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生态账户制度对我国生态的发展有何种启示？

第一篇：德国生态账户制度对我国生态的发展有何种启示？

德国生态账户制度对我国生态的发展有何种启示？

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会在当一些建筑项目对生态造成损伤时，进行生态补偿，但是在重视被破坏之后的保护措施同时有的国家会忽视那些未受保护的土地的确实，而德国所采取的生态补偿对土地的补偿非常全面，其施行的“生态账户”政策非常引人注意。

德国的生态账户制度

生态账户制度是基于可交易的生态积分，需要补偿措施的土地开发应承担生态积分。开发商必须证明相等（生态）价值的补偿措施在某个地域得到执行。生态积分可以从得到官方授权的补偿机构获得。也就是说，补偿机构是生态积分的所有者，通过出售生态积分来负责实施补偿措施。典型的补偿项目包括：·栖息地和景观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改善；·农业从农地集约型管理转变为农地休养型管理的实践；·退农（耕）还林的实践等。

到目前为止，徐惠了解德国共有21家经授权的生态账户机构。土地开发凭证交易是最值得关注的补偿制度。该制度被认为是实现中长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最有效措施。其根本原理是控制建设用地的供给不足，这一机制造成土地利用巨大的经济压力，从而促使所有建设项目的实施尽可能减少土地占用。

德国14个不同规模大小的自治市在全国层面模拟了可交易的开发凭证的实施。第一步，未来发展用地预测。第二步，开发凭证的分配。第三步，15年的土地开发模拟。模拟显示，交易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并且自治市均实现了各自对道路、房屋、商业选址用地的开发目标。模拟的结果显示，用地量的削减（13%和24%）是可以实现的。

德国生态账户制度的经验借鉴

以法律和规划为基础。《国家自然保护法》和《联邦建设法典》是生态账户建立的法律依据，它们要求当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时，行为人必须采取适当补偿措施来保持生态平衡。建立生态账户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法定的生态补偿要求。

以生态指标动态平衡为核心。徐惠了解德国用生态指标的数量来衡量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地块的生态价值不同，其生态指标数量也有差别。在进行生产活动时，应根据其对自然环境的副作用大小，从生态账户中扣除相应数量的生态指标。

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相结合的运行模式。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企业或其他组织和个人必须通过出资购买生态指标或自行运营生态账户的形式支付生产活动引致的生态成本，这就推动了生态指标交易市场的创立。

助力绿色发展、助推生态文明。一方面，生态账户要求的生态指标收支平衡能保证规划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不降低甚至还有所提高，这样，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均得到了补偿。另一方面，生态账户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引入市场机制并采用多元化运行模式，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治理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激励。

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重视绿色生态保护，而德国的此项政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生态破坏问题，我国在生态建设上需要向德国学习，提高生态建设能力，促进土地资源利用。

第二篇：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以前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对我国现今生态治理问题带来了巨大的考验，而生态社会主义是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追求目标，突出强调自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本文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阐述对我国现今生态治理的启示

关键字：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启示

随着全球变暖、粮食危机、气候异常、环境破坏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的生存空间一次又一次受到大自然的警告。使人类认识到生态问题愈来重要，过去的过分注重经济发展俨然对大自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从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现实为出发点，有力的批判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人类过分的追求物质财富增长,对大自然过分的索取的观念进行了质疑。生态社会主义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追求目标，强调人与自然一元论，对我国现今处理生态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一、生态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与理论基础 世纪70 年代，生态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德国，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整个西欧迅速崛起，在短时间内风靡欧洲，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经过90年代的启蒙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进入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在中国渐入佳境。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第二个方面是当代的西方生态学、系统论以及未来学理论；第三个方面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1]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周甜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并不是单一的索取与服务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演化过程。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单单是自然问题，更是一种社会问题，其实就是上升到人类层面上的东西，人与自然要和谐的相处，实现人类自由的最终格局也是人类依附于自然并利用自然。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照康 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总是过分地追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的贪婪欲也是造成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急剧破坏的催化剂，资本家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超过了生态环境所能够承受的范围，造成生态失衡，而西方资本主义者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是生态危机转移，以经济转移为耳目，实际却把生态破坏转移到一些不发达国家，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将生态危机全球化，使问题更加的严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建立一个生态健康的大社会，而维护好我们所生活的大环境，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最终结果就是一种社会井然有序、公平公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有学者认为环境破坏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社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王晓华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永远存在剥削与被剥削者，永远有利益化在其中。而社会主义则追求的是一种公平主义，追求的是一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化道路，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上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我国生态问题的起源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但是在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生态大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最明显的就是现今大城市严重的雾霾，北方与南方气候极端异常的现象，这其中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依赖成分，人们总是有一种先把经济搞上去，国力强大，生态环境可以再治理的心态，这其实是早期人们对整个社会大环境认识的偏差造成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应对生态危机的启示范楷西方主义国家把国家的一些制造企业引入中国，在享受到其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在加上一些监督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大气、土壤、水质污染，这些后续的污染有些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我国现今生态问题表现在许多方面，水土流失严重，90年代的统计数据，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土地沙漠化严重，草原退化严重，草原退化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扩大导致牧草产量持续下降；森林资源的锐减，现今中国的许多林区，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森林赤字是最典型的生态赤字，当代人已经过多消费后人的森林资源；生物物种的加速灭绝，几乎每天都有几种物种灭绝消失；地下水位下降，过量的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再加上我国淡水资源匮乏，水资源显得愈来愈宝贵；大气污染严重，主要是工业废气的排放不达标所造成的；现今这种污染还有向农村挪移的现象。

这些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其实也是给予我们一种警告，西方的先进科技可以学习但是要辩证地看待，不能盲目地追求经济而把我们生存的家园破坏掉。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治理的启示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更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提出要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中国。说明我国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做不到的，资本家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改变不了生态危机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将其发扬光大。

其次，建立健全各种执法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针对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企业要依法处罚，可以实行群众举报制度，以群众作为监督力量，把环境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实行环境考核奖惩机制，使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深入人心。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殖民的丑恶本质，戴卫·佩帕谴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生态殖民主义行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与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

［４］ 戴卫·佩帕．生态社会主义：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从纵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Ｍ］．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这更使我们国家要提高自身的实力，然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改变,集约型经营发展缓慢。这需要转变经济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由原来的物质资源消耗向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并且形成节约资源能源的循环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空间布局，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所在。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空间，我国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人口众多十几亿人民对环境的索取同时对生态平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必须从自身做起，提高全民素质，要把环境保护时时刻刻放在心中，应该做这个社会环境的监督者与执行者，树立一种生态保护的新风尚、新理念，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抓，要养成一种生态危机意识，保护好生态环境，“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2-19.生态社会主义就是以生态效益为核心，追求的也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是要保护好已有的资源与环境，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应有之义。

第三篇：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现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具有过渡性质。它一定程度脱离了普通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不仅摈弃主权范畴,而且逐步丧失了货币政策决策权;但德意志联邦银行又是某种程度的中央银行。其基本内容如下:(一)德国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关系

按照1991年12月10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的《欧洲同盟条约》,欧共体在1999年1月1日起进入欧洲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在此同盟内,将实现统一货币“欧元”、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为符合《欧洲同盟条约》关于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有关规定,《德国联邦银行法》进行了历史上的第六次修改。

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其首要职责是以稳定货币为目的,并办理国内外支付往来的银行业务。在欧洲货币联盟的三年过渡期内,即从1999年1月1日起规定成员国固定汇率到2000年1月1日发行“欧元”纸币和辅币这段时期内,德国联邦银行虽然仍有权发行德国马克,但必须经过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批准。三年过渡期后,德意志联邦银行将丧失货币发行权。原《联邦银行法》第15条贴现、信贷和公开市场政策、第16条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规定被删除,预示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势力的壮大,当它切实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时,德意志联邦银行稳定货币的职责将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保留参加国际货币组织的权利,如国际清算银行,但必须报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只有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它才可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另外,根据《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资本金和法定储备都增至50亿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会计报表上的资本金、法定储备数额将在1998年12月31日变更,其会计制度和报表制定也将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

这表明,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不仅丧失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而且丧失货币发行权。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掌握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政策、信贷政策、最低存款准备金政策,并拥有欧元发行权。但德国联邦银行能参与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因为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是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的成员,他在这个决策机构中有发言权。由于欧洲中央银行主要参照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建立,并且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的作用不可低估。虽然德国联邦银行中央银行理事会不再决定货币和信贷政策,而仅决定业务政策,它的职责是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指示和方针办事,但德国联邦银行仍有很多任务,如银行的再贷款、在欧洲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政策管辖下的债券回购业务、现金和非现金结算业务、银行监管、外汇储备管理、人事问题等等。联邦银行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组成部分,类似于分支机构,但在人事任命、机构设置等方面并不听命于欧洲中央银行。此外,欧洲中央银行规定各国中央银行不得在一级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以防止各国政府干涉欧洲中央银行运作。

(二)德国中央银行和联邦政府的关系《德意志联邦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公法意义上的联邦直接法人。政府持有联邦银行的设立资本只是其享有货币主权的基础,且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和董事会享有最高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州中央银行及分行也享有联邦政府职能机构的地位。由此可见,《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了联邦银行在职能、经济、人事等方面独立于联邦政府。另外,虽然联邦银行是按联邦议院制订的法律组建的,但它不受联邦议院管辖;而且,联邦财政部不得任意向联邦银行无限透支或任意决定扩大铸币的发行,且铸币也不是无条件支付手段。联邦银行在其对欧洲中央银行职责的执行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可以继续支持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联邦政府成员虽然仍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会议,但他对中央银行理事会决议有异议时可以要求推迟两周做出的规定被取消,因为《欧洲同盟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和所有参加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治机构。

在资本配备方面,原《联邦银行法》规定为2.9亿马克,但根据《欧洲同盟条约》规定必须增加到50亿马克,仍由联邦政府持有。关于联邦银行行长、副行长、执行理事会其他成员和州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仍规定为８年,但例外情况下的最短任期由原来的2年修改为5年,进一步在人事上保证了对联邦政府的独立性。

(三)关于稳定货币问题

如前所述,1999年起,德意志联邦银行开始丧失自己的货币政策。德意志联邦银行现在发行德国马克需要授权,而2002年1月1日起不再发行德国马克,且从2003年起,欧洲货币发行权统一后,德国马克将被收回而退出历史舞台,欧元成为唯一合法货币。德意志联邦银行有义务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维持货币稳定。随着欧洲中央银行影响的逐步扩大,德意志联邦银行将进一步移交其货币政策职责,有可能与联邦金融监管局合并而专司监管职责;并且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在德国将从法律上消失而更多地成为一种非正式规则，而欧洲中央银行这种跨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将受到德意志联邦银行模式的深刻影响。

二、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般性和同步性,笔者认为,近年来它又领先于世界,这不仅仅在于其独立模式和稳定文化影响了一大批国家,而且还在于德国中央银行制度已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国家主权的范畴。对我国而言,由于中央银行制度仍不够成熟,故可借鉴之处甚多。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模式不仅仅是人们的共识,而且应用法律予以保障。由于经历了两次因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而导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德国公众意识到一个健全的货币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央银行必须享有独立性这一点人们不再有任何怀疑,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从制度上保证联邦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拥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地位。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但中央银行的重大决策须经总理批准,即在决策上没有完全的独立性。虽然技术独立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决策独立性不足,但在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间取舍时,有可能舍弃币值稳定而就经济增长,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这在中国有过先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由总理提名,经全国人大批准后由国家主席任命,任期五年,与政府任期相同,容易影响金融政策的长期稳定。故有必要从法律上逐步完善制度漏洞,使中央银行发挥充分的独立性。

(二)稳定货币是中央银行的制度精髓。

中央银行这种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亦是提供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货币。列宁曾说过:“毁灭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凯恩斯则说:“没有比使通货堕落更能够巧妙、有效地破坏社会基础的手段了”。因此,艾哈德在其《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宣称,“货币稳定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确立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稳定货币”的涵义应含有德国货币对内对外价值的稳定,且通过执行该法所赋予的货币政策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联邦银行依法拥有发行纸币的唯一权力。而纸币占德国货币的80%强,且具无限清偿特点。德国货币的20%是铸币,由联邦政府经联邦银行同意后发行,其发行量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不得超过20马克。联邦政府不得用大量铸币代替纸币,侵犯联邦银行的权力,且铸币不是无限清偿手段。故在货币发行方面,联邦银行可控制其发行量。其次,联邦银行主要通过银行支付能力的变化和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间接地调节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和经济过程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为此,联邦银行经常使用再融资、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最低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扮演货币守护神角色。1974年12月起联邦银行还创造性地向全社会公布了其“货币量目标”,即中央银行1975年货币量增长8%;而1979年起,联邦银行公布的货币量目标,由于总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而改用区间值。但货币量目标每年底都提前公布,且一经确定,公布于众,就必须严格执行,不许随意调整,而当年年底也应向公众通报当年货币量目标的执行情况;如果实施结果与公布的目标出现较大偏差,则要详细阐述当年总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出现偏差的原因,以求得社会公众的理解与信任。联邦银行通过每年向社会公布货币量目标并坚持不懈地实施它的办法,来严格控制货币量,这也意味着联邦银行稳定货币在外部的监督机制下进行,使中央银行制度更趋完善和具有公信力。

(三)重视人本管理是德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又一启示。

“制度至关重要”,但一旦制度被确立,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而其对制度施加的影响相对地变得重要了。《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对任何重大事件实行集体决策;最高执行机构为董事会,且要求董事会成员具备专业知识,在一般情况下采用简单多数原则行动,而在赞成反对意见持平时,则负责人的观点起决定性作用。较有特色的是,德国州一级咨询委员会还需有工薪阶层人士参与,符合其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联邦银行工作人员有保守秘密的义务。对内部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德意志联邦银行法》中有较多条文规定。这对保证实施机制行之有效非常重要。(四)中央银行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影响重大,有时甚至是扭转乾坤之举。1924年、1948年货币改革使德国免于通货膨胀之苦,尤其是1948年货币改革配合物价和工资冻结取消以及税率调整等措施,使联邦德国的经济迅速由统制经济转入社会市场经济的轨道,货币改革从起初的“冒险行动”变成了德国经济史上扭转乾坤的创举。而希特勒对帝国银行的把持造成经济的崩溃。因此,对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需要慎重,它往往由政府予以担保;而且,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制度应该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是其他制度的基础。▲参考文献

１、［美］Ｐ·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２、宫著铭、刘小林:《联邦德国金融管理制度与法规》,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

３、何广文:《德国金融制度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４、德意志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５、麦国平:德国统一以来中央银行体系的变化及其借鉴意义,载《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４期

第四篇：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德国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彭铁光

本人受学校委派，在湖南省教育厅的统一安排下于2011年7月30日至8月20日到德国的黑森州进行了为期21天的职业教育培训学习，现将学习情况与心得体会小结如下：

一、德国职业教育的特色

德国的职业与技术教育对德国经济的快速腾飞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被誉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尤其是“双元制”模式更是“秘密武器”的核心所在，本人通过深入企业、学校和有关政府机构学习考察，总结以下德国职业教育的五个特色。

（一）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十分完备，大体上可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进修教育四个部分。德国的基础教育相当我国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他们的学制一般是孩子三岁进幼儿园，六岁入小学，小学学制是四年，一般10岁前完成基础教育。小学后根据每个学生的智力和学习状况实现第一次分流，成绩优异的学生进入一流的文理学校（约40%），相对较差的进入二流的实用学校（约35%），最差的进入三流的实体中学（约25%）。分流的标准是老师根据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状况和智力水平向家长提出建议，由家长决定选择哪一类学校。多数学生一开始升入这个阶段，就初步确定了今后就业升学的基本方向，目的性比较明确。

一流的文理学校以进入综合性大学为目标，中学8年结束后，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文凭，然后凭高中文凭可以自己选择哪一所大学。上大学不一定要在高中毕业的当年，高中毕业证书作为上大学的资格，终生有效。因此，也有部分学生在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后，会选择去职业学校学一门技能去工作，到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再去上大学。

二流的实用中学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对差一些，以进入高等的职业院校和科技型大学为目的。中学的学制是六年，然后升入职业高中学习专业课（2年），职业高中毕业后升入专业对口的科技大学或高职院校。

三流的实体中学是学业成绩最差的学生，以直接就业为目标，中学学制为五年。中学毕业后，这部分学生会按照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就业信息去选择工作。但德国是实施12 年义务教育，所以这部分学生还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限，因此他们会一边在学校里学习，一边在企业里当学徒，这就是盛名的双元制了。在三流的实体中学中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双元制的，有一部分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愿意工作，就必须就读职业学校中称之为“职业准备”的班级，学制一年。

较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必须以接受过较低层次的职前教育（培训）为基础，并应有一定的职业实践经验；经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员，既可利用已经学到的知识和技能，长期从事相应的职业，也可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时间也可以灵活安排；职业教育的各个层次以及它们与普通教育之间，可以交叉和相互沟通。

德国的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真正实现了先培训后就业，然后再培训再就业。劳动就业部门既管理就业、失业救助，又管理培训工作。各行业协会、各州政府、各企业为实施《职业教育法》各司其职，中央政府实行宏观管理和协调组织工作。

德国的这种教育体系，既使绝大部分学龄儿童及青少年能尽早地接受到至少一项职业教育训练，直接掌握一门技术，被企业雇用，同时又能为想继续深造的青年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这种教育体系的特点就是纵向实现了渐进式地逐步发展，横向实现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彼此联系与沟通。

（二）企业主导的“双元制”职业教育

德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国度，“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德国推行职业教育最成功的关键。但德国不是所有的职业教育都是双元制，双元制的学生大约只占三流实用中学学生的一半左右。

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是以企业培训（企业内培训和跨企业培训）为主导的教育，职业学校只起着配合和服务的作用，学生与企业是签订合同的，学生的学费由企业承担。双元制学生具备双重身份，他们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他们一个星期有3天时间在培训企业，另2天时间在职业学校；学生定期或分期在企业里接受实践教育，在职校里接受理论教育。职校大约60％的课是专业课程，40%的课是普通教育课程；学生要通过两类考试，一类是企业操作技能考试，另一类是职校专业课考试；学生毕业拥有两类证书，一个是考试证书，另一个是培训证书。双元制学生如果要晋升为管理层或技术骨干，或者想上大学，必须先工作四年，然后要经过职业高中的相关培训学习，成绩合格的进入相应专业的高职院校学习。所以，在德国在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学生无论何时都有上大学的机会。

（三）标准化的教学内容和考试办法

德国经济部公布了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有93个职业大类的371个职业。各专业部分别制定相关职业类别的培训条例，包括教育内容、时间安排、考试办法等，并会同联邦教科部共同颁布实施。各培训企业根据培训条例和本企业的特点制定具体的培训计划并付诸实施。职业学校的教学内容由各州文化教育部制定。它的任务是在服从企业培训要求的前提下实施普通和专业教育，深化企业培训中的专业理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考核、成绩认定与证书发放由各行业会负责。考试分为中期考试和毕业考试两种，从考试形式上包括口头考试、书面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通过考试的学徒工才能得到国家承认的岗位资格证书，获得毕业证，成为该工位上的合格技工。

（四）政府、行业的全面参与

德国联邦教育部在职业教育问题上起着综合与协调作用，负责主管联邦职业教育法的修改工作，监督教育法的执行情况；制定职业教育的重大和具有原则性的政策；负责颁发职业继续教育条例和实训教师有关教育学资格条例；资助职业教育中“受歧视者”和“尖子生”；资助职业教育的模块试验和研究计划。联邦经济部及其他业务部负责对有关培训职业的承认和废除，他们通过法律的形式发布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条例，统一这个行业的培训内容、规格、要求、做法，实训教师的资格，组织培训的原则，注意事项和培训结束后有关考试的一系列规定。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保证德国的教育事业在共性和可比性上有一个必要的起码标准。它是各州文教部长们自愿自我协调的一个工具。联邦各州对学校拥有主管权，全面负责职业教育中一些特定的经费资助，对行会主管职业教育的过程行使法律监督权。

德国的行业协会是以地区划分的，具有强制性，这些行业的任务是代表本协会成员的利益，维护和保持工商界久有的信誉传统。行业协会除必须完成促进本行业经济发展的任务外，还承担一些国家委托的任务，职业教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行会对职业教育的职责主要有：对承担培训企业的资格认证和监督；缩短和延长培训时间；负责审查企业与学徒之间签订的培训合同；负责考核；职业教育委员会；制定规章制度；监督和咨询；仲裁委员会等。

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是对全德国职业教育进行指导和服务的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协助经济界，尤其是德国工商业行业大会，推进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德国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家庭教育环境 德国人的严谨、认真和守法是出了名的，德国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不是教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统一体，它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国各州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责任、具有群体精神、承认并且运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例、履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在德国的家庭教育中则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们具有知识、诚实、勤奋、秩序、公正、正直、团结、容忍、认真等品格。德国人非常重视孩子独立能力的培养。比如孩子小的时候要哭闹，父母会严厉指责他不准哭闹，否则就被扔进厕所，所以德国的小孩是很听话的。他们小孩的玩具是不允许随意丢弃的，假如孩子玩腻了，父母会让孩子整理好玩具去公园卖掉，所得的钱归孩子所有。上小学的时候，孩子就得学会在家里帮父母干家务挣钱，所以德国的小孩都是会干家务的。他们的独立能力是这样从小就得到培养的，这种社会文化毫无疑问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忧患意识和生存能力，更容易激发孩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像中国的家庭意识，总是父母包揽一切，以至于出现啃老族的现象。

（二）基于学生现状，合理安排分层次教育

德国的分层次教育十分严酷，他们就认为，人的智商是有等级区别的，不能因为不努力学习的人影响成绩好的的人，也不能应为成绩好的人拖累成绩智商相对较差的人或者是潜在生，因此在小学四年级（10岁左右）就开始了针对不同层次的分层次教育。成绩好的学生就是读好的中学，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成绩差的就读职业学校；最差的学生才进入双元制学习，从事的是最底层的蓝领工作。但是，德国在教育体系的设计上是十分科学的，那就是只要学生努力，或者智力在某一个时候得到了发展，随时都可以获得读大学深造的机会。当然，之所以社会能够接受这样的分层教育，一方面是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工资差距不像国内那么大，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即使学习差一点也没什么，生活一样可以过得很滋润。另一方面是德国的职业是没有高下之别，职业是平等的，即使是最基础的清洁工也不会遭到歧视。

（三）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建立跨部门管理和协调的机制 德国职业教育在国家法律、法规层面上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了职业教育行为。而我国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我们一方面要从政策上保障职业教育的地位，包括经费、升学、就业、待遇等。另一方面要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中、高职的有机衔接，专、本科的沟通。第三方面要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建立调动企业参与办学，增加企业与学校的联系与合作的全新机制，要全面推广和执行上岗资格证制度，从而使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必要的教育层次。最后，要根据实际情况成立由行业、企业、学校、学生、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等各方代表构成的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管理本地的职业教育，解决资源分割、教育与市场和社会脱离的弊端。

（四）引导企业参与职教，实现学校主导到企业主导的转变 在德国，企业对人才培养负有很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承担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绝大部分的费用，这样做使企业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高技能工作人员，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技能型人才。在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企业目前还没有认识到人才培养是企业自己的职责和义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各种类型的高级技术工人都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企业开始感觉到人才的影响到头重要，这对职业教育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政府和学校要积极寻求校企合作良好模式，调动企业深度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全过程，积极有引导企业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中来，最终实现学校主导到企业主导的转变。

（五）扎实推进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

中国不缺少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尤其是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不要今天学这个理论，明天学那个理论，一句话，“不要折腾”，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开展项目化课程教学改革。德国的项目教学法和理实一体化化教学,确实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从中学开始，学校的学科教学基本采用项目教学法，学期的前两个月老师会按照教学目标，系统的讲授理论知识，后三个月除了做些必要的补充外，学生几个人一组完成某个特定的课题，期间老师制作一些必要的辅导，最后以学生完成课题的情况作为学科评价，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讲究探究式学习，这种项目化课程教学才是最有实效的方式。

衷心感谢省教育厅领导、学院领导及有关各级办事机构人员，是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并尽心尽职做好了各项服务工作，使我得到了此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给我职业教育生涯上添了一笔厚重的财富。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教务处长 彭铁光 2011年12月12日

第五篇：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 要：继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列讨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生态文明建设再次成为亮点，这既深刻反映了新一届党中央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又鲜明地显示了目前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坚持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又找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目前，在我国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随着全球问题尤其是生态问题的日趋严重和突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和研讨。“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1]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坚持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又找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及主要观点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与日俱增，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不可避免，尤其是那些把自身迅猛发展建立在自然资源消耗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求不但加剧了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使被破坏了的生态环境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曾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各种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如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水俣事件、富山事件、四日市事件、米糠油事件等。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应运而生，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面临人类严峻的生态问题时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试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生态思想而提出的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和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形式发生改变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的综合危机，以本?阿格尔等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们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不断扩大商品生产为基础作为利润来源的，而这种过度生产必然会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也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因此，菜斯、阿格尔等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人性。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而生态理性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的，其社会生产目的不是以利润为动机，而是提倡一种适可而止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3]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符合生态现代化，同时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模式，适度地、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主张在满足人类发展进步需求的基础之上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以使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

学者倪瑞华曾这样说：“生态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创建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而是世界观和价值观问题，因为，每种社会类型和文明形态都有相应的世界观和价值观。”[4]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潜能。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就必须消灭交换价值、推翻资本，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其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因而，生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推翻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与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只有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目标，内在地契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要求。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建设都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核心主题。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人，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5]生态文明建设既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可以满足自己需求的存在物并且人的任何需求都是合理的，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同时也反对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片面夸大了“生态至上”和物种绝对平等的思想，忽视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这两个极端主义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保证人类和自然的长远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把绿色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人类的要求超过自然本身的界限，自然界就要不堪重负甚至对人类进行报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社会，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所以能够提供一个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满足人们的需求的框架，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获利。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一致性。

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追求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社会是一个民主、公正、和谐的社会，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它倡导建立民主稳定的社会体系来保证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倡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反对生态殖民主义，这就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内部的和谐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领域的价值追求方面具有一致性。

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一）转变伦理价值观，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曾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6]。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相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人性服从于生态性，也不是生态性服从于人性，必须积极转变伦理价值观，清楚地认识到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就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增强人们的环保责任感，要形成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不能无视自然资源的价值而肆意掠夺，可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将自然视为人类的“无机身体”，认识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的。具体来讲，应该将生态保护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完善环保的相关法律政策，培养每一名公民的环保责任感，改变过去“先污染再治理”的理念，改变为求短期发展而破坏生态的做法，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深化环保意识。

（二）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 “异化消费”促进了人们狂热消费的欲望，大大增加了资源环境的压力，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出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既要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发展的需求，又要维护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需求，健康合理消费观的树立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适度消费以节俭为特征，它不反对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只是反对‘为地位而消费’的过量消费中的挥霍和浪费。”[7] 勤俭节约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当下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比过去有极大提高，但人们仍然应该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树立符合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综合考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诸方面利害关系的适度合理消费观，形成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消费，培养人们形成适度生产、合理消费的生产生活理念，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三）合理运用科学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短期迅速发展主要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质资源的消耗。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计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由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达到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既要合理生产物资资料，又要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需求和保持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平衡，通过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适度经济发展的模式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过程之中，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要保持原先的发展水平，又要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更好地进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类造福提供便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甚至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的危害。只有做到合理运用科学技术，趋利避害，避免因利用科技而导致的道德伦理问题和环境资源问题，既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要使之成为改善环境的有效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有缺陷和不足，但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应该继续研究和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充分了解其理论思想和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更加有效地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而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惠斌.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3] [美]卡普拉，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73.[4] 倪瑞华.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5]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6]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30.[7] 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6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