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纳税论文（5篇材料）

第一篇：社会化纳税论文

一、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的国际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专业的中介机构和社区组织提供纳税服务。这些主体与税务机关分工合作，在帮助纳税人遵守税收法律、协助税务机关处理税收征管技术问题、为纳税人提供辅导咨询、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帮助纳税人办理纳税中的各种手续

美国的免费报税服务中心，其社区义工免费报税服务(VITA)的服务对象是年收入低于49000美元(2011年）、51000美元(2012年）的纳税人，老年人税务咨询服务(TCE)为年满六十岁的纳税人提供免费报税协助。德国除极少数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自行上门申报或邮寄申报纳税外，更多的是委托税务代理人即执业会计(税务)师进行纳税申报，委托会计（税务）师做账、编制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并请其作为税务顾问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等。

（二）提供业务辅导和咨询

在美国，纳税人如果认为自己的税务问题无法在线上或通过电话解决，需要面对面的税务协助，可以向美国纳税人协助中心(TAC)要求个人税务协助。在德国，纳税人协会办有《纳税人》月刊，无偿发给会员、图书馆、议员和政府部门，并无偿帮助协会会员办理纳税事宜。澳大利亚纳税人协会不帮纳税人代理具体的报税事项，只负责纳税人的税务咨询，并且负责向官方反映税法或者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三）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美国的纳税人辩护服务处是内部独立机构,其协助对象包括遭遇经济困难的纳税人,或是通过正常渠道未能解决税务问题而前来寻求协助的纳税人，或是认为国家税务总局的体系或程序未能正常运行的纳税人。该机构独立于国内收入局地方办事处机制并直接受全国纳税人辩护服务处主任管辖。法国各省设有税务委员会的独立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西班牙税务局内设纳税人权利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政府的特别派驻人员。新加坡税务局设立纳税人服务办公室，专门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协助纳税人解决税务纠纷。韩国每一个区税务局均设有“纳税人律师服务中心”，处理纳税人的投诉。日本明文规定，税务部门不得干涉税理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二、推进我国纳税服务社会化的建议

（一）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规划

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为加快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我国应尽快制定纳税服务社会化的规划。短期规划主要是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初步建立全国税收服务志愿者队伍；长期规划主要是组建全国稳定的税收服务志愿者团体、成立独立于税务机关的纳税人权益保护中心，扩大纳税服务社会化组织的范围，形成税务机关负责，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划的要求，将纳税服务社会化列入年度工作部署，细化工作目标和计划，分步实施。

（二）合理界定各纳税服务主体责任

推进纳税服务社会化，应明确各主体职责，规范政府相关部门、社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的业务范围，加强对各主体的工作指导和后续监管，建立社会各界评议机制，科学客观地考核评价各主体提供服务的效果。税务机关应加强与工商、海关、邮政、银行等部门的协作，实现信息共享，拓宽服务领域。同时，要规范发展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税收服务志愿者，与社区街道、科研院校等部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在纳税服务工作中的作用，使各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优势互补，共同做好纳税服务工作，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三）分类满足纳税人的需求

借鉴国外经验，社会化服务可以根据工作特征分为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有偿服务主要是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社会中介机构是纳税服务社会化的中坚力量，要对中介机构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核准入制度，规范税务代理业务，鼓励纳税人主动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处理纳税过程中的问题。无偿服务主要指由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税收服务志愿者组织等提供的涉税服务。基于我国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纳税人居多的现实情况，税务机关可以依托社会化服务平台，与乡镇、街道和社区等基层组织密切配合，使他们无偿为纳税人提供服务，可与行业协会联合，对其成员开展税收宣传辅导、维权服务等，使其服务针对性更强、规模效应更大；可以支持税收服务志愿者为低收入者免费提供税收咨询，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办理涉税事项。

第二篇：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简报文章

部门联动社会联合税企联姻

努力构建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体系

扬州市地方税务局按照“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分头组织、分步推进、分类指导，形成了以财政支撑服务为依托，地税公共服务为基础，非营利性机构公益服务为辅助，中介机构商业服务为骨干的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体系。

一、把握发展趋势，三大动因成就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的构想 动因一：适应企业控制税收风险的需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级财税政策和规定调整多，变化快，对税务人员和财会人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利用好各方面资源，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辅导体系，有利于及时规范纳税人涉税行为，降低纳税人税收处罚的风险。

动因二：适应纳税人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近年来，在纳税服务共工作中发现，由于受资源的局限、专业的限制，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纳税人的需求。如电子化办税和软件后续服务，需要很强的计算机专业人才队伍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权需要法律专家的介入和帮助，而这类资源是税务部门所欠缺的。

动因三：适应税收精细化管理的需要。现有纳税人中，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税务机关征管力量有限，导致零散税源

管理水平不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的力量，才能保证税务机关集中精力管好大户，降低征税成本，提高组织收入的质量。

二、突破传统模式，四大主体构成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的框架 按照“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搭建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体系的框架。

一是遵从政府领导。多次向市领导汇报该项工作，得到了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充分肯定，草拟了《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实施意见》，提请市政府发文实施。

二是立足税务主管。由职能处室牵头，成立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发挥好牵头组织作用，制定了15项具体工作办法，明确税务机关、有关机构、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是加强部门配合。依托综合治税信息平台，与49家政府部门建立了涉税数据交换及共享的合作关系。建立了市、县、乡镇（街道）三级协税护税网络。下属分局、县市区局还分别与当地财政局联合成立了服务保障小组。

四是发动社会参与。在全市范围内的工商联、协会、商会以及居委会建立了132家“纳税人之家”，拓展纳税人维权渠道。择优挑选了6家中介机构，为纳税人提供专业服务。

三、丰富现有形式，五大服务拓展社会化综合纳税服务的形式 为高效、便捷地为纳税人提供服务，扬州市局将综合纳税服务

2体系确定为“协作、委托、援助、志愿、无偿”五大社会化服务系列。

协作服务亮点纷呈。近年来，政府各部门为我们实时提供各类数据500多万条，通过信息对比征收税款1.5亿元，去年，国家工信部在我局召开现场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媒体机构合作，在全国率先打造“数字电视地税直通车”栏目，每周在“扬州电视台新闻栏目”播放一期地税专栏，每周在报纸开辟一期地税专版。

委托服务突破定式。委托专业软件公司为纳税人免费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将零售税源委托乡镇（街道）征收，并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零散税收委托代征工作的意见》，已提交市政府。

援助服务满足需求。实施“阳光稽查”，在自查环节，让纳税人自主选择中介机构，进行免费查前辅导，邀请市民观察团、社会专家学者以及行业协会的代表参加稽查的选案、检查、审理环节，对稽查全过程进行监督。与司法部门商洽，成立法律救济援助团。

志愿服务形式多样。成立了大学生税法志愿者服务队、瘦西湖船娘税法志愿者服务队。组建了“税政讲师团”，建立了大学生村官税收宣传基地和宝应“二妹子”流动税务学校。自愿者队伍成员达227人。

无偿服务创新思路。我们确立了所有项目均为无偿服务的原则，真正做到“政府买服务，纳税人得实惠”，体现了公共型服务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宗旨。为规范中介服务行为，我们通过地税网站，3

公示中介机构名单和中介服务规范，明确中介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纳税人收取好处，纳税人自行聘请的中介机构必须回避，杜绝中介机构与纳税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并定期对中介机构进行评价筛选。

第三篇：社会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调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改变了重点支持的对象。

[关键词]人民调解 社会化 再组织 人民调解工作室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人民调解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是程序法学的理路，将调解视为与一种法制相对的解纷机制，侧重于分析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关系（王建勋，1997；何兵，2002；韩波，2002；张卫平，2002；范愉，2004）；二是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理路，将人民调解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视角：从历史来看，人民调解本身是革命政权对传统的民间调解进行改造的产物（陆思礼，2001；强世功，2003）；就现实而言，人民调解处在由国家和社会构成两极的磁场当中，既不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也不纯然是民间自组织力量，而是力图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人民调解可以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有效变量（彭勃，2003）。或许还有一条调和两端的“中间道路”，既承认调解与法制的程序性差异，也关注调解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季卫东，2001；郭丹青，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程序法学对调解与法制之间对立的夸大，譬如季卫东（2001：74）注意到了“经由调解而发展的法律”，以及“法律帝国”中的“情理特区”。法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不太关心人民调解本身，而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人民调解好比是一个舞台，国家、社会、个人各自粉墨登场，在互动中既相互适应也彼此改造。这样就避免了就事论事，但同时也存在过度诠释的风险——我们固然可以从人民调解的场景中看到国家与社会的“身影”，但这是否意味着人民调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国家与社会在起作用呢？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种“还原论”倾向（费埃德伯格，2005：7），把人民调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与社会的“后果”，以至于用理论重新“规划”了事实？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第二种路径，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更加强调人民调解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人民调解不同于传统民间调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前者是组织化的，而后者依托的是个人，人民调解的变迁实际上也表现为组织的变迁。以组织为中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过度诠释的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组织是社会行动者最为仰赖也最为稀缺的政治资源之一，组织的变迁通常具有“政治敏感性”，一般都是在国家推动或至少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民调解组织变迁的研究要比静态的制度/程序分析更能逼近问题的实质。

一、人民调解的复兴与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法制的相对健全和权利观念的勃兴，民事诉讼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统计数字显示：人民调解在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韩波，2002）。曾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也因此沦为“明日黄花”；在许多人看来，作为传统民间调解的“历史遗留物”，人民调解终究会被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从1994年开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上海市Y街道首席人民调解员杨伯寿回忆说：

1994－1998年，那个时候调解没有协议书，只有口头承诺，无法查找根据，最后不了了之。老百姓往往选择去法院，这不是因为调解无用，而是因为调解质量不高，没有信誉度。连调解员自己都（把纠纷）往外推，（把当事人）往法院支，民警和居委会也是这样。1998年我们开会的时候，连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都在讲，人民调解这朵“东方之花”萎缩了。

然而2000年之后，形势似乎又站到了人民调解的一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16条允许当事人反悔，对于有违法律的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可以纠正，而对于符合法律的人民调解，却没有规定人民法院以何种方式予以支持。与此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明确提出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把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健全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田雨、张晓晶，2004）。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推动人民调解的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市为典型，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审核制（2000年）、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2001年）、人民调解工作室（2003年）和区级人民调解委员会（2003年）。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效果，促进了人民调解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据统计，2002－2004年，上海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273074件，调处成功262050件，调解成功率95.96％；参与调处了3251件、80232人次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防止自杀、凶杀和其它民转刑案件629件（施妍萍，2005），这表明人民调解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人民调解并没有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走上了一条“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路。用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的话来说：

“所谓专业化，就是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要具有法律背景，并且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即受过法律专业教育，或具有法律工作经历，或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具备丰富的调解工作经验。”“所谓社会化，就是利用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走在调处矛盾第一线，应采取经济的、行政的等各种手段，积极扶持、支助人民调解工作，从而形成良好、规范、有序的社会自律机制。”

他提出，人民调解工作必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人民调解工作室作为一种新的调解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并且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充分肯定了上海的这一探索，明确指出：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代表着人民调解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政府为什么要复兴人民调解？又为什么要采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新组织形式？

与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简称ADR)在美国的兴起不同，中国之所以要重新打出人民调解这张昔日“王牌”，不是用来对付“诉讼爆炸”，而是为了规避“法制的后遗症”，即让各级政府焦头烂额的缠讼、累讼和上访（陈柏峰，2004），还有令法院权威受损的“执行危机”。法制或审判所造成“零和博弈”局面，往往会令败诉一方不断地上诉、上访乃至“上街”（即采取静坐、堵马路一类的集体抗议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带来“秋菊的困惑”（冯象，1997），即当事人双方都对结果表示不满；而具有当事人主义和合意性特征的人民调解，既可以减轻政府和法院的负担，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

政府之所以要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的专业化与社会化，建立新型的调解组织，则是基于对“传统”的内设于村/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调解在90年代所陷入的衰退局面跟这种组织形式不无关联。

根据最初的制度设计，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和各种“单位”中。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地域或单位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由于纠纷的多发和复杂性，村居委会调解由于缺乏权力的依托和对国家法律规则的准确把握，自身的能力已经不适于处理这些纠纷。其二，诚信、道德等社会失范，使得基层的调解失去优势，这也是诉讼激增的直接原因。第三、社会凝聚力下降，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较低，内部调整作用差（范愉，2004）。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的自治程度较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更期待通过确定的法律规则和具有强制力的国家规制进行社会调整，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更多地向基层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寻求救济和解决，由此导致村/居委会调解出现明显的功能弱化（同上）。如是之故，欲使人民调解重焕生机，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调解的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适应这一需要，司法部2002年9月发布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对调解的组织形式作了新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1）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2）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4）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这大大超出了1989年发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范畴，不仅把实践中已经涌现的司法行政或准司法性的纠纷解决机制都纳入到人民调解的名下，为其追加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为人民调解的“再组织”(reorganization)提供了“准法律依据”。

上海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就是人民调解再组织化的产物，现已成为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组织载体，虽然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但被司法行政部门认为代表着人民调解的发展方向，正在进一步推广中。因此，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兴组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人民调解“再组织”的政治涵义。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笔者与合作者对上海市的杨伯寿调解工作室进行了跟踪式调查，与人民调解员、街道干部、纠纷当事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亲历了一部分纠纷的调解过程。下面，我分别从科层制和组织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角度对杨伯寿工作室展开分析。

二、工作室的组织定位：科层视角

上海市A区Y街道的“杨伯寿人民调解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成立于2004年9月，是上海第2家以首席调解员的名字命名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杨伯寿生于1934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曾担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委员会主任和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1985年赴剑桥大学进修经济管理，1986年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府驻哈尔滨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和驻俄罗斯首席代表。1994年退休之后便一直从事人民调解工作，2001年被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是2002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和2005全国人民调解员标兵，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也被评为2002-2004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组织。

工作室由4名专职调解员组成。除了杨伯寿，另外3名调解员分别是徐某、郭某（女）和曹某（女），都是中年人。徐某原来在公安局治保大队工作，现隶属于社区保安队，由派出所发工资，工作室给予一定补贴；郭某原来是居委会调解主任，曾经接受过杨伯寿的培训，比较擅长劝解；曹某是下岗职工，没有参加过培训，但她以前常向杨伯寿咨询法律方面的知识，平时喜欢收看法制节目，工作室成立后便“反客为主”。杨、郭、曹三人都是由工作室发工资。此外还有3名律师志愿者和1名心理咨询志愿者组成，其中律师是由政府安排的，4人每月来1次，具体时间由杨伯寿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社区每年支付给工作室办公经费和劳动报酬共13万元人民币，购买这项公益服务，工作室除了直接受理社区内调解案外，还接受社区交办或移送的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实际上工作室的业务是跨区的）。工作室在Y街道的“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 拥有4个房间，1间较大的作为4人的办公室，另外3间较小的是调解接待室。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2004）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性质上说，“工作室”是街道调委会的一个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从业务上来说，“工作室”受司法科指导；从功能上来说，主要是预防纠纷、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负责居村委调解干部培训和业务指导，同时专司疑难、复杂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化解。探索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一是有利于充实原有调解组织，使街道、镇调委会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工作实体的组织；二是有利于建设一支品牌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的人民调解队伍；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发展人民调解工作。

这里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一是工作室与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部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所谓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街道下辖的17个居委会的调解主任，加上工作室4名成员组成，主任是杨伯寿。街道调委会一般半年开一次会（按规定是一季度开一次会，但杨认为太麻烦），平时基本不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不是街道调委会的分支而是全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工作室被称为民间社团，但据杨本人讲，他并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申请，因此杨伯寿工作室与李琴工作室（上海市第一家人民调解工作室）不一样，后者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首席人民调解员李琴担任法人代表。杨之所以不去登记注册，是为了避免年审、开会、接待、募捐等琐务缠身。他表示：“我情愿不当工作室的法人代表，而只要当街道调委会的主任就行了。”这句话颇值得我们玩味，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立的法人地位对于工作室非但不重要，相反是一种累赘？工作室调解效能的有效发挥，不在于组织的自治性，而在于跟政府权威的同一性？

二是工作室与司法科的关系，Y街道司法科的Z科长是这样介绍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第一，工作室的定位是社团性质的，即政府出钱购买服务。老杨（指杨伯寿）集中精力化解街道层面上的比较大的矛盾，而像家庭、赡养这类小的纠纷，主要交给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

第二，（杨伯寿）讲话不代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老百姓更加容易接受，如果他代表政府做工作，老百姓往往可能产生对立想法。

第三，化解纠纷的立场上，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因为一是法律滞后，某些方面无法可依或者不同的法律相互冲撞；二是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软弱或者有法不依。

最后，杨伯寿工作室的工作我们不干涉，在工作中需要我们司法科出面的（地方）我们出来协调。（2005年4月12日Y街道办事处座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从这番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工作室的微妙处境：一方面“讲话不代表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为政府排忧解难”。虽然对于政府（司法科）而言，前者无疑具有策略性和手段性，是更好地实现后者，但惟有充分地表现出前一种姿态（尤其是当政府自身与民众发生纠纷时），工作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调解纠纷。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室事实上具有也不能不具有若干民间性质。我们且听杨伯寿是如何表达的：

要为群众说话，内部要敢于说话，不是到外面、街道上去说。我以前几十年是为领导服务，我现在为群众服务。我们的工作就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沟通群众和政府部门。公务员是什么态度？我们是什么态度？有些公务员现在就像人家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候有些人过来他也不是要调解什么，他就是想跟你说说让你给他评评理，他觉得信得过你，觉得你公正，就是要找个地方说出来。（2006年3月2日杨伯寿访谈记录，顾笑萍整理）

一方面，工作室要为群众说话，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分寸，不能站到政府的对立面，这样才能成为沟通群众与政府的桥梁。要两头兼顾，绝非易事。然而，在杨伯寿工作室，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作为民间社团（独立性）与接受司法科业务指导（依附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但这不意味着人民调解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已经不复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就是，杨伯寿太特殊了。唯有像杨伯寿这样深谙官场规则与人情世故的人，才能厕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中而游刃有余。

我们注意到，杨伯寿并没有一个实体性的立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谁有理，我就在站在谁一边”。但“理”是非常抽象的，有着极大的诠释空间，因此他的立场毋宁是一种情境化的产物，是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结果，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或者说，立场本身也是策略的一部分。但这个立场有一个底线，也正是政府的底线。在底线之上，杨伯寿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譬如为当事人出谋划策，寻找政府具体行政行为的破绽；而一旦越过了底线，杨伯寿会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譬如按照政府（司法科）的部署介入群体性事件。

从性质上讲，杨伯寿工作室既非群众性自治组织，也不属于政府的下属机构，而是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工作室在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工作室对国家的资源依附性（办公场地、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接受司法科指导，其核心人物杨伯寿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国家精英），又使得其民间性质相当暧昧。“政府购买服务”非但不是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并不是说真正的市场化模式就一定是适当的），相反还强化了街道与工作室的不对等关系。

三是工作室与居/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的关系。工作室负责对Y街道下辖17个居委会调委会进行业务指导，还要对调解委员进行培训——工作室同时也是“A区人民调解带教点”。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也存在一定的分工，用Z科长的话来说：“小纠纷不出楼，一般纠纷不出居委会，大的纠纷由杨伯寿工作室解决。”当出现居委会自身无法调解的纠纷时，调解委员也会把当事人领到工作室来（笔者访谈的时候，就正好碰到一位居委会调解委员陪同当事人前来调解）。杨伯寿说：“这种情况常有，调解委员旁听（我们的调解过程），对于她也是一个锻炼。”另外，居委会调委会在调解纠纷时不能自主制作协议书，Y街道所有的调解协议书都是由工作室统一制作的，杨伯寿的解释是：“他们（指居委会调解委员）不能适当地表达，处理也不一定合适，只是做前期工作，包括信息反映、证据固定和劝导，而协商、笔录、签订协议书、交割、履行和监督需要由我们来做。”这表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民事合同效力在提高人民调解权威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民调解的“法制化”的倾向，即协议书需要遵照特定的程序和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而这些必须由具备一定专业素质的人来完成。这样一来，属于“业余”性质的居委会调解就更加边缘化了，主要是处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纠纷。如果说传统的人民调解是一种“大众化正义”(popular justice)，即“一个遵循非正式礼仪的、语言与人员上非专业的、本地化的、管辖权有限的规则的决策过程”(Merry，转引自刘思达，2005)，那么，当下的人民调解越来越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员被称为“布衣法官”并非偶然），“威望型”地方精英的缺失也使得调解不得不向法律技术靠拢，毛泽东时代“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人民调解模式必然趋于没落。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尽管上海市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总量高达10余万/年，但如果把这个数字除以10万（上海号称有10万“调解大军”），就会发现，其实每名人民调解员平均调解纠纷只有1件。这意味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当下人民调解的重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了街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工作室。正如杨伯寿工作室的空间位置所隐喻的那样：人民调解离居委会更远了，离街道更近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法制化”带来的，资源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瓶颈：居委会调解是义务性的，缺乏充足的经费保障，也很难利用国家的权力资源；更何况居委会自身也存在边缘化的势头，作为下设机构的调委会焉能风光独好？

不难发现，在司法科、工作室和居委会调委会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准科层关系”，即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同于经典科层制下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这种“准科层关系”还可以向上延伸一级，即区司法局对街道司法科也是一种工作指导关系。根据官方的解释，“指导”不同于“领导”，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区别往往十分微妙。彭勃在调查中发现：区司法局和街道虽然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但前者可以通过评比工作来加强对后者的“领导”，因为评比的结果对于街道司法科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获得优胜，将有利于提升司法科在街道政府体系中的地位；不过，由于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区司法局对街道的控制又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缺乏稳定性（彭勃，2003）。工作室也是如此，其“工作条例（试行）”是由区司法局制定的，街道司法科还掌握着工作室的绝大部分经费（包括调解员的工资），而除杨伯寿之外的工作室成员，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不高，对这份工作及薪水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就在事实上强化了街道司法科对工作室的控制。

不过，杨伯寿似乎并不满足于把工作室做成“Y街道的人民调解工作室”，司法科强调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求杨伯寿一般只管Y街道的纠纷。但杨伯寿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跨区的，除了平时在办公室不分地域地处理纠纷之外，他还利用双休日专门到外区开展法律咨询和调解服务（通常是以参加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法制宣传活动的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立足于全市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街道。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工作室的自主性空间：因为杨伯寿工作室的社会知名度越高，影响力越大，街道就越是需要杨伯寿，从而在工作室与司法科之间建立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平衡了后者对于前者的控制，二者的权力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交换性质（布劳，[1964]1988）。但我们注意到，街道对工作室的控制是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而工作室的自主性却是个人化的，与杨伯寿的个人能力密不可分。一旦年逾古稀的杨伯寿“告老归田”，工作室还能“涛声依旧”吗？

三、工作室的功能发挥：网络视角

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不是对既有组织体系的颠覆，而是“打补丁式”的增量改革：在保持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这一新组织。工作室作为一个后起的组织，它必须融入到既有的组织网络当中，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

有必要补充一下工作室内部的分工情况：杨伯寿负责工作室的接待和调解，兼与法院联系，徐某有时从旁协助；徐某因为在公安呆过，负责制作协议书、笔录，处理轻微刑事案子，以及与派出所联系；郭某负责上门调解（工作室为残疾人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曹某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资料、接打电话和为杨伯寿安排日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调解组织网络的端倪，即有专人负责与法院和派出所联系。工作室实际上处在一个制度化的组织网络当中，这一网络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区司法局、街道、居委会三级调解网络。这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准科层关系”：区司法局——街道司法科、工作室——居委会调委会。工作室本身是民间组织，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系统，工作室要与司法行政部门之外的国家组织网络相衔接，就必须通过区司法局这个中间环节。2002年，A区司法局与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定《关于对民间纠纷引发伤害案件联合进行调处的实施意见（试行）》，创设了“警民联调”的工作模式；2005年3月，区司法局与区法院继在Y街道调委会开展民事诉讼案件委托调解试点工作之后，联合制定了《民事诉讼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实施办法（试行）》；2005年4月，区司法局与区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中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规定（试行）》，探索将人民调解参与化解轻伤案件引入刑事诉讼程序。

二是“110”司法、公安联动系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网络。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初，公安将“110”报警电话记录传真给各区司法局，24小时内司法调解干部便上门做工作——主要是处理由邻里、家庭纠纷引起民间伤害案件。杨伯寿介绍说：“Y街道派出所刑侦队认定的轻伤，还没往检察院送的，刑侦队把当事人放弃刑诉的承诺书和案件的笔录移交给我们，由我们来调解，（今年）已经调解了12起，都获得成功。”

三是诉前人民调解和法院委托调解（审前调解）机制。杨伯寿工作室所在的Y街道是上海市“民事诉讼委托调解”的试点单位。诉前人民调解主要是对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部分家庭、邻里纠纷以及其他一些疑难纠纷，法院可以建议纠纷当事人向所在街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法院不再立案。法院委托调解是指对部分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的家庭、邻里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原告申请撤诉或由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由法院继续审理。2005年1－11月，区法院已经先后委托工作室调解10起纠纷，其中8起签订了协议书，2件退回法院。

四是“行政协调会”机制，具体做法是：针对社区内发生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群体性纠纷，由街道办事处有关人员在分管领导主持下召开行政协调会，相关各方共同参加，进行协商调处。经行政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给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后者进行调解。在双方取得共识并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后，再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室）制作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一方面，人民调解可以借助行政部门的权威进行协调；另一方面，行政协调也可以借人民调解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并把行政意志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合意型契约”。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工作室实际上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和国家正式组织网络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工作室不仅分享了旧有的组织网络，而且还形成了一张以工作室为中心，以区司法局、街道、派出所、法院、检察院和居委会为主要结点的协作网络(collaborative network)，从而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上述机构“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一网络，工作室一方面分担了国家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分享了国家正式组织的权威和能量，并把这种能量以“社会自治”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由此形成组织间的资源共享。

除了这种正式的组织网络，彭勃的研究还注意到，调解主任、调解员和信息员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完全依靠上级行政权威、国家法律、警察等执法人员的支持，更多地是要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靠自己的社会威望，纠纷的平息和调解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相当多的案例中，往往是最后无法用法律和政策来压人，甚至也无法以理服人，而是双方买了调解人的“面子”。正因为如此，上海市组织部门的一名干部认为“经济工作谁都能干”，配备干部最为关键的位置是信访和主管调解工作的基层司法部门；基于同样的理由，首席人民调解员也是由社区中有威望的热心者担任（彭勃，2003）。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调解活动是嵌入(embedded)到调解员的社会关系网络(social networks)（周雪光，2003：111－58）当中的？

调解活动要嵌入私人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的民间调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嵌入性的。然而，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相比，“街道”的规模要大得多：Y街道约有10万居民，面积约2平方公里，这就决定了Y街道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非传统的熟人社会。当问及“面子”和社会关系在调解中所发挥的作用，杨伯寿回答说：

“成功率高，威信就高。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信任你。我可能有点答非所问，但确实如此。因为我跟调解对象都不认识的，有一起我去B区调解，到一个部门查资料，对方说我知道你，001号嘛，你不收费的，这些东西律师来了我也不给的，但你跟他们（律师）不一样。我们确实是奉献。”(2005年12月6日杨伯寿访谈记录，笔者整理)

杨伯寿这番话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按照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一个人在加入新的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会把其原先所在的社会网络带进来；但杨伯寿过去所从事的是经济工作，且长期呆在东北和国外，他那些“高级别”的、与“司法战线”无关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很难被运用到基层的调解工作中来。杨伯寿在社区的“面子”主要是靠退休后积攒起来的（尽管局级退休干部的身份可能有助于威望的建立）。1994－2004年的11年间，杨伯寿共经手处理过各种民间纠纷1839起（徐亢美，2004）。在这一过程中，杨伯寿不仅在居民当中树立了声望，也与居民会、街道、司法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杨伯寿不认识当事人，也不认识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对方却可能“认识”他（如前面提到的B区的例子），即听说过杨伯寿的一些事迹。这种单向的“认识”有点类似于组织社会学所说的“弱关系”(weak ties)(Granovetter,1973)，同样可以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许多便利。譬如在调解一起关于离休待遇的纠纷时，杨伯寿需要查阅当事人的档案，这是不符合组织部门的规定的；然而，当杨伯寿亮出了上海市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时，立即得到了组织部门的配合。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具有制度刚性、官僚主义和组织惰性的科层制组织网络面前，“平民”身份的杨伯寿要充分地运用组织资源，实际上还必须仰赖自身的身份和名望，或可称之为“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Bourdieu, 1989)。杨伯寿的象征资本就是他独特的从政经历、调解业绩和社会声望：担任过“王震将军的经济参谋”，“被江泽民、朱镕基派往东北工作”，“被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亲自授予001号首席人民调解员资格”、“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曾在剑桥大学进修”，以及被《解放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媒体广泛宣传的先进事迹。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与权势显赫者的“关系”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本人工作能力和社会能量的一种标志。正是这些将杨伯寿和其他退休老人区别开来。

象征资本要转化为组织资源和权力资源一般需要两道工序：一是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民众的“口碑”使资本增值，并使杨伯寿成为“典型”（其实毋宁说是“例外”），而“典型”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象征资本。工作室现在已经成为Y街道乃至A区的“工作品牌”和“亮点”，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为工作室把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提供了便利。二是杨本人及工作人员的适当运用，使象征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源。杨伯寿在接待当事人时，一方面表现得和蔼可亲，不打官腔，不摆架子，非常平民化；另一方面总是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自己的某些经历和身份，譬如作为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代表、上海市001号首席调解员等等。而出去调查或调解，特别是与单位打交道时，杨伯寿首先亮出的就是由上海市统一颁发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证。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对象征资本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技术，以此来尽快获取当事人或利益相关人的信任、配合甚至于忌惮，为以后的“说理－心服”机制（高见泽磨，2003）奠定心理基础，同时预防可能由科层制的惰性和自利倾向造成的不便，促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不论是工作室与国家正式组织的“联网”，还是杨伯寿运用组织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方式，都表明了工作室对国家权力的高度依附性：就前一方面而言，工作室已经被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就后一方面而言，惟有领导重视，杨伯寿的象征资本才能真正转化为权力资源，工作室也才能获得更大的空间。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工作室主要是在组织层面与国家治理体系靠拢，其“法制化”也集中体现在工作程序上，而在处理纠纷的原则上，工作室仍然秉承人民调解的一贯逻辑——重情理，轻法条，追求实质正义而非程序正义。譬如，在处理一起由于法院判决“合法不合理”而出现“拉锯”局面的家庭纠纷时，杨伯寿采取了佯装不知的策略，轻松绕开法院的判决书，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和妥协，协议结果几乎把判决完全翻转过来，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法院判决作废。又如，基层法院拒绝受理一起高龄夫妇的离婚案，杨伯寿通过调查发现，这对夫妇继续相处可能会引发刑事案件，于是跟法院院长打招呼，后来法院在杨的工作室开庭判决二人离婚。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国家对于人民调解的角色期待（作为法制的一种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国家法”秩序的挑战。但就社会效果而言，这一做法与中国法制的内在精神又是一致的（以和为贵、稳定压倒一切），这可能也是杨伯寿敢于“僭越”的重要原因。这两则案例提示我们：杨伯寿工作室并不是国家治理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更像是栖息于国家这棵大树之上的益鸟，它会帮助大树消灭虫患，从而与之建立（具有契约性质的）共生关系，但并未因此而丧失自由，某些时候，它甚至会以医生对待病人的姿态，做一些大树并未要求（甚至有些反感）、但它认为对大树有益的事情。

工作室处理的纠纷类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2005年为例，损害赔偿纠纷最多，占50％；其次是邻里纠纷，占20％；再次是婚姻纠纷，占15％；然后是住房纠纷，占12％；此外还有债务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基本都是民间内部的小型纠纷，很少涉及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部分社会冲突主要流向了信访部门和司法机关）。事实上，在涉及这类纠纷时，工作室通常力不从心。在一起居民围堵马路事件中，谈判工作主要由Z科长操持，工作室只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前面提到的那起离休待遇纠纷，由于单位一方是国家行政部门，杨伯寿最初也难以介入，直到当事人通过“过激”手段将事情“问题化”（应星、晋军，2000），单位感受到上级政府的压力，希望尽快甩包袱，杨伯寿才得以介入并迅速调解成功。杨后来也坦言：如果没有当事人那么一闹，事情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的。透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工作室的边界：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辅助者，处理社会内部相对轻微的冲突。人民调解的这种工作性质，一方面使它免受国家与社会的强力挤压，另一方面也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

四、讨论

至少到目前为止，上海市推行的人民调解专业化和社会化改革，只有专业化基本落到了实处，而社会化则转换为再组织的问题。这与季卫东（2001：23）观察到一个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即：“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权利意识觉醒而产生的民间纠纷，主要由调解制度吸收处理，所谓法制化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调解的组织化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替代”，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尚处在“组织化调控” 的阶段，国家更多地依靠具体的组织（及组织技术）而不是抽象的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每当遇到新的问题或挑战，国家就成立相应的组织或组织协调机制来加以回应。国家推行人民调解社会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市民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只是为了扩大自身的治理资源。而“组织化调控”之所以能够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形式不仅仅是“形式”，它会制约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影响到组织目标和功能的实现。斯科特(Scott，1992)指出，适当的组织形式的发明对于组织的资源获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类型的组织都代表了特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资源集合。”（田凯，2004）由前文可知，村/居委会调解委员会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和权力资源，与人民调解工作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事实上国家也没有能力全面强化居委会调解组织，国家的资源占有量毕竟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和专业人才来支撑众多基层调委会的专业化运作，而不得不实施“据点”战略，在街道层面建立新的专业化调解组织，而街道社会的规模也正好适中，一个“据点”便足以辐射全境，居委会调解委员会则成为据点周围的“碉堡”。由于上海市自1996年以来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管理重心下移，突出了街道办事处的主体地位（林尚立，2003：176），因此，人民调解的重心向街道层面上移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政府管理与人民调解的对接。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节约了国家的治理成本，又绕开了合法性问题，毕竟居民自治制度是全国性制度，而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模式仅是探索中的地方性制度，将后者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会遭受过多的质疑。“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不如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因此，人民调解的“社会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其实质是“再组织化”，即把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或街道调委会“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效能。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国家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街道调委会和工作室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象征社会自治的居委会调解却逐渐边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反而离社会更远了，离国家更近了。这充分彰显了“社会化”的自我悖反。正因为如此，彭勃（2003）把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视为国家控制的社会化，而人民调解恰恰被“行政化”和“司法化”了，但二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调解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控制的。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表面上是人民调解服务的社会化，但由此而来职业化和专业化恰恰强化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调解重复了“法律治理化”（强世功，2003：123－24）的命运。

诚然，人民调解工作室并不完全是街道政府的附庸，它或多或少具有若干民间性质；但这种民间性质是国家创制和经营出来的，这既是国家的自我改造，也是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国家在改变自身行为模式的同时力图使社会配合这一转变。质言之，工作室是国家对自治性社会团体的一种“结构－功能”模拟（即所谓“社会化”），以此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人民调解正日益被整编到法治/法制的框架之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一种体制外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权力必然遭到了弱化，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能并非零和博弈，与雄心勃勃的国家相比，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社会组织也在利用各种策略同国家进行谈判，消解国家的控制力或利用国家控制来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主动要求“嵌入”到国家体系当中(Saich, 2000;Solinger,2003)。正如Frolic(1997)所看到的：新的社会组织不反对国家，而是成为附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充当公民意识发展的培育基地；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人”。从杨伯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介人的形象。

如此说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检视民间组织的“官民两色”，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强调这种“双重性”的负面意义，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民间组织的这一面相使它适应政府与民间的共同需要，采用“体制内”的方式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服务，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行政目标有可能通过民间组织居间协调变通为社会和个人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在如此运作的同时，民间组织实际上经由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民意输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政府的政策和决策的影响，恰恰体现了民间组织的“民间性”（陈明明，2006）。具体到杨伯寿工作室，它一方面固然深深受制于国家的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国家的行为方式。

我们几乎可以说，人民调解是一部中国研究的“活教材”。长期以来，受西方二元论认识论的影响，我们习惯于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如现代/传统、国家/社会、理性/非理性——来想象和研究中国。然而，在人民调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充满着理性算计。也许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本文采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而最后的结论恰恰是要突破国家/社会的二元叙事框架。其实这并不矛盾，概念的划分（二分法）永远是必要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理论（超越二分法也是以二分法为基础的），研究者只要对这些分析工具进行必要的反思，认识到概念的人为性、非自然性和简化的本质，就完全可以避免将“国家”与“社会”或“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换言之，概念的简化是必要的，但我们要避免粗暴的运用。不要让现实来俯就理论，而要让理论来呈现事实。

饶是如此，“国家与社会”范式依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就在于将国家、社会的同质性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用理论的逻辑遮蔽了非同质性的国家、社会在经验层面上的多重互渗问题”（张佩国，2006），而事实上，“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实体，社会也非简单相对于国家的一个同质性实体，因此，无论是‘国家’抑或‘社会’，都是需要在具体分析场景中加以具体辨析的问题”（邓正来，1998：157）。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本文尽管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却没有对国家和社会内部的这种异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个明显的失察之处就是，作为“条”的司法局与作为“块”的街道在对待人民调解的立场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给人民调解组织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的人民调解要远比本文所描述的复杂得多，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社会科学的关注和解答。譬如，为什么人民调解的社会化走向当下这样一种形态，其内在的根源是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果说当前的“社会化”只是“再组织”，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社会化之后的人民调解与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民调解是否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半官半民、非官非民的“第三领域”？

参考文献：

布劳.[1964]198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陈柏峰.2004.缠讼、信访和新中国法律：法律转型期的缠讼问题[J].中外法学(2).陈明明.2006.民间组织成长的时间与空间[J].探索与争鸣(4).邓正来.1998.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范愉.2004.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J].中国司法(10).费埃德伯格,埃哈尔.[1993]2005.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M].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冯象.1997.秋菊的困惑[J].读书(11).高见泽磨.2003.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M].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郭丹青.2001.中国的纠纷解决[G]//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韩波.2002.人民调解：后诉讼时代的回归[J].法学(12).何兵.2002.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J].中外法学(1).黄宗智.2001.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季卫东.2001.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G]//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康晓光、韩恒.2005.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6).林尚立主编.2003.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思达.2005.法律移植与合法性冲突——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基层司法[J].社会学研究(3).缪晓宝.2004.关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司法(9).彭勃.2003.国家控制和社区治理：以上海社区调解为例[G]//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复旦政治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棚濑孝雄.2004.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强世功.2003.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施妍萍.上海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成功率达到95.96%[N].新闻晚报.2005-5-14.田凯.2004.组织外形化：非协调约束下的组织运作 ——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4).田雨、张晓晶.高法：审理民事案件要“能调则调，多调少判”[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7/02/content_1562650.htm.王建勋.1997.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J].中外法学(1).徐亢美.上海001号调解员个人品牌设立工作室[N].文汇报.2004-11-10.应星、晋军.2000.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G]//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张佩国.2006.乡村纠纷中的国家法、民间法与村规民约——山东郜县的房产和宅基地纠纷[G]//乡村中国评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卫平.2002.人民调解：完善与发展的路径[J].法学(12).周雪光.2003.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Bourdieu, pierre.1989,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Sociological Theory7(1).Granovetter, Mark.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 1360-1380.Frolic, B.Michael.1997,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Timothy Brook, B.Michael Frolic(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M.E.Sharpe, 1997.Merry, Sally E.1992, popular Justice and the Ideolog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 Legal Studies(1).Saich, Tony.2000,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March),124-141.Scott, James C.1992,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Solinger, Dorothy J.2003, State and Socie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Wake of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943-959.

第四篇：关于纳税评估论文

关于纳税评估

纳税评估是随着征管改革而伴生的新生事物,在征管与稽查分离以后,其初衷是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旨在提高征管效率和质量。

为进一步发挥纳税评估的作用，强化税源监控，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43号）。以期通过纳税评估构建一个税企互动的工作平台，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执行和遵守税收政策法规，为纳税人提供更为深层次的纳税服务，树立和弘扬一批诚信企业，促进整个社会的诚信纳税氛围。

纳税评估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事中税务管理、提供纳税服务的方式之一。通过实施纳税评估发现征收管理过程中的不足，强化管理监控功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文明思想，寓服务于管理之中。以帮助纳税人发现和纠正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出现的错漏，矫正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履行纳税义务的能力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纳税评估作业流程分为评估信息的采集、评估对象的选定、评估分析、核实认定、评定处理五个环节。

全面掌握涉税信息是有效进行纳税评估的关键，因此纳税评估信息的采集应以“准确、详细、及时、全面”为基本原则，实行多途径、多方式的信息采集。采集的内容既要包括税务机关内部信息，例如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资料，纳税人报送的纳税申报资料、财务资料和日常掌握的征管资料及涉税举报、税务稽查综合情况反馈、税收情报交换等；也要包括税务机关外部的涉税信息，例如来源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银行或行业管理部门提供的综合治税信息以及来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互联网等信息载体的有关纳税人的商情、广告、重大投资等方面的涉税信息资料。

纳税评估对象的选定，是在税收管理部门评估选案人员占有大量信息基础上，对评估客体的各项涉税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处理，找出评估客体中存在申报纳税非常规现象或者有疑点的零、负申报户、纳税异常户以及用票异常户，作为下一个环节评估分析的对象。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实际征管需要，直接将存在共性纳税问题的某一类别企业确定为纳税评估对象；根据综合治税信息确定评估对象；根据税收管理员日常征管发现的其他纳税疑点问题确定评估对象。

评估分析是对已选定的纳税评估对象进行单一企业的案头评估分析，它是一种逻辑性的分析判断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在此环节纳税评估人员依托计算机征管网络中该企业的相关信息，结合日常对所分管纳税人的情况掌握，与上年同期、历史同期和行业指标等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明确的评估疑点。

核实认定是指由纳税评估人员区分情况，分别以询问、约谈、实地纳税评估等方式对评估对象存在的纳税疑点进行核实和性质认定。对于评估对象存在的疑点，评估人员可通过电话询问等方式进行核实，并做好询问记录；对需要约谈的，下发《纳税评估约谈通知书》进行约谈并填制《纳税评估约谈笔录》；对通过询问、约谈仍不能核实的疑点问题，可采取实地现场核实的方法。在核实认定环节纳税评估人员通过与纳税人沟通交流，帮助纳税人更精准地掌握税法，有效解决纳税人因疏忽或对税法理解产生偏差而产生的涉税问题，规避纳税人处罚“陷阱”，缓解征纳矛盾，提高纳税申报质量。对存在重大涉税问题的现象，核实认定环节可以为税务稽查确认违法事实，准确定案，提供事实依据。

在评定处理环节，纳税评估人员根据评估分析、核实认定过程中所掌握的情况对评估对象存在的疑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给出纳税评估的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如：查无异常、自查补税、移交稽查等。然后区分不同情况，制作相关文书，进行报批处理。

当然，纳税评估也存在很多问题。

1.纳税评估工作的定位不确切。现在的纳税评估工作主要表现形式为纳税评估工作是通过资料分析、评估约谈等方式查找税收问题，近似案头的纳税检查，其评估工作的目标和方法也是以查出问题的多少为发展方向。且为了与稽查工作区分，评估过程中一般不调取账簿凭证，不到纳税人的经营场所。方式上局限于查对相关经营报表、计算相关经营数据、与企业核实相关疑点等。静态的监督形式无法了解企业动态实际情况，其结果势必出现难以全面查阅、掌握纳税人的账簿凭证和企业经营过程的原始记录，只能发现一些表面问题或嫌疑问题，成效不明显。上述评估方式是否可定位为管理式纳税评估；另一种纳税评估的工作方式类似于税务稽查，但手段及与实际稽查又不完全相同，即可不按稽查工作程序进行，只针对疑点问题核查相关账簿凭证等，局限于个人操作的较浅的核查状态。同时，由于有效监控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纳税评估工作在设计上存在一些不足，无法掌握外部相关信息，形成一些评估盲点。评估人员受相关因素约束，没能全面发挥主动管理监控职能。而纳税人大多也未把纳税评估当作是一次自查整改机会。因此，对纳税评估工作应进一步明确定位，即通过评估手段和调查手段，对纳税人纳税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管理和监控。

2.信息资料拥有量不对称。无论采取何种纳税评估工作方式，都离不开拥有翔实的数据资料源，纳税评估过程中力求做到将评估对象的相关经营指标、实现税收指标、各指标的相关峰值等进行充分测算、比对、定量、定性分析，据以找准切入点。由此可见，缺乏足充的数据资料源，纳税评估工作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现实中常常遇到因信息资料拥有量不对称的窘境，如纳税人报送的纳税申报数据和财务数据、生产经营类信息、经营核算类信息以及其他诸如登记注册类、银行账户及账号、价格类等相关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的涉税信息。而税收管理员就目前情况看，尚无有效渠道或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庞杂的信息，也仅能对纳税人已报送报表信息资料所反映的“税负”等表面问题问题有针对性评估，但由于信息资料源不完整或有可能错误，无法把问题完整地分析、查找出来，难免出现评估效率低，而且审核误差大。只有充分掌握了上述各类信息并进行测算、比对以及综合分析后，才能做出较为正确的评估分析和准确判断。

3.税收管理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无论是从现实税收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看，还是从税收征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看，对税收管理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需要造就综合性、符合型的税收管理工作者，即既要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懂得企业经营管理、经济理论、财会技能等等，还要掌握税务管理、税收政策、税务稽查、统计分析等相关知识。但现在从事税收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原岗位技能分离明晰下的专管员制运行一定时期改革后演变过来的，这部分税收管理员的业务技能特点表现为技能的单一性较强，自身后续知识、技能的更新又跟不上纳税评估工作所需技能要求，他们中的税收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评估人员对经营管理、经济理论、税收管理、税务稽查、统计分析等知识面窄，技能单一。税收管理员队伍中缺乏足够的专门综合性、符合型的人才在从事纳税评估实践过程中起到言传身教的带动作用，必然造成开展纳税评估的思路不宽、方法不多，效率不高。有的只能完成一般意义上的看看表、对对数、查查票等浅层次评估，无法收集、分析、评估深层次、代表性涉税问题，使纳税评估工作效率和效益难以提高。

其解决方法也该从这些方面入手。

1、要切实提高纳税评估工作效率和效益，关键在人！只有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加强培训教育、评估实务演练等，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政治素养、各类相关知识、税收业务的提高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一方面，纳税评估工作需要评估人员既精通税收业务知识、财会知识，又能熟练操作计算机，要求评估人员能够依据国家的税收政策及自身综合知识和素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多层面对税源状况、纳税行为进行细致的案头分析，逐步审定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并具备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需要评估人员进行约谈或举证确认，所以要求评估人员不但要了解企业经营特点，有过硬的业务水平，更要具有很强的职业敏感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一定的约谈技巧。这对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由此可见，只有大量综合素质较高的税收管理员从事评估工作才能促进评估工作的健康发展。为此，一要加强对纳税评估人员的培训，对评估工作涉及的税收业务、财务管理、计算机操作技能、各项评估应用指标的分析、与纳税人的约谈技巧等进行系统轮训。二是适时组织开展评估工作经验交流会、典型案例分析会，通过评估人员对评估方法、约谈技巧、报表分析方法等进行交流总结，使纳税评估人员的评估水平在实务演练中得以普遍提高。三要加强评估工作考核，鼓励先进，带动后进。通过系统的组织学习、培训、交流、考核，进一步提高全体评估人员的综合素质，使评估质量实现稳步提升。

2、努力加快搭建纳税评估信息平台步伐，建立充足的信息资料数据库。随着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加大了依法治税力度，促进了征管质量的提高，为搭建纳税评估信息平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征管对象的多元化、复杂化，当前纳税评估的难点集中体现在现金交易的扩大以及不开发票收入不入账、做假账、二套账等情况时有发生，偷税隐蔽性越来越强。若能尽快将金融保险、海关、工商、民政、统计、审计等等与税务机关充分运用金税工程、CTAIS、纳税评估等软件搭建纳税评估信息平台。对信息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评估。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难点问题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数据分析资料。因此，应该进一步拓展搭建纳税评估信息系统平台的涵盖面和数据量，为切实提高纳税评估质量和效率提供有力的信息数据支撑。

3.提高信息采集、信息整合、信息分析运用能力。一是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相关单位或部门为建立和完善评估信息平台提供保障机制，同时还要通过完善法规、规章等法律形式，制定纳税人必须提供的信息项目和具体要求，以确保评估信息的准确全面；二是依托计算机网络，提高信息收集能力和质量，以多元化电子申报为切入点，提高信息的加工能力和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输入信息量，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三是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分散于CTAIS税收征管系统、金税工程系统、进出口退税系统、生产企业免抵退系统和工商、银行、地税等内部、外部系统的纳税人的各种经济信息进行整合，实现涉税信息共享；四是要不断优化完善自身纳税评估操作软件，增强自动对比、计算功能实现快速、准确查找疑点问题。即根据每个不同行业，自行采集输入有关设备的产出量、耗用原材料、电、煤、工资等指标以及产品的正常价格，取行业平均数，计算出应有的销售收入和税负，对成本利润率、毛利率、税负差异率、库存变动幅度、应收应付账款变化幅度等疑点数据自动筛查，找准被评估

对象。

4、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将纳税评估寓于纳税服务中。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能较好地对纳税人的依法纳税状况进行及时、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从而能有效地及时纠正纳税人的涉税违法、违规行为，提高他们正确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自觉性。同时，通过约谈或质询等方式让对方说明、解释，并将评估结果通报被评估对象的过程，也是对纳税人进行税法宣传解释、帮助他们提高正确理解和正确履行涉税事项的有效的途径。纳税评估对非主观故意偷税问题的处理原则和方式，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倡导的实事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和方法。解决了纳税人由于对税收政策掌握不及时、不准确、财务核算不正确等因素而造成的非故意偷税问题，减少了纳税人进入稽查的频率，减少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因直接进入稽查后对案情分歧而产生直接冲突的可能，起到了服务纳税人、不断优化治税环境的作用，促进纳税人依法明白纳税、正确纳税、诚信纳税。

完善税收征管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有利于加强税源监控。税收评估可将覆盖面扩大至直接对财务核算制度、资金运作、营销管理、生产消耗、市场环境等各项内容进行全面测算评估，并做出合乎情理的评估结论。税收评估的深入发展必然要对生产销售的全流程全方位控制，形成更加科学、更加严密并囊括纳税人进料进货、生产经营、出库销售各项指标的税收评估体系。二是有利于提高征管质量。对于征收环节，评估一方面通过加强对纳税人申报资料的案头稽核，及时发现、纠正和处理异常申报行为，避免大量非正常申报的持续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数据，建立指标警戒体系，做到申报资料的最大限度利用，成功的为“集中征收”增添有效的“后续”。三是有利于完善监控网络。税收评估正是强调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全方位、大容量、多角度搜集和掌握，要求管理人员依据国家政策、运用自身综合知识和素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各方面对税源状况、纳税行为进行大量、充分的案头静态分析，考虑各种因素对纳税行为的影响逐步判断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四是有利于搞好内部管理。在做好外部监控的同时，税收评估还具有对内监控的职能，通过每月计算机资料的分析，对纳税申报、发票管理、户籍变化、政策执行、稽查效果等形成数据，制作报表，推行数据化管理。五是有利于密切征纳关系。税收评估将评估结果与当事人见面，通过约谈或质询等方式让对方明白自己存在的问题，对某些违规行为，以补缴税款和滞纳金的方式或者移交稽查局进行稽查处理的方式解决。

纳税评估在纳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相信抓好这项任务将对我国的税收有着显著的提高。

谭艳

第五篇：纳税筹划规避论文

文 章来

源莲山 课件 w w

w.5 Y k J.Co m莲山

近年来，会计职业界部分人士从税法自身的缺漏以及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差异分析入手，对纳税筹划的理论与实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笔者认为，纳税筹划不能仅仅局限于会计、税收领域来进行讨论，其理论与实务研究不能够缺失法的观念，合法性应是纳税筹划方案的首要原则。本文拟从对一融资租赁纳税筹划案例的分析，就降低纳税筹划法律风险的途径作出探讨。

[案例]假定有S和T两个公司，S拟向T销售大型成套精密设备。设备账面价值200万元，经济使用年限为20年，双方协定的资产交易价款为300万元，价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结清。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0％。与之有关的交易费用等间接费用忽略不计，假定交易双方所属税务征管部门核定该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S公司与T公司均按10年直线计提折旧。S公司的税收负担为：营业税300×50％=15（万元），再加上所得税（300-200-15）×30％=25.5（万元），共计40.5万元。

一、纳税筹划方案不应违反强制性、禁止性法律规范

为了有效降低税负，有人主张通过一个租赁合同（合同一）、一个借款合同（合同二）和一个抵押合同（合同三）来进行筹划：合同一规定，S公司（甲方）向T公司（乙方）出租该资产10年，双方签订租赁合同，确认资产公允价值为300万元。甲方每年向乙方收取租赁费用20万元，乙方须于租赁期间每一的1月7日向甲方指定账户转账付款，逾期未付款时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合同可以撤销。合同二规定，S与T签订借款合同，向T借款200万元用于T同意的投资项目，双方约定借款年利率为10％。S应当于每一的7月1日之前向T指定账户支付借款年息20万元整。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S逾期未向T支付当年应付利息，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的，T有权扣押、留置甲方与借款金额价值相当的担保物，自T邮寄出扣押该担保通知书之日起，本合同自动失效。合同三规定，S与T签订抵押合同。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支付、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当年应付利息时，双方以A资产折合价款200万元清偿甲方全部债务。

筹划者认为，这一安排使销售变成了经营租赁，符合法律规定。筹划当年，S公司将享有税上收益｛[20-20+（20×5％）+20]×30％｝-（20×5％）=5.3（万元）。而T公司报表上财务费用（借款利息）与管理费用（租）赁费）正好相抵，将不发生额外税负。第二年及以后期间，如果甲方乙方保持第一年相互结算，直到合同终止，则资产清理净损益为零。10年安排期间综合效果为：S公司的租赁交易无所得税税负，有营业税税负10万元；S占有固定资产折旧等税上利益5.3万元。如果S第二年对T的催付利息通知书不予理睬，T亦不付给S租赁费。T按合同留置该资产并寄出资产折价清偿通知书，合同按失效条款自动终止。两种情况纳税义务都低于未作筹划时。

笔者认为，上述筹划方案以租赁、借款加抵押，实现销售的目的，方案以节税为目的，设计出环环相扣的交易链，形成复杂的交易结构。但是，该方案存在着一些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的地方，主要有：1.S与T之间签订的抵押合同属于“流押契约”，将被认定无效。

综观以上三个合同安排，合同三（抵押合同）实际上是合同二（借款合同）的一个抵押条款，从文义上看，合同三已被合同二吸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根据担保法与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合同三是一个无效合同。

合同三中，当事人约定，甲方逾期未向乙方支付、经书面通知催付10日内仍未付足当年应付利息时，双方以A资产折合价款200万元清偿甲方全部债务。这种约定属于担保法上所说的“流押契约”，又称为“抵押物代偿条款”，即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流质契约。这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禁止流质契约，主要是出于保护债务人利益的考虑，避免债务人因一时急迫而蒙受重大不利。

虽然筹划者认识到了担保法对于流质契约的否定态度，并采取在合同中事先设立“折价条款”来规避，认为“合同中有折价条款的，债权人可以拥有抵押物（相同价款）的所有权”。实际上，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五十三条关于抵押权实现方法的曲解，第五十三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后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可以协议以抵押物折价取得抵押物。必须注意的是，法律对于折价作为抵押权实现的方法之一，是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情况之下，经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协议，或者协议不成时经由人民法院判决，按照抵押物自身的品质、参考市场价格，把抵押物所有权由抵押人转移给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从法理上讲，以抵押物折价的方式实现抵押权，在时间上发生于债务不履行之后，在性质上属于所有权的转移，与流押契约具有本质不同。而且，折价还需要参考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可能还要履行相应的评估程

序。如果当事人的折价约定损害了顺序在后的担保物权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后者还可以依据合同法行使撤销权。本案例中合同三约定的折价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五十三条所说之折价不是同一法律概念，实为流押契约的一种，应予禁止。

2.我国现行法律禁止企业之间拆借资金。而借款协议作为主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所谓以设备抵债来实现“销售改租赁节税”的方案设计可能无法实现。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除非担保合同另有约定，在借款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以设备抵债的担保协议也无效。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筹划前S对T的设备销售应纳增值税而非营业税，这将导致筹划的基期数据全部失真。

二、纳税筹划不能够混淆法学与会计学语境的差异

上述案例中，疏漏之处在于，没有充分重视与研究法学与会计学之间的差异。就以上案例而言，租赁协议虽然在法律上签订为经营性租赁，但在会计、税务处理上应当归为融资租赁。

1.现行租赁会计准则要求，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标准来判断一项租赁是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如果一项租赁满足了下述条件之一，就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承租人；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价预计低于行使选择权时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5％；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75％；就承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就出租人而言，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原账面价值（90％）；租赁资产存在专用性，如果不作重新改制，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2.我国合同法将融资租赁合同作为与经营租赁合同并列的一种列名合同处理。融资租赁是一种贸易与信贷相结合，融资与融物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易。一般来说，融资租赁要有三方当事人（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参与，通常由两个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或者两个以上合同构成，其内容是融资，表现形式是融物。根据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出租人享有所有权，租赁物不作为承租人的破产财产。租金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不符合使用目的时，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承租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租赁物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相关保养修理义务。如果对租赁期满后租赁物所有权归属约定不明确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出租人。当事人约定期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承租人已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无力支付剩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行使解除权收回租赁物的，收回的租赁物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要求部分返还。可见，会计制度对融资租赁的定义侧重于其经济实质，即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与报酬的转移问题；而合同法对于融资租赁的定义则侧重于交易的法律形式，即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租赁物，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同时将公平原则适用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风险承担与权利分配上。二者之间由于概念定义的不同，对同一交易的划分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3.税法关于融资租赁与经营性租赁的区分，在流转税上，倾向于合同法的定义；而在所得税上，倾向于现行会计准则的定义。国税函（2000）514号文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设备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残值购入设备，以拥有设备的所有权。这个定义非常接近合同法的定义。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2000）84号）第三十九条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一种租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租赁为融资租赁：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人；租赁期为资产使用年限的大部分（75％或以上）；租赁期内租赁最低付款额大于或基本等于租赁开始日资产的公允价值。上述规定与租赁会计准则相比，区别仅仅在于稍微简单一些。但在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拖欠租金、折旧政策以及坏账准备的提取上，税法与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4.不同学科之间概念框架差异的意义在于，同一交易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适用税目和税率，从而导致不同的税收负担。对于融资租赁，税法规定，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这样，一份符合合同法形式要件的经营租赁合同，如果其租赁交易实质上转移了大部分与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则有可能被按照会计准则与税法认定为融资租赁，从而面临纳税税种的不确定性。如果其属于政府批准从事经营的融资租赁单位，则此交易应当交纳营业税；如果不是，则要看租赁期满设备所有权是否转移，即如果转移，则应负担增值税，如果不转移，负担营业税。由于流转税与所得税法规在融资租赁定义上的差别，还有可能导致上述合同被认定为分属于不同的税法类别，有的视为融资租赁，有的视为经营租赁。如果再考虑租赁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存在的固定资产计价、拖欠租金、折旧政策以及坏账准备提取方面的种种差异，则情况将更为复杂。

总之，纳税筹划，合法是首要前提。这里所说的合法不仅包括税法，而且包括民商、行政与刑事法律等。笔者认为，要规避纳税筹划的法律风险，一个比较妥当的解决方案是，让法学专业人员参与到纳税筹划方案中来，吸引律师与会计师、税务师一道来进行方案的设计，建立起必要的沟通与信任，展开充分的交流与合作。

文 章来

源莲山 课件 w w

w.5 Y k J.Co m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