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学习心得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显著优势，以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基本任务。通过个人自学和集中学习，更加牢固树立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下面，根据理论中心组学习研讨安排，简单谈以下两点认识。
一要带头加强学习，学懂弄通精神内涵，在学习中提升认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古人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在学习中我们可以知道，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治理国家中显现了诸多的优势。一是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比如在十九大中提出的要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不断净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约束党员的一言一行，为权力扎紧制度的牢笼，显现出制度的优势。二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亲眼见证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幸福了，这就是检验一个制度好坏的标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中国的发展的。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上走心、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领会深刻内涵，着力深学深悟“中国之治”的新成就、新愿景、新要求。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全面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为契机，讲政治、提素质、强本领，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依纪依法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制度执行，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坚持和巩固制度、完善和发展制度、遵守和执行制度三个方面对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针对性、指导性，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在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用总书记讲话精神武装头脑的基础上，做好理论指导实践文章，做到知行合一。
要持续筑牢制度执行的思想根基，自觉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坚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优秀共产党员看齐，经常对标对表，严格自我约束，加强自律意识，自觉模范遵守党的章程和党纪法规，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切实做到强化责任担当。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离不开责任担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公司党委成员、分管领导，要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学习、全面领会，确保先学一步、学深一层。要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公司高质量发展上来，认真履行职责，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公司各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带头维护纪律规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带头严格执行党委的规定要求，讲政治、守规矩、做表率。
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切实防止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宽严失度等问题的发生，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要构建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把制度执行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程，坚决杜绝制度执行上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坚绝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的行为，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第二篇：建立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体系
0090948 吴水兴
关键字：税收司法体系建设税收司法框架
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税收参与社会分配，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是以司法武器作后盾。税收司法体系是否科学严密，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税收立法能否实施、税收执法能否保障。税收司法除具有司法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税收法治和税法运行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税收法治的重要内容和税法运行的重要环节。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我关于税收司法的框架及收税司法体系完善的意义：一是结合我国税收司法体系的现状，分析我国税收司法体系司法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二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税收司法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三是提出了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司法体系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税收司法体系的概念及纵横关系，亮明了本文的观点。
一、建立严密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已广泛介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处于各种利益分配的焦点上，偷税与反偷税、抗税与反抗税、骗税与反骗税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为了打击偷、抗、骗税犯罪活动，监督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实施，严明执法纪律，各地税务机关纷纷将司法工具引入征管内容，成立了税务检察室、税务公安派出所、税务法庭等，出现了税收司法保卫机构，司法手段开始直接参与社会分配。
(一)我国税收司法组织的现状
当前我国税收司法组织还在摸索阶段，主要是税收司法保卫组织，分直接的税收司法保卫组织和间接税收司法保卫组织，有：税务检察室、公安局税务派出所、人民法院驻税务法庭、审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行使有限的检察、侦察、审判、调解、仲裁、提供法律帮助和涉税法律服务。依照税收司法工作要求，这些涉税组织从形式到业务内容，多数不很规范，无立法基础，又无法律授权的合法依据。具体表现：
一是组建机构无法律依据。这些来自自发行动的税收司法组织，并不为政府所重视，大部分机构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社会权威小，法律效力不够强。
二是不统一，不协调，形式单一。目前我省至上而下设有税务公安联合打击 打击偷抗税办公室，而税务检察、税务法庭、税务警察及相连的社会涉税司法中介机构则很少，税务与公安虽然有了联络办公室，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税务侦察的力度，而税务执行、税务检察、税务审判、税务律师、税务仲裁、税务调解等环节则没有跟上。
三是不规范。目前的税收司法组织均为税务部门与公检法机关联合办公，并以公检法为主，分别为两家的内设机构，没有社会独立性，执行权力不平衡。同时，办案人员和办案地点不稳定，执法工具少。
四是权限有限。现有的税收司法组织所行使的职责少，主要的业务工作还在主管部门，刑事权力则更少，不具备对付涉税犯罪分子的必要条件。
五是涉税司法中介服务太薄弱。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纠纷或多或少涉及税收，而当前涉税纠纷的诉讼，调解、仲裁、咨询等法律服务职业里，并不是税务方面的专家所从事，同时面临其他形式中中介机构的排挤。
尽管如此，这些税收司法保卫机构还是为维护税收秩序做了大量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这些税收司法组织年平均受理涉税违法案件在万件以上，平均为国家挽回税款均在3亿元以上，由此可见，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税收司法体系。
（二）建立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
1、税收司法体系是国家机器在社会分配过程中的直接运用。税收的强制性作为税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强制性之所以作为税收的首要特征，根本原因在于税收及这种分配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直接依据，用以满足国家意志，并在分配受到侵犯时，其中司法一部分机器逐步参与税收这种特殊分配形式，将法律制裁工具直接运用分配过程，用以保护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
2、税收司法体系是社会主义税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税收法制体系，应由三部分组成：健全的税法体系、严格的税收执法体系和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税收司法保卫工作长期以来被以为是公检法职责，
第三篇：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公共安全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公众所享有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社会公众从事正常的生活、学习、生产所必须的安全环境，它包括人身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财产安全等内容。而公共安全体系就是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的、意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确保社会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它包括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机制、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社会治安防控体制、应急管理体制等内容。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公共安全事故多发，进一步加强与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对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公共安全问题、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十二五”规划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抑制公共安全问题的发生，降低突发公共安全事故给广大公众带来的损失；有利于树立政府形象，巩固执政基础；有利于满足广大公众的公共安全需要，突出“民生”二字，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一、我国公共安全体系目前存在的缺陷与问题
当前，我国虽已建立了公共安全体系，但仍不健全不完善，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安全管理体制不健全，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履行不到位。我国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不到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体制，公共安全管理体制运转不顺畅。
2.公共安全体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不相适应，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强的公共安全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新领域、新形式、新种类的公共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如网络信息安全、手机信息安全等，广大群众对公共安全的需求日益增强，并且呈现出了多样化、新型化和个性化的趋势，而我国当前的公共安全体系，无论在体系内容设计上，还是在资金投入上，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以政府在公共安全投资比例较高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每万名职工所拥有的政府安全监管员不足1人，而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比例约为1.5人，英国则达到了4.5人。
3.公共安全规划缺失。公共安全不是一个独立的话题，从产品属性上来看，公共安全属于公共产品，是一项公用事业。公共安全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理应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而当前我国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往往注重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忽视了公共安全发展规划的制定，没有把公共安全发展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对公共安全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一些经济指标。
4.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淡薄。从政府来看，大多从事公共安全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是被动工作，没有积极主动地去分析社会的安全隐患，没有认真去总结经验教训，只是将其作为程序性的日常工作。从市场来看，许多市场主体在面对巨额经济利益时都铤而走险，为了利益忽视了安全，从而酿成严重的后果，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伤害，如三鹿奶粉事件等。从社会来看，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并且公众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狭窄的公共安全层面。
5.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的态度上，重处理，轻防范。目前，我国政府在对待公共安全问题的态度上大多抱着侥幸心理，对问题的发生疏于防范，都是等着问题出现后才匆忙采取措施处理，如2008年南方突发雨雪冰冻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损失，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对待公共安全问题上轻于防范，重在治理。
6.责任追究不到位。近年来，我国在对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处理上都追究了相应责任人的责任，都有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撤职的情况出现，但责任追究不到位，被追究者很快就能在别处“东山再起”。这些官员究竟是否应该重新“复出”，我们不作具体分析，但这却反映出我们的问责制起不到应有作用。
二、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的措施与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各地纷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如浙江的“义乌模式”和“柯桥经验”，上海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分级管理体制等，综合起来看，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共安全体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加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职能，构建公共安全管理体系。我国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职能，构建完善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2.加大政府对公共安全的投入，实现公共安全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公共安全需要，我国政府必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设立公共安全专项基金，加大政府对公共安全领域的投入，加强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公共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改善公共安全管理环境，实现公共安全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3.建立公共安全规划机制，编制公共安全状况白皮书，把公共安全提升到战略地位。公共安全既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实现公共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将公共安全纳入
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也要制定公共安全规划。在以后的“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都要详细规定公共安全规划。为把公共安全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地位，我们还应当编制国家公共安全状况白皮书，详细说明我国公共安全的现状、以后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等。
4.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和培训，塑造公共安全文化环境。当前，我们全社会的公共安全意识淡薄，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我国公共安全教育落后，大多都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性教育，没有形成良好的公共安全文化环境。对此，我们不仅要培养专业性的公共安全管理人才，还要在全社会加强公共安全培训，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在培训方式上，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而言，要分批分段组织他们到各大高校或其他科研机构接受课堂培训，提高他们的公共安全管理意识；对广大社会公众而言，政府应积极通过社会宣传、社会演习、定期不定期的公共安全讲座等方法，提高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在培训内容上，力争涉及公共安全的方方面面，涉及各个领域，如食品、药品、自然灾害等。
5.建立公共安全预防机制，防范与治理并重。以往，我们对公共安全问题的一贯态度是“轻防范、重治理”，事前不认真防范，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事故带来的损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日后的问题处理上，效果事倍功半。为此，要建立健全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和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把主要公共安全资源投入到事前监督检查上，尽量杜绝人为的公共安全事故，尽量降低自然安全事故所带来的损失，做到重防范；事后，采取科学措施，制定科学的处理方案，做到重治理。
6.建立并完善公共安全的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虽说已是事后处理，但对于减少部分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损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要明确相关责任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使其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起到警示作用。同时，让他们签订“目标责任书”，为日后的问责提供依据。其次，从制度和技术上进行改进，扎实落实问责制，真正做到“谁主管、谁负责”，出现什么问题就承担什么责任。第三，建立责任连带制度，即不仅追究相关责任者的责任，还要对徇私枉法、姑息养奸、收受贿赂的责任人追究连带责任，并追究违法违规重新起用责任者的领导的责任，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不问责或问责过轻的责任追究不到位问题。第四，建立问责监督机制。要使问责制真正起到作用，就必须监督到位，不仅要建立政府机构内部监督举报机制，还要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监督机构，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网络的力量，使广大公民都参与进来，真正发挥问责制的作用。
第四篇：建立和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对策研究
建立和完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对策研究
郑振沂
摘 要：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逐步建立规范、健全的地方税体系是实行分税制的根本保证。从目前我国现行的地方税体系的运行情况看，虽然发挥了积极的功效,但仍远远不能适应完善的分税制的要求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在对现行地方税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改革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对策。
关键词：地方税体系问题完善对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税制是处理和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必然选择，分税制的关键就是按照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设立中央和地方各自的税收体系，以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行使其职能。1994年分税制改革，初步确立了较为完善的中央税体系。同时，我国在体制上相对固定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这标志着我国地方税体系的初步确立。分税制改革十多年来，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地方税的收入总量不断增长，地方税专门征收机构的设置提高了地方税征收管理的效率，地方聚财理财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当时分税制的改革是在保留既得利益的条件下进行的，过多考虑了中央集权的需要，使得地方税体系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现行地方税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改革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对策。
一、我国现行地方税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权划分不科学，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分税制，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过于集中。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虽然为调动地方积极性也赋予了地方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总的看，地方税收法规制定权、解释权、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减免税权等都集中在中央。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税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样一种过度集中型的税收管理模式，一方面由于过多地考虑了中央利益，削弱了地方政府开辟税源、组织收入的能力，税权和事权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要么财力不济无所作为，要么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非税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由此造成基金、收费迅速膨胀。另一方面也很难符合我国各地复杂的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情况，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和因地制宜处理当地的税收经济问题。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不利于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组织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因缺乏必要的税收管理权而无法灵活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地区经济；税权过分集中使地方政府求助于收费的形式来筹集收入，扰乱了分配秩序，不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分配行为。
(二)地方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稳定的主体税种
现行地方税体系税种庞杂，与地方收入有关的税种有：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筵席税、遗产赠与税(尚未开征)。其中营业税占38%，企业所得税占19%，城建税占10%，个人所得税占6%，农牧业税所占比重为10%，财产税的比重为7%，其他税约占10%。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地方税以营业税和地方企 1
业所得税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我国税种划分标准相互重叠，杂乱无序，在营业税、所得税中都有部分本属地方固定收入的税收划归中央，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而且，随着增值税税制的改革，如果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企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营业税的税基会随之减少，收入占地方税收的比重也会下降。另一方面，按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做法本身就不合理，不利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由于企业所得税涉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地区间投资等重大问题，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均将其划分为中央税。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也应划为中央税。作为过渡，中央己从2002年1月1日起，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地方所得税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因此，现行地方税体系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有效的主体税种。地方税体系缺少主体税种，一是造成地方税收入不稳定。二是使地方税收入规模难以增长，收入总量上与地方政府应行使权力的需要相差悬殊，造成地方财政困难，直接诱发各种各样的地方收费。三是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自主调控经济的能力，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三)地方税制改革滞后，与我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近年来税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中央税，对地方税制的改革力度不大。导致现行地方税制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税种内容老化，税负偏低。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暂行条例都是1988年以前制定的，这些税种不仅在征收范围、计税依据、税率、征管办法等方面都己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税负也明显偏低；二是内外税制不统一，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税收负担不公平，不利于与国际税制接轨。如对房产、土地、车船的征税，内资企业征收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外资企业征收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三是应开征的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税种未开征。
（四）地方税收入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地方财政的基本需要
适度的地方税收入规模是分税制体制顺利实施的基本保证,只有当地方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优势地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较大部分时,才能够保证分税制体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从现实情况看,尽管我国的地方税收入在全国税收总额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但满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程度并不高,这说明我国的地方税收入规模偏低,既不符合分税制体制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现实的支出需要,不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实现其职能。据调查，全国地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地方税收入，从静态特征看：一是从总量上看地方税呈明显的收入规模偏小的特征；二是地方税级配比过小，共享税成为地方税收入支柱；三是地方税收入占地方财力比重小，地方税的财政功能日趋弱化。从动态特征看，地方税收入则表现为增幅波动大，缺乏稳定性；地方税级收入日渐萎缩，收入弹性较弱。由于地方税收入规模过小，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投入很少，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税源建设带来了潜在的影响，而且直接诱发地方政府的各种收费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分配秩序。
（五）地方税收征管不规范，法律体系不健全
首先，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税收征管范围划分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一是按税种划分的收入分配体制执行不到位；二是税收归属与征收管理权不统一；三是税收征管工作相互配合不密切；四是税收征管操作程序不规范。国税局和地税局之间在征收管理的具体操作上极易发生互不协调的问题，在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管理、税款征收、纳税核查等日常的税收征管工作中出现了互相扯皮、拆台和争执，使纳税人无所适从，既影响分税制的正
常运行，也制约了地方税的管理作用；五是政策不规范。既造成征收范围的交叉和重叠，导致国税、地税征管工作的矛盾和困难，又形成税负不平等、税款流失、收入混库等问题。其次，地方税法律体系不健全。一是税收法律级次低，削弱了税收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性。二是部分税收实体法的修改完善工作滞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三是地方税收工作缺乏司法保障。由于地方税务机关负责管理的税种多、税源零星分散、征管难度大，加上公民纳税意识普遍薄弱的因素，致使偷逃骗税行为得不到严厉的打击，暴力抗税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地方税务机关的执法得不到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完善我国现行地方税体系的对策
（一）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收管理权限在不同级别政府之间进行划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分散决策，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如此。现代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按其收益范围，可以划分为全国性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若由中央政府提供全部公共产品，则可能影响到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这是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决策过程，决策需要以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相对而言，地方政府较接近于当地人民，在对地方性公共产品需求的了解上远胜于中央。当人们处于经济信息不完全境地，且难以通过直接控制来实现所确定的目标时，就需要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也是激励机制设计的需要，相应的，地方应拥有较为独立的税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支出的需要，才能有效的提高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目前应逐步下放部分地方税种的税收管理权限，将涉及社会收入分配公平、具有宏观调控意义、在全国普遍征收的地方税种，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的税收征收权、税款支配权划归地方，税收减免权限适度下放到省和计划单列市一级，便于地方根据自身特点贯彻实施。对于税源普遍、税基不易产生区域流动的税种如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建税等，除税收立法权归中央外，其他权限都可下放给地方，便于各地因地制宜，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对税源零星分散、纳税环节不易控制、征收成本大的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等，其他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和开征停征权都可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
（二）改革地方税税种体系。
首先，改变目前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和划分收入的方法，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将企业所得税改为共享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分成；其次，完善个人所得税，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转变，简化税率，统一扣除项目；第三，改革城市维护建设税。将课税范围扩大到包括外资企业的所有企业，改变其现行计税依据依附于流转税的做法，直接对商品销售额和营业额课税。同时，结合地方“费”“税”改革，将城建方面征收的市政建设配套费、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占道费纳入其中，由地方政府确定适用税率；第四，开征教育税和环境保护税。将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等规范为教育税。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等环境收费规范为环境保护税；第五，改革房地产税，将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合并，并将土地管理方面的相关收费纳入其中，成为新的房地产税；第六，改革农业税，取消农村一切不合理收费，将农业税与农业税附加合二为一，将农业税的计税依据改为农作物的常年产量。
（三）确立地方税收主体税种。
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必须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税基较广，收入规模大，以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二是具有适度的弹性，能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三是
由地方征管效率高，减少税收成本；四是税基流动性较差，避免因地区间税收负担的差异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按照以上标准，可以成为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有：一是营业税。营业税是地方税种中最具增长潜力的税种，由于营业税的课税范围覆盖了整个第三产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空间较大，与此密切相关的营业税也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二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是一个颇具发展潜力的税种，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公民个人的收入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逐年增长。三是城乡维护建设税。改革后的城乡维护建设税由于其计税依据的改变和课税范围的扩大，收入数量在地方税收收入中的比例必然大大提高，有能力充当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四是财产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财产的存量也将迅速增加，增值速度也将加快，财产税也应当有能力成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四）确定合理的地方税收入规模，明确国税、地税机关征收管理权
首先，确定合理的地方税收入规模，使地方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依靠，这样转移支付可以更多地用于特定项目而不是一般补助上，既可以体现分税、分权、分责的原则，又有助于增强中央的调控能力。为此，必须解决“两个比重”的问题：一是确定地方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合理比重，二是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合理比重。可以通过有选择的费改税提高地方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大地方税的收入规模。把目前地方具有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普遍性的规费项目转化为税收，使其成为规范的财政收入形式，由税务机关集中征收。
其次，为了提高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防止国税、地税在征收管理问题上发生磨擦和“撞车”，必须明确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收管理权限。可以对国税、地税机关在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等方面管理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在税务登记方面，可仍按现行的“统一代码，分别登记，”的办法，可以把税务登记的稽核权明确给将来需要成立的税务警察部门，这样有利于加强对漏登漏管户的管理，不断提高税务登记率。在发票管理方面，应按收入归属权的流转税归属来划分，属中央税和共享税的流转税纳税人的发票管理权属国税部门，属地方固定收入的流转税纳税人的发票管理权归地税部门。在纳税申报方面，要坚持分别申报的办法，中央税向国税申报，地方税向地税申报，中地共享税必须同时向国税、地税申报。在税款征收方面，国税、地税的征收边界应严格划分。中央税由国税局征收，地方税由地税局征收，对共享税，可以由国税或地税统一征收分别入库，也可以实行国税、地税分别征管的办法。
（五）完善地方税收法律体系，构筑高效的地方税征管平台
首先，必须加强税收的法制建设，以法律规范征纳双方的行为。在合理划分税权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按照各自的权限，完善地方税的立法工作，使地方税的征收管理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强化税收法律的严密性和规范性,减少地方税流失的法律漏洞；优化征管方法和手段,提高征管效率,改善征管服务质量；建立和完善税务人员培训系统,强化对税务人员进行培训,增强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建立完善的税务人员监察系统,杜绝以权谋私,保证执法效果。其次，随着地方税税制改革的推进,应逐步做到地方各税统一由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将目前由财政部门征收的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的社会保险费,由环境保护部门征收的环境保护费,在“费改税”之后,统一交由地方税务局征收,方便纳税人,降低税收成本。第三，围绕《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落实，尽快制定税务代理、税务稽查和税收处罚等法规章程，严格区分征、纳、代三方的法律责
任和依法享有的权利，以保证税收征管的每一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结合全国各地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行纳税申报、税务代理和税务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尽快实行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保证新征管模式的顺利发展，推动我国税收征管体制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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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四条。
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如何合理的运用这一权利，如何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对每一个公民，乃至对于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成为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与重要形式。1953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全国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与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根据1953年选举法，于1953年3月到1954年8月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的普选。全国进行直接选举的基层单位共214798个，共有人口571 434511人，登记选民323 809684人，占选举地区18岁以上的人口总数的97％多，实际参加投票约有278093100人，参选率为86％。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53年选举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要求与经验，通过了新的《选举法》。1982年宪法颁布以后，根据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曾对选举法进行了三次修改（1982、1986、1995）。
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确立有其客观必然性。它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953年我国选举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是：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 2 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1953年《选举法》的意义在于将普选的政治承诺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落实，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法律化，为顺利开展初次的全国性大规模普选，也为以后的选举法律制度，确立了法律基础。然而1953年选举法很多重要内容并不完善，概括性规定较多，很多具体 3 问题要留待实施细则解决。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在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与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1953年选举法做了重大的修改。
一是直接选举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即“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出”（第二条），但全国人大、省级人大、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的代表仍实行间接选举。
其次是规定差额选举，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都实行差额选举，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第二十七条）。
其他方面的变化还包括：
1、在普遍选举方面，选举权的政治资格仅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第三条）。
2、在平等选举方面，1979年《选举法》不再详细规定代表名额（因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仅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五百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第十三条），对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的确定仅作了原则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自行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九条），规定“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人”（第十五条）。在人大代表的人口比例方面，《选举法》第十、十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为：自治州、县、自治县人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人大为 5:1，全国人大为8:1。
3、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宣传介绍方面，沿用1953年《选举法》 4 对政党、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的规定。不同的是，明确赋予选民、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规定“推荐时，应当向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第二十六条）；推荐候选人的政党、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但在选举日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宣传。”（第三十条）
4、预选的程序方面，为确定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的正式代表候选人，规定了预选方式：如果所提候选人名额过多，可以进行预选，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二十八条）。
5、选举程序方面，规定直接选举的选区应设立投票站或召开选举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第三十一、三十三条）。此外，还专章规定了罢免和补选制度，强化选民、选举单位、公民或者单位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
1、选举权的普遍性。如《选举法》第一条规定各级人大代表“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第四、五条规定，除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之外，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选举权的平等性。1953年《选举法》体现“投票权平等”，如第四十三条规定，每一选民只得进行一次登记；第六条规定，每一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
但是该法分两章详细规定了各级人大代表“名额”，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每一代表代表不同的人口比例，因而也开创了“不平等投票”但在当时是“很合理、完全必需、完全正确”的立法先例，如第二十条规定，各省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八 5 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按人口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以此计算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约为1200人左右。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如《选举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其下一级人大选举；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4、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并用。如《选举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大代表和乡、镇出席县人大代表的选举，采用以举手代投票方法，亦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县以上各级人大之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
5、候选人的提名采用等额方式。《选举法》没有明确规定等额或差额问题，但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层选举委员会提到选举大会上的代表候选人名额，一般应与当选代表人数相等。此后长期实行等额选举。
较之1953年选举法，1979年制定的《选举法》，是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变背景下，基于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严重违背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教训而进行的。为清理专制与特权，遏制无政府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恢复久被压制的各项公民自由和权利，当时选取制定《选举法》和其他几个重要法律（包括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建立健全正常有序的基本政治生活开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和法制秩序。
新的《选举法》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如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人大代表，任何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就可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投票方法一律采用无记名，都是为加强人民对政权机构的参与、管理和监督而作的规定。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选举法》完善了地方政权体制，以发挥地方积极性。
1979年选举法出台以后，1982年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 6 议对1979年《选举法》进行了较小的修改。修改后的选举法将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方式改为“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党派、团体或者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还增加了对代表资格终止情况下补选代表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或者迁出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选”。
1986年：《选举法》第二次修改
1986年12月2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重新修改和补充了1979年《选举法》的规定，但不涉及《选举法》的基本原则部分。
修改后的一些规定，是为了便于1987年底以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建设。修改稿集中于地方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包括：
简化选民登记手续，确立一次登记、选民资格长期有效的办法，而之前的规定是每次选举都普遍进行选民登记，耗时耗力；“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而修改前的规定为“三人以上附议”；缩小了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规定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间接选举的差额幅度仍为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倍，而修改前的直接选举差额幅度为二分之一至一倍。有关直接选举的这些修改，来自地方人大常委会提议，其后果在于控制产生更多的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候选人，使直接选举的组织者、管理者“便于”进行选举，但它也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选民政治参与的力度，降低了直接选举的民主性、竞争性。
预选的规定也是一例，在确定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正式代表候选人方面，修改稿规定选区选民小组（或全体代表）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或代表）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从而删去了1979年法律中预选的规定。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提出，将选民集中起来比较困难，预选增加了工作量。但是删去预选，7 在以后的选举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关于宣传介绍候选人，修改稿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修改稿还有几个细节修改、补充，如修正了代表名额，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在代表的监督、罢免和补选之外，增加了代表辞职的规定。
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改
1995年2月28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79年《选举法》的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总结近十年全国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完善选举法制。比较重要的修改有：
确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1986年的修改稿确定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规模，本次修改按“代表名额基数+按人口数增加代表数”的方法，以此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规模，并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不再变动”。与1953年《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的方法不同，这次的基数方法能够保证地方人大代表拥有基本规模，适应几十年间人口巨幅变动的社会变化，按人口数增加的方法又能反映不同地区人口数量的不均衡，保证代表与人口数在总体上的比例均衡。
统一代表与人口数的比例。缩小了1979年《选举法》中规定的比例，将省、自治区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村每一代表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原来的5:
1、8:1，统一修订为4:1，自治州、县、自治县仍是4:1。这一规定从总体上缩小了城乡选民投票权不平等的程度，是对我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定反映。
其他还包括，恢复预选，但仅限于间接选举中；直接选举中选区的大小，按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完善了人大代表罢免和辞 8 职的程序。这些修改都是选举经验的凝结和反映。
2004年：《选举法》第四次修改
2004年10月27日，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次修改《选举法》。要点如下：
比1995年的修改更进一步，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规定，“如果所提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在候选人介绍环节，增加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此前的多次修改，只规定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当向选民或者代表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者“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本次修改越过了过去的公式化介绍形式，使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交流成为可能，使选举向着民主、竞争的方向实质性前进了一步。
另外，修改稿对罢免程序作完善，规定了破坏选举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的种类。
我国选举制度逐步发展与完善的进程，对促进和保障我国选举的顺利进行，对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维护国家的稳定，保证公民的民主权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地方选举制度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人民民主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的选举制度，将会更加民主和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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