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代凤阳赋役优待研究论文
一、凤阳民户的编民与土民
根据人口的来源，明朝将凤阳县的民户分为编民与土民两类。
明朝建立后，曾多次有组织地向凤阳移民，这些外来人口被称为编民。编民来源广泛，构成明初凤阳县民户的主体，其中最主要的是洪武七年明太祖亲自下令组织的14万江南人口，如正统年间曾任浙江按察使的陈璇，“其先江阴宦族，洪武中以祖某资产甲于编户，徙实凤阳，子孙遂为凤阳人”，就是凤阳编民之一例。
土民是明初凤阳县的土著居民，其与编民的区分始于洪武十一年。是年，明太祖下令户部与凤阳府共同审核民户，共清理出3342户土民，编为六十四社。与受凤阳县管理的编民不同，土民由执掌皇陵祭祀的皇陵祠祭署管理，虽然凤阳县逐渐参与到土民的管理之中，但皇陵祠祭署仍在名义上拥有土民的管理权。
编民承担赋役，并由凤阳县负责摊派、征收。万历末年凤阳县编民的赋役名目众多，“名曰一条，而四差依然存也”。知县袁文新将其分为田赋、丁赋与徭役杂差三大项。田赋有旱地、水田两种纳税标准，旱地每亩缴纳麦约1升9合，并加派马价银0.0126464两，水田每亩缴纳米三升四合，并加派军饷银0.0083两。丁赋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9等，万历四十年，由于编民中无上上等之丁，实际执行中上至下下8种征收标准，纳银自4.4两至0.3两不等。徭役杂差是各项折银征收的差役总称，万历末年编民承担有37项徭役杂差，每年全县折银共计2872.9516642两。
编民正常承担赋役，没有优待政策，因此与赋役优待有关的只可能是土民。事实上，明太祖之所以要区别土民与编民，目的就在于使土民专享优待政策。土民享有优待的原因在于其“太祖乡亲”的身份，明代凤阳地方志中收录了明太祖的一段圣谕，生动地展现了明太祖给予凤阳县百姓赋役优待政策的心理与期望：“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圣谕的表述十分清楚，明太祖效仿汉高祖，给予家乡父老免除赋役的优待，目的在于让凤阳父老乡亲生活优越，感念其德。而享受优待的对象是与其 “同钟离一邑之民”的百姓，因此明初经朝廷组织，陆续迁移而来的编民显然不能被包括在内。编民冒充土民的行为是被绝对禁止的，不仅洪武年间区分之时有严格地审定，此后也未曾放松，如弘治十四年朝廷就下令各地祠祭署再次审查土民，禁革附籍、投奔的情况。官府还鼓励揭发冒充土民者，并警告编民 “诈称土民，治以重罪”。
“今之凤阳，昔之丰、沛也”，凤阳的特殊地位为明朝人所认可，其享有的赋役优待政策亦得到公认，并将凤阳视为免除赋税的代名词。如王廷相致函开封知府，申明其家乡许多土地 “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称这些土地与 “凤阳、临淮根本之地，同一生成矣”，以此证明土地免税的合理性。
毋容置疑，明代凤阳县享有赋役优待政策，不仅《明太祖实录》、地方志有明确的记载，明朝人也普遍了解这一情况，并将凤阳县视为全国赋役体系中的另类。而凤阳县的民户被分为编民与土民，编民从洪武年间起，就一直正常承担着各项赋役，没有享受优待政策，与赋役优待有关的只可能是土民。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认为土民享有“永免税粮徭役”的优待，但深入发掘、分析相关的材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二、土民承担的赋役
在以往的研究中，天启五年凤阳守备太监刘镇的一道奏疏受到高度关注，被用于证明凤阳土民不承担赋役。其言：
又有署户旧制，每名给田五十亩，止供办皇陵祭品及守直洒扫洒，无别项杂差。因世宗之国，凤、临等县帮差，原为一时权宜，今遂着为县民，入条编，每丁银二钱七分。……伏望垂念根本重地，……并将署户行令凤、临等县，除去县民籍贯，发署供办祭品，永不许捏派杂差。得旨：……署户止宜供办祭品、守直皇陵，不许复派杂差。
由奏疏全文可知，即便全如刘镇所言，至少在嘉靖年间至天启五年的时间段中，凤阳土民入条编、承担丁赋、被派有杂差，并不享有全免赋役的优待，不存在终明一世的永免税粮徭役。
更重要的是，刘镇对土民赋役优待政策的理解从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其免除土民赋税徭役的请求虽然在当时得到了批准，并未能长久。崇祯二年，在阉党倒台的大背景下，凤阳官员申请撤销刘镇的变革，并对其所谓的“署户旧制”进行了批驳。凤阳巡抚李侍问称：“据刘镇疏，以洪武二十九年板榜为辞，然查为土民不修塘堰而申饬之者，其所不免，不过祭田粮差，非免里排、人丁额差也。”并追根溯源，指出土民与编民共同承担赋役早已有之：“清查陵户，与民一体当差，一见于弘治十五年，再见于正德五年，又见于嘉靖九年。”
巡按范良彦同意李侍问的观点，补充道：“土、编二民一体当差，历朝并有证据，典册炳若日星。”在凤阳抚、按官看来，土民承担赋役早已有之，绝非嘉靖年间方才出现，刘镇所谓的“旧制”是虚妄之言。
朝中大员也支持凤阳巡抚、巡按的意见，户部尚书毕自严认为：“故土民独蒙优渥之典，然必隶籍凤、临，与编民一体当差，二百六十年来相安已久，所以保固汤沐而拱护陵园者，意良深也。”至于刘镇所谓土民不承担赋役的“旧制”，毕自严不仅予以否定，还认为刘镇的目的是将土民原本缴纳给凤阳县的赋税占为己有，“充群奸献媚之阶梯”，是“变乱祖制”的行为。朝廷最终同意了凤阳官员的奏请，“将凤、临二县土民仍复籍有司，照旧纳粮当差施”，“以还祖宗旧制”。
由此可知，明代凤阳县土民事实上长期承担赋役，并被时人视为常态。而相较于尚书、巡抚等
大员，知县对此的了解更为细致，袁文新在其编纂的地方志中记载了土民承担的赋役的具体名目。
与编民类似，土民的赋役也被分为田赋、丁赋、各项杂差徭役三类：田赋方面。无论水田、旱田，皆免田赋，代之以供应皇陵祭祀、值守洒扫;丁赋方面。土民根据各自的情况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万历二十九年纳银1.7两至0.1两不等;与编民类似，土民也承担有名目众多、折银缴纳的徭役杂差。
万历末年土民徭役杂差的名目为：本府知事厅民壮工食银、本县教官增加禄米银、本县巡风民壮、本县正堂并佐贰首领各官马夫银、本县儒学教谕门子、本县儒学庙夫库斗、本县儒学膳夫银、操江军饷、存留府库户口食盐银、本府新官到任公宴银、科举宴银、宾兴举人银、销缴勘合银、奏缴银粮本册包本什物银、仓院满册纸札银、同知伞扇轿乘银、本县新官到任家火银、伞扇轿乘银、学院岁考供应花红等银、生员科举盘缠酒席、举人会试盘缠、春秋祭祀丁坛银、门神桃符迎春花宴银、买历日银、查盘造册纸张、备用银、公费银、支应下程中火小饭心红银、上司阅操行香银、上司并本县团裙坐蓐银、察院桌椅朱盒银、修理司府棚厂银、处决花红银、守备太监衙门听事农民工食银、太监奉御银、库夫工食银、库书工食银、察院门子工食银、斋夫工食银、本县训导门子、斋夫工食银、座马草料银、走递马骡草料银、南京太仆寺快手工食银、各上司按临驻扎供应柴水木灰鱼米等银、归复民壮军饷、荆府校尉、本县乡贤名宦祠祭祀、新增募兵赋役军饷、颍道民壮工食银、南京会同馆驴价、王庄驿骡价、看监禁子工食银、轿夫、灯夫工食银、孤贫布花、刑具卷箱白牌、季考生员供应花红笔墨纸张、考贡盘缠、迎送上司执事人员盘缠、岁贡盘缠、朝觐盘缠、河夫银。共60项，每年纳银总计2876.3668两。
虽然地方官称土民赋役 “征之自陵祭署以供陵祭之需，而县不与焉”，但由名目便可知晓，在多达60项的徭役杂差中，绝大部分都与凤阳府、县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如 “同知伞扇轿乘银”“本县新官到任家火银”等更与府、县官员直接相关，却没有一项与朝廷规定的土民管理者——皇陵祠祭署有关。
若合并共同承担的项目，将土民与编民承担的徭役杂差项目相合计，共有78项，恰好是万历末年凤阳县各项旧派、新增徭役杂差的全部。可见，土民、编民承担的各项徭役杂差皆源自凤阳县的摊派，也收归于凤阳县。虽然土民名义上不归凤阳县管理，但实际已被纳入了凤阳县的财政体系中，与编民共同承担凤阳县的需求。
土民承担徭役杂差的情况绝非晚明才出现，早在洪武二十九年，凤阳县大起民夫修筑塘堰，一些土民不愿赴工，甚至买通官员逃避徭役。明太祖得知后，下旨斥责，“为民者趋事赴工，理当之事情，全免粮差，天高地厚之恩，除汉其余罕有比”，要求土民“趋事赴工”。崇祯二年李侍问反驳刘镇时提到的“土民不修塘堰而申饬之者，其所不免”即是此事。可见土民从未被完全免除徭役杂差，即便是明太祖也认定土民应该承担一定的徭役。而自称“县不与焉”的凤阳知县袁文新也承认，凤阳县对待土民 “或时有额外不在科催，如考贡、送迎、济贫、储社，间亦从征”，早已将其纳入到凤阳县的赋役体系中。
事实上，归于祠祭署管辖，负责祭祀、洒扫皇家陵寝的土民承担来自州县的赋役，在明代是普遍存在的。在同为皇家陵寝的泗州祖陵，泗州祠祭署对署户的管理极为有限，被戏称为“烧香衙门”，署户实际受到泗州的管理，“皆计丁征银，又有杂役”，杨王坟所在的盱眙，署户也承担丁赋和众多徭役杂差，由于负担较重，嘉靖年间还出现了“署户何雄，因年荒，携二女卖与乐户为娼”的情况。
总之，土民承担一定的赋役，不仅在凤阳县客观存在，也是明代通行的惯例。因此上至尚书、巡抚，下至凤阳知县，都认定土民承担赋役是合情合理的，甚至将其提升到“率土之滨，有不输正供之王民，非制也;合邑之内，有不服有司之百姓，非法也”的高度。而天启五年至崇祯二年土民不承担任何赋役的情况，只是因守备太监刘镇个人因素造成的短期不正常状态，不能被视为常例。
三、“永免税粮徭役”的 “亲邻二十家”
虽然免除田赋是极大的优待，但凤阳土民仍需承担丁赋和名目众多徭役杂差，远没有达到全免赋役的程度，不能与《明太祖实录》或《凤书》收录的圣谕相契合。然而明太祖所言的“永免税粮徭役”并非空言，洪武二十七年凤阳县重新编排赋役时，户部特别指示，因“优免有例”，不能让“钦免土民”承担赋役，可见在土民中确实存在不承担赋役的特殊群体，要厘清明代凤阳赋役优待政策的真实情况，就必须明确这一特殊群体的范围。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一年，皇陵祠祭署上奏：“皇陵旧有二十户邻近仁祖淳皇帝御居，蒙太祖高皇帝赐与田宅，蠲免粮差，令其朝夕洒扫殿宇，朔望陈设祭祀。正统初，凤阳府知府熊观奏其子孙散居甚众，乞于有司附籍，庶凭稽考，蒙令照旧于祠祭署附籍，仍免粮差。”奏疏中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享有蠲免粮差的仅是朱元璋的旧邻，即“皇陵旧有二十户”及其子孙;二是虽然“皇陵旧有二十户”子孙众多，规模早已超过最初的20户，但仍与其先祖一样，附籍于祠祭署。显然，这是一个享有赐予田宅、蠲免粮差的特殊群体。
通过更多的材料，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皇陵旧有二十户”的面貌。洪武十一年，由明太祖与礼部官员共同商定，制定了凤阳土民供应皇陵祭祀的方案：“正旦、冬至太牢祀，每九社供办;清明、中元、孟冬朔，每五社供办;朔望各一社供办;闰月亲邻二十家两社供办。”其中“亲邻二十家”毫无疑问就是《明英宗实录》中所称的临近仁祖淳皇帝御居的“皇陵旧有二十户”。透过此方案可知，虽然人口已经超过最初20家的规模，但他们仍被统称为“亲邻二十家”，这些人被单独编为两社，所承担的供应皇陵祭祀的任务仅在闰月，负担较之普通土民轻得多。
“亲邻二十家”地位高于普通土民表现于各个方面。皇陵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城，土民负责各处的值守洒扫，其中最核心的皇城只能由“亲邻二十家”轮流值守，砖城中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神厨亦由“二十家厨役人户看守”，普通土民只能在皇城与神厨以外的砖城、土城轮流值守。
“亲邻二十家”之所以有别于普通土民，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是明太祖的同乡，还是旧邻。元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亲至濠州谒父母陵墓，见故老汪文、刘英，令其“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是为“亲邻二十家”之始。这一群体直到晚明仍“村上数家茅屋，柴扉上犹施朱”，显示着其特殊的地位。《凤阳新书》卷首《中都形胜总图》有地名为二十家营，今安徽省凤阳县明皇陵以北仍有二十营乡、二十营村，也印证着这一群体的存在。
作为明太祖的旧邻，“亲邻二十家”虽也属于土民，但在户籍上却与普通土民有着本质的区别。普通土民附籍于县或卫，“亲邻二十家”则附籍于祠祭署。凤阳府曾试图将“亲邻二十家”与其他土民一样，纳入府县的户籍，却招致他们不满，并申诉至朝廷：“初供事皇陵二十户，洪武中赐以田土房屋免其徭税，令隶皇陵卫。后经兵流移，悉取回祠祭署附籍。既而凤阳府奏请附其土民籍，仍免徭税，有犯盗贼者黜之别籍当差。至是陵户王和等言：自祖父以来供事皇陵祭祀，今欲附籍府县，概编里甲，是弃臣也，亦恐皇陵之大，供事不周。上命仍旧籍，惟有罪乃与平民概论。”
凤阳府纳入户籍的失败证明了 “亲邻二十家”与普通土民存在巨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由此段材料可知，凤阳府承认此20户及其后人享有“免徭税”的优待，并愿意在其附籍凤阳后仍给予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而蠲免粮差、免除徭税所对应的正是“永免税粮徭役”，可见明太祖所言“朕今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并非空话，只是其完全意义上的适用对象仅是六十四社土民中独特的两社——“亲邻二十家”，惟有这些人完全享有永免税粮徭役的优待。
直到万历末年，知县袁文新在定义凤阳土民时，仍将其分为“太平八里、祠祭署户二十家”，“太平八里”是普通编户的土民;“祠祭署户二十家”应是附籍于祠祭署的“亲邻二十户”。作为土民中的特殊群体，直至明末他们依然与普通土民相区分。
由此，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启五年守备太监刘镇的奏疏，其所言“止供办皇陵祭品，及守直洒扫，并无别项杂差”的“署户旧制”实际是“亲邻二十家”的待遇。刘镇试图混淆普通土民与“亲邻二十家”的区别，结果被李侍问、毕自严等人识破。事实上，明朝人对凤阳享有的赋税优待政策并非如后人理解的那样模糊，(正德)《明会典》载：“十六年令凤阳、临淮二县民免杂泛差役。”《国朝列卿纪》云：“命复凤阳、临淮二县民杂差。”《续文献通考》亦曰：“令凤阳、临淮二县民免杂泛差役。”在这些编纂者看来，优待仅限于免除当时的“杂泛差役”而已，与全免税粮徭役差距甚远。入清以后，凤阳的赋役优待政策被取消，其曾经的实施情况也逐渐模糊。《明史》等后世史籍又多直接参照引用《明太祖实录》中的笼统记载，加之明代凤阳地方志没有明确地辩明“亲邻二十户”与普通土民的区别，遂使后人易受误导，以为明代凤阳县全部百姓或全部土民的所有赋役都得到了免除。
总之，完全享有“永免税粮徭役”优待的既非凤阳县的所有百姓，也不是全部的土民，而是土民中隶籍于祠祭署的“亲邻二十家”，后人所谓的“永免”之说严格意义上只适用于这个较小的群体。
四、赋役优待与地方社会
普通土民虽然不能完全免除赋役，但享有一定的优待，也是朝廷赋役优待政策的受益者，“亲邻二十家”仅占土民64社中的2社，就人数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土民才是优待政策最主要的收益群体，因此探查明代凤阳的赋役优待的效用与影响，必须关注普通土民群体。
土民无田赋，仅以土地产出供应皇陵祭品并轮流值守洒扫。凤阳土民初设时有3000余户，与皇陵祭祀规格完全相同的祖陵，仅有陵户293户。祖陵以293户即可供应祭祀，十倍于其的凤阳土民供应祭祀压力应较小。加之凤阳“田之膏腴，国初以给祭田、赐田……其余二十六里编民所受皆硗薄田地”，土民以供应皇陵祭祀为田赋，实际负担较之编民要轻得多，且不存在辽饷、剿饷、练饷等加赋。这种情况终明一世始终未变，在临淮县，土民与编民不同数额的田赋甚至延续到清代，直到顺治年间因知县周邦桢的介入才归为统一。
编民的丁赋普遍是土民的2倍以上。土民上上等的丁赋仅大致相当于编民中下等。即便在下等层次中，二者的数额差距有所缩小，土民的负担仍只是同等编民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
就徭役杂差而言，万历末年土民年缴纳2876.3668两;编民年缴纳2872.9516642两。仅对比总数，土民与编民基本一致，若以土民编户八里、编民编户二十六里作为人口数量加以衡量，似乎土民负担重于编民，实则不然。土民八里、编民二十六里的划分是明初制定的，这种划分虽被长期沿用，但各里的人口数量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万历二十九年，凤阳“编民二十六里，五千六百七十八丁;土民八里，八千三十八丁半”。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丁数自然不能作为人口的统计数据，但若以 “丁”为计量单位做平均统计，土民平均每丁承担杂赋约为0.36两，而编民平均每丁承担的杂赋约为0.51两。以赋税单位“丁”衡量，编民的杂赋远多于土民。虽然无法比拟“亲邻二十家”，但正如抚、按官员所意识到的，“土民丁繁而粮较轻，编民丁耗而粮较重”，普通土民较之编民所享受有赋役优待是毋容置疑的。
洪武十一年区分土、编民时，土民共有3342户，而编民中仅洪武七年来自江南的移民就有14万，享有赋役优待政策的土民只占人口总量的极少数。但在明代200余年的时间里，凤阳县的人口数量与构成发生了剧烈地变化。成化年间，凤阳县已减少至户6398、37076，嘉靖年间又降至5488户，万历六年再降至2178户。人口的流失以编民最为严重，明代凤阳里甲数量始终未变，万历末年知县袁文新统计户口时发现编民虽有二十六里，而有一里止存四五甲者，有一甲止存一二口者，总人数仅有4700口。对比洪武年间的人口，晚明的凤阳已是“户耗者十之七，口耗者十之九”。
土民没有具体的户口统计，但可通过与编民对比的方式推测其在地方社会中的构成比例。万历二十九年凤阳县土民的丁数是同期编民丁数的1.4倍。丁数不能直接用于计算人口数量，但作为赋税单位，1.4:1的比例至少可以证明土民的实力已超过编民。以“丁”为计量单位，则万历四十年土民徭役杂差的负担约为编民的70%，而二者所纳总额却基本相当，约为1:1.001。在负担较轻的情况下，缴纳总数却基本相同，可见此时土民的总体实力与人数很可能超过了编民，明初编民占绝对多数的人口构成已被彻底改变。并非只有编民才存在人口损失的情况，土民逃散亦有发生，但显然没有编民那么严重。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发生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显然是人为因素，作为土民与编民最显著的差别，赋役优待政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享有优待的土民日渐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社会风貌却并未发生有效的改善，在仕官者看来，凤阳仍是“呻吟之民，生理未复视他县”。万历末年万嗣达上任知县伊始，所见“室庐几见逃亡去，膏血都从雇役枯”。崇祯年间钱士升更是眼见“中都人鲜，土著野为瓯脱……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如果说编民人口因难以生存而损失，那么正如时人所见，留下的土民也处于极低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即便是享有全免赋役的“亲邻二十家”也并非如明太祖所愿得以生活优越。洪武十六年明太祖召“亲邻二十家”觐见，却因衣衫褴褛无法上殿，明太祖不得不下令：“着尚衣监每人与他衣一袭，靴绢各一件，穿了来见。”可能是觉得旧邻衣衫褴褛有失颜面，此事之后明太祖干脆下令：“老的们路途遥远，江河雨雪不便，今后不必来了。”永乐帝迁都北京以后，入朝路途遥远，花费颇多，父老多不乐为之，即便有府县督遣，也多中途逃归，不得不“锁项批解上京”。晚明沈士谦途径凤阳，所见“亲邻二十家”的房屋亦是茅屋、柴扉。最受优待的 “亲邻二十家”尚且如此，普通土民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在明太祖的亲自布置下，洪武年间朝廷大量移民凤阳，一时呈现出“物大而盛”“南北民大和，会百族错居，动十万数”的景象。数量众多的移民使土著居民反而成为人口中的绝对少数，繁盛的景象也改变了曾经贫弊苦的社会风貌。有趣的是，历经200余年，凤阳县不仅回归了明初移民之前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风貌，甚至明初土著居民的后代也再度成为地方社会的主要群体。而作为一项在明初仅适用于凤阳县极少数人口、对社会实际影响较小的福利政策，虽然未能如明太祖所愿，显著地提升父老乡亲的生活水平，使之 “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却起到了维持土民人口基本稳定的作用，经过200年的积累，最终改变了凤阳县地方社会的构成。
第二篇：明代宗族研究
明代宗族研究
提要：明代的宗族发展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宋明理学家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的具体实践。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祠庙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过程，了解宗族结构的组织化乡约化，了解明代宗族发展特征。
关键词：明代，宗族，祠庙，族规
学术史简介：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曹凤祥《论明代族田》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区域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关于徽州与广州福建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发展与祭祖权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对此进行讨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列
入国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进一步放宽。洪武六年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这可看出新的家庙规定还是沿袭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里面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 《教民要款》还针对民间规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许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认为品官应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还应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仪”“乞诏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工家庙议”夏言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庙，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的纸牌位，加上又允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则不迁”。嘉靖十五年诏令规定使崇拜祖先进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无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宗祠遍天下。小结：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礼的时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远祖，更在客观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明代宗族的形态特点：
明代宗族主要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学的兴起与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兴盛。
1、族谱：明代修族谱的修撰非常频繁，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传统，修族谱使得族谱体例完善，族谱体例加强教化。明代族谱重视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除了教化功能，士人们还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视修族谱、宣传族谱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谱，读谱，记录族人善恶之行，通过“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通过族谱的修撰，建立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社会结构，以确定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地位，从而增加宗族的一体化。明代族谱还加强了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及对族人充当贱业等行为的削名，将伦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谱中对族人行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天伦也。天伦者，天之所诛，人之所弃，生不齿，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谱不书其名。”明代族谱体例成熟，尤其是万历以降的族谱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志”的内容，还增加了族规家训，祠产的具体内容。除此外，会通谱，统通谱的出现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2、3、4、乡约与族规：明代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度宗族规范，设定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明代的乡约初见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阳明，重建于嘉隆万时期。明代的乡约相当程度也是官府与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组织化，由此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东风互动关系。明代乡约与宗族互动十分明显。像温州府要求宗族各自为约，统一设立《族范》。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宗族乡约化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明代族规通过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圣谕教化及乡约制度是族规的政治保障。族规一方面惩恶，另一方面扬善。如提名和推荐旌表之人族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族人行为，移风易俗，反映了风俗变坏的现实和宗族采取的对策。族规赋予了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解决宗族内部各种纠纷。而到明中后期，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
族学：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质，达到科举入仕的目的，提高社会地位，明代许多宗族都提高设立义学来培养宗族知识分子。总之不想是从宋代就沿袭下来的，宋代以降社会的上层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实现，纵谷要强盛不衰，必须多出科举人才，进入政界，并带来经济利益，是宗族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甚至成为地域社会的领袖。族学对学生来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内因贫困无力上学者。族学具有宗族所有性质。在聘任教师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学校多设在祠堂内，一般是小孩虚岁七八岁入初级蒙馆，主要教授协助和基本知识，更深一级的是十五岁入学，为了应付科举及从事学问而设。族学的教育内容大致学《二十四孝》、《孝经》、千家诗》、《三字经 》、《弟子规》之类儒家伦理政治类书籍。族学的管理较为严格，宗族里有相应的规定来维持族学秩序，宗族内海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业。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来赡养赈济族人，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贫困族人生计，是族人不至于成为游民而铤而走险，这是维护宗族声誉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态的延续，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也超过了前一个时期。族田的来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遗产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闽北地区，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际提留土地；四是族产收入的续置。族田收入的发放由一定原则，原则之一是赡养老弱病残及贫族，另一原则是一句族人的亲疏关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设管理机构来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纳赋役、祭祀祖先、赡养族人、资助族学、储粮备荒等方面。宗族设置族田除了通过赡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证地权稳定性的手段。设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权稳定化，子孙就可自享收获。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态的延续，但是随着宗族的发展及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环境，宗族形态又有不小变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明清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是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民间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规模必然扩大，强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众化，使得宗族形态了有了新变化。其二是宗族群体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宋元时期讲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规律限制，规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终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数。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权互相作用的加强。宗族的普遍化及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方的控制势必与宗族组织发生相互这样。明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要求族人忠君爱国，缴纳赋税，培养顺民，为政府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想结合的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时第一位，所以难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结论：
宗法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标志着这一群体出现的是宗族祠堂的建立，祠堂是祭祀、族人集会、族尊施政的场所。宗族活动继续冲击宗族制对祭祖权的规定，使得政府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五世祖。宗族公有经济比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宗族有各种用处的自留田。宗族广泛参加祈神赛会等宗族活动，编撰家谱成了宗族活动的重要活动。明清时期是宗族进一步群众化的时期，它与前代的宗族有许多新变化。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族乡约化，族规的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量出现，而且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
第三篇：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读《明代官员谥号研究》有感
本书是田冰老师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明代官员谥号。运用了统计分析方法，用表格形式列出有明一代得谥官员的姓名﹑出身﹑最高官职及官品﹑卒年﹑谥年等，梳理出明代官员给谥因素﹑给谥类型，在此基础上以不同时段的官员谥号为考察对象，结合附表，采用一般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不同时段得谥官员所具有的的时代特征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以期对推进明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主要通过对明代官员谥号的研究，探讨官员谥号与明代国家政治的关系，总结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的运作规律。本书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就研究问题所涉及的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导出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通过对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官员谥号赐予概况及特点的探讨，梳理出明代以前官员谥号的发展脉络，以探寻其对明代官员谥号的影响；第二章通过对明代影响官员谥号的因素的分析，从横向比较中认识明代官员谥号复杂多变的特点，探寻影响明代官员得谥的诸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说明明代皇权政治的随意性；第三章通过对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分析，探讨明代官员给谥类型的多样性在强化国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第四章通过对明代不同时段官员谥号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明代官员谥号在不同时段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阐释明代官员谥号与国家政治的动态关系。结语部分，主要围绕明代官员谥号传承的儒家名节观﹑对前代官员谥号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全书内容进行总结和申论。
未读此书之前，我对谥号的概念也非常模糊。隐隐约约知道它是古代帝王子孙为避先人讳，在先人死后取的名字。至于庙号﹑年号﹑谥号，傻傻分不清楚。比较熟悉的谥号也就“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猜猜他是谁？简称“唐明皇”。对了，他就是唐高宗（庙号）李隆基。因为此书引用的书也比较的庞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容，我也翻看了一些它所引用的文章﹑用到的史料，了解了一些关于谥号的基本概念及常识。但是我发现，知道的越多，反而疑问越多，我还在解疑中，以下是目前了解到的一些知识以及一些疑问。
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往往采用年号。如汉惠帝是谥号，宋太祖是庙号，乾隆则是年号。
说到谥号，便离不开谥法。谥法，古称“易名之典”，是为地位尊崇或生平贡献值得社会提倡的死者定尊称的一种制度。（潘洪刚《论清代谥法》）谥号是根据谥法而来的。谥号强调的是人死后之称谓，相对于生前之名而言；谥法强调谥号的评定细则，即谥号之依据。（田冰《明代官员谥号研究》）
谥号的起源。研究谥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几乎所以文章都提到了。林德春的《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刘仕平《谥法的起源﹑种类与研究谥法的意义》等有详细地考证，如今公认的观点是：谥号起源于周公说不可信，但肯定源于西周。关于谥号起源与演变的过程，我觉得林德春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得既准确又形象：（谥号）源于周，废于秦（还记得秦始皇说的那句“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行于汉，盛于唐宋，严于明清，复废于民国。
得谥对象：帝王﹑后妃﹑宗亲﹑皇子公主﹑百官﹑列女﹑藩国主，几乎每朝都有。各朝也有特谥对象，唐朝尊奉道教，追谥李聃为“太上元元皇帝”，宋朝给佛教徒谥号，元明两朝皇帝乳母得谥。据本人所查史料，明代公主得谥的只有两位，宋代几乎成年公主皆有谥号。
得谥方式：官谥和私谥。以上的谥号皆由官方给予，是为官谥。而自东汉起，一些文人士大夫死后，其门人、亲友故旧为表示对死者的崇敬、怀念，也予赐号，是为“私溢”。如东汉陈基身后，被溢为“靖节征士”
初谥﹑加谥﹑追谥﹑改谥﹑夺谥等情形。简单点说，初谥就是第一次赐予谥号，加谥就是在原有谥号基础之上加字帝王之谥一般会加到很多字。但最典型的是孔子之谥和关公之谥。关羽死后，蜀主赐说为“壮缪侯”，宋徽宗时加溢为“忠惠公”，元文宗又加谧为“显灵义勇武安济王”，明神宗复为其加说“协夭护国忠义大帝”，清朝诸帝也屡次为之加说，至清光绪五年（1879），关羽之溢已长达二十六字之多，即“忠义神武灵番右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翔赞宣德关圣大帝”。孔子卒时，鲁哀公亲诛孔子称“尼父”，汉文帝加谧孔子“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谧孔子为“文宣王”，元成宗加溢孔子为“大成至圣宣王”，民国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关羽的由侯而公，由公至王，由王而帝，以及孔子的由尼父至公、至王直至至圣先师。）（林德春《中国古代谥号与谥法评述》）追谥就是人死后给予他谥号，“魏武帝”曹操就是曹丕追谥的。改谥是觉得用字不当，换一个字，如宋太祖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初谥“贤靖”，后改谥“贤肃”。夺谥是收回对某人的谥号，代表着一种惩罚手段。所以谥号在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取向上作用很大。
谥号字数：从一字到多个。但谥号用字多寡与褒贬之意没有直接联系。
用字褒贬：谥号用字的褒贬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详论，记得《史记》后面也有引注。例如“慈惠爱民日文”=汉文帝刘恒，“好内远礼曰炀”=隋炀帝杨广。但杜建民先生在《论谥号文化内涵的演变》中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周人创立谥号的初衷是“尊宗敬祖，神事先王”，并无美谥、恶谥之说，所谓“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的“周公谥法”纯系后人伪托。“辨行迹，明善恶”的立谥说产生于春秋初期，最终形成于战国《逸周书·谥法解》。
我个人对女子谥号比较感兴趣。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作为弱势群体，有资格得到谥号的不多—后妃、公主、列女、特谥（如上举例，元明两朝皇帝的乳母）。后妃谥：明太祖朱元璋马皇后“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公主谥：宋太祖同母妹，秦国大长公主，赐谥“恭懿”；列女谥：洪武十七年，故元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妾郑氏自尽死，谥“贞烈”；特谥：明宣宗（宣德）乳母谥“惠靖”。
由于阅读过程中受知识面的限制，很多都不能深刻的理解（例如官员职称），而且读越多疑惑越多，所以还有待我多读书，作进一步的探索。
第四篇：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中国水利)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吴晓兵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 洪泽 223100）摘 要：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由于历代对黄河采取北堵南疏的治理方针，黄河河床逐步南移，至明万历年间，洪泽湖逐步形成。隋唐以来，历代对大运河漕运依赖度不断增加，洪泽湖处于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之处，因此，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也多有变化。本文以明代对洪泽湖治理思想为中心，研究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以期对当今的洪泽湖管理和保护提供借鉴。
关键词
明代；洪泽湖；蓄清刷黄；黄河；漕运 概述
湖泊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蓄洪水、提供水源、水产养殖以及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湖泊管理保护，维护湖泊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流域居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到区域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是水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江苏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湖泊管理与保护的省份，自2008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不断强化洪泽湖管理，建立健全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制度，大力打击非法圈圩和非法采砂，为维护洪泽湖健康生命，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洪泽湖的形成虽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明代以前，洪泽湖无论从湖泊的面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受关注程度等方面来看，都不是十分显要，直到明代中叶后期，由于黄河的南流、淮河的失尾以及漕运的中断，洪泽湖的地位和作用才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明代是洪泽湖迅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洪泽湖大堤初具规模，洪泽湖面积迅速扩大。由于受到黄河泛滥、运河漕运等因素的影响，这段时期对洪泽湖的治理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由于明代对黄河、淮河以及洪泽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黄河在270多年间顺畅入海，直至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归。洪泽湖概况
2.1洪泽湖名称由来。隋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游江都，途经破釜塘，时久旱逢雨，破釜塘扩大，遂更名为洪泽浦，“洪泽湖”三个字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始修的《明史》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才有洪泽湖正式的统一名称，而洪泽湖作为这一区域诸湖的总称才被确定下来。
2.2洪泽湖概况。洪泽湖是我国第四大淡水湖，处于淮河中下游结合部，淮河河床的组成部分，位于江苏省西部，苏北平原中部西侧，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地理位置在北纬33°06’—33°40’，东经118°10’—118°52’之间，一般蓄水面积为1497平方千米（据2005年《江苏省洪泽湖保护规划》）。
进入洪泽湖的河道主要在洪泽湖上游，主要有：淮河、漴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这些河流大多分布于湖的西部，此外还有怀洪新河、池河、新汴河、濉河、徐洪河、老汴河等，汇水面积为15.8万平方公里，其中淮河流入量占流入总量的70%以上。淮河入江水道为洪泽湖的主要泄洪通道，湖水60%-70%由三河闸工程下泄，经入江水道流入长江。另有淮沭新河、入海水道和苏北灌溉总渠，分别经由二河闸、二河新闸和高良涧进水闸排泄洪水。明代以前洪泽湖形成及治理开发概况
3.1宋以前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自古以来，洪泽湖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宜农宜渔，有着悠久的治理和发展历史，但是对于洪泽湖的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典农校尉陈登筑破釜塘，并筑捍淮堰30里（今洪泽湖大堤之北段），以障富陵之水，可以说是开洪泽湖治理开发之滥觞。
3.2宋元时期洪泽湖基本情况及治理开发。北宋年间，自末口至汴口，在淮河南岸，先后开凿了沙河、洪泽新河和龟山运河作为漕运河道。此时，在淮河南岸分布着众多的小湖泊，主要有万家湖、泥墩湖、富陵湖、破釜塘以及白水塘等，这些小湖泊即为洪泽湖的前身。为防止陂塘威胁漕运，宋代在洪泽湖地区的屯垦规模大为缩减。到了元代，由于建都大都（现在的北京），先后开凿通惠河和会通河，漕运改道，洪泽湖区屯田开发再度兴起，最大面积达353万亩，创洪泽湖地区古代屯垦的最大规模。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之研究
黄河南徙之初，淮河尾闾尚深广能容，但是淮阴以下淮河水位已经被大幅抬高，而且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在淮河形成沉淀，导致淮河河床逐渐被垫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对淮河产生顶托，淮河（其实即黄河）出水日益不畅。出水不畅导致黄河决口频繁，黄河的频繁决口给明朝的漕运带来极大影响，而洪泽湖由于处于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点，因此，到了明代，由于和黄河、运河的复杂关系，洪泽湖治理也被朝廷提上议事日程。
4.1明代影响洪泽湖治理的主要因素。洪泽湖在明代之所以得到重视和治理，是由这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1)明代治河的思想。明代治河思想的核心是“保漕”。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南京，以汴梁开封府为北京，以凤阳为中都。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众所周知，从西晋末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到唐中晚期，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从唐中晚期至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南方。到南宋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北方，成为了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明代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对漕运尤其依赖，据《明实录》记载，自1416年起至1625年，每年运往北京的漕粮基本都在400万石。为维护漕运的需要，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年）设置了专职的总河，负责河道和运道治理，1578年，更是将总河府衙设置在黄淮交汇附近的淮阴。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朝廷诏刘大夏治河，诏书中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至误国计，……”这就指出了，保证漕运是治河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国计”，这其实也是明清两代治河的最高指针。(2)黄河夺泗入淮。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人民黄河》统计，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至1946年2548年间，黄河较大的改道有26次，其中明朝有7次，占了27%。由于黄河泛滥会阻断淮安到徐州间运河的漕运，因此，对黄河的治理是保证漕运畅通的重要前提，而由于黄河不断南侵，洪泽湖也不断受其泛滥影响，因此，对黄河的治理，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并给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洪泽湖也在明代时期被纳入对黄河治理的重要因素。
(3)泗州及祖陵安危。泗州城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曾经是历史上淮河下游的一座重要都市，它处于洪泽湖西岸、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具有突出的战略、交通和经济位置。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镇，洪泽湖西畔的淮河入湖处，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工作经常受到来自朝廷官员及“民间浮言”半公半私的攻击。最为著名的一次就是1580年，以常三省、李纪、高尚志为代表的泗州籍官员，多次上书朝廷，借泗州水淹之机，大肆渲染，广播谣言，企图中伤治河成果，甚至弹劾有关治河官员，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
(4)朝廷的支持。1570年以后，明代治水功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在朝廷内得到越来越多官员的认可，基本达成一致共识：修筑河堤，束水攻沙，主治黄河，运在其中。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治河，向朝廷上了著名的《两河经略疏》，立即得到了批准。4.2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要弄清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过程，因为明代治水思想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形成。据历史资料分析和自身的分析研究，不妨以隆庆四年（1570年）为界，将明代的治河活动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这个时期的划分和史学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划分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就治水思路而言。
(1)明代前期治河思想——北堵南疏保运道。和历史上大多数朝代一样，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占据了明代治水的大部分内容，也占据了《明史﹒河渠志》记载的大部分篇幅。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淮运的交汇之处，因此，明代对黄河和运河的治理思想直接影响了对洪泽湖的治理。
从明代历次治河工作来看，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北岸筑堤堵塞以保护运道，南岸新开、疏浚支河以宣泄洪水，这样做的结果是运道安全了，但黄河不断向南泛滥，河床不断向南移动，距离淮河和洪泽湖越来越近，整个淮北地区的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2)明代后期的治河思想——束水攻沙保通畅。明代后期的治河以潘季驯为代表，思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就也最为卓著，这来源于对黄河认识的深化和洪泽湖进入治河者的视线。
隆庆四年（1570年）潘季驯第二次主持治河工作，主要是解决黄淮并溢，运道大堵的问题。这次治河在历经千难万险，完成堵口筑堤工作之后，开闸使河水重入故道，此时，潘季驯看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现象，河水流到新开的相对狭窄的河道以后，水势猛涨，流速加快，强大的水力像热汤化雪一样，迅速冲开并带走了两岸的泥沙，使河道迅速变宽变深，远比人工疏浚的速度快、效果好。这次的发现令潘季驯激动不已，一个新的治理黄河的思想在逐渐形成。
1570年潘季驯主持治河获得成功以后，他的治河思想逐渐在朝廷得到认可并获得支持。1576年起，洪泽湖已经进入治河者的视线，加高洪泽湖大堤的意见也在讨论之中。
4.3洪泽湖是明代“保漕”的关键。古清口是泗水入淮之口，郦道元《水经注》称，淮泗之会，所谓泗口也。古泗口，在今淮阴区码头镇和杨庄一带。黄河夺泗入淮后，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淮河入黄之口便称为清口。其后由于黄河的顶托与高家堰大堤的拦蓄作用，洪泽湖逐渐扩大，淮河与之相合，清口成为洪泽湖洪泽湖（亦即淮水）的主要出口。由于洪泽湖处于黄河与淮河的交汇点，三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一者黄河多沙，清口淤塞，将导致漕运受阻，洪泽湖排泄不畅，洪泽湖水位增高，威胁高家堰安全。二者由于黄河河床日益抬高，黄河经常由清口倒灌入湖，导致清口淤塞日趋严重，高家堰南段设有减水坝，必要时将向东分流，顺运河南流入江，或由射阳湖分注入海；入高家堰溃决或者减水坝失控，将导致漕运阻断，黄河趁此更大规模倒灌入湖，形成恶性循环。三者如高家堰溃决，洪泽湖不能储蓄清水，又失去借清水冲刷清口和黄河淤积的作用。如此交互影响，必将导致黄淮形势的日趋恶化，因此，清口（亦即洪泽湖出口）与高家堰成为明代最为关心的两处工程。
4.4“蓄清刷黄”是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经论及，历代对洪泽湖的治理和开发都是以屯田形式进行的，而屯田离不了围堰的修筑，因此，在明代以前对洪泽湖的屯垦中，在其周围，尤其是东部地区，就筑有围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家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河道都御史曾钧、河道都御史连鐄等再治河计划中提出“将高家堰增筑长堤”，这是高家堰（即洪泽湖大堤）第一次出现在皇家档案里。
(1)“蓄清刷黄”思想的提出。万历初年，黄河决崔镇而北，淮河决高堰而东，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片淤沙，清口以下的黄淮入海尾闾也被严重淤塞。潘季驯经实地勘查后提出堵塞崔镇决口，大筑黄河两岸遥堤缕堤，修筑高家堰大堤，拦淮河水尽出清口，流入黄河，以达到冲刷清口的淤沙和下游入海河槽的治理方案。“蓄清刷黄”的思想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借淮水之“势”来冲沙，二是借淮水之“清”以刷黄。
于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总理河道，提出并坚决实践“蓄清刷黄”的治理黄、淮、运河的思想，把修筑高家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便修建了从武家墩至越城的长达60里的高家堰，并将原有土堤改建成石工墙，切断淮河汊流，抬高水位，迫使淮河出清口，冲刷淤积的泥沙。
(2)“蓄清刷黄”思想符合泥沙运行规律。从河流动力学的观点来看，用清释浑的思想是符合泥沙运行规律的。引清水河流入黄河，不仅增大了整个河床的流量，加大了流速，从而提高了河流携沙能力；同时，由于加入了清水，使整个河流的含沙量相对减小，提高了对河床的冲刷能力。所以，蓄清刷黄的思想被实践以后，清口及清口以下至云梯关河道的淤积速度大为减缓，黄河近300年时间内无大的决口和改道，运道也因此畅通300年。
(3)“蓄清刷黄”的配套措施。蓄清刷黄的思想得到实践的检验并获得成功之后，成为明代治河的不二选择，洪泽湖大堤在不断得到增高、培厚和加固，洪泽湖水位也逐渐抬高，成为悬在里下河地区人民头上的一盆水，“倒了高家堰，淮扬两府不见面”就是对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因此，为保证蓄清刷黄思想的贯彻，必须实施配套措施，一来保证蓄清刷黄的效果达到最佳，二来保证洪泽湖大堤东部的淮安、扬州的安全。
a.设置减水坝。明代开始，在洪泽湖东岸的洪泽湖大堤上即设有减水坝，当洪泽湖遇到特大洪水时，清口一旦宣泄不及，洪泽湖水位急剧抬高，会危及洪泽湖大堤的安全，此时就可以由减水坝向东宣泄部分洪水，而一旦洪水消退，就仍然可以使其北注清口。
b.建立报讯制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万历年间黄河报讯已经制度化，开始时仿照边疆军情的传递系统采集上报水情。由于当时黄淮运相互纠结，因此黄河、淮河的汛情须及时传到淮安清河，以便必要时堵塞运河上的南运口，保住朝廷的经济命脉漕运通道不被冲毁。后来，潘季驯又提出了一套新的防汛报警方式：河防一旦除险，必须以挂旗、挂灯和敲锣等方式予以通报，以便下游地区及时作出回应和进行防护。
c.修筑石工墙。明万历八年（1580年）始建石工墙，天启元年（1621年），因风浪袭击等原因，石工墙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修复时砌石中采用丁顺相间的方式，两块石间连接用铁锔镶嵌，使石工墙的整体性比万历时有了提高。
d.建立防护制度。明代对防护制度特别重视，强调防重于治，建立一套完整的防护制度，做到“日防、夜防、风防、雨防”的“四防”。还动员沿堤群众参与防守，建立所谓的“官守”和“民守”的“二守”制度，以保护洪泽湖堤防的安全。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启示
明代洪泽湖治理思想的萌芽、发展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中历经了黄河多次的泛滥成灾，运河的多次通断曲折，几代治水人的思考实践，更经历了千百万人民的磨难和血泪。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一段治水风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感慨，更要有思考和总结。
5.1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明代治河，由于京师官俸军食每年有400万石以上的需要，因此，确保漕运畅通为当时第一要务，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民生只是附属要求，治河官员只能根据朝廷赦令的要求开展治河工作，由于一味坚持北堵南疏的方针，在“分流”与“束水”中摇摆，在分黄导淮等浮言中犹疑，使得黄河长期泛滥成灾，老百姓不堪其苦，这就要求我们今天治水要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要深入治河地点进行调查研究，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我们的湖泊管理工作。
5.2要保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代对洪泽湖之类的过程中，数位官员勇顶压力，前赴后继，在各种严峻的形势下，不畏艰险、不辞辛劳，再厥再起，不屈不挠，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的治理之路。而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管理与保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以及水利、渔业、航运、发电等部门、行业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和矛盾，全力推进洪泽湖的管理与保护工作，全力维护洪泽湖的健康生命和洪泽湖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3要采用科学先进的治理技术和成果。从明代对黄河以及洪泽湖治理方法探求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依靠千百年来古老的经验。治水官员出自用经史子集、诗词策论等方法选拔出的进士，参考的资料也是历史上对事实的记录和经验的记载。明朝时期，西方科学技术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而明朝政府依然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先进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在国内应用。传统经验对治水的认识是定性的、概念性的，这样就不能正确、准确地认识自然规律，几代人如盲人摸象般地进行治水工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水利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作用，经济社会要发展，水利要先行，而水利要先行，科技必先行。
作者单位
江苏省洪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 作者姓名
吴晓兵 出生年月
1969年9月 性别
男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
水利史
水文化 身份证号
***03x 单位地址
江苏省洪泽县瑞特大道46号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39631558@qq.com 参考文献：
[1]洪泽湖志编撰委员会.洪泽湖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2]武继羽.洪泽湖通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3]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马雪芹.大河安澜—潘季驯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7.[5]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4.11.[6]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洪泽县政协.百里文化长廊洪泽湖大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11.[7]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7.
第五篇：中国古代文学史-明代总结
明代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历史演义（名解）：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于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二、苏轼《志林》卷一《怀古》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尊刘贬曹”思想已出现。
三、《三国演义》的版本：嘉靖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
四、《三国演义》主旨：
版本一：长篇历史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元）社会生活，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给人民生活造成的苦难，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所写的人物有四百多个，成功地塑造了以曹操、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等为代表的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书中积累了较多的古代政治、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对智慧和勇武精神作了十分出色的描写。“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长坂坡、赤壁之战、空城计等章节，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特别是大小战争场面的描写，千变万化，各具特点，很少雷同，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全书事件复杂，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结构宏大；剪裁精细，取舍得当，脉络清楚，布局严谨。既有史实为依据，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有所虚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小说尊刘抑曹，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对黄巾农民起义采取污蔑态度，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人物性格缺少发展，有些描写似嫌过了。
《三国演义》创造了两个最中心、最成功的典型人物，就是诸葛亮和曹操。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他的形象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过小说也有把他神化的缺点。作者笔下的曹操是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在他身上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诸多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小说还塑造了关羽、张飞、刘备、赵云、张辽、周瑜、鲁肃、陆逊等人物，他们都有鲜明的形象与个性特征。在一部小说里能塑造出这样众多的成功人物形象，这是《三国演义》突出的成就。
版本二：作为历史小说，符合历史小说的要求：基本上展示了100多年历史的真实风貌，描绘出历史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合理地解释了历史现象，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还原了历史真实，表达了民众的朴素愿望。这些是一部历史小说应该完成的主要任务。
1、深刻地揭示出统治阶级的本质。（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是贬曹倾向形成的原因）
其一，残忍和奢侈。残忍的本性和糜烂的生活。（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两者之间也存在必然联系。）
残忍：曹操的人生格言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杀吕伯奢一家充分说明之。其父死于徐州，便要杀徐州人以报父仇。
奢侈：董卓建眉坞别墅，役民二十五万，其规模如长安城，囤积粮食可用二十余年，选民间少女八百余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不计其数。曹操修铜雀台费时三年，耗费巨资，为的是以娱晚年。
其二，功利和虚伪。（廉耻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政治上的功利性和道德上的虚伪性。在一个社会**、权势欲膨胀的时代，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对功利的追逐取代了一切。《三国演义》中，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已丢弃了温文尔雅的外衣，暴露出赤裸裸的狰狞面目。在他们之间，崇高、友谊、善良、真诚等传统道德都出现了危机。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等一切，都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利益争夺所取代。甚至，连神圣的爱情和婚姻，也成了斗争的卑贱的奴婢和手段，一切美的东西，都在相反面对蜕变。王允献貂婵，就是用貂婵的婀娜多姿和甜言蜜语离间对手吕布和董卓，进而除掉董卓，达到清除奸臣的政治目的；袁术同意儿子娶董卓的女儿，是为了借吕布之手杀刘备，以消除自己的威胁；曹操嫁女儿给献帝，是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达挟榭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刘备东吴招亲，孙权是为了控制刘备，索回荆州。
2、歌颂理想政治和健全人格。（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人民愿望，尊刘贬曹倾向明显）这主要体现在蜀刘政权上，作者把一切美好的、理想的东西集中到刘备集团上，反映出尊刘反曹的倾向在小说中的影响。三国之争中曹的天时、吴得地利，刘得人和。
其一，仁德和仁政
自从儒学设计了那套“民为邦本”和仁政王道的蓝图后，就逐步沉淀为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广大民众向往不已。刘备打出的就是这张牌。刘备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刘备没有什么特长，智商一般，武艺平平，家境贫寒，虽有皇室血统，也早已远离了政治权利的中心，实际作用不大。他的制胜的法宝，就是不同于曹操的仁德和仁政。（在找到诸葛亮之前，犹如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闯，其势力不但无法与曹、孙相比，也员不及刘表和刘彰。）具体的如下：
第一，聚义。义是仁的一种外在形式。刘备建功立业的起点就是从义开始的，即“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抱定的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理想踏上奋斗征程的。这样的“义”，从此就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行为准则。他们兄弟三人用一生在演绎“义”的内涵。义使他们的集团有了凝聚力，也有了号召力。
第二，爱民。“仁者爱人”这是最权威的解释。刘备用行动又不断地为这句话作诠释。刘备的一生几乎是爱民的一生。刘备初为安喜县尉时，就以爱民而民声大噪。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再为新野牧时，更是推行爱民政策，深得百姓好评。刘备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仁政和仁德的胜利。
其三，平等的政治关系。
与部下、大臣的关系是君臣——兄弟——朋友，以义维持，以诚感人。对兄弟、大臣表现出大度和信任。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他的身边，就是基于这种平等和信任。白帝城托孤的临终嘱托，令多少人泪流满襟。刘备曾自我总结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以操反，事乃可成。还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
其四，人格上重忠义
道德评判，是《三国演义》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三国演义》在人格的建构上，恪守的是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全书写人论事，都是以忠义作为尺度，区分善恶、评定高下。一般不问其身处何方，也不论贵贱贫富，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孔明的“忠”，关公的“义”，著者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了理想人格的化身。孔明竭尽忠诚，为刘氏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病死沙场。关公的义更是被渲染到了极至。这样的道德标准，比较多的体现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五，才能上尚智勇 《三国演义》中评价能力的一个标准是崇尚智勇。这是作为个人立身之本来肯定的。在乱世中，要走出乱世，成为强者，必须具有智和勇，作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小说中写的最多的，称颂的最多的除忠义者外，还有两类人：智者和勇者。各个政治集团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
3、展示战争历史。其一，战争类型。进攻战、防御战、阻击战、心理战、新闻战、（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单骑突入、十里埋伏、短兵相接、铁骑漫卷、围而不歼、打而不追；以弱胜强、以强制弱；先胜后败、败中取胜；火攻水淹、虚张声势。离间计、假降计等等。
其二，战略经验。在美国此书曾被译成《智慧之书》，元末起义领袖，曾以此书作为军事教科书。大量的战例告诉了人们：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外交、智勇多种因素的综合。如奠定曹操在北方统治地位的官独之战，改写历史的赤壁之战，安居平五路的外交战，还有从必然死亡中脱险的心理战空城计。
五、（看课本第三节）
1、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2、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人物塑造典型化，类型化，不真实
3、历史演义体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六、《三国志演义》的影响（看课本第四节）促进了历史演义的繁荣。
1、余邵鱼《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明冯梦龙将他增补改成《新列国志》，蔡元放《东周列国志》。
2、《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3、《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异同：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变而成；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几朝历史；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这些不同也就是前者有可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和普通的人。
二、版本：（看课本第一节）
翻本系统：最早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无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 简本系统：汪道昆《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是耐庵水浒传》
三、主题：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看课本第二节）
四、写作手法：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看课本第三节）
五、《水浒传》影响（看课本第四节）《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一、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高启《青丘子歌》诗中所描绘的这位“青丘子”，显然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化身。登览怀古的题材《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二、宋濂的“以道为文”的文道观 《环翠亭记》“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冲瀜于北南，洋溢乎西东。莫不绀联绿涵，无有亏欠。”
三、刘基：语言散文《郁离子》
四、台阁体（名解）：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是指当时的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之作；题材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台阁体是明代政权相对稳定和统治相对严酷的时代产物。
五、茶陵派（名解）：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诗文逐渐衰落与消退，此时名高一代的是茶陵派，最重要的诗人是李东阳，他论诗宗法杜甫，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抒情作用，反对既写模仿。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因所处的时代还免不了歌功颂德，但他们所歌咏的内容突破了台阁的局限，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发抒于笔端，以及他宗法杜甫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突破台阁的局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六、八股制义文（名解）：“股”即对偶的意思。因此八股文的重要特点是对偶性。明代兴起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重要的写作方式。八股文有一套性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均取自《四书》《五经》，尤其以《四书》的命题占多数，论述要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旨，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有两排排比对偶文字，共为八股，所以成为八股文。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一、前七子（名解）：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除此之外，文学都不值得称道。因此在创作方面，他们把学古当成拯救时弊唯一的一个途径，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要进行模拟，模拟的越像越好，一切以古为尚。前七子的主张对于打破台阁体的束缚效果明显，但过分地拟古，又使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窠臼。
二、后七子（名解）：随着前七子影响的忽见衰退，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上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瞩目。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誉最大。后七子在理论上与前七子如出一辙，比前七子更加重视复古的具体化，对于创作法则规定得十分具体，细密。这种理论，必然会束缚创作者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受到严厉的批判。
三、唐宋派（名解）：是指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以反驳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都列入此派。唐宋派真正推崇的是宋代的理学而不是文学，所以严格地说唐宋派实际上是宗宋派，即道学派。创作主张注重“文以明道”，把文学再次归入道学的附庸，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判。
四、归有光散文特点：其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篇或记述平常事件，或抒写亲人之情，具有描写质朴自然、抒情真切感人的特点。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冯梦龙和“三言”: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序中指出“三言”命名的用意：“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可见“三言”编辑的目的，在于劝谕、警戒、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也有一些根据文人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凌濛初和“二拍”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基本上都是个人独立的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因此“二拍”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专集（拟话本）。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言”和“二拍”怎么写商人、婚恋和官吏？
反映工商业者的发家史和价值观，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小说写商人的发家史一般有三种模式：
1、由手工业者演变为工场主。《施恩泽滩阙遇友》
2、弃儒经商、囤积居奇以致富。《叠居奇程客得助》（二拍）
3、到海外冒险、暴发之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二拍）商人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正面的形象，进而成为时代的新宠：
1、写出了商人经商的智慧和艰辛。
在“三言”中，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些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他们有见识、敢冒险，靠勤奋辛苦致富。小说写出了商人的艰辛，表现了“富贵本无根，尽从勤处得”的观念。如果说“三言”在写商人还十分重视道德的话，“二拍”则更重视商业行为中的机遇和投机。
2、作者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三言”中，商人在经商在过程中重友情、讲信义、有道德。“三言”中，商人在追求“利”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义”，这使“三言”中的商人所获之“利”被蒙上了传统道德的“义”而显得温情脉脉。《施恩泽滩阙遇友》《徐老仆义愤成家》“二拍”则更重视“利”而不求“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写他们具有传统的美德，但他们并不损人利己，从经商（而非道德）的角度获利。
3、商人获利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
儒家以言“义”为操，以言“利”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还是重“利”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魏晋以来君子一直以谈“利”为耻，这种状态到明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贽主张不要避讳言“利”，说：“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私利之心”。“三言”“二拍”中作者对商人态度发生了与传统大异其趣的变化，既有哲学基础，也有社会风习的影响。
展示了青年男女的情爱史和婚姻观
歌颂婚恋自主，肯定真情敬重、平等互爱的爱情观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相悦成婚，礼以义起”。《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和莘瑶琴
“二拍”中《通闺闼坚心灯火》罗惜惜与张幼谦。“三言”“二拍”在恋情的问题上，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简单诠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2、展现了摆脱节烈观束缚的新的婚姻观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时，重视表现女性的内心世界，尊重女性的情感，女子在情感上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意识。
《满少卿饥附饱扬》（“二拍”）中有这样的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二拍”）
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塑造出具有市民色彩的“清官”形象。
1、“三言”主要暴露了科考的虚伪和科场的黑暗
《老门生三世报恩》作者把那三场考试，写得如同小儿捉迷藏。如此荒唐的科举，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士子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白日梦。《钝秀才一朝交泰》
2、“二拍”更多地描写了官吏的昏聩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
《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
3、塑造了一批具有市民观念的清官形象
那些贤明的“清官”，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并且“清官”在精明公正、为民做主的过程中，也不忘济私，《藤大尹鬼断家私》。这些官员不再道貌岸然、死板僵硬，他们与常人一样有情欲和私欲，但他们又不是作者否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的价值取向。
“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写作手法
1、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得迷离恍惚、波澜起伏。《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2、运用一些贯穿始终的“小道具”，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突破了单线结构的模式，而尝试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和变换视角。《张廷秀逃生救父》
4、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作一种“奇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明代文言小说（填空）
瞿佑的《剪灯新话》、《娇红记》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童心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童心”的产物。“童心” 即“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P172）
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高）。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他们强调诗歌要真实地表现作者个性化的思想和情感，要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也反对一味地模拟，这是一种受到“童心说”影响的观点。公安派的理论主张对明代中期复古运动是一场变革，使文学终于回到了抒写性情的本位。但过分地追求随意，也使其作品有过于率真浅俗之病。（名词解释）
竟陵派：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但他们也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与公安派不同，竟陵派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作品之“厚”，但又不像前后七子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要用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体会古人的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就己的。（名词解释）
小品文：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其特点是体制短小精悍，重视表现自我（此与性灵说有密切联系），完全区别于传统所看重的用散文来阐释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散文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的状貌和趣味，渗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议论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名词解释）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三个文集）
复社与几社（填空）
复社：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取名复社。几乎与复社同时，松江人陈子龙与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办了几社，与复社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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