰的重要区别在于“顶子”和“补子”。顶子是指帽顶上的帽珠。不同品级的官员，所用帽珠的质料也不同。

宋朝官制

宋朝的官制是以中央朝廷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的二府制为其特征的。

宋代的枢密院是掌管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专管兵籍、虎符，有调动军队的权力，但须经皇帝批准。在宋代，一般把副宰相“参在政事”与枢密院的首脑称为“执政”，而把宰相和执政合称为“宰执”。后宋朝还高有翰林学士院，它不属于以宰相为首的中央行政系统而直属于皇帝。负责为皇帝草拟制造、国书等。

设立三司，三司总管全国财政，权力很大，地位仅次于二府。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御史的任用由皇帝直接掌管，宰相不得过问。宋朝最初是州、县两级地方官制，宋太宗以后发展为路、州、县三级制度。宋代最低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县，设县令为长官。州的长官是朝廷委派文职京官前来“知某州事”的，所以又简称知州。与州同级的还有府、军、监。路为后行政区划。

隋唐官制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职官制度三省六部制确立。

三师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隋朝的三省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

内史省，即过去的中书省，长官为内史令；专掌机密，草拟诏令，参议朝政。

门下省，长官为纳言，掌管审查政令，内书令草拟的诏敕如有违失，门下省可以给予封驳退还。

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尚书省是执行机构，统管全国的各项政务，职权范围很广，下辖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与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合称“八座”。

三省之外，还有秘书省和内侍省。

秘书省掌管图书秘籍的收藏与整理，长官为秘书监。

内侍省是内廷的供给侍奉献机构，长官为内侍。在朝廷，除了上述五省外，还有太常、光禄等“九寺”以及国子、将作等“五监”。

监察职官：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以治书侍御史为其副，属官有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等。

司隶台掌京畿内外的巡察，长官为司隶大夫。属官有刺史14人，掌全国郡县的巡察。后废司隶台，改派京官以司隶头衔出使巡察。

随初袭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地方官制后。改州、县二级官制，以州直接统县。是中央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权力很大，凡在其辖区之内的州县皆受其节制。

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中央省所拟诏敕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予以封驳，要求重拟。

中书令二人为长官，重要的属官有中书舍人，掌参议表章、草拟诏敕及玺书册命等。

门下省：以侍中二人为长官，重要的属官还有左散骑常侍二人，佐谏议大夫四人，皆掌规讽过失、谏谕得失。

尚书省：以尚书令一人为长官，但此职例不授人，而以其副职左、右仆射为实嘉陵江长官。尚书省的官署又称尚书都省、都堂。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唐代六部分为三等：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为后行。

唐代的中央职官可分为台省这和卿监官两类，前乾指三省及御史台，属于政务职官；后者指九寺五监，属于事务性职官。

唐代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是：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寺的长官称“卿”，监的长官多称“监”。

唐代御史台为最高监察部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

御史台三院的设置与明确分东施效颦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监察制度已经发展成熟。

唐朝的地方官制，一般说安史之乱以前是州（府）、县二级制；至唐中后期则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统称县令。

魏晋官制

从三公九卿制向更高级的三省六部制演进的过渡时期。中央官制–东汉末年设置丞相，以曹操充任，总领百官，主持朝政。中书省，设中书监、中书令二官，并掌机密，以代替过去的秘书令。

侍中在汉代为加官，可出入禁中。东汉灵帝时设侍中寺，以侍中为其长官，下有给事黄门侍郎等，掌随驾规谏，以备顾问。侍中常在皇帝左右，地位愈加尊贵，但也要侍候皇帝的起居生活。

上述中书省、尚书台、侍中寺格局的确立，已具备了三省制的雏形。

监察系统中，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下设治书执法，掌劾秦，以治书侍御史掌律令。

三国时期，各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魏在各州设刺史，或称州牧，为州的最高行政官长。

自西晋至南朝，或设丞相，或设司徒，废置不一，但若要决揽朝政大权，必须加有“录尚书法”的头衔才行，否则只是赠官，并无实权。朝廷又有“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它们是为了尊崇士族望重之人的荣宠性虚衔。

这时期，中书省的中书监、令仍掌管草拟诏令、策划国政、位尊权重。

北魏中央主要职官设置有下：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

二大：大司马、大将军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

三省：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

门下省长官：侍中

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

地方官制：

地方是州、郡、县三级制度。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国都所在州的长官，一般称为牧。州下为郡，其行政长官为太守，国都所有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郡下为县，以县之大小分置令、长、县下还有乡、里。

西周官制 西周官制是商朝内、外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开始确立了师、保的中枢队员地位，其内服、外服职官的设新闻片分工也更加细致在内服中，大师、太保是属于最高“公”一级的职官，其下为“卿”一级的高级职官，它们各有属官，此外还有低外的事务官员。

在周王之下，地位最高的是太师、太保、太宰，它们辅佐周王，统领百官，执掌朝政，同商朝的尹相类似，多由有威望的大贵族担任。西周朝廷的官员 是分为公、卿两个等级的。太师、太保、在史是属于公一级的。太史主官朝廷的册命、祭祀、图籍等。内服官中，次于公一级的是卿。他们是公下面依照分工处理朝廷政务的官员。属于卿一级的官员还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司寇、司士、太宰、公族等。司徒主管农田图籍及人民户口等，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掌管军队和军赋。王畿内的卿大夫往往使其宗臣为司马，主管采邑内的军赋称家司马，家司马也要听命于王司马。司空掌管百工执事及土木营建。司寇主管刑狱治安。太宰本是周王的家务总管，掌管王的饮食起居、车驾仪仗、王家财产、王后命令等。因与周王接近，成为周王亲信，所以他的权力和地位也较高。周公就曾做过太宰。公族是掌管公族内部画事务的官。司士，主管贵族的刑罚及版籍爵禄。

在这些卿一级的官员中，司徒、司马、司空在文献及金文中被称为“三有司”。

西周内服官的爵位分为公和伯、候两等。凡是太师、太保、太史皆为“公”爵；凡由王畿内贵族入朝为卿的称“伯”爵，而四方诸候入朝为卿的称“侯”爵。公及伯、侯爵位的升降，随担任官职的高低而改变。

属于内服的事务性低级官员很多，就现在所掌握的材料看，它们可分为内廷事务官和外廷事务官两类。

例如：

内廷事务官–虎贲、金文作虎臣，可分左、右，为周王的武装侍从长官，负责周王的安全。

缀衣，掌管周王衣冠之官。

趣马，金文作走马，为掌管周王马匹之官。

小尹，金文作小臣，为总管内廷事务之官。

太宰属下还有内宰、小宰、乐师、仆、小射、底渔等官吏，分管周王的财产、起居及音乐、驾车、射猎、捕鱼等事。

外廷事务官–大都，为管理诸侯及周王子弟们的采邑的官员。

小伯，管理卿、大夫采邑之官。

夏商官制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的最高统治者是“王”，其下设有各种职官。在商朝，由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叫内服，内服以外的诸候统治区域称为外服。内服设有百官，称为百辟。可分为政务官、宗教官、事务官、武职官等几类。政务官有尹、冢宰等。宗教官有占、卜、多卜、亚、祝、史、作册等。占、卜是负责占卜之事的。史官为记录王事活动的官，与作册职掌相近。事务官是负责某种具体事务的官。武职官有亚、多亚、马、多马、射、戍、卫、犬、多犬等。商王和奴隶主贵族是军队的当然统帅，对于分阶段产来说，官职、爵位是世代承袭的，任职的文武没有严格区分。这里说的武职是军队中的中、下级官吏。亚是奉王命领兵征伐和追捕逃亡奴隶的官。马、多马是与虞车有关的武官。射、多射是管弓箭手的武官，其中管百人的叫百射或射百，管三人的叫三百射或射三百。犬为饲养、训练猎犬的官，或说犬是田猎中递送猎物情况的官吏。戍大约是从事戍的武官。卫是侍人保卫人员。外服包括商王亲属的受封地和被征服部落的臣服地区。候、甸、男、卫、邦伯都外服的重要统治者。

战国官制

为了加强对各级官吏的控制和提官僚机构的效率，各国大都实行了以国君为首，下有相、将二官分武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原是佐助之意。战国时，各国先后设相职，统领百官，成为最高的行政长官。相有时也称作丞相、相邦。各国也设“将”职，成为一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地位仅次于相，多次以擅长统兵作战的武将充任。将职称将军，有时为了突出最高统帅的地位，设有上将军、大将军等。在将军之下，设有国尉、都尉等高级武官。战国时期，各国在地方大多确产子郡、县两级制，以群领县。郡的行政长官是守，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守下设郡尉；主管郡内军务。郡下设县，长官称令。令下有丞，分管财政和讼狱；有尉，管军务；有司马，管马政；有司空、管县内土建工程（多写军画有关）及刑徒。

第三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

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摘要：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有着独特的单体造型，中轴对称、方正严整的群体组合与布局，以及变化多样的装修与装饰和缤纷绚丽的色彩运用。

（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方式

中国古代建筑惯用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木构梁柱系统约在西元前的春秋时期已初步完备并广泛采用，到了汉代发展得更为成熟。木构结构大体可分为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以抬梁式采用最为普遍。

（二）独特的单体造型

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大致可以分为屋基、屋身、屋顶三个部份。凡是重要建筑物都建在基座台基之上，一般台基为一层，大的殿堂如北京明清故宫太和殿，建在高大的三重台基之上。单体建筑的平面形式多为长方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这些不同的平面形式，对构成建筑物单体的立面形象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采用木构架结构，屋身的处理得以十分灵活，门窗柱墙往往依据用材与部位的不同而加以处置与装饰，极大地丰富了屋身的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早在汉代已有庑殿、歇山、悬山、囤顶、攒尖几种基本形式，并有了重檐顶。以后又出现了勾连搭、单坡顶、十字坡顶、盂顶、拱券顶、穹窿顶等许多形式。为了保护木构架，屋顶往往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有碍采光，以及屋顶雨水下泄易冲毁台基，因此后来采用反曲屋面或屋面举拆、屋角起翘，于是屋顶和屋角显得更为轻盈活泼。中轴对称、方正严整的群体组合与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众多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为一组建筑群体，大到宫殿，小到宅院，莫不如此。它的布局形式有严格的方向性，常为南北向，只有少数建筑群因受地形地势限制采取变通形式，也有由于宗教信仰或风水思想的影响而变异方向的。方正严整的布局思想，主要是源于中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与儒学中正思想的影响。

（三）变化多样的装修与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对于装修、装饰特为讲究，凡一切建筑部位或构件，都要美化，所选用的形象、色彩因部位与构件性质不同而有别。

于建筑物上施彩绘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一项装饰艺术。它原是施之于梁、柱、门、窗等木构件之上用以防腐、防蠹的油漆，后来逐渐发展演化而为彩画。古代在建筑物上施用彩画，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庶民房舍不准绘彩画，就是在紫禁城内，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绘制彩画也有严格的区分。其中和玺彩画属最高的一级，内容以龙为主题，施用于外朝、内廷的主要殿堂，格调华贵。旋子彩画是图案化彩画，画面布局素雅灵活，富于变化，常用于次要宫殿及配殿、门庑等建筑上。再一种是苏式彩画，以山水、人物、草虫、花卉为内容，多用于园苑中的亭台楼阁之上。

(四)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建筑色彩始终焕发着神奇的魅力。人们不仅发现、观察、创造、欣赏着缤纷绚丽的色彩世界，而且通过漫长的时代变迁不断深化着对建筑色彩的认识和运用。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期中国建筑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建筑的萌芽虽然可追溯到原始初民的洞穴，但是直到商周时期中国的建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特征。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建筑室内墙壁出现了以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为内容的壁画，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的建筑色彩才在建筑上得到体现。2 唐代建筑色彩艺术：等级的象征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道劲。由于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所管，因此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依附在建筑上的色彩也就自然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宋代建筑色彩艺术：主流文化的印证

唐宋建筑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但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规模小，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宋代建筑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油漆在这一期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受儒家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宋代建筑用色喜用稳重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元代建筑色彩艺术：宗教文化渗透下，风格秀丽而绚烂明代建筑色彩艺术：鼎盛时期的开始，浓重悦目、细致华丽 清代建筑色彩艺术：建筑色彩的颠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

中式风格是以宫廷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艺术风格，气势恢弘、壮丽华贵、高空间、大进深、雕梁画栋、金壁辉煌，造型讲究对称，色彩讲究对比装饰材料以木材为主，图案多龙、凤、龟、狮等，精雕细琢、瑰丽奇巧。但中式风格的装修造价较高，且缺乏现代气息，只能在家居中点缀使用。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今天建筑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度成熟与伟大成就及其建筑艺术理论与建筑哲理对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建筑文化对现代建筑的影响一直是建筑界重要的课题，我们也从不同角度领悟到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中应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传统建筑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手法大致可分为传统符号的运用、传统形制的运用和传统材料的运用。1 传统符号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

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3.2传统形制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形制, 常指器物或建筑物的构造和形状，即形式上的模式。建筑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要从整体上体现民族特性，就需将传统形制通过各种原型进行演化、拼贴、从而叠合成具有时代精神、又兼顾传统形制的新建筑，对传统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形式的表层结构上，而要通过多方面感悟、从深层结构来表达

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构建新的建筑形式。

3.3 传统材料在现代建筑上的应用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有一种，便是材料上的运用。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新的高科技材料不断地呈现出来。但新材料的更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材料的摒弃，从考虑当地的文化背景与环境氛围出发，适当地运用传统材料，既能节省资源,又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使传统材料在提炼与简化当中

得到延续，从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借鉴上，并不是单纯采用某一符号、某种形制或某些传统材料，而是要将几方面有机结合，整体权衡，把握适度，才能产生出更好的设计思路，才能使我们的设计既有传统意识又富有时代精神，更具有创新的品质。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起点放在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坐标上，建构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其实探究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为了区别新与旧、是与非，我们珍视历史遗产是为了探索明天，创造未来。

第四篇：中国古代戏曲论文

初见惊艳，再见，期望依然——秦腔的昨天与今日

一、初见，便有西北汉子的铮铮情怀——秦腔的起源 秦腔起源于遥远的秦代的秦地歌唱，《诗经》中有“秦风”这一部分，古代的诗又都必须唱出来，因此这是秦腔最早的元祖，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有“臣窃闻大王好为秦声，请击缶。”“秦声”即为“秦风”的后续形态，而当时打击成乐，一般都需有歌舞。

可见，秦腔是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的。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云：“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

秦腔发展到成熟形态的声腔演出的戏曲剧种，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明末清初，不过，仅凭现有的资料，已可认定它是相当古老的剧种。明代万历间（1573-1620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有一段注明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清人陆次云在《圆圆传》中云：“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不成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西调音乐范围相当广泛，这里的西调，一般认为是指西秦腔），操阮筝、琥珀（据考证实为月琴），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说明到明代末年，秦腔已更为成熟。或许是因了陕甘人民耿直豪放、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忠奸斗争、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加之较早地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并且有秦腔艺人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因而秦腔所到之处，都给各剧以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成了梆子腔的鼻祖。清康、雍、乾三代秦腔流入北京，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

二、秦腔的发展高潮 从康熙中叶到乾隆末期这段时间是中国戏曲，包括秦腔竞争发展的重要时期。戏曲研究者用“花雅之争”来描述这一时期戏曲的总格局。秦腔之所以在明末清初走向成熟的原因之一，便是那个时期已经有了固定的加班演出，有的是当时戏剧名家的家班，有的是为了生活而登台的江湖班社。清康熙中叶以前，昆山腔在宫廷中占主导地位，但从乾隆55年开始，以魏长生为代表的秦腔艺人进入北京，凭借戏班扎实的基本功和剧目深厚的生活气息，以及胡琴的“善于传情”，魏长生及其戏班一鸣惊人。秦腔不仅使雅部昆曲更加落寞，并一度压倒了京剧。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获得成功后，于乾隆五十三年（1783年）带着秦腔班，经河北、天津、山东到达扬州，演剧一出，赠以千金。他在扬州连演四年，使扬州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的动人局面。之后他又两次入京，人气旺盛，秦腔在清中叶以后，不但几乎演遍全国，它在广东的支派“西秦戏”，还在清末到新加坡、印尼等国进行演出。魏长生的一生是漂泊流离的一生，他最后因酷暑晕倒在了舞台上，一病不起。他虽然倒在了舞 台上，但却把秦腔的种子撒播到了各地，发芽开花并结出果实来。除了魏长生，还有其他秦腔大师如高朗亭等，也在这一时期进京，为秦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易俗社与民国时期的秦腔 辛亥革命后，一些领导人认为“人民知识闭塞，国家无进步之希望”，所以在他们的筹措下，一个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易俗社建立了。1912开始，易俗社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式进行秦腔艺术教育，培养演员甄别旧剧，编写新剧，进行艺术改革。培养了大批秦腔艺术人才，先后演出的《双锦衣》《卧薪尝胆》等新戏，深得群众称赞。1924年，鲁迅来西安讲学时曾多次观看了易俗称社演出的《双锦衣》，还亲手写了“古调重弹”四字，制成匾额赠给易俗社，并把他在西安讲学的部分讲学费捐赠该社，以资助戏曲改革。易俗社一开始就以演出自己编写的剧目为特点，所以那时戏剧的主题一般都是宣扬民主、科学、爱国主义，针砭当时的社会恶习，如女子缠足，吸食鸦片等。在改良民风方面，西安易俗社过取得过很大的成绩。

四、秦腔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成立有民众秦腔剧团，边区其他各分区也成立了秦腔剧团，如关中八一剧团。这些剧团编演了大量反映当时人民斗争生活的秦腔现代戏，如《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魂》《血泪仇》《一家人》等，与《鱼腹山》《打虎计》等历史剧共同使秦腔艺术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解放后，秦腔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和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挖掘整理出版了《秦腔传统剧目汇编》三十一集（共二百二十多个剧目），而且在推陈出新和反映现实生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改编整理和新创作的历史剧如《赵氏孤儿》《法门寺》《柜中缘》《拾玉镯》和新编现代戏《西安事变》等，从思想到艺术，比以往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高。1958年，陕西省文化部门曾组织秦腔等西地方剧种汇报演出团赴京演出扩大了秦腔的影响，通过艺术交流促进了秦腔艺术的进一步提高。1981年西安市还组织赴日秦腔演出团，到日本京都 演出《游西湖》《柜中缘》《会阵招亲》

等戏，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促进了中日友谊的发展。

五、秦腔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眼秋。霜染丹枫寒林瘦，不堪回首忆旧游。

——选自秦剧《断桥》中白素珍唱词

这四句唱词，相信表达出了很多人对秦腔现状的忧虑心情。昆曲大胆革新，创造出青春版的《牡丹亭》，使受众面大为扩大；东北二人转借春节联 欢晚会红遍全国，滑稽戏名扬海外；国粹京剧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但是秦腔呢？从1958年巡回十三省演出至今再没有跨越五省以上的大型交流活动。秦腔各地有各地的风俗，总体来说非常不规范，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号召力，而且各自有各自的说法，艺术形式得不到统一，导致听众减少，利益减少。然而时代发展的趋势是人们的逐利之心愈发强势，从而出现年轻人不再学习秦腔、传承断线的现状，秦腔的传播受到抑制的恶性循环。

以上秦腔的令人心忧的现状，笔者大致总结原因如下： 1.环境原因

1.1 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冲击

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到现代化进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传统的中国开始慢慢从睡梦中觉醒。我们不能不说近代化给我们带来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后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文化完全呈现出了多元化局面，不仅有中国自己的文化，还有来自国外的文化，真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慢慢受到排挤和批评。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部分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批判的继承，可是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与如何做，有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在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无法自拔；要么就是全盘西化，把自己的东西丢的一干二净，而全部把外国的文化不管好坏全都拿来。往往能够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文化上做的有点欠缺。鲁迅先生早就写过《拿来主义》，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站在文化的前沿为我国的文化发展导航。确实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像很多传统优秀文化一样，秦腔也免不了受现代文明冲击的命运。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艺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表现出了无奈的 2 哀叹。只要我们再把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虑，就不难发现，秦腔文化艺术的生存的土壤已荡然无存了。“秦腔这一古老的剧种，虽仍有地域文化风情的价值，但却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中，它也走向自己的衰落，并与传统思维方式、传统观念的衰落同步。” 1.2 社会文化需求的转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再不是传统文化独占鳌头的局面了。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多的同时，人们精神方面的要求也相应的提高了。如果只靠传统文化来驾驭今天社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了。所以，像秦腔这样的传统文化再也不能满足社会文化多样化的需求。民主、科学和自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题。就像陶立志先生所说：“当今文化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大众化、娱乐化、融通化和智能化发展动势，大多数传统艺术都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驱动，功利观念、浮躁情绪与票房价值严重地影响像秦腔这样的传统艺术的常态发展。”

从秦腔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上来说，秦腔剧本内容弘扬正义，反对奸诈，赞颂真善美而批判假恶丑，强调集体主义和集体利益。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从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上来说，健全人格体制，弘扬道德规范，强调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秦腔在这些方面的价值固然是值得我们肯定。但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秦腔文化却难免带有封建文化的落后思想。封建伦理在秦腔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等级差别，三纲五常等，这些伦场秩序束就成为人们思想发展的障碍。1.3 政府对秦腔文化遗产的忽视

我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被韩国申请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度被炒的沸沸扬扬。端午节是我国人民为纪念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文化习俗。并且是有史可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什么韩国人能将端午节申请为他们的专利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

那么，面对秦腔衰落的趋势，我们也会担心：在以后秦腔又被哪个国家申请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呢。其实从端午节被韩国人申请为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事例上，就能想到国家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忽视。对秦腔来说，如果国家能在这方面予以保护和支持，秦腔也许不会沦落到今天结局。我们宣扬和谐社会，我想如果政府能从文化的角度去着手，做好文化导向和社会价值取向，我们的社会才能可持续发展。甘肃要在兰州建设甘肃秦腔历史博物馆，这确实是件好事。近年来，又有振兴秦腔的热潮，但到底会有多少功效呢？秦腔作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2.自身原因 2.1 市场供应不平衡：

城里人不爱看，乡下人想看看不到，这就是目前秦腔演出的现状。秦腔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此，千年来它从精神内涵到表现形式都迎合着农民、农村和农耕的需要。对许多习惯城市生活的人来说，不免会存在着理解和接受的障碍。

比如，秦腔花脸唱起来高亢激昂，声音很大，在广袤的关中平原露天大草台上，一声中气十足的“震天喉”显得韵味十足，但是当它在城市剧场里演出的时候，很多人却要“以绒塞耳”，觉得太过粗鲁。2.2 演艺人员的表演艺术水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秦腔现代化生存的更大威胁来自于演员自身素质。演员、戏迷之间缺少有互相了解地机会。老一辈艺术家他们经常深入到广大戏迷中间，去了解戏迷们的需求。到戏迷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去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所以，当这些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一个个艺术形象时，使观众觉得，这个人和事是真实的，使观众相信，这些人和事曾经发生过。而当代的秦腔戏曲工作者，明显的其作品与现实完全脱钩。并未通过广大戏迷观众的检验，也就失去了观众的支持。这样下去，秦腔的观众越来越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现在的演员几乎不再像我们之前从电影了看到的那样勤奋的练功了，长此下去演出台上忘词、动作不灵活„„这些都势必让观众有些失望，观看人数减少也是必然。2.3 秦腔美学品位

有人说秦腔是农民的艺术，是农民的摇滚乐，固然粗犷苍凉是其本质，是其看家特色，有着很高的美学品格，不能轻易改掉，但城市化的进程，受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变迁，以及现代城市影视艺术的冲击等，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秦腔受众的口味，感情的丰富和纤细化是总倾向，他们肯定不满足一成不变的“黑脸一吼”。似乎秦腔只能限于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人群，可供选择的多元娱乐方式对秦腔的发展构成竞争关系，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秦腔却依然一板一眼，无法走出自我，最终孤立了自己，失去了观众。

2.4 剧目的大量消失

秦腔剧目相当丰富，据说传统剧目就有3000或5000多本，而以陕西省艺术研究所1958年挖掘整理的各路秦腔剧目统计，也有2740本之多。据有人粗略估计，从西北省市秦剧团到民间的社班演出以及电视媒体播放的剧目，本戏不到一、二十本，折子戏充其量也只有三、四十折，就连建国后经常演出的剧目都失传了。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或剧团所演出的相比，数量悬殊。近年来，像“十大样板戏”、《三打祝家庄》、《四杰村》、《八大锤》这些具有相当水平的剧目再也不上演了。不论从剧本的文学价值，还是表演技术来说，都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可是，现在就是看不到了。剧目的大量消失是秦腔艺术的一大损失，这就必然失去了观众基础。2.5 剧本创作的艰难

经典剧目的消失、演员的主观条件的限制固然对秦腔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剧本创作也未

能起先锋作用。有人认为，秦腔无非就是那么多的剧目，那么多的板路，看的时间长了，就觉的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因此，也就厌倦了秦腔。“‘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不仅要掌握时代的脉搏，还应当倾听接受者的声音”，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剧本的再创作。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一方面，剧本作为戏曲表演的底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它就是要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这样才能体现社会文化的真正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去界定它：剧本创作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社会背景为题材，进行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从而进行文学化的艺术过程。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中国一直是在战争与动荡中走过来的，这就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依据文化的本质功能，就需要反映这个现实。因为这样才能跟上历史的发展和现实文化的需要，能赢得

社会的认同和反映人们的精神意志。秦腔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些，那就是现代戏的创作，如《祝福》，《血泪仇》等。可是另一方面，从秦腔的艺术内容来说，现代戏却有失秦腔艺术的本质内涵。虽然现代戏的唱腔、曲调是没有问题，但它却失去了秦腔的美术、作功等重要内容，秦腔似乎就是用长袍水袖来表现艺术的。如果现代戏可以代替秦腔的话，那么，现代戏和歌剧除了音律上的不同又有什么两样？所以，秦腔艺术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这里，它就不需要把故事情节活生生的摆在观众面前，而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实现的艺术形式。

从这两方面来看，这二者确实有很大的矛盾。这就必然影响秦腔艺术的发展。那么，面对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的，同时要将秦腔艺术推向前进，我们是革新剧本呢，还是演传统戏？如何去做，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六、吾辈将上下而求索，换你雄风重振——秦腔发展的探讨

任何一个剧种从诞生到现在，其发展道路与形式不尽相同，但都遵循一个大体的规律：即都是 从最原始形态到一个小的鼎盛时期，但世殊事异，都需要一定的改革与创新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但其最本质的东西不能更改。秦腔在这道路上曾经有一段迷茫，不过现在它已坚定地继续前进，希望以后秦腔在创新发展的同时将其精华代代相传。秦腔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培养有创新意识的演员。创新意识不仅是在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标新立异，更是演员能把自 己融入到角色中去，形成自家的唱派风格，逐渐拥有自己的代表作品。其次，一定要加大剧作家的培养。适应时代潮流和当代人们审美观念的剧本，才能吸引源源不断 的观众。

再次，扩大听众范围。以东北小品为例，应当是秦腔在地方先火起来，再由地方扩散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当然，这一切都应该保持秦腔原有形体。能体现秦腔特色的演唱形式不可滥改，例如基础的行腔，拖

腔，过门„„这些格式不可更改，改了就不是秦腔了。不论一种文化是否流行，传承都是重要的，它是现实民族特色的一种力量。珍惜现存文化遗产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严肃对待秦腔以及其他形式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保护问题，否则，秦腔真要成 为西北之绝唱了。

1.1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秦腔艺术要真正发展，总是反映传统的价值观是不够的，它本身的艺术表现形式与内容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创造。毕竟，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情感节奏也和过去不一样了，秦腔当然也必须顺应这个变化。秦腔艺术是面对广大观众的，是群众性最强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秦腔必须以当下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情感表达方式来调整戏曲里过时的程式，只有这样，它的新的生命价值才能诞生。

但是，调整并不是意味着要彻底更新舞台，完全改变过去的表达方式是不可能的，而是说要在保留秦腔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上的某种更新。比如同样是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年轻人表现出的特质也和中老年人不一样。因为老艺术家往往会受到传统艺术表现模式的局限及旧有理念的制约，而年轻艺术家虽然也接受这些东西，但他们内在的生理、心理气质会自然而然让他们对表演形式有种革新，这种革新往往是不自觉的，虽然还是传统的表演程式，但其中却蕴含了新的活力。1.2 演员的自我创新意识

年轻的表演艺术家在进入艺术表演境域的时候，需要自觉地形成自我创新意识来充实艺术的活力。这种自我创新意识不仅要求熟悉传统的基本表演程式，而且要自觉考虑我演这个角色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创造它。这样的意识逐渐加强后，戏曲的更新就会是自觉自发地自我推动。

1.3 培养秦腔剧作家

秦腔现今新创作的剧本少，好剧本尤其缺乏，因此，政府方面应加大对秦腔剧作者的培养力度，自觉地、有计划地选拔、培养一批创作人才，让他们熟悉了解秦腔，让他们在艺术的熏陶下，进入特定的艺术境域中思考。秦腔不能不演传统剧目，如果没有传统剧目的支撑，就无所谓秦腔了。但是同时不能忽视了新创剧目，特别是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目的创作。剧作家和文学作家有不同，文学作家是个体奋斗，只要有才华有毅力，就可以不断埋头创造，创造的文学作品只要写得好，就可以发表，就会被社会认可。而剧作家不行，剧本要上舞台，不是个人能完成的，它必须经过个人奋斗、社会选择这样一个过程，需要剧作家相互探讨，并在实践和剧本间互相调节促进进步。1.4 扩大受众范围

我认为有两种思路可以扩大听众范围。

1.4.1 开拓新的领域。我认为可以利用陕西省旅游资源丰富、游客众多的优势，把戏曲节目与陕西旅游文化相结合，在景点中融入秦腔的元素，进而可以潜移默化地让游客熟知秦腔。长此以往，秦腔在全国的知名度会提高。1.4.2 另外。考虑到现今《青春版牡丹亭》的受欢迎程度，我认为当代青年的文化修养普遍已提高，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亦持有好奇的学习态度。这是潜力巨大的市场。可以有意识地培养一些年轻受众，通过给他们提供机会接触一些优秀的剧目，让他们首先对秦腔有所了解，然后再通过了解慢慢喜欢上它。

七 愿君安好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秦人”，对秦腔的感情或许是旁人所不能体会。小时也曾嫌秦腔“粗鲁”，好像平地一声雷般炸起，令尚是孩童的我一颤。渐渐长大，渐渐听习惯了老师时不时唱起秦腔，尤是站在山顶望向脚下沟壑漫漫的山沟、迎面刮来夹杂黄土的风抑或是向在远山的人大声呼喊时，秦腔自然而然盘旋在脑海。那仿佛理所应当般的自然，仿佛生产于骨髓中般浑然贴切。

秦腔是从天而降的黄河水，它跌宕起伏，迤逦绵延，奔流不息。它滋养了沿岸无数秦人的心灵，咆哮着秦人内心的感慨与不平，倾泻着秦人满腔的热血和激情。一字一句，就好比那河中的浪花朵朵，在厚重的黄土高原上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响。

陈国和：《秦腔》：乡村文化的溃散——评贾平凹长篇新作《秦腔》，小说评论，2007 ⒈焦文彬：秦腔史稿，1987年版

⒉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⒊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⒋王国杰：焦文彬教授的秦腔情结，当代戏剧，戏剧人生

⒌陈国和：《秦腔》：乡村文化的溃散——评贾平凹长篇新作《秦腔》，小说评论，2007，⒍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⒎姚姊：浅谈秦腔的继承与发展，当代戏剧?演员手记

⒏陶立志：评秦腔艺术发展中的一种倾向，师大教工，2007，(2)秦腔唱法研究/张伦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88页.--(陕西振兴秦腔艺术丛书/叶增宽主编)

中国戏曲志.陕西卷/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5.--19,953页

.秦腔研究论著选/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秦腔音乐概论/王正强著.--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参 考 文 献

[1] 投资千万元改造窑洞群 延大翻修窑洞大学[N]．西安晚报 [2] 陕西延安推重磅政策 力促住宿餐饮业发展[N]．中国日报

[3] 遵义旅游业绩不凡 08年综合收入超过80亿元[N]．遵义日报，2009-02-04 [4] 遵义旅游去年综合收入超过80亿元[N]．经济信息时报，2009-02-12 [5] 省旅游局八大举措助力延安旅游[N]．三秦都市报，2011-06-19 [6] 2005年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延安市统计局，2006 [7] “十一五”延安市旅游业成就辉煌[R]．陕西统计局，2011 [8] 2011年延安市政府工作报告[R]．延安市政府办公室，2011 [9] 戴贵兵．遵义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R]，2011 [10] 延安市2011年1-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R]．延安市政府办公室，2011 [11] 2011年全市旅游工作会议精神汇编[R]．延安市政府办公室，2011 [12] 延安市旅游营销奖励办法[Z]．2009 [13] 李智勇．优势视角理论下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分析——以延安旅游业为例[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 [14] 张国全．关于延安红色旅游的调研报告[J]．2011 [15] 王红艳．论延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J]．2009 [16] 王元元．加快延安市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J] [17] 陕北游 在延安住窑洞吃小米 感受红色之旅．华商网 [18] 贵阳遵义游客满意度全国排序大幅提升．新华网，2011 [19] 2010年国内旅游城市游客满意度调查排名．找驴网，2011 [20] 遵义市：2010年将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4亿元．新华网，2006 [21] 专访延安市旅游局局长赵熙盛．腾讯旅游，2010

第五篇：中国古代哲学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哲学

在我使用“中国古代哲学”这个词的时候，已经先入为主地承认了中国是有哲学的。而且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确实有实质的内容与之相呼应。比如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两汉的经学，宋明理学等，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思想。

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本没有“哲学”一词。汉语“哲学”一词是1874年一位日本哲学家首先用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的，但他同时声明：它用来与东方的儒学相区别。直到1902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文章中第一次将哲学用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问题产生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可以称作哲学的东西吗？

西方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惊讶、闲暇、精神自由。中国古代那些“尽人事而听天命”的哲人们，他们难道是那种以闲暇为前提，爱好自然奥秘，追求知识，以知识本身为唯一目的的“哲学家”吗？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疑惑。王国维在他的《论哲学家与美家之天职》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当然，当时高涨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是不会允许承认这种重大的文化缺失的。“国粹”派健将刘师培在其《中国哲学起源考》中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国传统思想叫做哲学。

所以，客观看来，中国的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百年前的学者们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树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学术建树，对我们沟通中西学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许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化全球化后果的“哲学”一词，用来指称人类思想在“轴心时代”从宗教母体中突破出来的思想形态。我们在泛指以古希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文化后果的意义上，把哲学当做一个共名来使用。然而当我们按照一些西方哲学史家所强调的，把“哲学”当做古希腊独特的突破成果时，把中国的传统细想称作“哲学”，我认为并不是理解中国文化突破成果，而只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恰当方式。

回答完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来走进中国哲学，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要理清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对于这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硕大命题而言，以时间为轴无疑是切合实际的角度：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

先说先秦子学。自夏以来，千年的统治秩序到了东周已经土崩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大变革和战乱之中。社会向何处去？治理国家的良策到底是什么？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我们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的黄金时代，那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思想界空前活跃，诸子蜂起，学派林立，著书论说，游学论辩，施展宏图大志。

当时主要的几家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杂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至今几乎所有的传统思想都来源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批思想巨人有：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他们不仅有思想的睿智，而且身体力行地去实践。

孔子的主要思想有：仁、礼、中庸等。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极为混乱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破坏，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秩序。与孔子一样，其他的思想巨人也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思想的国度里遨游驰骋。老子的天道思想，反与若，无为与自然思想，他批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小国寡民的社会。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孟子提出性善论和尽心说，主张施行仁政。庄子的主要思想有道与物，齐物论，逍遥游。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其思想有白马论，坚白论和指物论。荀子主张性恶论和天论。法家的韩非子的思想是把法、势、术想结合。这些思想家们为统治者提供了构建新秩序的途径和模式的可能选择。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当时的趋势是封建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加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思想被推崇，否则只能被时间的长河冲洗殆尽。

时间到了汉代。最初的几十年，黄老之学一度受到推崇，其思想对于刚建立的政权有很大的稳固作用。但是其无为的思想并不利于这样集权的加强。统治者更需要为此找到一个理论依据。汉代经学应运而生。

汉代经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儒学在先秦虽为“显学”，但仅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派而存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号称“经学”。

汉代经学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经学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研究“天人”关系，是汉代学术的时尚，经学也概莫能外。他们都将天道与人事相结合，构筑了天人互动的学说体系。其次，经学治学的手段是文字学的方法。经学家们注释经书，往往从释字出发，通过解释文字的形义关系、音韵关系，达到解释阐发经书义旨的目的。再次，经学在学术传承上重视家法师说。汉代经学发达，一部经书有数家派别，每家派别又有数种解说。

汉代经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是汉代经学学术体系的奠基人。董仲舒学说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创造是“灾异说”。通过“灾异说”，董仲舒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权威——“天”，而“天”则是儒家理想政治的体现者，从而保证儒家原则精神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此外，董仲舒主张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在统治中坚持“任德不任刑”，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思想，并将这些理想和主张打上“天”的印记，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渐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的《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牵涉哲学上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本体论，知识论，语言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个领域，都是前人未有触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讨论内容有：(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四)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五)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六)声无哀乐的关系问题.玄学重视万物根源存有等相关论题，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而有深入发展，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为魏晋玄学重要论著，更为老、庄最首要注疏。而当时名士诠释儒家典籍，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释儒家观念。会通孔老仍为当时重要议题。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创建的，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学说是一种以追求精神解脱为宗旨的宗教体系和人生哲学。佛学从论证人生皆苦、世界皆幻出发，以超脱现实人生为标的。中国古代思想，也有讲精神解脱的学说理论，如庄子讲“游世”，道教讲“隐逸”，但这种超脱都是此岸性的，而佛学则以彼岸世界为理想，所以它所宣扬的精神超脱更绝对，更彻底，也就更富于吸引力。加之佛学体系宏大精深而富于思辨性，这些特点可补中国传统思想的不足，所以它的传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思想，若想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必须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佛学自进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便步入了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经过了东汉和魏晋南北朝长达五百年的时间，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中国自己的佛教宗派的形成。隋唐时期佛学发展到极盛，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其中尤以禅宗最具代表性。

禅宗虽然有所谓“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五祖”的法系传说，但不过是为了扩大影响的虚张声势，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慧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坛经》一书中。

“佛性论”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思想的核心理论。禅宗理论认为“佛性”是世界的本体和唯一的实在，“佛性”存在于一切众生事物之中，是永恒的。慧能说佛性即心，心即佛性，佛性即人的本性。禅宗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识是唯一的实在。可见禅宗的佛性论是一种典型的主观唯心论。禅宗的佛性论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禅宗的“佛性本有”与儒家的“性善论”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宗的“众生是佛，佛即众生”和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有惊人的一致。此外，禅宗对佛性的描述也很类似于道家与玄学对本体的论述，如禅宗认为佛性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宣”的。而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禅宗的“修行论”是“佛性”的认识论。禅宗的修行理论别具特色，讲“定慧为本”，将禅定与发慧合二为一，取消了坐禅的形式，将修行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平凡的行、住、坐、卧中去体悟永恒的真理。禅宗的修行具有简易的特点，定慧不再是枯燥的宗教形式，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寻常生活无非禅宗道场，平凡世界佛性无所不在。禅宗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超越平凡，在世俗世界中寻求神圣。禅宗的修行理论在形式风格上基本取法于道家，禅宗的证悟和道家的悟道都是一种内向的直觉体认。禅宗的修行讲求“无心是道”、“任运自然”，这种理论显然来自于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而禅宗表现出来的世俗性特征，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的风格印记。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其代表人物有北宋的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张载为代表的气学、邵雍为代表的数学、程朱为代表的理学、陆王为代表的心学。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老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宋明理学是当时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至于朴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这种学术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轻义理，因此被称之为“朴学”。由于朴学采用的是汉儒训诂考订的方法治学，所以又有“汉学”或“考据学”之称。在我来看，清代的朴学应该排除在中国传统思想之外。它更接近于考据学，涉及到的思想方面的探究和建树聊胜于无而已。所以在此我们就不讨论。

粗略数完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从最初诸子百家的寻找理想社会模式到最后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中国的传统思想一直围绕着政治而展开。受政治的影响又引导着政治。从粗线条的治国之道到细线条的修身养性，格物致知。我们大致可以用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话总结中国哲学的特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

Ps：经过两周的挣扎作业终于告一段落。由于水平限制，文章中难免有错误缺漏。见闻有限，所以难免有引用。

丁胜海

管理学院行政101 1005012028 *** 201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