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共5篇]

第一篇：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作者：陈克恭《光明日报》（2016年10月05日 07版）

遵循规律回归本位

为了建设“两个一流”大学，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目标，创新探索着符合各自实际的实现形式，可谓空前活跃，形式多样。然而，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句话的贯彻落实，认识上仍有概念混淆、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存有体制机制与系统功能不协调，导致政策要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更有甚者，把大学治理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正处于一个步入新周期的历史拐点。在历史拐点处，往往也是思潮迭起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选择尤为关键，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应该去繁就简、遵循规律、回归本位。确切地讲，就是要以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哲学用哲学”，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讲清楚一些基本道理，坚守住基本底线。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自信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家园，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认识“矛盾”二字，把握住好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既然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矛盾，提高把握矛盾的能力，保证事物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也要遵循这个法则，首先要找到“对立统一”体，其次要建立起促使矛盾双方平衡的体制机制。

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中它们的关系是怎样？我认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在“党委领导、民主管理”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委领导，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群众路线。正如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一样，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深度决定着领导水平的高度。党的历史实践多次证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坚持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群众路线，事业都会一挫再挫。这也正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异常繁重，国内外挑战重重叠加、错综复杂的时候，党中央却作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战略决策的根本原因。

在“校长负责、教授治学”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校长担负的责任，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教授治学的动力。处理好这对关系，必须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如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有人群就必须有秩序，有师生群体也必然少不了管理。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管理是为保障学术自由而有的管理；这里的管理重在“理”，而不在“管”；这里的管理是顺应教育规律的“理”，而不是主观意识上的“管”。去“行政化”是去过多过滥的、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的“管”，而不是去客观需要的“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个道理，决定了大学行政管理系统的服务职能和服务角色，也决定了大学治理体系中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

在“党委领导”下一旦构建起“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与“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的关系，“民主管理”就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增强实践性和针对性

结果是过程之结果。为了增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西北师范大学探索实行以“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形式统筹日常工作的运行机制，形成党政合力推进学校科学有序运转的工作格局。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本着“议事不定事、务虚求共识”的原则，就学校相关事务讨论交流意见。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后，将相关事务简单分为“关乎根本、长远和三重一大”和“日常行政工作”两大类，分别提请党委常委会或转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形成党委决策或行政决定。提请和转交的过程是三思而行的过程，更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凡涉及学术和教师发展的专业问题时，原则上必须先转交相关专门委员会，由专门委员会组织在“教师发展中心”这个平台上“开放配置资源、开放评审成果、开放评定优劣”，形成专业意见后，再行党委决策和行政决定程序。“三开”的过程，既是“教授治学”的过程，也是倒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科学化的过程，更是促进教师发展的过程。分、合，再分、再合，大小事宜统分结合、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形成统分结合体，这就是党政分工不分家。如此，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学术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生态环境。

同时，学校尝试制作“学术年历”，把全年的工作统筹起来。学科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一些专门委员会把每年要做的常规工作提前规划好，形成一张年度计划表，将其镶嵌在年历中，就有了学校的学术年历，师生按这个年历安排全年工作，就会井然有序。

“两个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对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克恭，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第二篇：完善学校治理体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学校治理体系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实施工作自查报告

《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2011年10月28日经湖南省教育厅核准通过（湘教发〔2011〕56号），2012年1月1日公布施行，是湖南省第一部经过教育厅核准的章程。2014年，学校依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对《章程》实施了修订,《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于2014年12月31日经教育厅核准（湖南省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1号），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是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修订并经过教育厅核准的章程。学校《章程》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校内规章制度，是我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章程》实施以来，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章程实施组织领导坚强有力

（一）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章程建设

《章程》制定工作。学校《章程》制定工作于2010年2月启动，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全体校领导为成员的章程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并由校领导带队赴华中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进行专项考察学习，专题审定了《章程》制定大纲和起草程序，历经文献研究、文本起草、专家咨询、征求意见、教代会审议、党委审定、省教育厅核准、发布施行等阶段，于2011年10月28日经教育厅核准通过（湘教发〔2011〕56号），成为湖南省第一部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大学章程。

《章程》修定工作。2014年5月，因上位法规出现了新要求和学校情况有了新变化，学校依据有关规定，按照稳定性、科学性、规范性原则，启动了《章程》修订程序。学校党委专题审定了章程修订工作方案，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学院负责人、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会议，专题征求意见；校长主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章程修正案》并对七届二次教代会预备会议的征求意见进行了专题研究；10月16日学校召开七届二次教代会

审议通过了《章程修正案（草案）》；10月24日学校党委会审定了《章程修正案》；12月31日经教育厅核准（湖南省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第1号），成为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修订并经过教育厅核准的章程。

《章程》督导工作。为保证学校《章程》实施五周年系列活动和迎接教育厅章程专项督导工作的顺利开展，学校于2017年7月组织召开了章程实施专项督导工作布置会议；8月28日《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实施五周年系列活动暨省教育厅章程专项督导工作方案》提交党委务虚会审定，成立了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全体校领导组成的章程专项督导工作领导小组，学校组织开展了“崇章、守章、执章——纪念《章程》实施五周年”为主题的系列学习宣传活动。9月29日，学校组织召开章程实施专项督导工作推进会，通报了迎接章程督导工作进展情况，审议了《章程学习要点》《章程专项督导工作宣传方案》。12月1日，学校召开章程实施专项督导工作小组会议，审议支撑材料目录和自评报告，并对照《湖南省高等学校章程实施工作

专项督导指标体系》进行责任单位自评打分。2018年4月25日，学校召开迎接教育厅章程实施工作专项督导动员会。4月26日，学校召开迎接教育厅章程专项督导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实施工作自查报告》和《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实施工作评估支撑材料目录》，并对我校章程实施工作进行了自评打分。5月24日，学校召开迎接省教育厅章程实施现场督导工作布置会议，审定《湖南农业大学迎接章程实施工作现场督导工作方案》，部署5月29日迎接省教育厅章程实施现场督导工作各项工作。

在学校《章程》制（修）定和实施过程中，学校党委充分发挥领导、统筹、协调作用，使《章程》更具科学性、前瞻性、操作性。《章程》以宪法、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定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实现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全国少有例证的情况下，《章程》较好地处理了举办者与学校的关系、学校与师生员工的关系、《章程》与上位法律规范的关系、《章程》与下

位规章制度的关系、《章程》文本成熟性与前瞻性的关系。

（二）学校成立了章程实施的专门机构

成立章程委员会。根据《章程》的规定，学校于2011年12月29日出台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委员会章程（试行）》（湘农大〔2011〕74号），明确章程委员会的性质、职责、权利、人员组成和议事规则。2012年1月10日，学校成立了第一届章程委员会，由书记担任主任委员、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工会主席、党政办主任、团委书记、章程建设顾问、校友总会与董事会秘书长、法律顾问、语言文字顾问、章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学院党政负责人代表、未担任党政管理干部职务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教师代表、研究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等十三位同志组成，章程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改革发展处。章程委员会负责解释《章程》，依据《章程》审查学校内部规范性文件和规章制度，受理对违反《章程》的管理行为、办学活动的举报和投诉。2014年6月1日，学校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委员会章程》（湘农大〔2014〕10号），并成立了第二届章程

委员会，新增宣传部部长、改革发展处处长为章程委员会委员。

修定学校《章程》。2014年4月21日，经学校第二届章程委员会提议，学校党委会决定启动我校《章程》的修订工作；5月20日，学校章程委员会审议了学校章程修订工作方案；5月20日-6月中旬，学校以章程委员会委员为主体，组建了章程修订工作小组，启动了章程修订工作，草拟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草案）》；6月17日，学校章程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讨论《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草案）》；7月4日，学校章程委员会委员对《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草案）》进行了讨论；7月18日，学校章程委员会办公室征求了教育厅法规处对《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草案）》的意见；9月29日，学校章程委员会对征求到的意见逐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修订意见。

章程委员会的设立是学校章程建设工作的一大创新。学校在章程制定工作完成后，着眼于章程解释、修订、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在章程制定工作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章程委员会。

章程委员会的设立不仅保持了章程建设工作的延续性，同时也为章程的具体实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监督机构，尤其是在章程修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探索了章程修改的程序和方式方法，为全省乃至全国高校章程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三）持续开展了全校性学习宣传活动

《章程》颁布施行后，为抓好学校章程的宣传贯彻工作，学校党委召开专门会议，认真研究了如何贯彻实施学校章程的问题。2011年11月24日学校发布了《关于做好<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湘农大通〔2011〕61号）,要求全校各单位和全体师生员工，认真学习《章程》，宣传《章程》。学校党委、二级单位多次以学校章程为专题，组织中心组学习。党委委员和学校领导带头参加辅导报告、撰写心得体会、发表署名文章、接受电视访谈、参加专家座谈。通过学习宣传，使全校师生员工对《章程》的内容有了基本了解，对实施章程的重要性有了较深认识。

《章程》修定施行后，学校又专门制订了学习宣传工作方

案，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通过多种形式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章程的学习宣传活动；印发了《章程》单行本，将《章程》纳入《学生手册》和《研究生手册》，保证师生员工人手一册；通过学习宣传章程，使全校师生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发展定位、基本职能、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有了清晰的理解，提高了全校教职员工依法办学、依章治校的意识。

《章程》实施五周年，学校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实施五周年系列活动暨省教育厅章程专项督导工作方案》（湘农大通〔2017〕68号），要求以《章程》公布实施五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章程》的学习宣传，各二级单位组织教职工和学生都认真开展了重温《章程》学习活动，学校通过校报、微信、橱窗等校园媒体对以《章程》为龙头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成果进行了系列宣传报道，学校领导在校报发表署名文章，并在学校官微组织开展了《章程》知识推介和“知识趣答”，使《章程》中所蕴含的大学精神、治理理念、改革思想、发展观念等深入全体师生员工头脑，积极营造迎接省教育厅专项督导工作 的良好氛围。

学校党委在贯彻落实《章程》过程中充分发挥模范带动作用，带头学习《章程》，广泛宣传《章程》；严抓《章程》的贯彻执行，要求各项制度设计明确规定执行的具体内容，包括执行权行使的主体，执行内容、范围、程序和规则，切实维护《章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四）章程学习“三个纳入”要求全面落实

纳入新进教师入职教育。《章程》颁布和修定后，学校为每一位教职工发放了一本《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并将章程学习纳入新进教师岗前培训内容，同时每年为全体新进教师发放《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在新进教师岗前培训课上，组织学校章程委员会专家为新进教师就章程制定和章程内容开展专题解读，同时要求全体教师以党支部或教研室为单位开展重温章程的学习，务必熟知学校章程内容。

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内容。《章程》颁布和修定后，学校为每一位学生发放了一本《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并将学校章程

编入《学生手册》《研究生手册》，新生入学后做到人手一册，将章程学习纳入本科生、研究生入学教育内容，要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专题学习，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章程学习要点知识答题等等。通过上述活动，加深了学生们对学校教学管理等相关规定的认识，营造出自觉学习章程、遵守章程、按章办事的良好氛围。

纳入新提拔干部培训内容。学校将章程学习纳入全体处科级干部培训内容和新任处科级干部培训，并进行了《依章办学

依法治校》的专题培训。全校各支部都组织了章程专题学习，单位处级干部带头领学解读，2018年组织全体处级干部进行了章程内容闭卷测试，以考促学，使处级干部们对学校的历史沿革、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和依章办学等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学校将《章程》学习纳入到处科级干部培训、新进教师入职教育、新生入学教育和新提拔干部培训内容，确保章程学习覆盖率达到100%。

二、章程规定落实及配套制度建设成效显著

（一）坚持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和《章程》，学校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湖南农业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湘农发〔2017〕8号），制定了《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湘农发〔2017〕9号）和《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湘农大〔2017〕32号），进一步细化了学校党委的领导职责、校长的职权，明确了学校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了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校长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有力保证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学校党委坚持注重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决策机制，妥善处理好了三个关系，保障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效运行，促进了学校各项事业科学发展。一是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是一个有机整体，领导中有负责，负责中有领导。党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坚持谋大事、抓大事、议大事。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主持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二是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党委研究决定重大问题，始终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讨论决定。班子成员按照各自的分工，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在分工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和支持。三是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学校的发展关键在于班子，班子工作的好坏关键在于书记和校长。书记和校长的团结协调，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得以正常运行的根本前提。校长带头维护党委领导的权威，书记充分支持校长工作，形成了推进工作的最大整体合力。

（二）积极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学校根据《章程》，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

规定》（湘农大〔2013〕2号）和《湖南农业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湘农发〔2013〕8号），在机构设置、人事管理、干部管理、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学院办学自主权，进一步规范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学院在落实党政联席会议、学术委员会、教代会、团委、学生会等制度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学校对二级单位实施目标管理，开展了岗位聘任和绩效工资改革，出台了《湖南农业大学首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实施方案》（湘农大〔2012〕26号）和《湖南农业大学绩效工资实施方案（试行）》（湘农大〔2014〕33号）。

学校校院两级治理体系建设，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健全制度体系为抓手，围绕优化组织架构，夯实教研一线，降低运行成本，明确职责权限，提升管理效率，提高内部治理能力为目标，从横向上进一步分权，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同时，进一步夯实学术权力，落实民主权力；从纵向上进一步放权，进一步下放管理权限，降低管理重心，扩大学院办学

自主权，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一是切实加强规章制度体系建设，构建了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基本框架，建立了以《章程》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相互衔接、协调一致、互相支撑、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体系。二是切实规范学院的运行和管理，健全学院党政联席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三位一体”决策体系，构建学院内部权责明晰、程序科学的民主管理体制，提升学院治理效力。三是建立了以目标管理为抓手的运行监督机制，提升校部机关谋划运作、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综合服务能力，推动学院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规范运行、加快发展。

（三）大力推进学术管理机制创新

学校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35号）和《章程》为基本依据，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湘农大〔2014〕26号），明确学校学术委员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审议（决策）、评定、咨询和学术纠纷裁决等职权。2014年11月，学校根据《学术委员

会章程》组建了第十三届学术委员会，下设学术评价与发展委员会、人才培养委员会、学风与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学校第十三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以来，以学术评价与审议、重大事项咨询、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为重点，以健全运行机制、完善议事规则、提升履职能力为抓手，统筹学术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在推进教授治学、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学校内涵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通过着力构建制度、组织、机制、条件“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大力推进教授治学全面开展。一是制度保障。学校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层面科学界定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等大学内部四种主要权力的内涵，划分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的边界，明确了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为推进教授治学制定了健全的制度保障体系。二是组织保障。学校构建了纵横协同的内部组织体系，纵向建立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横向设立学术评价与发展、人才培养和学风与道德建设三个专门委员会。三是机制保障。学校建立了督促与

考核相结合的约束机制；健全了议事、表决、报告等运行机制；完善了复议、质询等监督程序。四是条件保障。学校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为推进教授治学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保障。

（四）切实加强民主管理机制建设

学校根据《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32号令）和《章程》，制订了《湖南农业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湘农大〔2014〕16号），明确了教代会的组成、职权、运行机制、会议规则及议事程序。建立了“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谋划、各方配合、职工参与”的工会工作大格局，形成了1个学校总工会、27个部门工会、3100多名工会会员的网络组织体系。学校每年定期召开教代会和工代会，听取学校的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和工会工作情况报告。校工会通过规范提案工作流程，即提案征集制、提案联系办理制、提案督办制、提案激励制、提案回复制和提案报告制；创新提案工作方式，改进提案承办方式、建立提案工作“三公开”制度、实行

提案工作“四会一评”制度、开展优秀提案评选等机制进一步落实提案督办和质询制度，近三年征集并回复提案达180件，使工会、教代会的基本职权得以有效落实，较好地发挥了教职工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改革实践。

（五）积极拓展社会参与办学渠道

校友会、董事会。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教育部第37号令）和《章程》，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董事会章程》（湘农大〔2012〕103号）和《湖南农业大学校友总会章程》（湘农大〔2015〕3号）。学校董事会董事由各董事单位推荐、全体董事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下设科技协作、人才培养、基金等专门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下组织和开展有关工作。学校校友总会现已建立26个校友分会，其中省内14个、省外8个（北美、北京、深圳、广州、海南、湖北、江苏、新疆），行业分会3个（烟草、农委、农科院），校内学院分会1个（外国语学院院友会），学校成立了校友总会第二

届理事会，10名省（部）级领导和院士聘任为名誉会长、168名杰出校友聘任为顾问，符少辉校长当选为理事会会长。学校以校友会、董事会等为载体，积极联系和服务校友及董事会成员单位，充分发挥其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作用，建立了社会参与和监督学校办学的长效机制。

教育基金会。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2013年12月1日获湖南省民政部批准成立，并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接受捐赠管理办法》（湘农大〔2014〕13号）和《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湘农大〔2014〕30号），目前广大校友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在我校设立了北美校友分会奖学金、“香港轩辕种子”助学金、“大北农”奖学金、深圳校友分会助学金等各类校友会、企业奖（助）学金60多项。

（六）切实维护全校师生合法权益

信息公开机制。学校依据《章程》和上级有关要求，制订了《湖南农业大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湖南农业大学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等制度，完善了校领导接待日、会

议纪要和相关文件、信息公开专栏、校园网等公开形式与载体；构建了集办事指南、政策咨询、信息公开、舆情回应、投诉受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平台，建成了“1＋3（”1个中心、3个服务站）、“实体大厅＋网上大厅”的学校教育阳光服务模式，推动“掌上校园、平安校园、校领导接待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平台共用，切实履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服务职能，为广大师生、离退休人员提供优质、便捷服务。目前仅教育阳光服务网上大厅就已受理师生各类服务事项2500余条，被广大师生誉为“贴心工程”。2015年《湖南教育快讯》头条刊发了我校教育阳光服务工作的经验。2016年，我校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又被遴选为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平台建设奖补单位。

师生权利救济机制。学校依据《章程》和上位法规要求，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处理规定》（湘农大〔2017〕34号）、制订了《湖南农业大学教职工申诉规定》（湘农大〔2012〕73号）等文件，明确了学生申诉委员会、教职工申诉委员会是受理学生和教职工申诉的专门机构，对申诉的范围和遵循的原

则、程序，受理申诉机构及其人员组成、职责、议事规则，申诉的处理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规定，健全了师生员工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校内救济制度，为师生维权开辟了合法渠道。

（七）全面推进学校依法治校工作

法治机构与制度。学校依据《章程》和上级有关要求，自2009年起，成立了依法治校工作领导小组，并将法制工作明确纳入有关校领导分管事项范围。2007年2月，成立了副处级机构法制工作办公室，挂靠学校党委办、校长办；2014年1月，成立了正处级机构社会事务办公室，由社会事务办公室和法律事务办公室合署办公。2016年1月，明确聘请涂光启、陈光伟、毛祥成3名同志为法律顾问。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湘农发〔2017〕19号），明确了“三重一大”的事项主要范围、机制程序、议事规则、决策实施、责任追究等，进一步规范决策行为，防范决策风险，推进学校科学发展。

依法治校工作。学校坚持依法治校七结合（与学法普法，课堂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创建，民主科学决策和党风廉政建设，综合治理、确保校园稳定，维护师生员工及居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建设和发展相结合），成立了安全教育教研室，聘请芙蓉区公安分局局长为法制副校长，东湖派出所所长为法制兼职教师；把法制教育和依法治校的任务和要求纳入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任期目标，作为政绩考核、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做到了领导到位、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投入到位和工作到位，学校呈现出政治稳定、治安良好、环境优美、广大师生员工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学校多次被评为优秀事业单位法人、湖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全省文明高校、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全国文明单位和首届全国文明校园、全国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先进单位。

（八）逐步健全章程实施保障机制

章程委员会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学校依据《章程》，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委员会章程》（湘农大〔2014〕10号），组建了湖南农业大学第二届章程委员会，进一步明确章

程委员会是负责学校章程实施、解释、修订的专门机构，监督学校章程实施，受理教职工、学生和学员、校友或者学校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学校违反章程行为的异议或者申诉；受理校内规范性文件与学校章程相冲突的争议。第二届章程委员会成立以来，组织起草的《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于2014年12月31日经湖南省教育厅核准通过，并针对修订后的《章程》开展了系列学习宣传活动，章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在校报发表署名文章，对章程的重点内容进行了权威解读，并要求全校师生员工进一步强化崇章意识、守章意识、执章意识，认真学习章程，共同遵守章程，主动维护章程的权威，一切按照章程办事，切实推动《章程》的贯彻实施。

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学校高度重视《章程》的贯彻实施，要求全校各级各类组织机构、教职工、学生和学员，都必须把学校章程作为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的根本准则，要求全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带头学习《章程》，增强依法治校、依章办事的意识，带头宣传、贯

彻、实施《章程》，带头履行章程赋予的职责和义务，带头维护《章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每年要把遵守制度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终述职述廉、年终考核、干部个人事项申报、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素质评价和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2018年5月17日学校组织了处级干部章程知识测试，考试平均成绩89.99分，其中90分以上的人数为112人，占比61.20%；80-89分的人数为63人，占比34.43%；60-79分的人数为8人，占比4.38%。

监督和督查的保障作用得到有效落实。学校通过年终民主评议、特邀监察员、校领导接待日、监督举报信箱、教代会（学代会）提案、二级单位目标管理考核网上评价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全校师生员工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在《章程》施行过程中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从2015年开始，督导处每年组织开展学校规章制度执行与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通过听取部门负责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询问了解有关事项、查看相关材料等方式，重点抽查了职能部门工作制度的制定、执行、落实和监督等情况。此外，学校还积极发挥校友会、董事会的作用，监督学校办学。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监督，有力保障和促进了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贯彻实施。

三、章程实施工作特色鲜明

学校《章程》建设工作被湖南省教育强省领导小组列为湖南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制定大学章程的“双试点”单位。《章程》实施七年来，以章程为根本的制度体系全面建成，以章程为龙头的治理体系成效凸显，以章程为总规的法治氛围日渐形成，在全省乃至全国高校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得到了教育部、教育厅和主流官方媒体的高度关注。

（一）全省率先制定章程并按程序修订章程

我校章程制定工作于2010年2月正式启动，历经考察调研、文献研究、文本起草、专家咨询、征求意见、教代会审议、党委审定、教育厅核准、发布施行等九个阶段，前后十易其稿，2011年10月28日经湖南省教育厅核准通过，于2012年1月1日公布施行，成为湖南省第一部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的

大学章程。章程制定工作得到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教育厅政策法规处等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副司长先后来校调研章程制定工作，并推荐学校在全国“高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研讨培训班”“全国依法治校工作部署会”“全国高校章程与依法治校专题研讨培训班”和“湖南省试点高校章程制定研讨班”上做典型发言。

2014年，因上位法规出现了新要求和学校情况有了新变化，学校依据有关规定，按照稳定性、科学性、规范性原则，探索完成了《章程》修订工作。历经修订方案起草、修正案（草案）拟定、专家研讨、征求意见、校长办公会议审议、教代会通过，党委会审定、教育厅核准、发布施行等九个阶段，对收集到的125条意见和建议，吸收整理为10个方面，对章程文本逐一进行了修改。学校《章程》的修订既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又充分考虑到了学校的实际情况，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也开创了省内高校章程修订的先河，《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修正案》位列湖南省高等学校

章程核准书第1号。

（二）“三保障两机制”的工作体制示范性强

一是首创章程委员会，为章程实施提供组织保障。章程委员会的设立是学校章程建设工作的一大创新。章程委员会对学校《章程》的制定、修正案的制定以及学校规范性文件的修（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章程的解释、修订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章程委员会的设立不仅保持了章程建设工作的延续性，同时也为章程的具体实施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全省乃至全国高校章程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健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为章程实施提供体制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修订完善了《湖南农业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办法》，制定了《中共湖南农业大学委员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会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了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校长在学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独

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有力保证了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大力推进教授治学。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学校学术委员会是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审议（决策）、评定、咨询和学术纠纷裁决等职权。组建了第十三届学术委员会，构建了制度、组织、机制、条件“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学术委员会在鼓励学术创新、促进内涵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落实民主管理。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建立了“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谋划、各方配合、职工参与”的工会工作大格局。每年定期召开教代会和工代会，听取学校的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和工会工作情况报告。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学生校内申诉处理规定》和《湖南农业大学教职工申诉规定》等文件，健全了师生员工权益校内救济制度。不断扩大社会参与。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校友总会章程》《湖南农业大学董事会章程》，制定了《湖南农业大学接受捐赠管理办法》《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成立了校

友总会和教育基金会。学校目前广大校友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在我校设立了60多项奖（助）学金，每年接受校友和社会人士捐赠近百万余元。不断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校院两级管理规定》，在机构设置、人事管理、干部管理、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学院办学自主权。修订了《湖南农业大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健全学院党政联席会-学术委员会-教代会“三位一体”决策体系，构建学院内部权责明晰、程序科学的民主管理体制和以目标管理为抓手的运行监督机制，推动了学院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规范运行。

三是建立三级制度体系，为章程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学校把《章程》实施的第一年作为“制度建设年”，按照《湖南农业大学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各级各类规章制度的“存、废、改、并、立、释”工作，构建了以《章程》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相互衔接、互相支撑的规章制度框架，完成了各类规章制度的修（制）订工作并按照教育教学、科技与产业、管理与服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四大模块进行对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进行了重新归类，编印了《湖南农业大学基本制度汇编》和《湖南农业大学具体制度汇编》，各部门还按工作内容汇编了《学生手册》、《研究生手册》和《湖南农业大学人事工作文件》等。目前，学校已建立起根本制度功能稳定、基本制度体系完备、具体制度成龙配套的校内规章制度体系。

四是坚持“三个纳入”，建立章程意识培育长效机制。章程颁布后、章程修订后以及章程实施五周年，学校都组织开展了以《章程》内容为主题的全校性学习宣传活动，通过不断创新《章程》宣传形式和持续开展《章程》宣传活动，《章程》中所蕴含的大学精神、治理理念、改革思想、发展观念等深入全体师生员工头脑。学校坚持将《章程》学习纳入新生入学教育计划、教职工岗前培训计划、处科级干部履职培训计划，全校师生员工遵章办学、依法治校的意识不断增强，遇事找制度、办事依制度、解决问题用制度、化解矛盾靠制度的良好氛围日渐形成。

五是开展“三结合”，建立章程实施监督机制。民主监督和专项督查相结合。学校通过年终民主评议、特邀监察员、校领导接待日、监督举报信箱、教代会（学代会）提案、二级单位目标管理考核网上评价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全校师生员工在《章程》施行过程中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从2015年开始，督导处每年组织开展规章制度执行与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对基本制度制定、执行、落实和监督等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校内监督与校外监督相结合。学校积极发挥校友会、董事会的作用，监督学校办学，学校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监督，有力保障和促进了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贯彻实施。依章办学与违章惩戒相结合。学校要求全校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处级以上干部，都要带头学习《章程》，增强依法治校、依章办事的意识，带头宣传、贯彻、实施《章程》，每年要把遵守制度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终述职述廉、年终考核、干部个人事项申报、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素质评价和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同时，学校建立违反章程的惩戒制度，出台《湖

南农业大学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违章类型、惩戒程序，做到有章必行，执章必严，违章必究。

（三）章程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一是主管部门高度认可。作为湖南省教育厅核准发布章程的第一所省属院校，学校章程制定经验以及以章程为统领下开展的依法治校、教授治学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宣传与推广。2011年12月2日，原党委书记刘强教授在省教育厅举办的湖南省试点高校章程制定研讨班上介绍了我校章程制定工作的经验。2012年5月10日，原党委书记刘强教授应教育部政策法规司邀请，在全国“高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研讨培训班”上作了《制定实施学校章程 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主题发言。2013年3月28日，原党委书记刘强教授应邀出席全国依法治校工作部署会并作典型发言。2013年8月20日，校党委书记周清明教授应邀在江西南昌出席全国高校章程与依法治校专题研讨培训班并作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推进大学章程建设》的主题经验介绍。2015年9月1日至2日，湖南省举办的201

531

年普通高校领导干部暑期研讨班上，周清明书记作了题为《践行“三严三实”，以章程实施引领学校综合改革》的主题发言。2015年9月20-21日，由中国高等农林教育校（院）长联席会（CAFUPF）和全球农业与生命科学高等教育协会联盟（GCHERA）联合举办、南京农业大学承办的中外农业教育论坛上，符少辉校长作了题为《以章程建设为引领，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农林高校综合改革》的主题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和评价。教育部法规司多次来我校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行调研，并先后邀请我校在贵州、南昌、北京举办的全国性会议介绍经验。上级主管部门认为我校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方面进行的探索，走在了湖南省乃至全国前列，对各高校特别是地方院校推进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是主流媒体全面报道。学校章程制定与实施、依法治校及教授治学经验及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经验获得教育部网站、湖南省教育新闻网站等媒体的广泛关注与宣传报道，认为我校进

行的积极探索有一定的推广意义和参考价值。教育部网站以“湖南农业大学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切实加强大学章程建设”为题，对我校典型经验进行了宣传报道，湖南省教育新闻网以“迈开高校自主办学的步伐”为题，对我校党委书记周清明教授进行了专访。湖南省学校改革试点工作研究成果《创新地方高校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研究与实践——以湖南农业大学创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实践为例》、《教授治学的障碍及其对策》等在教育类主流刊物刊发并转载。

三是兄弟院校充分肯定。我校章程制定与实施经验在社会和各兄弟高校引起了较好反响，内蒙古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等兄弟院校邀请我校前去作专题报告和交流。西安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20多所高校来我校考察交流学习章程制定与组织实施相关经验。

章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章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学校《章

程》是湖南省第一部经过教育厅核准的章程，也是湖南省第一部按照《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修订并经过教育厅核准的章程，《章程》建设与实施工作一直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和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阶段性建设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章程为总则的依章办学、依法治校意识培育工作还需要持续深入开展；二是以章程为统领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健全；三是章程贯彻实施的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三篇：ERP完善海尔现代物流体系 2001

ERP完善海尔现代物流体系 2001-12-12

【来源：网络世界】

海尔集团成立于1984年，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已经由一家濒临破产的小厂成长为全球家电企业十强。2000年海尔的全球营业额达406亿元，实现出口创汇2.8亿美元。目前，海尔的产品通过全球3万8千多个营销网点销往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供应方面，海尔的供应商为978家，其中不乏世界500强企业，如GE、爱默生和巴斯夫等。目前，海尔平均每个月接到6000多个销售订单，定制7000多种产品，需要采购的物料品种达15万余种。

目前，如何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和提高物流效率已经成为海尔物流面临的最大课题。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尔请来了世界上一流的企业“管家”——德国SAP公司帮助其打造现代物流管理软件系统。

基于协同电子商务的物流体系

在海尔项目中，摆在SAP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集合，其中物流本部负责整个集团原材料的集中采购、原材料和成品的仓储和配送；产品本部负责整个集团的生产，下设19个事业部分别生产不同的产品；商流和海外推广本部分别负责国内和国外的产品销售；资金流本部负责整个集团的财务；规划中心负责整个集团发展战略（包括IT）的规划以及集团项目的审批。

经过充分调查，SAP找出海尔项目的最大瓶颈在物料管理和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因此，根据海尔的实际情况，SAP先与其合作伙伴EDS为海尔物流本部完成了家用空调事业部MM（物料管理）模块和WM（物流立体仓库）模块的硬件实施。

为了保证整体项目的成功和顺畅运行，SAP在充分听取了海尔的运行意见并考察了海尔的实际情况后，于2000年3月开始为海尔设计实施基于协同电子解决方案的BBP（原材料网上采购系统）项目。经过双方7个月的艰苦工作，海尔项目已经初具规模，并于10月11日使R/3系统下的MM、PP（生产计划模块）、FI（财务会计模块）和BBP正式上线运营。至此，海尔的后台ERP系统已经覆盖了整个集团原材料的集中采购、原材料库存及立体仓库的管理、19个事业部PP模块中的生产计划、事业部生产线上工位的原材料配送、事业部成品下线的原材料消耗倒冲以及物流本部零部件采购公司的财务等业务，构建了海尔集团的内部供应链。海尔通过BBP系统的上线，建立了与供应商之间基于因特网的业务和信息协同平台。该平台的意义在于通过它的业务协同功能，不仅可以通过因特网进行招投标，而且可以通过因特网将所有与供应商相关的物流管理业务信息，如采购计划、采购订单、库存信息、供应商供货清单、配额以及采购价格和计划交货时间等发布给供应商，使供应商可以足不出户就全面了解与自己相关的物流管理信息（根据采购计划备货，根据采购订单送货等等）。对于非业务信息的协同，SAP使用构架于BBP采购平台上的信息中心为海尔与供应商之间进行沟通交互和反馈提供集成环境。信息中心利用浏览器和互联网作为中介整合了海尔过去通过纸张、传真、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手段才能完成的信息交互方式，实现了非业务数据的集中存储和网上发布。

“一流三网”与“三个零”

2001年3月31日，坐落在海尔开发区工业园的海尔国际物流中心正式启用。该物流中心高22米，拥有18056个标准托盘位和原材料、产成品两个自动化物流系统，它采用了由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导引技术开发的激光导引无人运输车系统、巷道堆垛机、机器人、穿梭车等，全部实现了现代物流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至此，海尔的资源管理项目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完成。海尔特色物流管理的“一流三网”充分体现了现代物流的特征：“一流”是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三网”分别是全球供应链资源网络、全球用户资源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网络，“三网”同步运动，为订单信息流的增值提供支持。

对海尔来讲，物流帮助海尔实现了三个零的目标和能够在市场竞争取胜的核心竞争力。这里提到的“三个零”就是零库存、零距离、零营运资本。

零库存即三个JIT（Just In Time，即时），JIT采购、JIT配送和JIT分拨物流。现在海尔的仓库已经不叫仓库了，它只是一个配送中心，是为了下道工序配送而暂存的一个地方。由于物流技术和计算机信息管理的支持，海尔物流通过3个JIT实现同步流程。目前通过海尔的BBP采购平台，所有的供应商均在网上接受订单，并通过网上查询计划与库存，及时补货，实现JIT采购；货物入库后，物流部门可根据次日的生产计划利用ERP信息系统进行配料，同时根据看板管理4小时送料到工位，实现JIT配送；生产部门按照B2B、B2C订单的需求完成订单以后，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定制产品通过海尔全球配送网络送达用户手中。目前海尔在中心城市实现8小时配送到位，区域内24小时配送到位，全国平均4.5天到位。零距离就是根据用户的需求，拿到用户的订单，再以最快的速度满足用户的需求。现在海尔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线，都是为订单来进行生产的。海尔在全国有42个配送中心。这些配送中心可以及时地配送到用户手里去。零距离对企业来讲，不仅仅是意味着产品不需要积压，赶快到用户手中，它还赋予海尔不断获取新的市场，创造新市场的能力。零营运资本，就是零流动资金占用。简单地说，在给分供方付款期到来之前，海尔就可以先把用户的应付货款收回来。其原因在于海尔根据用户的订单来制造，可以做到现款现货。

据海尔相关业务部门的最新统计，海尔集团通过流程整合的运营就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采购成本大幅度降低；仓储面积减少一半，库存资金周转日期从30天降低到12天；截止到2000年，海尔网上交易额达亿元，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点评

毋庸置疑，海尔凭借其现代物流同步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物流管理的先行者。有人说“ERP工程是一把手工程”，ERP在海尔的成功实施正说明了这一点。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将建立物流体系作为获得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现代企业运作的驱动力只有一个：订单。没有订单，现代企业就不可能运作。要实现这个订单，就意味着靠订单去采购，为订单去制造，为订单去销售，而支持这一切的最重要的一个流程就是物流。从企业外部来看，全球企业都在搞现代物流，没有现代物流，就没法同国际化的大企业对话。物流可以使海尔寻求和获得核心竞争力。一只手抓住了用户的需求，另一只手抓住了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全球的供应链，把这两种能力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海尔的目标就是要获得有能力进行全球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500强的国际化企业。

对海尔来讲，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在线销售以及目录维护仅是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据悉，海尔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新兴商品开发、协作应用和海尔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及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再下一阶段，将完成财务上的整合。最后，实施整个电子交易市场。

第四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文章作者:顾海良

文章来源:《学习参考》

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为》《规划纲要》），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突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并把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任务提了出来。

现在提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以三个基本规定为前提的：一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内涵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分为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是指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体制安排和机制设计，集中体现大学管理的结构、运行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本文涉及的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二是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体制前提的理解。治理结构是以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规定为前提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坚持的前提和方向。三是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旨意的理解。大学治理结构的目标和方向是现代大学发展目标与功能的体现与实现。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是大学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时候都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而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根本任务是大学功能的中心坐标，大学功能是实现大学根本任务的必要路径。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展开，必须有利于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利于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高，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形成优良的学风、校风和作风。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着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一、坚持和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指向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领导体制长期探索的历史选择，是高等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体制的基本特征。大学治理结构要以坚持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前提，以改进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圭臬。

“党委领导是核心”。正确认识、把握和实现党委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是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首要任务，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党委对高校，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而且是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上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把握高校的思想政治领导权、对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党委负有对学校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作出决策的重大职责。

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集中体现于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上，党委一方面要充分行使领导权，领导学校的全局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校长和其他行政领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力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党委书记作为党委的“班长”，重要的是要摆正书记个人与党委集体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好书记个人在党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与校长在行政实施过程中的职权之间的关系。理顺党委集体领导和校长个人负责之间的关系，把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

“校长负责是关键”。校长负责是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选择。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关键是要发挥校长的行政领导作用，使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校长不只是党委决策的执行者，实际上也是党委决策的主要成员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大学治理结构中，校长既是学校党 1 委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主要决策者。党委的“职责”和校长的“职权”，体现了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内涵。因此，“校长负责是关键”，重要的就是体现在对学校党委的负责上。对学校党委负责，才能维护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党委领导职责与校长职权之间关系的和谐协调，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学校和师生员工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

“教授治学是根本”。大学治理结构的架构就在于党委领导的核心地位、校长负责的关键作用和教授治学的根本要求这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职权和教授的学术权力，构成高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基本方面，构成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和教授治学这三个方面，也涉及高校基本资源即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显然，能否达到高校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大学治理结构质量与效率的衡量标准。

二、推动“教育家办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凸显大学治理结构的体制特色和机制活力

大学管理是一种专业化极强的管理，大学治理结构不同于企业治理结构或政府治理结构。“让真正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要倡导教育家办教育”的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大学由教育家来治理。“教育家办教育”是对大学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和特色的诠释，实在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

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大学要有行政管理的规定。大学必须有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权力是必然的。特别是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实际，更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密切结合各高校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高教育管理队伍的水平和能力，确立新的管理目标和方式，使高校的行政管理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更相适应。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强调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所谓的“去行政化”应该是并行不悖的。所谓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逐步取消当前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且还包括改变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甚至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的现象。在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包揽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全部过程，要使高校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以学术委员会为主，以学术权力为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主体。

校长应该是教育家，时代呼唤杰出的教育家。高校的所谓“去行政化”的对应面应该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这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实行教育家治校，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明确大学治理结构中行政管理的权力边界。从这个角度上看，比所谓“去行政化”更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实际上，在国外许多高校中，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已经是一项推行多年并已见成效的制度。在我国高校中，校长的职业化进程还没有开始，相反却有一些校长岗位因为行政级别的存在而成为安排官员出路的渠道，硬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趋向。《规划纲要》强调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路径，应该成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突破口。

三、探索教授治学、坚守学术自由，建立和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权力体系，营造大学治理结构的宽松氛围和良好条件

大学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实现“教授治学”，就是要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学校管理中的指导作用。“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主旨在于以教授为主体行使高校的学术权力，并对高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

“教授治学”是提高大学治理结构水平和质量的根本。教授是教师中最重要的学术群体，在学校的管理中具有重要优势，其中主要的就是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其管理中的优势。教授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的、深邃的理解，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在加强和改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只有发挥教授的优势，依靠教授治学，才能完善高校管理体制，形 2 成管理合力，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的规律办事，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治理结构的水平和质量。

“教授治学”也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的根本。完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和决策机制，需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教授治学”当然不能代替党委对高校的领导职责和校长对高校行政管理的全面职权；“教授治学”要以党委统一领导和校长全面负责为前提，只能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体制中运行，并在这一制度和体制背景下发挥作用。建立和健全教授依法治学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是完善和发展高校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

“教授治学”，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就要从学术氛围、学术风气、学术品质诸方面入手，建立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奋进、尊重知识和创新创造的学术氛围，树立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格。使大学真正成为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的园地。

四、坚持依法治校，完善大学章程，构建大学治理结构的科学民主的保障机制

依法治校是我国高校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是高校管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学治理结构的内在要求和必然机制。从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来看，坚持依法治校的要义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大学章程是高校得以设立以及保障其正常运转的“根本大法”，是大学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如何按照《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的要求，“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重要任务。

其次，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重点的是要完善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等各负职责和职权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领导决策行为，减少权力失控和行为失范，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规范性和科学性。对涉及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注意决策前的酝酿和磋商，特别是要提交党委集体讨论决策的重大议题高校主要负责人必须会前进行充分酝酿和磋商。应明确规定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职能定位、职权范围、决策程序、监督督办程序等项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筑牢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基础。

第三，建立健全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流程。进一步健全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科学的学术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干部选拔任免决定制度、校院两级管理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征求群众意见制度，党政领导民主生活会制度，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重大事项公示和听证制度、校务公开制度等等。通过建立健全和具体实施这些管理制度，凸现大学治理结构中的高质量和高效率。

《规划纲要》从新的高度，对大学治理结构赋予新的内涵，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相信，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基本性质、又具有各自高校鲜明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强大推动力量。（《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5/16期）

来源：《学习参考》2010年第8期（总第88期）

马敏：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2014年03月14日 10: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日虹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319

构建利益平衡机制 优化大学治理结构——访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 3 记马敏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深化教育改革的重点举措，对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品质有重要意义。如果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就很难推进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也难以落在实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马敏：我认为，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一整套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既要确保现代大学职能的实现，也要符合中国大学的实际。具体来说，这套平衡机制的构建，应从三个层面着手。

首先，要构建外部参与内部治理机制，平衡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一治理机制旨在打破传统的行政管理观念和封闭的办学体制，推动大学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打破学校内部自我决策的传统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人士、大学管理者、师生等共同讨论或决定大学发展的治理模式，为社会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

其次，要构建以学术发展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平衡大学内部政治力、行政力和学术力的关系。三种权力的存在都有自身合理性，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协调三者间的关系，使三种权力始终围绕学校的学术发展目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保证内部管理顺畅、高效和有序，最终形成党委领导、行政负责、教授治学三权合力的体制。

最后，要构建高效有序的权力运行机制，平衡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关系。从国外大学的经验来看，其在本质上是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分离。这不仅避免了“议行合一”，增强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能推进行政执行的高效化和专业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分离并非绝对，否则将不便于协调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优化大学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从哪里突破，如何突破？

马敏：我认为，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对大学内部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常规管理事务进行整合，突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按扁平化的组织模式来设置机构，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关键。

譬如，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突出学院重心地位，全力实施“学院办大学”，就是推进扁平化管理的有益尝试。过去的“一元制”管理体制，使学院权力太小，而学校行政管理的各处室掌握资源的权力过大，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死牛”，甚至出现了每到年底一些处室经费没用完而有些学院却“揭不开锅”的怪现象，造成学校资源的极大浪费。

开展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将涉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人、财、物及其他资源配置等办学自主权“下放”到学院，学校行政部门只负责教学质量评估、教学科研及重大项目等宏观规划和监管，最终在学校内部形成小机关、大学院的管理体制。这不仅明确了学院在学校办学中的责任主体地位，增强其办学成本意识，还能加大学校宏观调控力度，便于集中精力谋大事、办大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当前大学治理改革实践看，您觉得还需要注意什么？

马敏：欲实现大学组织的有效治理，囿于治理结构的制度调整和优化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必须超越治理结构，重视大学文化建设等非制度性因素。只有将制度与文化二者有机结合，注重大学精神的提炼和传承，回归大学育人的本源，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郝日虹）、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

我国大学的治理框架可以从产权形式、法人地位、领导制度、师生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就产权形式看，我国大学经历了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相伴而生。按产权占有主体性质不同，我国大学可以分为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民办大学按产权的归属不同，又可分为：单一国有型、完全民办型、混合型。产权多元化的优点是拓宽了教育融资渠道，增加了教育供给，促进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创新。当国家是大学的唯一所有者时，政府倾向于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管理，造成教育管理行政化。民办或混合型大学，则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可以进行自主管理和制度创新。

从法人地位上来说，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大学天然具有法人地位。确立大学法人地位的意义在于，大学可以成为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使用权、自主办学、独立核算的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大学在法律条文上的法人地位如何落实。高校自主权不仅包括财产自主权，还包括教育自主权，法人制度只是确立了高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还没有获得自主权中的核心方面——教育自主权。高校法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对高校不管不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

在领导制度上，目前国立或公立高校一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民办高校或教育集团举办的高校则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师生管理制度上，我国很多高校提出了“以生为本”、“以师立校”的师生关系治理模式。“以生为本”，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一传统观念应让位于“尊重一切学生和尊重学生的一切”这一全新的理念。“以师立校”则是确立教师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二者都强调“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没有教师的中心地位，教师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就难以实现“以生为本”；没有“以生为本”，教师的中心地位就失去了依托。

大学内部治理的运行机制

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于党委书记和校长都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实际上存在着领导体制的“双首长制”。《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范围，但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实际存在着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又明确规定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重大事项需经党委讨论决定，但何谓“重大事项”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清晰界定的。因此，对学校发展的意义而言，校长和书记的观念、习惯和素质以及二者默契程度大于制度约束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好的领导班子之于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程度所寄予的热情和厚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人治”和“法治”之间的差距。

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则要弱一些，主要由教师代表（主要是教授或具有教授头衔的行政部门负责人、院长、系主任）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行政权力划定的范围内对学术性事务进行审议，其实质是非独立性审议机构，限于为行政决策提供参谋、咨询作用。

就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的效果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不过这种体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使学术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的党委、校长与教授的治理关系

1、党委与校长的责权界定。

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之间的界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常发生党委包办行政，或行政不听从党委的意见，甚至党委、行政各行其是，不能形成“民主治理”，只能是“精英治理”或“一把手治理”。

党委领导应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战略决策和对学校发展中重大事件的决策，例如办学方向，学校定位，发展规模以及学校重要岗位干部等；对学生培养方案制定、学科重组、新专业设置、师资培养等可不直接参与，以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党委可以较超脱地、更有力地行使领导监督和职能，考核行政执行学校战略决策和各项方针政策的绩效。

大学学术人员（教授等）和非学术人员，应通过各种委员会参与大学的各种决策过程，反映和维护大学各类群体的自身利益。目前大学一般都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教授和其他成员参与治理的机构，但缺乏明确的职责和运作程序，许多仍停留在提供信息和咨询的层次上，距离真正参与决策和监督尚远。

2、职业型校长和学术型校长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非常重视校长的学术地位和水平，似乎只有院士担任校长才能提升学校的声誉，才体现了对他的重用。事实上，现行的选拔方式对校长的管理才能关注不够，选拔机制过分强调学术能力而轻视决策和管理执行能力，不仅使不少出色的专家陷入难以驾驭的繁琐事务中，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影响大学的健康发展，造成更大的机会损失和资源浪费；另外，目前大学各种学术委员会及其成员构成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校长集行政首长和学术权威于一身，容易形成官本位或学术霸权，影响学科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大学主要活动的基点是由下向上的，即学术人员知道该做什么该朝哪儿走，这就决定了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依赖于学者（即教授）治学，无法像企业或政府那样从上到下进行行政安排。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应该组织化和制度化，利用各种学术组织进行决策，以真正实现教授治学。所以，校长的选拔首先应重视其教育行政管理能力，其次才是学术能力；大学的学术管理交由大量的教授组织来管理，并依靠制度来保障，使教授成为学科和学术发展的权威，并参与到学校学术发展和教育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对决策的结果享有监督权。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校长候选人必须学术和管理能力双强的选拔难度，也有利于调动教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学术发展上的公平性。

二、大学的校、院和系的治理关系

目前，我国大学校、院、系的直线职能式组织结构，基本上属于行政系统和生产企业沿用的科层式管理体制。这种以“贯彻执行”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用来管理谋求研究创新和高学术水平的大学就显得很不适应，其结果往往和预期目标相差甚远。

应当看到，大学是以知识为主要运作内容的组织，各学科门类的知识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其个性，过度集中管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特别在院校合并以后，各学科门类间的差异扩大，学校领导难以具体管理，因此，大学实行以学院为重点的管理体系比较适宜。

现在一些大学已经提出管理重心下移，探讨改进现有的校、院和系之间的治理关系，其思路是：构建院系参与型的治理模式。

参与型的治理模式，指大学的学院中各类利益群体都能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学术人员是治理核心，行政人员是各种资源、服务的有效提供者，学生是学习主体，他们都应该在利害问题上，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同时，这种模式要充分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的管理原则。我国高教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对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作了相关规定，参与型的治理模式也是从管理体制上落实此项规定的探索。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应包括健全的决策执行系统，有效的参谋咨询系统和完善的监督反馈系统。

决策机构可称为“院务委员会”，学院的重大事项（也仅限重要事项）必须经过院务委员会的讨论和批准。牵涉到院领导个人利益的事项，如业绩津贴的多少，院领导参与上级拨款项目的经费分配等，均需由院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以避免院领导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反常现象。院务委员会可由当然委员（如分党委书记，院长），各下属单位代表，教授代表等组成。其中当然代表不得兼任院务委员会的领导，院务委员会正副主席不是常设岗位，宜采用交错轮值制，每任一学期，每人任正副主席各一学期（除第一任正主席外）。讨论学生工作或与学生利益有关的问题时，应当邀请院学生会正副主席参加。讨论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时，还可特邀校外人士参加，以加强学院与社会的联系。院务委员会有向行政领导提出质询的权利。

行政机构（即正副院长及其领导下的院机关）有权独立执行职责范围内的行政事务，并对执行结果负责，其责任人应每学期向院务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由院务委员会审议。院领导的产生，可以采用上级提名，由以教师为主体的全院教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产生。这种做法与目前采用的选拔方法基本相同，但将最后的决定权交给教职工代表大会。现在采用的民意测验法，缺乏透明度，群众并不满意。对行政领导还应有罢免制度。这样即使选举出来的人不妥，也容易得到纠正。

为充分发挥教授和业务专家的参谋咨询作用和参与学院的学术管理，按学校规定设立的诸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原有机构，除继续执行原有的职责外，还同时作为院领导的参谋咨询机构。院领导还可根据需要，增设专门小组，为学院提供有关方面的咨询意见。

监督机构可称为“院监督委员会”。院监督委员会监督和评估院行政领导是否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权组织对教学科研质量，行政工作质量以及干部工作作风等进行评估。并就评估中发现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交院务委员会讨论。特别要对院一级领导是否廉洁奉公，是否以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进行有效的监督。院一级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过去一样，执行自己的职责。也可设想将院务委员会与教代会统一，前者作为后者的常设机构（常委会）。

建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根据前面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试图提出一个“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的大学内部治理模式。

（1）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下，合理而健全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应是“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

党委领导体现在：树立科学、进步、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领导建立和现代大学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模式的具体制度设计及制度执行，领导对决策和管理过程的民主监督。在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制度设计等方面党委的领导作用尤为重大。

校长管理就是要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一方面应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另一方面又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的现状，更应强调行政管理对学校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将直接控制教 7 学和科研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协调和服务中实施和体现管理；应避免行政性权力过度主导的管理模式，发展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民主管理。

教授治学就是要以制度确立和保证学术性权力在学校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学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教师集体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中的“教授”即是指教师集体及其代表。“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即使诸如学校定位、专业设置、教学模式、师资结构、招生规模和资源配置等类似行政性的事务，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因此，“教授治学”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落实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重要举措。

（2）确立和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管理，教授治学”为特征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既符合大学的内在属性和管理规律，又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有利于加速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一是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对大学的领导。通过对制度设计、执行和监督的领导，突出了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

二是有利于完善大学内部的决策机制。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互相协调、补充和制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就能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使高校自主权真正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三是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能使教师集体摆脱被动而单纯地接受管理的状态，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加速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

四是有利于弱化或消除“官本位”观念在学校中的影响。过度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无疑是导致目前高校“官本位”观念的侵蚀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治理模式是防止学校官场化倾向、防止急功近利思想蔓延以及防止大学教化功能衰弱的出路。

五是有利于学校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大学内部治理问题研究》课题组 李家福 张玲玲 严爱军 方蔚炜 陈饶）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作者：刘卫平

时间：201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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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遮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巫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协同治理，基于协同学理论和治理理论，主张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在整合和发挥各类社会要素的功能优势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推进社会有序、持续、和谐发展。它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协同性和有序性，是我国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模式。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看，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发育良好的社会资本。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的现状，已成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重构和培育我国语境下的现代良好社会资本，已成为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和路径 选择。

一、社会资本: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资本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资本概念内涵拓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概念，“已成为人类社会试图走出发展困境和探索治理之道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理论解释范式。’[1]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埃尔·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是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2]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3]。继皮埃尔·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之后，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并将其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能反映公民参与网络、社群组织等发展程度，有利于推动和协调集体行动，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亦即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潜在管理资源。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尽管仍有分歧，但其基本的意义和指向是相同的，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认为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都强调维持社会资本或投资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社会资本是一种基于普遍信任、参与网络、互惠性规范，能提高社会运转效率和激发社会持续发展活力的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应主要包括:相互信任的心理认同感、共同的利益基础和价值取向、良好的制度规范、参与意识与合作精神、自治组织与社团、有序的参与网络等，其中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网络等是其基本形式。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建立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促使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形成网络型交互作用的社会善治构架，建立起多渠道、高效率、规范化的表达、参与、协调与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高度契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社会资本与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存在着天然契合性和逻辑关联性。

(一)“普遍信任”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

信任是社会资本最关键和本质性的核心要素。实现良好社会协同治理，前提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良好互信。在罗伯特·普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社会的信任范围越普遍，诚信度越高，政府与社会、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越普遍，整个社会也就越繁荣发展。在当下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分歧不断扩大，社会“碎片化”、“原子化”趋势增强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更需要社会管理主体之间和全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共同合作。良好的信息资本则促进和扩大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彼此认同和良好合作，有助于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心理基础。

(二)“互惠规范”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保障

规范和秩序是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要素。“互惠规范”作为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之一，能增强社会协同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为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社会规范是历史形成或规定的行为与活动的标准，规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调节、选择、评价、稳定、过滤、规范、约束等一系列的社会治理功能。它反映一个在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共同的价值体系，表现为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理想信念、行为习惯等，是由公民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而制定的规范，是一种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的秩序，具有约束和调节社会成员行为，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功能。目前，社会管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社会新阶层不断涌现，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协同治理就必须凭借不同的社会规范形式约束各社会治理主体的行为，及时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没有良好的社会规范，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效应。

(三)“社会网络”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平台

“关系网络”也即社会网络，是社会行动者及其之间关系的集合，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规范信息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多功能组织、公民参与，以及权威关系、信任关系等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它可以连接不同的群体、族群和各类利益集团，能使利益偏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各方尊重彼此的关切，并通过平等协商并加以解决，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它还能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形成沟通合作的管道，增进和扩大彼此互信，为社会实现协同治理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它既能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种渠道，促进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社会协同治理创造“善治”空间;又能促进合作、团结、民主等公民精神的培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升整个社会协同治理效能。[5]

二、社会资本缺陷:社会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资本呈现出了一些诸如契约关系、法人组织、民间组织等形式的现代元素。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特性，当前我国社会资本无论是存量还是结构都存在不少缺陷，制约着社会管理中协同治理的实现。

(一)社会普遍信任严重缺失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是任何普通社会个体之间的彼此信任，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当前，社会普遍信任资本的严重缺失，导致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心理基础十分薄弱。首先，从我国现有社会资本的来源与结构来看，由于根植于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宗法制度”等为生存根基的传统社会土壤，传统社会资本占绝对比例，人与人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血缘”、“宗族”、“亲朋”之间，而社会系统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严重不足。其次，中国式“小圈子”、“小集团”、“小群体”不断涌现，社会分歧不断扩大，导致普遍信任难以形成，使社会协同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6]最后，在现代市场化进程中，整个社会的趋利性增强，一些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中的逐利主体，再加上一些市场主体的不法趋利行为，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危机、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社会信任危机频发。尤其是逐利行为使地方政府服务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十分淡薄，甚至与民争利，官民关系紧张，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政府公信力的大幅下降，公众和社会的忠诚心理日渐缺失，给公民认同的形成和公 10 共制度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二)正式规范资本先天不足

从我国传统社会来看，过于强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而对于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则往往被忽视，“人情法则”成为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源交换的重要指导原则，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缺乏，“家族式”管理、“人情”和“人治”色彩浓厚，正式规范和法律法规不健全，人们行为不能受到规范有效的制度约束，导致特权主义、官员腐败、集体失灵、民主缺位、约束乏力，以言代法、用权压法、拘私枉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公民个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其地位作用、权责范围、运行规则等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等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些政府组织表现出强烈的威权主义思想，公共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凭借其行政权力过多干经济领域的微观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挤压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空间，导致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主体单

一、效能低下，公平正义理念缺失，社会矛盾冲突增多，利益关系调和难度加大，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致使社会协同治理难以实现。

(三)公民参与网络极不健全

健康完善的参与网络，是现代资本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主要载体。然而中国式参与网络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宗族观念以地缘、学缘基础之上的，“人情”和“面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社会资本所倡导的建立在社会普遍信任基础上的参与网络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出明显的先赋性、封闭性和同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缺乏，不具有普遍的、整体的社会特征，极易形成家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利益集团。再加上“‘官本位’意识使政府习惯于凌驾在社会之上、企业之上、人民之上，而难以把自己摆在‘服务者’、‘合作者’的位置”[7]，导致“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社区共同体”等发育迟缓，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缺乏现代公共治理理念所倡导的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以及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育的制度环境，缺乏社会中间组织作为信息交换器、缓冲器和平衡器”[8]，致使社会协同治理赖以实现的组织网络与运行机制极不健全。如，作为公民参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的民间组织，在我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能力度偏小，种类偏少，其中有很大部分均带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即由政府创建或受政府的主导，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发展极不规范，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公共精神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也直接制约着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利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于社会协同治理。

(四)公共精神尚未形成

公共精神表现为以改善公共生活和建构公共秩序为目的的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社会制度和行为品格。它以普遍信任关系和公共责任意识为核心内容，包括信任、宽容、合作、共融、监督等基本要素，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特质与精神境界。由于我国传统社会资本主要源于“宗族关系”、“血缘关系”或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小规模、高同质的网络结构中，导致人们对公共精神关注的狭隘视野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表现出狭隘的“私利”意识，在有利于自身利益面前表现过度的个人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丝毫不尊重和包容他人的平等权利，甚至疯狂无序地争夺和占有公共利益;而在公共利益面前，则缺乏一种参与合作、乐于奉献的精神气度和价值取向，公共责任感淡化，尤其在不利于自己的利益面前表现出强烈的 11 不合作的敌对意识和攻击性，甚至做出有悖道德伦理或法律法规的过激行为。公共精神的缺失，使社会难以形成协同治理的社会土壤和生态条件。

三、社会资本优化:社会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优质的社会资本是社会协同治理得以实现以及维持的基础与纽带，也是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在中国语境下，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提升优质社会资本存量，有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夯实社会协同治理心理基础:培育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

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对一个秩序优良的公民社会来说，公共精神、公民认同的存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若无最低限度的公民认同，公民社会的机构或制度就不可能运作。[9]公共精神以公共利益为基础，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相互信任与尊重、公共责任感、参与合作精神、互利共赢意识、制度规范意识等，其实质内容在于公共责任意识和互惠合作精神，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表征。它具有促成社会构成各要素增进信任合作的重要作用，其强弱程度体现着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之间心理认同、信任合作、平等互利的水平。社会认同在于公民的普遍信任。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首要前提，在于各个相对独立协同主体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与合作意愿，这有赖于社会资本中公共精神和社会认同的培育。一要增强社会各类构成要素间利益的同构性，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培育共用精神和公民认同的基础，也是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信任合作的基础和目的。要从公共性的价值理性出发，在政府进行适当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中，合法反映各个协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不断培育和扩大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协同主体的利益交汇点，增强相互间利益需求的一致性，形成与公共利益方向一致的发展目标并产生有效的协同行为。尤其是政府应强化其公共性，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满足社会需求来维系自身的合法性。二要构筑和拓展公共领域，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中塑造主体意识、民主理念、法治思维以及公共责任感、规则意识和义务观念，培育和强化各方共同推祟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消除彼此隔膜和分歧，形成具有广泛认同感的公共精神。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核心，以公共和谐文化建设为主要载体，以新型公共伦理精神为软驱，大力培育主流公共价值观，培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这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伦理自觉和道德自律。尤其是各级政府组织应以强化以人为本思想和公共服务意识为价值取向，加强以民主、法治、公正、责任为核心元素的新型行政伦理建设，促使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消除一味推崇的地位和特权思想，以“责任本位”取代“权力本位”，真正树立道德自律、行政为民、法治行政、公正清廉的良好形象。

(二)培育社会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非国家或非政府的公民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性社团、协会、利益集体以及公民自发组织。它具有培育和维系社会信任、创造和执行社会规范、构筑和维持公民参与网络等功能，既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也是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推力。规范和发展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带，并能为多元社会中群众利益表达和社会参与提供重要平台，有效协调社会多元利益、化解社会冲突、12 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社会认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且在社会管理中已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协同治理的需求，发展明显滞后，而且发展很不成熟，公共性和独立性较差，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极弱，内部管理松弛，规范性水平和社会认同度不高，还不能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要尽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重点要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和政资分开，从制度层面界定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权责范围和法律责任，防止政府直接干预和插手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和事务活动，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保障，增强其的独立性特别是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二要应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独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消除对政府的依附思维，着力在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培育功能优势和提升素质能力与社会信誉上下功夫，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知识、技术等优势为社会服务，不断增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以“有为”在社会生活中求“有位”。三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公益慈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城乡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四要改进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政府应处理好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既不直接干涉其内部微观管理，但又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为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保证其功能和优势在社会管理中的有效发挥，形成以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等为主体的多元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移提供有效的承接载体，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协同化。

(三)规范社会协同治理主体权责边界:扩大互惠规范合作

社会协同治理的前提是适度分权和民主，并予以法制规范，即建立互惠合作规则。加强互惠规范社会资本建设，从制度层面规范社会协同治理各类主体的行为边界，确立协同者的法律地位、权责范围、运作规则、合作途径等，依法保护各类协同主体的权利，促进互惠平等合作，是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保证。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规范政府行为，真正约束好“看得见的手”。一方面，要确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的政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主义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奉行“权力本位、政府本位”的权威主义治理理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全能政府”、“无限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成为社会唯一的权力中心，管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出现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导致许多社会问题，也造成其他社会协同主体弱化、边缘化或发育不良，极不利于社会的有效协同治理。为此，必须深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加快政府职能真正转变，尽快由权力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尤其政府应自觉从公共价值理性出发，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层级优化、社区自治等方式，加大经济性和行政性放权，主动让渡部分权力给地方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提升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感和合作治理能力，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互惠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要在司法和行政框架中明确各类社会协同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和运作规则，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协同合作治理的能力。既要赋予各类社会组织法律应有的充分权力，确保治理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自由，也要以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社会理性规范社会组织。[10]三要建立健全依法管理、监督各类社会协同主体权责行为的政策法规。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协同主体，可能会出现为自身利益而滥用公权力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必须推行协同主体行为监督法治化，为规范社会协同主体行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3 以实现更有效地社会协同。

(四)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构建参与合作机制

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除了有赖于丰富信任资本、参与主体多元、互惠制度规范外，还必须拓展多元规范的参与网络及其深度融合的机制协同。一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协同治理组织机制。协同治理组织中，必须坚持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政治基础。“既要加强党对社会协同治理的领导，„„，又要建立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直接联系，形成以政府为主干、非政府组织和村(居)委会为纽带、私人部门为基础的协同治理网络”[11]，不断提高社会协同治理组织化水平。二要建立协同治理主体间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协商民主，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协同治理主体凝聚共识、增进互信、互惠合作、有效协同的重要方式和工作机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应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沟通与合作，不断丰富和发展诸如民主恳谈等协商民主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尤其要健全使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机制，让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民众之间围绕社会公共事务开展平等、自由、公开的沟通和协商，不断提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决策的参与度、知情度，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良好协同治理的新机制;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三要建立协同主体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信息网络是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在社会协同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加强信息化建设，尤其要发展电子政务和各类现代媒介，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等协同主体共享信息资源、不断增进互信、实现深度协同提供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四要强化协同治理主体行为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社会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以及质询、问责、公示听证、信访调解等工作制度，强化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协同治理主体行为，防止协同负效应，增强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同时，要健全社会协同主体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机制，让协同治理主体始终以维护和扩大公共利益为基点实现新的更有效的协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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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完善高效粉尘治理工艺体系

完善粉尘治理体系 实施矿井清洁化生产

山能肥矿集团梁宝寺能源公司

完善粉尘治理体系 实施矿井清洁化生产

梁宝寺能源公司是肥矿集团主力矿井，位于嘉祥县梁宝寺镇境内，东南距嘉祥县城20公里，井田东西宽约9公里，南北长约11公里，面积约95平方公里。矿井于2006年1月正式投产，设计生产能力180万吨/年，2010年省局核定生产能力300万吨/年。2013年通风能力核定为343.3万吨/年。矿井为立井多水平分区式开拓。矿井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方式。

所开采的煤层具有爆炸危险性，爆炸指数为37.55%，三层煤为二类自燃煤层。2012年矿井瓦斯等级鉴定为瓦斯矿井。

近几年来先后获得‚一通三防安全示范矿井‛、‚安全程度评估A级矿井‛、‚山东省煤矿瓦斯治理示范矿井‛、‚特级安全高效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一级矿井‛、‚安全生产‘双基’建设先进单位‛、‚中国最美矿山‛等荣誉称号。

多年来，梁宝寺公司始终把实现矿井安全发展和维护职工职业安全健康放在首要位置，按照建设本质安全矿井的要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粉尘治理指导思想，执行‚革、水、风、密、护、管、教、查‛八字防尘方针，落实‚5.6.7.8.9‛综合防尘措施，全方位开启清洁化生产使命行动，全过程打造职业安全健康良心工程，不断健全完善职业安全健康体系，持续提升矿井安全保障能力，极大改善了现场作业条件和环境，保障了矿井安全生产和职工身心健康。在粉尘治理方面，主要做法和体会是：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结构，完善综合防尘管理体系 矿井粉尘治理是一项动态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矿井各个方面的工作，既需要硬件进行治理，更需要软件予以支持，建立一套完善 的综合防尘管理体系，是治理粉尘的必由之路，是确保防尘全过程管控、全方位治理的关键之举，是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有力支撑。

（一）健全机构，明确责任。公司成立以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为组长，以分管副总经理、安监处长为副组长，分管副总工程师、调度室分管主任、通防技术科分管科长、安监处分管处长为成员的防尘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粉尘防治规划与计划、机构设置、职责分工、经费筹备、措施落实等工作。成立矿井综合防尘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通防技术科，负责矿井划定粉尘管辖责任区域、执行防尘各项制度，落实各级防尘措施等工作。在矿通防区设置专职防尘队伍，配足防尘专业人员。健全完善综合防尘责任制和追究制，防尘做到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形成了分级负责、责任明确、相互协调配合的组织管理体系，保证了矿井防尘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明确理念，提升职工防尘意识

抓好矿井综合防尘工作，必须让职工理念上高度明确，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自觉配合，为此我们明确提出‚眼看无粉，手摸无尘‛和‚职业健康和生命安全同等重要‛两个防治粉尘理念，利用各种学习时间对职工进行灌输讲解，让职工入脑入心。教育职工摒弃 “不发生事故、不出现伤残就是安全生产”的传统安全意识；坚定 “职业健康一定能抓好、尘肺病一定能消除”的信心；树立 “开采光明的人必须享受光明”的信念，将防治粉尘做为‚良心工程、道德工程‛来抓、来做，形成了自我加压、珍惜生命，自我超越、互保健康的安全生产氛围。

（三）完善制度，防尘工作有章可循

为从根本上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梁宝寺公司针对矿井实际特点，及时修订出台《职业危害防治规定》、《职业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综合防尘管理制度》、《矿井综合防尘措施》、《矿井综合防尘实施细则》、《煤层注水实施细则》等各项粉尘防治制度，将粉尘防治工作融入到安全隐患闭环管控系统中，所有检查人员下井均携带检查菜单，按照菜单内容进行检查，限定整改时间，录入闭环管控系统，一旦所检查的防尘问题没有按期整改，根据系统要求自动逐级升级到公司领导，并根据升级情况对区队加倍升级考核，直至问题得以整改。

（四）落实责任，杜绝防尘管理盲区

矿井综合防尘涉及到矿井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角落，只有全区域、全方位、全过程覆盖，才能真正实现矿井清洁化。我们制定并落实了从董事长、总经理到每一个岗位员工防尘责任制，从党群行政部门、经营管理部门、后勤保障部门至所有采掘辅助单位均制定了部门防尘责任制，由防尘领导小组对上述人员和部门每月考核一次。将井下所有区域按照生产辅助单位性质和职能划分了各自防尘管辖区域，从采掘工作地点到采区巷道止至矿井所有巷道均落实防尘自治区域责任单位，实现矿井防尘无缝隙对接。由调度室组织有关人员每月三次对生产辅助单位防尘管辖区域进行检查，月底进行评比，奖优罚劣。实现了防尘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区域、全方位覆盖，杜绝了管理盲区。

（五）强化培训，夯实现场防尘基础

梁宝寺公司建立了矿井综合防尘工作标准156项，管理标准120项，技术标准182项，并发放了《矿井综合防尘宣传册》。利用安全

文化培训学院对职工进行全员培训；利用月度安全教育大课以职工大会形式进行月度培训；利用技术学习时间对职工进行专业培训；利用班前班后会时间对职工进行岗前和岗后培训。使职工班前心想防尘，班中落实防尘，班后总结防尘，逐步夯实了矿井综合防尘工作基础。

二、保证投入，提升科技，增强矿井粉尘治理保障能力 加大专项资金投入，改善职工作业环境，提升矿井科技含量，是矿井防尘防治的有效举措。近年来，梁宝寺公司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工艺，加大投入使用新装备，不断增强矿井综合防尘保障能力。

（一）专款专用，设备设施投入到位。

矿井每年编制安全费用计划，将综合防尘经费列入安全费用计划，作为专项资金管理，实行专款专用，明确落实资金、时间和责任人，保证了矿井防尘设备设施的到货，并落实有关部门按时使用，有效改善了职工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近两年，矿井防尘经费投入共计620万元，新上装备项目有：防尘系统改造、封闭式除尘装置、喷淋降尘系统、水射流除尘风机、电动除尘风机、高压多功能自动喷雾装置、智能定位喷雾除尘控制系统、粉尘浓度超限自动喷雾装置、随机喷雾、粉尘在线监测等防尘设备设施。

（二）科技攻关，技术保障到位

梁宝寺公司成立总工程师任组长的科技研发领导小组，由通防副总任组长，成立矿井防尘科研攻关小组，针对现场出现的各类防尘技术难题进行攻关，由攻关小组进行研究，按照‚技术可行‘安全可靠、经济适用、方便操作‛的要求，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和治理措施。现场出现技术难题，由攻关小组盯靠处理，并进一

步改进提升。近几年，在一通三防方面累计取得创新管理成果30余项；公司以上级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成果（小改小革）120余项；多项成果获山东省煤炭工业局以上科技进步奖及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奖，其中《深厚煤层防灭火融合技术研究》获中国煤炭行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梁宝寺井田瓦斯地质研究》和《通防定向防控技术》获中国煤炭行业科技进步三等奖，其中《深井采掘工作面无尘化建设关键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实施工程技术人员下基层现场服务工程，做到查找问题到位，技术服务到位，措施落实到位。切实解决了在防治粉尘方面遇到的各类问题。

（三）完善系统，措施保障到位。

一是健全完善防尘系统，全矿所有通风行人巷道均设置防尘管路，大巷、采区巷道、采掘工作面和胶带运输巷三通阀门按规定设置齐全；矿井、采区进、回风巷安设红外线自动净化水幕、气动喷雾装置；；所有转载点均安设完善的喷雾装置，胶带巷转载点全部撞杆式自动洒水降尘，皮带转载点设置封闭式防尘罩；装载粉状材料的矿车一律使用封闭防尘罩采掘工作面回风巷、胶带运输巷等地点安装捕尘门，与风流净化水幕联合使用；采掘工作面、皮带运输巷落实‚5、6、7、8‛综合防尘措施，有效降低了煤矸在破、装、运支、处等各环节的粉尘浓度。

（四）专业测定，环境监测到位

公司配备专职粉尘检测队伍，配足专业检测设备，每半月对矿井所有作业地点进行环境监测一次，并根据测定结果及时提出防治措施；利用粉尘在线监测系统，对井下重点产尘地点进行监控，根据现场粉尘浓度及时洒水降尘；每三个月对采、掘（剥）工作面工班个体呼吸性粉尘监测测定一次，每6个月对其他工作面或作业场

所测定1次；粉尘中游离SiO2含量，每6个月测定1次，在变更工作面时也必须测定1次；粉尘分散度每6个月测定1次；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每半年井下作业环境进行监测评价一次。并根据监测的情况及时采取治理措施，确保职工作业环境符合职业健康要求。

（五）强化劳保，个体防护到位

公司设立劳动防护用品专项资金，每年投入500余万元，购置100多个工种、60余类劳动防护用品，个人使用配置率达100％。认真执行个体防护用品专人管理制度，基层单位均配备了兼职或专职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员，负责领取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建立职工劳动防护用品领用卡和发放领用台账，严格按照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办法和配备标准，及时足额向职工配发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严把劳保用品质量，不合格的坚决予以退回。利用班前班后会引导督促其坚持正确规范使用。对防护面具、安全带、防尘口罩和自救器等防护用品，从护品功能、注意事项、维护保管等方面进行培训，保证了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

三、完善治理工艺，丰富治理手段，保证治理效果

粉尘治理关键在源头，只要从源头上采区措施，就抓住矿井防尘的牛鼻子，为此不断完善粉尘治理工艺，丰富治理手段，并达到预期效果。

（一）实施‚未采先注、未掘先注‛工艺，保障源头减尘

1、采煤工作面在回采前必须先完成煤层注水系统，否则不得进行生产。采煤工作面煤层注水分两步走。第一步开采前切眼内静压注水：工作面切眼内注水孔采用3花布置，孔径：Φ42mm，眼距2米，孔深3-5米，10个孔为一组，每组10m，第一组钻孔距工作面上端头10米，组与组间隔10米。经注水后采样化验分析，煤体内

水分达到4%以上时方可进行回采。第二步回采期间，采用两巷长壁深孔脉冲动压、静压注水。孔径：Φ42mm，眼距20米，孔深工作面面长的一半略少3～5米，第一组钻孔距工作面煤壁40米，实行静压注水；距煤壁200米左右采用脉冲动压注水，确保经注水后煤体内水分达到4%以上。

2、煤巷掘进工作面在掘进前同样必须落实煤层注水措施，否则不得掘进。掘进工作面采用工作面短壁快速注水和后部巷道静压煤层注水方式。短壁快速注水孔布置在煤层中部，孔深不小于2.4m，孔距不大于1.2m，孔径不小于28mm。后部巷道静压煤层注水布置在煤层中部，孔深不小于22m，孔距3～5米m，孔径不小于108mm。

严格按照《煤体注水实施细则》规定，将注水成效纳入对施工单位和安监员的考核，不注不采、不注不掘，不注水就按“三违”进行处罚。通过落实煤体注水措施，作业现场粉尘得到有效抑制。

（二）实施‚防尘喷雾三结合‛降尘工艺，确保破装过程降尘

1、采煤工作面采煤机割煤、移架、放煤是治理粉尘的三个关键环节，从这三个环节入手采取喷雾降尘工艺，实现‚三个结合‛：机组割煤内外喷雾和二次负压喷雾相结合；支架移动架间喷雾和与工作面随机喷雾相结合；放煤口放煤喷雾与手动喷雾相结合。严格执行 ‚先喷后割、先喷后移、先喷后放‛防尘三原则，凡是未按照‚三结合、三原则‛的，一律按违章论处。

2、掘进工作面同样实施‚三结合‛降尘工艺：综掘机割煤内外喷雾与长压短抽混合式高效综掘除尘风机联动相结合；放炮时远程喷雾与水炮泥使用相结合；扒装联动喷雾与回风喷雾相结合。严格执行‚无喷不割、无喷不放、无喷不扒‛三原则，凡是未按照‚三结合、三原则‛的，一律按违章论处。

（三）实施‚巷道捕尘、运输自喷、转载封闭‛减尘工艺，保证运煤过程降尘

在所有皮带运输巷道，均安设捕尘门与喷雾联动，及时捕捉巷道中流动的浮尘；每隔300米安设一道皮带撞杆自动喷雾，喷湿皮带动煤；所有运煤转载点、卸载点、装载点、煤仓口均采用全封闭或半封闭喷雾进行减尘；采区回风巷、总回风巷安装能封闭巷道全断面的净化水幕、旋转喷雾进行捕尘和减尘。

（四）落实‚定期洒水、区域自治‛除尘工艺，杜绝巷道积尘 公司严格执行巷道冲尘制度，采煤工作面架间每班至少冲尘两次，转载机道每班至少冲尘一次，工作面回风巷每天至少冲尘一次，工作面进风顺槽每3天至少冲尘一次；掘进工作面迎头200米范围内每班至少冲尘一次，后部巷道每天至少冲尘一次；其它巷道由7个辅助单位承担，划分各自冲尘责任区域，实行区域自治，自己安排巷道冲尘，由调度室组织每10天全面检查一次，每月评比一次。切实杜绝了巷道煤尘堆积，净化了井下作业环境。

（五）积极推广防尘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防尘效果

1、进风大巷、采区进风巷、采煤工作面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后部巷道安设红外线自动喷雾。

2、各转载卸载点设置撞杆自动喷雾，皮带巷设置自动撞杆式喷雾。

3、综放（采）工作面采用以下新技术、新工艺：

（1）采用动静压相结合的煤体注水新技术，即在动压区采用静压注水方式，静压区采用动压注水方式。

（2）使用综放工作面智能定位喷雾除尘控制系统。（3）使用随机喷雾系统。

（4）使用粉尘在线监测系统。（5）水电联动二次负压降尘器。

4、综掘工作面采用以下新技术、新工艺：

（1）采用综掘机外喷雾降尘装置的优化设计新技术，该技术保证了在截割头割煤时，可使喷嘴形成的喷雾场能有效包围截割头产尘源，做到第一时间降尘，提高了降尘效率。

（2）使用综掘工作面快速注水新工艺。

（3）综掘工作面推广使用长压短抽通风除尘风流净化系统。（4）应用高效湿式旋流除尘风机新装置。

5、装备了高性能粉尘化验室，配备了直读式测尘仪。井下安设了粉尘传感器，实现了井下作业环境有效检测。

通过落实上述治理措施、手段和工艺，从建矿至今没有出现一例煤肺或尘肺病，作业环境得以改善，职工出勤有了明显保证，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高，有力促进和稳定了矿井安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