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国、德国铁路客运站对我国的启示论文
法国，德国铁路考察情况
1.1 法国铁路概况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成立于1938年，1983年正式改为国有企业。SNCF有员工17.5万人，营业里程为30990km，客运车站4575个，其中高速铁路1540km，包括巴黎东南线、地中海线、大西洋线和北方线。TGV高速列车可以在既有线运行，服务里程超过6000km。新建东部高速线2007年正式运营。
SNCF实施总部、地区局(23个)、段和车站4级管理。SNCF,总部设有4个产业部门(公共运输部、法国欧洲客运部、货运部和运营基础部)和4个职能部门。产业部门为经济独立核算单位，拥有自己的财务管理部，实行事业部制管理。法国欧洲客运部(VFE)是SNCF旅客运输的核心机构，负责高速和普速干线客运业务，主要客运产品为TGV、大力士、欧洲之星、珊瑚号等，2006年法国铁路年发送人数达到10亿人次。
法国铁路共有35000个售票终端，其中6900个站内售票窗口、1300个自动售票机、19000个旅行社窗口，其余为境外窗口。2007年，法国铁路的客票销售额达到40亿欧元。
1.1.1 圣·拉萨尔站
圣·拉萨尔站隶属法国国家铁路，是巴黎市区六大火车站之一，主要承担巴黎往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英吉利海峡方向的客运任务，日均办理旅客25万人次、办理旅客列车576列次。
圣·拉萨尔站为开放式、尽头式车站，分快速线、巴黎城轨线，共有站台15个，站内设有敞开式人工售票窗口6个。据介绍，车站主要的售票模式为年月票、网上订票、自动售票机，售票额分别占25%—30%、10%、30%，在车站售票窗口购票的多为老年人和旅游、团体旅客。
圣·拉萨尔站负责巴黎西北区的客运服务，主要管理职能是市场营销宣传、旅客投诉受理，同时也承担国际客运服务工作。车站内设有区域性站务中心(设有调度总控台)，主要由行车调度集中系统和车站客服集中系统组成。行车调度集中系统主要掌握旅客列车开行、旅客换乘等信息；车站客服集中系统主要为旅客提供站车、售票信息的咨询与引导服务，接受社会和旅客的监督等。
1.1.2 巴黎东站
巴黎东站地处法国巴黎市区，也是巴黎市区六大火车站之一，主要承担法国东部(如莱比锡、佛莱堡)、法国北部，以及瑞士、德国南部、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地的客运任务。巴黎东站也是一个开放式、尽头式车站。在巴黎东站，考察组重点对客运服务、晚点处置与经营情况进行了考察。
据介绍，法国铁路对旅客有正点承诺，当终到列车晚点30min以上时，将由各车站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处理，除了给旅客送食品和水外，还要给予一次性赔偿，但不是现金而是一次性乘车购票的优惠券。
从站场布局设置来看，巴黎东站集生活、休闲、商业中心于一体，各类品牌商铺合理有序地分布在站舍及基本站台上，为旅客提供了一个宽松、休闲的候车环境。由于土地所有权属于SNCF下属的管理公司，车站不负责站内商铺的经营管理。站内的商铺、广告招商及经营管理由SNCF下属的专业公司负责。车站内的保洁完全按照市场运作，由车站公开招标确定。
车站虽然是完全开放式的，但视频监控系统覆盖车站每个角落。车站内秩序井然有序，可见到全副武装的法国内政部警察队员(主要是防恐防爆)。
1.2 德国铁路概况
德国铁路集团由德国铁路股份公司总部(DBAG)及下属的路网公司、长途客运公司、短途客运公司、车站与服务公司、信息系统公司组成。德国铁路客运公司设在法兰克福，主要为长途客运公司和短途客运公司，下设4个职能部门，共计1707.27万人。德国铁路集团的客运产品主要有ICE(城际特快)、IC(城际列车)、EC(欧洲城际列车)、IR(地区列车)、RE(地区特快列车)、RB(地区普通列车)、SBAHN(城市轻轨)、CNL(城市夜行列车)、D(长途直达快车)、IRE(地区间特快列车)等。全国分为4个售票管理中心，33个分处管辖720个售票点，有4300名售票员，采用人工售票、自动售票机、网上订票、电话订票、车上自动售票机和车上售票等多种售票方式。目前，德国铁路发售的全部车票中，车站售票口占33%，自动售票机占23%，旅行社代售占21%，网上订购约占10%。
1.2.1 科隆站
科隆站位于德国著名的科隆大教堂附近，是德国西部的铁路枢纽和重要中转站。科隆站是一个通过式、开放式的车站，具有典型的低进线上(站房为平面一层，乘坐电梯上二层站台面乘降)的特征。整个车站通道宽敞，形成无障碍式乘降条件。车站内为四跨无柱雨棚，共有12个站台，分高速、普速线。站台上的立柱灯箱式、电子导向牌清晰可见，站区内有醒目的列车时刻揭示牌，排列的自动售票机、旅客座椅，并提供自动小推车供旅客乘降使用。车站整体布局设计，服务设施、设备配置充分体现了人性化服务理念。
1.2.2 法兰克福中央站
法兰克福中央站于1888年运营通车，是目前欧洲最大的火车站之一。该站为德国第二大尽头式车站，有25个站台，站内城际交通配套，其中城际线6条、地铁线4条，日办理列车1700列、发送旅客35万人次。
法兰克福中央站为钢结构6跨无柱雨棚，每个站台始端均设有旅客自助呼叫对讲设备。在车站旅客总进口处，除设置清晰可见、简单明了的LED电子导向牌外，还分布有许多查询机。旅客可以方便地查询乘车方向的车次、时间，以及相关信息(时刻、方向、候车区域等)。车站实行一、二等车厢分区候车，站台分为A、B、C、D4个区，如一等车厢候车区为A区。站台电子导向牌在公布列车车次、到达时刻的同时，也公布列车候车的等级区，以方便选购不同等级车票的旅客候车，确保站台秩序和快速上车。在站台上，一等候车区设有候车室，提供特殊自助式服务，如座位、饮水机、查询呼叫求助平台、免费无线上网等。
法兰克福中央站以自动售票机为主，售票窗口主要是咨询。旅客在站候车时间一般不超过5min，旅客列车的正点率较高，如列车晚点超过30min，车站将采取安慰、送食品等补救措施，并按规定向旅客进行赔偿。旅客如来不及购票，可以直接上车补票，收取2欧元补票手续费。
法兰克富中央站是一个地域性大型客运站，管辖110个大小车站，包括法兰克富机场站。全站员工共150人，其中法兰克富中央站为100人。站台上的管理人员都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识。每个站台配置3人，主要负责为旅客导向、解答咨询、站场巡视检查、防火防爆等安全工作。
法兰克富中心站不设行车调度职能，主要有服务、安全、清洁三大管理职能。全站依靠200多个现场监控摄像头实施全方位监控，并设有中央车站监控中心(配置3人)，主要由监控系统、列车车站卫星定位系统、服务系统组成，负责及时受理站内旅客服务求助，列车突发应急事项处理，列车求助车站给予提供服务支持。据介绍，其求助对象一般是残疾旅客和携带行李较多的旅客，其重点旅客主要是外宾和需要中转的团体旅客。
法兰克福中央站站内总面积为1.5万m2，其经营面积达到9000m2，接近于2／3，形成了集书店、商店、餐厅、邮局、银行、花店、旅行社、药店、美容院等购物与休闲于一体的商业中心。经考察，车站内的经营面积确定、经营合同的洽谈、广告的发布均属于德国国家铁路运输公司直接管理，车站可对布局提出合理化建议。站内经营采取租赁方式，根据不同的经营门面、地点确定价格(最高100多欧元／m2)，所售商品及服务价格由德国政府监管，与其他市场无特殊差异。考察的启示与思考
通过对法国、德国铁路的考察，欧洲国家铁路的一些共性对于我国铁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1)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营机制。从法国、德国铁路运营的整体情况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理念贯穿于整个运输组织中。从公司组织机构及职能细分、客运产品开发及定价、运输组织服务、客票销售、商业运营等，都体现出市场营销理念。法国、德国铁路运营取得的良好经济效益及市场份额，无疑受益于其市场为导向的运营机制。
(2)强大的信息处理平台。法国、德国铁路车站服务的迅捷有效、站场监控的实时性、旅客导向的准确性、列车晚点的处置等均基于及时的信息与有效的预测。强大的信息集中处理平台形成了法国、德国铁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使其经营成本可控、运营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3)灵活的票价政策。法国、德国铁路在客票的价格政策上均采用了灵活机制，虽然两国的实行方式和涉及范围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票价政策的把握上，法铁公司的强制性预订系统展现的效果尤为突出，在实际操作中放权到商务运营公司进行市场化调整，以取得效益最大化。
(4)完善的营销机制。在客运营销方面，欧洲铁路公司更关注于服务，实现服务的价值化、商业化。在实际营销机制中，体现出“细节决定成本，服务创造价值”的理念，在大量的营销方案中，将提供的分等级服务明确到不同的票价体系中。
(5)自助式的服务理念。为了更好地销售客票，除人工售票方式外，更多地使用自动售票机、网上订票方式。特别加大了新售票方式的研发，如手机智能卡技术。在人工售票方面，逐渐摈弃了传统的售票职能，而更多地转为营销咨询、推介职能。铁路客运站均为开放式，旅客无需凭车票进站，其他社会人员也可自由进出车站，不用进行安检。旅客凭车票自助剪
(检)票上车。站务人员(通常还有列车乘务人员配合)在站台进行抽检车票。
(6)商业化的运作方式。法国、德国的客运站不仅是旅客乘降的场所，更多的是生活、休闲的商业中心，有各种服装品牌店、餐饮店、超市、邮政等商业店铺。铁路客运站与城市交通衔接紧密，做到了“零距离”换乘。在站场设计上有同站台换乘、立体换乘等方式，各种交通方式衔接合理、换乘方便。
(7)完善的客服系统。法国、德国的大型客运站均设有服务中心，客运站段共享旅客列车运营组织的相关信息，在运输组织、旅客服务、质量追踪、应急处理等方面，既保证高效率，又保证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车站完善的客服引导及监控系统，注重人性化管理，为残障旅客提供便利盲道、求助、垂直电梯等设施。
(8)契约化保洁管理。在车站及列车保洁方面，客运站段与保洁公司签定协议，明确内容、时限、标准、收费、质量等各方面的服务要求，实行契约式管理、专业化运作。
(9)完善的培训机制。法国、德国的铁路员工培训均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实用化。强调有针对性的培训，对培训需求进行经常化、制度化的调研，不断完善培训内容、方法和形式。重视对一线客运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强调班组长对乘务人员的陪乘和沟通。客运工作相关建议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及客运专线的建设，传统的运能矛盾将相对弱化，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运营效率、加大市场份额，将是铁路运输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法国、德国铁路考察情况，结合武汉铁路局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利用客运专线的中转客流和城际铁路开行管内动车组、加大列车密度，利用速度、票价、便利优势抢占短途客运市场，利用城际铁路为客运专线吸引长途客流，形成客运专线与城际铁路的优势互补。
(2)具体的客流市场调研及部分营销创意可外包给区域内的市场调查机构或咨询公司，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各种资源能力，有效保证市场调查的客观性、真实性，同时有利于营销创新。
(3)在客运专线开通初期，其销售渠道应以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自动售票机、电话订票为主；在市场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出互联网订票、短信订票等方式。在客票销售上，明确各部门及岗位的职责，建立激励机制；强化管理和销售人员的业务培训，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全面增强客票营销及销售力度。同时，要尽快解决POS机刷卡购票，网上电子支付等问题，为后续推广新的销售方式奠定基础。
(4)在客运专线的客票销售中，应提前进行必要的营销宣传，并在运营初期给予一定的票价优惠，充分利用积分卡、月票、季票、年票等优惠票政策，发展固定客户群，收集相关旅客信息，为今后实行客户关系管理奠定基础。同时，建立对旅客满意度的调查及相关销售策略的追踪机制，明确定期调查周期。制定相关的规范要求。
(5)在客运专线车站建设时应充分考虑与其他交通方式的“零距离”换乘，以最大限度方便旅客。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为旅客提供更多的候车便利、消费选择，既可以避免旅客候车过于集中在站台、过道、候车室等场所，又为铁路企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
(6)客运专线在客运服务方面：①创造为旅客提供自助服务的条件，让旅客有更多的自助服务选择；②客运服务人员要有针对性、选择性地提供服务，根据旅客需求重点提供应需服务，努力提高服务的有效性；③建立科学、标准和相对固定的旅客满意度指数测评体系和车站质量认证体系，实施旅客满意度指数测评制度化、日常化，保障服务质量的稳定性。
(7)客运专线将采用调度集中(CTC)，建议在建立大区域调度中心时，借鉴国外铁路的集中管理模式，将客运服务系统纳入调度中心。较大客运站要做好安全监控，形成集客运服务系统为一体的监控管理中心，突出以服务为主体的管理理念。鉴于武汉铁路局管内武汉和汉口是客运专线的接入站，建议在设计与建设阶段就关注并重视客运服务系统的集成问题。
第二篇：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德国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彭铁光
本人受学校委派，在湖南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下于2011年7月30日至8月20日到德国的黑森州进行了为期21天的职业教育培训学习，现将学习情况与心得体会小结如下：
一、德国职业教育的特色
德国的职业与技术教育对德国经济的快速腾飞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尤其是“双元制”模式更是“秘密武器”的核心所在，本人通过深入企业、学校和有关政府机构学习考察，总结以下德国职业教育的五个特色。
（一）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十分完备，大体上可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进修教育四个部分。德国的基础教育相当我国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他们的学制一般是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六岁入小学，小学学制是四年，一般10岁前完成基础教育。小学后根据每个学生的智力和学习状况实现第一次分流，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一流的文理学校（约40%），相对较差的进入二流的实用学校（约35%），最差的进入三流的实体中学（约25%）。分流的标准是老师根据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状况和智力水平向家长提出建议，由家长决定选择哪一类学校。多数学生一开始升入这个阶段，就初步确定了今后就业升学的基本方向，目的性比较明确。
一流的文理学校以进入综合性大学为目标，中学8年结束后，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文凭，然后凭高中文凭可以自己选择哪一所大学。上大学不一定要在高中毕业的当年，高中毕业证书作为上大学的资格，终生有效。因此，也有部分学生在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后，会选择去职业学校学一门技能去工作，到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再去上大学。
二流的实用中学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对差一些，以进入高等的职业院校和科技型大学为目的。中学的学制是六年，然后升入职业高中学习专业课（2年），职业高中毕业后升入专业对口的科技大学或高职院校。
三流的实体中学是学业成绩最差的学生，以直接就业为目标，中学学制为五年。中学毕业后，这部分学生会按照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就业信息去选择工作。但德国是实施12 年义务教育，所以这部分学生还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限，因此他们会一边在学校里学习，一边在企业里当学徒，这就是盛名的双元制了。在三流的实体中学中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双元制的，有一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工作，就必须就读职业学校中称之为“职业准备”的班级，学制一年。
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必须以接受过较低层次的职前教育（培训）为基础，并应有一定的职业实践经验；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既可利用已经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长期从事相应的职业，也可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时间也可以灵活安排；职业教育的各个层次以及它们与普通教育之间，可以交叉和相互沟通。
德国的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真正实现了先培训后就业，然后再培训再就业。劳动就业部门既管理就业、失业救助，又管理培训工作。各行业协会、各州政府、各企业为实施《职业教育法》各司其职，中央政府实行宏观管理和协调组织工作。
德国的这种教育体系，既使绝大部分学龄儿童及青少年能尽早地接受到至少一项职业教育训练，直接掌握一门技术，被企业雇用，同时又能为想继续深造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这种教育体系的特点就是纵向实现了渐进式地逐步发展，横向实现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彼此联系与沟通。
（二）企业主导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国度，“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德国推行职业教育最成功的关键。但德国不是所有的职业教育都是双元制，双元制的学生大约只占三流实用中学学生的一半左右。
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是以企业培训（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为主导的教育，职业学校只起着配合和服务的作用，学生与企业是签订合同的，学生的学费由企业承担。双元制学生具备双重身份，他们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他们一个星期有3天时间在培训企业，另2天时间在职业学校；学生定期或分期在企业里接受实践教育，在职校里接受理论教育。职校大约60％的课是专业课程，40%的课是普通教育课程；学生要通过两类考试，一类是企业操作技能考试，另一类是职校专业课考试；学生毕业拥有两类证书，一个是考试证书，另一个是培训证书。双元制学生如果要晋升为管理层或技术骨干，或者想上大学，必须先工作四年，然后要经过职业高中的相关培训学习，成绩合格的进入相应专业的高职院校学习。所以，在德国在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学生无论何时都有上大学的机会。
（三）标准化的教学内容和考试办法
德国经济部公布了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有93个职业大类的371个职业。各专业部分别制定相关职业类别的培训条例，包括教育内容、时间安排、考试办法等，并会同联邦教科部共同颁布实施。各培训企业根据培训条例和本企业的特点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并付诸实施。职业学校的教学内容由各州文化教育部制定。它的任务是在服从企业培训要求的前提下实施普通和专业教育，深化企业培训中的专业理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考核、成绩认定与证书发放由各行业会负责。考试分为中期考试和毕业考试两种，从考试形式上包括口头考试、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徒工才能得到国家承认的岗位资格证书，获得毕业证，成为该工位上的合格技工。
（四）政府、行业的全面参与
德国联邦教育部在职业教育问题上起着综合与协调作用，负责主管联邦职业教育法的修改工作，监督教育法的执行情况；制定职业教育的重大和具有原则性的政策；负责颁发职业继续教育条例和实训教师有关教育学资格条例；资助职业教育中“受歧视者”和“尖子生”；资助职业教育的模块试验和研究计划。联邦经济部及其他业务部负责对有关培训职业的承认和废除，他们通过法律的形式发布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条例，统一这个行业的培训内容、规格、要求、做法，实训教师的资格，组织培训的原则，注意事项和培训结束后有关考试的一系列规定。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保证德国的教育事业在共性和可比性上有一个必要的起码标准。它是各州文教部长们自愿自我协调的一个工具。联邦各州对学校拥有主管权，全面负责职业教育中一些特定的经费资助，对行会主管职业教育的过程行使法律监督权。
德国的行业协会是以地区划分的，具有强制性，这些行业的任务是代表本协会成员的利益，维护和保持工商界久有的信誉传统。行业协会除必须完成促进本行业经济发展的任务外，还承担一些国家委托的任务，职业教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行会对职业教育的职责主要有：对承担培训企业的资格认证和监督；缩短和延长培训时间；负责审查企业与学徒之间签订的培训合同；负责考核；职业教育委员会；制定规章制度；监督和咨询；仲裁委员会等。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是对全德国职业教育进行指导和服务的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协助经济界，尤其是德国工商业行业大会，推进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家庭教育环境 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和守法是出了名的，德国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不是教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统一体，它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国各州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责任、具有群体精神、承认并且运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例、履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在德国的家庭教育中则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们具有知识、诚实、勤奋、秩序、公正、正直、团结、容忍、认真等品格。德国人非常重视孩子独立能力的培养。比如孩子小的时候要哭闹，父母会严厉指责他不准哭闹，否则就被扔进厕所，所以德国的小孩是很听话的。他们小孩的玩具是不允许随意丢弃的，假如孩子玩腻了，父母会让孩子整理好玩具去公园卖掉，所得的钱归孩子所有。上小学的时候，孩子就得学会在家里帮父母干家务挣钱，所以德国的小孩都是会干家务的。他们的独立能力是这样从小就得到培养的，这种社会文化毫无疑问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忧患意识和生存能力，更容易激发孩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像中国的家庭意识，总是父母包揽一切，以至于出现啃老族的现象。
（二）基于学生现状，合理安排分层次教育
德国的分层次教育十分严酷，他们就认为，人的智商是有等级区别的，不能因为不努力学习的人影响成绩好的的人，也不能应为成绩好的人拖累成绩智商相对较差的人或者是潜在生，因此在小学四年级（10岁左右）就开始了针对不同层次的分层次教育。成绩好的学生就是读好的中学，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成绩差的就读职业学校；最差的学生才进入双元制学习，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蓝领工作。但是，德国在教育体系的设计上是十分科学的，那就是只要学生努力，或者智力在某一个时候得到了发展，随时都可以获得读大学深造的机会。当然，之所以社会能够接受这样的分层教育，一方面是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工资差距不像国内那么大，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即使学习差一点也没什么，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很滋润。另一方面是德国的职业是没有高下之别，职业是平等的，即使是最基础的清洁工也不会遭到歧视。
（三）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建立跨部门管理和协调的机制 德国职业教育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上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了职业教育行为。而我国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我们一方面要从政策上保障职业教育的地位，包括经费、升学、就业、待遇等。另一方面要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中、高职的有机衔接，专、本科的沟通。第三方面要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建立调动企业参与办学，增加企业与学校的联系与合作的全新机制，要全面推广和执行上岗资格证制度，从而使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必要的教育层次。最后，要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等各方代表构成的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管理本地的职业教育，解决资源分割、教育与市场和社会脱离的弊端。
（四）引导企业参与职教，实现学校主导到企业主导的转变 在德国，企业对人才培养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承担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绝大部分的费用，这样做使企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高技能工作人员，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技能型人才。在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人才培养是企业自己的职责和义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各种类型的高级技术工人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企业开始感觉到人才的影响到头重要，这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政府和学校要积极寻求校企合作良好模式，调动企业深度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全过程，积极有引导企业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中来，最终实现学校主导到企业主导的转变。
（五）扎实推进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
中国不缺少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尤其是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不要今天学这个理论，明天学那个理论，一句话，“不要折腾”，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开展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德国的项目教学法和理实一体化化教学,确实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从中学开始，学校的学科教学基本采用项目教学法，学期的前两个月老师会按照教学目标，系统的讲授理论知识，后三个月除了做些必要的补充外，学生几个人一组完成某个特定的课题，期间老师制作一些必要的辅导，最后以学生完成课题的情况作为学科评价，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讲究探究式学习，这种项目化课程教学才是最有实效的方式。
衷心感谢省教育厅领导、学院领导及有关各级办事机构人员，是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并尽心尽职做好了各项服务工作，使我得到了此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给我职业教育生涯上添了一笔厚重的财富。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教务处长 彭铁光 2011年12月12日
第三篇：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前言
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有部分学者甚至把违宪审查等同于狭义的宪法监督，可见违宪审查在宪法监督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论述的违宪审查仅仅是宪法监督的一种手段，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以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宪法秩序的制度，它是宪法监督的一种。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违宪审查模式有以下三种，一是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英国为代表；二是由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美国为代表；三是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法国和德国是实行这种体制的典型。这三种模式中以法德的专门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出现最晚也最为完善，目前前两种模式都在吸收法德模式中的优点，有向专门化融合的趋势。而法国和德国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代表，两国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又分为两类：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制。由于专门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模式出现最晚，理论体系最为完备，可操作性最强，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而且正在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因此，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国和德国进行比较，总结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吸取其中积极因素，可以为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法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具体比较分析
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宪法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的宪法性文件。奠定了法国的宪法之路，但法国在历史上对司法机关心存戒备，因此建立了宪法委员会来实施宪法的监督工作。1946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议会的优越地位,而1958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在后来的实践中,法国宪法委员会又逐步演变为平衡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机关。
德国在十九世纪之前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它的宪法制度也是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最晚的，但是最早的宪法法院出现在德国，19世纪德意志帝国的萨克森、法兰克福等州的宪法，曾规定设立特别的国事法院解决与宪法的适用有关的问题，可见德国一直就有建立宪法法院的传统和基础，德意志第二共和国建立“魏玛宪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在1933年被希特勒废止，为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二战后，德国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
国际流行的划分标准往往把法国和德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划为一类，可见其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模式的两大代表也的确各有特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不同点出发对此模式的两大代表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2.1 法德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不同。
从名称上来看，法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委员会，德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法院，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有很大的共性，以至有的学者说：“法国的宪法法院叫做宪法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把宪法委员会称作法国的宪法法院只是一种简单的等同，而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在机构性质上就具有明显的区别，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是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协调机构，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司法机构。虽然两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都是以凯尔森的专门权力机关学说为理论基础，但两国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在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上产生差别，法国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司法机关曾滥用司法权,极力阻挠改革和革命，因此对司法机关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历史传统上对司法机关一直有很强的限制，因此在宪法监督方面建立了这种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机构——宪法委员会，而德国是吸取希特勒上台后公然践踏“魏玛宪法”，最终给德国和全人类来了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教训，意识到设立违宪审查机关的重要性，因而建立了较有权威的宪法法院。
法德两国宪法监督机构性质上的不同由机构人员构成上就可窥一斑。《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5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9人,任期9年，不得连任。宪法委员会每三年改选1/3，为了保证宪法委员会的中立性,宪法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3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3人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3人由参议院议长任命。除上述规定的9名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与其他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力。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而德国1951年颁布的《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由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每院各有8名法官。法官任期为12年，不得连任。”出任宪法法院法官的通常都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或是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等法律专家。通过两国法定的规定不难看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由政治活动家构成，不管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任命或是历届前任总统，都是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宪法委员会中，而很少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家，而且法国宪法中对宪法委员会成员是否必须是专业法律人士也并未规定。而反观德国法律规定，对宪法法院法官的职业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或是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等法律专家。由此可见，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实际上政治职能更强一些，而德国的宪法法院则具有很强的司法机关的性质和特征。
对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法国政府认为，宪法委员会“尽管具有组织形式，但并不是一个司法审判机构，它是调整公共权力运行的组织”。根据1962年11月6日的决定，委员会自认为是“公共权力机构活动的调整机关”，但并未明确指出这种“调整是否属于司法性质”。在同年的另一份决定中作了如下明确说明：“就全民公决活动而言，宪法委员会的角色具有司法性质”，“就这些活动的组织”而言，其角色具有“咨询”性质。[1]而德国的宪法法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作为政治上的立宪机构，它的政治作用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包括对法院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监督等。但其主要职能还是司法机关，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是联邦范围内的最高司法机构。也是唯一适用联邦基本法的联邦法院，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
2.2 对被审查的对象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不同。
法国的违宪审查是一种事前审查。宪法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职能就是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各项组织法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章在执行以前，均应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以它们是否符合宪法。”另外，《组织法》中也规定所有关于审查法律合宪性的请求都必须在该法律公布前提出。也就是说，法国的违宪审查是在法律颁布之前提出来的，一旦该法律被审查为违宪法律，随即胎死腹中，不会被颁布，换句话说，也就是法国所颁布的法律都是符合宪法的，一经颁布就不会再进行违宪审查。
法国的事前审查制度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保证宪法的权威和宪法秩序，应当在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公布之前使其内容与宪法保持一致，避免与宪法不一致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在公布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对宪法秩序构成侵害，同时也对公民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这样做，虽然能够有效地避免违宪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而带来不良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关系的稳定,维护了宪法的权威，保障了宪法秩序，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一是，事前审查往往只能排除法律字面上的违宪内容，有些法律文件是否违宪需要在适用过程中才能发现,事前审查缺少实践检验的条件，因此事前审查未必全面可靠；二是，事前审查对于已经生效但又违宪的法律文件，除了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法律或者更新法律以外，一般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三是，事先审查对象为数众多，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所有的立法文件等进行审查，只有在可能存在违宪性可能的情况下，才能由有关人员提议审查，所以也是不全面的；四是，事先审查有时会延误时间，影响立法的工作效率，影响法律的时效性。
德国的违宪审查则是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1款和第126条及《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至少三分之一的联邦议员对于已公布的法律，可以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进行是否违宪的审查，而不问是否此法的实施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或是否已有具体诉讼发生。这一规定实际上说明，德国的违宪审查既包括类似法国的事前审查制度，同时也包括违宪法律导致具体诉讼发生后的一种事后审查的权利救济。这一方式能够有效的弥补以上所提到的事前审查所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工作量巨大等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后文的比较中进一步说明。
2.3 违宪审查对象的具体方式不同。
由于法国的违宪审查是事前审查，只就法律是否与宪法相一致进行一般的判断。因此，法国的违宪审查是抽象审查，所谓“抽象的”，就是指提出审查申请不必与具体的法律纠纷有关。正如前文所说，法国的法律在制定出来以后实施以前，由宪法会议进行一般的合宪性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裁决。凡是经裁决合宪的法律，就正式具备了法律效力，法院和其他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只要法律一天没有被议会修改或者废除，就一天有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都不再提出法律的合宪性审议。而一旦被宪法会议宣布违宪，该法律就失去了法律资格，根本就不可能公布实施。
而德国则实行的是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所谓具体审查是指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就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有效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2款和第126条及《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在所有法院所处理的案件中，如果当事人一方认为某项法律违反宪法，那么法院必须中止诉讼，将案件的宪法问题提交联邦宪法法院裁定，看是否以了基本法的规定。这时，联邦宪法法院并不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只是判定有关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宪法判决作出后，提出审查的法院结束中止状态，继续具体的审判程序，依据宪法判决作出对案件的处理。这一法律规定说明，德国既有在法律颁布以前对法律本身进行的抽象审查，更重要的是，当法律公布以后，有关当事人仍然可以以诉讼的形式提起对该法的违宪审查。这种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抽象审查的不足，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但也同样存在着工作量巨大的难题。
2.4 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不同。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61条第2款规定：“……为了同样的目的（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目的），各项法律在颁布以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或由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六十名参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可见在法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相当狭窄，而且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六十名参议员作为主体也是1974年改革之后提出的，尽管范围比较以前有所扩大，但是公民和其它组织、团体仍然被排除在主体之外。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狭窄，直接影响到违宪审查的影响力，而把公民个人和其它组织、团体排除在外，也使得公民个人在受到违宪法律侵权的时候，公力救济变的遥不可及。
而德国《基本法》第91条第1款规定：根据这一条款的一般意义，任何公民或法人对于任何法律或国家机关行为都有进行合宪性申请的权利，不管这一法律或行为是地公民权利的侵犯，也不管这一法律或行为的实施是否与自己有关。而且上文中我们也提到，德国允许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就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存有疑问时，向宪法法院提出判断请求。所以，德国提出违宪审查的主体相比法国就要广泛很多，能够允许认为公共权力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在穷尽了一切救济手段后,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请愿”或“宪法控诉”。不过，在实践中，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确定的原则，公民必须在“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而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联邦宪法法院才会受理案件。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法》还针对法律的起诉，要在法律生效一年后才能提起；起诉人也要证明基本法权利受侵犯或可能受侵犯的原因与法律的实施有关。事实上，宪法控诉的成功率非常低，在至今近八万件诉讼中，胜诉率一直不足3%，而很多违宪审查的申请在联邦宪法法院预审中就被驳回，而不予受理。宪法法院设有一个具有宪法申诉审判权的三人委员会，对宪法诉讼首先进行预审，“委员会有权不能接受或胜诉可能性低的理由，以一致同意的表决驳回宪法申诉。”因为，每年向宪法法院提出的95%以上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被该委员会否决。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文两次提到工作量巨大的问题所造成的，为了解决庞大繁琐的工作而衍生出的新问题。
虽然德国“任何公民和法人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法律诉讼”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毕竟也扩大了提起违宪审查申请的主体范围，使更多的人能够进一步的参与到宪法监督中来，对法律合宪性的监督作用有一定的增强，而且也为受到违宪法律侵害的群体或个人提供了最后一条救济渠道。从对人权的尊重角度来看，更是体现了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权保护的法律表现形式，因此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我国有研究把它归纳为三个司法审查形式之一。
2.5 违宪审查的制裁不同。
首先，法德两国违宪制裁的客体不同，法国违宪审查制裁的内容只是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而在违宪上也只是规定对违反宪法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性文件进行处理。而德国违宪审查的内容是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而在违宪制裁上既规定了对违宪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的处理，也规定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的处理。因此德国的宪法法院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
其次，法德两国违宪制裁的措施不同，因为法国实行的是事前的抽象审查，这就决定了法国没有已经颁布的不合宪的法律，因此，法国对于违宪法律的制裁主要是在法案尚未通过生效以前，发现违宪则不准通过，或必须修改使之完全合宪才能通过生效。而德国由于实行的是事前的抽象审查和事后的具体审查相结合，所以既有如同法国一样的生效前的通过审查，也有对于已经生效的法律，发现违宪则宣布无效而加以废除或撤销。另外，由于德国也规定了对违宪人员的制裁，因此德国还有追究宪法和法律责任的制裁措施。
2.6 权力职能上的其它不同。
首先，先对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基本职能做一个比较。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有三点，(1)监督选举的职能。(2)审查法律和法令是否合宪的职能。(3)咨询磋商的职能。[2]德国宪法法院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的93条等条款中，主要包括：(1)宪法诉愿。(2)联邦政府部门间争议。(3)抽象的法规审查制度。(4)具体的法规审查。(5)联邦与邦之间的争议。(6)党禁。[3]即联邦参议院或众议院,确信某一政党乃是反宪法的，则可将此问题提交宪法法院，以决定该党是否应被禁制而解散。除宪法解释权外，宪法法院还掌握有其它重要的权限如基本权利案、选举的审查、弹劾总统,以及一般法规有无抵触上级规范等案件。
从比较中不难看出，法国宪法委员会在职能上比较有特点的是咨询磋商的职能。《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总统在行使‘非常权力’前，应正式征询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并将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向全国予以公布。此后，总统在行使‘非常权力’的过程中，还应将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秘密的与宪法委员会磋商。”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没有这样的职能，这是由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是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协调机构，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具有辅助国家决策，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职能，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司法机构，它的司法性更强一些，主要依靠《基本法》解决问题，相比较法国而言，在国家大事方面的咨询功能还是比较有限。
但是德国宪法法院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它比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更灵活有效、更广泛的影响着国家决策。比如：德国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比法国广泛，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的对象主要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以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定，宪法委员会虽然有权对某一事项是属于立法事项还是属于命令事项作出裁决,但无权宣布条例或者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从实践中看，政府的条例和命令也可能违反宪法的规定，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这就是限制了宪法委员会应有作用的发挥。而德国审查对象包括政府颁布的条例文件等内容。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违宪法律的侵害。另外，德国宪法法院还有调解政府部门间争议、联邦与邦之间的争议，弹劾总统以及依据《基本法》禁止政党活动的职能，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84条第4款和第99条规定，当宪政机关间就基本法授予的权力范围发生纠纷时，可以请求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公断人，解决有关权力划分的法律与基本法规定间的关系。《基本法》第21条规定“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州政府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审查某一政党是否因其宗旨和活动违反宪法而应予以取缔。”《基本法》第61条规定“联邦议会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提起对联邦总统的弹劾案，由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理，一旦确认总统有蓄意损害基本法和法律的行为，法院有权宣布他的职权失效。”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宪法法院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另一方面体现了宪法法院在保障民主和法治方面的法的精神。
从两国宪法监督机构职能比较上还可以看出，两国的宪法监督机构都拥有一定的立法权，但也有其细微的不同。法国的违宪审查实质也是一种国家立法权，但只是立法活动中的一个程序，一个部分。德国1951年通过的《联邦宪法法院法》中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对于全联邦的宪法机构和国会以及所有的法院和公共权力具有约束力。”这就在事实上使联邦宪法法院成了基本法的最高解释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权，因此也就具有了一定的造法功能。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法院所拥有的这一权力饱受非议。甚至有人称“联邦宪法法院是宪法的改变者、立法的替代者、政治的控制者”。[4]因此，宪法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究竟是好是坏，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启示
3.1 法国宪法监督模式的优缺点
从法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的实际运作看，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自1958年宪法设立新型宪法委员会以来，宪法委员会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诸多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解释宪法。第二，维护议会与政府的权力平衡。第三，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尽管法国宪法委员会在监督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宪法委员会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宪法委员会成员分别由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任命，如果3人中有2人属于同一党派，则宪法委员会即可能为某一政党所控制和操纵；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制，但是宪法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式实际上不能保证其独立性。
2、宪法委员会在审查对象方面存在的不足。第一，宪法委员会审查的对象主要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以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定。宪法委员会虽然有权对某一事项是属于立法事项还是属于命令事项作出裁决，但无权宣布条例或者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从实践中看，政府的条例和命令也可能违反宪法的规定，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这就是限制了宪法委员会应有作用的发挥。第二，成为宪法委员会审查对象的只能是权力机关制定以后正处于公布期间内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并提出审查请求是有很大难度的。
3、宪法委员会在审查方式方面存在的不足：第一，宪法委员会只能进行抽象的原则审查，当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问题，宪法委员会无权进行审查。第二，提出审查请求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1958年宪法规定，只有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实际上，当一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具体案件中认为自己受宪法保护的权益受到来自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都可以通过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而法国仅仅采用事前的抽象原则审查，在审查方法上太单一化。
3.2德国宪法监督模式优缺点
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能使用抽象审查权，又能受理宪法控诉，具备了议会型和普通法院型的优点。由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既保证了违宪行为得到及地处理，又保证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性。宪法法院还突出强调了人权保障。但宪法法院仍有不足之处：由于法官数量有限，大量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法院一审终审，法官受到自身认识水平、政治观念限制，有可能存在草率断案，缺乏准确性、公正性的问题。宪法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监督，从理论上讲是违背了分权原则的。借鉴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构想
4.1 我国宪法监督机制及其现状
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实际上类似于国外的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在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和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具有规范性和制裁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以及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销权和罢免权。
4.1.1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的多层次性。
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由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机构——各专门委员会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各司其职，统一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结构。这种结构，要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方面的权威性、全国人大常分会在宪法监督方面的专业性以及专门委员会在宪法方面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4.1.2宪法监督具有政治性。
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是司法机关或专门机关，我国的司法机关是由人大产生并受人大的监督和制约，人大监督法院，而非法院监督人大，从实践上看，法院不得对规范性合宪性进行审查，也没有其他专门机构来适用宪法。
4.1.3我国宪法监督方式具有多样性。
我国的宪法监督方式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但都只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级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而不涉及具体的法律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4.2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和宪法实践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并对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实践表明，其作用发挥得还不理想,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4.2.1 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
宪法监督是一项专门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设立专门的机关负责处理违宪事务。尽管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具有多层次性，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没有一个机关专门负责宪法监督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又是我国立法合宪性的审查机关，需要处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审理许多议案，无暇顾及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而且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监督，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自我监督往往等于没有监督。
4.2.2 宪法监督缺乏时间上的连贯性。
全国人大每年举行一次例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仅半个月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会期短，职能繁多。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保证违宪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根本无法适应宪法监督的经常性需要。
4.2.3 宪法监督缺乏准确性和有效性。
传统观念认为，立法机关的每一项立法活动都属于解释宪法的行为，因而他最了解制宪者的意图。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最具有准确性。其实，代议机关对于自己通过的法律一般持肯定态度,即使发现违宪，也不愿意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致使宪法监督缺乏准确性和有效性。
4.2.4 宪法监督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程序、宪法诉讼的具体规定，宪法监督的可操作性差。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可行的监督标准，宪法监督工作实际上无法正常进行。
4.3 借鉴法德两国优秀经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通过以上对法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目前宪法监督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德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很值得我国借鉴，不过，欧洲的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理论与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欧洲模式。然而就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也具有与我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相容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4.3.1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路线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最强的吸引力，但德国的宪法法院是独立且平行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它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行为有监督权，但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及常委会，任何法院都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无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要照搬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势必会突破中国目前的体制，操作难度极大，成本过高，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相比较而言更易被我国所吸收利用。但德国模式较之法国模式的优点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健全和完善需要走一条从目前监督模式过渡到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再过渡到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路线。
4.3.2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步骤
要实现这条路线，根据我国国情，势必要实施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吸收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的特点，在我国也建立宪法委员会，不过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在地位和权力上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体，即: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相结合的复合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是把宪法监督权分为最终决定权和强制性建议权，分别由立法（权力）机关和独立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其中：立法（权力）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行使强制性建议权。所谓的强制性建议权是指它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性权力，在这一权力行使之下，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提交的建议案，权力机关必须无条件的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并提请表决，如果立法机关不能以2/3以上多数否决建议案,则该建议案自动生效；同时它还表现为如果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违宪行为的审查裁决达不到权力机关2/3以上多数否决时，亦即自动生效。所谓最终决定权是指,如果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的违宪裁决在法定期间得不到权力机关2/3以上多数肯定时，则最终裁决权转移给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依据自然公理、正义对自己行为进行裁决。而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以外的违宪裁决则自动生效，因为宪法委员会是由全国人大设立的，其意志可以体现权力机关的意志，从而也体现了全国人大的最终决定权。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1、有专门的机关来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可在一定程度避免和消除违宪行为，改变宪法监督机关监督职能闲置的状况。
2、对我国目前的体制不会动摇，易于被各方所接受。
3、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目前宪法监督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一模式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力度不足。尽管宪法监督机关可能审查、中止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文件，也可能因普通法院移交有关机关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而对公民的宪法中救济，但由于公民不能因自己的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侵犯而直接向宪法监督机关提起诉讼，因此，这种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必然需要走向下一个阶段，即第二步骤。
第二步，是指构想中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在当上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建立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专门监督机构，开始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类似于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至于这一机构的来源，我认为可以新设立一个机构平行于第一步所建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可以在宪法委员会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宪法法院。新建立的宪法法院除了享有前面介绍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强制性建议权和司宪权。强制性建议权是宪法委员会以建议的形式把它关于规范性文件的结论性意见提交立法机关，如果立法机关不能以2/3以上多数予以否决，则建议自行生效。[5]司宪权是指宪法委员会对于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权限争议、宪法控诉和选举进行审查的权力。而第二步和第一步之间最大的区别——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是赋予普通公民以宪法控诉权，宪法控诉权是指当普通公民认为立法主体及其授权组织的规范性文件或特定个人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时，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诉讼，并要求后者对其受害权益提供救济的权利。[6]
此时的宪法监督模式就弥补了第一步中所存在的问题，使我国的宪法监督的方式既有抽象监督，也有具体监督，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也是我国以法治国的重要标志。
从总体上看，实施第二步之后的宪法监督模式已经比较成熟、有效，基本上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也与世界宪政文明发展的潮流相适应。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在该时期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定型。
总之，对他国模式的分析其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分析，关键还是通过这种分析，吸收他国的优秀经验而为我所用，使我国能够建立新的制度或者健全我们已有的制度。我希望通过对法德两国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比较、对我国宪法监督现状的分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案,并以此能够推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早日实现民主、科学、高效的宪政目标。
内容注释：
[1]《外国宪法》 p8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p276 赵宝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p364 赵宝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宪政通论》 p271 白钢 林广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宪法监督论》 p294 李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宪法监督论》 p297 李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参考文献：
1、韩大元 外国宪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
2、赵宝云 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
3、白钢等 宪政通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5月
4、李忠 宪法监督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6月
5、韩大元 比较宪法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10月
6、张千帆 西方宪政体系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4月
7、刘兆兴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年7月
第四篇：德国信息化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信息化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政府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应用，并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进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推广应用。在以往的市场经济观念中，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经济，尽可能由市场机制调控经济发展。但德国政府排除争论，以指导性的行政计划力促信息技术应用。
D21行动计划－－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
为此，1999年德国政府制定了“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的行动计划，简称“D21”。计划的实施重点是在教育和工业部门，推进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和工业部门中的应用，并面向社会提供了相关的咨询服务。D21广泛吸收IT企业、工业企业和IT用户等各界200多个企业参加，包括BMW、VW、德意志银行等大IT用户都参加了计划。这个计划使全社会认识到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经济、教育、文化及个人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政府与经济界的这种合作增加了政府与企业的交流，可以调动更多的资金促进互联网发展，也使企业更明确认识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发展教育、文化和互联网的重要。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 樊会文博士
D21计划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发展传输速度更高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二是实施“全民享有互联网”（Internet for All）项目，三是帮助平时接触不到网络的弱势群体也能够上网。
围绕这三个基本目标确定了许多具体的目标，如到2001年所有学校连结互联网，增加女性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机会，扩大多媒体应用等等。D21的一个目标是要所有人都进入互联网，尤其是要让不积极利用互联网的人，如老年人、低收入家庭也进入和利用互联网。为此德国政府启动了规模很大的广告活动。同时降低互联网费用，增加了互联网接入的竞争，现在德国是互联网费用最低的国家之一。为了让使用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互联网，在学校、企业开展了一些培训课程，增加了电子学习软件的开发。为解决IT人才短缺问题，允许国外信息技术专业人员进入德国就业并持有绿卡。其中，全民上网是难度最大的项目，有很大的费用负担。政府动员企业界提供了相当大量的计算机设施和费用，才终于完成项目，实现了所有学校都接入互联网和帮助所有人都能够上网的目标。
在保证互联网信息安全和增加信息内容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更新和补充了有关了互联网及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在著作权保护、电子签名等方面通过了与欧盟一致的法律。经济技术部还提供了中小企业应用安全性方面的帮助，在全国不同地方“计算机应用应急响应组”，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信息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帮他们应付病毒和黑客的袭击。另外联邦政府还在全国建立了24个电子商务能力中心，提供电子商务咨询服务，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到这些中心了解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德国ISDN用户数世界第一，DSL接入量也很大，有线电视普及率很高，有2000万个用户，可以进一步改造成为宽带接入网。
信息化效果喜人
D21计划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计划实施以来德国信息技术应用发展速度很快。1998年德国互联网使用者仅1400万人，只有15%的学校接入互联网；到2001年互联网使用者增加到3000万人，所有学校都实现了互联网接入。移动通讯使用者增加很快，2001年6000万人拥有手机（德国人口总共8000万）。信息技术领域包括硬件、软件、互联网等在内，是德国仅次于汽车、机械等部门后的第四大产业，而其增长速度则比其他产业都快，估计2002-2003年会有6%的增长速度。至于电子商务方面，德国在欧盟排名第一，2001年交易额达到200亿马克，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
继德国D21计划之后，奥地利、瑞士和俄国都推出了类似的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21世纪计划。欧盟也提出了“电子欧洲2002计划”，其中许多内容来自德国的D21计划。目前德国政府进一步制定了“2005电子政务”项目，要到2005年使政府所有服务都在网上提供，实现网上报税、网上申请、在线资助、内容管理等全面的电子政务。
德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情况下政府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而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但在推进信息技术应用这方面，德国政府则打破常规，表现出了特别的积极性，不仅通过立法，而且还充分利用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借鉴德国的基本经验，既要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功能，加快信息技术应用立法，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
德国信息化对中国的启示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广泛深入的应用，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全球正在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信息化是工业化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应该说差距并不是很大。例如，2001年德国的网络用户人数和我国大致相当，都在3000万左右；德国移动电话用户6000万户，我国有13000万户；我国.cn下域名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德国.de下域名增长速度排世界第三位；2001年德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200亿马克，我国则有800亿元人民币；德国和我国一样，刚开始着手三网融合和宽带接入业务，等等。
但是，目前德国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重视程度，以及他们促进信息技术应用所做出的各种政策措施，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德国的信息技术应用促进工作涉及范围很大，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应用推广试验，而且做得非常具体、扎实、严谨。例如，德国“联邦政府2005电子政务”工作小组在很短时间内，就调查和研究出了有哪些项政府业务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给社会，并协调了联邦政府直属的200多个机构，拿出了电子政务解决方案。效率之高令人折服。德国的信息技术应用立法工作也进展很快，一年多时间内就把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欧盟电子商务法律准则转换成了国内法律，与国际法顺利接轨。德国促进学校互联网应用的速度也很快，1999年开始实施D21计划，到2001年就实现了所有学校连结互联网。
相比较而言，我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的速度就显得不是很顺利。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着手政府上网和电子政务工作，但缺乏统一的安排，各部门自成系统，限于内部使用，重复建设严重，互相不连接，使用效率不高，而且面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也很少。“三金”工程实施已有10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银行、税务、海关之间仍然没有实现联网，甚至在金融机构之间也不能实现业务联网。立法方面也严重滞后，电子签名和CA认证得不到推广，电子合同的有效性尚不能得到确认，网上购物时消费者权益难以受到保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和个人数据不能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等等。我国在教育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也比较落后，只有极少数学校能够开展网络教育，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学校根本没有条件连接互联网。
就这些情况看，我们在信息技术应用的观念、立法、行政措施等软环境建设方面，比德国已经落后了一步，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在信息技术应用上，我们与发达国家本来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我国也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信息技术应用，我们完全能够抓住信息化机遇，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再一次错过经济起飞的机遇，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必须下大功夫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建设有利的软环境，提高全民觉悟，破除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观念，达成全社会共识，为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环境。
樊会文，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近年来主要独立研究成果有：《印度软件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发》，《加入WTO，信息产业如何应对》，《我国加入WTO对管理软件市场的影响》，《加入WTO中国IT产业不会一触即溃》等。
参与研究的重大课题有：《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信息产业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IT产业结构调整与探索》，《中国IT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等。
跨国公司抓住在华发展的新机遇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展现了深厚扎实的基础。中国经济环境稳定、市场需求继续扩大的形势，显得尤其引人瞩目。
不少跨国公司确信，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势头，必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在全球经济滑坡、市场低迷的形势下，积极向中国转移战略业务，拓展面向未来的高端制造、高端服务和高端研发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明智而现实的选择。
对跨国公司而言，拓展中国战略业务的机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稳定的金融和经济环境为跨国公司提供了谋划和实施战略业务的机遇。跨国公司作为大型企业，必须着眼未来、谋划战略业务。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西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寻找一个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较为安全稳定的区域，布局其战略业务，中国正是一个理想的区位。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将出现0.5％的负增长，中国经济仍保持8％的增长。尤其是中国长期以来储蓄率高，积累了雄厚的金融资产，金融系统运行稳健，人民币长期坚挺，资本市场开放度稳步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布局战略业务的理想场所。
第二，中国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为跨国公司提供了构建产业链的机遇。当今跨国公司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集团竞争、联盟竞争和产业链竞争。孤立的公司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存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基地。2000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增长24.6％，比工业化国家快22.8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快17.6个百分点。制造业的崛起进一步引起服务业的追逐和落户，各行业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这正是跨国公司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经营环境。
第三，中国旺盛的消费需求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政府提出了促增长、扩内需政策措施，广大的农村市场更是潜力无限。随着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有效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这为追求规模效益的跨国公司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市场机遇。
从长期趋势看，跨国公司在西方国家的发展空间正在收缩，而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正在扩大。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一趋势，加剧了很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其高端业务和战略业务的紧迫性。事实上，近些年已经有不少跨国公司陆续把制造中心、物流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行政中心甚至公司总部迁移到中国，北京、上海等城市具有形成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的趋势，这些转移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产业研发能力与实力，促进了中国的自主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五篇：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按：与法国类似，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介于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之间。因此，法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李卫平两位研究人员近期撰文介绍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沿革、体制机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现予刊发，供学习参考。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位于英国与德国之间，其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法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经过60余年的持续改良，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英国国民卫生体制的内在机制与本国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适合法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法国医疗卫生体系因较高的公平性和效率于200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卫生系统。分析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一、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历史沿革
（一）公立医院管理的萌芽期。16世纪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参与管理医院，但直到18世纪末，财政负担的医院支出还不足1%，医院的运行主要靠教会和捐赠。1851年医院获得法人地位后，政府加强了医院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决策需要政府批准才能执行，医院支出也占到国家预算的3%。1941年的《医院
宪章》创立了医院院长职位，由中央政府任命，大体形成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二）公立医院管理的发展期。1945年10月，戴高乐政府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系统，主要解决就业人口及其家属的医疗经济负担。1958年连续颁布三道法令，改革了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将医院分为四级六类，大区大学医院、大区医院、中心医院、基层医院（包括社区医院、农村医院和护理院）；强化了中央和医院院长的权力，卫生部负责任命和考核院长，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行和财务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决策并购和资产处理，地方市长负责审核预算。1970年颁布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了医院管理体系，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组建医院集团整合资源。地方政府对医院的控制权力逐渐下降，以便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整合。
（三）公立医院管理的成熟期。1980至1990年代，法国一方面参考英国模式，把部分税收投入医疗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开始关注通过支付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控制医疗费用，法国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也逐渐完善。1982年推行医学信息系统化项目，建立了费用和管理的信息基础；1983年通过了筹资总额预算法律，形成了医院管理的外部压力； 1985年制定了《分析核算指标》，建立了成本核算的规范；1986年提出了法国版的疾病诊断相关组，引入了内部管理的技术手段，并使1995年疾病诊断相关组支付方式进入医院的预算。此外，1991年医院改革法从法律层面建立了区域卫生战略规划制度，制定了医疗服务质量的
评价原则，并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机构（即国家医学评价发展局）。
（四）公立医院管理的维持期。1990年代末期，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法国卫生改革的重点转到推进医院内部管理现代化，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如“医院2007”和“医院2012”规划，以及2009年的“医院、患者、卫生与地区法”，其根本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增强院长权限，缩小了理事会的决策范围，优化医院筹资，不断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从而提高效率，控制费用。
二、法国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现状
一是管理体制。法国按区域实行医疗行政管理，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各级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与其他社会事务行政管理合为一个部门，采取大部制体制。在中央层级由社会共济、医疗卫生和家庭事务部统一制定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医疗行政管理和家庭补助的政策。在地方则分为地方社会卫生局和医院管理局，前者负责制定辖区的公共卫生法规和医疗法规，后者对辖区内医院进行预算管理和支付。法国将医疗服务分为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两种形式。门诊服务由私人开业医生提供，他们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地方医疗保险部门的经济管理。提供住院服务的医院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两类机构都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医院管理局的经济管理。
二是治理机制。在法国，公立医院医生虽然是受薪人员，与公务员相当，但其作为国家雇员相对独立于公立医院管理层。和
区域医院管理局相比，院长权力十分有限，医管局负责决策，院长负责执行。公立医院配有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各种权威的专业委员会协助管理。院长是医院的名义代表，任医院董事会主席，领导制定医院的基本政策，只有权任命非医务人员和非管理人员；理事会是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其实质是医院的领导班子，包括各专业委员会主席和主要管理人员；监事会是以前的理事会，决定医院的发展战略，对医院进行长期管控，成员包括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有资质的个人。监事会以前主席由市长或省级机构中地方议会的领导担任。
三是补偿机制。筹资方面，医疗总费用的77.1％来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2.9％来自其他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和个人付费，国家通过医疗救助的形式仅直接支付医疗总费用中的1.3％，个人与家庭支付比例为8.7％。支出方面，总医疗费用44.5％用于住院治疗，27.1％用于门诊治疗，20.8％用于药品。公立医院每年向地方社会卫生局提出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臵预算的申请，经审核认可后，预算费用由社保基金支付。公立医院的人员经费和运营费用则由地方医院管理局(ARH)负责预算和支付，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收入低于自由开业医的水平，但享受养老、带薪假期等福利。医院根据上活动业绩向ARH提出当年设施计划和预算计划，经审查后按月获得预算金。法国医院的预算收入为医院总收入的80%左右，即使在实施DRG支付方式后，预算收入也占医院总收入的60%。在住院医疗方面，法国主要通过对公立医院实施全额预算管理、对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方式等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接受住院医疗
服务的患者只需支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主要为每天15欧元的住宿费和30%的药品费用。
四是资源规划机制。中央层面由卫生部负责，主要活动包括：分析全国卫生供需双方的现状和问题；明确全国范围需要优先解决的卫生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时间表；对各大区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提出具体要求，并给予技术指导。大区层面由区域医管局负责，主要活动包括：成立指导委员会；成立各专题工作组，包括现状分析技术团队和10余个规划专题技术组；召开区域卫生会议对方案进行讨论；报送地方行政委员会；最后由区域医管局行政委员审定发布，具有法律效力。法国的区域卫生规划将医疗活动分为24类，其中19类需要审批和授权，属于严格规划的内容。器官和骨髓移植、严重烧伤治疗、心脏外科、神经外科、血管介入医学等5种，由于技术要求更高，需要在大区之间进行跨区规划。5类不需要授权，鼓励各类医疗机构自由开展，包括老年人疾病的治疗和保健、青少年心理干预、脑损伤和脊柱损伤的治疗和保健、加强和持续监护、姑息治疗等。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最后确定医疗资源配臵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5部分：区域内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大型医疗设备配臵的种类、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医院设臵的科室数量及其提供的服务项目；区域内医疗服务的运行管理模式；区域内医疗卫生费用的控制。
三、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
第一，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受到筹资体系的深刻影响。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使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然后是医疗服务筹
资系统改革，并带来医疗资源配臵的变化，医疗服务筹资通过支付系统影响医院行为，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一般是改革治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以满足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我国目前医保补偿的比例还较低，支付方式还比较落后，还未能对公立医院形成有效约束，这是公立医院缺乏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
第二，以立法为形式不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是一个持续性话题，法国以立法为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明确了各阶段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确保整个改革进展方向一致，不走回头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的相关法律，改革主要靠行政命令推动，存在改革刚性不足、方向容易改变、改革范围有限等问题。
第三，公立医院改革要从本国历史和国情出发。法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英国和德国比较相近，但它并没有照搬英国和德国的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公立医院发展的现实情况和社会文化要求，设计出符合自己的医疗模式。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建立起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为满足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有承认历史，在准确全面认识我国公立医院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提供和筹资模式。
第四，多方利益集团协商的公共治理机制。法国在公立医院治理中大量使用多利益相关方协商和投票的机制，比较容易使各利益集团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家决策层面，对于医疗保险费用征收比例的确定、医疗保险基金赔付比例的确定、自由开业医诊金 的确定等都是通过成立专门的协商议会进行决策。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缺乏多方协商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间往往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更无法充分考虑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意见。这也是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政府税收和社会医疗保险缴费构成稳定的医疗费用筹资机制。法国以税收形式投入社会医疗保险的经验表明，随着国力和政府财力的增长，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可以逐步以税收投入取代固定金额投入，这将有助于解决筹资的可持续性问题。为了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提高效率，我国也采用了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方式。但是，一些社会医疗保险项目还只是采取人均固定金额的筹资方式，由于这项政策是在本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政策环境下推进的，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其筹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民众对健康的追求没有止境，因此医疗服务的提供与筹资之间的矛盾会持续存在。在此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卫生体系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医疗模式，更不会存在一种“普世”的医疗模式。法国医疗模式吸收了英国和德国的理念，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医疗服务筹资和提供模式，获得了国际上的一致好评。但目前这种体制也运行困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缓慢导致的医疗保险筹资的赤字逐年增加，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下的服务效率难以提高。法国下一步医改的方向是通过进一步扩大公立医院自主权提高运行效率，在同等筹资水平下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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