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作用论文

信赖保护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具有立法论价值、司法论价值、解释论价值。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立法论价值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立法准则的功能。所谓立法准则是指立法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一项法律原则被证实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体体现。离开了法律规则，抽象的法律原则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反之，法律规则也需要通过法律原则来统领，没有法律原则的贯穿，法律规则也会苍白无力，失去了灵魂。法律规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则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则为立法准则。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对合理的信赖予以保护，它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首先，信赖保护是民法总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一般以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而隐性存在，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诚实信用原则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也常常得到了运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物权、债及契约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体现，如法律行为的效力和解释、代理中的表见代理制度、取得时效及消灭时效制度、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原则以及从缔约到契约解除的每一个环节;在侵权行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赖保护的规定，如对欺诈行为所致损害的救济。第三，这一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为普遍地渗透到商法原则到具体单行法的各领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护原则、外观主义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商法中关于公司章程、对经理权力的限制、对董事权力的限制、对非营业主张的限制等均贯彻了“表见即事实”或者说“表见视同事实”等信赖保护原则。票据法更是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为理论基础，采取严格的文义主义、表示主义来认定票据责任，使信赖保护原则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通过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运作，可以授权法官进行利益衡量，突破、软化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甚至进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以司法手段推进立法的完善。

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权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平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条文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合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的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尔的观点，“一般法律思想”作为“原则”，其事实上本得独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法官可以运用法律原则来解释规范、恰当适用规范甚至发现规范的不合体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适当突破之。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重要体现是表见理论和信赖表征制造者的信赖责任。学者认为，表见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优于法律事实，对表见效力的确认实际上阻止了法律的逻辑适用。

从大陆法系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保护原则成为软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刚性规定从而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的手段，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授权法官进行一些严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是成文法主义的，立法者充当了规则的制定者，法官则为司法者。严格规则主义的司法传统禁止法官进行超越法律的价值判断，立法留给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小。但近代这种传统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这首先来自于对立法者能够预设一切的能力的质疑。成文法的传统在约束司法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比如规则的一般公平与个案的具体正义之间的矛盾，法律非预见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发展的必然，其途径是通过基本原则的作用，进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补，发现个别规则的不合体系性并予以解释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无明文规定时适用基本原则进行裁判。

大陆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则对法定方式欠缺无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上述作用。按照许多大陆法系民法的规定，对于一定的法律行为应采取法定要式，如书面方式、公证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为无效。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行为的公示性、警示当事人以及保存证据等。但在行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当事人已经履行的情况下，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多种方式，如利用“禁止权利滥用”、“禁止矛盾行为”等原则，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护信赖契约有效的当事人。就信赖之一方当事人而言，其值得保护的理由不仅在于主观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赖而对自己近况所为之改变，即处置行为，此种改变所达的程度，如德国实务上认为“危及生存”，理论上认为是“不可回复性”;就相对人而言，其对于信赖的产生必须是可归责的。当对履行有效的信赖保护超过了对法定形式欠缺无效的立法意图，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类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传统下，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关注个案的公平正义有时甚至超过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较大陆法更为灵活和弹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法是法官之法。从历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法律规则的适用可能带来非正义的结果时，常常运用某些抽象的价值原则予以规避，或者软化、突破具体规则，并在反复的司法过程中发现规则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规则。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

信赖保护原则的解释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则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彼此可能产生矛盾，在规则的冲突调和中离不开法律原则。发现个别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方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法律的体系化关系到法律整体功能的发挥，个别的规范和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否恰当，至关重要。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中，离不开解释。解释是发挥规范的体系功能的必要途径。只有依据一定的法律原则，才能避免规范适用过程的僵化。在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信赖保护原则对某些法律规范的刚性的弱化，因为，这也是原则对规范的合目的性的矫正，其中离不开解释。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解释论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意思表示、契约条款的解释上。信赖是契约的基础，信赖保护是契约中的核心原则，从契约的缔约接洽、契约的履行、契约利益结构和违约规则的设计，都与信赖保护有关。在接洽阶段，“缔约上的过失”制度保护信赖利益的损害，使信赖契约成立、生效而受损的当事人回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契约成立后，“契约必须履行”，法律保护期待利益，当事人的信赖和期待在契约的名目下得以保护。契约应如何履行?一个看似合意的契约在发生实质分歧时应执行谁的意思，保护何种利益?契约的解释不仅涉及到契约应如何履行，也涉及违约的认定;这不仅关系到意思自治原则，也关系到信赖保护问题。为了确定当事人信赖的合理性问题，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契约条款进行解释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约的解释中，私法自治和信赖保护成为一对相互制衡的价值，解释的过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过程。契约解释的规则是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衡量的结果，有探求当事人真意的解释规则，也有习惯解释、文意解释、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释等规则。

信赖保护原则具有维护交易安全、简化复杂、提升效率、保障交易秩序等基本价值，亦具有立法论、司法论和解释论的作用。但这并非意味着信赖保护具有无可争议的绝对性和保护的优先性。信赖保护原则有其适用的边界，边界超过即为僭越;同时，信赖保护原则亦受其他原则和价值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其他原则妥协。信赖保护是一种原则，原则总有例外。这种例外可能是因为优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原则出现，如当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时，对信赖人的保护要让位于保护无行为能力人的法律。正如拉伦茨所说，在民事法中“信赖责任”原则乃是并随私法自治原则(指在法律行为领域个人自我形成及自我拘束的原则)而出现者。在法律行为的交易中，无完全行为能力人保护的原则优先于信赖原则，于此对于他方当事人有行为能力一事的“善意信赖”不受保护。但无行为能力人使用诈术造成其有行为能力的表象时，则应保护信赖人。

第二篇：论文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模版）

论知识产权的民法保护

摘要

关键词

一 序论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特征知识产权的概念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商标权、商号权、商业秘密权、地理标志权、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各种权利；而狭义的知识产权，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它包括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三个主要组成部分。2 知识产权的特征

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是一种有别于财产所有权的无形财产权。它具体有如下特征：首先，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这种独占性表现为作者独自占有和垄断这种权利，未经作者同意不能擅自的去使用；其次，知识产权还具有地域性特征，即知识产权的效力只作用一定的地域；再次,知识产权具有时间性，知识产权的效力具有时间性，在一定的时间内受到法律的保护，超过相应的时间则权利消失。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民法方面）

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小的方面来说，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为其继续进行新的知识产权的创造提供动力；从大的方面来说，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文化的创新与传承，保护我国企业的相关权利，提高我们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三）我国民法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相对于民法上的其他权利来说，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一经国家机关授予，即受法律保护，由于知识产权和其保护对象的特殊性，传统的财产权保护制度已不能完全适用，因此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在保护范围和侵权方面作出一些特殊规定。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这种特殊性，所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与民法上的一般财产权不同，它的范围广，类型多样化，行为具有高度的技术性。

故而，我国民法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采用二元归责原则，即在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补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这一原则的适用可以使知识产权所有人免除举证责任而处于有利地位，有助于制裁那些虽无主观过错但缺乏抗辩事由的侵权行为人。知识产权的民事救济措施主要采取停止侵害和请求赔偿损失的方法。

（四）外国的法律及相关的国际组织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篇：现代民法中的弱者保护

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私法领域奉行人之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英国法学家梅因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指出“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法国民法典》更以不朽宣言的形式奠定传统民法的三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尽管时代的发展使三原则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但作为三原则基础的主体法律人格平等却如磬石般未受到任何损伤，反而通过历史的淬炼和各国的立法实践，成为现代国家民主法制的基本内容和人权保护的尚方宝剑。但考察晚近的民法发展，不难发现在强调抽象人格、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还涌动着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导弱者保护的暗潮，并且这种趋势有如台风来袭，势不可挡，迅速渗透到各国民事立法中，出现了从契约到“身份”的制度变迁与交融。这一日渐普遍的现象是动摇了近现代民法的基础还是民法与现实生活博弈之后的因应之举?对此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进行分析。

民法上的弱者保护指法律非借助抽象人格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一体保护，而是根据人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界定其居于弱者地位，再由法律予以特殊或倾斜性的保护。这一抽象人格的具体化绝不是对传统民法的离经叛道，亦非简单的从契约到身份的历史回归，它反映了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可体现为：

1、民法是“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法律，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准则”?。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的抽象人格平等保护，使民法在制度变迁上从身份向契约转化，适应了社会从封建主义时代进步到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急欲摆脱等级束缚，要求人格尊严，呼吁法律平等保护的时代要求。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复杂化，使得人之间的平等性与互换性这一民法抽象人格的基础发生了动摇?，籍借抽象人格而受到同等保护的法律关系主体在事实上并不具有相抗衡的力量，往往是强者一方凭垄断、财力、信息等方面优势通过合法形式获取不合理的“正当”利益，而弱者只能咽下抽象人格平等的法律苦果。正是强弱分化造成的利益失衡唤醒了法律的良知。“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促使法律作出相应调整，在强调抽象人格平等的主流下渐渐露出了弱者保护的端倪。回应刑法“它把社会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弱者保护在民事立法中的出现正体现了民法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的制度，它反映了民法的“活法性”。

2、法律价值定位决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法律只是作为工具性的手段被运用，致力于形式的平等，以简单划一的方式来应对现实中千变万化的情况。在民法领域，抽象人格的确立，确实使全体社会巧员摆脱因身份差异而必须在法律上排序定位的阴霾，但如此一体的保护毕竟抵御不了工业化潮的冲击，在强大的组织力量面前，孤立的个人无法籍借这种人皆享有的平等获得充分保护，法律上形式平等的外观反而助长了组织的实力，拉大了强弱者的差距。但民法为私法领域的宪章，是有着“人法”、“权利法”美誉的私法之王，弱者保护的出现使法律的价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强调法律予以人们抽象人格一体保护形式平等的同时，也考虑到，因人的差异性形成的具体人格在法律上需要特殊保护以达到实质平等的要求，从而使法律的价值从工具性飞跃到目的性上，并有机协调了二者的关系。由此民法树立了一种以人为终际关怀目标的亲和形象，为民事主体铺就了一条自我解放的康庄大道。民法中弱者保护内容的产生、扩充和兼容，是民法适应多样化现代生活的折射，它不仅使民法实现了价值目标的升华，也突出了民法在价值目标追求上的多元化和多层次性。

3、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的原则界定了国家在私法领域充当被动的守夜人的身份。民法抽象人格的确立，更以个人约束的自动性排斥了国家在民事活动中的主动干预权。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时期，这样的制度的安排，确实长足促进了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垄断时期的到来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改革的实践却证明，纯粹的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无法解决社会公平、效率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等重大问题，更因其调整的滞后性导致了社会宝贵资源的浪费和配置的低效率。由此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国家干预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不可缺少妁部分，经济发展模式也从单纯的市场自我调节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模式发展，反映在立法上，则是私法的公法化和社会性立法的出现。弱者保护的倡导正是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及立法趋势的集中反映。它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合法化，进一步发挥了民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弱者保护是国家干预渗入私法领域，民法适应多样化生活需要、追求实质公平的结果。但弱者身份的提出，并非老调重弹，回归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身份，弱者身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身份的多重性。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使个人可同时拥有多重弱者身份，如个人可同时作为消费者、妇女、老人存在，而等级身份则具有单一性，个人无法逾越等级差别而享有不同等级的身份。

2、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源于法律的保护性规定，而等级身份的取得具有原生性，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决定了其一生的身份。

3、身份的移动性。弱者身份因法律规定要件的满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丧失，具有阶段性，往往不为某一特定人所终身享有，而等级身份则具有固定性，从一出生个人的身份往往就确定下来，并可因继承转移给后代人。

4、身份的例外性。现代社会以抽象人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无身份区别保护为一般，弱者身份的提出，是这种一般的例外，其适用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而等级身份则是身份社会的普遍现象，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某种身份，并因身份的不同形成权利义务不一的等级

5、身份的独立性。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独立，弱者身份的获得使特定的个人享有法律规定的特权维护自身权益，而等级身份则具有依附性，个人始终被视为特定团体的成员，“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给他的强行命令”@。

6、身份的社会性。弱者身份的界定是为了使法律倾斜对弱者的保护，体现社会实质公平，而等级身份的界定则源于家族伦理关系，是为了维护等级差别和上层等级的特权。

正因为弱者身份不同于等级身份，而是现代法律文明的成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晶，因此弱者保护的立法一呼百应，形成近现代以来蔚为壮观的保护弱者的立法，归纳而言，可体现为：

1、以行为立法为主的民法潮流中出现了身份立法，如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现。

2、婚姻家庭法中突出了对妇女、老人和儿童的特殊保护。如我国《婚姻法》中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对弱者的保护也延伸到明显处于弱者地位的胎儿和继承人，如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应继份额”，“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3、我国《合同法》中对被动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的保护，包括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责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严格限制免责条款的效力，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合同履行原则的规定。

4、产品责任法中规定产品特殊侵权的严格责任，并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有效保护了作为弱者的消费者的利益。

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者权利的专章规定和对经营者义务的专章强制性规定。

6、劳动法中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对用人单位提供劳保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和调强个人劳动合同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的规定。

7、公司法中对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种种规定，如国外立法中规定的表决权限、累积投票制、股东代表诉讼和股份收买请求权等。

综上所述，法律保护弱者的方法各种各样，角度、层次、力度不一，但归纳而言，这些保护方法不外有：

1、制定适用于某种弱者身份的法律，弥补民法基于抽象人格以行为立法的不足，维护某一特定弱者群体的利益，如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i、权利义务相均衡的基础上予以弱者更多的保护性规定。包括一方面赋予弱者更多的权利或转移、减轻其义务，如上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权利”的专章规定，民事诉讼中特殊案件受害人举证责任的转移(举证责任倒置);另一方面限制、削弱强者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中对持股达一定比例的股东的表决权限制，我国《合同法》中格式合同制定者的提醒注意义务。

3、国家力量介入私法领域，强行性法律规范增多，并规定对某一类弱者的最低保护标准。如上述劳动者个人合同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人身伤亡免责条款的当然无效。

四

弱者保护基于维护社会实质公平的目的，这种保护应与弱者身份紧密相连，因此界定何谓弱者成为立法司法工作的关键，法律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未必都存在着弱者，因此笔者认为对弱者可以界定为“特定社会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其含义有二：(1)弱者身份并非与生俱来，它是公民参加到某一特定社会关系中才享有的或者某种身份是公民所特有的，但并非该公民参加所有社会活动都受到这种身份的保护，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这种身份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2)劣势的考评应是客观且贯彻始终的。这里有两个衡量标准:其一，处于劣势的一方不拥有足够与处于优势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说在相抗衡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相对于处优势的一方是收益递减、成本递增的，并最终导致零收益甚至负收益;其二，处于劣势的一方与处于优势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换的，也可以说这种互换在现实中不具备条件或将导致这一特定社会关系完全改变。弱者所处的劣势在社会生活中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1)经济劣势，如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2)专业技术劣势，如消费者与产品制造商对产品技术性能的了解，储户与银行对假币的辨认技术;(3)信息劣势，如普通股民与证券交易专业人员，小股东与担任公司董事的大股东;(4)权力配置、行使劣势，如公民与政府职能部门;(5)组织关系劣势，如受雇佣者与用人单位;(6)智力、体能劣势，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老年人与年轻人，女性与男性“7)地区劣势，如经济不发达地区公民与经济发达地区公民，不享受优惠的地区的公民与享受优惠的地区的公民。

弱者保护是民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现实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弱者，如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实行收费制，是否意味着剥夺了贫困地区学生的继续升学权，在髙考录取分数线上的地区差异，是否意味着限制了市属高校以外地区学生的人学权，卫生部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事故鉴定的垄断权是否侵害了医疗事故受害人的利益?社会关系的层出不穷，在讲究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需要法律的及时调整。

因而如果说新世纪的到来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也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法律源于现实生活并服务于现实生活，对于立法者而言，要洞察现实生活中强弱对比的变化，及时界定弱者群体的范围，形成有效的保护措施，付诸立法实践;对于执法者，要全面地执行法律，使弱者保护的法律规定得以实现;对于司法者，要正确把握弱者的含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运用公平原则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尽量维护弱者的利益。在我国的法治实现过程中，弱者保护应当也必然成为立法与司法的重大课题。

第四篇：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析论文

文章标题：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知识产权体制的适宜性对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它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必须重视新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制同时可能会阻碍知识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

产权制度；国家创新体系；技术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革[1]。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成为保持和提高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都把自主创新作为主要方向来考虑，但各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水平，因此各国纷纷寻求适合本国自身的创新道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布了改善其创新绩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美国提出了在科技前沿全面领先的战略，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韩国提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发展十分迅速。考察这些国家技术创新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是创新成功背后的强大的驱动力。于是，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被提出，首次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英国著名学者Freeman。他在1987年研究日本时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使得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说明，制度因素在推动技术创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作用，从而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范围引申

国家创新体系迄今都难以得到准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国家复杂的制度和政策激励体系的统称[2]。有关这个体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了多种不同方法，而每种方法的重点不同，并且都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已经解决，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运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国家体系的分析水平不能完全还原到每个要素”，换句话说，即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开开展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1996年，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知识、技术扩散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和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深化的结果。国际上，国家创新体系较通用的定义是：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国家创新体系中包含着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就是具有经济效用的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力。之所以强调国家体系，而不是区域或国际体系，是由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仍然是一国政府部门的功能。国家创新体系的利益反映了一个信念：国内公司的创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其次，任何政策的成功实施，都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同国内优先权利以及当地环境相冲突时，给政府带来了挑战。

所以创新体系、生产体系以及制度背景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国家现象，它们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分析知识产权对任何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时，都不能够脱离该体系的实施背景。在国家创新体系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为了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具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国家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功能、国家创新制度与政策体系构建功能、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和部分创新活动的执行功能。国家创新体系有系统性、网络性、制度创新性、组织学习性等几个基本特性。必须意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是有意构建起来的，它的组成要素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发挥效用。毫无疑问，如果这种国家体系想要保持并不断吸收国内外的创新活动，必然需要将一致性和稳定性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以及企业间国际竞争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利用本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制造侵权、仿制产品的可能性大大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有利于本国企业创新和获得专利的知识产权制度，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以期获取经济增长的长期收益。

（三）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3]。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知识

产权制度促进了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化、资本化和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创新成果本身不具有物质形态，不能像普通财产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对智力成果的有效产权安排。它是在对公有知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其创新点与公有知识往往交融在一起，产权边界不易判断；同时，它具有转移和扩散容易，不易识别，难以控制，以及复制成本很低的特点。因此，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加以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依法对创新成果进行科学审查、产权界定，明确产权的范围和归属，实现创新成果产权化，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对于技术创新成果，除了著作权从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成立之外，其它的专利权、商标权等都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审批程序才能生效。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复杂的、高风险的智力劳动。技术创新成果可以非常容易地共享、易于扩散和传播，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外部性，即他人可以不付代价地享有利益而权利人却不能得到回报。如果这种外部性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的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其继续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社会整体创新活动就会受到抑制，从而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种推动技术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产权化使创新成果的权利人有了独立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排他独占权，从而使权利人与创新成果的产权发生最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联系，同时使得创新成果的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可以独占一方市场，获得超额利润，最大限度地发挥创新成果的价值，实现权利人利益最大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市场价值取向使创新成果的权利人和发明人的利益与创新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紧紧连在一起。创新成果越是符合市场需求，对社会的贡献越大，权利人和发明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就越大，从而使人们从创新的开始到产业化的全过程，都始终瞄准市场，把创新活动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良性循环，促进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共同发展。

技术创新取得的成果，必须及时取得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智力财产权，这使得它极易受到侵犯，出现他人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使用的“搭便车”现象。因此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得权利人对自己的智力成果获得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利。只有获得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和保证对其的权利，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创新成果的产权化，可以使所拥有的科技优势转化和提升为市场竞争优势。科技优势只表明在科技的制高点上可以达到的某一高度，但并没有占领这块阵地。要占领这块阵地，就必须通过获得知识产权来实现。在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知识产权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如制药产业素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三高”之说，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一般会把利润的10-20用于研发。国际制药业巨头辉瑞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超过50亿美元，阿斯利康公司每个工作日的研发费用高达1400万美元。与此相反，仿制一种药品只需要很少的投资和很短的时间。再如，开发一个大型的软件系统要投入上千人长年的工作量，而复制一个软件只要点按一下鼠标就可完成。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不会有投资者对高新技术进行前期的巨额投入，就难以形成各种高新技术产业。产权化的技术创新成果，不仅代表了科技水平，而且代表了市场的竞争水平。衡量一个企业的竞争水平，常常看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综合实力，同样要看国家整体拥有的知识产权。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都是知识产权大国。

（四）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对知识产权制度种种缺陷的超越

Stiglitz（2002）的研究表明，必须重视新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如此，在发达国家亦如此[4]。一旦由于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制使得知识的代价过高，就会阻碍知识的传播，结果就是无法发挥它在改善生活水平上的积极影响。虽然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理论以基础研究为基础，但是它并不一定是鼓励研究最恰当的工具。1980年美国的Baye－Dole法案通过之后，大学就可以为自己开发出来的技术申请专利，所以这些研究机构为了保护研究成果，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运用专利权。然而对于这种趋势颇有争议，由于大学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商业价值，所以这样做无法激励基础研究和知识的共享。

实际上，许多研究发展中国家模仿行为的人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过程就好比是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一样。实际上，知识具有一部分的隐性特质，这就决定了模仿和创新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中都包含着探寻的过程，这种探寻不完全区别于为了取得新发展而进行的探寻，并且往往需要花费较高成本（有时候甚至比初试的创新还昂贵），这个观点不仅可以运用到有专利的创新活动，而且可以运用到无专利的创新活动。同样为了更好地理解、解释并评价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必须具备研究能力。因此，引进或者改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本身就带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实际上，从企业进行这些活动的角度来看，改进现有技术的决策在本质上同创新决策没有区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同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双方都具备独创性、科学技术能力、运用特殊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组织效率和灵活性。这些特征接下来会影响生产成本、市场竞争特征以及整个行业的进化发展。不仅如此，这两种活动都可以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所谓技术吸收能力，就是企业通过无形资产的投资过程而学习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自我加强的累积过程，这个事实也强调了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紧密关联。正是上述特征最终将创新和模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工业化水平和基础研发水平比较低，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商掌握了很多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技术，因此积累了很多科学技术能力。之所以可以获得这样的发展，关键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非常宽松或者甚至不存在知识产权，所以才能够使得科学技术更自由地传播开来。

（五）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知识产权体制的适宜性对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响，但是要想一直保持成功，仍然需要建立一个适当的支持性框架，避免经济陷于混乱的不均衡状态。因此，激进的财政预算缩减、货币贬值、由投机性兼并和收购带来的不稳定性都有可能摧毁积累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能力。实际上，不利的政策和环境因素都可能轻易导致业绩萧条和学习停滞。如果在专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它的国内背景，那么它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从历史的观点讲，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在逐步引进更强的知识产权政策时，同时也必须大范围内实施相应的补充政策和制度改革才能够增强本国的技术能力，保证国内产业的持续发展。我国2001年已经成为WTO成员，所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不仅是我国履行“入世”承诺和营造投资环境的基本方针和重大举措，更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深层次需求。当前，我国面临的知识产权形势十分复杂：（1）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已经基本完备，知识产权执法不断加强，知识产权普法也已广泛开展；（2）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最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知识产权综合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还亟待全面提升。因此，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以知识产权战略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体系，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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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双体系”建设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作用论文

摘要：煤炭工业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其中的安全生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确保煤炭工业的稳定进行，以及确保煤炭工业对安全管理的重视，各个煤炭企业都引进“双体系”管理体系。在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中，改变目前被动的、老旧经验式的安全管理模式，然后实行主动的、全面风险提前警示的安全管理模式是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现在煤矿事故经常发生的要点。煤矿安全生产风险提前警示是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指导下，多方面集齐煤矿危险源头信息，通过对应的提前警示知识规则和提前警示模型提前知道系统的风险状况，使得对现下的不能够承担的风险状况进行及时地报警，对将来的风险进行实时提前警示的目的，同时根据提前警示结果未雨绸缪，以此避免亡羊补牢的煤矿灾害处理结果。

关键词：煤矿安全；风险警示；安全管理

随着我国与国际的接轨，煤矿企业不再像当年刚盛行时那么地吃香，为了改善煤矿企业在与别的上市产品竞争中的劣势，有关部门提出了“双体系”模式对煤矿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双体系”就是针对预防煤矿安全事故，提高生产效益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词语。具体的内容有如下几点。

1“双体系”管理制度的建设

风险预控管理体系以危险源辨识为基础，以危险预先控制系统为核心，通过科学制定各大系统、各类施工设施、生产材料的安全规范，健全完善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明确安全危险管理控制的过程，使关键设备和现场安全危机实现超前辨别和预先控制，实现“人、机、环、管”的最佳匹配。根据“双体系”建设总体要求展开，立足矿井实际，抓组织、强宣贯、重达标，严考核，积极推进安全“双体系”建设，促进了矿井生产安全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1.1“双体系”对个人的效益

“双体系”指的是风险预控管理体系和员工操作标准体系。此两种体系旨在提高煤矿生产安全并且保障员工生命安全，是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管理模式，能够针对目前存在于煤矿生产中的问题提出最有效的管理方法，是一种新型的提高安全生产的理论。

1.2煤矿管理模式

在煤矿的安全生产的过程中，各种危险情况会不时出现，生产环境十分恶劣，并且经常受到水、火、瓦斯、煤尘、顶板等各种灾害因素的威胁，煤矿的安全生产从一开始就是生产技术和管理中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煤炭生产始终把“安全第一，预防生产”这个原则放在第一位，把保护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并根据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现状，把煤矿的安全管理和法律规章制度接轨，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装备两个方面来保证煤矿安全的根本好转。煤矿生产安全工作由传统经验管理逐步转入全面管理和科学系统管理。

1.3煤矿安全管理要点分析

1.3.1加强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

有条不紊地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做到技术达标和人员达标。对达不到三级标准的煤矿企业，限制期限停止生产重新整顿，超过时间仍然达不到标准的企业，将会依照法律制度关闭企业。推动实施优秀的工程评比活动，把它当作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将标准化工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达到标准的企业可以开始进行生产工作。

1.3.2加强群众安全监督工作

群众是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一，将群众的监督作用放到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来，认真实施省总工会《关于认真开展“查身边隐患、保职工安全、促企业发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的实施意见》，发挥工群众的广泛优势优势，发动职工寻找自己身边的不利因素，维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煤矿企业要在矿井每个班组加强群众的监督力量，让每个人参与其中，以此保障煤矿的安全生产。

2“双体系”引入煤矿安全管理的模式分析

“双体系”在引入安全生产管理时主要体现在集约高效的安全生产模式，人员精准操作的安全模式，能够双管齐下，从生产人员和对事故的提前预测两方面去着手，保障了煤矿安全管理的实际性，可行性。

2.1“双体系”引入煤矿企业安全管理

把“双体系”引用到煤矿生产安全管理中能改变以往的传统管理模式，使得煤矿生产实现高效率，高质量，高标准，也保障了煤矿工作者的生命安全，降低煤矿灾害对员工的生命健康影响。有力地提升了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建水平，为打造本质安全型矿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双体系”应用于煤矿安全管理的实例

2014年以来，同煤集团雁崖煤业公司始终以“安全生产对标管理”、危险预先控制管理和员工操作达标“双体系”建设活动为主要线路，以“双基”建设为要点，持续进行动态考核，加强责任落到实处，确保了公司的正常，高效，安全运行。这个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对标管理和“双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将安全生产对标和“双体系”建设管理工作放在主要的核心地位，推动了工作全方位的发展。严格参照集团公司标准，制定颁布了《风险预控管理体系和员工操作达标体系双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监督、安全隐患查找排除等制度，细致明了、清楚分析了各成员单位监管责任，确保安全责任的全面实行。在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过程中，公司对煤矿生产过程时所用的器械方面进行了改造，引用了安全程度位于国际前列的生产煤矿机械，并且时常派人监管，监督。只要安全隐患一经工作人员发现，就会立刻整改。除此以外，公司让风险预控体系替换了以往的旧体系，可以很快发现危险源头，然后进行处理，保障了生产工作的安全进行和有条不紊。在人员操作方面，公司加强了对人员的技术培训，时常举行员工技术大赛，保证了员工对操作方面的熟练程度，避免因为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可估量的煤矿灾害。

3“双体系”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在煤矿生产作业中存在着较大风险，缺乏对风险的有效控制，则会引起安全事故，引起较大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在煤矿安全管理中应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与员工操作达标体系，通过对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编制管理标准与管理措施、进行危险源监测与风险预警，员工对自己操作的精准要求，确保煤矿生产作业的安全性，并探讨风险预控管理体系于煤矿安全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实现煤矿的安全管理。

3.1提高工作生产效益“双体系”

抛弃以往不成熟的管理经验，脚踏实地，以根本情况为基准，将安全管理落实到大大小小方方面面，使其能够置办得当，弹无虚发，检查细致，有总结思想。如果说，狠抓规章制度的完善建立是治标的话，那么把这些规章制度用到实际就是治其根本，只有标本兼顾根治，安全生产局面才会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企业效益才会平稳上升。

3.2保障个人安全的“强心剂”

有了“双体系”对煤矿安全生产的保证，减少了安全事故的时常发生的隐患，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大大增加，煤矿的生产工作自然会顺利进行，也为安全生产打上了一剂“强心剂！”

3.3优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煤矿生产企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双体系”可以加强，提升煤矿公司的产品安稳输出以及管制服务的水平提升，然后有效地提高整个过程的产品管理水平，减少了企业所花费的财物。大大改善产品的质量问题，改善企业竞争过程中的劣势，并为其他相关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流程优化带来借鉴意义。

4结论

“双体系”是煤矿安全管理的一大助力，积极实施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提升创造出最大的效益。关于“双体系”的解释以及作用希望能对煤矿的安全管理工作有所帮助。

作者:朱广顺 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马占川.关于煤矿安全管理现状及策略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01).[2]琚永清.浅谈如何有效地实现煤矿安全管理[J].山东煤炭科技，2014(09).[3]韩沁峰.我国现在煤矿安全管理分析与对策[J].山东煤炭科技，2015(10).[4]吉继海.我国煤矿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J].技术与市场，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