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中蕴含的革命力量
2021年秋季青干班 李枭翔
“墙壁的颜色我写不出,不是深绿,不是浅碧,像春水又像青天,表现出极深的沉静与幽暗”恐怕正是身处这样墙壁中的石评梅,才有那样善感抑郁的才情,才发出那样热烈,热烈又悲哀的呐喊。
旧的中国像位拉车的老者,多少人只在破车上闭眼做着纸醉金迷的梦,却不醒来看看这车夫还能不能走路,他们说:“本来女子起什么哄,请什么愿,亡国有什么相干?”石评梅身处这样一个民族最黑暗的年代,却以纤手和铁肩诠释着自己热烈悲情的一生,这恰是那个时代妇女命运的应对,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命运的映照。她一边力倡广设贫民学校,普及小学教育;身体力行以教师的人格力量对学生进行“情育”,一边写道:我有四万万同胞他们还年轻,有一日富国强兵誓将敌人擒杀,沸我热血燃我火把重兴我中华!她一边感叹,“冷落凄寒的深秋,我们都是咽着悲愁强作欢颜的人”一边高傲的挥拳:悲愁乞怜,呻吟求情,岂是我们知识阶级的女子所应为?柔弱但坚定,固执,却也迷茫。
石评梅欣赏亚米契斯《爱的教育》,“用理智的同情来情育同学”。她的口中总讲“让我们学者为别人尽量多做点儿事吧。”“让我们一起学做蜡烛好吗?”在早期,情感是她推动创作、思考的动能,继而“由悲哀中找到了出路”,挣脱了个人的藩篱。将“同情”作为她现实活动的精神出发点。“下观人世的种种色色,以悲哀她个人的情,扩大为悲悯一切众生的同情了。”“她不但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尤其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关注社会、人生,“三·一八”惨案后,她及时写出揭露反动当局残杀青年的《血尸》,缅怀烈士的《痛哭和珍》《深夜絮语》。李大钊被害后,她扬眉奋笔疾书《断头台畔》。在《缄情寄黄泉》中面对黑暗的现实她呐喊:“我是撑着这弱小的身躯,投入在这腥风血雨中搏战着走向前去的战士,直到我倒毙在战场为止。”她用尽全力反抗着时代,又是世俗面前的弱者,她一路建构着希望,同时也解构着自身。她是山谷下的惨淡缔造,也是黑暗石缝里长出的花。
如是,她写道:
如今我在寒冷枯寂的冷室中,祷告着春风的来临和吹拂!
在包裹了一切黑暗的深夜里,静待著晨曦的来临和曛照!
……
路既未走完,我们也只好背起行囊再往前去,不管前途是荆棘是崎岖,披星戴月的向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