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研究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研究论文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与“安全”的界定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控范围规定无论粗疏或繁密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对象；二是犯罪行为[3]。因此，对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笔者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对象比较

犯罪对象即刑事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具体的物。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物”首先应当满足立法关于食品的规定。对此，笔者上文已论述，而食品安全犯罪所指的食品还应具备刑事法律中对食品的规定。两国构成犯罪对象的食品都必然是“不安全”食品，区别在于对“不安全”的规定内容和方式的不同。美国在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上采取的是典型的附属型刑法立法模式，即美国的《模范刑法典》中并没有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罪与罚的规定都散见于各食品安全行政法规中。《美国法典》第21篇是专门论及食品方面的内容，其刑法规定主要集中于第1节假冒、伪劣食品、第3节填充牛奶、第4节动物，肉，以及肉与乳制品、第9节联邦食品法、第10节家禽与家禽制品检验和第15节蛋制品检验。每一节不仅分别细述了具体食品的含义，而且也规定了相应的罪与罚，如“填充牛奶”是指任何牛奶、奶油，或脱脂乳，无论他们是否已被冷凝、脱水、浓缩、制成粉末状或被晒干，只要它已被添加、混合或复合任何除了牛奶中的脂肪外的脂肪或油，就可把该产品称作是赝品，即“填充牛奶”[4]。由此也可看出，美国对作为犯罪对象的食品方面作了非常繁密的分类，纵观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餐桌上的基本食品几乎都会被囊入立法之中，同时还有可能出现同一食品被多部法律所调整。美国犯罪对象的规定除了对象的广泛性还有内容的细致性，如上述填充牛奶的规定，以此增大立法的可操作性。我国对罪与罚的规定只存在于《刑法》中。我国《刑法》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主要有以下两个条款：《刑法》分则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5]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6]。以上两个条款对犯罪对象做了两个总体限定：一是首先满足我国立法规定的食品，即前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界定；二是对食品做进一步限定，要求食品必须是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并造成一定不良后果，但具体到某一种食品的判定并未一一规定，这常使我国司法工作者陷入不尴不尬的局面；有毒有害、严重后果亦是如此，更多的是依靠司法者的经验、主观臆断；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中的“标准”，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可谓是既不成体系，发展也不成熟，以此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其成效也是不言而喻。

（二）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的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即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认定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美国。我国目前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八》的第143条和144条。这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销售两种方式，这也是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的两种行为方式。这两种行为也被美国食品犯罪行为所包含，但却不限于此。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中规定了很多犯罪行为，例如：人为改变或者冒牌食品的运输行为、接收行为；全部或者部分改变、切除、损毁、涂销在售商品标签行为；不建立或保持食品相关信息等、伪造膳食补充剂严重问题事件的报告等等[7]。因此，在美国，运输、接收、改变商品的标签、不建立食品信息等行为都是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畴。当然，这些也只是美国犯罪行为规定的冰山一角。可见，美国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而这些犯罪行为在我国只是理论研究的愿景。美国还存在大量的解释型立法，通过进一步阐述立法内容，以充分表达立法本意，消除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歧义。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并不全面，现有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在现实中的应用也是疑问重重。此外，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中犯罪行为对本罪的成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不同于其他普通犯罪，只要发生刑事立法规定的禁止行为，一般即成立此罪，而不过问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作案动机。美国食品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这与立法的强硬、零容忍态度不无关系。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仅出现刑法规定的否定行为不足以认定此罪，还需综合考虑其他种种因素，这样无疑提高了犯罪入罪门槛。

三、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比较的启示

目前美国已被世界公认为是食品最安全的国家，这与美国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全面程度有很大关系。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刑事立法调控范围不够严谨难辞其咎。因此，通过比较两国在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调控范围，我国应当有所借鉴并改善。

（一）细化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并增加解释性立法作支撑

美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规定得极为繁密，这使美国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在实践中更具实用性，也可更有针对性地应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我国刑法则恰恰相反，犯罪对象的规定较为宽泛，立法很少专门针对某种食品单独立法，这种方式常常给实践带来难题，尤其是犯罪的归类划定，导致目前我国食品的含义在判断一些物品是否属于食品时常常模棱两可。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有大量食品的规定，有较为细致的分类，如添加剂食品、特殊食品、婴幼儿食品等规定。两法之间关系本应是无缝衔接，《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违法对象在刑事立法中不仅存在，而且还应规定相应的罪与罚，通过严密的立法消除违法与犯罪的空白地带，现实却并非如此。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在对食品安全犯罪对象做出抽象概括的同时，还应有更多具体条文针对餐桌上基本的食品、一些易发生争议的以及需要特殊保护人群的食品如儿童、孕妇等的食物单独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并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对象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将立法原意通过司法解释或其他立法方式进行进一步解释说明，以此来支撑我国单薄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最终丰富、细化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提高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

（二）丰富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并增强其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与销售，范围限定地非常狭窄，且“生产”、“销售”的具体行为方式也未做进一步解释说明，如因食品的包装不当致人死亡是否可以划为食品的“生产”中。此外，食品安全的风险存在于从农田（饲养）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中，而非仅仅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食品原料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喷洒有毒有害物质损害人体健康；食品在储存、运输途中可能不具备保存条件导致食品变质，产生有毒成分；问题食品未能及时召回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等，这些行为都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因上述行为不属于生产、销售行为，导致不能依据我国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立法的空白直接影响本罪的认定，我国实践中只能寻找其他罪名定罪，这就可能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达不到惩治该罪的最终目的。综上，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目前的紧迫现状与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定上，我国显然需要借鉴美国，不仅需要增加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将各环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行为均纳入到本罪中，还要将每种行为进行明确解释说明，减少实践中可能造成的歧义，从而做到精准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此外，我国还应重视犯罪行为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在认定食品安全犯罪时，应重点考量犯罪行为，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严格犯罪责任，始终保持食品安全犯罪零容忍态度，从而达到降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发生概率。

（三）立法模式因地制宜，重在改变立法理念

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主要通过多部单行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来规范食品安全犯罪，零碎法律之上并无一个统领法律，使他们看似杂乱无章，无迹可寻，但这恰与食品安全犯罪特点如出一辙。繁密交杂的法律规定可使复杂的食品安全犯罪被精准覆盖。我国属于刑法典立法模式，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与罚规定只存在于刑法当中，这也是我国的立法传统。我国有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笔者认为两种不同的立法方式并无优劣之分，立法模式只是立法方式、框架性问题，真正影响法律适用的还是立法理念的差异。从中美犯罪对象和犯罪行为的诸多差异来看，概言之是美国重实务，轻理论，立法粗中有细，面面俱到，我国则似乎与之相反，应用性条款的规定却秉持着“宜粗不宜细”原则。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应改变立法理念，增加解释型立法，细致立法应用性条款的规定，以此承担实现食品安全立法存在真正价值的重担。

第二篇：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比较研究

摘 要:世界各国对于著作权的刑事立法保护虽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和保护范围的确立,还是罪名和罪状的设计安排,抑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分析各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优劣,比较其得失,无疑有利于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著作权 刑事立法保护 比较研究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各种法律领域中受影响最深、冲击最烈的首推著作权法,[1]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以回应新传播技术对新著作权制度的呼唤。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纷纷修订其著作权法,除了对新近出现的许多前沿问题作出回应外,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加大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惩治力度。我国也不例外。因此,对世界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优劣,比较其得失,以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一、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侵犯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案件外,其他类型的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并不突出。因而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尽管很早就开始了,但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还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当时,国际公约中的著作权保护立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立场,大多仅从民事、经济和行政等法律的角度调停和解决各国间的著作权纠纷和争端,其中不少涉及到外交途径,而涉及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条款则往往很少。

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影像工业(磁带、录像带、唱片等)的发展,非法复制或者翻制视听资料的现象开始出现。很快地,这种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变得猖獗起来,并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犯罪活动。根据新闻界的估计,目前市场销售的视听资料中25%至80%(根据具体的国家来决定)是非法复制品。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计算机软件的非法复制也日益严重,且在世界范围内越演越烈,各国因此蒙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要求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中设置刑事条款,通过刑事手段的运用,加大对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为世界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进一步加强各国在经济、文化、艺术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与完善。迄今为止,已缔结的与著作权有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录音制品日内瓦公约》,《视听作品国际登记条约》,《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的载有节目信号公约》,《印刷字体的保护及其国际保存协定》,《WIPO版权条约》与《WIPO表演及

录音制品公约》,等等。

上述国际公约,均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条约之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

为促使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TRIPS协议》第61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在以商业规模蓄意地假冒商标或剽窃著作权的案件中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适用的法律补救措施应包括足以起到惩罚作用的监禁和/或罚款,其处罚程序应与具有相应严重性的罪行法律补救措施的处罚程度相一致。在适当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还包括充公、没收或者销毁侵权复制品以及任何其主要用途是用来进行上述犯罪行为的材料和设备。缔约方可以规定将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处罚应用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特别是当侵权行为是蓄意的和以商业规模来进行时。”显然,该条所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仅限于最一般的情形。尽管如此,仍然不难看出,《TRIPS协议》对著作权的刑事程序保护

具有以下特点:[2]

(1)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刑事保护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成员国在国内法上的规定,因为国际法法律责任的实现终究要依赖于国内法的规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所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各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2)该条中所说的著作权情形是指该国际法中的著作权。著作权权利、著作权对象以及保护期限等方面都要根据该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确定。脱离《TRIPS协议》的规定来确定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范围,即是对该协议体系上的完整性和宗旨的背离。

(3)明确要求侵权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与其行为危害的严重性保持一致,从而在著作权的国际刑法保护中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其中,该条认为监禁和/或者罚款是最基本的刑事处罚方式,不能没有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至于具体如何适用,是单处还是并处,则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另外,对其他的方式如充公、没收、销毁侵权设备以及有关材料,则允许成员国根据情形选择规定。这样的规定不仅防止成员国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活动姑息放纵,而且也防止成员国罚不当罪,同时又为成员国提供可以选择的处罚方式。

(4)对于成员国是否规定除了侵犯著作权和商标权的犯罪之外的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不作硬性的要求,但特别指出,“蓄意以商业规模进行的”侵犯知识产权情形,成员国亦应加以

注意。

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只有轮廓勾勒式的粗略规定,但仍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刑事法网。具体说来,国际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

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3]

(1)非法翻印、复制、仿造、剽窃、改编、演绎他人的精神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传播、推销、发行、进口、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行为的具体方式有:第一,伪造他人创作的作品,署上别人的名字,或者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第二,非法地以商业规模翻印或者复制他人的作品,牟取利润;第三,非法地演绎、改变他人的作品,并且加以发表;第四,非法地占有他人因为著作权得到的利益;第五,非法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如书籍、光碟、磁带、录像带等等;第六,非法进口或者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物品。

(2)侵犯他人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实践中,这种犯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有的是直接盗版,非法刻录他人的计算机软件;有的是将这些软件直接发布在网络上,供他人无偿地使用,从而严重地侵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有的则是间接改动,大部分进行抄袭,然后以自

己的名义出版发行进行销售,谋取经济利益。这在某些国家之间甚至发生了长期的争端。

(3)侵犯集成电路著作权的犯罪。此种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第一,将他人的非常规集成电路设计或者制造作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署名、发表以及发行、销售;第二,以商业目的非法销售、进口或者其他方式发行他人的集成电路;第三,销售、进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权的集成电路。

二、世界各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可以预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价值的日益凸现,著作权侵权犯罪活动必将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纯粹依靠民事调解、行政手段显然不足以有效防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生,因而加大刑法的威慑力和打击力度,已成为世界各国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共同

发展趋势。

(一)美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美国是现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科技和文化大国。尽管美国在其文化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因借鉴与吸收他人技术和文化的需要而拒不参加相关的世界性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但在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之后,为了保持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特别重视作为霸权基础的科学技术,并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战略,其中对其“版权产业”尤为重视。美国现行版权法是对1909年版权法进行全面修正后,规定在美国法典的第17编内,其第1章至第8章共同过渡性条款和补充条款作为美国第94-553号公法于1976年10月9日通过,1978年1月1日生效。版权法的第506条规定了侵犯版权的刑事犯罪。而对版权法第506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其刑罚处罚是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的规定进行的。根据第97-180号公法,1982年5月24日法(Act of May 24;1982)对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作了专门修正,并新增加第2319条。因此,美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规定,目前主要集中在法典第2318条和第2319条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美国版权法规定“登记取得版权制度”,所以其刑法保护只限于影片、音乐、音像作品的版权,至于其他作品如文字作品,则只运用民法保护。根据美国版权法第506

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

(1)以营利为目的的侵犯版权的犯罪。指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者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的行为。

(2)欺骗性进行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在任何物品上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版权标记或类似字样;或者,任何人出于欺骗的目的公开发行或者为了公开发行而进口载有这种人明知其伪造的这种标记或类似字样的物品的行为。

(3)欺骗性地取消版权标记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骗性的目的取消或更改版权作品上任何

版权标记的行为。

(4)伪造说明的犯罪。任何人在申请第409条版权登记时或者在与这项申请有关的任何文字

说明中,故意地对具体事实伪造说明的行为。

在重罪、轻罪的区分及其法定刑的设置上,美国是依犯罪行为人复制或发行侵权制品的份数来确定的。美国版权法第2319条规定: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或上述行为的重犯或再犯,只要先前的违法行为涉及录音作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则可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二者并处。如果违法行为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作品版权的录音制品或复制件,或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则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下罚金或

2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

针对国内愈演愈烈的盗版犯罪,美国再次加大了刑事惩罚强度,调整了有关刑事重罪的成立条件。1992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有关修改侵犯版权刑事惩罚的修正法案。该修正法案规定,美国目前的版权犯罪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轻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侵犯他人版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二是重罪,指故意并为了商业利益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在180天内非法复制、销售一个或一个以上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像带10个以上的,且零售价值超过2500美元的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同时,凡是第二次或者连续违反有关重罪规定的,将处以25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者10年以下的监禁,两者可以并处。[4]可见,相对于美国法典第18编《犯罪与刑事诉讼程序》第2319条“版权的刑事侵犯”的规定,即美国版权法第506条中对故意侵犯版权,而且是为了商业利益或私人赚钱的刑事处罚规定,修正案明显加重了对严重侵犯版权行为的刑事处罚:其一,将重罚(25万美元罚金与5年监禁的限度)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这对计算机程序作品有特殊意义,因为价格超过2500美元的计算机程序作品是比较多的。其二,降低了重罚对复制数量的要求,只需复制或发行10份以上,就可能受到严厉的制裁。美国有关人士认为,180天内,10份复制件以及2500美元这三项条件足以排除那些如拷贝一份给朋友的情况等“无辜”的侵权。其三,对重犯或再犯的侵权行为,规定了更严厉的制裁,即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版权法的刑事处罚带来了挑战,数字技术使得盗版更方便、更简单和更直接。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通过了《反电子盗窃法》和《数字化千年之际版权法案》,对版权法、联邦刑法及其相关法律进行部分修正,试图强化对以电子方式实施的版权侵权行为的刑事处罚,以加强对版权人的保护。[5]这两部法律与相关法律一起构成了美国比较全面的版权刑事保护体系。

(二)德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犯罪

作为伯尔尼公约的发起国和初始缔约国之一,德国一直比较注重对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德国的著作权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封建社会的特许制度。至1837年,普鲁士王国颁布了《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权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此法标志着德国现代著作权法的开端。但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德国却一直未予较大的关注。直至20世纪60年代,由于复制技术的快速发展,书籍、音像制品、电脑软件的制作和复制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从事非法复制、销售盗版制品等非法经营活动往往很容易地就获得巨额

非法经济利益,盗版活动因而大行其道,并呈日益猖獗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开始引起德国的关注。尽管如此,德国1965年最后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以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一般简称为《联邦德国著作权法》)中,仍然没有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直到1985年,在重新修订的《联邦德国著作权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中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变,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在德国才终于得到普遍的重视,取得其在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中的应有地位。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后,对该法又作了一次重大修订,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实施。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国反盗版权法》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做了规定。其中,涉及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6]第一,改变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轻罪性质,不再把该种犯罪作为轻罪对待。原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一般是6个月至1年的监禁,现在修改为3年监禁;罚金的规定仍然可以继续适用。而从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原来很少使用的没收和扣留,现在则较多地得到适用。第二,明确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即职业性侵犯。这实际上是对侵犯著作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性要求,排除了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之内成立犯罪的可能。在主观方面,只要求行为人有“大量、重复性地” 复制他人著作权作品的目的与意图;在客观行为方面,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只要有营利的可能性即可,并不要求必须是职业性或者商业性的活动。第三,对于预备性的犯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却明确表示,对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就是未遂也要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严密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加大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第四,在刑事诉讼方面,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由州的经济庭审理,这不仅有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及时处理,而且也表明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著作权刑法保护

在法律保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德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未经许可使用著作权罪。德国著作权法规定:“(1)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之外,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对作品、改编或改写的作品进行复制、传播、公开复述的,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者罚

金;(2)本罪的未遂应受到刑事处罚。”

第二,不经许可显示著作人名称罪。著作人姓名如果不与其所创作的作品相连,在受到侵害时,只能作为姓名权的内容受到民事法律保护。对于美术作品作者的姓名权依国际惯例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德国著作权法第107条是惟一以刑法威慑侵犯著作人身权的刑法条款。根据该条规定:“(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原件上标记著作权人著作权标志,或者散发标记这种标志的作品的原件;(2)在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上标记使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看起来像原件的著作权标志,或者将标记这种标志的复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加以传播,处以3年以下监禁和罚金,如果该种行为不能使用其他规定予以更加严厉的处罚的话;(3)本罪的未

遂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侵犯邻接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其他权利罪。对于在法定许可情况外不经权利人许可所为的下列行为,处3年以下监禁或科以罚金:(1)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公开复述尚未获得著作权保护的科学性履行物或者这种成果的改编或改写作品的;(2)非法使用他人在著作权保护期满以后发表的遗作或者加工、改编这种遗作的;(3)非法复制、传播或者展出照片或者照片上的加工、改编作品的;(4)非法使用艺术表演者之表演的;(5)非法使用录音录像制品 的;(6)非法使用电台广播节目的;(7)非法使用电影的;(8)非法使用数据的。

第四,不法营业使用之罪。如果行为人从事非法的复制或传播系营业性质,处以5年以内的监禁或罚款。行为人对该行为的企图也受刑事处罚。

此外,德国著作权法还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作了以下明确规定:(1)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诉讼方式,采取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原则。对于第106条至第109条的行为只有控告才予以追究,除非刑事追究部门因涉及到公众的特别利益认为有必要依职追究。(2)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的主张,德国著作权法第403条至第406条C规定了以下几种:一是要求销毁违法制作、违法传播和用于违法传播的复制物;二是要求将专门用以违法制作复制物的设备,如模型、印版、石刻、铅版、纸型、负片予以销毁;三是如果由于侵权造成的复制物或设备的现状可通过其他方式,特别是表明改动之处不是权利人所为的方式加以改正,受害者只能要求必要的处置;四是复制物及设备只有在属于参与非法制作或传播复制物者及其继承人的财产时,才适用前述处置;五是被害人的上述主张须在对犯罪人的有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才可提出;六是受害者可要求以适当价格将复制物或设备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他,以代替前述规定的处置。但是,该适当价格不得超过制作费用。(3)对于构成刑事处罚的案件的判决,如果受害者提出请求并且为表明合法利益,则必须作出根据要求公开发布判决的命令。公布的方式必须在判决中确定。

(三)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那么就可以认为版权最早出现于我国。”[7]我国宋代已出现了禁止翻版印刷的禁令。如据宋代新安人罗壁所著《识遗》记载,北宋前期,朝廷为保护《九经》刻本不被讹传、误传,曾下令禁止国子监以外的人随便刻印,这就是宋代历史上有名的“禁擅镌”。南宋时期刻印的《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一段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审上司,不许覆版”。元朝沿用了宋代的版本保护禁令。在国外,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官府颁发的保护翻印权的特许令是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施贝叶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专有权,有效期为5年,但它比中国的“禁擅镌”令晚了近500年。虽然可以说著作权保护的最初萌芽产生在中国,但中国古代社会的保护长期停留在原始、简陋的水平上,没有形成近现代著作权保护制度,更没有建立起全国通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我国古代既无“版权”一词,也无“著作权”一词,这两个术语都来自日本。现代著作权观念和立法传人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希望建立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时期。如在1903年4月,严复曾上书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要求实行“版权立法”,保护“著、述、译、纂”者的权利。[8]我国著作权法的真正立法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订法律馆,由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和原大清驻美使节伍廷芳主持修律。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此后,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5月14日也公布过一部《著作权法》,并于同日公布了《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看,因为缺乏著作权制度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故而著作权保护制度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动用刑罚这一严厉武器去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了。《大清著作权律》虽规定有罚金刑,如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法与假冒同”(这是我国历史上对侵犯版权的行为采取刑事处罚的第一次规定)，但颁布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根本未及实施。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6条亦规定有罚金刑。1928年5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第33条也规定了罚金刑。但这些法律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规定自由刑,其所规定的罚金数额,也远不及我们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行政罚款数额之巨(高可至10万元或者总定价的2~5倍)。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0年8月,我国没有颁布过系统的著作权法。在建国后的40余年时间里,宪法、民法、继承法、税法等法律规定了一些保护著作权的原则,一些行政法规、政策成为保护著作权的主要依据。如1950年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便是新中国成立后保护著作权的最早规定。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呈报国务院建议建立版权机构,制定版权法,此事得到同意。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员于1979年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法》,由于在该法中将出版法和版权法同置其中遭普遍反对。1980年国家出版局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1982年,将原版权法草案修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暂行条例》。1983年4月文化部又将《暂行条例》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5年,国家版权局成立。1986年5月,国家版权局正式向国务院呈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草案)》,后经修改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

部著作权法。

我国1990年9月颁布的著作权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而没有规定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这虽然是为了照顾我国国情,但却落后于国际社会,以至于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后,国外批评:在我国,侵权行为无论怎样严重,侵权人均不会因侵犯版权而负刑事责任。[9]1991年11月,美国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备,保护不力为由,将我国列为所谓“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一场贸易大战一触即发,后经双方磋商,我国与美国达成了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备忘录。1994年6月,美国再次以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不力为由把我国列为“重点国家”,中美双方不得不再次进行会谈。而国内情况的变化也要求通过刑法来保护著作权。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以来,对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对图书、录音录像、计算机软件等作品、制品的盗版活动十分猖獗,不仅严重损害了作者和有关权利人的民事权益,也扰乱了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和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和对外文化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对这些严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给予刑事处罚。”因此,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研究,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机电部等有关部门以及法律专家的意见,起草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草案)》。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为了更好地适用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了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即新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其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主要是吸收《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内容。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共规定了2条2个罪名,即217条 的侵犯著作权罪以及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三、著作权刑事立法保护之总体比较

通过前面对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规定的考察,不难发现,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保护虽不乏共识,但仍是各具特色,异多于同。

(一)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之处现代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保护的共

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重视著作权的刑事保护。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和高新技术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著作权的法律修改十分频繁,如美国1992年对侵犯版权刑事处罚的修改,法国1994年和1995年两度修正著作权法,不断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体现了各国对著作权刑事保护的重视和保

护力度的加大。

2.刑法保护对象趋于宽泛。总体来讲,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日益宽泛,范围涉及文学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美术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等等。不管这些作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可能成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对象。

3.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更加严密。随着各国对著作权法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界定也更加严密。如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犯罪必须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8年《关于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释》)中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以及“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况作了明确的解释。美国将重罚的范围从录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价超过2500美元的版权作品,行为界定十分

明确。

4.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日益加重。世界各国均加重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处罚,这是现代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的普遍趋势。如美国1992年侵犯版权刑事处罚修正案,规定了较以前更严厉的制裁,最高刑期由原第2319条(b)款规定的“不超过5年监禁”改为“不超过10年监禁”;法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是如此,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处罚,将原“处以3个月至2年的徒刑和6000至12000法郎的罚金,或只受到两种处罚中的一种”,改为处以2年徒刑和100万法郎的罚金;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规定侵犯著作权罪的最高刑期则为7年有期徒刑。

5.刑罚种类日益多样化。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种类来看,世界各国均采用监禁刑和罚金刑两种惩罚形式,且对罚金刑均采数额罚金制的立法模式。因为侵犯著作权罪的犯罪人员多为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专业技术性较强,其目的多是为了牟取不法利益和不义之财。针对这一特性,不仅施以监禁刑,而且从经济上施以惩罚,使其犯罪所付出的代价多于或至少相当于犯罪所获利益,这样行为人基于得失之考虑,就可以降低犯罪的意图,从而更好地实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大陆也不例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处罚,同样采取了自由刑和罚金刑相结合的模式。不过,我国大陆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数额或者幅度却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大大降低了罚金刑规定的可操作性。故在罚金刑的立法规定上,外国刑法的做法无疑值

得我国借鉴。

(二)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刑事立法的不同之处

尽管各国关于著作权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囿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的不同,各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具体规定,无论是在立法模式还是罪状设计,抑或

刑罚设置上均存在着较大差异。

1.在立法模式上

从各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规定来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共有以下三种模式:(1)著作权法模式。即仅在著作权法律中设置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多数国家均采这一模式。(2)专门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例如,在德国,有专门的经济法典来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国以前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本来都规定在刑法典中,但随着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这一专门法律的出台,侵犯著作权犯罪和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条款就基本上交由该专门法予以规定。(3)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我国大陆即采这种模式。

相比较而言,第一种模式即著作权法模式充分考虑到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专业性强、变化快的特点,不仅有利于在保持著作权法律体系完备性的同时,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作出详尽、细致的规定,便于公众和司法实务人员结合著作权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特征和法定刑设置,而且能够根据著作权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法律修改,使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定能够较好地满足司法实务部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但由于刑法典对侵犯著作权犯罪完全不予涉及,加之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散进行规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效力不高,另一方面又割裂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人们对一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全面认识和系统把握。第二种模式即专门法模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集中统一规定,有利于构建一个系统、协调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便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权犯罪与其他相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间的区别界限,但与著作权模式同样存在着刑法保护效力不高的缺陷,且易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尤其是经济犯罪之间罪刑结构上的失衡。至于第三种模式即刑法典模式,虽然避免了前两种模式的弊端,强化了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打击力度,但容易造成罪状规定的简单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规范与其依托的相关法律形成毛皮分离现象,[10]也导致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并灵活应对,造成立法的滞后。

可见,单采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都难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网络经济条件下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需要。因而我们认为,对于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完善而言,宜采取上述三种模式相结合的模式,在刑法典采取空白罪状方式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原则规定的同时,通过著作权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细化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状,另一方面对与侵犯著作权犯罪容易发生混淆的其他侵权行为一并予以阐释说明。此外,对于我国大陆现行著作权法中“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一些空洞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规定,或者一律取消,或者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刑事责任条文,以确保侵犯著作权犯罪刑法规定的明确性,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在保护范围上

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范围在多数国家都相当宽泛,且有不断拓展之势。首先,就保护对象来看,各国刑法所保护的著作权作品,目前一般有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图画作品、雕塑)、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唱片、磁带、录像带、CD、VCD、DVD等)、电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电视节目、民间艺术作品以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包括电脑程序)以及与著作权产品相关的物品(如台湾地区刑法条款保护的制版)。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有关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护不仅已被提到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层次,而且还被部分国家纳入到著作权刑法保护体系之中。例如,根据美国DMCA的规定,对于故意侵犯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商业优势或个人金钱所得的,如果是初犯,处以5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如果是再犯,则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金或10年以下的监禁,或二者并处。此外,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与多数国家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对于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等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对象,目前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规定。鉴于这类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多例类似侵权行为,因而我们认为,我国有必要加紧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技术信息和权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其次,就保护的法益来看,各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法益尽管各有侧重,但却基本上都对著作权和邻接权、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给予同等保护。例如,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而在我国大陆,除侵犯美术作品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对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权的行为,一概不予刑罚处罚。这无疑有违立法的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不仅有失刑法的公平,而且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有效惩治和打击。

3.在罪名体系上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均是内容丰富,罪种多样,凡是实践中所出现、且有刑事规制必要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均在刑法典中有相应的罪名可资适用,这不仅保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而且有利于在保障人权的同时,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而对于我国大陆现行刑法典第217条和第218条的规定,司法解释尽管将其概括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个罪名,但关于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到底包含了几个罪名,司法解释的概括是否有类罪名之嫌的理论争议迄今仍未平息。在此,我们无意探究刑法典第217条的罪名确定,只想通过对引发罪名之争的原因的探讨,反思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设置。在我们看来,现行刑法典第217条规定的4种侵犯著作权形式互不包容,以一个罪名予以概括,既未能科学地揭示侵犯著作权罪的本质特征,又抹煞了各种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之间的区别界限,不利于司法实务部门对不同形式的侵犯著作权行为特征的把握和认定。尤其是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著作权侵权行为多样化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对此,如果仍以一个侵犯著作权笼而统之,则无疑会使侵犯著作权罪成为一个无所不名的口袋罪,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如果冠之以新的罪名,则新罪名与侵犯著作权罪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把握呢?所以,从科学合理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我国大陆应当改变侵犯著作权犯罪目前罪名设置过于单薄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罪名设置的有益做法,一方面细化现有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罪名,另一方面增设一些新罪,以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罪名体系。

4.在罪状设计上

多数国家的做法是,尽可能放宽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构成要件,减少限制性要求,以严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事法网,扩大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第一,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仅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具有营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发展趋势。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就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要求;在英国,只要实施了“未经版权人许可”这一行为,即使行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商业过程中以损害版权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发版权人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也可构成犯罪;美国对于版权犯罪过去要求必须“出于商业利益或者个人经济利益目的”,但1994年发生的United States V.Lamacchia一案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版权犯罪的这一规定,修正后的美国版权犯罪刑事条款对于主观目的已不作要求,只要行为人“故意”侵犯他人版权,即可成立犯罪;而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则走得更远,根据该法典的规定,一切侵犯著作权包括对智力作品进行复制、表演或传播的,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法律有规定,均以侵犯著作权犯罪视之。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显然已远远滞后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国际发展趋势,且与司法实践中的著作权违法犯罪实际情况严重脱节,致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制裁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刑事追究,进而导致了著作权违法犯罪在现实生活中的猖獗与受到刑事追究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廖廖无几的怪现象。第二,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要件,多数国家法律不仅规定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样态,而且基本上都采行为犯的立法模式,即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作犯罪数额、犯罪情节上的强制性要求。例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样态,各国刑法不仅规定了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而且规定了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就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来看,就规定了非法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非法进出口侵权复制品行为等。而在我国,对于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仅规定有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一种,至于社会危害基本相当的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行为等,则付之阙如。此外,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客观行为要件,我国一律采取结果犯或者情节犯模式,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故意实施了著作权侵权行为,而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的程度。至于何为情节严重或者数额较大,刑法未予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又过于苛刻,不仅以违法所得数额为判定标准,而且起刑点数额规定过高。这样一来,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实行“薄利多销”战略的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不管其侵权数额如何,仍可因获利数额未达到法定标准而可以逃避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著作权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所以,我们建议,改变我国大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取消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主观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同时吸收美国在版权犯罪的重罪、轻罪划分标准上的合理做法,以侵权数额而不是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判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数额的标准,以合理划定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圈,充分发挥刑法在惩治和防范侵犯著作权犯罪中的作用。

5.在非刑罚处置措施上

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均规定,对于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除判处刑罚外,还应没收侵权复制品、用于侵权的工具、材料、设备、装置等,并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将这些物品折价后用于补偿被害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例如,在法国,凡是犯侵犯著作权之罪的,对于罪犯所有

非法复制、表演、传播所得相同数额的款项,以及所有为非法复制而安置的设备和所有非法制造物均应没收。所有没收的非法制造物及各种收入将作为作者或其它所有者权利所受到的损害的补偿。补偿后的余额或在没有没收到财物的情况下的全部补偿金,将通过一般途径解决。法院可根据民事请求命令在指定的报纸上全部或部分地公布判决,和命令在指定地点,尤其是住宅、机关、戏院门旁张贴判决书。上述费用由被判处人支付,但不得超过罚金数额。我国香港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而在我国大陆,对于侵犯著作权和邻接权的行为,著作权法第45、46条只简略规定了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对于侵权复制品及侵权工具等的具体处置措施,著作权法则未予明确规定。对此,虽然根据刑法典第64条的规定,应当予以销毁或者没收归国家所有,但这样的规定过于简略,对于侵犯犯罪缺乏针对性,尤其是不利于对被害人的补偿。为此,我们建议,大陆在今后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时,有必要借鉴法国以及我国香港著作权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关规定,明确允许被害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没收、销毁或以其他方法处置侵权复制品或制作设备,并可要求将被没收的复制品或设备转归其所有,以避免造成社会物质的浪费,尽可能补偿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使法律在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同时,切实关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的公

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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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3期总第75期。

李文燕 田宏杰

第三篇：食品安全立法之我见

食品安全立法之我见

[摘要]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着诸多突出问题，包括体系不够完整、内容不够全面、职责不够清晰、法律责任规定不严等。各方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可行性强的《食品安全法》，从法律制度上预防和处理食品安全事故问题。显然，食品安全立法迫在眉睫。

[关键词]食品安全 立法 缺陷 完善

一、我国目前的食品问题

瘦肉精、毒奶粉、回收色素馒头，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频出，每个中国人都义愤填膺，可是，除了谩骂、诅咒、哀叹、牢骚、绝望，似乎并没解决任何问题。对于政府而言，每次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会立即表态：从严查处，绝不姑息，不管有什么背景，一定要严办！可是，食品安全问题却愈演愈烈，大有毒遍大江南北之趋势？何故？

4月18日，温家宝总理就食品问题发表谈话：毒奶粉等食品事件表明社会道德严重滑坡。该谈话内容部分摘录：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家宝表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温家宝特别强调，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联系上述食品问题,我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靠道德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法律的约束，而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存在着几个问题：

（一）体系不够完整

从总体相关法律上看，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制尚未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种植、养殖等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尚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有的环节存在交叉，如在流通领域有农业、卫生、质检、商务等多部门参与。

（二）内容不够全面

我国食品安全保障制度还存在一些空白。缺乏食品安全快速反应机制，让消费者、生产者、销售者及食品服务组织等参与食品管理活动的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氛围。

（三）要素多有重复

目前，在食品生产领域实行的是食品卫生、食品质量的两要素管理，而这两要素均包括结果安全和过程安全。在结果安全方面，《食品卫生法》规定为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等；而《产品质量法》规定为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等。而从食品卫生与食品质量的具体内容或者标准来看，两者的许多内容是重复的，属于重复管理。

（四）职责不够清晰

目前在食品管理体制上，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分属食品药品、农业、商务、卫生、质检、工商等部门，而且不同部门负责食品链的不同环节，形成了“多头分散、齐抓共管”和“多头有责、无人负责”的局面，职责不清、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管理重叠和管理缺位现象突出，严重影响了监督执法的权威性。

（五）法律责任不够适应

从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来看，《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法律的威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外，现行法律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以及食品安全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

（六）诸多食品产生的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食品安全问题是经济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共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二是我国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滞后；三是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分散、职能不统一；四是缺乏正常的食品安全监督公众渠道；五是社会整体城信资本的缺失。

食品安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与社会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因此，鉴于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的现状，一方面，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责任必须进一步增强，政府应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制；另一方面，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出发，包括社会公众、行业组

织和私人部门在内的多元主体，都应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的治理活动中来，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框架，与政府形成在食品安全治理活动中来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框架，与政府形成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上的协同作用和整体合力。

二、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点观点

具体而言，我个人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及问题，通过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得出了以下几条应对策略，下面简要列举几点我个人的观点：

（一）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机制

创新安全综合监管机制，构建食品安全工作新格局。一是建立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在各级政府的统领下，充实和完善现有市、县（区）和乡村三级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形成坚强有力的食品安全工作决策指挥系统；按照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要求，健全并落实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权责分明，指挥有力，工作到位。二是建立主题明确的综合协调系统。强化各级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及其办公室只能，发挥其作用，除对食品安全各职能部门工作进行组织协调、督查督办之外，应赋予其综合执法职能，负责重要行动或重大案件的执法查处工作。三是建立统筹协作的技术检测系统。整合食品安全监督检测资源，更新检测装备，实施食品质量抽验工作计划、经费分配、项目安排、部门分工、采样方法和结果分析、资料汇总、信息发布“八统一”。要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加强食品安全监测。建立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环境安全管理；建立国家农兽药残留监控制度；建立和规范食品召回监督管理制度。完善食品安全卫生质量抽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加快质量电子监管网建设，不断改进监管手段。建立严密的食品监管网络，对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各环节实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二）集中整治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严厉打击“黑窝点”，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生产加工食品行为，取缔无卫生许可证、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许可证的生产加工企业。

（三）构建食品安全评估评价体系和食品安全信息体系

以国家及食品质检机构和食品安全专家为专业技术支持，对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评估，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对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及时发布预警公告；同时基于评估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作为预防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决策的技术依据，提高国内生产加工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与风险预警的能力和水平。

（四）完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相关认证

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的力度；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进程；根据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具体情况，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度标准或分级标准；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加快我国食品认证的国际互认进程。全面实施食品安全“绿色”工程。贯彻“绿色”理念，积极采取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

首先，建设“绿色”食品基地。强化食品污染源头治理，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发展绿色食品生产基地，蔬菜生产要原理工矿区，脱离棉产地并在蔬菜地设立监测站，对水源和土壤环境及蔬菜农药残留进行严密监测。才去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组织现有分散的蔬菜种植户共同承担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逐步在乡镇以上所在地和水源地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推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对人蓄粪便进行资源化利用，在水源保护去周边划定产棉、采矿选矿和畜禽水产规模养殖禁止区域，严格防止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对水源和种植养殖基地的污染。

其次，发展“绿色”食品市场。把创建“绿色”食品市场列入当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项目，尤其对农贸市场实行统一规划建设、统一改造布局、统一清理整顿，使之净化、美化、有序化。按照谁建设、谁收益的原则，支持市场投资主体公开招标，选择谨管理、有信用的经营者管理市场；推行农贸市场质量安全准入制度，所有经营户都要挂牌营业；在农贸市场建立质量安全检测室，安排专门力量对蔬菜、肉品、水产和干货等进行重点检验，发现不合格和假劣食品要就地销毁并公之于众，情节严重者依法查处。规划建设无公害农产品批发（配送）中心和畜禽屠宰中心，实事统一的质量安全管理，从源头上控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再次，倡导“绿色”食品消费。消除“眼不见为净”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不良消费观念，增强买放心肉菜、用安全餐饮意识，将不合格食品拒绝与学校食堂、宾馆、饭店和家庭餐桌之外。严格规范食品和保健食品广告刊播，坚决取缔误导和抗害消费者的各类非法广告。

（五）加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中大事故应急体系建设

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建立实施食品安全快速反应联动机制；去啊面加大食品安全中大事故的督察督办力度，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查处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回访督察制度和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六）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行为，重点开展高风险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继续整顿和规范食品广告，重点整治中小城市食品广告；全面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全面提升农村食品保障能力。

（七）加强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

建立和完善进口食品质量安全准入制度，制订科学合理、与国际接轨的准入程序；提高进口食品检验检疫的有效性；完善进口食品查检制度；建立完善进出口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制定进出口食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制订、修订与食品检测相关的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八）大力发挥新闻及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是一项群众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应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一，充分利用政府机关及部门网站和报纸、电台、电视台舆论宣传阵地，有计划报道食品安全新动态、新信息、新知识。其二，有步骤的组织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在每个社区、乡镇、行政村、学校设置专兼职食品安全信息员。其三，在市、县（区）及乡镇成立食品安全资讯投诉和救援中心，开通举报热线，负责受理有关食品安全的咨询、投诉、和应急救援工作；健全食品安全监督网络，充分发挥社区和乡村食品安全协管员和信息员的耳目和帮手作用。其四，定期召开食品安全新闻发布会，向人民群众提供食品安全预警信息，揭露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制售假劣食品的“黑名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总结

维护食品的安全，建立完善科学的监管机制是一项复杂、曲折、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创，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敬业奉献、求真务实的精神，当好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工作的第一代创业人和铺路石，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食品安全一定会令我们放心的！

第四篇：财政政策与财税立法研究论文

一、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转变

纵观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大致可分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长期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是世界各个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我国从1998年至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且有效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促进了外贸进出口，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带有权宜之计的过渡性政策，长期实施这种政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今按照客观形势和条件，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要让位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一）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1.控制财政赤子；2.推进改革；3.调整结构；4.增收节支。总之既包括财政收支供需总量的调控平衡；又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二）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定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财政政策，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要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均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称之为“中性”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财政政策，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所谓保守的财政政策它是重在温室保养与保重，维持旧的状态，不求改革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的财政政策，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不是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悖的财政政策，而是在坚持“硬道理”，坚持“第一要务”的方向和前提下，解决如何发展和怎样发展的财政政策。

三、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一）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加快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和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指由于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因为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夕令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的、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是一致的、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立法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的步伐。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五年内完成和基本完成76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其中财税法律占8件，相当10%.时过两年了，可还没有一件财税法律上台或出台，面对基本性的财政政策的转变，财政法的制定与修改必须加快步伐。如果说七年来财税立法只修改出台了一部，那么在往后的几年中必须和可能多上台和出台几部。

加快财税立法或修订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的财政政策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1.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我国加入WTO已经三年了，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但这部法律和法规存在严重问题，不仅法律形式有明显的差别，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很大（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而且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也是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资紧，外资松），实际执行中名义规定的优惠少、实际中的优惠多，显失公平。并且与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私人企业所得税不衔接。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再也不能迟延。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虽然已经经历了1991年和1999年两次个别修订，但该法的基础还是1980年时制定的格局。对个人生计扣除标准还是1980年规定的每人每月扣除800元，这显然过时了；并且也是名义税率偏高，以致“灰色收入”偷逃税现象比较普遍；减免优惠和列支扣除，有的已经过时，有的需要补进；并且也是内外不统一；尤其是这几年在有些省市自己就修改了税率，全国各地执行不一致。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税种的调节作用，必须抓紧在2005年完成修改的法律手续。

3.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必须及时跟上。这是调整我国区域内、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上、财力上发展的差异，通过“税收返还”、体制、结算和专项补助等形式，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财力分配上的倾斜政策，达到均衡发展的法律规范化要求。这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财政法律制度。此法，需要在2006年制定出台。

4.制定反洗钱法应尽快出台。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反洗钱法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今年已经成立了由全国人大牵头，有18家单位参加的反洗钱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按计划，将反洗钱法法律草案于2005年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反洗钱法的制定，明确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方法的政策和原则、反洗钱主管部门及相关方面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权，规定金融机构、财政机构反洗钱的义务，以及反洗钱监管体制、反洗钱国际合作，从而极大地推动和促进我国的反洗钱工作。

5.预算法的修改必须按时完成。预算法是财政法的基本法。1994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以来，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不足，需要把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加上去，把近年来预算制度的三大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加进去。现行预算法对违反预算规定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太笼统、太轻，必须改变过来。预算制度的修订最好能在2006年出台。

同时，为了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还要注意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立法与金融立法相协调，相互浸透，相互交叉，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五篇：刑事侦查论文

** 学 院

论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察中的作用及地位

论文

论文作者：许愿

年级： 学号： 专业： 完成日期：

摘要：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及方法在同刑事犯罪斗争中揭露、证实和预防犯罪的一切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形势下走科技强警之路的必要力量。它在犯罪侦查中发挥着更新传统观念，争取办案实效，改进侦破方法，提高人员素质等作用。

关键词：现代刑事科学技术应用科学地位作用

目录

一，二，引言….........................................................................................................4 刑事科学技术的内容……………………………………………………………………………5

（一）现场痕迹侦查………………………………………………………………………………….5

（二）文件检验………………………………………………………………………………………….5

（三）刑事化验………………………………………………………………………………………....6

（四）刑事摄影…………………………………………………………………………………………..6 三，四，五，六，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侦中的地位……………………………………………………………..7 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8 结语…………………………………………………………………………………………………..…….8 参考文献………………………………………………………………………………………………….8 一，引言

引言

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更加便捷，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办案程序的日趋严谨，大量侦探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对外交往的增多，在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发展的同时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正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刑事犯罪活动也变得智能化、技术化、信息化、现代化。作案技术不断升级，作案手段也变化多端，犯罪分子极力对现场进行伪装和破坏，这样就造成犯罪直接证据越来越少，现场勘查中能够提取的直接证据也越来越少。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和任务，要求刑事侦察工作必须研究新方法，制定新措施，采取新办法。二，刑事科学技术的内容

刑事案件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每一个问题的科学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参与。刑事侦查中运用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所有与侦查有关的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成就与方法，并根据侦查的特点不断的吸收、改造和创新，有事还独立研制针对性更强的侦查器材。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物证技术的不断开拓自身的新领域，其触角正遍及各个领域。

（一）痕迹侦查技术

（1）发现、识别和提取痕迹物证的科学技术

物证之所以需要专门的发现技术是因为有些物证是无色的，人眼无法看出；有些物证的颜色年长日久已经消退，由于犯罪掩盖的破坏已经无法辨认等。犯罪现场各种各样的痕迹，需要侦查人员一一辨别的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借助科学技术来发现、识别现场犯罪痕迹。物证提取需要遵守物证提取的规律，而且要用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2）痕迹发生原因的侦查的科学技术 痕迹有一定的形成机理，形成机理对于查明犯罪活动的情况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痕迹形成机理，是对留下物证的人或物以及有关现象的种类归属做的科学的判断。对痕迹形成机理的研究，需要借助科学技术。（3）记录现场痕迹的科学技术

现场痕迹物证需要科学的记录技术，在案件现场勘察的过程中发现的痕迹物证，才具有法律效率，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记录下来，这样才能为科学鉴定的结果提供依据。（4）痕迹物证的鉴定科学技术

若要使痕迹物证成为案件侦破的依据，则鉴定技术必不可少。鉴定物证主要是确定痕迹物证与犯罪案件中人与痕迹物证的关系。如指纹检验、声纹检验等。

（5）监控犯罪嫌疑人与秘密取证的科学技术

有时，由于案情的需要，侦查人员可以采取秘密监控取证的手段来为案件提供证据。故应用各种科学的仪器来监控犯罪嫌疑人。（6）各种科学技术的共同结合

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肯定不只文中提到的这几个技术，刑侦人员要运用各种科学技术来侦破案件。

（二）文件检验

对于现场痕迹勘察中发现的痕迹物证，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

（1）手印的鉴定基础

手印：是指手掌面皮肤花纹，包括手指、手掌面的乳突线花纹、屈肌皱纹、伤疤、及脱皮等。其中，手掌面乳突线花纹反映性最好。花纹分为内部、外围、根基系统。内部系统是指中心部分的花纹，它是由弓形线、箕形线、环形线、螺旋线、曲形或混合型的乳突线组成；外围系统是指从上面和侧面包围着内部系统的乳突线花纹，由很多弓形线组合起来；根基系统分布在内部系统下方，从下方面支托整个指纹，由指尖屈肌并行和弧度较小的弓形线组成。（2）按现场遗留的手印反映的状态将手印分类

①立体手印：指手的接触使客体表面发生变形，以明显凹凸、立 体的形象反映手掌面的凹凸花纹的结构和痕迹。

②平面手印：手的接触未能使客体发生形变，只是引起表面附着物的增减变化，从而形成以附着物质的变化形象反应手掌面的的花纹接触部位形态结构的印象。当手接触客体，手上的附着物脱落附着于承受客体表面形成的手印为加层手印；当手接触客体，将客体表面的附着物沾起而形成的手印为减层手印。

（3）手印的鉴定：是通过对现场手印与犯罪嫌疑人手印样本手印的观察、对比、判断分析，做出现场手印是否为犯罪嫌疑人所留的结论。主要解决犯罪嫌疑人身份认定的问题。（4）手印的显现方法

①粉末显现手印 ②502胶显现手印 ③茚三酮显现手印 ④硝酸银显现手印 ⑤血手印的显现

（5）文书鉴定：运用文件检验学的原理和技术，对文书的笔记、印章、印书、文书的制作及工具、文书形成时间等问题进行鉴定。

（6）弹道检验：运用痕迹检验的一般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枪械、枪弹、内外弹道等科学知识，通过研究枪支发射后在弹头、蛋壳和被射物体上的各种痕迹、物屑形成、变化规律以及对之进行分析，鉴定用来确定发射枪种、枪支，判明案情性质、情节。以上为文件检验的少数例证。

（三）刑事化验 刑事化验的方法 ①形态分析

直接观察、间接观察、图像对比等 ②物理检验

物理量的测定、可见光检验、不可见光的检验、荧光检验等 ③化学检验

溶解实验、颜色反应、沉淀反应、结晶反应、燃烧反应、电解反应等 ④仪器分析

色谱法、分子光谱法、原子光谱法、声谱分析

（四）刑事摄影

依据法定程序，运用摄影技术真实、形象地记录与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客体，为侦查破案和刑事技术鉴定提供图像信息的专门手段（1）现场拍摄的种类

方位拍摄：以犯罪现场及其周围环境为对象，以反映犯罪发生的地点、四邻、道路交通环境为内容的摄影 概貌摄影：以犯罪活动场所的全貌为对象，以反映现场的内部状况，犯罪活动过程，侵害对象和结果，尸体和有关痕迹、物品空间关系为内容的摄影

重点部位的摄影：以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部位、地段为对象，一反映现场的尸体、凶器、被破坏的门窗及其他被侵害的物体，以及犯罪过程中的痕迹、遗留物等的原始状况和位置为内容的摄影

细目摄影：以在现场勘查中发现的，具有证据作用的尸体、痕迹、物品、文件为对象，以反映其原貌、位置、大小、形状、颜色、附着物及其他特征为内容的摄影。（2）现场拍摄的方法 ①单向拍摄法 ②相向拍摄法 ③多向拍摄法 ④回转分段拍摄法 ⑤直线拍摄法 ⑥比例拍摄法

（3）刑事拍摄作用

形象逼真地记录犯罪现场，提供诉讼证据，又为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提供依据；可以及时固定并以图像方式提取易于变动、损坏和难以分辨的损伤和其他物证，为研究和检验此类证据提供有利条件；可以发现某些物质的光学属性的差异；拍摄的尸体脏污或者人犯照片，手机和储存的犯罪资料可成为查证尸体身源、寻访物主、辨认逃犯、插队脏污的依据；可以为犯罪信息系统及时提供图像资料。

三，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侦中的地位

（1）刑事科学技术能为侦查主题提供制敌手段与对策

刑事侦查是一项由刑事侦查主题控制和调整的多工种，多层次、多途径、多功能、多点多线的、为达到预期目的的综合系统工程。在整个工程中，刑事科学技术的运用能解决侦查中的众多实际问题，一些专业性相当强的问题，尤其依赖刑事科学技术方能迎刃而解，如果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侦查中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甚至不可能解决的。科学手段作为侦查人员感官和智能的延伸，它能帮助侦查人员探究在通常状况下无法感知、难以察觉的因素、现象和行为。刑事侦查中许多大案件的侦破，都得意于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进而揭露和证实犯罪。

（2）刑事科学技术对于刑事侦查的发展的强大动力

纵观古今中外刑事侦查轨迹，不难发现刑事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了推动作用。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刑侦的发展也很缓慢，侦查活动中可以利用的科学技术不多，侦查破案所依赖的科技含量极低，而是依赖“神誓”、“神判”，刑讯逼供等原始野蛮的方式进行侦查办案，致使侦查领域滋生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被应用于刑侦中。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的把科学技术和侦查结合起来，大大推动和促进了侦查水平和刑事科学技术的提高。四，刑事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作用

刑事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必然的，犯罪和刑事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而且，它在侦破、审理刑事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为认定案件性质提供依据

正确认定案件性质是决定是否立案，开通侦查活动的前提。许多性质不明的事件，都是靠刑事科学技术检验和鉴定得以澄清或确定为刑事案件的。②为判断犯罪条件提供依据

分析判断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条件，是有的放矢开展侦查活动的重要环节。刑事科学技术可以为我们判断作案人的犯罪条件提供重要情况。

五，结语

参考文献

【1】赵永琛.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2】马进宝.国际罪犯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赵永琛.涉外刑事司法解析[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