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论文[合集5篇]

第一篇：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论文

区域经济实力从根本上说是由其产业结构决定的，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包括地理区位、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水平、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科学技术及创新、市场规模、国家或区域经济政策等，但以上诸多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一般都是通过需求和供给发生作用。归纳起来，对其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以下几个。

一、需求因素

生产满足需求，需求促进生产。旺盛的消费需求为区域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了市场保证。此外，需求结构的变化还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奠定基础。

(一)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结构。中间需求是各个生产部门对用于再出售而供生产别种产品用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比如原材料等的需求。而最终需求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并由其最后使用者购买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如个人消费等。在一个经济区域内，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结构决定了生产中间产品的产业和最终产品的产业的比例关系。两者之间比例变动将会使区域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动。

(二)个人消费结构。个人消费结构是个人的基本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1875)认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比例就越大。可见，不同的个人消费结构将直接影响区域内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并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也就影响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在人均收入3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恩格尔系数较大，人们的生活处于温饱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占主导地位，此时居民储蓄较少，无力发展资本集约型产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需求结构的重点从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这种变化拉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要求资本物品的生产也迅速增加。因而，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中心的生产转向以设备、耐用消费品制造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的生产。在这一阶段，农业、轻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过剩资金和劳动力，使资源向非必需品生产的转移成为可能。在高收入阶段，物质产品已相当丰富，人们的消费选择余地大为扩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的要求大大提高，人们的需求趋向多样化、个性化。为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少品种、大批量的生产方式逐渐被多品种、少批量的生产方式取代。与此相适应，消费者对售前售后服务的要求大为提高，这就促使以信息咨询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空前发展，使产业结构迅速走向服务化。

(三)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实质上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区域经济中，最终需求中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会直接引起区域内消费资料的产业同资本资料产业比例关系的变化。正如霍夫曼工业化经验法则所指出的：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是不发达的；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增长快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增长，但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规模仍然要比资本品工业的生产规模大得多；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继续增长，规模迅速扩大，与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处于平衡状态；第四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其规模大于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由此可见，消费和投资比例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区域投资结构。区域内不同方向的投资对改变区域产业结构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创造新的需求投资，将形成新的产业而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对部分产业投资，将推动这些产业比未投资的那部分产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而影响原有产业结构；对全部产业投资，因投资比例不同，会引起区域内各产业发展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此外，区际投资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深远。区际投资会促使区际进一步融合，区际融合增强更大区域范围内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使两者互动频率和互动力量增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性的系统协调发展。对外投资会导致本区域产业的对外转移，外区域的投资则促使区外产业的对内转移。上述两种情况的变化都会引起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外资企业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品种和数量的变化会改变原有的产业结构。二是外资企业中间产品的供应结构和最终产品的销售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间接地影响一国(地区)的产业结构。由于投资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往往采用一定的投资政策，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二、供给因素

不同的经济区域，即使需求因素完全相同，在供给因素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区域的资源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内产业的发展与变化。供给因素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也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法律等环境，同时还包括体制和人的思想、观念等因素。

(一)自然资源。资源禀赋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其对一国的产业形成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总是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外界的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此类自然富源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般而言，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一国农业的发展；地下资源状况，直接影响采掘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及重工业的结构；经济作物状况则影响轻纺工业的结构。因此，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其产业结构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源开发型的特性，而资源匮乏的区域就不可能形成资源开发型的产业，最多只能形成资源加工型的产业结构。

(二)人口因素。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数量、素质和价格的状况及其变化，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程度和人均资源拥有量及可供给能力，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形成和变动。人力资源包括投入和即将投入区域产业生产过程中的人力。一般来说，当区内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时，往往会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反之，当区内劳动力资源供给稀缺，价格上升，则会倾向于将资金投向劳动力运用较少的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见，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廉同时资金又缺乏的区域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不足、同时资金比较充裕的国家应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丰裕程度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也决定了一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产业的发展战略。

(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动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科学技术的日益现代化使各产业部门发生变革，并通过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推动相关产业部门不断升级。从纵向来看，当区域内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手工劳动占主要地位时，生产社会化程度就比较低，产业部门的数目就少，产业之间的联系也不密切。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分工协作进一步深化，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使产品成本下降，使价格下降成为可能，市场需求扩大，促使技术进步快的产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会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导致产业分工的加深和产业经济的发展。从横向来看，由于区域内不同的部门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其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不相同，那些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大、能够最先吸收新技术的部门，往往也是生产率提高最快和产出增长最快的部门，而那些研究与开发投入强度不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部门，往往也是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在利益的驱动下，这必将促进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生产部门，从而改变各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影响区域内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

(四)资金供应状况。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储蓄率、利率、资金回报率等的变化都会对区域内资金总量规模、增长速度、投资方向产生明显的影响，从而导致资金向不同产业部门的配量与再配量，进而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产生明显的影响。若区域内企业发展的资金供给充裕，其使用成本下降，则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优化升级，反之则会阻碍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优化升级。可以说，资金供应总量和资金供应结构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改变的直接原因。

(五)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包括区域内环境因素和区域外环境因素，或称作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环境因素。在政治环境方面，一国(区域)的国际政治环境对该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有重大的影响。如，1972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迫使美国石油工业快速发展。在文化环境方面，区域文化环境也会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如，日本文化受典型的东方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消费观念属于节俭型，比较偏向于滞后消费，这一文化取向影响了日本海外市场的发展，也刺激了日本产品向海外市场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产业结构。在法律环境方面，良好的法律环境会促进投资的增加，加速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良好的法律环境可以使知识产权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也必然促进科技进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促进各生产企业、部门均衡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手段的总和。在一定时期内，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总是在具体的制度和与之相应的产业政策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经济体制模式决定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节或转换机制，并通过区域与企业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各级政府要依据客观实际，以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在不断矫正市场失灵、建立使区域产业结构动态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体制和机制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积极有效的区域产业政策，诱导或直接使生产要素集中流向某些特定产业，对其进行扶持、保护，引导企业自觉按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促进其发展，才有利于实现最佳的结构效益，推动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和发展。

总之，上述各种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些因素可能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多方力量整合后可影响和决定着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和演进与发展。

第二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文献综述》论文纲要

论文纲要

题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理论综述

张晨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2010级世界经济研究生）

学号：20100210018

一、文章主要内容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有效途径，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战略举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始于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的研究，目前，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之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缺乏动态性研究，优化升级基准与指标体系不相匹配等问题凸显出来，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现状与方法进行回顾、整理、归纳、分析。以期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归纳以后，我们认为进行基础理论再研究，开展优化升级，进行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和培育支持体系研究，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二、研究背景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根据产业结构的特征，结合经济发展的约束因素，优化升级出最佳产业，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积极、主动、有效的战略行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各地区在“十一五”规划中，都纷纷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各自的龙头产业。尤其在当今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重点研究课题，很有必要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回顾，查找出存在的问题，通过系统分析，从而促进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进一步研究。

三、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发展回顾

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主要是以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在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华尔特.特曼.罗斯托(Walt Whit man Bristow ,1916 — 2003)曾经出版过《经济成长的阶段》。他通过研究各国经济发展效率之中存在的差异，发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行业部门，在每个阶段，甚至在一个比较成熟并继续成长的发展阶段中，都存在一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结构发展的部门，并称这些部门为行业领头羊，从而描绘出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与部门依次变化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罗斯托同时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正是这些在产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迅速扩大的结果。

（二）美国人赫希曼(A.O.Hir schman)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也对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资源的稀缺性，企业家缺乏和平衡增长的不可行性等原因，从而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重点发展一部分拳头品牌产业，并以此逐步扩大其他产业结构的投资，带动其他产 业的发展。

（三）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华尔特.特曼罗斯托在对发达国家与政府的各个经济成长阶段进行研究时，发现产业结构的存在，并对产业结构的特征和作用进行了论述，指出了优化

升级产业结构的必要性，实质上是一种总结。

（四）上世纪50年代，日本为实现赶超战略梦想，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编撰了《产业结构论》一书，首次对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进行了研究，明确提出了二个基准条件“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率和基准”。日本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在筱原三代平的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动内容基准与环境基准，环境基准是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进程中，要防止布局过密而造成环境污染和人口过于密集而影响社会发展，在不影响环境与社会的同时让拳头产业优先发展。

（五）结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的形成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准的提出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更具有应用性和可操作性。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实践证明了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也就成为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回顾

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目前国内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上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我国10多年有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较为重视实证研究，反映在文献方面，就是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后，针对具体的省、市、县级层面的研究。

（二）优化升级基准研究

专家学者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准研究已比较成熟，如已经归纳出需求收入弹性、生产率、关联度、增长率、扩散效应和生产率上升率等基准以及日本的环境、劳动内容基准，形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典基准体系。

（三）优化升级指标体系研究

优化升级基准确立以后，许多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确立的基准，并进行定性方面的分析，优化升级出本地的产业结构，但定性分析的主观性太强，优化升级结果的准确率不高，缺乏说服力。

（四）优化升级评价方法研究

鉴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是在产业结构按规律演进和协调化过程中，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化实现过程，因此，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还应当把系统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一过程中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系统评价。

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运用产业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围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若干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的实施做了大量的论证，为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研究从国家角度转向基层做了开拓性工作。可以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具体的创新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创新

第一，采用系统理论的研究思路，设计了将多种理论有机结合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种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思路。

第二，将系统原理和生产力经济理论的有关原理有机结合，提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

程就是产业系统功能不断强化的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在一定环境中运行的产业系统的优化原则使产业系统功能的描述建立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基础上。

第三，将平衡增长理论和非平衡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既考虑到产业系统的协调性，又顾及到产业系统关联效应的差异性，将灰色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有机结合，采用灰关联方法，提出依照子系统对系统总体贡献的大小，以及子系统之间关联效应的强弱，对产业部门进行综合排序，形成产业发展的优势序列。

第四，综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效果，运用技术创新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设计了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不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升级基准指标体系存在理想化。

第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缺乏有针对的动态性。

第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数据缺乏连续性。

第四，缺少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篇：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路径分析

苏北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升级应当走整体规划——产业培育——产业调整——整体优化的路径。

苏北各市已孵化出相对优势产业。2001 年，江苏政府作出苏北大发展、产业带（经济带）的具体规划，后又在陇海线开发战略和沿海开发战略中对各市产业发展做出明确规划。目前苏北各市已在30 个制造业中培育出相对（本市产业之间对比）优势产业：徐州的装备制造、新能源、食品加工，淮安的盐化工、新材料、IT、特钢，连云港的装备制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盐城的汽车、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机械装备和化工，宿迁的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林木加工、机械电子等。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纺织、化工、机械电子在各市均有不同程度的重叠。各市相对优势产业与其他城市相比很可能就不是优势产业（同一产业不同城市对比），随着竞争的加剧很可能使其优势地位不保，更谈不上升级为主导产业。

根据产业目标格局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十二五是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的有利时机。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用“错位发展”的思想解决产业同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错位和功能错位并行，垂直错位和水平错位同步，逐步形成各市异质产业结构，在借势发展过程中不断培育“错位”竞争优势。以开发区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县域作扩张延伸。建设特色明显、适度集中的产业基地，将不同附加值的产业与生产环节在中心与周边地区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形成“中心——腹地”、“开发区——基地”的圈型阶梯产业布局，并在不同圈层梯度深度分工，形成水平错位、垂直错位和功能错位。结合本土产业发展优势、潜力和资源禀赋，服从国家、长三角、江苏的整体区域的统筹规划，以产业结构高端化和轻型化为目标，立足现实又兼顾长远，发挥各地区的禀赋差异，做新传统产业、做强优势产业、做大新兴产业。同时注重带动关联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与他们的联动发展、融合发展。

第四篇：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

一、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经验

（一）20世纪50-70年代，日本、德国等国的在产业政策引导下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日本系统制定并落实产业政策。一是制定支持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二是建立审议会制度。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日本成立了“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成员分别由政界、产业界、学术界以及劳工界（工会代表）组成。通过审议会制度，发挥了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三是运用法律手段。日本政府较多地运用了法律手段，如１９５６年《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出台后，有关部门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以保证贯彻实施。

2．德国注重市场作用，辅以政策引导。战后西德政府在贯彻产业政策时，强调以市场作用为基础，注重保证市场自由竞争，限制垄断。一是支持关键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为促进科技能力和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政府制定计划支持能源、航空、通讯、材料、电子、光学、生物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开发。二是重视中小企业发展。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有力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和就业培训，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劳动者增强对产业结构变化而引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四是信息指导。经济研究机构定期向政府提供报告，分析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和可能出现的机会，从而为政府、产业界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提供信息资源。

（二）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等国“赶超式”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台湾有选择地发展重要的产业带动产业优化升级。一是发展“策略性工业”与“高科技工业”。1973年开始的第六个4年经济建设计划中，把“加速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作为重点，并于1974年提出推进“十项建设计划”。到70年代末，“十项建设”工程相继完成。1978年，台湾重工业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工业结构开始转变，有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从70年代末开始，台湾开始转向发展“策略性工业”与“高科技工业”。二是形成策略性工业发展标准。1981年底，台湾提出以信息与机械工业等为代表的策略性工业，逐步形成“二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度高）、“二大”（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发挥潜力大）、“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密集度低）的策略性工业发展标准。

2．新加坡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和“以外促内”。一是工业门类的配套和布局的集中。60年代初期，新加坡推进由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向进口替代工业为主的经济的转变，发展了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纺织成衣、食品木材加工等轻工业，完成了向进口替代工业阶段的过渡。从1979年起新加坡开始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目的在于把新加坡经济从劳动密集、低技术和低增值经济转变为资本集约、高技术和高增值经济。政府着重发展电子电脑、生物工程、信息处理、智力服务、医疗器械、自动控制装臵、工程技术等高技术行业。二是以外促内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1979年起，新加坡通过引进外资，从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建立起以电子电器、石油提炼、机械制造（主要是造船）为主体的制造业，实现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国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美国产业政策引导作用有所加强，积极推动信息网络化，重点推动制造业的振兴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克林顿执政后，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采取风险基金的建立、产学研结合且注重实效的研发体制、灵活的用人机制、敢冒风险的企业文化、重视教育与不惜一切招揽人才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全方位扶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时，成功地利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出历史上最长的扩张期。日本则未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又囿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落后的研发体制、陈旧的管理机制，尤其在风险基金问题上，不但资金少且使用不当，使日本创新型产业发展滞后，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衰退”。

一是振兴制造业。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大震惊。为此，20世纪80年代，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掀起了一场深刻的以科技创新和改革管理为重点的革命，美国汽车行业一举扭转了被动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又趁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之机，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改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钢铁、汽车、半导体业都领先于其他国家，航空业、化工业、电子设备业、电子元件和计算机软件等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位臵。

二是以信息网络化提升产业能级。1995年4月，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商业化使网络的规模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互联网的应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美国进入了信息时代。在这个基础上美国的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而信

息技术在制造业其他部门的应用又使它们实现了信息化，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效率。这样，美国的制造业就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重新巩固了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三是高技术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优化了产业结构。美国政府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高技术服务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在 1988-2003年间，美国28个研究与开发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0万人，增幅近5%，而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0万人，减幅达10%。高技术制造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比重由原来的69.6%减少到 59.5%，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与此相反，高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呈现了较大的上升态势，由1988年的28%上升到2003年的近40%。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例也从9.5%上升到10.2%，从而使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到了技术密集型的阶段。

2．台湾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提高产业的层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继续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1990年提出的“六年国建计划”中，台湾提出发展十大新兴工业的口号及八项关键性工业技术。“十大新兴工业”为通讯工业、资讯（信息）工业、消费性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精密器械与自动化工业、航空航天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工业与制药工业、医疗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8项关键性工业技术”为：光电技术、软体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材料应用技术、高级感测技术、生物技术、资讯（信息）开发技术、能源节约技术。1997年，台湾“行政院”经济部推出了“2020年台湾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定资讯、通讯、半导体、精密机械、环保设备、生物制药和航太产业为跨世纪发展的最具潜力和发展远景的七大高科技产业。

3．新加坡政府带头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并制定了制造业发展计划。进入9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带头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并制定了制造业M2000计划，其关键领域是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化学制品、精密制造系统等。集中发展了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电子业，目前电子业已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又适时拟定了“二十一世纪工业计划”，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新加坡发展成为知识主导型工业的全球中枢。计划重点在于创造并开发各项经济活动的知识领域，致力发展电子、化学、工程、通讯与传媒、生物科学、保健、教育、企业总部与商业服务、后勤支持服务及发展具有潜力企业等10个部分。

4．发达国家通过跨国产业转移来优化产业布局。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和金属制品等产业和初级电子组装、测试活动，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转化。此外，对非股权参与的外包进行跨国布局。跨国公司把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乃至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都分别包给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去完成。

二、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启示

（一）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1．明确政府在产业调整中的主要作用。政府在产业调整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促进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更好地疏导而不是强制经济主体的行为，要在适应市场需求和发挥企业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更多地选择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产业政策手段。

2．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政府干预的范围更多地限于弥补市场缺陷和保证竞争有序进行，旨在充分调动民间竞争活力。而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在市场中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情况作出选择和自主安排，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

3．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应在遵循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制定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目标和实施构想，确定地方政府可控制资源的倾斜力度和方向。

（二）运用的政策和手段

1．明确产业政策实施的手段。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干预、间接诱导和中性的信息指导三大类。政府垄断经营、行政命令或审批等属于直接干预政策，而间接诱导政策主要包括差别化的税收、融资、关税等。另外，政府或行业协会通过发布中性的、不带偏见的信息，也能够起到引导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作用。

2．加强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全竞争法规，消除一些产品和服务存在行业或地区性的进入退出障碍以及不同程序的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

3．吸收各方意见。政府在作出产业决策时注意吸收社会各利益集团（包括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使其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各集团利益并为之所广泛接受。

4．依法落实产业政策。应该借鉴国外经验以立法来推动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以推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约束政府的随意干预、过度干预甚至一些腐败行为，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三）布局的调整和优化

1．结合地方特点进行产业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结合自身的资源、世界产业发展趋势、经济发展阶段、市场需求条件、交通基础条件等，布局比较优势产业。

2．结合周边城市的产业进行产业错位布局。地区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产业布局，形成错位竞争的态势，重点布局优势产业。

（四）其他相应配套措施

1．推动技术创新。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工作，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2．建立产业政策落实制度。建议建立产业政策审议委员会制度，由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界、学术界代表共同组成，产业政策草案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民主评议后，方可发布执行。同时，建议建立产业政策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制度。

第五篇：制造业产能过剩系列研究之三：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

制造业产能过剩系列研究之三：优化产

业结构，加快升级转型

时间：2013-12-29作者：卓代高级咨询顾问曲雪生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分工的背景下，制造业产品供应大国在当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动荡、产业经营环境发生巨变等情况下，往往都会出现行业供给大于需求的相对过剩现象。只有产能严重过剩才会造成危机，才需要尽快化解的。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历史中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时期，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制造业大国都经历过多次产能过剩的危机。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英国提供了历史机遇，英国利用工业化先发优势，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当遭遇国内市场狭小、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生产能力需求时，英国通过殖民扩张的手段解决了产品销售市场问题。20世纪50-60年代，英国把纺织品行业等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投资建厂，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将附加值低的过剩产能转移到海外。内战结束后的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于1894年实现了工业生产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但与英国相似，美国也同样遇到了国内市场不足与产能过剩危机。一战中，美国通过对参战国提供军火，化解了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二战后，美国承担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为国内企业和产品提供市场，解决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前两次产能过剩中，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都曾下降到79%-80%，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美国采取了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方式，使经济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工业经济也开始向信息经济转型，成功解决了产能过剩危机。在21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再次跌落到81%以下，主要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信息通信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最终通过相关企业破产和并购重组等方式得以缓解。

二战后的日本也经历过多次周期性“产能过剩”，主要是通过外拓内扩方式进行治理的。二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确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开始以出口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60-70年代，通过引发一场国内消费革命，启动了内需来消化产能。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90年代，继续选择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产能，但由于日本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国际竞争力衰减，其结果是产能过剩压力长期难以消化，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日本陷入长期通货紧缩。

20世纪60-70年代，德国传统重工业先后遭遇“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煤炭产业和钢铁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德国通过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和企业并购等方式，对煤炭和钢铁等传统工业进行改造提升，最终消除了低端过剩产能。

从世界各国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扩张、资本输出、拉动内需是解决产能过剩的有效方式，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的各国市场保护策略升级，单一的扩大出口、市场扩张方式已经无法全面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才是消除低端产能过剩的根本解决途径。

造成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无序扩张等产业发展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性问题，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4万亿投资的副作用影响，还有体制改革不到位引发的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干预等等。因此，如何化解此轮产能过剩危机，既要借鉴其他国家产能过剩的治理经验，又要落地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既要从政府层面的经济增长导向改变入手，又要考虑制造业本身的发展规律。

营造健康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

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包括政策法规、生产要素、融资成本、投资渠道等各种因素在内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中国政府只有改变高速增长的经济导向，解除掉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的路径依赖，继续深化体

制改革，坚决淘汰限制落后产能，鼓励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创新升级，进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最终保证制造业健康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首先，改变高速经济增长的导向，调整经济发展速度，解除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的路径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明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6%，略快于今年的2.9%，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受全球经济形势影响，全球贸易总体将处于低迷状态，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大，国际市场的争夺将更趋激烈，已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必须用战略眼光谋划长远。经过多年高速增长，由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因素，中国经济事实上已进入“换挡期”，需要重新调整经济发展速度，以保持在既能保证经济发展质量，又不带来“后遗症”的适中的经济增速。今年入冬以来波及25个省份10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雾霾就是经济增长过快的“后遗症”之一，残酷的事实说明我国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超出了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改变经济增长导向，调整经济发展速度，摆脱以往路径依赖，实在是刻不容缓。

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例如，任用选拔机制方面，通过改变以往以GDP单一指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方式方法，逐步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将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效果等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财税机制方面，对新兴环保行业减免税，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税收制度；投资管理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缩小审批、核准、备案范围，规范投资行为，严格遵循“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落实企业的投资自主权；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方面，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将属于市场的回归于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的定价机制不合理的现象要得到根本解决，健全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使土地、环保以及相关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中，发挥价格引导经济行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只有从制度上根本抑制地方出于GDP政绩考核和税收贡献上的投资冲动，最大程度地减轻产能过剩压力。

第三，通过淘汰限制落后产能，鼓励支持创新优化，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于目前现有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落后产能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坚决地进行淘汰和限制。例如，实行差别电价等政策，提高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生产成本；加快完善节能环保标准，重点强化“两高一资”行业能耗、水耗、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以及土地、安全等硬性约束指标；加快完善节约能源、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对工业企业执行环保、安全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专项监督检查，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通过这些措施，倒逼企业退出过剩产业，倒逼落后产能退出。另外，可以积极推动企业间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兼并或重组布局合理、技术装备先进、节能环保达标、土地利用合法但项目未经规范审批的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也可以通过创造减少出口成本等条件鼓励海外投资，通过资本输出带动过剩产能输出；对于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成熟阶段、存在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传统制造领域或产品，从经济政策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通过联合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等方式，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共同开发，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努力实现中国制造的原产地多元化方略。十八大已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二O二O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应该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长期发展战略。对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节能和环保改造、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有市场需求的项目应该继续给予支持，以往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大规模银行廉价放贷替代为加大信息技术、电信基础设施和环保投资。

最后，就是地方政府在抑制产能过剩问题上不要过于“一刀切”，从政策措施上要疏堵结合，既要考虑产能过剩危机的化解，又要顾及地方政府在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上的合理诉求，可以通过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等方式逐步推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主动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花钱买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中国制造业必须下大力气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转变。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产能过剩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决策，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制造业服务化是转型升级中价值的重新定位，产业集聚是转型升级的加速器，商业模式创新是转型升级的制胜法宝。

产业融合另辟发展之路。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英国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称霸世界，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登上世界强国舞台，种种现实表明，由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相结合的智能制造业技术，正引领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的重要变革，智能制造日益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目前，美国已经全面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积极在信息网络、云计算、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的发展，并保持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中国已经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先机，且目前仍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新一轮产业革命时不我待，中国实在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再走类似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老路。中国制造业唯有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等产业融合，才能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中所构建出的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就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与新能源技术深度融合，可以促进中国的智能电网、太阳能发电、分散式离网发电技术实现突破，与材料技术交叉融合，可以促使中国在纳米复合材料等领域获得进展；与制造技术的充分交互，可以促使中国的制造业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高，加速构建新型工业生产体系。

服务化重新定位价值。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据国家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将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劳斯莱斯不再以飞机发动机为产品，取而代之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这就是制造业服务化的成功例子。目前，中国制造企业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提供集成化系统解决方案的还在少数，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产业集聚加速创新。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促进工业园区的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

商业模式创新制胜。全球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美国的苹果公司通过开创了“终端软件＋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取得了产业链方面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最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例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