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法中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论文（共）
摘要:国际体系是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民族国家主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而体系诸要素则发生了明显变革，在本体和要素的不变与变革中，国际法对国际体系的本体维系与要素变革始终产生重要影响。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互动而生的重要问题，各国在此问题上的互动结果唯有逐步制定普适性的国际协议约束国家行为而达到治理目标，证实国际法在体系变迁互动中的功能。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体系;变迁;环境治理
国际体系乃系国际关系学界运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逻辑出发点，系指两个及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国对其他国家决策产生足够影响而促成某种行为时所发生的体系。［1］国际体系具备的诸要素:体系范围、结构、单位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则及支撑体系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本文从国际法视角阐述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变迁。
一、国际关系的体系观
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体系观，各自将国际关系置于国际体系内进行分析，各自论证方式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分别形成的各自体系对应为:结构体系、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
(一)国际体系的属性认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属于单向的静态体系，一方面，国家间的互动不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只是国际体系对国家间的互动产生作用，谓之“单向”;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并不会自己互动，而是由外力(如国家权力)来推动他们互动，谓之“静态”。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权力结构对国际体系的重要影响，但主要强调“进程”，从成本－利益角度来论证，将合作互动具体落实为“制度”形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客观存在的，但它认为是通过行为体人为改变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国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过观念建构起来的。
(二)对“互动”的理解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内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单元无须分开，处于单元层次，行为体运行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力量，每个国家被比喻为球台上的一个球，当球杆打出之后，球与球之间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物理性的互动，并产生某种结果［2］。因此，它认为国际体系内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极低的合作。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深受行为体自身的权力影响，但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仍然对于形成国际体系产生重要作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不考虑权力因素通过合作来达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将产生各类制度规范，进而发挥约束行为体行为的效力，同时使得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期。建构主义所认为，行为体之间不断的实践活动将首先消除私有观念，形成共有观念，最后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谓之“文化”，或以“共同体”之概念来表达。［3］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的共同体、上升的共同体和实现行为体的彼此认同，三个阶段均基于共同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互动的主要方式。
二、当代国际体系的要素变迁
按照秦亚青教授的观点，国际体系在发生延续与变革，他从国际体系本体和要素两个方面对国际体系展开论述，认为体系本体依旧没有发生质变，但体系要素却发生了变革。［4］国际体系本体上还是以主权为原则、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为体系在运行，但国际体系诸要素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革。
(一)行为体:单一主权国家向多元主体转变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后，单一主权国家都一直是国际体系内部唯一行为体，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组织在二战之后纷纷成立并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些组织目前难以取代主权国家，但长远看来，国际组织有可能具备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诸多需要国际组织参与的领域，比如军事安全、恐怖安全、经济危机的处理等方面，已经超越了一国的能力范围，甚至若干个国家的合作也难以解决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诸多国家共同联合开展。国际组织可能成为诸多国家利益诉求的共同载体，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其重大作用。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个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愈发明显重要，当然也就包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权方面，个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单一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唯一主体的局面将被多元的国际主体共同支配的现实所取代，而多元主体的行为必将给国际体系带来更多且更复杂的影响。
(二)结构:硬实力与软实力并存
国际关系理论谈及结构，实质是指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所强调的政治权力是一直以来支配国际体系的硬实力。结构现实主义就是将权力在国际体系内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国际体系最重要的方面，认为权力是决定国家行为与其在国际体系内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实力对国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甚至决定了一国的对外行为，霸权国家就是实例，20世纪以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尽管有一段时间因为苏联的出现，使得国际社会呈现均势局面，但这同样是源于二者拥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军事力量。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认识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不约而同弃战转向将经济发展作为各自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实力在战后得到了巨大发展，各自藉此成为世界多极化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5］他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力都归为软实力范畴，与硬实力并列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将发挥超越硬实力的作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二者可以相互影响和作用，自由制度主义为此还创造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互动:能力与频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动能力得到极大地提高，而互动能力的提高也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互动的程度首先与科技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支撑互动的基础。互联网和高科技打破了传统的地缘界限，前者实现了虚拟空间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间上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和便利。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频率不断增强，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国际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社会趋于融合，以往国际所呈现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为体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观层面的国际体系图，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在进行过程建构的结果，并且这一结果在未来的时间里将因持续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互相作用而不断发展。互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某些问题，其结果可能表现为冲突，也可能表现为合作。比如，经济上的互动，欧债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都显示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彼此之间需寻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互动是相当频繁的。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播日新月异，各国文化的互动结果则可能表现为冲突。建构主义认为文化就是观念结构，文化的融合实质上就是其所强调的共有观念，行为体实践与其观念之间的互构其实就是一种互动，观念在行为体的实践互动过程中趋于统一与融合，即为共有观念。
三、国际法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的影响
英国学者莱德利布尔提出国际社会概念，认为国际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是国际社会，视乎是否出现基于共同观念所遵守的国际法律规范。从环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讨国际法律规范在当代国际体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目标实现唯有依靠国际法予以规范达成。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
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进程(process)，意为国际体系中的个体或曰单元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6］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通过制度合作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国际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进程是国家通过主动建构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在形成共有观念基础之上产生社会性的观念结构，因而形成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程序。二者无一例外强调运用规则、原则和程序来保障国际体系进程的实现和维系国际体系的运行。在国际体系互动进程问题上，借鉴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得出结论［8］:国际体系乃过程建构的结果，而过程建构将孕育国际法。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认为社会性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该理论假设之一就是坚持国际社会进化的原则，认为国际关系的运动是变化的，是行为体的能动作用使然，同时相信国际体系的变化是朝着更加符合人类期冀的方向变化，也就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一个不断地通过主体间的实践活动来建构的过程，或曰过程建构。在其看来，过程就是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规范。既然规范是行为体广泛接受的适当行为的准则，那么，规范的孕育和形成动力之一，就是来自过程本身，就是说，规范不仅是行为适当性的标准，而且也是规范参与者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过程使得规范得以塑造实践者，也被实践者所塑造。过程的运动既意味着规范通过行为体的社会性实践被持续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共同利益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也意味着这些被建构的规范和规则反过来对过程的持续又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国际法对环境治理体系变迁的功能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国际社会在体系变迁中运行不免失序，国际法无疑是使之更加有序运行的有效路径。国际关系学对于国际法概念界定，主要从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一种行为准则，分为限制性法律规范和构成性法律规范，前者主要体现为限制，后者则首先体现为构成。当代国际体系已非沃尔茨时代的单一政治体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宏观国际体系内部已经或正在建构更多的子体系，纵横交错，稍有不慎即可能引发宏观体系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国际法的产生、传播和发展已经与国际体系的运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国际法之于国际体系的作用可谓不可或缺。
一方面，多元主体使得规范化趋势增强。当代国际主体的多元趋势源于全球性事务的日益增多，并且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一国际主体的国际体系正在变革，国际组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层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务的大量涌现，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唯一行为体已经难以应付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组织威胁、环境污染、经济危机等问题，都是当代所出现的新问题，覆盖面及其广阔，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围，影响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涉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如不加以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势必给各国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既然一国无力处理好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在世界无政府的背景下，各国所组成的国际组织只能依靠相互合作来维系，而合作的重要载体就是国际规范，无论是基于经济学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观念的成形考虑，规范都将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而得以实现其效能，国际组织在当中将充当规范制定、执行和监督的平台作用，使得国际社会能够依此作为其行为的预期和指引的重要载体。
另一方面，问题的互动由国际法保障实施解决。在国际体系理论中，互动是体系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互动亦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务需要行为体之间的频繁互动，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抑或建构主义(包括西方建构主义和秦亚青教授所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所倡导的规范建构，都以互动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内涵视之，各国不同程度地发展多边关系，互动结果是各方寻求彼此都予以承认或是遵守的共同规则来加以调整和协调，此即国际法。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范例，为解决目前及未来所面对的国际性事务，组织内部的各国际组织也分别相应地制定规范性条约来保障通过互动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像核安全问题，联合国及其相应的内部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制核行为的一系列规范和原则，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限制全球核危机爆发及保障因核试验而带来的战争危险。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组织，其内部各成员国所制定的各类多边协议或者是适应性不一的规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国际经济互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能够在规范的指引下寻找到解决各类经济问题的途径。本文以环境治理为例，建构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各国互动显其意义。
1．无政府状态下环境问题的产生国际体系的变迁并未实质改变其本体，即国际社会仍旧处于无政府状态。全球环境问题却愈发严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在客观上给人类带来危害的程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就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中，各国愿意搭便车而非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国际政府像国内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统一解决问题，各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观望之态者甚于主动为之者，诸如气候减排这类环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国家认知其主动减排的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车，等待获取其他国家主动减排所带来的公共收益，美国对待气候变化的政策较为消极的原因便是实例，其认为如果该国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对收益会较小，而其他国家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相对利益，这严重不符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应该为了主要是其他国家未来世代的利益而让国民承担大量的成本［9］。
2．要素变革下的治理路径:建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得到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条约数量和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多，［10］，尽管并非所有的条约及缔约国都能发挥效力和遵守条约;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环境组织在环境治理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归因于国际体系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国际组织功能发挥愈加明显;公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变迁中的多元主体趋势有助于冲破传统国家利益的枷锁而使得环境问题得以治理。在上述言及的相当数量国际环境条约中，臭氧层治理方面的国际法所发挥的实效性最强。
1987年制定的《损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国际环境协议，该议定书先后经过五次修改，已有190个缔约国加入和批准，协议实施后，共有超过85%的消耗臭氧层物质被淘汰，科学家依此预测到21世纪上半期，臭氧层将会得到恢复。［11］臭氧层国际协议的实施成功，证明国际法在臭氧层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从法律实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尔议定书》不仅使得缔约国履行相应义务，而且能够通过该议定书解决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问题，说明此议定书是有效，也证明包括臭氧层在内环境问题解决最佳方案只能是缔结具有普适性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本文从国际法角度来探讨当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问题，以全球环境治理为例，基于法律的稳定和预见等特征在其调整社会关系的优越性考虑，认为国际社会有与国内社会相类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观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国际法在调整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方面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定纷止争、奖罚分明，使得国际行为体对其行为产生预见性，保证国际体系朝着稳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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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在其论文＜软权力＞、＜世界权力的变革＞及其著作＜必定要领导———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力的性质＞中提出和阐述了软权力概念．一般被界定为三方面的要素:价值标准、市场经济和西方文明，其重点在于社会联系、经济相互依存和国际组织机制对国家的影响．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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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过程建构主义乃我国学者秦亚青教授所主张，他认为国际关系学派中应有中国学派的位置，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是“关系”，这恰恰是国际关系三大流派所共同缺失的，主张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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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形势下国际气候治理体系论文
一、《巴黎协定》的主要成果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完成了历时4 年的德班平台谈判进程，达成了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一系列决定。《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递出全球推动实现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信号。《巴黎协定》达成以下主要成果：
(一)行动目标的明确性
《巴黎协定》重申了《公约》所确定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第一次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上提出具体目标：一是明确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不超过2℃，而且要努力寻求将升温幅度进一步限制在1.5℃;二是提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并以不威胁粮食生产的方式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和促进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三是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尽管没有规定近期减排目标，但是协定中明确规定尽早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峰值，长远上的减排目标更具有革命性，明确要求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人为碳排放源与温室气体移除汇的平衡，也就是净排放为零。1992 年通过的《公约》没有明确的温度目标，没有近期、中期，抑或是远期的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只是明确了发达国家近期或中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协议》尽管提出了2℃温控目标，但没有涉及长远碳减排。也正是有这样的长远减排目标的预期和约束，近期或中期的减排目标才有一个评价的标准。
(二)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凝聚了所有196 个缔约方(195 个国家+ 欧盟)的共识，为2020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给出了较为明晰的制度安排。而且，在2015 年10 月初，欧盟(含28 个国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瑞士、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秘鲁和南非等在内的154 个国家(地区)先后提交了国家(地区)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已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近80%。〔3〕所有缔约方都提供了关于减缓贡献的信息，有些国家还在贡献预案中提供了适应方面的信息。截至巴黎会议结束前夕，共有186 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涉及全球95% 以上的碳排放，其中几乎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4〕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目前只有欧盟和新西兰，覆盖的排放量不及全球总量的14%。
二、《巴黎协定》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CBDR 原则受到一定程度弱化
虽然《巴黎协定》在《公约》框架体系内坚持了CBDR 原则，并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认为发达国家仍是加强能力建设的施予方，而发展中国家是加强能力建设的接收方。但就具体内容而言，《巴黎协定》未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行动和支助透明度”问题上，《巴黎协定》也将“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拉入发达国家阵营，主张建立单一体系。另外，在序言、第9 条第4款和第13 条第2 款中，《巴黎协定》将“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单独抽出来，并试图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划分悄悄转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三元划分。也就是说，虽然《巴黎协定》中依然保留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但更突出了新型发展中大国应做出更大贡献。即发达国家依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支助，但是“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也应适当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支助。从某种意义而言，《巴黎协定》中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的区分与《公约》中二者的区分有了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与“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区别责任已有合拢的迹象。因此，CBDR 原则虽然得以遵守，却弱化了CBDR 原则的适用基础。
(二)减排力度存争议
《京都议定书》“自上而下”的减排模式，虽然在具体实践层面遭遇层层阻碍，但其却能综合考虑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具有严格的核查机制和遵约机制。《巴黎协定》中“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国际协商确定减排目标，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也容易凝聚多方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成气候谈判协议的达成。但这一模式通常是短期目标，缺乏与全球长期减排目标之间的联系。虽然“定期盘点”作为履行和评价国际气候协定实施效果的方式，并作为强化各国国家自助贡献力度的主要工具，是国际环境法上的一大创新，其重要作用是调动了各国自主减排的自愿性和积极性，不过，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即依赖于各缔约方的资源减排方案、计划和行动，难以确保《公约》确定的2℃升温目标的实现。
三、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构建由于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单靠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依靠松散的制度和规定无法彻底解决。《巴黎协定》虽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体制性安排，也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机制和新进程，但这些均有待于从2016 年开始的后续谈判中继续解决和落实。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势在必行。结合我国学者俞可平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分析，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包括：理论支撑、法律价值、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四部分内容。
(一)国际气候治理的理论支撑
人权，是人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力。一般说来，人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其应该享有的权力。其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受到特别关注。
(二)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法律价值
正义是法的最高序列的价值。著名的法学教授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曾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同的面貌。”乌尔比安认为：“正义是使人人皆得其应得的恒久不变的命令。”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即权利分配的“平等”和责任分担的“差别”。尽管对“正义”有着不同理解，“正义”的概念也在不同领域被频繁使用，但正义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而这种衡量标准主要通过法律制度体现。简言之，法律角度的正义主要是指平等地享有权利、公平地分担义务和责任。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即气候正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可以界定为：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资源的权利，也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三)国际气候治理的主体
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NGO)甚至跨国公司等。尽管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及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在气候治理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但国家仍是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各主权国家的政策行为对于国际机制的创建、运行和效用具有其他行为体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一方面，主权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创建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运行与效用。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气候治理中的主要主体，在国际气候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某些国家利益和主张的相近或相似，国家主体划分为不同的国家集团。在京都机制下，主权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由于近年来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不同利益驱使，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划分为不同阵营，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阵营中，可分为欧盟和以美国为主的伞形集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可分为以“基础四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小岛屿国家联盟、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利益共同体。
另外，2015 年12 月28 日，巴黎谈判进入白热化的第二周，一个名曰“雄心壮志联盟”横空出世，号称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新集团，成员包括欧盟、美国和79 个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其主要诉求是协定需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下，要有法律约束力，依照科学建议设定清晰的长期减排目标，对各国自主减排目标制定一个周期为五年的核查机制，建立一个统一的跟踪各国减排进程的透明度机制。他们的某些要求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甚至动摇了CBDR 原则，遭到了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而最终的协定文本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力量，也将其诉求予以考虑。
第三篇：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社 会 学
系别：历史系年级：班级：姓名：蒋景涛学号：
10届 01班
2010091121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 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 分析了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关键词: 宗族;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以来, 宗族与农村自治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从实地案例出发, 分析了宗族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的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宗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20世纪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
(一)20世纪初, 即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 国内学者主要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和秦晖为代表的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乡绅社会模式认为自秦置郡县以来,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 传统政治的无为主义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 不使他进入人民日常的地方公益范围, 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大共同体本位模式受到马克思对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看法的影响, 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过分强大, 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 乡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 1]。如上所述,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绅社会模式。因此,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依靠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二是在乡村长期蕴育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制度的国家, 国家将道德法律化、宗教化, 家法和国法的本质是统一的。乡村治理最终是通过中央在乡村的代理和乡村自治团体共同管理的。由于中国乡村的特点,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在乡村有治理经验的宗族首领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作为自己在乡村的代理。因此, 在20世纪初宗族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占有主导和重要地位。
(二)乡村治理中宗族的功能。由于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因此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是多元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功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宗族中有威信的族人是政府笼络的在乡村的代言人。清朝晚期在乡间的乡正、里正等都是由族长担任或是由族长推荐人选;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族长或是族长推举的人的首要标准是德,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作为族人的代表。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在村中收取赋税、传达上面的旨意。另一面, 他们又作为乡间利益的代言人, 当族人或是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服从上面的旨意, 或是代表族人或村民向上面反应情况。
2.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指宗族利用族产的经济收入开展宗族内部的公共活动的功能, 同时族人内部形成社会保障的功能。冯尔康认为, 宗族经济主要是土地田产即族田
[ 2 ]。研究者一般认为族田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关于族田的管理和经营,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族田由地主阶级管理, 其经营方式因具体情况不同, 分别采取佃仆制和一般的租佃制, 只有少数采取族人轮耕的轮种制。族田主要有庄田和祠堂田两种形式。在江南地区, 祠堂占有土地比义庄少, 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及族人聚宴。而义庄则主要由官绅阶层所建, 故规模较大, 其收入除用于祭祀外, 还用于族内办义学及救济族内贫民等 善举[ 3 ]。当族人内部家庭出现变故, 族人内部会相互扶助。父母双亡的孤儿, 族人会收留这个小孩, 把他抚养成人。
3.组织功能。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 以宗族组织为载体, 以广大族众为基础,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费孝通说:“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4] 族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 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它使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整体, 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使宗族势力得到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 稳固的宗族群体能给族众提供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4.协调功能。宗族的协调功能是一种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族规祖训和乡规民约为基础, 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解族内纠纷的功能。宗族都有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威象征着祖宗的法杖, 对广大族众有很强的约束力。诚然, 族权具有浓厚的封建糟粕, 但其作为协调宗族内部关系和调解族众纠纷的功能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 乡间社区的各类关系及其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的法制来协调, 相当一部分是靠宗族内部自我调节的。
5.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 以形式多样的宗族活动为载体, 唤起广大族众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的功能。在乡村社区, 宗族活动是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有效形式, 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等等。在一系列宗族活动中, 族众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 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 从而使宗族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二、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 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 宗族功能萎缩。这一时期, 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表现在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无情专政,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思想上的高压禁锢。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政主体权威, 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 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 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 从表面上 看, 宗族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 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乡村地区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 功能日益萎缩了, 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 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我国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松了政治控制。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
破了。此后,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宗族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但是, 宗族组织的功能还是十分有限, 其很多功能都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或是实现了市场化, 其功能的分化如下:
1.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的纽带的功能。建国后, 我国在乡村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结构。1990年, 国家立法要求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的管理机构, 自此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成为村级事务的管理部门, 同时也成为村和上级部门联系的纽带。政府的事务, 如收税收费, 计划生育等各项事务都是村两委来具体执行。在现有村级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村两委不能充分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意志, 特别是在村两委的组成人员是由上级制定的情况下。因此, 在遇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 村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
2.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宗族的集体财产不复存在, 宗族的经济功能也完全瓦解。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经营权划归所有, 也不存在集体的经济。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 但是经济功能仍是十分薄弱。不过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一些宗族内部集资或是某些族人捐资设立了新的形式的族产, 形成了新的宗族经济。但是这些族产的规模一般较小, 主要作用是为宗族祭祀、祠堂维护提供经费, 若有多余用做救济族内的贫困家庭或是扶助老人。如地处珠江三角洲鹭江村中的车氏宗族, 1985年其在香港的族人车榕柏捐资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厂房, 1989年宗族在原厂房的北侧又建了两栋四层的厂房。其每年的收入主要的支出内容为: 族祭10万左右;村中车氏居住地带的公共设施7-8万元;平均分给车姓的四个经济合作社20-25万元;给农民退休的老人(55岁以上)每人500元/月, 共10万元左右。同是鹭江村的莫氏家族, 2000年保留了祠堂原有的门面, 并使之与拆除主体后新建的五层出租屋合为一体, 获得了客观的效益[ 8]。但是由于失去强烈的宗族一体的意识, 加上经济基础的分散, 宗族社 会保障的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了。在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 只能通过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借贷筹款, 族人的概念已经疏离了。
3.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由于村两委的建立, 宗族作为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村民关系的协调机构已经退出了。但是宗族隐形的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还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姓氏构成比较单一或是宗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
4.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专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萎缩。改革开放后虽然环境有所放开,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成长环境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流传出现了断层。除了婚丧嫁娶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方式, 以及显示宗族存在的祭祖活动, 宗族内部相互扶助, 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鹭江1948年时族祭的种类主要有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一些仪式为宗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因为共同的崇拜、共同的仪式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今, 昔日的神诞庆典远逝了, 岁首开灯和添丁报喜的仪式未见恢复。令老人们兴奋不已的舞狮场景, 也已变成了对阖族同庆生活的追忆。[ 8] 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 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农村新文化根基是十分浅薄的。电影进农村、样板戏进农村都成了昔日的回忆, 电视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 很多农村地区的集体文化生活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农村地区赌博等不良的文化风气趁虚而入, 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国以后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宗族组织的功能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力量逐渐退出了农村
治理的范围, 但是农村社会保障、道德教育、文化功能既没有由宗族承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保障这些功能, 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道德教育和文化都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 1]..张明琼.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和优化[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 2]..冯尔康.清代地主阶级论述,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3]..苏南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M ] , 1953: 573.[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王天意.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 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5(4).[ 6]..费孝通.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 [M ].北京: 华文这些出版社, 1999.[ 7]..孙庆中.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 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5).
第四篇：IT治理：公司治理体系中的IT视角
IT治理的定义较多，Broadbent说过，“IT治理是个热门话题，但看来没有人能准确说出它是什么，或者如何描述它”。Weill也对这种没有一致意见的情况表示忧虑，“IT治理定义的复杂性和困难性，是从IT中获得价值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Peterson将这种情况称为“术语从林”，每个新来者都在其中播下一粒种子。我们将IT治理定义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
一、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是指导关系，即先与后，上与下的关系。Weill指出，治理是决定由谁来进行决策，而管理则是制定和执行这些决策的过程。他举例说，治理决定了由谁来掌握企业在IT投资额度上的决策权，管理则决定某年投入的实际资金数的资金所投向的范围。他曾说到，IT治理是一系列有关谁做出IT管理决策的决策。而Weill有关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的思想，Boynton在1992就提出过。Boynton指出，IT治理并不关注IT资源的位置和分布本身，而是IT资源的位置、分布、IT管理责任体系、IT控制在应用和贯彻中，给组织所带来的本质的影响。Starre等在1998年也提出，治理是创造一个管理者能有效工作的环境，而管理是做出运营方面的决策。Sohal在2002年指出，治理是回答哪些事情必须要做，管理是决定这些事情怎么做。美国IT治理研究所认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董事会在确定组织的战略时要考虑的问题，IT治理要做到有效果，透明和责任明确。与之相对应地，IT管理是公司管理中的一部分，是各级管理者在执行组织战略时要做到的部分，IT管理更强调效率。Wessels和van Loggerenberg在2006年也指出，由于IT管理在组织中的不同部门中都存在，这些业务单元没有标准或一致的功能，如IT支出或IT战略等，IT治理就用于对这些IT管理提供集中的规划。Sambamurthy等也指出，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在于，IT治理强调构建良好的管理环境，而IT管理强调对IT资源的运营。Brown等也认为，IT治理通过定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对IT管理中各方的进行影响和监督。同时，IT治理通过确定谁批准IT战略、谁批准IT标准、谁对项目监管负有责任等问题，对IT管理提供支持。极端的例子是IT外包，这时IT治理与IT管理是相对分离的，组织如果没有IT治理的框架和机制，就无法对IT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还有学者将IT治理与IT管理的两者的关系从其他的维度来分析，如Peterson认为IT管理关注IT服务和产品的有效供给，以及对IT操作的管理。而IT治理关注于如何使IT能满足组织及顾客的当前及长期需求，他将IT治理与IT管理的关系用图形表示，认为两者的差异在商业导向性和时间导向性两个维度上，IT治理更强调外部的商业导向性和远期规划性。张运生等从7个方面进行了对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IlT治理与IT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IT管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运营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解决的是效率问题，侧重于技术的应用。而IT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因此其解决的不只是效率问题，而更加关注公平问题，不是技术的简单应用，而在于信息技术方面的制度建设，是对新的利益格局的平衡。
二、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
本文认为，IT治理与IT管理的区别是明确的，类似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区别。在公司治理中，企业的股东因提供资本而拥有企业的股权，他们的权力是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企业决策中的代理人，董事会是股东的代理人。治理是股东及其代理人对企业的经理行为进行监督，进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而管理是与活动有关，管理是达到目标的过程，是企业管理层的工作，其主要关心的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内实现具体的日标。治理是战略导向，管理是任务导向。管理是经理们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所作所为，而治理股东及其代理人的制度排，对经理进行激励和约束，避免他们为了一己私利，置股东利益于不顾，从而保证股东的利益。
对于IT而言，由于信息技术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集成部分，一方面解决办法越来越复杂，如外包、第三方合同、网络化等，另一方面企业对IT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投资和收益、机遇和风险都大大增加。这些问题已经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投资人或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由于IT治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股东们对IT的技术或管理层面了解不多，他们必须依赖企业的底层来提供决策和评估活动所需要的信息，整个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股东对经理们的行为存在监督困难，因此治理成为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如何激励经理们尽最大努力让IT为企业带来收益，是股东要考虑的问题，IT治理就应是股东们设计的相关IT的监督和激励制度。IT治理一方面使得股东和董事会了解和明确有关IT的信息，如IT的目标 新技术的机遇和风险、IT的关键过程与核心竞争力等，另一方面也能通过
设计相关激励和约束制度，如制定明确的IT发展战略并将其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统一，从而分配责任、定义操作、衡量业绩、管理风险等。而IT管理的职责是明确责任和控制，制定全面的控制框架，将战略、策略、目标等由上至下落实到企业。两者在执行者、目标、主要任务、地位和运行基础上都不同，其本质是创造管理环境与实施管理的区别，IT治理是基础，IT管理是结果。
IT治理的原则可向下沿用，这也是其重要特点。由于IT治理的核心是激励，IT治理存在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相容，那么，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对方需要激励时，就可以运用IT治理的原则，即高层管理者对下属也可以使用IT治理的部分原则，而不仅限于由股东及董事会对企业管理层使用。这种情况类似于组织对员工的激励，但也有区别。张维迎指出，所有权是最基本的激励方法。而在组织中的各层级之间运用IT治理原则时，除非股东及董事会授权，一般是不会有所有权的转移。这种向下沿用也可理解为将股东及董事会确定的IT治理原则细化，结合组织各部门的特点加以贯彻。这时，同一层级中IT治理与IT管理并存，但两者并不能相互替代。如同在国家的各级政府中都存在有立法机关(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执法机关(各级公安部门)，不能让执法机关来立法，因为他们有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方便执法的角度，而不是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设计法律条文，这就可能与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利益相悖，或者至少不能最大化社会利益。IT治理也是一样，其出发点和目标与IT管理并不相同，即使与IT管理同属某一层级，也不应交给IT管理部门来设计IT治理原则。
当然，IT治理与IT管理也是相互联系的，IT治理是IT管理的基础，IT管理对IT治理有促进作用，而两者都与组织的大环境相关，也都需要组织的高层加以重视和推动。这些联系也是许多学者对IT治理和IT管理不能作出有效区分的重要原因。
三、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治理应由董事会设计并执行。比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董事会一般都会对IT预算的不断增长深感不安，却不知道预算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也不知道预算多一些会怎样，少一些又会怎样;或者明知IT预算有浪费，却无法分清这是由于管理层不顾项目自身的成本收益提出了过分的IT需求，还是由于IT自身管理不善而产生的。IT的成本越来越高，但管理层无法说清IT的收益;对
IT投资的无效部分，管理层也无法说清是IT需求有问题还是IT自身管理的问题，IT黑洞也就这样产生了，所以，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控，就应包括他们对IT活动的决策。另一方面，要求管理层设计IT治理框架，实际是让管理层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何建柱等曾指出，由于监管的困难及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当管理层预期自身利益或职权管治的基础受到损害的时候，管理层必然阻挠组织利益最优决策，并施加压力影响信息化进程和组织变革的进行，维护当前的组织架构及治理结构。即信息化可能导致出现层级制度更森严，信息更加集中于组织架构顶层，员工决策参与度下降等情况。由于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必然一致，让管理层设计IT治理框架不能有效保护股东利益。
公司治理包括IT治理，良好的IT治理能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公司治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也应包括对IT相关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公司治理确定的企业竞争战略，也应包括IT的发展战略及与其他资产协同的机制;公司治理确定的风险控制和价值创造模式，也应包括对IT的业绩衡量和评价框架。IT治理是在公司治理整体框架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协助企业业务开展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协助人力资源治理、金融治理、实物资产治理、知识产权治理、关系资产治理等方面发挥作用，也通过提高公司的信息质量，加强公司治理环节的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为企业的利益所有者(股东)提供更多信息，最终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缺乏IT治理的公司治理是不完整和不科学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IT管理与IT治理在目标、任务、执行主体、地位上都有显着区别，辨析这些区别，对完整理解IT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读后感
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12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最后，张健博士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能配置状况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模式，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归纳分析了不同模式下乡村治理的绩效。基于此，张老师构建了乡村治理的“有限主导——合作”模式，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展望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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