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新产品扩散模型研究的论文
1.新产品扩散的改进扩展模型
Bass模型是新产品营销研究的主要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依然垂青于对它的改进和扩展。
1.1加入营销组合变量
近10多年的研究综合了价格和广告因素对扩散的影响，同时增加了推销渠道的作用研究。
(1)价格和广告1990年以前的研究是将二者分开，单独研究其中之一对扩散的影响。因为价格和广告的变化均可刺激市场潜量，所以1990年以后将二者一并引入模型的研究更有意义。BASS等提出了一个包括价格和广告2因素影响的广义Bass模型：
式中，f(t)表示t时间的新产品采用率；F(t)表示t时间的累积采用率；p、q分别是外部和内部影响系数；x(t)表示价格和广告的影响；△P(t)＝P(t)-P(t-1)表示价格的变化；△V(t)＝V(t)-V(t-1)表示广告的变化；β[,1]、β[,2]分别为价格变化率的参数和广告变化率的参数，分别表示价格和广告每变化1%时对x(t)的影响程度。当价格和广告保持不变时，上述模型就变成了Bass模型；当营销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广义Bass模型比Bass模型能更好地拟合数据。
(2)推销渠道研究分别集中于传统渠道和在线渠道2个方面。
JONES等研究了传统渠道新产品的扩散，并假定对任何新产品的采用有2种渠道：零售商渠道和消费者渠道。采用新产品的零售商的数量取决于消费市场潜量。结果表明，即使消费者的采用曲线是指数的，如果开始的销售水平有限，消费者的采用模式也是与Bass模型相似的S型曲线。
RANGASWAMY等研究了基于在线渠道数字化环境下Bass模型的应用，结果表明通过在线渠道，创新的市场潜量、模仿系数和创新系数将变大，导致销售增长和采用加速。作者认为在数字化的环境里，好产品，如果有正面的口头传播将会比传统渠道更快地取得市场成功，反之坏产品加上负面的口头传播也会比传统渠道更快地走向失败。
1.2竞争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一个新品牌对同种类其他品牌扩散的2种影响：
①增加了这个产品种类的全部市场潜量；
②它加入同一市场的竞争，因而减缓了现有品牌的扩散。同时认为价格、广告等营销变量的变化引起品牌扩散响应的敏感程度也随竞争品牌的进入而发生变化。
MAHAJAN等对相机市场的建模实证发现，柯达从一个以前品牌的潜在购买者中得到了超过30%的市场销售量，同时也导致了市场膨胀。PARKER等发现一种甜点很强的品牌效应，在竞争影响下独立扩散。它的消费者对其他类似品牌的试销给予了完全负面的影响。KRISHNANT等对移动电话行业的品牌销售数据建模发现，新品牌进入的2种影响是分开的：在一些情况下增加了同种类产品的市场潜量；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加快或减慢了同种类其他品牌的扩散过程。
1.3引入供给约束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分析采用模式的改变和等待采用者的决策上，并将企业运作计划和销售研究融合起来。
JAIN等[9]认为在供给约束下，存在消费者不能及时买到新产品的情况，于是出现等待采用者，即采用过程为上述3阶段模式。其模型式中，A(t)表示t时间末等待采用者的数量；N(t)表示t时间末的累计采用者数量；c(t)是供给系数；m为市场潜量，其余字母意义同上。其中c(t)A(t)＝dN(t)/dt表示t时间供给约束对实际累计采用率的影响。模型表明等待采用者数量的变化率随新的采用者（由等待采用者和实际采用者对潜在采用者的影响而产生）的出现而增加（由模仿系数q[,1]和q[,2]分别反映），随等待采用者向实际采用者转变率的增加而减少［由c(t)A(t)＝dN(t)反映］。
而采用者总数的动态增长则描述为，但是，作者将延期交货量假定为生产量的增长，将等待采用者假定为始终满意的等待着而不会中途取消购买的需求者，这些假定在实践中未必成立。
HO等[10]允许一些等待采用者在某一时点之后放弃他们的采用决定。作者使用优化控制理论建模，允许库存和供需变化。在面临是立即出售一单位产品还是推迟销售以备将来的短缺时，结论认为公司应立即销售，理由是即时现金流的时间价值超过对需求加速的限制。
1.4补充性产品的影响
补充性产品包括共生的补充性产品和衍生的补充性产品。共生的补充性产品是指一种产品无法离开另一种产品而独自扩散，且二者重要性大致相当，因此又称共生性产品或互补性产品。如电脑硬件与软件。而衍生的补充性产品是指在某些创新主产品出现后会带来某些补充性或衍生性的副产品。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二者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主产品可以不依赖于副产品而独立扩散。如电影和录像，手机和小灵通。这是一种一方对另一方有间接外部性的市场。
BUCKLIN等[11]建立了一个检验2种共生性产品（产品条形码和扫描器）共同扩散的模型。作者发现二者共同扩散且相互的影响力并不对称，其中一个产品对另一个产品的扩散有更大的影响。GUPTA等[12]分析了数字电视的扩散。作者将共生性产品提供者（数字程序供应商）的响应作为数字电视消费需求的函数和外生变量，将消费需求的概率模型和共生性产品响应模型综合起来建模，结果表明数字电视的消费需求依赖于电视产品的硬件和软件特性。
对于连续发行的产品，如电影通过影院和录像出租发行就变成了2种产品的扩散。LEHMANN等[13]分析指出这种发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确定不同渠道发行的最佳时间。一种渠道发行太晚会减小来自另一个渠道发行的营销影响力。作者断言最初产品的销售（如电影票房）有助于预测后续产品的销售（如录像出租），并对录像发行的最佳时间提出了建议。SHOCKER等[14]则引用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竞争的例子说明，一个最初是补充性的产品，随着新的市场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变成竞争性产品。
1.5产品更新换代的影响
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采用者的跳跃行为、多代产品扩散的相互影响及其对价格变化的敏感性，以期弄清楚影响的性质、预测多代产品扩散和制定新一代产品上市的最优决策。
NORTON等[15]将他们以前的新产品更新扩散模型应用扩展到电子、医药、消费和工业品行业，这个模型{F31S2146.jpg}
MAHAJAN等[16]建模说明使用者会跳过一代产品而去购买较新一代产品的跳跃行为。作者分析了耐用技术品连续几代的采用和替代扩散模式，建议对新产品上市采取“立即，或者成熟期”原则，即对于新一代产品的上市，公司的最优决策是要么尽快上市，要么等到上一代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再上市。KIM等[17]建模分析指出一代产品的市场潜量不仅要受到来自另一代产品的技术替代的影响，也要受到其他种类产品销售的影响。作者应用香港无线通讯市场的寻呼机、手机和第二代无线电话的动态增长数据的实证表明，最早上市的寻呼机对手机的市场潜量有积极的影响，而手机对寻呼机的市场潜量有负面的影响，第二代无线电话作为补充性副产品对前二者的市场潜量都有积极的影响。另外，DANAHER等[18]分析了在连续几代的技术更新产品扩散中，营销组合变量各自独立的影响，指出在欧洲手机行业中价格变化可以引起2代产品在扩散中相互影响。
1.6考虑成倍购买和“试用—再买”的情况
Bass模型只考虑每个采用者采用一单位产品，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考虑重购问题，其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一次成倍购买问题。
STEFFENS[19]用市场潜量动态的Bass模型对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建模，分析了耐用品成倍购买问题。因为外部的影响和以前的成倍购买者的影响使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变成成倍购买者。第1次成倍购买模型。
式中，M(t)表示t时间第1次成倍购买者的累积数量；N(t)表示t时间累积采用者数量；П[,1]表示第1次单位产品采用者占全部采用者的比例；a[,1]、b[,1]为2个参数，分别代表外部和口头传播对第1次成倍购买者的影响。
作者认为第1次单位购买者后续的成倍购买往往会多于2个单位，后续的成倍购买者的上限可以处理为成倍购买者数量的一个固定比例。后续的成倍购买模型。
式中，Q(t)表示累积的后续成倍购买者的数量；П[,2]表示后续成倍购买者的比例；a[,2]、b[,2]为2个参数，分别代表外部和口头传播对后续成倍购买者的影响。这个模型描述了成倍购买的过程和规律，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推动这种成倍购买过程的内外部因素。
HAHN等[20]分析了制药行业“试用—再买”的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4阶段模型。这4个阶段包括非试用者、试用者、试用后不再买者和试用后再买者。作者发现营销努力和已采用者的口头传播影响试用，而产品质量、营销活动和对市场熟悉程度影响重购率。
另外，在引入时变参数方面，唯一的扩展是改变Bass模型中已采用者的影响是同质的假定。SHARMA等[21]提出了一个非一致影响的扩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不仅已采用者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且已采用者对近期的影响大于早前的影响。
另有一些研究者还分析了跨国社会系统的异质性、世界主义、妇女运动、迁移、不同国家大众媒体的可靠性、不同的文化和学习环境等跨国扩散变量对新产品世界范围扩散的作用。
2.新产品扩散的新架构模型
一些研究者认为以Bass模型为平台的研究的最大局限是，理解产品扩散仅仅依赖于传播过程，而实际扩散还依赖于营销战略和采用者的购买力及其异质性等因素。为此，他们放弃了Bass模型这个平台，从全新的角度提出新的模型。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
2.1购买力驱动扩散
Bass模型假定所有想买的人都能同等地买得起新产品。消费者之所以在不同的时间采用，是因为他们知晓产品的时间和渠道不同。而考虑购买力的扩散模型认为采用者的支付能力是有差异的。GOLDER等[22]指出大多数消费者早在购买以前就了解新产品，但是高的价格让他们望而却步，因此，购买力是新产品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作者将新产品销售作为价格、收入（购买力）、消费者情绪和市场表现的函数来建模，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模型的形式：
式中，S表示销售量；P表示价格；I表示收入；C表示消费者情绪；M表示市场表现；e是残差，表示影响销售的其他因素；ε则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这个模型拟合数据不如Bass模型好，但是对于新增的观测数据它表现得比Bass模型更稳定，而且能够给出更好的来年预测。
HORSKY[23]假定工资和价格的分布，将有购买力的个体定义为合格个体，认为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购买产品。其销售模型
式中，N是市场潜量。作者对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那些口头传播很弱的产品种类的扩散，这个模型的拟合数据好于Bass模型。最后作者给出了决策建议，认为当存在弱的口头传播时，专卖者应采用价格撇脂战略；当存在强的口头传播时，应采用价格渗透战略。
2.2战略驱动扩散
这部分的研究是用模型来解释一个公司对诸如市场进入、营销组合的努力和定位的选择。
DEKIMPE等[24]分析了数字通讯发射机的技术采用的2个阶段：
①创新的首次利用和它在一个国家开始推广之间的时间；
②创新被引进到一个国家和它被充分采用之间的时间。
作者分析了经济、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设备安装的基础条件、创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国际经验以及使用的方法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等。指出政府或中央通讯单位在管理和建立标准方面是一个关键的决策者，并有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产品扩散（无论是迅速达到充分的渗透扩散，还是呈现出更加渐进的S型扩散路径）。
VANDENBULTE等[25]建模分析了社会影响和药品公司的营销努力在赢得医生采用方面的作用，发现是营销努力而不是传播影响了扩散过程。BRONNENBERG等[26]对比萨饼生产商进入当地市场的时机、零售商的品牌采用时机和进入的条件进行建模，分析了通过零售连锁店向市场推广的2个比萨饼品牌的扩散。研究不仅说明了考虑空间扩散的重要性，也说明考虑制造商的营销行为（投放市场战略）的重要性，否则，就会夸大竞争传播的影响。
2.3异质性驱动扩散
理论界把研究消费者异质性驱动扩散的模型称为个体水平扩散模型，而研究假定消费者为同质的集合的扩散模型被称为集合水平扩散模型。一些研究者认为消费者是信念更新和异质性的，因此其采用决策是动态变化的[27]。CHATTERJEE等[28]主张消费者是风险规避的，只有当他们对产品性能的预期超过他们能承受的风险临界值和价格临界值时才会采用产品，而且因为消费者的差异使其在所需信息的积累方面是异质性的，他们会根据各自所得到的正面和负面的信息更新他们的预期。通过分析预测个体的采用行为，作者建模得到一条扩散曲线，而且模型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Bass模型。
BEMMAOR[29]证明一个集合水平扩散模型可以从改变Gompertz模型(G/SG)的个体水平异质性假设中得到。接着BEMMAOR等[30]又证明了个体异质性的G/SG在预测能力方面的优势。作者认为个体采用的时间是随机的，遵从2参数b和η的Gompertz分布。其累积分布函数：
如果α＝1，b＝p+q，β＝q/p，上式即为Bass模型；如果α＝0，上式即为指数模型。
实证发现G/SG比Bass模型预测得更好，然而，在新增观测值数据的情况下，与Bass模型相比，G/SG的参数稳定性较差。
SONG等[31]假定消费者对价格和产品质量水平的未来预期随着二者的动态变化而改变。认为消费者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选择“买”或“不买”，从而达到预期效用的折现值最大化。作者综合这些个体的采用决策得到一个集合水平的扩散曲线，从而使用易得到的集合水平数据去估计个体水平的决策参数。SINHA等[32]通过将总体分为最终采用者和非采用者，将采用的时间和概率作为个体水平变量的函数来建模，分析了单个企业采用新产品的时间和概率，揭示了个体水平的异质性。CHANDRASHEKARAN等[33]则应用Tobit持续期模型说明了采用量和采用时间的变化。
KARSHENAS等[34]分析了公司等级(rank)、采用者累计量(stock)和采用位次(order)的影响。在考虑公司等级影响的模型里，一旦创新的效用超过某个关键水平或临界值，公司就会采用。如果效用随时间系统地增加而临界值服从某个铃型分布，那么扩散曲线将呈S型。在考虑采用者累计量影响的模型里，假定来自采用的边际收益随已采用者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获取成本下降，采用者的数量增加，新产品产出增加、价格下降，导致技术采用超过某一点后就变成非盈利的了。在包含采用位次影响的模型里，假设使用新技术会产生第一推动力，则采用新技术公司的回报依赖于它的位次，高位的公司比低位的公司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对于任一给定的获取成本，只有一定位次的公司在一定的点采用是盈利的，由此决定了采用公司的数量。接着作者分析了英国工业CNC工具扩散中公司等级、采用者累计量、采用位次和传播的影响，建立了模型。
式中，X是包含了技术获取成本、t时间采用者的累积数量、公司等级、在(t，t+1)期间累积采用者数量的预期变化、价格及其预期变化等因素的解释变量；h(g)表示未采用的公司在t时间采用的条件概率。他们发现公司等级和内生的学习效果在扩散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采用者累计量和采用位次的影响很小。
2.4空间扩散
主要考虑产品在空间扩散的模式而不是随时间逐渐扩散。REDMOND[35]主张对一个国内的扩散过程进行空间扩散建模时应假定空间同质性，并断言地区条件和人口统计的差异将导致一个国内不同的扩散率。GARBER等[36]认为借助于复杂的系统分析，通过观察空间扩散模式来预测新产品的市场成功是可能的。在作者的分析中，市场是由个体采用量为元素组成的矩阵，元素之间相互作用。作者用0代表新产品非采用者，1代表新产品采用者，p代表个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概率，q代表一个个体受到相互作用的另一个已采用个体影响的概率。没有采用的个体在时间t采用的概率。
式中，v(t)表示t时间保持强联系的已采用者的数量；r(t)表示t时间保持弱联系的已采用者数量。作者指出对一种获得好评的产品，口头传播和模仿将扩大内部影响，导致采用者群的形成。如果产品失败，内部影响的活动将减到最小，扩散主要归功于外部影响，导致采用者随机分布，因此，一个失败产品的空间分布将更接近于均匀分布。作者使用交叉熵的测量方法将这种产品的空间分布与均匀分布相比较，来预言一种处于推广期的新产品的成功，并认为成功的产品会有一个下降的交叉熵，失败的产品将有一个持续低的交叉熵。
2.5娱乐品扩散
娱乐和信息产品的销售，通常遵循一个指数的衰减模式而不是铃型模式。ELIASHBERG等[37]建模预测了个体在电影娱乐方面的差异。SAWHNEY等[38]将个体看电影的总次数作为决策次数的总和，建立了一个仅仅含2个参数的简单模型，但能给出代表所有的票房模式的3种采用模式，而且比Bass模型的有效预测需要更少的数据，遗憾的是不能解释票房是怎样逐渐扩大的。
随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前预测。ELIASHBERG等[39]假定最初的消费者都处于“未决定”状态，并受到媒体广告和正面或负面口头传播的影响。在广告和口头传播的影响下，有一个从“未决定”到“考虑者”（最终会去看电影）或“拒绝者”的转变过程。考虑者会变成一个正面的或负面的传播者。作者通过建立马尔科夫链模型分析了这个状态转变过程。模型的参数有口头传播的频率、传播持续期、考虑持续期和电影发行延迟等，这些参数通过电影预映试验来决定。ELBERSE等[40]主要分析了一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对随后国际市场发行的影响，进行跨文化背景下的电影市场预测。
另外，研究者也考察了广告、电影评论和电影网站促销在预测票房上的影响。另一些其他的模型考察了与娱乐品销售有关的方面。LEE等[41]和MOE等[42]使用分阶段的贝叶斯方法进行娱乐新产品，如音乐CD销售的上市前预测。
3.比较与展望
与1990年MAHAJAN等所作的重要综述相比照，可以看出17年来新产品扩散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一些方面的发展是突破性的，另一些方面则严重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在引入更多的营销组合变量建模和实证方面有一些进展，模型考虑了渠道或价格和广告等营销变量的影响。但是只涉及有限的几个变量，而且没有考虑这些变量的绝对水平。未来研究的一个自然发展应该是建立一个融合所有营销组合变量的统一模型。
(2)考虑竞争影响的模型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解释了扩散过程随新品牌进入的时机及其所面临的竞争而变化，但是模型并没有说明在新产品市场中是什么引起了竞争的不同影响。
(3)在放宽Bass模型限制性假定的其他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每一个方面的改进只解决和放宽了一种限制，管理者和分析者可以使用某一方面改进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为他们的产品及其种类建模。但是各方面的改进基本上是彼此分离和单独发展的，缺乏一个放宽所有这些假定的统一模型，也就是说新产品扩散的研究至今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另外，如前文所述，这些扩展模型均认为新产品扩散过程的基本驱动力是通过消费者传播的知识扩散过程，而这只不过是推动新产品增长的动因之一。
(4)在对共生性产品捆绑上市的扩散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研究了共生性产品的扩散特征，而且研究了补充性副产品与主产品的共同扩散。其他如市场干预的影响研究，也取得了突破，这2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很少见。另外，关于市场“起飞”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属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范畴，本文限于篇幅不作讨论。
(5)1990年以后最重要的发展是在放弃Bass模型框架，建立新架构模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为新产品扩散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使人们不再局限于扩散的传播过程，对诸如购买力、采用者异质性、战略等作为扩散的驱动力及扩散的空间模式有了全新的理解，并研究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扩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成为新产品扩散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平台。其中，基于购买力驱动的模型能够具体地说明价格、收入（购买力）对采用过程的影响，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基于异质性驱动的模型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将个体水平的采用决策作为扩散的主要驱动力建模；同时还可以避开难得的个体水平数据而使用易得的集合水平数据，但是应用集合水平数据实证能否准确判定新产品扩散过程的驱动力令人怀疑。
基于营销驱动的模型发现营销战略的作用往往在传播的作用之上，这一发现有助于避免将新产品扩散全部归功于传播的错误结论。
基于空间扩散建模应用复杂系统分析等技术，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考察个体间相互作用的模式，有助于理解它是如何影响新产品扩散的，但是，模型忽略了传播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购买力、异质性和战略等）的解释力。
娱乐产品模型在理解、拟合和娱乐品上市预测方面比Bass模型效果好，但是这些模型不适合非娱乐品，对所有娱乐品是否具有一般性也还没有得到证明。
(6)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新兴技术产品的增长必将成为创新扩散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而新兴技术有不同于以前新技术的诸多特点，如高度的不确定性、创造性毁灭等，其技术的新特征导致其产品扩散也会出现与以前新产品扩散不同的特征和模式，这应该成为未来扩散模型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二篇：国外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论文
摘 要：伴随着法治国思想的传播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项原则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整体。
关键词：法国行政法 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均衡原则
法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誉，其行政法被许多国家奉为典范。法国最先从理念上承认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并通过行政法院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法体系。支撑这一庞大的行政法体系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使法国的行政法体系虽然规模宏大但不显得杂乱无章，虽然范围广博但却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在谈及法国行政法时自豪地说：“一系列行政法原则已经形成，它完全可以和民法原则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①]深入研究集中体现法国行政法精神的基本原则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和领会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内涵、主要观念和规范体系，同时，这对在国情上与法国有许多相同之处的中国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概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标志着法国行政法的产生，并使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与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正是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法治国思想和独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在法国逐步产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则和行政均衡原则，这两个原则被认为是法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法治国思想的影响
在法国，法治国的思想产生于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以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作为武器向宗教神学和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孟德斯鸠和卢梭比较系统的阐述了法治国的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都包含有丰富的法治国思想。他们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权力不是绝对的，国家和个人都应服从法律，法律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②]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伴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深入人心，并成为法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1789年《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不得受到妨碍，任何人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该宣言的第6条规定：“法律表达普遍意志。所有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来参与法律之形成。不论保护抑或惩罚，法律必须对所有人一样。……”。上述规定都是当时法治国思想的表现。
个人的自然权利是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构造其法治国思想的逻辑起点，这种学说对于弘扬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是，随着法国的政治风云变换和垄断资本对加强国家权力的需要，建立在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然权利说被实证主义社会法学派的学说所取代。以狄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法学不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以社会的连带关系为逻辑起点对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了阐述。狄骥认为：“法律的强制力量并不来源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与社会相互依存的一致性。由此，法律对统治者的约束同其对庶民的约束一样严格，因为统治者与庶民一样，也受建立在社会相互关联性基础上的法律规则约束。”[③]狄骥与启蒙思想家的法治国思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使国家的公权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约束方面是一致的。比如，狄骥认为：“国家必须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该法律未被废除。国家可以修改或取消某项法律；但只要该法律存在，国家限制行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都必须在该法律法定范围之内，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国家才是法治国家。”[④]
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首先，法治国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使国家公权力从属于法律，这种精神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就是行政法治原则，即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行政权也应当到法律的支配。其次，法治国思想不仅要求公权力服从于法律特别是制定法（形式法治国），而且进一步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观念（实质法治国）。二战后，随着从经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权更加广泛地深入到法国社会之中。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更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形式法治国思想的行政法治原则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为了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出了行政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必须合理、适度、均衡。而这正是行政法院根据公平、正义等实质法治国的观念对行政行为提出的要求。
（二）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的作用
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必须有制度性的保障才能使该思想变为生动的现实。在这方面，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与判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对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的另一重要因素。
“法国的行政法是由行政法院适用的特殊法律，而行政法院正是为适用行政法而创造的。”[⑤]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一个共同信念是：最高法院代表旧制度，大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取消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至今仍然有效的1790年8月16日—24日的法令宣布：“司法机构应当同行政职能相分离，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行政人员的活动，违者以渎职论处”。“这项规定意味着一个终点，但它却恰恰是法国行政法的起点的标志。”[⑥]自此以后，法国行政法院从最初的保留审判权到后来的委托审判权直至1889年通过“卡多案件”正式取消部长法官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逐渐同实际的行政相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是行政法院的独立性逐步增强的过程，是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逐渐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法国行政法院自创立以来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对推进法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发展起到了独特而卓越的作用。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拉朗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行政法院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真正是法国独创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经常变动，宪法也并不持久而来回更改，行政法院却是主要的稳定因素。它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越过成文的宪法，构成一个真实的不成文的宪法。……在这个多次发生革命的国家里，行政法院以渐进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做事既谨慎，又有效，有时也被急风暴雨所颠覆，但很快又达到恢复，就这样保持着国家的永久性和民族的连续性。”[⑦]法国行政法院在控制行政权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在第五共和国创立宪法委员会之前，行政法院历年所发展的案例法几乎是唯一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⑧]行政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仅率先发展了权力滥用理论，从而丰富了行政法治原则，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又发展了行政均衡原则。均衡原则与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日本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裁量零收缩理论同属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手段，但更能体现法国行政法特色。在比较法国新旧两个时代时，托克维尔认为二者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反法律。”[⑨]这种判断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也许是真知灼见，但是在后托克维尔时代，伴随着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的出现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这种说法已经与法国当代的现实显得距离过于遥远。
法国本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同至今仍以判例法为基础的英国法相比，法国法则有以制定法为中心的法结构这种大陆法的特征。”[⑩]因此，法院判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根据，然而在行政法中起主要作用的却是判例。这是由法国行政法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一方面在公法和私法相互分离的传统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民法和其他私法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项极为繁杂，法官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情况，不得不在判决中确定所依据的原则。在法国，“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几乎全由行政法院的判例产生。”[11]一位法国行政法学家用生动的语言说，如果我们设想立法者大笔一挥，取消全部民法条文，法国将无民法存在；如果他们取消全部刑法条文，法国将无刑法存在；但是如果他们取消全部行政法条文，法国的行政法仍然存在，因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不存在成文法中，而存在于判例之中。[12]这几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判例对于法国行政法的重要性，也说明法国行政法的特点。在法国行政法中，判例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行政事务复杂多变，成文法难以适应这种速度；二是判例出自具有较高素质的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之手，质量比较高。[13]此外，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逐月逐年公开发表，供学术界讨论和研究，法学界对于判决的评价，也能提高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的质量。
法国行政法中的原则大都先由法官或法学家们在案件发生后提出或创造出来，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成为普遍性的成文法原则，如行政法治性原则；有的则仍处于判例状态，仅仅出现在法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中，行政均衡原则即属此类。这些原则由判例产生，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正是法国行政法的优点之一。
综上所述，法治国思想的传播为法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独特的行政法院制度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行政法院的法官则根据实践需要通过高质量的行政判例不断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推动了行政法治和行政均衡两项基本原则在法国的形成与发展。
二、行政法治原则
在法国，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活动的国内公法。调整行政活动是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在其违反法律时受到一定制裁，例如引起无效、撤销或赔偿责任的结果。这就是法国行政法学上所谓的 “行政法治原则”。具体而言，它是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手段、方式和违法的后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并积极保证法律的实施。[14]该原则是法治国思想在行政法领域最为重要的体现，是法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
（一）行政法治原则的主要内容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15]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16]比如，法国在1978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79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1983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1875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巴利塞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17]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18]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19]1969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20]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限制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国行政法的主要原则，行政法院利用该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广泛的监督，对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无论是行政处理行为还是行政条例都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支配。但是，该原则的适用是有限制的，不能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1.政府行为。行政法院出于避免与总统、议会和管理国际关系的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的实际政治需要，对下列的政府行为提起的诉讼不予受理：
第一，涉及政府与议会两院之间的宪法关系的行为，比如总统召集议会或推迟议会的命令，终止议会会议或解散众议院或参议院的命令等。
第二，政府的外交行为，也就是涉及法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行为。比如政府对于国际条约的磋商、签定、批准、执行等行为。
第三，总统根据1958年宪法第16条在国家遭到严重威胁时，根据情况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另外，总统根据宪法第11条将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的行为。
政府行为制度主要是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创造的，其范围也主要是行政法院的判例所决定的。在法国，先后有政治动机理论、统治行为等理论对于政府行为的存在予以辩解。但是，无论如何解释，既不受行政法院监督又不受普通法院监督的政府行为毕竟是对行政法治原则的破坏。因此，随着法律地位的巩固和提高，行政法院通过判例逐渐缩小政府行为的范围，从而扩大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范围。比如在1875年拿破仑亲王诉战争部长案中，行政法院抛弃了“政治动机”理论，实质上缩小了不受行政法院审查的政府行为的范围。另外法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原则上不受法院的管辖，但是最近行政法院也通过案例减弱了这一原则性。[21]
2.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是指在发生了诸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的特殊情况下，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公共秩序和公务运行的连续性而采取的特殊行动。特殊情况在最初是指战争，之后特殊情况的范围越来越广，扩展到和平时期发生的危机和紧急情况，比如发生全国性的罢工或者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等。
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行政法院不能用合法性原则进行审查，否则，这类行政决定可能都会因为违法而被撤销，这将使行政机关在面临特殊紧急的情况时，不能迅速采取行动以消除现实存在的威胁，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证公务活动连续进行。但是，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是极大的威胁，必须对其加以制约和限制。因此，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发展了行政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即行政均衡原则。行政法院运用均衡原则对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维系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上述可见，行政法治原则的适用存在着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政府行为范围的逐渐缩小，该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行为的监督，行政均衡原则作为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应运而生。
三、行政均衡原则
在法国，行政均衡原则（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主要是适应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需要而出现的，它是法国行政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渐强化的产物，是法治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二战后，法国行政法院的权力迅速加强，逐渐取得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到1970年代形成了对行政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建立起一整套以行政法治原则为中心的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监督和行政法院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的干预，行政事项迅速增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出现了日益扩大、难以监督的趋势。法院对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难以直接运用合法性原则进行监督和控制。在此情况下，行政法学家们根据具体案件总结出了一些在特定情况下适用的、作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均衡原则。
（一）行政均衡原则的涵义及其主要内容
“均衡性”作为行政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或审查的原则，其含义目前仍没有一致的解释。大体说来，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在无法依据法律条文或其他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裁决的情况下，监督、审查、决定是否撤销一定行政行为的法律手段。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理、行政决定是否适度，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2]该原则的本质是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的均衡性审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维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一般认为，下列行为违反了均衡合理原则：[23]
1.判断事实明显错误。在很长时期内，行政法院只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而不审查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以免以行政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妨碍行政效率。事实问题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行政法院不评价行政机关事实上是否应当作出某项决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了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行政法院在“越权之诉”中开始审查作为行政行为根据的事实问题，将“判断事实明显错误”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所谓“明显错误”是指不需要专门的知识，任何通情达理的人根据一般的常识都能看出的错误。当一个行政行为存在这类错误时，必然会造成事实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失衡或者不相称。“当行政决定的结果看起来有背良知、丑恶可耻、违背逻辑（例如，在公职部门中，一个小小的错误导致解职）时，法官将撤销这个决定。”[24]而且，随着地位的逐渐提高，行政法院以越来越灵活的方式来判断“明显”的特征。“判断事实明显错误”是行政法院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监督的最常见方式。通过这种均衡性监督，行政法院力图保持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2.手段与目的不相称。行政机关有选择达到行政目的手段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在有多个手段可以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目的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所选择的不是对行政相对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则属于手段与目的不相称。手段与目的不相称造成了对个人权利的过度侵害，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失去了平衡。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手段和目的的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两个方面：第一，适用警察行政领域。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1933年的“本杰明”案。在该案中，本杰明先生要求举办一个艺术研讨会，但是，市长担心发生骚乱，因此以维持公共秩序为由，下令禁止研讨会的举行。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市长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达到维持公共秩序的目的，如召集大量警察，既可以避免骚乱，又不至于对公民的自由构成威胁。再如，在1953年的一个判决中，行政法院撤销了市长的一个命令，市长规定集市上的流动商贩必须具有对第三人伤害保险的保险单，法院认为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这项规定对进行危险表演的艺人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贩卖糖果和花卉的商贩来说是过分的。[25]第二，适用于监督“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对于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法院无法进行合法性监督，但是，为了避免该类行为造成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造成过度的侵害，行政法院仍然要对行政行为进行均衡性审查，这包括审查特殊情况是否存在；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否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其行政是否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可见，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中，行政法院同样是致力于在公共秩序和公民的自由之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均衡以避免行政权对相对人的过度侵害。
3.损失与利益失衡。这是指行政决定所要实现的利益和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不相称，失去平衡的情况。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这种均衡性监督主要适用于计划行政与公用征收相关的领域。如在计划行政领域，行政法院曾经以一个飞机场开放计划可能花费的资金与有关市镇可能提供的资金之间不成比例为由而宣告该计划违法。[26]又如，在1971年的一项判决中，行政法院根据均衡原则拒绝了居民诉请撤销某项市政工程计划的要求。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该工程计划中修建一条公路的得益高于因此而征用拆除的90所房屋的价值。在类似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尽管地方议会为了公共利益具有提供牙科诊所的广泛权力，行政法院仍然可以审核是否有必要在该地区设置诊所以及公共投资与收益是否相称。[27]在上述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法院难以应用行政法治原则进行监督审查，同时，由于这类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法官中也很难找出“判断事实是否明显错误”，因此，法院往往审查公共工程计划所可能得到的效益和可能引起的损害之间是否达到了平衡。法国法学家古斯塔夫。佩泽尔在谈到法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时指出：“在为公益事业而进行的行政征用方面，今天法官监督是否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损害，财政成本和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便，或征用是否损害其他公共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是否过分。”[28]可见，行政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权衡各方面利弊的结果。法国行政法学称这种权衡是“损失和利益对较表”。[29]由于损益平衡监督实际上最接近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妥当性的判断，因此在实践中的运用受到严格的限制。
（二）行政均衡原则的限制与前景
在法国，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审查，对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妥当和均衡的监督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目前，行政法院只能将该原则适用于对行政处理的审查而不适用于对行政条例的监督。在实践中，行政法官尽量不应用均衡原则，而是采用行政法治等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因此，行政均衡原则是以行政法治原则的补充的面目出现的。
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之所以有上述的限制，一方面是分权的需要。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有必要保持二者之间适当的分离和独立，这在客观上要求行政审判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应当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免行政审判权过分侵犯行政权，妨碍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原因。“独立的普通和行政法院为法国保持了基本法治，从而在动荡的政局背后为社会带来了稳定。但或许是大革命的冲击，法国的法院至今坚持着谦逊的外观。”[30]大革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因而行政机关也就放心地接受了行政法院的监督。但是，随着地位的逐步提高，行政法院对行政权实行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监督，这种情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唤醒法国人对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的回忆。因此，行政法院对行政权的监督在富有创新性同时又是非常谨慎的。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实质上相当于对行政行为是否适当的审查，这已经达到了行政权和行政审判权相互交叉的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有行政审判权侵犯行政权，行政审判权代替行政权之嫌。因此，行政法院在适用均衡原则时也就格外小心谨慎，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如上所述，由于分权和历史等原因，行政均衡原则的适用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该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和政府日渐扩大的特殊权力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表面上是利用的行政法治原则，实则应用的是行政均衡原则。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行政法院独立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权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社会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和特殊情况下的行政决定加强监督的需求的不断增长，该原则在法国行政法中将发挥将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该原则已经超越了行政法领域，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所继承，用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31]同时，该原则也超出了国界对其他国家的行政法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比如，英国上议院认为，英国行政法将来有可能接受这一原则，作为审查行政行为的一项依据，并承认它相当于英国的“温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则”（Wednesbury principle of Unreasonableness）。行政法学者约威尔和莱斯特尔也主张英国应引进和移植这一原则，以弥补英国行政法原则的缺陷。[32]从现实看，均衡性监督在欧洲法中也已经得到了实际的应用，比如，欧洲法院在“超热牛奶许可案”、“消毒牛奶进口案件”、“产品国籍标志案”以及“原油进口案”等一系列案件中都运用了该原则。[33]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一原则将不仅对欧洲大陆行政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将会被英国行政法所接受而带来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变化。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②]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③]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④] [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同前，第29页。
[⑤]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02页。
[⑥] [法]勒内。达维：《英国法和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同前，第115页。
[⑦] [美]莫里斯。拉朗热：《国政院》，《图莱法学杂志》1968年第1期。转引自袁曙宏、赵永伟：《西方国家依法行政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⑧]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⑨]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5页。
[⑩] [日]早川武夫等：《外国法》，张光博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页。
[11]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2] [法]弗德尔：《行政法》，1984年法文版，第107页。转引自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22页。
[13] 参见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14] 这里涉及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法律，在法国包括：宪法、法律、欧共体的规则和指令、法的一般原则、判例和条例。
[1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89页。
[16] [法]莫里斯。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上册），龚觅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页。
[17]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页。
[18]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71页。
[19]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1953年Doublet案件的判决。
[20] 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1964年 11月 27日 Dame Vre Renard案件判决。
[21] 参见胡建淼：《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同前，第614页。
[22] 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23] 参见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24]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等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页。
[25]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2页。
[26]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27] 张千帆：《法国的国政院与行政行为的司法控制》，《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28] [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同前，第47页。
[29]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同前，第699页。
[30]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6页。
[31] 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同前，第98页。
[32] [英]勃伊伦：《英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牛津法律研究》1992年第2期。转引自王桂源：《论法国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则》，同前。
[33] 赵娟：《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比较研究》，同前。
第三篇：三大国外离职模型
摘 要：离职模型的构建是许多雇员离职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从个体层面来研究雇员离职的决定因素，进而试图揭示雇员作出离职决策的过程。雇员离职研究史上有三大主流离职模型，他们是Mobley(1979)扩展的中介链模型、Steers Mowday(1981)模型和Price-Mueller（2000）模型。对三大主流离职模型进行了介绍和归纳，并总结了这些模型对我国雇员离职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雇员离职；主流模型；Price-Mueller模型三大主流离职模型简介
1.1 扩展的Mobley中介链（1979）模型
Mobley和他的同事在1979年构造出一个较为复杂和全面的雇员离职过程模型——扩展的莫布雷中介链模型（见图1），它将March和Simon模型、Price模型和Mobley中介链模型进行了结合，以尽可能地捕捉影响雇员离职的各种复杂因素。
该模型认为，雇员打算辞职继而从组织中真正流出，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
（1)工作满意与否。企业雇员对其工作的满足感既是一个绝对概念又是一个相对概念。前者是指一个工作由于符合某个员工的价值观，而给他的带来的满足程度。如，一个热爱书籍、但不善交际的雇员可能对资料管理员的工作比较满意，而对公关部经理的工作却十分恐惧和厌恶;后者是指雇员在综合评价各种工作带给他的满足程度之后，所得到的感觉。
（2)对在组织内部改变工作角色及收益的预期。雇员在对现有的工作感到绝对不满，或觉得其它企业具备更合适的工作而感到相对不满时，仍然有可能会从原有企业流失。因为他会考虑自己将来在本企业的发展，是否还有比外界更大的空间，或者说是否会更加满足。如果是，而且实现内部流动或晋升的机会比较大，那么他就不会从原企业流失。而相反，如果一个雇员对现有的工作感到满意，但对企业内部未来的预期却不甚理想，则他也会积极在外界寻找新的机会,或者在本企业暂时停留，消极怠工，形成雇员的隐性流失。
（3)对在组织外部改变工作角色及收益的预期。对现有工作不满意，或对企业内部流动的期望并不高的雇员，也许会由于对自身在外部寻找有吸引力的工作的期望并不高，而并不做辞职选择;相反，对现有工作感到满意，或对企业内部流动持积极态度的雇员，也许会因为在外部可以寻找到更具吸引力的工作而作出辞职选择。
（4)非工作价值观及偶然因素。雇员在工作以外的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以及一些不可测的偶然因素，也可成为企业雇员离开企业的原因。特别是将自身的主要价值与工作联系不大的人员的离职主要依赖于该因素，而不是前面三个因索。而且，多数雇员在作出离职决策时，都会考虑到与工作无关的一些因素，如他对家庭的定位、对生活方式和地理的偏好、宗教信仰、文化、对体育运动的要求及其他社会价值等，这些非工作因素与工作有关的价值是相互影响的。只有那些少数把工作看作是人生的重要价值的人，才会较少考虑这些因素，其离职主要依赖于前三个因素。前三个决定因素均取决于雇员对现有或将来可能改变的(内部或外部)工作价值的判断。
1.2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是在Price(1977)、Mobley(1979)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目标同样是在寻找影响雇员离职的主要变量并考察他们在离职过程中的关系，并以概念化的框图模型表达出来（见图2）。
该模型指出以下变量的变化顺序导致雇员在组织中的去与留:①工作期望和工作价值影响雇员对工作的主观态度；②主观态度影响离职或留下的意图，同时需要考虑诸如配偶工作
和留给家庭的时间等一系列非工作因素的影响；③离开组织的意图导致实际的离职行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变量的变化顺序可能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对有的人来说，离职意图和离职行为直接相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离职意图驱使他们产生寻找更吸引他们的工作的行为。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当他们找到另一项工作后才会发生实际的离职行为。对工作和组织的主观态度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度和组织承诺度。而工作期望和价值、组织特征和组织经验(个体体验到的组织现实状况)以及工作绩效的交互作用直接影响主观态度。另外，主观态度可以使雇员努力改变自己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反过来也影响态度。个体对工作和组织的可用信息(即个体掌握完全信息的程度)和其他的工作机会的认知会影响工作期望和价值。个体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状况被视为对其他工作机会有根本影响的变量。
Steers和Mowday(1981)模型的独特在于:①清晰地指出了工作和组织有用信息在雇员离职过程中的作用;②引进工作绩效作为影响主观态度的变量；③工作参与度和组织承诺度也是雇员离职的前因变量；④比起以前的研究它更强调工作变量对离职意图的影响；⑤雇员在对工作不满意时可能会尝试改变所处状况。
1.3 Price-Mueller(2000)模型
Price-Mueller(2000)模型（见图3）主要建立在一个整体离职理论之上，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由一系列的假设构成。
首先，假设雇员是带着一定的期望进入组织的。如果这些期望能够得到满足的话，雇员会感到满意并对组织有强的依附感，所以会保持组织成员的身份。
其次，假设雇员和组织之间存在收益交换，组织对雇员的种种回报——模型中的结构化变量可以视为回报，用于交换雇员的服务。
第三，假设雇员追求净收益的最大化。假如多个收益和成本存在，雇员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最大的净收益。
该模型指出雇员离职主要是由环境变量、个体变量、结构化变量和中介变量四个变量决定的。在该模型中，雇员期望的工作条件被称为“结构化变量”，雇员期望的外界环境条件被称为“环境变量”。
（1）环境变量有两个：机会和亲属责任。Price认为由于保持当前的雇佣状态是实现对亲属责任的重要途径，因此亲属责任会减少雇员离职。机会和劳动力市场相关，更多的机会将增加员工的离职而且机会对离职还有间接的影响，通过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来起作用:更多的机会会使当前工作的吸引力下降，从而降低工作满意度。（2）个体变量包括：一般培训、工作参与度和积极/消极情感。一般培训是指员工的技能和知识能被其他单位的使用程度。它的增强会直接导致离职的增加。工作参与度是指雇员愿意为工作付出的努力程度。已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参与度高的雇员工作会更努力，因此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增高的回报使雇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增加。因此高工作参与度可以导致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指体验快乐/不快乐情绪状态的个性倾向。Price认为:①他们对工作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对工作各方面有选择感知来产生的。一个具有高积极情感的雇员可能有选择性地感知工作中有利方面，从而增加满意度。②这两个变量可能会对另外一些重要的结构化变量的测量产生影响，例如工作压力和社会支持。处于积极情感状态的个体可能报告低的工作压力和高的社会支持。
（3）结构化变量包括：工作自主性、分配公平性、工作压力、薪酬、晋升机会、工作单调性和社会支持。模型假设这些结构化变量都是通过对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的影响来间接影响离职的。其影响的正负作用如图3中相应路径上的正负号所示。自主性指雇员支配自己工
作权力的程度。分配公平性假定对比在雇员判断公平时是很重要的。例如，雇员会对比
自己的薪酬和组织中其他人的薪酬以判断是否公平。工作压力是个整体、多维度的概念，它有四个维度:资源匾乏(缺少工作所需资源)、角色模糊(不明确的工作职责)、角色冲突(不一致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负荷(为工作需要付出的努力)。晋升机会指雇员在组织内部潜在的垂直职业运动。工作单调性指工作被重复的程度，大量的文献指出这一工作技术性指标对离职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度包括上司、同事和亲属对工作的支持度。
（4）中介变量包括：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度、工作寻找行为和离职意图。工作满意度是指雇员对工作的喜好程度，己有的研究都认为它是雇员离职意图的一个关键变量。组织承诺度是指雇员对组织忠诚的程度。组织承诺度可以细分为对整个组织、对某个部门乃至某个小团队的承诺。工作寻找行为是指雇员寻找另外一份工作的积极程度，扩展的Mobley模型认为工作寻找行为会增加离职意图。即雇员寻找到工作后，再决定是否离开当前的雇主。但是，反过来的因果次序也是有可能的，即雇员先产生离职意图，工作寻找行为是离职意图的结果。Price-Mueller(2000)模型吸收了多个学术领域(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离职的研究成果，在解释雇员的心理变化过程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预测能力。对我国雇员离职研究的启示
2.1 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对雇员离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没有全世界通用的管理理论和组织行为理论，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所形成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均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许多关于文化对组织行为和管理理论影响的研究揭示出，领导关系、动机、决策的制定、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就业理念等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国外有关雇员离职研究模型与研究结论能否揭示我国雇员离职行为，解释的效力如何，都需要加以验证，而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非常有限。张勉以中国IT企业雇员为样本，对Price(2000)模型的跨文化实证研究表明，的确存在一些中国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但张勉的研究仅以国外传统的主流模型为介质，且研究的样本仅局限在IT企业，对于离职的其他模型的验证与分析，以及其它领域中样本的适用性分析，将是我国此领域中研究的重点。
2.2 目前对于从组织层面的研究在我国仍然欠缺
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中但曾经被国外研究者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社会关系的重视将可能突破原有的理论限制。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集体主义观念是我国组织中一向所倡导的，因此从组织人力资源计划对组织内社会关系的产生及影响来研究雇员离职问题，更有可能揭示雇员离职的本质，同时也有利于组织对雇员离职问题的管理和控制。
2.3 在研究方法上，加大量化研究的力度
我国有关雇员离职的研究几乎都是陈述性的，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揭示。要采用更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和历史事件法等，加大量化研究的力度。结构方程模型(如LISREL)在研究多变量，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准确、直接测量的潜变量及揭示变量之间复杂关系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国外离职研究主要是通过离职意图来预测离职行为，虽然离职意图是离职行为直接的决定因素，但以此作为预测离职行为仍然欠妥，会造成数据信息的损失。为了避免分析中数据信息的损耗，可以采用历史事件分析法。历史事件分析法通常用于医学研究中，一般称为“生存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思想在于：考虑了时间变量，将雇员的离职作为连续变量，采用纵向跟踪数据，来提示雇员的真正离职行为而不是离职意图，所以在揭示离职方差变异方面会更加细致。
第四篇：国外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与实践
国外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研究与实践
王崑声 袁建华 陈红涛 蒲洪波
引言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系统工程一直是国外航天和国防领域所惯常采用的研制管理方法，保障了自“大力神”导弹及阿波罗计划以来众多项目的成功。然而，自1969年形成美国军用标准《系统工程管理》（Mil-Std-499）以来，该方法变化很小。与此同时，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却在显著地增长，传统系统工程（Traditional Systems Engineering，TSE）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2012年1月，在NASA的项目管理挑战研讨会上（PM Challenge），来自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技术人员介绍了在航天服开发中应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的情况。目前，NASA所属的兰利航天中心、喷气推进实验室等都在项目研发、技术管理等方面积极地应用MBSE方法。MBSE作为一种新的范式（Paradigm），NASA、DoD、ESA等政府组织和相关承包商积极在项目中应用，IBM等软件和方案提供商也在积极地开展研究，并开发相关的支持环境。有关MBSE的研究与应用正在快速地扩展开来，影响越来越大。MBSE方法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系统工程界研究与应用的热点。
一、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概念与内涵
2007年，国际系统工程学会（INCOSE）在《系统工程2020年愿景》中，给出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定义：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对系统工程活动中建模方法应用的正式认同（formalized application of modeling），以使建模方法支持系统要求、设计、分析、验证和确认等活动，这些活动从概念性设计阶段开始，持续贯穿到设计开发以及后来的所有的寿命周期阶段。
从MBSE的定义可以看出，MBSE强调了建模方法的应用问题。我们知道，模型就是针对建模对象（研究对象）中建模者感兴趣的某些方面特征的近似表征，建模就是运用某种建模语言和建模工具来建立模型的过程，仿真是对模型的实施 与执行。模型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设计工作的思维基础。实际上，各专业学科及系统工程一直在使用建模与仿真方法，MBSE并不是对建模方法的首次采用，也就是说，MBSE与传统系统工程（Traditional Systems Engineering，TSE）的区别并不在是否采用建模方法。
（一）系统工程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系统架构模型
在整个系统工程工作过程中，人们不仅要在头脑中建立（具备）一个关于该系统的全面的“概念”（想法、构思、构想），而且在现实中要针对这个“概念”建立某种类型的模型，如草图、文字描述、表格、图片、图示、实物模型等，这些模型统称为工件（Artifact），是人们自己思考和与他人沟通交流的工具。现实中工件和头脑中的概念相互启发，不断深化和具体化，最终变成生产人员可以使用的蓝图，再由生产人员把蓝图变成最终交付的系统。这实际上是所有设计工作的一般流程，并非系统工程所独有，只是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罢了。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从各个方面建立模型来对该系统进行详细刻画，才能够准确地、全面地描述系统，比如修建一座大厦时要画出立面图、管道图、电气图、楼层分布图等，这些称为系统的视图（View），分别对应相关的专业学科、不同的工作角色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系统的视图实际上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刻画了系统的某个方面的特征，因此，系统的各个视图要紧密关联、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最终的系统是正确的、优化的。
这其中，系统架构模型（System Architecture Model）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需的。系统架构模型是对系统整体的、全面的描述，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总体设计方案，是整个研制工作的首要的工件（Primary Artifact）。系统架构模型与各个视图相互关联，各方人员针对一个共同的系统架构模型来分析和优化。因此，系统工程的关键，就在于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模型。
（二）传统的系统工程用各种文本文档构建系统架构模型
传统的系统工程中，系统工程活动的产出是一系列基于自然语言的、以文本格式为主的文档，比如用户的需求、设计方案，当然也包括一些用实物做成的物理模型等。此时，系统架构模型由“一大包”各种各样的文档共同组成，如火箭的总体布局方案、推进系统、控制系统等分系统的设计方案以及弹道方案、分离方案等。把这些文档“串起来”的东西是一系列的术语及参数，这些术语对系统 进行了定性描述，文档中包含了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参数，它们是系统的定量描述。各专业学科的分析模型（公式）从文档中抽取相关参数进行计算（先找到术语，再找到参数），计算之后再把相关参数写入文档，转交给其它学科和相关人员，也就是说，参数在各个文档之间“来回流动”，这种设计流程也被称作“抛过墙的设计”。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文档管理的机制、配置管理的机制非常地重要，总体设计的工作主要就是抓总和协调，并控制这些术语和参数。
TSE的文档在描述系统架构模型时具有“天生的缺陷”。TSE的文档是基于自然语言、基于文本形式（Text-Based），当然也包括少量的表格、图示、图画、照片等。由于自然语言并非专门为系统设计所发明，而是要表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还要表示纷繁复杂的各专业学科知识。所以TSE的文档要依靠相关工程设计的术语（也是基于自然语言的组合），来使各方对系统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各方的沟通交流要依赖不断更新的术语表、词汇表等，否则就容易产生理解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当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参与的单位越来越多时，这个问题就更加地突出了。
文档的电子化、网络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方对文档理解的不一致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系统工程的文档从过去的纸质方式，发展到电子化地处理方式，比如Word、PDF等电子格式，这只是便利了存取、复制、修改，其编码格式依然是基于文本的，各方人员从文档中读取信息依然是“逐行扫描”方式。对于相关各方对文档的内容形成共同一致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也就是说，TSE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成就。
因此，传统的系统工程就是以文档为中心的系统工程，这个文档又是“基于文本的”，所以也可以说传统的系统工程是“基于文本的系统工程”（Text-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TSE）。
（三）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用系统建模语言构建系统架构模型
在MBSE方法中，用系统建模语言来描述系统架构模型，作为系统开发全过程中首要的工件，并且对它进行管理、控制，并和系统技术基线的其它部分进行集成。用面向对象的、图形化、可视化的系统建模语言描述系统的底层元素，进而逐层向上组成集成化、具体化、可视化的系统架构模型，增加了对系统描述的全面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借助相关的软件环境及模型和数据交换标准，可以 对系统架构模型进行存取操作：系统架构模型存储在一个共同的数据库中，相关参数之间是自动关联的；可以生成系统的多个视图，比如导弹的任务剖面、结构图、电气图等，因此，各个学科的专业工程师、各种角色，都可以基于这个系统架构模型来工作，从共同的数据库中取数、并用本学科的模型及软件工具来进行分析。
图1：系统架构模型的中心位置
很显然，要实现上述目的，MBSE需要相应的理论基础、建模语言及工具，这包括来自软件工程领域的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思想、系统建模理论、系统建模语言、扩展标记语言元数据交换标准（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Metadata Interchange，XMI）、系统工程数据的交换标准（AP233）等。
二、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相对于传统系统工程的优势
MBSE和TSE的区别，就在于系统架构模型的构建方法和工具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模式、设计流程等方方面面的区别。也就是说，传统的系统工程变成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实际是从“基于文本”（Text-based）向“基于模型”（Model-based）的转变，这个模型，指的是用系统建模语言建立的系统架构模型，或者说是系统架构模型的建模语言从“自然语言、文本格式”转向了图形化的系统建模语言（SysML）。但MBSE并不是完全抛弃过去的文档，而是从过去“以文档为主、模型为辅”向“以模型主、文档为辅”的转变。
（一）系统工程过程产生系统建模语言框图，并组成系统架构模型
1、传统的系统工程过程三个步骤分别生成三种文本文档
系统工程过程是系统工程方法的“发动机”，主要包括三个步骤、四个回路（Loop），生成三种文档。第一步的要求分析负责把用户的需求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变换成系统要求。第二步的功能分析与分配负责把系统要求变换成系统的功能，并把功能分解为系统的一个一个的“小动作”，形成的文档是功能架构。第三步的设计综合，则根据现有的产品及技术条件，把功能架构“映射”到物理架构上，完成设计过程。四个回路则负责把三个步骤各自的产出和输入进行对比，看是否匹配，这个过程叫作验证（Verification）。这其中，设计师要在功能架构和物理架构之间进行多次的、双方向的反复迭代，直至所有的功能架构和物理架构都被试验过，并且二者要一致，这里包含了巨大的工作量。
图2：系统工程过程
2、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三个步骤各自生成三种图形
在MBSE方法中，系统工程过程的每一步产生的不再是文本文档，而是用 5 系统建模语言所构建的模型：在要求分析步骤产生要求图、用例图及包图，在功能分析与分配步骤产生顺序图、活动图及状态机图，在设计综合阶段产生模块定义图、装配图及参数图等。
图3：运用SysML后的系统工程过程
在系统不同层次反复应用这一过程建模，可以深入到系统最底层的元素，把最底层元素的模型集成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模型。在支持SysML的软件中，框图所代表的系统设计的相关数据被存储在数据库中。可以借助不同“颗粒度”的系统架构模型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备选方案研究等工作。可以自动生成相关文档，以供相关的决策者使用。
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需求者也可运用SysML画出需求图，用例图，以此驱动整个过程，这样就可以使用户的参与程度更深，并进而改进整个的设计工作。
（二）系统架构模型成为沟通各学科的“集线器”
目前，各专业学科的模型已经被大量应用于工程设计的各个方面，但模型缺乏统一的编码，也无法共享，建模工作仍处于“烟囱式”的信息传递模式，而没有与系统工程工作流相结合。TSE下，文本文档是各专业模型接入系统架构模型的枢纽和渠道，比如，电子工程师和力学工程师都在分析研究同一个部件，但它们所使用的术语、模型都不一样，无法进行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因此总体设计和协调的工作量就十分巨大。需要指出的是，MBSE并不是要抛弃掉各专业学科原来所使用的模型，而是要用统一的系统建模语言来沟通各专业学科、专业工程。运用专业模型进行分析时，系统架构模型就像我们接入互联网的“集线器”（Hub）一样，设计师可以从系统架构模型中直接提取相关的参数，比如从参数图中提取相关参数就可以建立数学模型。各专业学科可以同时对用建模语言表示的部件进行分析设计，参数的更改可以实时地显示出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这就使整个设计团队可以更好地利用各专业学科在模型、软件工具上的先进成果。
（三）MBSE有助于进一步突破时间和空间对设计工作的限制
TSE下，相关的设计工作要遵循一定的时间顺序，而且还有一定的空间限制。比如，系统工程文档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流转，上一个专业学科分析做完之后，才能够进行下一个专业的分析，而且做出样机来了，然后各方才能够进行测试等。
MBSE下，用系统建模语言构建出模型后，就能够进行各式各样的分析和测试，提前进行协调、平衡和优化。而且各方围绕着一个存储着系统架构模型数据的“数据银行”（Databank、Repository）来并行开展工作，并且可以支持远程及分布式的工作模式，突破设计人员地理位置的限制。
（四）MBSE为提升研制管理工作的效率奠定了基础
TSE下，不管是系统分析与控制的工作，还是项目管理的工作，都要从各种文本文档中逐行扫描取数，然后进行各种的分析。MBSE下，把文本文档用SysML进行了重新地“编码”，使得描述系统的数据既便于人阅读，又便于计算机处理。而且各种用户需求、系统要求、功能架构、物理架构等信息进行了关联，所以系统分析与控制（需求跟踪、权衡研究、配置管理等）的各项工作就更加容易和便利。
由于系统工程和项目管理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对研制管理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既然最底层的对象已经有充分的描述数据，则对完成若干个对象的“工作包”的相关管理数据也必然有全面的数据。依据这些全面的数据，项目管理的有关模型、软件也可以接入到系统架构模型中，项目管理工作就可以提高效率。
三、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与技术基础
（一）“面向对象”思想在软件工程界的成功应用
软件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创造出的最复杂的产品。这其中，面向对象的思想和分析技术功不可没。“面向对象”思想认为：客观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对象组成的，各种过程、各种功能、各种动作是由对象完成的，只要详细定义对象（类），就可以通过对象的不同组合，实现丰富多彩的功能及过程。对象的定义包括属性和操作两大方面：属性就是对象的各方面的特征，当然也是建模者、软件开发者感兴趣的、与开发活动有关的特征；操作用于修改、检索类的属性或执行某些动作，通常也称为功能。
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延伸，把我们要研制的型号系统看作一个“以软件为主的系统”，运用软件中的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得出物理架构，然后把那些不能用软件实现的“砖块”（对象）用物理实体代替。在整个物理架构中，需要物理实体来填充的对象，和需要用软件对象来填充的对象，都用类这种数据结构来定义。
（二）专业学科在应用建模技术方面领先于系统工程
系统工程是协调平衡各个专业学科的专业，要在系统整体层次上“驾驭”各专业学科。现在，其它各专业学科在利用模型方面已经大大超前，比如机械、电子、软件等。此外，从流程上看，工程研发、设计、制造的各个流程都在应用基于模型的方法，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工程的虚拟环境、基于模型的概念设计、基于模型的制造等方法。因此，在系统工程方法中全面地、全方位地应用模型已是“迫不得已”，也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
（三）系统建模语言SysML的推出
系统建模语言（Systems Modeling Language，SysML）由软件工程界事实上的标准语言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发展而来，具有图形化、易于计算机处理等特点，是用于系统工程的标准建模语言，用来分析、详细说明、设计和验证复杂系统，目的是提高系统的质量、提升在各种工具之间交换系统工程信息的能力，协助弥补系统、软件和其它工程学科之间的语义鸿沟。
SysML是图形化的，便于研制人员的读写和理解；便于计算机处理，各种 图形、线条由相应的计算机软件规定好，设计人员根据SysML语言规则，在软件环境下画图，以图形及组合表示自己的设计意图。也可以据此生成自然语言的文档，用这个文档和用户进行交流，也可以由用户直接用这个软件画出自己的需求。相应的发工具是支持该语言的开发环境软件（如DOOR）。
四、国外各界对MBSE开展积极的研究与实践
NASA在多个新的及已有的项目上积极运用MBSE，其目的是显著提升项目的经济可承受性、缩减开发时间、有效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提升系统的整体的质量水平。这些项目包括航天通信和导航项目（The Space Communications and Navigation(SCaN)program）、NASA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出舱活动/航天服研制等。
NASA下属的研究中心也制订了相关的行动计划以支持在本机构中全面实施MBSE。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在研究和应用MBSE上行动积极，具有代表性。制订了一个应用MBSE的发展战略，时间跨度为2009－2016年。开发了MBSE的方法论，叫作状态分析（State Analysis），并在多个项目中应用，是目前7种候选的方法论之一。
作为系统的需求方和采办方，一些机构开始利用MBSE进行招标。例如，一些采办者用它来代替原来的用文本陈述的要求，开发了一些模型来定义性能、环境、约束、有效性度量、质量、利益相关者及其角色以及一些特定的情景，在这些模型中，他们所想象的、准备研制的系统将会运行起来，所有定义的东西将围绕一个“黑盒”系统。供应商用自己的模型来代替这个黑盒，详细的白盒来表示他们的系统方案，包括设计和运行的方案，以及风险减缓的方法。采办者可以根据谁的模型（建议的设计方案）最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来选择谁中标。
软件工具提供商也在积极行动。IBM公司也开发了一种方法论，叫作“针对系统工程的统一软件过程”（Rational Unified Process for Systems Engineering(RUP SE)for Model-Driven Systems Development(MDSD)）。软件提供商积极开发相关支撑平台。如LMS 公司的多领域系统仿真集成平台，可用于飞机开发的每个阶段（从前期的概念设计分析、详细设计到产品验证）。
五、启示和建议
国际系统工程学会的《系统工程2020愿景》中指出：从很多方面看，系统工程的未来可以说是“基于模型的”。从“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路线图（见图3）可以看出，目前在项目中应用该方法还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正处于探索期。
在国际系统工程学会的倡议和推动下，国外军工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组织等积极参与进来，成立了很多挑战团队和行动团队，从事“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及具体项目的研究，比如空间系统的建模、模型管理及基于模型的试验等。
图4：MBSE的发展路线图
从上述的需求、工作原理、理论基础、技术基础、研究实践等来看，从TSE向MBSE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MBSE方法代表着系统工程方法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任何一种新方法的研究、应用与推广普及，都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如同企业信息化一样，虽然是一个大方向和必然趋势，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与问题，但没有人会否认信息化是企业的发展方向。按照INCOSE在2008年所规划的路线图，MBSE目前正处于探索期。理论方法从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实践。MBSE也是如此，它的未来，既取决于理论界的探索，更取决于各界的积极实践，尤其是二者的交流互动。
我国采用系统工程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就。MBSE是系统工程在新世纪的新趋势，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MBSE，为我国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五篇：新产品开发论文
新产品开发案例分析
——基于欧意德高端自动变速器产品开发实例
作者：陈保林
学号：051010627
摘要：
以欧意德有限公司在引进大量的先进制造设备和先进的绿色柴油机制造技术的基础上，采用技术引——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模式，成功开发了AT自动变速器，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缺。在过程中成功地规避了风险，践实了一条成功的新产品开发之路。
关键词：欧意德，自动变速器，新产品，开发，案例分析
一、欧意德公司介绍：
内蒙古欧意德发动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以清洁型乘用柴油发动机和AT自动变速器为主要产品的综合性汽车零部件企业。公司产品包括1.5L、2.0L、2.5L、2.8L、3.0L五个系列清洁型乘用柴油发动机和4速、6速两个系列AT自动变速器，目前已具备30万台发动机和40万台变速器的年生产能力。欧意德公司生产的AT自动变速器具有手自一体、智能化、节能环保、换挡平顺、选择模式多样、广泛适应多种车型和各种路面状况等优点，实现了国内AT自动变速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欧意德发动机公司的核心技术全部来源于欧洲。通过与意大利VM公司和德国ZF等公司展开的技术合作和在此基础上的自主创新，欧意德发动机公司研发出了国内首款达到欧Ⅴ排放标准的清洁型乘用柴油发动机和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T自动变速器。
欧意德公司主要采用技术引进的方式提高企业的起点。欧意德动力缸盖生产线设备制造商为意大利柯玛公司；欧意德动力的最终清洗机，来自法国DURR公司；欧意德发动机总装线是亚洲最先进的来自意大利VM公司的发动机生产线；欧意德每条装配线就装配有一台冷试机，该来自奥地利的AVL公司；欧意德动力发动机缸体生产线是从日本HORKOS公司的包括57台设备，平均63秒内就可下线一台缸体；欧意德生产线上的珩磨机是来自国际珩磨机第一品牌德国GEHRING公司的产品；每条机加工线都配有在线测量设备和最终测量机，是意大利MARPOSS公司的产品；欧意德动力曲轴生产线的设备集成商是德国莱茵公司，共23台设备，生产节拍为62.8秒/台。
公司严格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供应商开发，发动机和变速箱已经开发完成国内外优秀供应商1000余家，公司引进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外专家20多名，国内专家50多名，充分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创建事业平台，营造良好企业文化，集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以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品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性能卓越，节能环保的动力总成。
二、欧意德公司成果：
欧意德公司拥有国产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自动变速器(AT)――欧意德全电
控、低噪音、高传动比、高适用性4速自动变速器(AT)在中国最大的发动机及变速器生产基地――内蒙古欧意德发动机公司试生产成功，从而填补了中国在核心零部件制造领域的又一项空白。据了解，该型号自动变速器(AT)不久将正式应用于中高端乘用车上，而该公司研发的6速自动变速器(AT)的量产也已被提上日程。
真正制约中国自动变速器(AT)生产的技术难点在于TCU自动变速器(AT)控制单元技术的缺失。TCU就好比是自动变速器(AT)的“大脑”，没有“大脑”，对变速过程的智能控制就无从谈起。为从根本上解决国产变速器生产技术缺失的难题，欧意德发动机公司从世界顶级自动变速器(AT)生产厂商德国ZF公司引进了其全套自动变速器(AT)生产线及配套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特别针对TCU控制单元技术展开了自主创新，从而拥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AT控制系统。据了解，该控制系统使用32位TCM8控制器，拥有更快的运转速度。
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同时，欧意德发动机公司在变速器与发动机间通信协议方面又做出了大胆革新，通过与博世、德尔福、西门子等公司协作，欧意德开发出了J1939协议升级版本，这就意味着凡是经由上述三家公司中任意一家完成ECU标定的发动机，欧意德变速器都能与其实现顺畅通讯，从而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匹配性和适用宽度，并缩减了匹配周期。此外，欧意德发动机公司还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整个零部件制造领域质量稳定性差的问题，通过在全厂设立40多个SPC质量控制点，对变速器制造过程中的2000多个质量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并自动完成质量数据分析，并采用欧洲同类产品的质量检测标准，确保下线的每一件产品都能达到与ZF公司同样的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
三、案例分析：
首先，欧意德公司新产品开发之路是成功的，它的新产品——4速、6速两个系列AT自动变速器研发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个企业的成功，也是我国汽车行业向高端产品迈进的标志。
欧意德新产品开发之路一帆风顺，不得不归功于其总裁的独到眼光，和对市场前期分析的透彻，以及对企业发展方向规划的科学性。
发动机一直是困扰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国内一直在做努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是许多原因综合影响的。而且，欧意德生产的清洁型柴油发动机，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趋向于节能减排，降低环境污染，包括国内汽车零配件制造的稳定性差，装配工艺的落后，关键零件知道精度低等等因素造成的，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得从基础行业开始，但是，如果从基础行业开始，成本太高，可行性太低。所以，欧意德采取引进德国、意大利生产线以弥补国内相关行业的不足，从而使其动力总装的制造有了一个较高的技术平台，这是欧意德新产品成功开发的关键。此外，欧意德引进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外专家20多名，国内专家50多名，建立以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开发团队，有了这样一个领先于国内该行业的技术平台，和一个先进的制造平台也就奠定了它目前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虽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也是有风险的，引进的生产线，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不过，因为在国内这个领域还是个空白，一旦欧意德成功推出产品，至少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它将是国内该行业的垄断商，有着制定标准，制定价格的特权。所以这个风险被很好的规避了，并且技术引进可以减少研制经费和投入的技术力量；如果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注意对引进的技术消化、吸收，并加以综合、创新，纳入进自己企业的技术体系，就是技术引进方式的最大成功。
欧意德在有这样一个稳定的环境，先进的制造技术，强有力的专家平台下，便有了余力去开发自动变速器。采用技术引进——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模式，进行自动变速器
(AT)的开发，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策。在中国，企业最薄弱的高端自动变速器市场的残缺情况极为严重，其中80%为进口品牌所占据，剩下的20%也几乎全部由外资控股的合资企业提供。国产高端自动变速器(AT)市场亟待突围。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自动变速器(AT)就被列为国家科研项目，到1975年研制出了具有3个前进档的CA774液力自动变速器(AT)，可是因为动力传送比低、噪音大等原因，根本无法满足乘用车需求，更谈不上量产。2002年，国家又在自动变速器(AT)的研究上专门立项，从国债计划中安排款项支持上海和天津进行研发。国家的大力支持，政策的相关辅助，无形中给了欧意德很大的契机，也就奠定了很好的市场基础。而且，欧意德在引进国外专家的同时，也大力聘请国内专家，把引进的技术进行了很好的吸收融合，这是欧意德自动变速器(AT)开发的技术源泉。终于，在2009年6月30日，在历经多年研制之后，欧意德在自动变速器(AT)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国产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自动变速器(AT)――欧意德全电控、低噪音、高传动比、高适用性4速自动变速器(AT)，从而填补了中国在核心零部件制造领域的又一项空白。据了解，该型号自动变速器(AT)不久将正式应用于中高端乘用车上，而该公司研发的6速自动变速器(AT)的量产也已被提上日程。
而且，欧意德为了拓展市场，巩固其领导地位，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同时，欧意德发动机公司在变速器与发动机间通信协议方面又做出了大胆革新，通过与博世、德尔福、西门子等公司协作，欧意德开发出了J1939协议升级版本，这就意味着凡是经由上述三家公司中任意一家完成ECU标定的发动机，欧意德变速器都能与其实现顺畅通讯，从而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匹配性和适用宽度，并缩减了匹配周期。从而更加保证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总之，欧意德的成功要归结于一是对市场调查分析的准确性，之使他能占有足够的销售空间；发展方向符合政府部门的意愿，这使它能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其开发的自动变速箱具有足够的先进性，这是吸引消费者的关键；而且其产品也符合绿色营销的观念，推进节能减排的实行；其技术引进——融合——开发的模式，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四、参考文献：
1．《欧意德动力集团》--------百度百科
2.《专访欧意德动力集团总裁徐恒武》----------《汽车之友》
3.《欧意德打响国产高端自动变速器(AT)技术突围战第一枪》-------中国汽配网
4.网站：欧意德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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