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流通与城镇化建设关系研究论文（5篇）

第一篇：商贸流通与城镇化建设关系研究论文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我国农村商贸流通存在着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也影响着城乡商贸流通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与商贸流通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文章基于两者的相互关系，分析当前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商贸流通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介绍四川元谋县的商贸流通实例，阐述商贸流通与城镇建设的内在联系。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时也促进了商贸流通的不断发展，呈现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在商贸流通的推动下也进一步加强，高度发达的商贸流通有助于城乡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提高商贸流通的效率对于加快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商贸流通效率与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影响

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让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消费品零售额每年以较大的幅度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在商贸流通的过程中，可为城镇的建设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将给城镇商业自身的发展带来挑战。这就要求城乡间的流通市场实现有效的对接，能够最大化促进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自由交易。城镇化建设还可为商贸流通业提供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城乡建设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将为商贸流通带来积极的作用。

另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完善了城乡单一的商贸流通方式，随着流通渠道的不断扩大，流通形式的不断丰富，城乡一体化建设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实现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城镇化的顺利发展离不开商贸流通业的支持，商贸流通业的稳定发展，对城市的总体功能与价值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商贸流通业的服务质量与流通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城乡商贸的转型与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城乡商贸流动的效率对城镇化进程的作用分析

在城市化进程里，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良好的商贸流通支撑，商贸物流基础设施也将直接影响到商贸流通业的长远发展。比如人力资源、道路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储备与建设，对于提升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积极发展城乡贸易，能够实现城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商贸流通的效率与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城镇化的过程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又将影响商贸流通发展的速率，越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将越有利于商贸流通效率的提升。两者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目前是存在的流通企业不少，但是却没有大的流通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要通过优化结构来争取做成 “小而专、专而特、特而优、优而强”的流通企业。另外，要构建以城市为中心的流通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城市流通中心功能对其他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以此促进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城乡商贸流通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3.1 发展现状

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工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给不同地区城乡商贸的发展水平带来了明显的差异。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农村商贸流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目前商贸流通的发展尚处于较为粗放的阶段，产品流通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均处于较低的状态。商品流通成本偏高，流通环节烦琐且容易造成库存积压，不利于商贸流通业健康快速地发展。我国农村商贸流通市场十分庞大，其中餐饮、服务、娱乐等商贸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家电下乡”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农村商贸流通的发展，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农村商贸市场的日渐繁荣也体现了当前城乡商贸流通的快速发展，各种生鲜瓜果的流通，农产品贸易、日用百货等均向着规模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稳步提升。

3.2 问题分析

透过城乡商贸流通的现象，我们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当前城乡商贸流通业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商贸流通无疑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然而对现代信息化设备的运用，在城乡商贸流通的过程中明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致使商贸流通网络信息化渠道不完善，专业信息平台尚未搭建完成，需要进一步重视对商贸交易成本的控制以及效率的提升。

其次，商贸流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组织网络体系的发展不一致，将造成交易成本的攀升，其中运输成本将占据较大比例，而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也需要采用更有效的控制方式。

再次，商贸流通主体存在普遍缺失的现象，单个农户面向市场的模式呈现出“低品质，高成本”的贸易流通现象。这是不利于农村商贸长期稳定发展的。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其生产与销售脱节的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

最后，高素质城乡商贸流通人才的储备较少，人才的缺乏是导致商贸流通发展存在局限的重要因素。商贸流通效率的有效提升，流通成本的有效控制和流通业整体规模的发展都离不开高素质的商贸流通管理人才的支撑。在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时代，城乡商贸运作需要重视对信息化通信与网络技术运用人才的培养，只有复合型的人才得到充分的供给，才能保障城乡商贸流通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城乡商贸流通带动城镇化发展的实例分析

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说是机遇，美国《财富》杂志世界2015年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106 家;说是挑战，也有很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血本无归。就我国流通业来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如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市有了商业综合体，一些城镇也有了大型商场、儿童乐园、KTV及酒吧。很多大中城市的市场商贸流通业的设施规模、档次都超过了英美发达国家。如浙江义乌市小商品批发商城，营业面积高达260多万平方米，商位超过0.5万个，经营及服务人员20万，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行业齐、种类全、商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日用工业品。在建筑设施及空间结构上也是世界领先、国际一流。

不同业态之间的商贸流通，既具有自身的功能特色，又具有一致性特征。保持合理的比例结构，有利于提升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品质。比如，四川省元谋县的商贸流通发展就具有其自身的特征。自2013年以来，其经济呈现高速的发展态势，这与当地政府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中第三产业的增幅接近35%，环比涨幅达到10%以上。另外，其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的发展也十分迅速，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很好地拉动了城乡商贸之间的流通，对拉动农村市场的消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城乡商贸之间的流通很好地带动了当地经济总量的增长，不仅在吸收富余劳动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和谐发展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促进城乡商贸流通效率和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过程中，需要积极转变城乡商贸流通企业的观念，不断地丰富企业商贸流动的形式和渠道，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的完善程度对商贸流通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样，高效率的商贸流通对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有着较大的助力。客观认识和分析当前城镇化建设与商贸流通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确保城乡商贸的稳步提升，以及共同促进城镇化建设的稳定发展。

第二篇：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研究

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研究

一、商贸流通业概述

商贸流通业是指商品流通和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产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仓储业，并涉及交通运输业等。商贸流通业及商品市场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是工农、城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环节，商贸流通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商贸流通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

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程度的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助推器。商贸流通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血脉和神经，是各种生产要素集结、整合与聚变的载体；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引导性力量。运用高新科技建立和发展现代化大商贸体系，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运行的效率。

（二）商贸流通业是城市繁荣发展的城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的中心；商贸流通业越发达，城市就越繁荣，就越具有竞争力、生命力和辐射力。一个城市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生产力与流通力的统一。在生产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流通力成为决定因素。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依靠“新经济增长点”所提供的利润，更依靠商贸流通业繁荣带来的土地、房产、劳动力及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普遍升值。名列世界竞争力前茅的新加坡，主要不在于其生产优势，而在于其强大的流通力；我国香港也是靠“商”成为国际大都市。因此，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生产的发展，还必须重视商贸流通的投入和培植。只有将商贸流通业提高到优先发展产业的高度，才能促进城市发展和城市各项功能的发挥，提升城市经济的综合能力。

二、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概况

（一）发展现状

201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7万亿元，5年来年均增速达18.1%；2010年生产资料销售总额36万亿元，5年来年均增速达20.4%；2010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增加值4万亿元，5年来年均增速达16.9%；

（二）覆盖城乡的流通网络初步形成城市商贸流通业形成了以购物中心、仓储式商店、超市、便利店、专业店等业态为支撑的城市商贸流通体系；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505.2亿元扩大到2010年的133689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32%上升为86.5%，东部地区的部分省市如上海、宁波等，人均商业面积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渠道在我国农村初步形成，新的零售业态和经营方式开始从城市走向村镇。2010年底，全国累计建设改造“万村千乡”农家店52万个，建成配送中心2667个，覆盖全国80%的乡镇和65%的行政村。

（三）流通现代化初步显现

2010年限额以上连锁零售餐饮企业销售总额2.5万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7.8％；电子商务蓬勃发展，2010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5万亿元，网络购物交易额超过5200亿元；连锁集团物流配送(统一配送率达到63.4%)、网购物流配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蓬勃发展。

（四）流通主体呈多元化发展

目前已有50多家国际大型连锁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分店，外商零售企业开设的门店数量16757个，营业面积1733.7万平方米，占全部连锁零售企业的比重分别

为9.5%和14.7%；2009年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10.7%，集体企业占2.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16.3%，私营企业占6.1%，其余混合所有制企业。

（五）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流通业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现代化批发方式发展不足；零售业各业态发展不均衡；城乡流通发展不平衡，农民“买难”、“卖难”现象经常发生。

2、流通领域市场失序现象大量存在：缺少相应的流通标准和质量可追溯制度；部分行业准入门槛低，经营主体资质参差不齐，制假售假、商业欺诈、拖欠货款、坑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3、流通现代化、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很多流通企业的内部管理手段落后，特别是物流配送体系的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不高，造成流通速度慢，物流总成本过高。我国物流总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0%）。流通过程中的损耗率居高不下，最高的果蔬类已经达到30%，最低的肉类也有12%。

4、流通市场主体能力不强：流通领域经营主体360万家，但是大型流通企业数量少，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不足1%。连锁百强第一的苏宁集团，年销售额仅相当于沃尔玛集团销售规模的3.8%。

5、政策体制问题亟待解决：连锁企业汇总纳税无法实施。

三、商贸流通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商贸流通业对促进消费、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经济将由资源约束型逐步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以市场为中心”的理念将压倒“以生产为中心”的理念成为主导。随着消费者权利整体地向上位移,商贸流通业必将占据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一）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继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确立服务经济之后,若干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步开始向服务经济转型,而在服务业中表现最好的当属商贸流通业。商贸流通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得到明显上升。据统计,我国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5.5%,批发和零售业销售额增长15.6%。由此可见,经济危机爆发后虽然投资与净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贡献率开始下降,但是由于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商贸流通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却在不断提高,商贸流通业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凸显。

（二）引导生产的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流通的因素是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其中需求是构成市场的基础。依据市场需求导向组织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理念成为主导,生产、流通、消费之间日益表现出“生产企业围着商贸企业转,商贸企业围着市场需求转”的特点,处于整个经济活动末端环节的商贸流通业因为控制了整个销售网络而具有市场渠道优势。与此同时,商贸流通业正积极对其上游产业——生产制造业领域进行投资:通过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取得价格优势,而且可以保证稳定的供求关系,防止经营活动受到外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商贸流通业通过整合生产环节从而具有更加强大的先导优势。现实已经表明,商贸流通业对制造业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正在日益强大。

（三）引导消费的功能日益显现

在新经济背景下,商品市场具有的“商品集散、财务结算、信息传播和形成价格”的四大功能特征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和广泛应用,已经逐步实现了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有机结合。批发零售业态的不断发展,经营理念的不断更新,经营方式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倾向。集购物、休闲、娱乐、商务等功能为一体的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已经成为国际国内贸易的主要实现地、流行时尚的前沿传播地和高端服务业的策源地。批发零售业态的不断融合正在催生着批零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其不仅进一步简化了流通程序,提高了流通效率,而且因其对消费需求更加敏感而与消费终端的关系更加紧密。

（四）对供应链整合的功能不断强大

商贸流通业对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功能也越来越突出。从微笑价值曲线理论可以看出,整条商品供应链上制造业是最低端的,最具有赚钱效应的是流通服务和产品研发。因此,商贸流通业一方面采取技术创新与生产领域协同发展,通过供应链内部组织管理模式的优化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例如苏宁电器通过B2B电子商务技术手段与供应商的供应链从流程到信息都实现了协同管理。通过从采购订单、发货入库到结算清单、付款对账等主干流程和环节的全面整合,双方均可以进行在线查询和互动。目前,苏宁已经与三星、海尔、摩托罗拉等大型生产企业建立了这种直联的B2B供应链合作关系,供应商可以进入苏宁的系统里,随时查看自己产品的销售进度和库存情况,在减少业务沟通成本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供应链效率。另一方面商贸流通业凭借对消费需求的高度敏感及时向生产领域反馈市场信息,生产企业获得反馈信息后不断通过对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等环节进行整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开发自有产品品牌,从而使商品具有了更加强大的价格和品牌优势。

四、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总体上全球经济形势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未来几年，美国、日本、欧洲都将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国际资本流动更趋活跃，国际市场需求更趋旺盛，客观上有利于扩大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规模。

从国内来看，“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以住、行为代表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住房、电信和汽车等产业高速成长，产业升级速度明显加快；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促进了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政府职能转换、整顿市场秩序取得积极成效，民间投资加速，企业素质总体改善，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这对扩大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刺激市场消费等方面将产生积极影响。度过世贸组织后过渡期后，国内关税继续降低，各项非关税措施取消，外商投资领域将进一步放宽，进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国际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势头加快，对利用外资和扩大外贸进出口将产生积极影响。CEPA的深入实施、长三角区域合作步入实质性阶段、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步伐加快，都将对区域经济扩大贸易、扩大引进资本、技术、人才，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活跃市场等带来巨大的机遇。

五、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实施现代化战略，提升商贸流通业的整体水平

商贸流通业实施现代化战略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信息化带动商贸流通现代化。构筑商贸流通业信息平台，通过吸纳、采用各种先进的商贸流通经营、管理新技术、新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商贸流通业，大力发展新兴商贸流通业，推进商贸流通业和商流的网络化，通过现代化提升商贸流通业的整体水平。二是与科教

兴国战略相结合，提高商贸服务业科技含量。紧跟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潮流，加大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快构筑人才高地，提高商贸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三是紧跟经济全球化进程，把流通现代化发展摆到商贸发展的重要位置，使之成为推动商贸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在推进流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重点加快连锁商业的发展，以连锁商业为突破口，推动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转变，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和延伸，逐步确立连锁经营在商贸服务业中的主体地位。

（二）实施集约化战略，构筑起商贸流通集聚辐射的新平台

实施集约化战略，首先应以大企业、大集团、大市场为载体，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各类要素向优势资本、优势企业的集聚，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充分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构筑起商贸流通集聚辐射的新平台。建立以大型流通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培育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其次以引导、协调、规范、扶持为主要抓手，优化企业发展战略，培育商贸流通业市场主体。商贸流通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包括经营、业态、品牌、扩张、并购、人才等方面，做到科学领先，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把连锁经营与企业并购结合起来，做到立信中创业、做强中做大、规范中发展，做强做大企业。

（三）实施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区域商贸流通经济发展

首先，应以推进“万村千乡”和“双百市场”工程为着力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城市商业特别是主城商业的辐射作用，与新农村、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使城乡消费市场更趋开放活跃，实现城乡联动、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其次，要以建设区域商贸中心为目标，以开拓市场、扩大消费为主线，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传统商业经营方式向现代流通方式转变，完善商品市场、现代流通、法制建设、监测调控、商业信用五个体系。三是抓住确立各类经济带的机遇，建立网络化的区域市场体系，大力提升大型市场水平，大力建设现代物流基地，大力发展会展业，实现生活服务、产业服务和流通辐射的三大功能，建设具有强辐射能力的区域中心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大量聚散，提高聚合辐射能力，实现对周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和聚集。

（四）实施产业互动发展战略，创造新的机遇和空间

产业互动发展，能够为商贸流通业创造新的机遇和空间。首先，以产业链为基础，加强产业间的互动，在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商贸流通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推动商贸流通产业与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和旅游、文化等三产业的互促互动，农工商联手开拓繁荣市场，深度融合发展。其次，自觉适应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要求，以规划为龙头，突破传统商业布局观念，拉开中心城市骨架，加快形成若干个以商业功能区为基础、错位竞争、有序支撑、层次清晰的商圈。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消除内外贸一体化市场带垒，培育内外贸一体化企业主体，形成内贸促进外贸、外贸拉动内贸的内外贸一体化市场格局。最后，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相结合，重点培育现代物流业。建设区域性物流网络，要以中心城为依托，连接一批大中型的储运、批发企业，建立现代物流产业走廊。

（五）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提升产业整体发展能力

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首先应抓住国际商业资本和各类区域外商业资本对营销网络开拓的机遇，适时调整引资重点，加强对国际知名商业的引进力度，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推动商贸流通业的开放度，提升区域商贸流通业的水平。其次，要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推动商贸服务业国际化同样是商贸流通业加快发展、提高的有效途径。一方面，要抓住我国融入WTO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有效地利用国际商业资本，全面与国际商贸服务业发展接轨。另一方面，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通过独资、合资、合作方式和连锁代理等渠道，建立国际市场贸易网络；以贸易网络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为手段，建立市场信息网络；利用各种运输渠道和储运企业建立国际物流网络；以区域传统、特色的加工技术为基础，建立商贸流通服务网络。

六、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一）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优化城市综合超市、购物中心、批发市场等商业网点结构和布局，支持便利店、中小超市、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发展”；“鼓励和支持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向农村延伸，完善农村服务网点，支持大型超市与农村合作组织对接，改造升级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要“引导住宿和餐饮业健康规范发展”；“支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

（二）我国《政府工作报告》

在我国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了“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的工作重点任务。包括“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农超对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制度，把握好国家储备吞吐调控时机，搞好进出口调节，增强市场调控能力”；“继续实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加强农村和中小城市商贸流通，推动农村商业连锁经营和统一配送，优化城镇商业网点布局”；“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服务业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治理行动”。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宏观战略中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强烈意识到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措施之一。

七、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建议

（一）加快流通业的法制体系及标准体系建设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目前流通体制的基本情况，从三个方面加强立法工作:一是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二是规范企业竞争行为;三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快流通行业标准的建设。力争用五年的时间建立较为完备的商品流通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

（二）加大流通体制改革和政策协调力度

消除流通现代化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要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切实解决各类企业在竞争环境上的不平等问题，促进流通现代化，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

（三）重视人才培养，实施人才战略

加快人才储备和培养人才的竞争将日益成为中外企业之间的竞争焦点。同时，符合现代流通业发展要求的人才资源的短缺，也是中外企业发展普遍的“瓶颈”。未来几年，要将培养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一是在高等院校中设立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特许经营等专业，为流通现代化培养后备人才；二是设立流通现代化人才培养基金，为人才培养提供保障；三是在连锁经营、物流配送领域进行执业资格认证，并纳入劳动部的从业人员执业资格系列。

（四）开源节流，提高流通效率

提高流通效率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开源即增加收入，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应坚持薄利多销，以薄利吸引人，以多销带来效益。节流即节约成本和费用，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通过契约化的方式，使零售商和专业物流企业建立长期的委托代理关系，进一步形成物流联盟，可以减少交易的频率和交易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

（五）大力发展连锁经营

推动连锁经营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发展和延伸。一是在地区上，鼓励有条件的连锁企业，通过兼并联合、资产重组、参股控股或通过输出商标、商号和经营管理技术、发展特许经营等方式，扩大现有连锁企业的规模，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二是在业态上，从目前的以超市、百货连锁企业为主，向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商店等多业态发展。三是在行业上，在零售和餐饮服务业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行集中管理和专营专卖制度的行业，以及新兴服务业中积极发展连锁经营。四是在形式上，在直营连锁不断完善和规范的同时，选择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管理基础好的企业，积极探索特许经营的发展模式。

（六）积极推进物流配送发展

积极培育物流市场，建立社会化的区域物流服务体系；塑造多层次、多类型的物流配送格局。一是加强连锁企业内部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和管理。二是整合物流资源，建设专业化、社会化的物流企业。三是积极组织生产资料分销企业完善服务功能，为生产企业提供原辅材料及零部件的配送业务，逐步建立钢材剪切加工、混凝土、玻璃加工、日用化工产品、食品等专业化的加工配送中心，不断扩大配送品种范围，力争建成提供大规模、多品种、高效率服务的物流配送体系；稳妥进行电子商务试点做好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加快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重点抓好重要标准规范的制定推广和数字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以标准为前提、以数据为基础的社会化服务平台，为中小流通企业服务。进一步提高流通基础信息的规范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增强流通企业对信息增值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大型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和数据挖掘系统的建设，提高流通企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效率；继续开展电子商务的试点工作。一是在钢材、电子、医药、建材等传统行业中，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建立上下游客户的网上采购，探索传统产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二是在粮食、棉花、食糖、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批发市场中建立专业网络系统，探索有形市场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三是探索连锁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利用连锁店铺的有形网络，通过开办网上商店，拓展经营品种与业务范围。四是探索物流企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探索电子商务不同的发展模式。

21世纪是商业经济和流通经济的世纪，是产业聚积的世纪。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珍惜入世后短暂的保护期，抓紧培育龙头企业，夯实内功，加快我国流通产业与国际接轨，加速实现流通现代化，不断提升城市的整体功能和流通竞争力。

第三篇：城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城镇化建设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启动农村市场、增加有效需求，是保证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关键词：农村城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以安徽城镇化建设为例，分析当前城镇化建设现状并针对安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

一、安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06年底，安徽共有城镇3392个，其中设市城市17个，县级区划105个，其他乡镇级区划1625个。城市非农人口100万人以上的城市5座，50万到100万人口的城市8座，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4座。全省城镇密度为75.1个／万平方公里，每个城镇平均服务范围为133平方公里，服务人口6.1万人。2006年安徽常住人口，城镇人口比重为37.1％，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6.8个百分点。安徽在城镇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低。尚处于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过渡时期。目前，许多经济学家把城镇化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时，属于初级阶段；城镇化水平在30％～70％之间，属于中级阶段；70％以上属于高级阶段。并认为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即国家和地区的全部人口、土地、资源和管理的有序化和规范化。按此标准来判断，目前安徽城镇化水平只有32％，刚刚完成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向中级阶段过渡，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二)没有形成科学的农村城镇化体系。城镇数量少、规模小，空间规划布局不合理。在空间分布上，安徽城镇数量不多，分布密度不高；在城镇规模上，大城市数量很少，除合肥市外，其他中小城市规模普遍不大，次级中心城市仅包括5个；小城镇发展水平低，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等级序列。并且，一些小城镇大多为行政建制，而非区域性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城镇发展要求，根本不具备小城镇应有的人流、物流、财流、信息流，使安徽省在发展小城镇时背上较为沉重的负担。由于小城镇人口规模小，经济总量不大，缺乏相应的产业聚集，不能给更多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从而造成小城镇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制约当地的产业升级和优势产业的形成，对小城镇周边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辐射带动能力，难以达到农村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三)农村城镇化投资资金不足。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非生产性的”，认为城镇基础设施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在城镇投资决策中，对建设周期长、收益具有间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容易忽视。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分配给小城镇建设的资金比例较小。从民间角度看，农民收入水平低，乡镇企业效益下滑，难以支持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的资金投入。农村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电力、通讯、运输、环保、供排水等设施短缺，造成农村城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未能充分显现。

(四)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实现农民身份的改变，也要允许集体土地进入一级市场，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换成城镇土地使用权。土地是公有财产，不能私有化，但土地的征用事关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不能简单地划拨和征用。

(五)农村劳动者素质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2006年安徽省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构成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仅占0.7％，初中学历的占54.2％，小学

学历及以下的占24.1％。安徽省农业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业创收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将不断向城镇聚集，转化为城镇人口，农村劳动者将成为小城镇经济的主体。而农村劳动者素质低显然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城镇化滞后给安徽农村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祥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有效实施，安徽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日益改善。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先进省、市相比，安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对落后。2006年安徽省生产总值为6148.7亿元，居全国第15位，其中，第一、二、三产值分别为1028.6亿元，2648.1亿元，2471.9亿元，分别居全国第10、15、14位。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居21位，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排20位。安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多方面的原因，城镇化滞后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城镇化滞后阻碍农村工业化进程。城镇化与工业化具有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通过“聚集效应”、“循环累积效应”反过来促进工业化。规模化、功能化的城镇形成后，会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工业向城镇聚集，同时又能在内部不断催化新生工业的诞生。城市的高度经济集约，蕴藏着多层次、潜在、集中的市场需求，可以分层次接纳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特别是具有增长潜力的主导工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工业最易集聚在城市。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又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城市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提高工业层次和质量。

(二)农村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安徽省虽然在全国较早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但落后的城镇化水平只是将很少一部分有体力、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而绝大多数农民仍然固守在面积日益锐减的土地上，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对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土地为人均1.0亩，而安徽只为0.9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也阻碍机械化在农业中的推广，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省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明显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民为1)已由2003年的1：3.1扩大到2006年的1：3.2，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对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村城镇化滞后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扩大。安徽省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农村居民支出对收入的比例逐渐下滑，已从2003年的83.7％下降为2006年的82.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即期消费支付能力不足。目前，由于城镇化水平低，缺乏农村与大城市相连接的中间桥梁，农民难以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进而抑制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增长。2006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69.1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420.9元，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3.1％；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也存在较大差距：洗衣机农村为37台，城镇为97台；电冰箱农村为26台，城镇为92台；彩电农村为91台，城镇为133台。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29.3％下降到2003年的28.4％、2006年的25.4％。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占全社会集市贸易成交额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45.7％下降到2000年的42.1％、2003年的38，9％。这些数据足以说明城镇化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繁荣，阻碍了安徽经济的快速增长。(四)城镇化滞后抑制了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快速转移。由于安徽农

村城镇化进程滞后，其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及农村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在2006年从业人员构成中，安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46.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安徽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2.4％、31.1％，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6和0.9个百分点。2003年，在乡村从业人员构成中，安徽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25.1％，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近11个百分点。在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中，安徽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83.2％，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5.0个百分点。

(五)城镇化滞后影响居民文化和技术素质的提高。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和农民收入的有限性，使大部分农村居民远离城市中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享受的现代社会文明成果十分有限。在目前“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下，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居民很少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进而影响科学技术、现代文明在农村的传播和应用。2006年，安徽文盲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1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并且文盲人口主要在农村；在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中，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数所占比例，安徽省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安徽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无关系，也影响了安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三、加快农村城镇化的对策

(一)逐步弱化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进行相关制度配套改革。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进出县城以下的建制镇，逐步放开城市和县城对农民的准入限制。完善农村土地使用和流转制度，允许农民进城后对承包土地进行有偿转让，逐步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同时允许城郊农村集体土地作为股份参与城镇开发，弱化城镇建设土地短缺现象和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纳入参保范围，消除农民进城的预期风险，解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要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整体的集群效应和辐射作用，提高土地、水等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社会效益，减少环境污染。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并管理好资金，加速城镇化建设。为改变安徽城镇化建设资金短缺、设施不完善的状况，必须突破传统的体制与模式，探索适合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拓宽筹资渠道，增加小城镇建设资金投入。建立国家扶持为辅、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利用外资等投融资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小城镇建设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对小城镇合理规划。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构建个性化城镇。各地政府在小城镇的数量、规模和功能定位上，要认真把握，进行调控，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聚集人口，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以规划为龙头，完善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还要有经营城市的理念，强化规划和经营，城乡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篇：论文城镇化建设2

惠水县王佑镇城镇化建设探讨

摘 要：国务院年初下发了关于促进贵州发展的国发（2012）2号文件，为贵州城镇化建设带来新的契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对于当前推进贵州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对当前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城镇化建中关于农业人口转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进行探讨，探索城镇化后发赶超之路。

关键词：城镇化建设 意义 含义解析 策略思考

一、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和含义解析

1、城镇化的定义 所谓城镇化是指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集聚的过程，它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标志，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镇数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人口也将急剧增加，城镇化水平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具体计算时，一般用2万或2万以上居民据点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测算，这个比例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除了用人口比例表示外，还可以用城镇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例，城镇房屋面积占全社会住房面积的比例等指标反映。

2、农村人口居住现状 人口的定居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定居形态：一是分散定居、独门独户；二是集中定居，农村人口属分散定居，不利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单位投入的利用率极低，不能得到分工带来的利益，不利于信息交流，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抑制了服务产业的发展。

总之，人口分散而居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困难，教育难以推进，劳动力素质难以提高，各种生产要素难以产生聚集效应，这一切反过来又制约了农村的城镇化发展。

3、农村城镇化的含义解析 城镇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地域载体，也是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载体。农村城镇化包涵了人口、经济、技术、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变化。其中，农民职业转换、非农产业聚集和农村人口空间转换，成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特征。非农职能在农村空间地域的扩展和不同程度的聚集，带来农村人口就业空间结构的转变。现代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的技术变革，农业与工业联系的加强，现代工业与服务业在农村地区的渗透，使农村经济已成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综合经济。城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它包含了人口、经济活动和空间地域3个主题内容的演变与转换。在实际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职业转换、非农产业聚集和农村人口空间转换三者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

（1）农民职业转换 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农业向非农业和城镇空间聚集，农村人口逐步由经营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农村人口的职业转换、聚集、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从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地域空间体系重组产生影响。

（2）农业产业转换 农村经济活动由单一的农业向三产业综合方向转化，而且第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农村工业及其人口向城镇集中，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现代化的服务设施和生活环境。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不同规模发展集聚，促进了地域职能转化与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的职业转换一般经历”农业—兼业—非农业“的过程，而且农户家庭的劳动力也不是一次全部转移。只有等到一部分农民的资本积累到一定地步，就业地点转到城镇，才有可能在城镇落户，实现产业转移。

（3）农村人口空间转换 农村城镇化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区形成和扩散的过程。即农村地区人口及其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和聚集过程。因此，空间地域转换是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和产业转换的结果，同时也是城镇化这一社会空间地域转换过程的结果。

二、惠水县王佑镇城镇化建设滞后的原因分析。王佑镇作为原有体制的产物，被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城镇化建设滞后。主要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只要求农业提供稳定的农产品供给，提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定了低价征收农产品的统派购销制度，以确保工业能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同时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将农村人口禁锢于土地，限制流动，确保工业化的高积累。近年来我镇城镇化虽有发展，但缺乏积极有序的政策引导，尽管对城乡分割的制度有所调整，但由于强调农民离乡不离土，加上农村工业发展分散，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城镇建设无序发展，客观上都影响了我镇城镇化建设进程。

三、当前我镇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城镇化的发展，使城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工业产值和GDP总值的70%，税收的80%都来自城市。这不仅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且用事实证明城镇化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1、城镇化发展有效解决我镇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东部沿海城镇化水平最高，其农民收入也位居全国前列，西部尤其是贵州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低，农民收入也是相应排后位。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问题在于农村工业发展加快，相应地加快了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许多农民从进城务工经商，从事二、三产业中增加了收入，才使得收入增长保持一定的比例。

2、我镇城镇化发展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的推动作用。城镇的发展将大量农民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近20多年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数量空前。1981—2001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由70.16%下降到44.1%，年平均下降1.3%；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数量从1980年的9163万，增加到2002年的1.6536亿人。城镇化使大量农民转为城镇居民，直接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相应地增加了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

3、我镇城镇化发展对乡域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据专家研究，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0.85%。由此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可想而知了。

3、我镇城镇化发展对开拓农村市场的积极作用。王佑镇作为建并撤前的区公所所在地，是惠水县庐山镇、长安乡、打引乡和长顺县敦操乡、睦化乡等地的中心集镇。其城镇化的发展，将对开拓农村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若在2001—2015年，每年城镇化速度能提高1%，15年将转移2.5亿农村人口，按目前城镇人口消费支出水平测算，即可增加6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转出2.5亿农村人口，对继续从事农业的人口，意味着增加30%的收入，若用于消费，将增加5000多亿的需求，可带动最终消费支出1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700多亿元，并为GDP的增长贡献0.85%。

四、王佑镇城镇化建设的策略思考

王佑镇现有11000多人，属贵州麻山地区深处的小集镇，其发展会惠及和麻山周边乡镇广大农村发展。

1、依托资源优势，引进企业发展农村乡镇工业，加快农村工业发展步伐。现有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砖厂、砂石厂和玻璃珠加工企业5家。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就近务工。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物质基础，而城镇化又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农村乡镇工业发展了，能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同时也为城市建设积累大量的资金。

2、整合资金和资源，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要逐步形成以农民个人出资为主，国家、企业、集体共同投资建设的多元投资格局。在增加政府对小城镇投入的基础上，重点鼓励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到小城镇投资兴办实业，提倡“农民城市农民建”，这就需要营造一个优惠、宽松的投资环境。当前农村人口城市化，不宜提倡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而是就近转移到小城镇，所以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应放在小城镇建设上。

3、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农村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创新体制建设，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可以提高资源的转化效率和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高水平的生产力，必须带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4、加强对农民群体的教育培训，增强农民进城后的就业技能

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一些人农民身份消失，代之以城镇职业工作人员身份，每一个进入城镇的劳动者，都面临一次“脱胎换骨”的考验，都要承受一次就业变换的压力。为了使农业劳动者顺利通过一次次考验，应设法提高他们的业务技能和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这就需要强化教育职能，重视农村教育的投入。

5、实施优惠政策，消除人口转移的障碍 要实施减税或免税政策，吸引农民进城建厂办企业或开商店做生意，取消户籍制度上的不平等待遇，城市居民享有的住房购买、子女入学、就业等各种权益，进城农民同样可以享受；对刚进入城镇的农民，继续保留其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继承权，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总之，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有许多选择余地，应从加快城市化发展着眼，制定各项优惠政策。

国发（2012）2号文件要求，贵州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集约用地、完善功能的原则，推进城镇化进程，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引导产业向城镇和园区集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意见》指出：“贵州要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培育黔中城市群，打造一批节点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提升中小城市承载能力。”我镇的城镇化建设刚起步，但发展还是比较滞后，城镇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我镇农村经济增长模式，农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

因此，解决当前我镇乃至全省广大农村较为突出的“三农”问题，达到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农村发展目标，必须深入贯彻国发（2012）二号文件，积极推动我镇城镇化建设促进落后地区特别是山区经济社会尽快发展的有效途径。，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第五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