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研究论文
自xxxx年国家实施分税财政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此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效应。由此，土地财政问题成为了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将“土地财政”视为贬义词，文献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的形成动因、负向效应及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科研成果。
一、文献综述。
未来时期完全摒弃土地财政是不可行的，刘志彪认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和资金，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工业体系和城市居民，因此，还需土地财政继续发挥正向历史功效川。关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正向功效，樊继达论述为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张晓玲认为土地财政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助推器”角色，其作用机理是：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国有土地市场，低成本征地为城市化发展空间拓展提供条件，土地高价出让与抵押融资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资金来源。刘守英阐述为，土地财政模式从中国东部快速地照搬移植到了中部、西部地区，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直接动力源泉 已有关于城市用地规模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等方面，关于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的系统关系研究还比较缺少。周听浩指出随着城市扩张，土地财政收人呈下降趋势并最终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加大。武彦民验证了中国存在城市面积的扩张与人口的增加不协调发展的情况，根源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扩大城市面积，致使全国26个省低于估算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
二、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中央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建立政治集权、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政绩收益（职位晋升），其行为策略首选就是以快于周围同级别行政辖区的城市化速度来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地方政府具有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表现为以“经营城市”名誉来行“经营土地”之实践。
原因是要启动城市化就要扩张城市的外延和投资规模，而国有土地征收与出让解决了城市空间拓展成本高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资金短缺问题。为继续彰显政绩，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继续圈占郊区农地用于扩大城市用地规模，且源于“路径依赖”作用使得历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模式的热衷之情有增无减。土地财政收人与城市用地规模相互助力、缠缚，难解难分。随着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土地财政收人更是快速增长，20xx年土地出让面积是20xx年的xx倍，而土地资产价值增长速度更是迅猛，如20xx年土地财政收人是20xx年得xx倍，城市建成区则扩大了一倍，城市化水平提升了xx个百分点。即从全国实践情况上也反映了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三、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及地域差异。
1、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因素选取。
现有研究中绝大多数认为土地财政收人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收、土地房产税费收人及土地抵押融资收人等4个方面。其中，各省市土地房产收费情况差异较大，没有全国的统一标准及统一口径的统计数据；土地抵押融资本质上是一种“借债、虚拟”性收人，虽然在土地财政收人中占有较大比重，但这个收人在借贷年限之内是必须偿还的，且同样缺少统一的统计数据。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印证经济发达省（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资本（土地资源与资金）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地土地财政模式完成的；同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份，在未来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还同样需要土地财政发挥正向历史功效。
2、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测算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分析出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基本规律，继续测算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充分考虑31省（市）20xx一20xx年时间序列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总体情况，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祸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为获取更多地财税收益，在买方激烈竞争背景下，这些区域地方政府行为策略是采用“招拍挂”供地，由此，即便是城市用地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土地财政发展速度快。经济不发达地域常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投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大多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是因制造业发展能够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完善，集聚外来务工人口，从而进为下一步土地价格提升奠定基础。由此，使得土地财政的各项指标很低，即便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展速度很慢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土地财政慢。
3、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聚类分区。
为进步一呈现出以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之间的地域规律，对31省（市）指标所对应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过程与结果完全基于各省（市）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的指标数据结构本身所特有的性质。
四、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优化政策建议。
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除国家层面上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政绩考核体系、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外，建议不同地域采取如下对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及优化其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第I地域：
①建立驱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激励机制，改变城市建设对新增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度依赖。
②以科学的土地规划与集约评判规制，促进制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③通过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为城市增加用地指标。
④征收房地产税，抑制城市外延扩张，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可持续税收来源。
第II地域：
①北京、上海可供城市空间扩张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应留给高附加值的公共文化与创意产业等高端服务业，以便创造丰厚税收。
②发展实体经济与战略新兴产业，摒弃经济对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
③政策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融资，建立公私合营融资模式。
④类似于第I地域，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不再因获取土地财收人而大规模出让土地，且对存量房产征收房地产税。
第111地域：
①改变“以地引资”为动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避免“地毯式”厂房浪费土地资源。
②集中城市周边分散、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继续发挥其财政功效。
③土地财政收人除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外，应更多用于外来人口市民化方面，使土地财政成为推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资金支持。
第W地域：
①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使土地财政为市场因素推动的城市化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相反，严格控制因获取土地财政收人的城市用地低效扩张。
②该地域多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程中，以制度、法规激励约束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形成社会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③鼓励市区内发展技术先进的低土地消耗型产业，创造更多税收来源的同时实现产业生产中的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第二篇：城市化与地域空间的关系论文
城市化与地域空间的关系
摘要：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有助于人类较为深入的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和城市地域空间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对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机制的发展和城市化类型的日益复杂研究，结合城市化近域推进从而解释城市化与地域空间形成的独特关系。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地域空间过程、城市化近域推进、城市化类型 正文：
在当前社会形式的发展情况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强，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民生的热点问题。从城市规划专业方向所定义的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包含实体上的即人口性质、劳动方式、景观设置等方面的转化和抽象的精神上的即生活方式及态度、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吸收和转变。所以城市化是既有实体又有虚体的一个发展过程。而此发展过程势必会影响到城市的地域空间组成和城市类型的丰富性。
城市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四点（1）城市的概念是相对存在的；（2）城市是以要素聚集为基本特征的；（3）城市的发展是动态变化和多样的；（4）城市具有系统性。在各方面的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一些差异包括：（1）集聚规模的差异；（2）生产效率的差异；（3）生产力结构的差异；（4）职能差异；（5）物质形态差异；（6）文化观念差异。虽然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今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出一条具有严格意义的界限绝非易事。城市与乡村总是相对存在的却又互相联系的，其界限是模糊不定的，并且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不断变化的。城乡由一体到分离再由分离到一体是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过程中地域空间产生了一系列的演变，其构成类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正统的城市化类型，即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又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它们之间协调发展。第二种是只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而没有或很少有城市文化的地
域扩散，也就是说，可能在城市中居住着大批没有城市化的人，这种情况被称之为假城市化，如非洲一些国家。另外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人口地域集中和城市型景观地域推进的速度很快，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叫做过度城市化。第三种是只有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而没有或很少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集中。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厌恶城市环境，追求较宽裕的活动空间、新鲜空气，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信息发达，因此人口和工业、商业事务等活动纷纷迁往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伴随出现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非农业活动。由于职业变化，经济改变，加强了与现有城市的联系，接受了城市文化的地域扩散。因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向城市型转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向农村中的小城镇集聚，加速农村原有小城镇发展，形成许多新的小城镇，这种现象可称之为乡村城镇化。
在城市化作用下的地域扩张，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产生巨大的向心力，是生产向城市集中以节约成本。但是集中到一定程度也会产生集聚的不经济。不经济主要来自市中心更高的土地使用费、交通的拥堵和环境品质的下降，由此产生城市发展中的离心力，推动人口和经济要素向城市周边地域的扩散，这种现象被称为城市化的近域推进。城市化的近域推进使地域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在其演变中有时也会出现郊区化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的绝对下降和郊区人口的增长。但是城市郊区化不代表城市化进程的失败，只是城市的扩张方式产生了变化，以分散化或低密度蔓延为特点，是城市化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城市化近域推进被归纳为城市演变模型包含六个阶段：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流失中的分散。这六个阶段反映了城市演化过程和地域空间扩张步骤。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基本发展动力下，综合了人口变化、经济职能分布变化以及社会空间类型等要素而形成的复合性城市地域型式，是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内部结构出现重组，形成多种形式的城市化类型。其中包括：一.向心型城市化与离心型城市化。城市中的商业服务设施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公司的总部、银行、报社等信
息部门或知识机构不断向城市中心聚集，就是向心型城市化类型，也称集中型城市化。这些部门或者需要与服务对象进行直接交流（如文化、体育等），或者需要以稠密的人流作为经营对象（如商店、宾馆等）。它们的职能特点要求向城市中心聚焦。当城市的设施和部门向城市中心外缘方向移动扩散时，这种倾向就称这为离心型城市化，也称扩散型城市化。离心型城市化导致城市外围农村地域城镇化，使得城市空间向外延伸和拓展。二.外延型城市化与飞地型城市化。城市离心扩散形式还可分出外延型和飞地型城市化。如果城市的离心扩展，一直与建成区保持接壤，连续渐次地向外推进，这种扩展方式称之为外延型城市化。外延型城市化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城市化类型，在各级城市的边缘地带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而在外延型城市化进行过程中，它的边缘地带就被称之为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空间上与建成区断开，职能上与中心城市保持联系的城市扩展方式，称之为飞地型城市化。飞地型城市化一般要在大城市才会出现，因为大城市的人口多，用地规模已十分庞大，各类城市问题较多，所以，必须跨出中心城市边界，到条件适宜的地区发展，用以分散中心城市的压力。三.景观型城市化和职能型城市化。传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人口和土地利用高度密集的城市景观，使得人们习惯上认为，人口只有住进了这样的城市才算城市化。景观型城市化 是传统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是指城市性用地逐渐覆盖地域空间的过程。这种城市化直接创造市区，因而又称直接城市化。职能型城市化是传统的城市化表现形式，指的是现代城市功能在地域系列中发挥的效用的过程。这种城市化表现了地域进化的潜在意识，不从外观上直接创造密集的市区景观，因而又称间接城市化。四：积极型城市化和消极型城市化。积极型城市化是一种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同步的城市化方式。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良好的城市化方式。消极型城市化是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化水平。五：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所谓自上而下城市化是指国家投资于城市经济部门，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劳动力需求而引起的城市化，具体的表现为原有城市发展和新兴工矿业城市产生量个方面。所谓自下而上城市化是指农村地区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生产活动，首先实现农村人口职业化，进而发展小城镇实现人口居住地的空间转化。
自上而下型的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型的城市化会引起城市改造，这是针对其经
济发展社会城市化加剧所出现的相应性措施，它有利于缓解城市压力，平衡供需关系，使城市保持健康和谐发展。城市改造界定为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城市改造既包括宏观性城市问题的解决，也包括微观性城市问题的解决，通常要求采取全面、系统的措施来使城市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新走向协调；狭义的城市改造主要是指旧城改造，在西方对这种城市改造一般称之为“城市更新”。通常，城市改造对于城市统筹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也对城市历史文化保留有着至关的作用。
城市化过程中从实体和精神上的扩张，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发展的态势使地域保持变化的形态，达到空间地域的更新和演变，从而推动社会长足进步！
参考文献：《城市地理学》
《西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及其启示》
第三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四篇：农民土地意识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研究
农民土地意识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研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体制的变革，农民的这种土地意识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1.研究方法：对农民土地意识的研究热潮是从1978年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研究文献多为实证定量研究，文献的形式大致经历了由小说到政策研究，再到农民心态研究的过程。
2.研究内容：有关农民土地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产权意识、经营意愿、调整流转意愿、征用意识和新农村建设等几个方面。其中，农民土地情感依赖方面的研究大多与征用、调整和流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单独研究农民土地情感的文献。另外，还有个别学者从农民分化视角探讨了农民的土地意识研究。
3.现状和形成原因：通过阅读现有文献可以得出“农民对土地的意识、对土地的情感虽然有减弱的趋势，但是仍然很强”。这一结论。对于农民土地意识个体差异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从文献来看，都是用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的，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否、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身体状况、收入水平以及收入来源等方面。
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在于，在概念上，对农民土地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产权意识，轻视了农民的土地情结，侧重于表面原因的研究，没有深度影响因素的挖掘；在研究方法上，大多使用实证方法对现状展开调查，忽视了历史因素的分析，也看不到农民土地意识动态变化情况。
第五篇：稳定土地关系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法律问题研究
稳定土地关系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法律问题研究
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达，农村经济必将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亮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土地经营形式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寻求着新的进化，伴随着各种产业的衰落与兴起，农村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将起到前所未有的推进性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的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复杂的农村土地关系和农民合法权益侵害上。
土地关系与农民合法权益之浅析
一、农村土地关系的内容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启了家庭联产承包农村土地使用经营关系的新一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围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涉及农村土地占有、使用、经营、流转的农村土地关系内容日益丰富，也日益复杂化。目前，农村土地关系在占有、使用、经营、流转的基本内容上，所衍生的权益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这些权益纠纷主要体现在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变更、房屋征收补偿、占地征收补偿，以及人身关系变更等等引起矛盾关系上。而这些矛盾关系如果不能够得到科学公正的解决，又必然涉及、影响，甚至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土地关系现状
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是农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解决好农村土地关系问题却又是关键所在，目前农村土地关系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问题上。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为了追求更高、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外出务工、求学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进而造成了各种人身关系的变更，而不规范的管理和操作导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屡见不鲜，主要体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和不合理丧失上。这种不规范甚至违反法律规定的转移和丧失，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村的法治秩序，也对农民主体造成了根本性的权益侵害。
2、宅基地使用权纠纷
日新月异的新农村意味着农村的形象不断地改变着，随之人们对自己的住房要求不断提高，“老房新盖”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样“又高、又大、又宽、又亮”是每个农户的宅房追求，但是原有的宅基地使用面积根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所以随着宅基地使用面积的扩展在 1
一些住房密集的农村，因宅基地使用产生的纠纷日益普遍（例：根据中国律师协会2010年农民民事纠纷案卷统计，因宅基地使用造成的民事纠纷占当年民事纠纷的21、3%，并且处于上身趋势。），而管理不科学、行政工作不到位所产生的社会负面情绪，是农村行政、法治的公信力不断下降，使农民权益保护雪上加霜。
3、林地、荒地使用及退耕补偿纠纷
国家垄断土地开发的一级市场，造成城市用地的不断向农村扩张，在农村随着退耕还林、退耕还牧、退耕还湖工程的推进，受区域、经济的制约（不同的地理区域影响土地的经济价值，进而影响退耕补偿的标准，而受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影响其补偿标准内更是此起彼伏）和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管理不规范、工作不到位、腐败等原因），农民与农民、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国家、集体与国家之间的退耕补偿矛盾与纠纷愈演愈烈。而作为被补偿一方对政府行政的不信任使这一矛盾成为困扰农村法制工作的一大障碍。
4、征地补偿纠纷
农村征地补偿纠纷主要体现在集体土地征用补偿费上，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在实质上是征用方对获得被征用土地所有权而采取的金钱补偿。当被征地的一方对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臵补偿政策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就是对征用土地一方给出的金钱数额表示不满。这种纠纷固然可以通过行政权参与后,以强制力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但被征地的一方利益受到来侵害之后,所选择的集体上访、群体诉讼或是更激烈的极端手段,使得此类纠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总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期待从土地使用权转让后获得的利益亦将不稳,社会成本随之加大，农村法治也必然受到更剧烈的冲击和考验。
5、妇女、儿童身份关系变更产生的土地所有权丧失问题
妇女和儿童一直是中国社会链上的薄弱环节，在农村依然如此，因婚嫁、丧偶等身份关系的变更导致农村妇女儿童对土地使用权的丧失而造成的侵害，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经济值
2的升高越来越严重（例：以延安市宝塔区为例, 全区共有12 个乡镇, 611 个行政村, 仅对
柳林、万花、枣园、何庄坪、桥沟、李渠、姚店等7 个乡镇共106 个村组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农村妇女因婚嫁、丧偶等原因被部分或完全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以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所产生的其他权利如土地收益权等）。这种现象固然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也意味着农村法制体系的不健全以及法律保护的不够。
6、同时因为土地环境污染问题、原始产值低下引发的农村劳动力流失问题以及自然气候异常问题也对也对农村土地关系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1
三、农村土地纠纷的根源
西方经济学者概括中国经济，用“高空行走”和“地底徐行”来形容中国的城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既有对中经济高速发展的肯定与震惊，也有对中 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3这一矛盾的影射。从国家统计局1月份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例：国家统计
局一月份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在2010年超过了GDP增速。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在以9、7%的速度增长，达到了13190元，而2009年的数字为12022元。）这种现象的产生虽然无法摆脱生产力素质、水平，生产环
境、资源和政策的制约，但从整个经济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社会层面而言，这种现象产生的最大根源在于建诸于农村土地关系之上的法制的残缺与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的不作为。从宏观而言，中国的农村法制规划的只是过去、残缺的现在，而没有未来。法治社会的外在表现是将国家、社会、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农村的法制体系目前依然紧紧局限于基本的土地关系、人身关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化升级、新的生产要素的产生、新的劳动关系的确立、新的经营模式的形成（例：随着资源危机的加深，资源的攫取范围不断扩大，农村的矿产资源、林业资源开发不断升级，作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而言，他们长远的生存利益如何进行保护、规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新的集体股份经营模式（即以组或村为单位凭借其所持的集体资源和开发主体进行股份制经营）如何摆脱简单的合同协议所引发的权益纠纷，而进行有效的法制化管理?），这些都需要法制从新的层面和角度结合农村经济特有的北京呼要素进行新的立法和规范。
四、农村土地关系------农民合法权益之所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对传统农业的形象概括，时至今日虽然农村经济内容不断拓展，但还是无法对这种局面造成太大的改变。农村土地关系，无论是农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都是农民生存所系的根本。如何在承包经营权范围内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何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中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如何在集体土地授让中实现主人翁权益、如何在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配中实现弱势群体的公平与保护等等问题的解决是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关键。只有确立法治下的农民对土地公平、公正、绝对的承包、流转、使用和收益，才能实现农村土地关系的和谐稳定，才能长久的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法治下的探究与保护
一、寻找农村法制的弱点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中国的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相应的法制建设不断的普及与完善，社会主体从最初的“服法者”开始向“利法者”（即作为社会主体单位的公民从社会法制初期所追求的服从法律、不触犯法律向掌握法律、利用法律维护和获取权益的法治社会上升过程），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拥有超过8亿人口的农村，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过程。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人治作为一种执法方法的理念，在信息、思想传播闭塞的农村，民主法治依然无法得到普及与发挥。政府行政机关认识不到位、缺乏法制观念、立法严重滞后、执法制度不健全、执法队伍混乱、管理不科学等等种种法治的漏洞与缺陷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立法不到位，法制建设残缺
就目前农村法制建设的现实内容而言，农村法制体系建设是残缺不全的，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立法内容不充实，立法工作所涉及的内容没有完全法定农村主体的生活内容。以农村妇女权益保护来看，包括《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家庭法》都未对农村妇女在婚姻关系解除过程中的财产权益保护做实质性的条文规定（例:《婚姻家庭法》第四十条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些法律规定在受传统思想影响严重的广大农村，在没有明显的法的“值”与“量”的界定的情况下，无论从其判定标准还是执行标准上
都受到了极大地破坏，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一方，其合法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从立法的理念上来说，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往往忽视农村这一体位面，就以2011年8月12日颁布的《婚姻家庭法》解释三来看（第六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其立法所规定的实体内容主要还是反映城市的法律需求，因为其所规定的内容无法适应以男人为本位的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男人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绝对核心，在各种财产获取、占有、使用、支配中处于最高地位，而以主持家务、抚养孩子、照顾老人为生活本位的妇女则处于绝对的劣势）。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为是立法者对农村法律主体的立法歧视。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农村法治残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三、法律执行力不够，法律的效力得不到保障
法律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实施所得到的社会公信力和威信力，而不是一纸空文，就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效力来看，其法律执行力是不足的(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6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台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30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同时，新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以上这些法律规定皆明确了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发包方必须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坚决保障农村妇女平等的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妇女不论是否婚嫁、离婚、丧偶，均不应丧失该项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及其它相关经济权益。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违反以上法律规定的现象屡见不鲜，是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这种法律执行力不足，缺乏司法公正的现实也是造成农村土地关系混乱，农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重要根源之一。
四、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农村缺少法治资本
在现行的法制体制下，农村是整个社会质疑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首先是法治思想不到位，农民思想文化素质低下，对法律缺乏理解，在使用上更是微乎其微，在各种矛盾纠纷发生后，最先想到的、最常用的就是邻里之间的调节。其次，国家对于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到位，其工作方法过于被动，即不上访不关注、不关注不援助，无法将法律的实效和作用传播给农民。最后，司法工作实践滞后，存在拖延、行政偏护、腐败等因素，丧失了农民的信服力。除此之外，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和农民主体的经济落后性使农村缺乏法制生活必要的经济元素，也是制约农村法制发展的重要因素（法律维权过程中，维权的高成本，使一部分农民因经济支出不足放弃了用法律维权的途径。同时，因为缺乏必要的金钱刺激，法律工作人员缺乏对法律援助的工作热情）。
五、从弱点溯源权益纠纷
从农村法制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法治之所以无法同城市法制发展的轨迹相通，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历史传统观念、区域风俗、文教水平、经济发展内容的客观条件制约，以及法制规范的落后、管理的不科学、法政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农村法制建设的滞后，这种滞后带来的是行政、法治公信力的下降，进而引发“民政”矛盾，而这种矛盾在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又避无可避的倾轧于土地关系所关联的权益上。当这种主客
观因素在农村经济加速发展，各路英雄齐聚农村的背景下，而作为土地关系受益主体的农民在缺乏法制保护的情况下，那么矛盾与纠纷必然成为舞台上的主要内容。摆脱传统理念对农村法制的束缚，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需求，结合城市化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对农村土地关系调整过程中所遇到的典型问题的研究和新现象出现的探索，不断的充实和强化农村法制的内容与体系，以此实现农村法制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体系化发展。为稳定农村土地关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坚实的法制保证。
六、依法卫农，照亮八亿心灵
就法治社会发展的本身而言，农村法治大时代的到来任重而道远，但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来定位，农村法治水平的提升势在必行。加强农村立法、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增强法政工作人员素质，以实际行动逐步的恢复农民对国家行政法治的信心，严格依法保护农民阶级的农村经济主体地位，用法律的公正严明创造农村经济发展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界定，明确其承包、使用、流转、收益的主体来稳定农村土地关系，解决各种各样的农村土地权益纠纷，实现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稳定土地关系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建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加快农村法制发展，从根本上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农村土地关系现状作出如下建议:
一、高度重视，做好立法
打破以往对农村经济法制建设不够重视的格局，创新思维，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手段，及时的掌控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化与需求，加强农村立法工作，不断的丰富农村法制内容，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实的法律基础，建立以稳定农村土地关系，维护农民合法却意为核心的立法、执法理念。通过法制化，不断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占有、使用、流转的管理，减少因土地关系问题引发的权益纠纷，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科学界定、规范管理、提升执行力
目前关于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相互概念、内容混淆，界定不清，未依法行政和维权树立了诸多障碍，所以必须消除政策调控对峙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予法制明确的界定解决法律与地方性政策的冲突，树立法律对土地关系调整和管理的权威，恢复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保障农民充分实现法治内容中的各项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科学、规范、有效地解决各种权益纠纷。同时应大力加强行政和执法队伍的人员素质建设，尽量减少因为人为原因导致的矛盾与冲突。
三、加强司法保护，建立调解制度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种世界级的现象，那就是不同部门法之间的内容冲突，关于农村土地关系所涉及的《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现象，通过司法实践，科学、公正地调整部门法之间的内容冲突，调整好农村土地关系是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工作。我们可以通过灵活的司法运行机制对农村的司法实践工作进行完善。首先，加大对农村法制信息的采集投入，使农村法制建设实现信息化，通过信息的采集分析，不断的调整工作内容和政策方法，通过司法实践的积累和科学整理建立农村司法实践工作特有的体系，实现学科化、系统化。
四、打破格局，建立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针对农村的法制发展实际情况，应高打破原有的法律援助范围，在法律实践中给予农村
更宽泛的法律援助内容，将农村土地关系相关的更多内容纳入到法律援助的空间内，使农民主体弥补因经济、知识水平、思想理念等弱势造成的法律权益维护上的残缺，使农民意识到法律公平公正，客观高效。同时加大农村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投入，弥补因为农村经济落后所造成的缺乏的必要的法治成本，激发整个法制层面对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减少农民自身因为法治造成的经济负担，提升农民自身法治参与的主动性，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营造农村法治的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治在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与农民合法权益保护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律师协会《农村经济纠纷与农民权益探讨》
【2】李和平《关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3】国家统计局经济数据库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5】《中户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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