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翻译法在中国的沿革及改进论文[精选合集]

第一篇：语法翻译法在中国的沿革及改进论文

【摘 要】本文首先简要的回顾了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接着追溯了这种教学法在中国的沿革，最后提出改进的建议，以达到认清这种教学法的合理成分并对我们的实际教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语法翻译法 沿革 改进

语言学研究、教学实践及社会需要等共同推动着任一教学法的形成和发展。语法翻译法的形成和发展遵循了以上客观规律，它同当时的社会发展、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当时的相关理论的成长有密切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研究它在中国的沿革并提出改

进的建议，以达到认清这种教学法的合理成分并对我们的实际教学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语法翻译法

1.产生

语法翻译法（the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是“用母语翻译教授外语书面语的一种传统外语教学法，即用语法讲解加翻译练习的方式来学外语的方法”（鲁宗干，2001）。人们当时学习拉丁语的最基本目的仅仅是学习各种经典作品和官方文书，当时拉丁语的基本形式也仅存于书面语中，于是阅读成了当时外语教学的首要任务。这样外语教学的趋势也开始从中古时代的积极运用拉丁语转向研究拉丁语的书面形式。而在课堂上利用语法分析和翻译来学习文学作品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

一般说来，语法翻译法属于传统语言学派。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的书面形式高于口头形式。传统语言学家强调语言的准确性、纯语言性及利用拉丁语的教学模式。这一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确认了印欧诸种语言的亲属关系，形成了语言的机械原子观，即一切语言都起源于一种语言，各种语言基本都是相同的，语言和思维是统一的。该观念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体现是，本族语被逐词译成外语，或者外语被逐词译成本族语，其重点放在了外语书面语的阅读和理解上，忽略口语教学。而构成语法翻译法的学习理论则是机能心理学。机能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智有各种机能并可以对其进行分开训练。当时的古典语言教学的另一目标就是对学习者进行智力和思维训练。人们认为理解和记忆复杂的语言语法规则是训练思维的重要方法。

语法翻译法在替代了拉丁语的统治地位之后几乎统治了欧洲外语教学长达数百年之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间“统治了整个欧洲”（Richard & Rogers, 2000）；语法翻译法“创建了在外语教学中利用母语的理论，成为外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个教学法体系。它的出现为建立外语教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2.语法翻译法的特点

语法翻译法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典型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以传统语法作为教授外语的基础。语法被当作语言的核心，是外语学习的主要内容。语法讲解采用演绎法，先讲解语法规则，再在练习中运用、巩固规则；语法材料的安排是先语法后课文。翻译是教学的基本手段，母语是主要的媒介语言。外语翻译成母语，母语译成外语的逐词翻译是教学的基本手段。

从这些典型特点中，可以看出：语法翻译法—它精细的语法规则和广泛的词汇知识使得语言输入更易于理解。它更易于外语学习者对各种语言现象系统化，并由浅入深地将语言分级处理；帮助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做出假设，辨别母语与目的语的异同；帮助学习者将目的语结构内化，从而提高其使用外语表达的能力。

综上分析，可以概括出语法翻译法的教学模式为：阅读—分析—翻译—讲解—背诵。一切教学活动以语法为中心，学生先阅读文章，教师对文章及句型进行语法分析，然后翻译解，最后要求学生机械训练，记忆所学的词汇和语法规则。

二、语法翻译法在中国的沿革

语法翻译法作为最早的教学法在国外盛行的同时，它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外语教学上。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阶段来分析其在中国的沿革：

1.晚清

我国正规的外语教学开始于京师同文馆。1872年，京师同文馆公布了8年制西学课程。在这个课程中，低年级的有关课程包括“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句子”，而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到“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书”，将翻译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内容（顾卫星、王国平，2001）。而当时对外国语在教学方法上有明确规定：“当先审发音、习缀字，再进则习简易文章之读法、译解、书法、再进则讲普通之文章及文法大要，兼会话、习字、作文”。（朱有，1983）

综上所述，中英互译、背书、习字、造句、阅读、作文等都是翻译法的重要特征。

2.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关英语教学改革体现在1912年的《学校系统令》中。其中中学课程标准对外语教学内容做了如下规定：第一年：发音、拼字、读法、译解、文法、习字；第二年：读法、译解、造句、会话、习字；第三年：译解、会话、作文、文法；第四年：译解、作文、文法、文学，要略。从这可以看出，它主要强调发音、习字、文法、造句、翻译。而教学方法仍然是语法翻译法。

3.民国时期后

民国以后，即1949—1977年，“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上，一般都归属为语法翻译法。因为当时的教材是严格按照语法的学习顺序编写的，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主要是分析式串讲，在中学里用母语串讲，重视精读，造句、翻译，听无专门训练，靠机械的背诵”。（张正东，2000）

1978年之后，国家大力恢复和发展外语教育。外语教学法总体上采用了听说法与语法翻译法相结合的方法，既抓句型操练，又按语法进展顺序编写课文。近年来尽管引进交际法，但“语法翻译法仍是大多数外语教师首选的教学方法”。（韩红，2002）

4.现代社会

尽管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但到今天，在很多学校外语课上使用翻译法仍相当普遍。特别是在教师水平不高，缺乏专业训练的一些学校更是这样（《中学英语教学法》）。“语法翻译法经历修整，以各种各样的面貌仍旧在现代的社会里广泛流传着”。（Richards & Rodgers，2000）

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要求毕业生能借助词典翻译文章，译文通顺，表达清楚。能借用词典将题材熟悉的汉语文章翻译成英语”等。所以在大纲指导和考试指挥下，国内多数英语教学会自觉或不自觉采用语法翻译法来培养阅读与写作能力。

三、语法翻译法的改进

作为一种古老的教学方法，语法翻译法沿用至今已暴露出很多缺点。所以，目前，对它有很多这样的认识：把语法翻译法完全看作所谓的“旧的教学法”、“过时的教学法”、“落后的教学观念”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世上没有“万能”的教学法。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它的优点和不足，每一种新方法都基于对过去教学方法的反思与修整。即便是主张采取交际法教学的学者们也没有全盘否定语法翻译法。这说明了“发展某一理论而排斥其他理论，……是不明智的，最有益的尝试莫过于把优点结合起来”。（王才仁，1996）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更客观地、科学地看待和使用语法翻译法。

由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存在局限性，因此，要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坚持它的长处的基础上，吸收包括交际法在内的一切符合我国教学情景的教学法的长处，摈弃其不足，使之成为真正有效的教学方法。

1.加强听说训练，培养学习者综合语言能力。语法翻译法强调的是读写教学，但是，听说能力提高会影响和制约其他能力的发展。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听、说、读、写全面发展。同时，要把现代科技教学手段引入课堂以加强听力、口语教学、如投影仪、多媒体等。2.保持教师“风格化”的基础上，经常调整和改变教学方法。学生往往会对单调的教法感到厌倦。语法翻译法过分坚持以教师为中心，一味灌输，教学方法单一、陈旧，容易导致课堂沉闷，从而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要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在这方面上，教师的性格，教学风格，教学方法以及课题等起着关键系的作用。

3.科学认识母语在英语教学和学习中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适当使用母语是必要的，学生感知外语时一般都从母语出发，即使通过直观教具，学生在思维活动中也可以通过母语的帮助才能准确地将外语词义与实物、情景联系起来。但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过多使用母语组织教学，容易产生母语干扰，不利于学生直接理解和直接应用英语的习惯。

4.教学方法的折中融合。现代外语教学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教学法，如苏俄的“自觉实践法”、美国的“认识法”、我国的“四位一体教学法”等都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在过去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折中与融合。

正如我们所说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四、结束语

语法翻译法从形成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语法翻译法存在它的优势与不足。而每一种教学法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语法翻译法也不例外，它也在不断吸收它法之长，不断调整、丰富自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语法翻译法已向我们显示它很强的生命力，这证明了它存在于现在的有效性及合理性。而今天我们对语法翻译法的讨论，并不是要鼓吹彻底使用这种古老的方法来指导今天的外语教学，而是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教学需要，吸取其精华，结合其他教法的有效成分，综合运用，使我们的外语教学达到更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Brown, H.D..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Longman Inc.,2000.[2] Richards，Jack C., Rodgers，Theodore C.．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ersity Press，1986．

[3]顾卫星.晚清“语法－翻译”教学法剖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4]韩红.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J］．外语学刊.[5]冷洁.从社会、文化和民族性角度看语法翻译法盛行中国的原因及对我们的启示[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6]鲁宗干.小学英语教师手册.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7]罗立胜，石晓佳.语法翻译法的历史回顾、现状及展望[J].外语教学，2004，（1）

[8]李良佑，张日，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9]王才仁.英语教学交际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10]王建勋.对语法翻译法的再认识[J].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03，(7).[11]张美平.语法翻译法的存在价值及其创新应用[J].广西社会科学，2007：10.148.[12］张正东．中国外语教学法理论与流派［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3］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4]杨晓琴.试论英汉翻译中词类转译问题[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57-58.

第二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沿革及探索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沿革及探索

摘要

土地制度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沿革，对于我们今天的土地改革将大有裨益。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这一制度安排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地制度作为规范人们在农业生产上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其内容包括农地的产权制度,农地的经营制度,农地的流转制度和农地的管理制度四个方面,其中农地的产权制度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当前,我国农地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诸多弊端,已经影响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农民非农转移与农村发展,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对农地制度作出新的选择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制度创新。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创新；发展方向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地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所以认真研究分析我国土地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对于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经营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制度在作为统治者规范社会秩序，增加政府收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历代土地制度的考察，获得先人治理国家的得与失，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土地改革将大有裨益。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制约着农业生产的经营和组织方式,关系到城乡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甚至影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巨大优势已日趋显现,一旦得以顺利实现,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有效地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面临的土地问题,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历时多年,经历了四次制度的变迁过程。建国前后进行的第一次制度变革是以铲除土地的地主所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次变革的直接结果将土地的地主所有变成了农民所有,实现了土地的私有私营。就制度供给方式和制度供给初衷而言,这一制度并非是我国政府的最终选择,而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其目的是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取得农民对国家最大的政治支持。东方其他一些国家一样,虽然在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下最初也出现过或存在着小农经济,但最终还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农地制度的第二次变革是以改变土地的农民所有为核心而展开的。这次变革,从50年代推行合作化运动到7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在生产队体制下维系了约20年。其结果是将土地的农民所有变成了集体所有,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公营。就农地制度而言,这20年来我们所构造的制度形态,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共有制,即社区土地和其他财产是社区居民所共有的。所有成员虽然都可以是这些地产或财产的主人,但谁也不可以说其中哪一部分或多少份额是属于自己的。在人民公社时期,从产权归属到经营方式,都属于这种性质。这不同于集体产权,因为集体产权是可以按其份额对象化在各个成员身上的。以往所讲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只是依据我们传统的理论形态,而对共有制的某种约定俗成的理解或称谓。人民公社制度的确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必然的制度缺陷。一方面表现在制度本身的效率低下和对生产力发展的强烈制约,另一方面表现出对农民积极性的挫伤和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因此,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的变迁需求是经常的也是强烈的。事实上,作为一种修正和抗争,哪怕在人民公社体制运行最鼎盛时期,出自农民自发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冲动也从未停止。改革埋下了制度创新的伏笔。

1979年以来确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第三次农地制度改革的标志,其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的,而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演进和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变迁特征。从社会角度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从完全非法、局部合法到普遍推广的过程。合作化运动之后,“包产到户”曾在人民公社体制的夹缝中多次应运而生,但又因它不符合当时的传统观念而一次次地被政府取缔。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 当“包产到户”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间题的决定》中首次将“包产到户”作为一种例外加以政策上的确认。政府对这种微观基础变革作出了理论阐释, 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它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中央提出的巩固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办法和措施为标志,完成了农村微观基础变革的任务。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农地制度的一大创新,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其主要原因,是它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追加产出全归自己的产品分配方式,诱发出农民追求更多收入的生产积极性。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变迁,不仅对整个农业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出无法估量的联带作用,并认为它作为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模式,对于当时已经十分低效的城市体制的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农地制度的第四次变迁,事实上是第三次制度变革的延续。这次变革完全没有以往几次变革那样的浩大声势,而是在社区和农户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悄然进行的。这次变革以土地转包和“两田制” 为起点,以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以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地制度创新的区域差别为特征在全国不同的地区逐步兴起的。其变迁方式呈出多样化、不规则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第四次农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实际上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制度创新。至于制度的选择和变迁方式,则主要决定于各种制约制度安排的变量因素及农民和社区可接受的程度。第四次农地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在农地制度的构造上,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但在工业化伊始,几乎都普遍确立了小农或自耕农经济制度。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但到后来,有些国家却受到小农经济的困扰。如日本,二战以后通过农地改革,建立了小农经济或自耕农制度,并支持了日本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到今天,它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一是因农地的过分细化,导致农户无法实施规模经营。二是因服务设施的分化, 导致农业机械等服务设备无法规模使用。这两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日本都没能很好地解决,结果,农业几乎成为日本的一种不堪重负的产业部门或“奢侈农业”,与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极不相称。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制度特色,因此,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来考虑农地制度的安排问题。一方面要充分估价均田制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土地细化所带来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绩效。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和农户都在自觉地考虑和审视这一问题。一场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制度创新和选择正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变迁方式悄然进行。虽然这一变迁过程是不规则的,其创制形式也是初步的或不成熟的,但第四次农地制度变迁的规模已经形成,并创造出不同典型、不同类别的制度形式。

自1950年以后,中国土地制度发生过这几次的大变革,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基本定格在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框架上。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土地制度开始试点并引发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中国经济也已经度过了短缺经济而进入到了剩余经济新阶段,但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关系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矛盾。

二、现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一)产权关系模糊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虽然我国从1978年以后,逐步理顺了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但当时主要是解决农村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束缚问题,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恢复,但在此之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显然缓慢多了,长期被掩盖和忽视的问题及矛盾在今天已明显地显现出来:

1、土地所有权法律界定上的模糊性。按照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却未规定所有制主体究竟是乡镇政府、村委会,还是自然村? 如果是乡镇一级,显然集体所有制显得过大,放在村委会一级从规模和可行性上不存在问题,但从历史上说大多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因此,确定在自然村一级是较合理的。但我国法律制度均未有界定。法律上不明确界定,必然出现混乱,事实上所有土地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或多或少、直接和间接的与土地产权关系不清晰有关联。

2、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权相混淆。首先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承包权混淆。一般来说,所有权并不仅仅是承包权这样狭小范畴问题,可能在现实中,农村承包权似乎发挥着所有权作用,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尤其是当农村土地产权发生变化及土地进行产权交易时,承包权的权益是无法替代所有权的,承包人在法律上是不可能获得土地所有权规定的权益的,如土地交易中的实际收入,承包权是不能获得完全土地交易收益的,所谓土地补偿,仅仅是一种承包权补偿,绝非是所有权补偿。其次是将使用权与土地承包权相混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总则的规定中是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作为目标的,但在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时却变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以完善和稳定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目的,即将农民土地使用权在法律制度上予以确定,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在总则后具体内容却用了土地承包权,这说明我国目前在《农村土地承包法》法律上对于农村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之间还未最终界定范围,是一种模糊处理,这对稳定规范农村土地关系和农村土地市场及其农村经济关系的完善是非常不利的。在产权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谋求建立一个产权关系规范、权益流动合理的土地制度体系的。这样的后果就是,现行土地所有权似乎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农民独立使用。集体所有权有时成为虚假的空壳、名存实亡,但反过来,农户在土地处置权方面又受着国家与集体的干预、制约,又是一种缺乏较完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这样就使得国家宏观调控权空幻,集体所有权虚设,农户所有权缺乏与扭曲,使用权不完全。形成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上的多重主体(即作为法律所有者的集体,实际上履行所有权职能的国家可以征用,实际上占有土地并使用土地的农户)。表面上的多重主体与实际上的无主体之间的矛盾从而构成了农村土地经济关系多重矛盾产生和形成的根基和契机。

(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双重极度膨胀化与相对弱化同时并存。其一,是土地使用权极度膨胀化而土地所有权相对弱化现象。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来是“分”的层次扩展,但目前却造成了“分”层次不断拓宽与深化,使得“双层”统一集体经济主体成为虚假的空壳,其服务、协调作用功能完全软化,有些地方还形成了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对立,集中表现就是集体经济积累减少,有些地方甚至荡然无存,诸如教育事业投资空档、农田水利建设破坏、抗灾抗害能力削弱,自我发展自我保护机制断链,呈现出农村经济发展的无序化、混乱化和盲目性与波动性。其二,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村个别干部行使代理权力的工具,从而,表现出一种极度扭曲的集体所有制关系和极度弱化的农民使用权。由于农户家庭只有土地经营的承包权,无所有权,村委会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组织,又是承包土地的发包方,这样就出现了少数干部、村委会侵害农民利益。例如有些村干部以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设立名目(如搞土地规模经济、建设商品基地等),利用各种机会(如建设开发区、修筑公路、招商引资等),侵犯或出卖农民利益。所以,正是土地产权不清造成了国家、集体、农民的互相侵权,大量土地被非法买卖、出租、转让等。

(三)城乡土地所有权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不公平待遇。自1978年以来,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推进过程中,既有政策性调整,诸如80年代的连续五年的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土地制度改革起到了巨大指导作用,也有土地制度和法律的不断完善,如以《土地管理法》等等为核心的一系列土地管理法规出台和实施,保证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成功地向前推进。但土地制度在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和不公平性却一直没有任何改变。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也就是说,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征为国有后才能出让。即使到200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对原有土地政策虽有松动,但也缺乏可操作性。按目前的法律,作为农地转让权的权利主体,承包农户可以在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强迫和阻碍的条件下转包、出租、互换农地经营权,农地转让的价格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而转让收益归承包农户所得。但这种转让权是有限制的,即全部以“土地的农业用途”为限。众所周知,中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应当说这一制度没有什么错,只要符合农村和城市实际,完全是可以的,我国几十年来也一直实行着这一制度,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在收益权、占有权、处置权等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农村土地所有者的产权变动仅限于所有权未变化和土地用途不变化的承包权流转,而没有出让权,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的、有限的所有权。农村土地出让,必须国有化后,由国家进行出让,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转让土地,显然,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制度。如果说市场竞争带来了就业、资源配置及商品价值转换周期上的不平等结果,那是短期结果,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的话,那么,制度、法律上不平等和不公平则是长期的,是无法通过自身来改变的。

三、土地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

从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证分析与建设的基本点与指导思想出发,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的发展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转化,第二阶段实现从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向农村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转化。

第一阶段: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

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的基本构思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对现有的农村土地进行资产评估,把土地附之于价值(或价格)按照一定的标准平均分给现有的各个农户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的农户,已经在城市就业者除外),也就是说,把土地本身的资源性质与土地作为资产性质相结合,将原有的土地资产折股,设立土地资产股份公司,形成新型农村土地股份所有产权关系。这样就可以适应当前我国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经济新型关系,即农民或者农户与土地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权力上的分配,取消了原有“交给国家的”这一层关系。因为过去土地联产承包责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将农业税的征收分解给每个农户,并按照土地面积或者按人进行分摊,“责任制”或者称为“承包制”,与我国企业改革初期采取的企业承包制一样,“所谓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际还是以完成国家下达任务为中心的一种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罢了。其基本特征是: 1.土地资产化。这是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的最基本特征和前提。要实现股份所有,首先必须使土地资产化,使土地资源型态转化为资产化型态。土地是人类极其稀缺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价值就主要体现在市场交换中,承认了土地资产价值,就等于承认农民不仅拥有农用土地作为耕地时价值权力,同时更重要的是承认了农民在土地转化时同样拥有其土地转化资产价值权力。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正是承认了这一点来对土地进行评估。

2.土地资产权的公平享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每一农户都是集体中平等的一员,因此,在财产上、土地占有权同样享有平等地位。我国现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近30年实践完善,并且又通过法律制度确定30年不变,这就保证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尽管这种承包权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土地占有、使用权、收益权,但在农村中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这方面功能,给农村土地属于资产特性,也就预示着农用土地的资源性质开始向资产性质转化,也就是说,土地承包权对于农民不仅仅是就业权,实际上农民已经将他作为自身生存、社会保险以及资产增值的手段和工具,农村土地作为资源性质所赋予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已经在相当地区赋予了资产公平享有特点。

3.土地资产股份化。即在土地资产平分赋予价值之后股份化,建立土地股份公司,按照公司化制度进行的土地调控和经营。从目前农村土地的使用和管理状况来看,以村一级设立土地股份公司为宜。土地资产折股可以划分为私股(即土地资产经营责任制时的土地资产平分的数量)和集体两部分,具体的股份比例和股权结构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民主讨论决定。

4.土地产权流动性的开放。中国目前的土地市场主要还限定在土地使用权市场,而农村土地市场,按照集体所有制的特点,本来应该更加活跃,但由于国家在土地制度中严格的限制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流动,所以,农村土地市场仅仅是一种局限于农村内部的流转市场,土地的资产性质还未真正的体现出来。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土地使用市场化经营的直接动机和目的就是土地资产流动性开放。土地资产流动可以在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城市不同层次上进行。土地产权的流动,是土地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流转过程。土地流转的开放,将会起到积极效应。一方面构成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另一方面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的经济利益驱动与诱导。因为在土地使用流动性的开放过程中,土地的流转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土地的流转是有偿的,这样就剔除了土地福利性和补偿性所带给人们对土地过渡的依恋心理。但是必须注意到,土地使用流动应该不超过农用耕地为范围,非农化的流转将是不允许的。土地资产流动空间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土地股份公司要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1)防止土地非农化大量流动;(2)充当土地资产流动中介人;(3)防止土地资产交易中的投机行为。另外,土地资产流动交易,只能是使用权的流动,在土地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范围和有效年限内享有使用权,超过年限后,将重新收归集体或国家。

5.市场化经营。在实行了股份所有之后,土地使用经营以实行招标竞争为主要形式。形成市场开放性的多元化格局和多样化经营形式。市场化经营可以是租赁经营、可以是合作经营、也可以是承包经营,亦可以采取土地抵押等形式,使农村土地使用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要求。这样做目的就是一方面使土地向着农村土地经营者手中集中,实现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规模经营,实现农村经济产业化、一体化,加快农产品转化交易,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目标。从土地资产股份所有,市场化经营可以看出,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是分散股份所有集合体,使以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幻价值化、资产化,土地股份所有在股份上农民家庭都有一份,体现了公平原则,而在经营权上则要体现效率原则。因此,所有权上的公平原则与使用权的效率原则双重结合,达到了公平与效率在土地制度上的统一。这种在保持所有权公平机遇条件下,使用权效率因素的渗入与增加,使土地制度逐渐达到规范化的标准。

第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农民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所有与市场化经营并不是土地制度的归宿,它只是对现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过渡阶段,它还不可能达到土地制度的完善化。最主要缺点是:首先,虽然说土地变成了农民股份所有,但与集体所有权之间如何进行转换,存在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土地股份所有,模糊了现有土地所有权制度,而其直接将土地产权属于了农民个人,这种处理办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进行最彻底的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条件不是很成熟,用这种办法过渡是最佳的选择。但这种改革模式在农村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这种土地股份所有权还是一种由一定时限上的土地所有权,随着土地流动和产权交易的不断增多, 其制度本身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此时就必须实现从土地股份所有与市场化经营向农民个人所有制的转化,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农民个人所有制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原先的农村土地股份所有制度,以农民个人所有权所替代,也就是说农村土地股份公司所给予农民的土地股份权力在法律上变换为农民个人的所有权,将其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个人财产保护范畴。其股份可以转让、继承,实现农村土地完全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度。农民个人所有制的特点就是: 特点之一,赋于农民最终土地所有权。农民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将第一阶段农民股份所有的土地,在法律上给予正式的确认,土地作为农民个人的不动产,可以抵押、继承、赠送、转让等,其转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和买卖双方协商谈判来决定。

特点之二,农村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在时点的确定上以实行农民个人所有制为准。由于中国建国以来各阶段土地产权变化较多,土地归属变动较大,追溯历史不仅成本较高,而且可能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阻碍农民个人所有制的顺利推行,因此,以实行农民个人所有制时点为准,可减少矛盾和摩擦。

特点之三,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性增强。股份所有虽然承认了农民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益,但是相对于农民个人所有权来说,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则要脆弱得多,将农村土地个人所有制在法律上确认,则就使得农民对土地所有权更加名正言顺,从而,也就使得农民的利益相应的得到了保护。

特点之四,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与农村土地私有制是有区别的。首先,农村土地所有权是界定在农村的农民,绝非是非农民个人,这一点很重要,非农民是不能拥有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这一点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其次,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权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用途。当变为城市土地时,则要按照国家对城市土地制度来管理。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新时期的“耕者有其田”的另一种形态。但在内容上和经济关系上则已扩展到了整个农村经济。

参考文献：（1）张琦,等,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体系建设模式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1994.（2）周天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模式比较和方案选择[N].中国经济时报,2004：02.26.（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4）刘书楷，曲福田.土地经济学：第2 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5-20.（5）王景新.新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法律建设[J].中国农村经济，2000，（4）.

第三篇：abc法缺点及改进对策

（四）坚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

在运用中既要吸取别人的经验，又要在企业亲自尝试作业成本法的实践中不断摸索，根据自身的成本特点和工艺特点去不断完善作业成本法系统，不可追求一步到位。针对作业成本法在企业使用的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性，作业成本法可以在我国一部分先进制造企业或其若干部门先行实施，逐步推广。如企业在初次试行作业成本法时，可以保持两套成本核算方法，以传统的成本会计方法用于会计信息披露目的，同时实施作业成本法，用于管理目的，尽管这样可能无法完全发挥出作业成本法的功能，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成本法的缺陷。

（五）应用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系统，提高信息收集水平

有条件的企业要应用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系统，实现会计信息化，要具有能进行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核算的能力，实现企业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一体化、集成化管理。企业只有从采购、销售、库存的管理到会计核算、应收应付账款管理、资金和成本管理、财务分析预测等职能实现一体化，才能实现对整个行业资源的规划和管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提高信息收集水平。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在提供丰富、准确、及时的信息资源方面，还是提供强大的信息处理手段方面，都为作业成本法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技术支持。

（六）加大培训力度，建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

要实施作业成本法系统，仅仅有先进的会计系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素质的会计队伍，应加大对会计人员业务、计算机及其他方面的培训，成为既掌握会计知识，又懂相应的管理知识及计算机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以保证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信息处理的高效性和作业成本法管理的严格性。否则，如果各个作业中心提供了失真数据，就不能提供真实的成本信息。

（七）正确地认识作业成本法的适用范围

针对我国企业中制造费用比重较大，应该强化成本意识，加强管理和控制。我国一些现代高科技生产企业，以及具备高额的制造费用、产品种类繁多、各产品需要的技术服务的程度不同、各生产运行数量相关很大且生产准备成本昂贵、随时间推移作业变化很大但会计系统变化较小、有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的这类企业都非常适合应用作业成本法。实施作业成本法将为符合以上条件的制造费用比重较大的企业提供更为精确的产品成本，为定价策略提供相应的成本信息，加强对成本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避免不适用作业成本法的企业盲目上的现象发生。

（八）根据企业制造费用比重不同区别运用

企业可以借鉴其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应用作业成本法体现的先进管理思想改善企业管理，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部分应用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从而弥补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在现代企业制造系统中的一些缺陷。首先，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的思想，化小成本核算单位，采用多个分配标准分配间接成本。其次，着眼于整体最优化和长远利益，一方面重视产品开发和设计的管理；另一方面关注销售、售后服务等非生产环节发生的作业成本。再次，当企业采用传统的单一分配标准计算的成本可信性受到怀疑时可采用作业成本法对产品成本重新加以验证。最后，对于企业中相对重要或者管理难度大的部门或受环境变化影响较大的部门，企业可以局部使用作业成本法，立足于作业层次进行管理，充分利用非财务信息，结合财务信息进行业绩评价与考核。

作业成本法是一种有先进管理思想的成本管理模式，尽管在我国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但并不影响它的应用前景，企业将会顺应潮流，克服困难，争取条件实施这一先进的成本管理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奕明.ABC、ABM在我国企业的自发形成与发展[J].会计研究，2001，（3）．

[2] 陈通，宫立新，任明.作业成本法应用困境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6）．

[3] 王志敏.作业成本法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对策[J].会计之友，2006，（6）

第四篇：中国各海军基地(舰队)简介及沿革（范文模版）

中国各海军基地（舰队）简介及沿革

海军基地是担负一定海区的作战任务，并为辖区内驻泊的海军兵力和过往舰船提供全面保障的海军一级组织。隶属于舰队。下辖水警区、舰艇支队、海军岸防兵部队以及技术勤务保障部、分队等。建有港口、码头、观察通信、航海保证、港岸训练、装备维修、军需供应、卫生医疗、文化娱乐和其他生活保障设施等。海军基地按其使命、任务可分为综合性基地和专业性基地。按其部署位置可分为后方基地和前方基地。海军基地和机场构成海军基地体系的基础，是海军兵力赖以生存和取得各种保障的依托。海军基地体系的布局和完善程度对海战区的战略态势、保障海军兵力的持续作战行动具有重要作用。海军基地的基本任务是：保卫辖区海域的安全，保障辖区内海军兵力的驻泊和机动，为辖区内的驻泊海军兵力提供战斗保障、技术保障和后勤保障。是海军舰队赖以在海上活动，进行作战、训练的重要保证和依托。一般以其领导机关所在地地名命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基地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组建，先后组建青岛、舟山、榆林、旅顺、福建、广州、上海、湛江等海军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地经过长期建设，已初步形成了综合型与专业型相结合，布局基本合理，配套较为齐全的基地体系，在海军建设和海防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体制改革后，中国海军包括两种类型的海军基地，一类是作战基地，另一类是保障基地。作战基地是海军兵力赖以在海上活动、作战、训练的重要组织形式，如核潜艇基地等，是隶属海军舰队的主要机动作战力量，可遂行战略海区的跨区作战和中远海区的前出作战任务。海军保障基地是为辖区内海军兵力的驻屯、补给、维修和日常训练、战斗活动提供全面保障的组织形式，也是濒海地域遂行辖区防御的主要枢纽。海军保障基地下辖水警区、支援舰支队、轻型水面舰艇大队、岸防兵部队及各种专业勤务部(分)队，同时建有港湾、码头以及物资供应、装备维修、卫生医疗、生活保障等设施和各种防御设施。旅顺基地

1955年5月以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组建海军旅顺基地，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制，1960年8月，改属北海舰队建制。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下辖舰艇部队、岸防兵和专业勤务部队。青岛基地

1950年9月以陆军第11军军部及直属队为基础，成立海军青岛基地。1960年8月成立北海舰队后，撤销青岛基地建制。1985年12月，烟台基地领导机关移驻青岛，改称海军青岛基地。烟台基地 1969年10月，组建海军烟台基地，11月正式成立，隶属北海舰队建制。1985年12月，烟台基地领导机关移驻青岛．改林海军青岛基地。舟山基地

1950年9月，以华东军区海军第4舰队领导机关为基础，组建舟山基地。1951年3月，舟山基地与第7舰队领导机关合并，称华东军区海军舟山基地兼第7舰队。1952年9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舟山基地。1955年10月，改属东海舰队建制，下辖舰艇部队、岸防兵和专业勤务部队。上海基地

1969年10月，东海舰队领导机关由上海迁至宁波后，组建海军上海基地，隶属东海舰队建制。辖有舰艇部队、观通部队及保障海军兵力驻屯、补给、训练、修理等单位。福建基地

1949年9月，成立华东军区海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接管原国民党海军机关、工厂和人员。1951年4月，驻福州办事处与陆军厦门要塞炮兵指挥所合并，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厦门基地筹备处。1953年11月，改组为海军厦门水警区，归华东军区海军建制。1958年9月，以厦门水警区为基础组建海军福建基地，隶属东海舰队建制。榆林基地

1955年2月，以海军榆林巡防区为基础，扩建为海军榆林基地，隶属中南军区海军建制。1955年10月，改属南海舰队建制。辖有舰艇部队、岸防兵、防空兵和专业勤务部队。广州基地

1969年10月，组建海军广州基地，隶属南海舰队建制领导。下辖舰艇部队、岸防兵、高射炮兵和专业勤务部队。湛江基地

1952年12月，海军海南岛基地与陆军第129师师部合并，组成海军西营基地．隶属中南军区海军建制。1957年3月，改称海军湛江基地。1964年5月，与海军川岛水警区合并，湛江基地被撤销：1985年9月，以南海舰队后勤部机关为基础，新组建海军湛江基地，归南海舰队建制，辖有舰艇部队和专业勤务部队。海军潜艇基地（略）海军试验基地

检验和鉴定海军各类新型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部队和试验场。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制。原称海军训练基地，成立于1958年10月。1965年5月，改属国防科委建制，番号为第23训练基地。1969年8月，重归海军建制。1976年11月，恢复海军训练基地。1980年12月，改称海军试验基地。下辖若干试验区和独立团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

(North Sea Fleet of the Navy of the C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役军团，担负国家海上方向的作战任务。

1950年9月，以陆军第11军军部及其直属队为基础组建海军青岛基地，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初期，使用修复改装的旧舰船，组建了巡逻艇、护航舰、登陆舰等部队。接着，从苏联购置海军装备，组建潜艇、驱逐舰、鱼雷艇、猎潜艇、扫雷艇和岸防兵、防空兵等部队。20世纪50年代初，经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协议，旅顺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军队共同使用。1955年5月，苏军撤离后，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组建海军旅顺基地，亦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旅顺基地以有偿接收的苏联装备，组建了水面舰艇、航空兵、岸防兵、高射炮兵等部队。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北部海区的海军部队，1960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第15次会议(5月11日)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以青岛基地为基础组建海军北海舰队，8月1日，北海舰队在青岛成立。刘昌毅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下辖旅顺、威海基地和青岛、蓬莱水警区等单位。1969年10月，组建海军烟台基地(1985年12月，基地领导机关迁至青岛，改称海军青岛基地)。1975年2月，组建核潜艇部队。北海舰队已发展成为一支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海军岸防兵部队组成的初步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力量。

随着国产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北海舰队陆续装备了各种新型导弹舰艇、海军飞机、岸舰导弹和支援舰船。80年代以来，加强了合成训练和远航训练，在以封锁海峡为背景的海上实兵演习和潜艇、水面舰艇编队多次远航训练中，不断提高部队组织实施现代海战的能力。同时加强战场建设，建筑了核潜艇基地、大型舰艇基地、机场、岸防工事和保障设施，提高了支援海上作战的保障能力。

北海舰队组建以来，在保卫国家领海主权、维护海洋权益、支援国家建设和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完成了各项战备任务，击落国民党空军侦察RB—57D型和PV—7型各1架，保证了海上航运、科研试验、海洋开发和渔业生产的安全，派出部队参加炮击金门作战和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组织部队参加远程运载火箭试验、首次南极考察等重大活动和多次奉命组织舰艇编队出访；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抗震救灾以及海上防风、破冰、救助任务，支援建设胜利油田港口工程等。北海舰队的许多单位和官兵由于出色完成任务而立功受奖，其中荣获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有“英雄救捞中队”和“水下先锋艇”，还有一批海军授予荣誉称号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北海舰队历任司令员：刘昌毅、马中全、饶守坤、杨力、苏军、马辛春、曲振侔、王继英、张定发、丁一平、张展南、苏世亮、田中；

历任政治委员：丁秋生、卢仁灿、易耀彩、郭炳坤、康志强、李长如、李世田、张海云、傅鸿基、陈先锋、邬华扬、李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

(East Sea fleet of the Navy of the C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役军团，担负国家海上方向的作战任务。

前身是1949年4月23日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今属姜堰)成立的华东军区海军(简称华东海军)。华东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以第三野战军所属部分部队为基础，吸收原国民党海军官兵和青年知识分子，利用起义、投诚、缴获、征用及购置的旧杂舰艇、船只，组建所属各水面舰艇部队和陆上部队。随着舰船的修复，又增调陆军第30军和第35军的军部及其直属队扩充华东海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初期编有登陆舰艇和护卫舰艇等单一舰种的舰队(后改称支队)以及独立大队和陆战团等，后相继组建鱼雷艇部队、岸防兵部队及航(防)空兵部队等。

1950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改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制；9月，组建舟山基地。根据国防部1955年8月6日命令，华东海军于10月24日改称海军东海舰队。1958年组建海军福建基地和潜艇部队。1969年10月组建上海基地。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各部队陆续装备新型飞机、潜艇、导弹舰艇和各种勤务舰船。东海舰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有多兵种组成的初步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力量。

东海舰队组建以后，边作战、边训练、边建设，不断发展壮大。组建初期，配合陆军、空军完成了解放浙东南沿海岛屿、肃清海匪骚扰、保障海运安全等任务。参加了长江口反水雷封锁、解放舟山群岛及一江山岛战役，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卫舰和“洞庭”号炮舰等。1958年后，参加炮击金门作战，进行崇武以东海战及多次反小股特务袭扰的战斗。组建以来，共进行大小战斗近900次，击沉、击伤、俘获敌舰艇(船)266艘，击落、击伤敌飞机250架。此外，还组织了对“跃进”号货轮沉没原因的调查，打捞沉船“阿波九”号，参加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多次奉命派出舰艇编队出国访问，以及完成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灾、科研试验和支援地方建设等任务。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分别被中央军委、国防部或海军授予荣誉称号。其中有“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赵尔春班”、“海上猛虎艇”、“模范勤务船中队”、“爱军习武模范中队”和甲等战斗模范赵孝庵、“爱民模范”赵尔春、“献身海军事业的模范干部”张达伍、“热爱海军事业的模范共产党员”萨本茂等。

东海舰队(含华东海军)历任司令员：张爱萍、袁也烈、陶勇、刘浩天、马龙、郑国仲、谢正浩、聂奎聚、曲振侔、杨玉书、赵国钧、徐洪猛；

历任政治委员：张爱萍(兼)、袁也烈、赵启民、康志强、刘浩天、段德彰、戴润生、方正平、黄中学、张文华、连耀庭、岳海岩、刘卫东、徐建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

(South Sea fleet of the Navy of the CP—LA)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役军团，担负国家海上方向的作战任务。

前身是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成立于1949年12月15日，由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处、两广纵队第2师和粤赣湘边纵队的部分人员组成，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1950年7月和9月，先后改称广东军区海军司令部和华南军区海军司令部。12月3日，增调陆军第58军第173师和第四野战军补训第2师的部分人员，扩建成中南军区海军。1952年12月下旬，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人员充实机关和部队。根据国防部1955年8月6日命令，于10月24日改称海军南海舰队。至1992年10月，所属榆林基地、南海舰队航空兵、海军广州基地和湛江基地先后成立。

南海舰队成立初期，主要装备有接收、俘获和打捞的国民党海军小型舰艇及改装商船，少量苏造鱼雷艇，国产护卫艇、海岸炮和高射炮等。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南海斗争形势的需要，陆续装备了猎潜艇、扫布雷舰艇、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和导弹艇，以及勤务保障舰船。组建了航空兵、岸舰导弹部队和陆战队。相应地建设了水面舰艇和潜艇基地、岸炮和岸舰导弹阵地、机场，以及侦察、通信和导航等设施。先后向西沙、南沙群岛派驻了守备部队。南海舰队已发展成为一支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岸防兵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组成的、初步现代化的海上力作战量。

南海舰队组建以来，参加万山群岛战役；进行“八六”海战、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战和赤瓜礁海区战斗；打击国民党军的袭扰和美军飞机侦察挑衅，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及柬埔寨民族解放战争中，应邀派出兵力支援越南防空作战、运输和扫除水雷，支援束埔寨排除水雷。至1988年3月，共进行战役战斗317次，击沉敌舰船15艘、击伤28艘、俘获93艘，击落飞机111架、击伤91架。还完成了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清扫航道、海洋调查测量、科研试验、抢险救灾及支援地方建设等任务，并多次奉命组织舰艇编队出国访问。在战备值勤和教育训练中，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突出合同战术训练和远航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先后涌现出“海上先锋艇”、“海上英雄艇”、“英雄快艇”、“爱国爱岛天涯哨兵”、“爱民抢险七勇士”、“海军陆战猛虎连”和“战斗英雄林文虎、麦贤德等一批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

南海舰队(含中南军区海军)历任司令员：方强、赵启民、吴瑞林、周仁杰、张元培、谭知耕、傅继泽、张朝忠、陈明山、高振家、何林忠、王永国、吴胜利、顾文根、苏士亮、苏支前；历任政治委员：方强(兼)、赵启民、方正平、桂绍彬、段德彰、王昕、张海云、周坤仁、康富泉、赵英富、邬华扬、童世平、黄嘉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体制沿革

一、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海军部队体制沿革

5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海军的不断发展壮大，海军的军事组织体制建设也经历了建立、调整、发展的过程。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海军的正式诞生。同年11月，广东江防司令部在广州黄埔组建，1950年12月又以该部和陆军第58军第173师师直及湖南军区补训二师为基础组建了中南军区海军。1950年4月，以四野十二兵团为基础组建军委海军领导机关。1950年9月，以二野十一军机关和青岛基地筹委会为基础，正式组建青岛基地。1951年10月，中央军委确定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改归军委海军司令部建制领导。1952年9月，成立了海军航空兵部。

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领导关系的决定》中明确：“各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领导关系。”海军的建设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实际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着眼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建设一支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包括进行协同作战所必须的诸兵种，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这些兵种部队的建设，初期又以空、潜、快为主，其他兵种部队相应发展。”据此，一批舰艇大队及部分水警区，巡防区、海岸炮兵、防空兵、陆战队及技术勤务、后勤保障部队和院校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海军体制的纵向结构基本上是以四级为主，即军委海军司令部一华东、中南军区海军、青岛基地、海航一基地、水警区，航空师、陆战队一舰艇大队，巡防区、航空团。到1955年底，海军先后组建的各兵种部队已有23个舰艇独立大队，6个航空师和两个航空独立团，19个海岸炮兵团，8个防空兵团，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总兵力已达到13万余人。短短的7年中，人民海军建设已初具规模。

随看人民海军建设规模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国防部1955年8月6日电令，华东军区、中南军区海军依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南海舰队。1960年5月又以青岛基地为基础组建了北海舰队。为了适应海军装备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海军的五大兵种和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从海军体制的总体结构来讲，纵向结构大体分为五大层次，即：军委海军一舰队、海航一基地、舰航一舰艇支队，水警区，航空师一舰艇大队、团。从系统结构来讲，基本划分七个职能系统，即：领导指挥系统、作战部队系统、作战保障系统、后勤保障系统、技术保障系统、教育训练系统、科研试验系统。构成了具有中国海军特色的多兵种、多层次、平战结合、领导管理、教育训练、作战一体化的海军部队体制。

进入60年代以后，海军的组织体制建设也和全军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困难。主要是片面强调上规模，上吨位，人员定额和各级各类机构增加很多，造成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重复建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海军按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80年至1985年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整编，共减少员额25万余人，撤销合并了1000余个单位，精简了机关，精干了部队，基本解决了机构臃肿，人员庞杂，部门重叠的现象，开始走上了质量建设的道路。在认真总结海军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借鉴外军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对海军领导指挥、后勤保障和装备修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改革领导指挥体制，使海军师以上的单位原则上由四级改为三级为主的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精干舰队机关，调整基地任务，撤并部队水警区。舰队机关只设司令部、政治部，撤销了舰队后勤部。在司令部设一个战勤处和科技监用处，将舰队具体负责的后勤、技术保障工作交由所在基地负责。舰队成为海军在某一战略海区方向的领导指挥机关，主要是抓好海上机动作战兵力建设，抓好合成训练、作战指挥、思想政治工作等。这有利于舰队平时加强海上作战兵力的协同训练，提高诸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使舰队真正成为一支近海机动作战兵力。其次是改革了后勤保障体制，使海军的后勤保障由四级改为海军一基地、舰航一部队三级，由基地对辖区范围内所有部队进行统一供应、综合保障。改革后减少了层次，加强了基地的综合保障能力，提高了快速补给特别是一线的保障能力，有效地保障了远航、演习等重大任务的完成，适应了海军现代化建设和未来海上作战对后勤保障的要求。第三是改革了装备修理体制，实行海军一基地一部队三级负责的综合修理体制。在海军、基地、水警区(含兼负水警区任务的舰艇支队)成立装备修理部、处，统一负责装备修理工作。对修理厂、所、仓库、人员按照“划片定点”的原则进行了调整。装备修理由一家统管，提高了技术保障能力，克服了由于多头领导，分散管理而造成的装备修理周期长、质量差、成本高等弊端，也有利于战时实施紧急抢修，保证了战备、训练、试验、出访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海军体制编制上进行的上述调整改革，是海军体制编制建设历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使海军向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海军部队体制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提出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要把立足点放在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现“由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员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和质量建军方针为指南，1992年以来，海军体制编制多次进行调整。以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理顺关系为原则，根据海军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做到五个结合：一是调整精简与兵力部署相结合，通过调整精简，舰艇部队逐步向大、中型军港集中，飞行部队逐步向骨干机场收拢。二是调整精简与兵力驻屯条件相结合，根据军港、机场等自然条件的现有后勤、技术保障能力，区分情况，分别对待。对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的重点建设；现在需要，将来不需要的维持现状；现在不需要，将来需要的搞好规划；现在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的下决心处理。三是精简调整与明确职能，理顺关系相结合，机关部队、院校的调整精简，根据职能和任务设置机构，编配人员，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减少职能交叉和机构重叠，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四是宏观调整与微观调整相结合。对涉及海军全局性的体制编制，由海军通盘研究，宏观控制，对涉及具体单位，具体部门性的编制，由各单位各部门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和建议逐级报批。五是全军共性与海军个性相结合，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配等具体编制上，属于全军共性的，严格按军委、总部规定执行，属于海军个性的，根据海军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尽可能体现海军的特点。经过调整，海军进一步压缩规模，精干了机关，减编了装备，撤并了机构，调整了职能，收缩了点线，理顺了走向，使海军的体制编制向科学、合理迈进了一步，为实现“两上根本性转变”和建设一支精于、顶用的有现代作战能力的海军提供了组织体制保证。经过这次调整改革，海军各级机关更加精干，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和重点建设部队更加充实；五大兵种根据装备的现状和发展合理配置，调整结构；后勤保障进一步完善了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机制，技术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总之，使海军成为一支与新时期担负的任务相适应，与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相适应，便于统一指挥，诸兵种协调行动，具有快速部署和应急机动作战能力的精干顶用的海上作战力量。

关于海军的现行部队体制和发展趋势，《2008年中国的国防》指出：海军平时实行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合一的领导体制，由海军机关、舰队、试验基地、院校、装备研究院等构成。海军下辖北海、东海、南海三个舰队。北海舰队机关位于山东青岛，东海舰队机关位于浙江宁波，南海舰队机关位于广东湛江。舰队下辖舰队航空兵、保障基地、舰艇支队、水警区、航空兵师和陆战旅等部队。海军编有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兵种指挥学院、海军飞行学院、海军蚌埠士官学校等８所院校。

海军潜艇部队装备战略导弹核潜艇、攻击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编有潜艇基地、潜艇支队。水面舰艇部队主要装备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扫雷舰、登陆舰和勤务舰船等，编有驱逐舰、快艇、登陆舰、作战支援舰支队和水警区。航空兵部队主要装备歼击机、歼轰机、轰炸机、侦察机、巡逻机和直升机等，编有航空兵师。陆战队主要由陆战兵、两栖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两栖侦察兵等构成，编有陆战旅。岸防部队主要由岸舰导弹、高射炮兵、海岸炮兵等组成，编有岸导团、高炮团等。

通过近几年来的两次裁减调整，海军优化了军种内部编成，撤销了部分舰艇大队和航空兵师，组建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水面舰艇部队，撤销了航空兵部机关，基地改为保障基地。经过调整，海军作战部队直接由舰队领导，减少了指挥层次。下一步，海军将加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需要的海上机动兵力建设，不断增强近海海域的整体作战能力、联合作战能力和海上综合保障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海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警区

东海舰队

第五篇：中国法制史“礼与法”论文

（20121716王梦影）

中国古代法制“礼法结合”的评议

“礼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律史中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传统的中国社会可是说是一个礼教下的社会，传统的中国法是一种礼教中的法。在中国法律制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礼与法由分离到对立，进而融合。其二者的相互渗透与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和特有的中华文明。

礼治和法治皆人类社会整合之手段。礼，渊源于原始社会之习俗习惯，其以“人性善”为出发点，主张以张扬人的社会属性以巩固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在“礼”变得羸顿乏力时，法便取而代之成为统治阶级手中另一工具。与礼反是，法自“人性恶”出发，倡以“利”诱民，以“刑”治民。当然，前述“取而代之”非绝对性，事实上礼不仅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外在特征，且成为其内在精神气质。“中国古代法渗透着礼的精神。”礼法结合体现了法与道德之交融，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之统一，强制性制裁与精神感召之互补，因成中国伦理化法律之最主要传统和特征。

礼与法何时开始结合？礼法结合的进程又如何的？总的来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为礼法融合的萌芽期。

第二，秦汉时期，是立法融合确立方向和奠定基础的时期。鉴于秦朝专任刑罚而覆灭的历史教训，汉初一些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就宣扬“先王仁义之道”的儒家思想来维持统治，主张制订法律，实施强力镇压，又须提倡德治礼乐。西汉中期“独尊儒术”是礼法融合真正意义上的初始。

第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礼入律”，许多法律都陆续创订了一些礼法结合的制度，礼法结合进一步发展。

第四，隋唐时期，完成和圆熟时期，“一准乎礼”使得礼法结合达到顶峰。

第五，宋元明清时期，是礼法融合模式的重构时期。第六，近代以来，位立法融合的崩解与当代超越时期。那么何为礼法结合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寓教于刑——“纳民于正轨”、“以德施政,善待民众,先富后教,先惠后使,先教后杀 ”、“不教而杀为之虐”。

二．礼刑并用——自汉武帝起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官方哲学，以此论证“三纲”，作为国家立法原则。把阴阳四时所代表的节气与刑罚的执行相结合，司法推行《春秋》决狱和秋冬行刑，成为一项法制原则流行后世。

三．政刑一体——西周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制礼完成。随着”礼崩乐坏“，以专制和集权为标志的国家机器的运转越来越依靠刑杀威吓。于是，立政与立刑成为各个王朝在建国之初的必然之举。

若要更全面的了解礼法结合，就必须要知道礼法结合在立法上的表现。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

一．保护“君为臣纲” 的法律

例如唐律中的“十恶”，一曰谋反，二日谋大逆。所谓谋反，注“谓谋危社很”。

二．保护“父为子纲” 的法律

《大戴礼记• 本命篇》曰“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 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唐律• 名例• 十恶》注《疏议》解释说“善事父母日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

三．保护“夫为妻纲”的法律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君权、父权、夫权是一脉相承的。而父权是君权的延续，夫权则是父权的引伸。按照封建礼教，作妻子的必须敬顺丈夫，要作到“直者不能争，曲者不能讼”（《女诫》），只能做丈夫的忠顺奴仆。从男尊女卑的封建原则出发，丈夫有随意打骂、奴役、甚至转卖妻子的权利，而妻子只有忍受一切义务。如果妻子背离了丈夫，无论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是不能允许的。《仪礼》曰“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日不二天也。”男人尽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对丈夫则必须专心正色，从一而终，要作到“耳无途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女诫》）。夫妻在家庭中完全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妻子必须在丈夫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夫为妻纲”的封建理论，由于汉儒的鼓吹在汉代就已经系统化了，到了隋唐时期则发展成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了保护夫权的统治，唐律把妻谋杀夫、殴告夫、闻夫丧匿不举哀等行为列入十恶大罪予以严惩。这些立法也都是以封建礼教为其指导原则的。

纲常礼教与封建法律的结合实现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从六个方面看：

一、教化与吏治

儒学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以后，统治阶级认识到“教，政之本也。”政府日益倚重礼乐教化之力，不仅在中央设太学等教育机构，在各郡国也建立了郡国学，儒学化的地方官积极在各地修庠序，推行“礼乐教化”。教化和吏治思想对于文化的普及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恤刑原则

恤刑原则源于儒家思想，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一脉相承，并为后世历代王朝所继承。它将封建伦理与国家法律结合起来，使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西汉景帝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颂系之。西汉宣帝，诸年八十以上,皆勿坐。东汉男子八十以上,皆不得系。”这段文字体现了汉朝在刑罚适用方面的恤刑原则。宽缓，从而在刑罚适用上体现儒家的矜老恤幼思想,以维护封建伦理道德。

三、特权保障

礼的基本精神在”尊卑、贵贱、等级。“ 这种等级差别性质与封建法律的特权法性质是完全一致的。汉代确立了儒家化的刑法适用原则，汉律将奴隶制时代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原则正律化，逐步形成了”上请”的封建刑事法律原则,上承周礼八辟之法保障奴隶主贵族等级特权的法则,下启魏晋隋唐议中“请、减、赎、官当”、等封建特权制度,构成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特权保障系统。

四、专制集权

专制集权的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缺乏限权思想。皇权至上，一人独占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各级官僚是对上级官僚负责，不是依法行事。官民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被动模式。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现实，造就民众对权力的超常膜拜，形成权力至上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权力至上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有限权力观念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某些时候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

五、亲亲得相首匿

该原则是汉宣帝时期确立的。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汉朝统治者根据这一儒家经典大义得出：家庭成员相互隐瞒犯罪有助于封建家庭的稳定，从而确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在刑罚适用上采取伸礼屈法的态度。

六、天人合一

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观点，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上的。礼法结合过程的同时，另有一个与之类似的法律‘自然化’的过程，即法律与自然的变化相适应。比如像特赦和秋冬行刑的制度。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观念与精神境界的最高体现，或者说是各种法律制度的终极依据。”在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遵循“则天立法原则”，以‘天’为制定法律的最终依据；在法律的实施方面，实行“刑狱时令”和“灾异赦宥”制度；对于人命案件的处理，适用“以命抵命”的原则……这些可以说天人合一说的反映。

法律和道德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最重要的两大手段。中国古代法制史关于“礼与法”的关系及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对于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好地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己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不重视道德教育，一味地依靠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甚至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从而陷入邪恶的深渊。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人们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因而是不正确的。但是，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它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过分夸大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以至于在强调德治的过程中也确实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治。法家就曾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过这一点。然而，法家又因此而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反对儒家的德治思想，否认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1]徐昕.纠纷解决与社会和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梁治平.法辨— 中国法德过去、现在与未来[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2003.[4]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5]杨鹤奉.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