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长株潭农民城镇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宏观上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能推动快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避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微观上看，城镇化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因此，许多研究基于政府层面指出了城镇化的重要性以及探讨了如何进行城镇化。那么从农民角度来说，他们是否都主观愿意进行城镇化，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的消费和生活习惯呢？农民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迁移意愿将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对其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推进湖南省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相关文献回顾
1984 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这一政策给农民进镇,推进农村城市化带来了良机。朱文忠、杨章明通过对当时应运而生自发城镇化的成功典范——上海市洪庙镇和浙江省龙港镇进行调查，探讨了农民城、小城镇发展的动因和意义。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总结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外力推动三种模式。以齐康、夏宗玕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主要为自上而下，包括国家大型企业重点项目的建设、原有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其潜力扩散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四种形式。以刘传江为代表的的学者总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胶东模式、六里坪模式认为城镇化动力机制主要为自下而上。以顾朝林等代表的学者综合前人研究，分析了三种动力机制各自特点。农村地区人口的迁移是城镇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流动的原因、规律，藉此探讨城镇的成长机制。
2.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设
基于国内外已有相关理论成果及课题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将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变量分为三类，即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所处区域社会特征变量，并提出假设。
2.1 农户的个体特征变量
包括农户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四个子变量。
（1）一般而言，年龄越大城镇化意愿越小，他们更愿意在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安享晚年，叶落归根观念强烈。而年轻人更向往大都市，追求现代化、新潮流，城镇化意愿更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城镇化意愿逐渐减少。
（2）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城镇化带来的好处越了解，眼光更长远，思考更周密，城镇化意愿越强。相反，教育程度低的人，思维禁锢在祖代相传的土地上，城镇化意愿低。
（3）已婚者在农村有着家庭的羁绊，有着赡养老人的责任。另外，已婚者上有老人下有小孩需要照顾，在城镇生活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因此相对未婚者，城镇化意愿较低。
（4）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城镇化意味着会暂时失业，生活失去经济支撑，其意愿较低。而以非农为主的农民，城镇化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拥有更多机遇，城镇化意愿高。
2.2 农户的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主业、人均收入、人均耕地和有无在读学生四个子变量。
（1）家庭主业以农业为主的家庭，对农村的依赖性很强，城镇化意愿较低。而相比较而言，以非农业为主的家庭城镇化意愿较高。
（2）人均耕地较多的家庭，非常担心城镇化之后会低价甚至无偿占用自己的土地，城镇化意愿低。相反人均耕地较低的家庭，更倾向于城镇化后流转自己的土地，城镇化意愿较高。
（3）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更有能力承担城市的消费水平，因此城镇化意愿更高。
（4）现在农村对教育非常重视，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其80%的家庭活动是围绕孩子，有在读学生的家庭出于想提供给孩子更好的学习机会，进行城镇化意愿更强烈。
3.样本情况与实证研究
3.1 调研实施及样本分析
本次调研以长株潭为中心，抽取了湘乡市山枣镇、湘乡市虞塘镇、韶山市如意镇、株洲市朱亭镇、株洲三门镇、株洲龙潭乡、宁乡县玉潭镇、望城县丁字镇、浏阳县古港镇 9 个镇，在抽取地朋友的帮助下，调研回收问卷 210 份，经整理有效问卷 168 份，问卷有效率 80%。调查对象是 15—64周岁有劳动能力的常住农村居民。
3.3 长株潭农民城镇化意愿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 SPSS13.0 对所调查的 168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了 LOGIT 回归处理。从表 2 可以看出,有 64 户没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民被正确预测为没有意愿,而 4 户没有意愿的农民被预测为有迁移意愿,正确预测率为 94.1%。同时, 2 户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民被预测为没有迁移意愿,而 98户有城镇化迁移意愿的农户被正确预测为有迁移意愿,正确预测率为 98.0% ,总的正确判断率为96.40%。这表明回归方程有效。
4.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长株潭 210 位农民的调查表明，61%的农民愿意进行城镇化，希望城镇化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子女教育条件等等，而不愿进行城镇化的农民一部分担心城镇化生活消费增多，生活压力增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难融入新的城镇，没有归属感等。另一部分则认为农村空气好，食物纯天然，有益于身体健康。同时，农村人口稀少，不像城镇里那么拥挤，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对长株潭城市化发展进程提出以下 3 点建议。1.提高城镇化的生活质量，增加农民城镇化预期；2.优先发展就近城镇化；3.积极促进土地流转。
第二篇：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摘要: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区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分析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不适应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建议,使行政区划更好地适应长株潭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关键词:长株潭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行政区划调整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当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行政区划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处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事实证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没能摆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促进长株潭城市群更快更好地发展乃当务之急。
一、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阶段,在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行政区为界而展开的。行政区划的设置和变更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进行的,必然受到行政区内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权力、发展战略和政策等影响。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划分和配置地方各级政府职能的基础,从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资源开发、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选择和规划制定,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趋势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当行政区划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就会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产生所谓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即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现象将导致行政分割的矛盾很大,进而导致区域经济无法实现一盘棋式的共同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行政建制的撤设、行政区的规模等级、行政区范围的合理性及行政中心的设置等影响着区域自然资源的开发、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纵向权力结构确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或分权程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与调控能力,影响着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是政府产业、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政策,反映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意图,体现政府基本政策倾向,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并对经济运行进行有效干预,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很强的导向乃至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组织、管理、调控区域经济的具体政府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区域经济活动,作用于区域资源配置,对区域优势发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更为直接、突出、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下,受制于施政范围限制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地方政府,在对涉及到跨行政区,涉及区际利益关系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处理上,能否着眼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采取相互合作、因势利导的理性行为方式,将会对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成长、发育、发展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此外,行政区划等级不同,地方政府在行政体制中地位不同,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的职能大小,对区域经济发挥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二、长株潭地区现行行政区划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面积2.8万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1 300万,经济总量2 818亿元,分别占湖南全省的13.3%、19.2%、37.6%,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
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地区发展目标被定为形成长株潭三市空间布局合理、功能健全、基础设施完备和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存共生、要素市场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的高效率、高品质的多中心型城市群地区。目前,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经济虽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但大量事实表明,长株潭区域经济仍然在按行政区经济规律运行。行政区经济界限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长株潭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跨区域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而长株潭地区的行政区划却越来越无法满足其需求。
1.现有的市管县体制与生产力布局的变化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相适应,妨碍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首先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而现行市管县体制却越来越成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障碍。市管县体制是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诸多方面都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该体制下的市县矛盾、区县矛盾日益突出。许多市视县为附属行政单位,要求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了这两个利益主体的经济发展冲突,使市管县演变成为市压县或市刮县。在市管县体制背景下,市的发展偏向于中心城市而轻视所管辖的县(市),不仅没有带动县(市)经济发展,反而使其发展受到压抑。例如,株洲市所辖南部的茶陵县、炎陵县距离株洲市实在太远,不仅没有带动其发展,推动城乡耦合,反而要为其中心城市株洲发展提供资源,限制了自身发展。
2.城镇型政区数量小,规模不大,集聚辐射功能较弱,影响区域经济的资源整合城镇型政区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科技及文化活动的最基本单元。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型行政区划建制在整个行政区划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而城镇型行政区划空间的不足正严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 这就迫切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对政区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城镇作为经济的中心,集聚了比较高的能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四周放射其能量,这也是由城镇经济活动的本质决定的:城镇发展必须以周边外围地区为腹地,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周边外围地区需要借助城镇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和影响当地产业的发展,实现与城镇对接,从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长株潭城镇体系受自然、历史、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在职能结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1)城镇型政区数量偏小,规模不大。长株潭地区现有大城市仅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三个,且三市市区人口、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对区域城镇的影响是以“极化效应”为主,辐射和带动力不强。长株潭地区现设乡镇数量为293个,远低于国内发达地区水平。(2)市辖区结构不甚合理,特别是新区(郊区)和县城偏小。市中心区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密集,造成诸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等一系列问题;而新区(郊区)和县城发展缓慢,规模偏小,功能单一,没有形成明显的集聚规模,尤其缺少中等城镇这一重要环节作为地域辐射中心,城镇体系尚待完善。(3)各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较弱,各城镇职能结构趋同,城镇之间的联系松散,缺乏合理的分工和协作。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市中心区的服务功能较差,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力较弱,市域内各城镇职能雷同,外向型经济不发达,缺少互补性。(4)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异较大。株洲所辖四县一市中除株洲县城镇化水平较高外,炎陵、茶陵、醴陵和攸县的城镇化水平都很低。全市城镇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地域分布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靠近市中心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边缘地带。(5)有些市辖区范围狭小,管理幅度较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和产业的快速集聚,中心城市城区的发展空间基本饱和,人口过密的状况逐渐严重,经济建设项目和社会发展项目缺乏布局空间,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导致长株潭地区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生产要素很难在区内自由流动、配置和整合,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3.乡镇行政区划不合理,行政管理成本大,制约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长株潭地区部分地方乡、镇政府规模虽小,可公务员动辄上百人,可谓“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成为行政重负。这样的状况不便于管理,而且机构繁多,严重影响了办事的效率,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目前长株潭地区共有乡镇数量293个,乡镇平均人口数量约为16 587人。一方面,这样的基层行政建制规模在现今“行政区经济”作用下,受到了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农村生产要素难以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水等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建设时,往往各搞一套,无法统筹规划、集中建设,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利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的班子委员会一个也不能少,导致官民比例偏高,造成基层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能力和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
三、长株潭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建议
为了适应长株潭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需要,我们必须在遵循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一般规律与原则的前提下,结合长株潭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重要措施。
1.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实施省直辖县,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区域特点和区划结构,对我国行政区划层次与管理幅度有科学的认识,应该以逐步取消市管县体制作为突破口,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出于实际考虑,长株潭城市群实施省直辖县的具体步骤为:首先,认真总结并推广浙江和湖北等地“扩权强县”、“留利农村”的经验,结合行政审批制度、从扩大县财权、事权、人事权入手,逐步弱化地级市干预县级政府公共事务的行政能力。其次,认真总结海南省“小政府,大社会”以及省直辖县市和设置重庆直辖市的经验,并根据自然地形与周围省级政区调整,逐步形成省——县——乡三级制。最后,根据宪法规定,长株潭地区的12个县(市)除长沙县、望城县、株洲县、醴陵市、湘潭县、湘乡市外的6个县(市)归湖南省管,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不辖县(市)。
2.调整不合理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株潭地区的城镇型政区设置及其布局,应当逐步形成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和中心结点的放射性城镇布局,以三纵两横(即一主两次两辅)的“冉”字型结构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城镇发展空间。长株潭地区城镇将形成省域中心城市组群——区域中心城市组群——重点镇——一般建制镇四级结构。根据这个设想,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根据自身特点,以区域资源开发最优化为前提,依据地域分工原则,积极扶持主城区(含新区、镇)的发展,培育小城镇,建立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逐步由“点”开发向“轴”开发过渡,最终向网络化推进,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区域均衡发展,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优势产业群和城市群,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支撑点和依托地。(2)以市域主城区(含新区)为核心,以县城(含县级市)为次级中心,以市域城镇为片区乡镇地区中心,形成主城区(含新区)——县城(含县级市——建制镇三级结构,带动广大乡镇,加速城乡一体化,提高城市化水平。
在实行省直辖县、县脱离地级市管辖之后,必须预留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适当扩大市辖区范围,调整原有市辖区格局,使其能够满足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人
居环境建设等对空间的需求,吸纳更多的外部要素,增强城市发展的能量;同时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形成合理的内部分工,优化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中心城市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3.合理扩大乡镇规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乡镇撤并,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通讯的发达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行政区域的管辖幅度可以增大一些,管辖下一级行政区的数量可以增加一些,管理机构则可以精简一些。“撤并乡镇”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和财政开支,降低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乡镇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小城镇体系,促进小城镇建设,从而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可以尽可能地减轻国家负担并让农民富裕起来。设立乡镇的标准应较1984年民政部的设镇标准有所改变,具体来说合并后的乡镇总人口应在5—8万为宜,面积应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长株潭地区乡镇调整完全能够达到该标准或者适当超过该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乡镇的历史沿革和当地居民多年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不能搞一刀切。乡镇撤并以后,要严肃编制管理,按一类乡镇39名、二类乡镇37名、三类乡镇32名定编,实行“一人一编一卡”,同时为了增强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心理和经济承受能力,减少社会动荡,应采取相关措施,多渠道分流富余人员。
参考文献:
[1]常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河南省案例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陈秀山,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侯景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李金龙,张素敏.区域经济发展视角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划[J].桂海论丛.2007,(11).[5]曾万涛.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
第三篇：山西省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户理性不及的反应
农户合作医疗需求分析
因病致贫与农村健康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效益调查分析
家庭风险分担机制对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对四川省的初步调查
中国居民健康转型、卫生服务需求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之二)
中国小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研究
存在背景风险下的保险需求──来自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实证研究
错位”农户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
山东省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收入及医疗费用的调查分析
农村居民对各级卫生机构的医疗需求的调查
医药费用预测模型及保险因子分析──中国农村健康保险试验项目之科学测算Ⅰ
费尔德斯坦 著费朝辉 译卫生保健经济学1998
改造传统农业西奥多 舒尔茨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嵩山路教师阅览室C51/25;89.2
王国军国柱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2002
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 2000
第四篇：大学生出国留学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空间有了很大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海外留学接受高等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球留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2005年为272.84万余人,2010年则增加到了357.28万余人。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随着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不断增长,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1.85万人,2013年增加到41.39万人。在2012/13学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数达到23.56万人，占美国高校国际留学生总数的28.7%,位居世界第一，比排在第二位的印度更高出16.9个百分点。
近年来，虽然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仍然占有较大比例。这些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在将留学目的地的学术、文化和经济利益带回国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也是留学目的地与我国沟通的重要形象大使。然而，虽然他们具有重要价值,但关于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却比较少。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了解我国大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状况；二是分析他们选择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框架
在国内外现有的有关学校选择的研究文献中，对高等教育选择的讨论多，对研究生教育选择的讨论少；在讨论研究生教育选择时,对一般意义上的学生选择研究生教育的讨论多,对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讨论得少。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有关个体学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综合的模型，以便解释期望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曾提出过解释学生学校选择的多种模型。例如，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models)强调，学生是根据他们感知的进入有关学校的成本和收益来选择特定的教育机构的。而社会学模型Sociologicalmodels)则认为，学生进入大学的需求或大学志向受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术能力、中学教育和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结合Hossler&Gallagher提出的学生选择大学的“三阶段”模型、Mazzarol&Soutar提出的“推-拉”模型》]和Park提出的“2-D”模型,提出了一个综合选择模型来解释大学生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图1列出了综合选择模型的基本内容。
该模型认为，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作出出国留学的决定；选择留学目的国；选择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愿意在大学毕业后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首先要决定是出国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还是留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在作出留学的决定后，会选择留学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然后会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学校。当然,他们也可能在决定出国留学后，就直接选择某个学校接受研究生教育。本研究主要对学生第一阶段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学校选择的每个阶段,学生的选择都是自我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学生的选择要受其个人特征方面的因素（如学生出国留学的动机与意愿、学术能力等影响；另一方面，学生的选择也会受到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亲戚朋友等其他重要因素，以及外部推-拉因素（如本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研究生教育系统及机构的声誉、质量、水平等）的影响。在选择过程中，学生会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但又不是受环境影响的被动的实体,而是具有能动性、反思性的个体。环境的影响会经由学生内化之后，再反映到他们的选择之中。例如，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可能成为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推动力之而学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印象和期望则可能成为其出国或出境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拉动力。以往的一些研究也说明，学生对学校的印象与其最终选择学校的决策之间存在关联。例如,Park发现,学生对有关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和高校的印象将对其选择留学目的地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Tucciarone的研究表明，学生对社区学院的印象和感知是影响他们最终的入学选择决定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这种影响是通过学生这个代理者内化之后再外化,从而反映在他们的选择之中的。
三、研究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是2012年通过问卷调査获得的。问卷调査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四地进行,包括北京、广州、武汉和西安；在每个地区，选择不同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和理工类高校3所，四个地区共选择12所高校。其中,“985”高校5所，“211”高校3所，普通高校4所；师范类高校3所,理工类高校4所，综合类高校5所。样本高校较好地反映了中国高校多样化的特征。在这些高校中,选择分别属于工程技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外国语言等专业的4903名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査。调査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看，男生2239名，占45.7%汝生2648名，占54.0%(缺失16人，占0.3%)。从学科分布看，工程技术类专业学生1359人，占27.7%；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764人，占15.6%;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学生931人，占19.0%；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1400人，占28.6%;外国语言类专业学生390人,占8.0%缺失59人，占1.2%)。从高校层次看““985”高校学生2020人，占41.2%“‘211”高校学生1119人，占22.8%普通高校学生1764人，占36%。从高校类型看,师范类高校的学生1197人，占24.4%；理工类高校的学生1658人,占33.8%;综合类高校的学生2048人,占41.8%。从地区分布看，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1243人，占25.4%；广州地区高校的学生1161人，占23.7%武汉地区高校的学生1122人，占22.9%；西安地区高校的学生1377人，占28.1%。调査覆盖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中不同学科的学生，因而对中国大学生群体有较好的代表性。
参与调査的学生需要完成一份名为“大学应届毕业生期望的留学学习经历调査”的自陈问卷。
该问卷共包括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选择出国或出境留学的影响因素、对本国和期望留学目的国的研究生教育的印象、期望获得的研究生学习经历等内容。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大学四年级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査,是因为这些学生面临着升学还是工作的实际选择,选择继续升学的又面临着是出国或出境留学还是在国内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选择。因此,较之非毕业班的学生，毕业班学生对调査所涉及的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等内容会有更加清晰、明确和深入的感知。
四、研究结果
(一）学生大学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
表2分析了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在4685名作出了明确选择的学生中，有44.3%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这说明大学生在毕业后出国或出境留学的意愿是很高的。
表2大学生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
(二学生出国或出境留学期望选择的目的地表3列出了学生选择的希望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地。从中可见,在选择留学目的地的数据完整的4438名学生中，选择美国的学生占42.5%,选择英国的学生占17.3%,选择澳大利亚的学生占12.9%,选择香港的学生占12.6%。这些国家或地区是希望出国或出境去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比较理想的留学目的地。除新加坡达到6.6%,曰本达到5.7%之外,学生选择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比例都低于5%。此外，大约有11.2%的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不止一个。
学生期望的选择格局与学生实际的选择格局是比较接近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10年中国学生选择的留学目的地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曰本、英国和韩国H。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学生选择意愿的客观性。
(三）学生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1.个人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表4分析了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等部分个人因素对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意愿的影响。PearsonChhSquare检验的结果表明，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越好,所学外语的书面表达与写作水平以及口头表达水平越高，学生出国或出境留学的意愿越强烈。
2.家庭因素对学生留学意愿的影响在进行问卷调査时,我们向学生询问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家庭提供的信息以及家庭的期望等因素对其选择是否到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及其留学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大学与专业等方面的影响。学生的回答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共分为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分。表5比较了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本科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两组学生选择是否到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以及留学的国家或地区、城市、大学与专业等方面的影响情况。检验的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学生的留学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较之本科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
更认同家庭经济支持等因素对其留学选择的影响。
3.大学生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对其留学意愿的影响
如前所述，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可能是其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为了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调查了大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有关方面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的联系。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的不满意程度,如“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少”，在本研究中用学生对该陈述的同意程度表示。学生的同意程度分为“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分。因此,学生对国内研究生教育某个方面陈述的评分越低,说明学生越不满意该方面。表6列出了分析的结果。
从表6可见，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要显著高于大学毕业后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也就是说,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越不满意,他们越可能倾向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因此,大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是促使他们本科毕业后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推动力。
在表6第2栏,我们列出了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并按不满意程度由高到低进行了排序。从中可以看到，缺乏创新性和国际化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没有机会接触良好的研究设施和条件,找
不到高水平的导师,在国内接受研究生教育后就业前景不明确,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少,长期的经济收益低，国内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奖学金等资助数量少,这些因素是导致我国大学生对本国研究生教育不满的重要原因。
4.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32项有关学生对留学目的地社会文化偏好、学习成本效益、留学信息获取渠道、留学目的地教育水平与入学要求等因素对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表7列出了因素分析的结果。在进行因素分析时，本研究以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1作为提取因素的原则，以主成分分析方法(principalcomponents)并应用最大方差(varinax)方法进行旋转提取因素。如果一个项目在两个因素上负荷都大于0.55,因其在因子归属上存在的冲突,在因素分析中将删除这个项目。基于此,“专业/学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认可度”、“研究生教育质量和声誉”、“师资水平”这三个项目在因素分析中被删除。从表7可知，29项影响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项目可以概括为5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题目，可以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信息来源”、“文化生活”、“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和“入学机会”这5个因子累计可以解释的方差达到68.98%。
5.学生留学意愿的逻辑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学生选择留学国家或地区的影响因素,我们以学生留学意愿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1,不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赋值为0)为因变量，以学生的性别、学习成绩和英语能力等个体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也显著高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学生;父亲职业为经营管理人员、一般办事人员的学生，其留学意愿显著低于父亲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母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和其他职业的学生，其留学意愿也显著低于母亲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
从学校教育因素看，学生就读的专业对其留学意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则没有显著影响。愿具有显著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留学意愿要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显著低于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学校类型及层次因学校因素和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素时,学生选择留学国家和地区影响因素中的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入学要求等因素仍然对学生的留学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学生越认为这些因素重要，其留学意愿越强；而信息来源、文化生活因素对学生的留学意愿不再具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应用对中国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四地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大学毕业生的调査数据，分析了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留学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大学毕业生有很强的出国或出境留学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有44.3%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希望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学生的留学意愿受学生自我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成绩等学术成就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就读专业等因素对留学意愿都有重要影响。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意程度与其留学意愿之间也存在着显著联系：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越不满意,他们越可能倾向于选择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该国家或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效益、教育水平、入学要求等因素对其留学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了解中国大学毕业生出国或出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国外或境外研究生教育机构更好地设计招收中国学生的策略，以及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好、更优质的研究生教育提供重要参考,也对改进和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学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对其留学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如何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创新性和国际化水平，为学生接触良好的研究设施和条件提供机会,培养高水平的导师，提升研究生教育的成本效益等，是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竞争力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第五篇：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的实证研究
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的实证研究
陈如清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
【摘要】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难以有效解决。本文基于银行的视角，运用计量经济学最小二乘法分析工具，建立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解释模型，选取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建省泉州市为例，对该区域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资产总额、担保实力、适度的负债水平是影响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主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呈现出逐年减弱的趋向；并从企业、银行、政府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影响因素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问题，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尤为突出，银行作为现阶段国内融资的主渠道，对于有效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融资供给的角度出发分析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情况，探寻改善融资服务的途径，对于有关部门制定相关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引言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议题。国外学者涉及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散见于一些对企业资本（融资）结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以Norton（1991）、Barbosa（2003）以及Gavin Cassar（2003）的观点较具代表性，周月书等（2009）总结国外相关文献观点认为在资金供给方面，企业的资信、增长和盈利能力对融资尤其重要。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小企业贷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观点有：张捷等（2002）分析认为贷款形式、融资成本和审批时滞是造成中小企业贷款约束的重要原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贷款负债比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影响比较大，密切的银企关系有助于缓解贷款约束；马九杰等（2005）分析认为企业资产结构、盈利能力、产品销路、企业信用评级、银企关系、企业管理层人员素质对县域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具有很大的影响；杨毅（2009）分析认为企业参加信用评定、更长的企业年龄、更强的盈利能力、提供抵押的能力等因素，对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常州人行课题组 1
（2009）分析认为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首先考虑的因素是国家产业政策，其次是担保方式，企业的经营情况特别是盈利和发展前景是银行决定能否放贷的关键因素。
综上，已有文献对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居多，而关于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偏少，目前还未发现就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本文尝试就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二、实证模型、变量选择及样本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因素，本文参照国外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从银行贷款人角度出发，结合民营中小企业特征，特建立如下的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解释模型。
YiiiXiii=1，2，„，n
其中，Yi为被解释变量，反映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水平，本文选用银行贷款来测度，一般采用银行贷款的对数值。Xi为1×K维解释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是一系列可能影响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进行放贷的指标，包括：（1）产业政策；（2）资产总额；（3）（3）负债水平；（4）担保实力；（5）盈利能力；（6）银企关系。i为回归系数，i为误差项。
本文所采取的样本数据来源于福建省泉州市，该市工商企业99%是民营中小企业，经济增量的90%、税费的60%由民营中小企业贡献，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经过向民营中小企业和有关银行调查访问，共收集了215家企业（企业特征为总资产不大于1.2亿元或销售收入不高于1亿元）的资料，剔除了数据异常的样本企业，最终得到了57家企业的有效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样本，并采用横截面分析法，分别以2007-2009年样本企业的主要指标来考察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的影响因素。
三、影响因素理论假设
产业政策（x1）：企业所属产业列入国家宏观调控范围，银行进行贷款决策也会相对谨慎。本文用哑变量值1表示该企业属于未受宏观调控产业企业，0表示该企业属于宏观调控产业企业（样本企业涉及到的近年来陆续受到调控的行业：07年纺织，08年房地产、石材、陶瓷，09年棉纺、毛纺、印染、化纤、造纸、食品、皮革等）。
资产总额（x2）：资产实力越强，抵御风险能力也越强，债务承受能力也越高，银行给予的贷款支持也会越多。本文取企业的资产总额作为代理变量，一般采用资产总额的对数值。
负债水平（x3）：企业负债水平越低，破产风险越低，银行也越容易给予贷款支持。本文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其负债水平。
担保实力（x4）：企业适于担保的资产越多，信用越强，则获取银行贷款支持也会较多。本文取企业的固定资产当作可担保资产，担保实力则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来表示。
盈利能力（x5）：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对外筹资和偿债能力也越强，银行贷款支持自然也会比较多。本文用企业的资产净利率来衡量其盈利能力。
银企关系（x6）：企业与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减少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信用，提高银行对企业贷款支持的可能性。考虑银企关系难以量化，本文取企业自成立至2009年底的经营年数作为代理变量，一般采用年数的对数值。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1最小二乘法（OLS）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2007-2009年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1、表
2、表3所示。
表12007年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常数项 产业政策 资产总额 负债水平担保实力 盈利能力 银企关系 观察值 F值F-statistic DW检验
系数
-1.329269 0.169534 0.879431 2.387132 2.629381 1.284428-0.169278
15.67578 1.666187
标准差
2.330935 0.275976 0.121273 0.685202 0.498700 1.131581 0.116906 调整的R值 Prob(F-statistic)
AIC准则
（t）值
-0.570273 0.614307 7.251644 3.483837 5.272466 1.135074-1.447978
P值
0.5710 0.5418 0.0000 0.0010 0.0000 0.2618 0.1539
*********
0.611259 0.000000 1.773093
***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22008年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常数项 产业政策
系数
-1.967318 0.002783
标准差
2.587260 0.167241
（t）值
-0.760387 0.016643
P值
0.4506 0.9868
资产总额 负债水平担保实力 盈利能力 银企关系 观察值 F值F-statistic DW检验
0.947139 1.598856 2.249165-0.119237-0.122658
14.61800 1.730750
0.130970 0.679508 0.501007 1.560810 0.144341 调整的R2值 Prob(F-statistic)
AIC准则
7.231737 2.352963 4.489286-0.076394-0.849777
0.0000 0.0226 0.0000 0.9394 0.3995
*****
***
0.593342 0.000000 1.818151
***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32009年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贷款供给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常数项 产业政策 资产总额 负债水平担保实力 盈利能力 银企关系 观察值 F值F-statistic DW检验
系数
-0.724852 0.192245 0.884910 1.973818 1.149868-2.140618-0.083496
11.61630 1.833515
标准差
2.554387 0.176915 0.128385 0.778813 0.497532 2.010323 0.191014 调整的R值 Prob(F-statistic)
AIC准则
（t）值
-0.283767 1.086654 6.892603 2.534392 2.311145-1.064813-0.437119
P值
0.7778 0.2824 0.0000 0.0144 0.0250 0.2921 0.6639
*******
0.532155 0.000000 1.972773
***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1）产业政策（x1）：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反映了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不仅审时度势，而且更加理性务实，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行业布局和企业特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抓住发展机遇，贴近市场和客户，有效拓展民营中小企业信贷市场。
（2）资产总额（x2）：回归结果显示，资产总额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民营中小企业资产规模越大，投入越多，实力越强，也会得到银行更多融资的支持，但资产规模对融资的影响也在逐步弱化。因此，民营中小企业集中精力做强做大，也更能吸引银行业的注意力。
（3）负债水平（x3）：回归结果显示，负债水平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一般的理论假设不一致。这可能是泉州地区民营经济“草根”特征明显，主
要依靠自身滚动积累逐渐发展起来的，多数属于低负债水平的企业，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加权平均资产负债率仅26.9%，适度负债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企业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发展前景往往也较看好，况且目前区域内银行同业竞争激烈，目标市场战略定位也更倾向于拓展该类企业。因此，在泉州地区，适度的负债水平反而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起到了正面的影响。但与2007年相比，2009年负债水平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影响已大大减弱。
（4）担保实力（x4）：回归结果显示，担保实力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民营中小企业担保实力强，银行给予的贷款支持也会相应大。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善，民营中小企业信用状况普遍还不理想，银行在关注借款主体的同时，也很关注担保实力，要求借款企业提高有效的担保措施特别是抵押担保，以利于银行规避企业信用风险。但2007-2009年担保实力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影响呈现出逐年减弱的趋向。
（5）盈利能力（x5）：回归结果显示，盈利能力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盈利能力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没有影响。这可能是泉州市民营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收益水平不高，本文选取的样本企业加权平均资产净利率仅10.2%，2009年仅比2007年微增0.17%，银行放贷更多的是考虑企业的整体偿债能力。
（6）银企关系（x6）：回归结果显示，银企关系（企业自成立至观察期的经营年数）与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成立的时间长短对其银行融资没有影响。这可能跟泉州市民营中小企业多数习惯依赖内源融资，不太重视银企关系，也有可能跟当地民间资本市场活跃，民营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倾向寻求非正规渠道解决有关。
五、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建省泉州市，资产总额、担保实力、适度的负债水平是影响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主要因素，而产业政策、盈利能力和银企关系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融资的影响并没有显现出来。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银行融资问题，必须从影响因素入手，有赖于企业、银行、政府三方协力攻克，系统破解，整体推进。其一是民营中小企业要加大创新力度，优化产品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并通过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努力做强做大，增强信用水平，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形象。其二是银行业要进一步深入市场和客户，针对区域特点和客户
特征，加强研发和创新，特别要转变风险管理理念，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探索差别化、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适当下放审批权限，优化内部业务流程，降低经营管理成本，加大考核激励力度，进而实现有效拓展民营中小企业市场，同时又能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其三是政府要将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信用体系建设上要向纵深推进，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1]田晓霞.小企业融资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2004（5）：107-116.[2]Norton E.Capital Structure and Small Growth Firms[J].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1991，1（2）：161-177.[3]Barbosa E，Moracs C.Determinants of the Firm’s Capital Structure : the Case of the Very Small Enterprises[C].Working Paper from Econpapers，2003.[4]Gavin Cassar，Scott Holmes.Capital Structure and Financing of SMEs: Australian Evidence.Accounting and Finance，2003，43（2）：123-147.[5]张捷，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结构变化[J].世界经济，2002（9）：60-70.[6]马九杰，毛旻昕.县域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开发研究，2005（3）：116-119.[7]杨毅.中小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主要影响因素与地区差异[J].开发研究，2009（2）：113-117.[8]周月书，褚保金.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吴江和常熟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54-60.[9]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对中小企业融资历程回顾及影响因素研究[J].金融纵横，2009（9）：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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