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声音谱》语音研究的论文（五篇范例）

第一篇：《北京官话声音谱》语音研究的论文

近年来，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和工具书的研究逐渐增多。日本学者编写的汉语教科书记音较为科学，多用拼音符号和日语假名记音。这些教科书是研究北京官话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相关的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对其进行宏观上的介绍或概括，细致的音系研究较少。

目前学界没有研究《北京官话声音谱》的学术资料。为了给清末北京官话语音研究提供更详实的材料依据，深人了解北京官话语音史的发展演变，本文对《北京官话声音谱》语音系统进行研究。

一、北京官话声音谱

《北京官话声音谱》(以下简称《声音谱》是日本学者高桥正二编写的、作为东亚同文书院教学使用的、适用于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声音谱》由东亚同文书院于明治三十八年，BP1905年出版，出版地为上海，制作者为国立国会图书馆。

关于《声音谱》的作者髙桥正二,在《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中提到过，其余地方并没有关于高桥正二的相关资料记载。

《声音谱》是为了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教科书而编纂的。《声音谱》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者的足够重视。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上收录了《声音谱》的全文。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语音课本和工具书》@一文可知,在六角恒广的《中国语关系书书目》中记录了此书。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对此书的语音系统作深人细致的研究。

二、《北京官话声音谱》的编写体例及形式

《声音谱》的体例为:正文之前有“凡例”。正文共15页，为全书主干,收录1292个单字。

编排方法上，《声音谱》的编排方法为音序。首先列出的是零声母的字;接着列出韵母([i]、[u]、[iou]、[7])与所有声母相拼的字;再列出其他字。《声音谱》，所收条目均为单字。同一音节四个声调的代表字竖排，注音包括罗马拼音和反切。注音方面,《声音谱》用罗马拼音和汉字反切注音，书中主要仿照威氏罗马拼音注音。

《声音谱》对于所收单字，只注音,无释义。正文中同一个音节的代表字按四个声调即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和第四声竖排，没有的字用符号“〇”代替。

三、《北京官话声音谱》所反映的清末北京官话音系

本文通过对《声音谱》所收的1292个单字的声母、韵母、声调进行详尽的分析，尝试总结归纳其语音系统，并分析其与普通话声韵调的差异及原因。

《声音谱》的凡例中提到:“书中大多都是效仿威妥玛的方法用罗马拼写来表示发音”。将该声音谱的标记符号转写成国际音标?，归纳并与普通话声韵调作比较。

[tg][l‘]与[tp][tp‘]在《声音谱》中的记音符号相同，表示不同的音;另外[ts]有tz、ts两种记音方法，[>‘]有tz‘、ts‘两种记音方法，[S]有83,8两种记音方法所以实际上声母标记符号总计24个,表示21个音。

通过比较，《声音谱》反映的声母现象与普通话声母的差异及原因如下：

1.声母总数

《声音谱》的声母记音符号中，[1][1‘]与[拉][桕‘]的记音符号相同，表示不同的音;另外[Is]有tz、ts两种记音方法，[ts‘]有tz‘、ts‘两种记音方法，[8]有％,8两种记音方法所以实际上声母标记符号总计24个，表示21个音。这与汉语拼音普通话21个辅音声母相符。

2.记音符号与普通话声母的差异及原因

(1)[ts]、[ts‘]分别用两个记音符号

通过对《声音谱》相关单字以及记音符号的分析，发现[is]在与齐齿呼相拼时记为tz,其余记为ts;[is‘]在与齐齿呼相拼时记为tz‘,其余记为ts‘。另外在《声音谱》十五页最后一组字“搓矬搓错”记音符号为tsuo,实际上汉语拼音读为[ts‘110]。该组字的反切注音为‘‘粗窝”,而在《声音谱》中出现的“粗”字记音符号为ts‘u。“粗”作为“搓矬磋错”的反切上字，声母应该都相同,所以“搓矬瑾错”组字的注音应该是18‘!10,可能是校对或印刷的错误。

(2)[s]有SS，S两种记音方法

该书中,普通话读[S]的音有SS,S两种记音方法。通过观察可知,在齐齿呼前记为SS,其余的记为s。

(3)[1][t‘]与M[tp*]用同一组记音符号

《声音谱》中凡是读[t]与[电]的音都记为ch，凡是读[1‘]与[取‘]的音都记为ch‘。这是因为在齐齿呼与撮口呼前，声母读[取][取‘],所以两组读音的记音符号相同并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日语和英语里面都没有[t][!‘],威妥玛采用近似音的原则来记录语音，《声音谱》采用威妥玛的方法来记音。

(4)[4]的标记符号为j

《声音谱》对舌尖后、浊、擦音的描写不准确。因为日语和英语都不存在[zj音，所以威妥玛使用来描写[zlJ，《声音谱》采用威妥玛的方法用j来描写也是可以理解的。

⑶[拉][每‘][P]的标记符号为ch、ch‘、hs

因为日语中没有舌面音，所以把舌面音标记为ch、ch‘、hs。[9]这个音威妥玛采用了hs来记录,《声音谱》也采用了这种方法。

1.清浊问题

1903年出版发行的《日清会话辞典》也是一部日本人学习中国北京官话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其中还存在大量清浊相混的现象?。《声音谱》出版于1905年，已经不存在清浊相混的问题了，可见《声音谱》反映的语音系统已经十分接近现代汉语普通话了。

2.送气问题

泸音谱》中声母标记符号中已经有了送气符号。《日清会话辞典》的声母标记符号中没有送气符号,而之前出版的《语言自迩集》中的威妥玛式拼音已经有了送气符号。在这一方面,庐音谱》是对日本北京官话教科书与工具书的改进。

附注：

(1)遇到齐齿的零声母字,单元音i写作yi,介音i改作y;遇到合口的零声母字,单元音u写作wu,介音U改作w;遇到撮口的零声母字,单元音U写作yii,介音ii改作y。ui改为wei,Un改为w&i，ung改为w&ig。

(2)用uo表不[uo]和[0],表不[0]的字音为零声母时，写作wuo。

《声音谱》反映的韵母现象与普通话韵母的差异及原因如下：

1.韵母总数

《声音谱》中,用来记录韵母的符号数共38个，表示的音共38个。其中，[1]有两个符号a、u来表示,uo表示两个音[uo]、[o]。普通话共3扑韵母，《声音谱》中只少了S[e],在普通话中也只有“欸”读这个音。

2.记音符号与普通话韵母的差异及原因

(1)[1]有两个符号fi、u来表示

通过对《声音谱》单字记音符号的分析发现，在[is][is‘]后面读[1]的标记为ii,在[S]后面读[1]的标记为11。

(2)uo表不两个音[uo]、[o]

在汉语拼音中[0]只与唇音字[p][p‘][m][f]相拼,在《声音谱》中，与唇音相拼的字的标记符号也是U0[U0],表示[0]的字音为零声母时记为wuo。实际上，这与《汉语拼音方案》中关于“o”的规定有关。汉语拼音“0”与唇音声母相拼时到底是应该写作“0”还是“uo”，学界也有相关的讨论，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3)韵母标记符号有-hM

《声音谱》中有一些韵母的标记符号有-h*:ih-[l]4eh-[ie]，iieh-[ye]，erh-[3^]。这与该声音谱采用威妥玛拼音有关。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中也记载了带-h标记的韵母,-h尾在威妥玛的系统表示韵母的主要元音读得很短，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⑤

3.半元音

《声音谱》中遇到齐齿、合口、撮口的零声母字，i、u、tl前面加y、w、y。

(三)声调

《声音谱》声调方面不复杂，因为所收都是单字，也不涉及连读变调等问题。书中所标声调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不同的字共15个。下面尝试探讨以上单字声调与今天普通话不同的原因。将《声音谱》中与今普通话声调不同的单字与《中原音韵》、《国音常用字汇》、东北方言和普通话声调列表进行比较。

经对比，发现上述15个单字声调如下特点：

1.《声音谱》与《国音常用字汇》中声调一致的有：“吹、黑、扔、嘅、勘”。

《国音常用字汇》公布于1932年,重新确立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整理现代汉字的一块里程碑。正文前《本书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本书所定的音,是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的。”由此可见，《国音常用字汇》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北京语音。《声音谱》出版于1905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于1932年。二者相去不远，所以查找《国音常用字汇》,来考察上文提到的特殊单字声调问题。

这5个字中的“吹、黑、扔”在1905年的《声音谱》和1932年的《国音字汇》中都有两个声调，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只保留一个声调。“吹”的去声读音、“黑”和“扔”的上声读音消失。

‘‘嘅、勘”则是在《声音谱》中只记录了一个声调，《国音字汇》中有两个声调，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只保留一个声调。“嘅”,《广韵》苦盖切，（集韵》可亥切，因得异读音上声[k‘ai]。“嘅”的上声读音一直保留到现在。“勘”,《广韵》苦绀切。《中原音韵》收监咸韵去声，北京音照例变作去声的[k‘an]。傅东华认为阴平调是由“校勘”亦作“校刊”来的?。

2.《声音谱》与东北官话声调一致,与现代汉语普通话不一致的有不、菌、话、抗、呢、双、妁”。由此可见《声音谱》的记音中还保留着一些东北官话的成分。

《声音谱》记音有东北官话成分有其历史原因。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由来已久。日本明治维新后，把侵吞中国东北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首选目标之一。为此，先后多次派军官潜人中国东北，开展了一系列先遣性的军事间谍活动。日本人长期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政治、地理等问题的考察，学到的汉语中难免有东北话的成分。1890年9月，荒尾精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所,后改称东亚同文学会,1901年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其办学目的是培养“中国通”,从而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声音谱》作为其汉语教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编写出版,难免受到东北话的影响。

另外,东北话与北京话关系密切。林焘的论文《北京官话溯源》从民族长期杂居和人口不断流动两方面人手分析北京话和东北方言之所以如此接近的历史原因。现代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年来北京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外城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二者密切接触,最后融为一体。

因为《声音谱》是按照当时北京话读音编写，由此可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北京话与东北话读音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接近。“不、话、抗、呢、双”在《广韵》中声调分别为平声、去声、去声、平声、平声，今读音与《广韵》声调一致。至于“菌”,今读音有阴平和去声声调,是因为“菌”在《广韵》中是渠殒切,全浊上声变去声，即去声[ipyn]。“菌”的阴平声调可

能是因为“囷[每>]”字读阴平。

3.《声音谱》与《中原音韵》声调一致，而后在发展过程中声调又有所变化的字有“侪、钞、狗”。

“侪”在中古属“崇”母字，在《中原音韵》和《声音谱》中记为平声阴和阴平，在《国音字汇》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为阳平，体现了“古平声字全浊声母今归阳平”这一变化过程。

“钞”,《广韵》一音楚交切,即阴平[1‘au];-音初教切，SP去声[!‘au]。在中古属“初”母,在《中原音韵》和《北京官话声音谱》中记为去声,在<国音字汇》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变为阴平,体现了“古平声字清声母归阴平”这一变化过程。

“狗”字除了在《声音谱》中记为两个声调以外，与《中原音韵》、《国音字汇》、东北官话、现代汉语普通话声调均相同，有可能是当时口语的变调问题,也可能是记音错误。

《声音谱》的声调与今天声调体系大致相同,分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是存在文白两读和误读的字。因为这是一本只收单字的书，所以也不存在连读变调的问题。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是《声音谱》的语音系统，主要利用了该声音谱的罗马拼音注音材料,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声音谱》进行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初步得出了此书反映的曰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为清末北京官话语音研究提供了更详实的材料依据，对于深人细致地了解北京官话语音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当时语音记录的分析，可以对北京官话特定历史时段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也有助于为近代语音史的研究提供详实的依据。

后续研究可以挖掘凡例及注释反映出的语音意识。本文侧重研究《声音谱》的语音系统，实际上此书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后续研究还可以将其与同时期其他北京官话教科书作对比横向研究，也可以和前期、后期北京官话教科书作纵向对比研究等。

第二篇：英语语音研究观点

大学英语语音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主要思路：本项目计划对新乡学院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及公共英语教学展开调查和研究，从而对大学生英

语语音出现的问题和大学英语语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进而提出解决的方案

和策略。本项目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语音测试、实验对比等方法，通过对学生和教师

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和访谈，以及对学生和教师进行语音测试，掌握本校当前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英语语音学习现状和语音水平，同时结合对教师英语语音水平的调查和测试，全面了解当

前本校英语语音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适合本校英语语音教学发展的方案和对

策。

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的二、研究过程

1.对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同时进行语音测试，然后分析数据

2.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同时进行语音测试，然后分析数据

3.设置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实验前和实验后的语音测试和调查问卷，对各种实验条件进行比对，重点落在教学模式的开发应用问题上，对新的教学模式、课型改变及其教学效果进行对比。

四、大学英语语音教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实证调查中的数据进行分析）

1、教师方面的问题

2.1教师自身的问题（教师自己的语音语调不规范；对语音教学重视不够；教学方法单一，语音

教学效果不明显）

2.2教师整体的问题（英语教师之间沟通太少；教研活动流于形式；教师在语音教学方面没有发

挥整体合作的优势；语音教学任务主要落在了听说老师的教学上，没有形成整体效应）

2、学生方面的问题

2.1 学生自身问题（受方言影响，受汉语负迁移影响；历史遗留问题，中小学英语语音基础不扎

实，教育体制和考试体制导致中小学，特别是中学对英语语音重视不够；学生受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影响，产生负面的心理因素，影响学生的语音学习效果）

2.2 学生整体的问题（受四六级应试教育的影响；整体语音环境不好；学生整体对语音知识的欠

缺和错误模仿；非英语专业学生普遍对英语语音重视不够，认为只有英语专业的学生才应

该系统学习英语语音知识和纠正发音；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的机会太少）

3、教材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采用读写教学和听说教学结合的方式，教材主要是读写教程和听说教程以及

配套的泛读和阅读教程，除了读写教程中的单词表、课文录音，听说教程中的相关语音知识和

练习和语音相关，没有系统规范的语音教程，也由于受学生人数太多、教学硬件和软件设施的不完备、和课时与师资的限制，不能展开大范围的语音教学，对每位学生的英语语音错误就更

不可能及时有效的进行监控和纠正。

4、英语语音学习环境的问题

4.1 教学硬件和软件的问题（学生人数众多和教学设施落后的问题）

4.2 语音教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问题（英语教师与相关技术人员的合作问题）

4.3 语音测试的问题（如何测试、相关技术的支持问题，为学生建立语音档案的问题）

4.4 非专业大学英语学生的英语语音选修课的开设问题（如何开设、课型种类、外教的配备等问

题）

4.5 校园英语语音学习环境问题（课外英语活动的开展问题；英语广播的播放时间、频率等问题；

学生接触和应用英语特别是听说表达的机会问题）

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对策

1.教师方面：提高公共英语教师对语音教学的重视和语音教学的意识；定期培训教师，对教师的语音语调定期测试和修正；组织有效的教研活动，讨论教法和语音教学的实施方法；加强教师的整体合作，积极开展学术讲座，提升英语教师的科研水平；鼓励大学英语教师积极创建语音

教学模式，把语音教学应用到不同课型中；鼓励英语教师申报和开展与英语语音相关的第二课

堂或公选课，以辅助课堂教学。

2.学生方面：在大一新生中开展英语语音知识培训和训练，定期测试学生的语音，为学生建立语

音档案，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开展语音知识讲座，提高学生对语音的重视程度；积极组织和

开展英语演讲比赛和竞赛，给学生提供英语表达的机会；为部分非英语专业学生配备外教，提

高学生与外教接触的机会，促进学生语音和口语能力的提高；积极开展英语角和英语俱乐部活

动，在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使用英语的机会。

3.教材方面：积极引进适合学生学习和培训的语音教材及软件，将其应用在大一新生的入校培训

中或英语语音选修课中；对现有的教材和教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把语音教学融入现有的课型中，积极建立合理有效的语音教学模式。

4.英语语音学习环境方面：除了继续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系统，更要将英语语音教学

软件和学习系统纳入校园英语软硬件建设项目中来，促进语音教学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优化教

学管理模式，积极创新教学和管理方法，使学生的学习和管理更趋人性化；促进英语语音测试的建立和管理，为学生建立语音档案，促进相关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开设诸如英语语音基础入

门与培训、实用英语口语、英语演讲艺术和技巧、英美电影欣赏和英语戏剧艺术欣赏等选修课，提高学生选修英语课程的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培养英语语音和口语能力；提高校园英

语广播的质量和播放频率，鼓励学生参与校园英语广播的节目，可以采取校园英语时事采访、校园明星人物英语访谈节目等，让学生用英语谈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

六、研究总结

除了积极促进上述解决方案的实施，选取最容易实现的几项对策进行研究，另外，积极加强语

音教学模式的研讨和建立，促进语音测试的开发和应用，为项目试验做准备，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成效对比，寻求适合本校发展的英语语音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

实施计划进度：（2011年4月——2012年4月）

本课题研究时间预定为一年（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

1．前期准备阶段

2011年4月至2011年5月。主要任务是广泛搜集相关资料，了解与本课题有关的理论信息及成果，确立课题实验的理论依据，分析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及预期效益。组建课题研究小组，制订方案，做好人员分工工作。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问卷调查，分析调查结果。积极，稳妥做好研究前的准备工作。

2．中期实施阶段

2011年6月至2012年1月。启动课题研究，在专家指导下，制订阶段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实施。对新乡学院相关部门和院系的教师、学生利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语音测试法进行调查和研究，了解学校英语教学设施、教学的人力物力投入、教材、英语教师学历、教师培训、教师教学的理念、教学方法、教师的学习和科研意识、教师的语音水平；学生的语音知识水平、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英语课外活动的参与、英语选修课的参与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找出相应对策。

3．后期总结阶段

2012年2月至4月。以课题研究目标为依据，运用抽样测试法、经验总结法、实验研究法对课题研究进行科学分析和归纳整理。进一步汇编资料、分析数据，归纳和提升研究成果，整理好课题研究资料，撰写研究报告，做好课题结题准备，形成结题报告。

第三篇：中原官话词汇和语法研究概说（范文）

中原官话词汇和语法研究概说

摘 要：从词汇和语法两大方面梳理中原官话研究成果，指出存在的不足。从研究内容看，中原官话以单个方言点的特殊语言现象为主，较少涉及由社会因素引起的语言变异现象；从方言片区看，关中片和汾河片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他片区研究相对较少；缺乏方言片区之间的内部比较。

关键词：中原官话 词汇 语法

一、引言

中原官话在八个官话区中分布范围最大，分布区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山东省西部地区，山西省西南汾河谷地，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还深入到甘肃、青海两省与宁夏、新疆两区南部”①。中原官话分布范围东西长约三千多公里，从东到西横跨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十一个省区；南北长约六百多公里，在我国中部呈带状分布②。本文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

二、词汇研究

（一）词源研究

中原官话的词源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今到古考证方言本字；一是从古到今探究文献中的方言词。

方言本字研究一般从方言语音与中古音的对应关系出发，结合文献资料，按照音义结合的原则考释本字，主要涉及古语词和特色词，有利于了解特定地域的文化。杨子仪（1991）根据字音、字义和《集韵》《方言》等文献资料，考证了秦陇片固原话“?、?O”等110个方言本字。吴继光（1997）考证了徐州话“貊、?”等79个本字。赵?t缺（2005、2006）考证了商阜片玄武话“馏”的意思为“把熟食再蒸”义，还考证了“舛嘴、具长、殿窝”等常用字词的本字和含义，揭示出玄武话方言词和古代汉语的密切关系。赵红（2012）从历时角度考察了陇东方言的特征词，这些特征词均来自古代汉语和近代白话文著作，如来自古代汉语的词“嗟、?俊⒒洹钡龋?来自宋元明清白话著作的词“迭办、倒灶、待诏”等。王振顶（2015）借助文献考证了表“蹲”义的河南方言特征词[ku31 tei22]的本字及其演变，认为其是古语“踞与蹲、蛄与蹲”同义连文式复合在中原官话中的遗留。

中原官话考证文献中的方言词研究与考本字的路子相反，一般立足于古代文献，分析与之对应的方言词汇，以探求方言与古汉语的关系。这类依据主要依据宋代《东京梦华录》和清代《歧路灯》两部文献资料。这两部文献均使用了大量具有河南地方色彩的民间语辞和方言俚语，具有浓厚的中原地域特色。张生汉（2000）、秦崇海（2003）通过上下文语境和现代河南境内方言口语以及其他文献，诠释了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中的“投词、信惯、撞头撞脑、黄金入柜、扣、开拨、嫌择、认真、拘挛、起办、爬角、寒脸儿、相应”等方言俚语。郜彦杰（2006）依据《西厢记》《汉语方言大辞典》等文献，探讨了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的“脚店、虫蚁、生淹”等俚语。也有从其他文献或文化角度研究方言词源的论文。时学伟（2000）依据《周礼》《说文》《史记》等文献，指出开封话“闻早、赶趁、封、谝”是古语词，阐释了开封话与古代汉语的源流关系。

（二）特色词研究

中原官话特色词研究主要指能体现方言特色的词汇研究，包括方言特征词。贺巍（1993）列举了洛阳话部分特殊词语，将其界定为“本地区的人觉得和别的地方不同，外地人对这些词语不太容易理解”③。该文提到的“特殊词语”实质上指“特色词”。

关中片特色词研究成果较多。刘俐李（2009）对比了陕西关中话、新疆焉耆话和中亚东干语的特征词，发现关中话的一级特征词焉耆话基本丢失，东干语大多丢失，二级特征词④焉耆话和东干语分别保留约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王春磊（2012）列举了关中方言部分特征词，并将其分为传承词、创新词和变异词三类，如“?A、僚、乡党”（传承词），“端直、啊哒、谝”（创新词），“心疼、瓷”（变词）。辛世彪（1997）通过关中方言与北方官话的共时比较，认为关中方言“让”保留了古汉语的意义“奚落、耻笑”。孙立新（2004）指出关中方言特征词保留了隋唐以前文献中的相关词语，如“覆”义为“盖”，“住”义为“绕开”。

以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为主导的团队长期致力于特色词研究。该团队采用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以特色词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群体特色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分析语言变项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社会变量的关系，揭示特色词使用差异的因素，并预测发展趋势。

（三）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着眼于方言间词汇的差异，从横向对比角度，通过进行方言区域的内部词汇比较揭示词汇的地域差异，通过与其他官话方言的词汇比较以及与普通话的比较揭示方言词汇自身的特点。

徐红梅（2003）采用调查、统计、比较的方法，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揭示皖北方言词汇的地域差异、存古特征以及与周边方言的亲疏关系；皖北方言内部的地域差异，即蚌埠与颖上的词汇较接近，阜阳、淮北、界首及涡阳的词汇一致性较强，杨山点与其他点差异较大；存古特征指皖北方言保留了一批古语词，如“搦、哕”等；亲属关系指皖北地区方言处于中原官话向江淮官话的过渡地带，具有过渡性特点。刘丽娟（2008）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比较了河南境内的方言点词汇，认为灵宝话的例外词语最多，与其他方言点在词汇方面的差异比较大，其次为信阳方言、商丘方言；在对比词汇地域差异的基础上，认为蔡鲁片与郑曹片有趋同之势。邢建丽（2011）从词形、构词、词义、造词理据四个方面比较信阳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从而得出信阳方言词汇的特点；通过信阳方言与其他方言的比较，可得出其亲属关系，即与信阳方言最亲密的是蚌埠方言，其次是武汉方言、北京方言、长沙方言，然后是苏州方言、广州方言、南昌方言、梅县方言，关系最远的是福州方言。

苏晓青、佟秋妹（2004）依据《徐州方言词典》，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徐州话新老派的词汇使用情况，并探讨了引起词汇变化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徐州方言词汇趋于向普通话靠拢。

第四篇：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南京大学

鲁国尧

因用word下载原文后字体显示问题多多，故只有先放进文本文档转换才能看清，格式因而有变动。

提要

在明清官话研究中，基础方言问题是很为重要的课题。1983年《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出版，我即研读，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发表，文中提出了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以“南京男孩”事件作为主要论据。后又得到杨福绵神甫的证明和李思敬总编的支持。本文叙述玩味悟解和逐步获得“书证”的过程。西班牙汉语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的英译本、中译本于本世纪初相继问世，其中关于清初南京话的论述，是我的学术观点的又一铁证。官话的基础方言直至清末才转换成北京话，但其时南京话仍保持很大影响。关于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近来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同时进了一步。

关键词

官话

基础方言

南京话

利玛窦

金尼阁

瓦罗

《华语官话语法》

一、“从字缝里看”《利玛窦中国札记》

通语的问题在很多语言中都存在，但是在汉语史上，却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遗憾的是，在汉语的研究中，通语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历代通语的情况我们很不了解，一部《汉语通语史》不知何年能面世？原因是，由于外来模式的影响，某种语言研究范式取得支配地位，于是使得多年来汉语及其历史的研究范围凝固化。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近二十年来，众多学者投入了汉语明清时代通语“官话”的研究，使之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热点。

我以为，汉语通语史的一个特点是两千多年来其基础方言的多次变动。即以近代而论，明清的通语“官话”，起初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改为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作为明代通语的“官话”，其情况如何？如明人何良俊（1506—1573年）《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史十一”：“（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于此可以推知“官话”与“乡语”相对。冯梦龙（1574－约1645）《笑府》卷九“闺风部”：“有好嫖者，妻谓之曰：‘我看妓家容貌，也只平常，你爱他有甚好处？’夫曰：‘我爱他官话好听耳。’妻即应云：‘这也何难？’”等等。就我浅闻，迄今语言学论著中引用的“官话”书证，出自明代中土文献中的，约二十例左右；而且中土文献缺乏我们所期盼的对“官话”的性质、使用范围、状况的叙述与描写。您已序叶的《明清官话音系》，是否要回应书中如下观点：“将某一地点方音提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想法不对”“共同语标准音不是建立在某个次方言和地点方言基础上的” “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只得利用外国人士的著作。第一本当是利玛窦、金尼阁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1552年生，1571年加入忠于罗马教皇的耶稣会，1582年来到澳门，翌年进入广东肇庆传教，此后逐步北上至南京，1601年入北京，并深入宫廷，1610年5月卒于北京。利玛窦在晚年即1608年开始用意大利文记叙他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历，临终时基本完成。1610年冬，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来澳门，翌年至南京，跟从先来的耶稣会士郭居静、王丰肃学习汉语，又至杭州、北京，他奉中国传教区的特遣赴罗马汇报，他于1613年2月从澳门登舟，次年10月抵梵蒂冈。他在途中将利玛窦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并颇有增补，1615年在德国出版，书名作《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此后各种欧洲文字的译本陆续出现，英译本书名作《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中国学者何高济等据以翻译，中译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关于著者，这个中译本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而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于1910年始在梵蒂冈耶稣会图书馆发现，1013年第一次刊布，据意大利文翻译的各种文本也有好几种，例如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传教史》，198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要言之，利玛窦的书有两个版本系统，也有两个中译本。拙文的论述主要引据北京中译本。何高济等翻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983年3月出版，数月后书到南京的书店。我翻阅后，发现其中关于明代的语言、文字的记述颇多，于是购买，随即玩味精研，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曾请李思敬、杨耐思二先生赐阅，1985年得以正式发表。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相当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明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利玛窦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北京中译本页3）

对中国人来说，此书是研究明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我们语言学人则重视它对当时中国语言文字论述的部分。该书说：“甚至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口语也大不相同，以致他们的话很少有共同之点。然而共同的书写却构成彼此接触的充分基础。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是不说的，虽然有教养的人在他的本乡可能说方言以示亲热，或者在外省也因乡土观念而说乡音。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北京中译本页30）相形之下，利玛窦的叙述清楚、明确多了。大概是中国文士身在此中，司空见惯，习焉不察；而对外国来客而言，中国的通语和方言是他们首先接触，又是感到最为困难的事物，故详加记述。

明代存在“官话”，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也有令我们遗憾的地方，亦即利玛窦和金尼阁没有明确交代这个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中土文献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令人满意回答的史料。

通语必须有基础方言。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论现代汉语的通语时说道：“十亿人口的大国，标准语、标准音不用一个活方言——北京话做底子，是不可想象的。”[完全用北京话作底子更是难以想像的！用活方言作底子可能在很有限的层面上用！今天普通话的确定模式不一定与古代一样。当今世界的共同语基础口语的确定问题形式也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明确地说，明代官话必有其基础方言。利玛窦是这样叙述他所目睹的明帝国：“说到中国的版图，各个时代的作家们都在它的名字之前冠以一个大字，这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年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北京中译本页6－7）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官话”必有基础方言，这是毫无疑义的。[基础方言是要有的，但基础方言也是个历时的概念，与一代一代的共同语的确定不会是完全对应的，可以有相当的延缓。/我的以上这些问题是某些人攻您的前提。] 明代通语的基础方言，学术界最初主张北京方言说，这自有其道理在，如果不考虑金代，那么从元代起，北京就作为全国的首都，直至明代和清代，绵延数百年之久。宋代大思想家张载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明代官话基础方言北京话说，可以“疑”吗？可以的，但是“疑”要有理由、要有证据。

我以为，研究明代官话最重要的问题，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它的基础方言是什么。拙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重心即在于讨论这个问题。拙文说：“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它与北京话有何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未必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

拙文说，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的论据是：“《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的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十二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以为，在没有发现更有力的证据或反证之前，“南京男孩”这一论据这仍然是强有力的证据，否定不了，忽视不得。这个“南京男孩”的证据是当年我“从字缝里看”出的，读书贵在反复玩味，方能得其中三昧。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Diegeo de Pantoja）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北京中译本页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383）“正在这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384）1600年5月18日从南京启程。在运河中航行逾月，至山东省西北境，“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这是关键词，应多作文章，它比“南京话”重要，因为南京话与北京话相差不会太大，学会了南京话也大致能算上是学会了中国话，学会了南京话哪怕在北京话的北京照样可以通吃！加上“纯粹的”就有价值判断，即这才是正宗的、值得老外学的！）另一个信息供参：明太祖的话就是我家乡的话，绝对与北方话相差无几。]南京话。”（页391）后来利玛窦、庞迪我及其同伴到达了北京，“作为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伴侣的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还会读中国字并极为正确地写中国字。有这两个人在工作，基督教在都城获得了进展。”（页471－472）（尧按，请注意：该书没有说“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北京话”！）后来为了向万历皇帝请求赐给利玛窦墓地，连连奔走于官府，到众多的大官僚处走后门、拉关系，全靠庞迪我，如果他的中国话不娴熟怎能成功？可以再举一条史料：《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拉丁文翻译者兼增补者金尼阁，后来著《西儒耳目资》，这是汉语史上的名著，金尼阁在天启六年即1626年写的“自序”值得重视，他说：“然亦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老朋而已。” 他按中国士人的习俗，称字表敬。他所推许的三位泰西学者即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时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合编《葡汉辞典》（见杨福绵长篇论文《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后来利玛窦自己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著《西字奇迹》等，仰凤是郭居静字，郭居静精于音乐，曾于1598年与利玛窦一道编过《宾主问答辞义》和几套词表，创制了五种符号标示汉语官话的五种声调，利玛窦很推许、赞扬他的汉语研究生平（中译本页336）。而郭居静后来成了金尼阁在南京学汉语的老师。金尼阁将庞迪我与利玛窦、郭居静这两位研究汉语颇有成绩的学者相提并论，足见庞迪我说中国话的水平和研究汉语学的水平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成了《西儒耳目资》的先驱者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610年耶稣会中国教团监督利玛窦死于北京，庞迪我任代理监督，即向明神宗申请墓地，“呈给皇上的奏疏用的是庞迪我神父的名义”。（页618）奏疏中有这几句话：“我，庞迪我，是一个从极遥远的国家来的外国人，深慕贵国的声名和光荣，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远涉重洋，行经六千多里路，历尽无穷的艰难险阻，终于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尧案，西元为1601年1月）和利玛窦以及另外三个同伴来到陛下的朝廷。”（页618－619）我们不禁要问：“庞迪我说的‘另外三个同伴’是谁？”，前面的引文中已经讲明两个了，从南京出发上船时即有两个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那么，一同晋京的还有谁呢？看来就是这个太监送给外国传教士的礼物，即“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在当时两个洋人中，尤其需要学习中国话的是新来的庞迪我，利玛窦已经会说中国话了，他必然也会主动地教教庞迪我中国话，可是若论做一个合格的中国话的教师，利玛窦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的，他会有自知之明，应该由中国人担任教师！赴北京的途中起初只有两个中国人，让我们来看看钟鸣仁和游文辉何许人也，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钟鸣仁这个人物多次出现，例如第三卷第二章提到：“视察员神父把两个在澳门学校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年轻人派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钟鸣仁（Sebastiano Ferdnando）,在我们目前写作时仍然活着，勤勉努力。”（页243）再请读该书前面的叙述：“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是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就加入了耶苏会作为修士。一个叫钟鸣仁，一个叫游文辉（Emanuele Pereira）,两个都是中国人但有葡萄牙的名字，都是澳门本地人。他们是信教的华人子弟，同时接受了葡萄牙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受洗时，就取了葡萄牙的名字，而在这时候他们似乎倒更像葡萄牙人而不像中国人。”（页317）于是我们可以作这样合理的推测：利玛窦、庞迪我和钟鸣仁、游文辉四人搭太监的马船从南京出发经运河北上到山东临清的漫长的旅途中，教庞迪我中国话的任务主要由钟鸣仁、游文辉承担，不过此二人是澳门人，而且是葡化的澳门人，这样的中国话教师显然也是不够格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也。太监当然是操的地道中国话，在与传教士结伴的长途旅行中自然对庞迪我学汉语的尴尬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先回北京，扔下了传教士们，为了表示歉意，投传教士之所好，知道传教士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必然也就是最贵重的，于是太监送了个“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从临清以后，这男孩就成了传教士群体中的一员了。他“不负重托”，果然使“庞迪我神父学会了说中国话”。

泰西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北京皇宫里的操地道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这在今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

《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的这一段史实实实在在太发人深省了！短短52字迫使人不能不提出南京话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假说。我的旧文云：“如果在明代，南京话是有别于官话的一种方言，那庞迪我就没有必要，至少不值得花力气在一开始学中国话的时候就去学纯粹的南京话，因为《札记》讲过，懂得通用的语言即官话，‘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他们工作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而且庞迪我此时是去北京，力图在北京打开局面，从事传教活动。事实上他此后一直住在北京，为什么要学纯粹的南京话呢？” 这是假说，这个渐悟得来的假说还需要证明的。

杨福绵教授《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长文述及太监将南京男孩送给庞迪我，让他学“纯粹的南京话”一事时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面这一段记事是译自由金尼阁改订出版的《利马窦中国传教史》而不是译自利氏意大利原文。这一段记事的原文是：‘太监刘步惜很高兴地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神父们，当做礼物。因为这个男孩会讲地道的中国话（che parlava molto bene［la］ lingua cina），可以教正要学中国话的庞迪我神父。’金尼阁把利马窦原文的‘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可见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否则庞迪我就没有必要去学纯粹的南京话，而应该等到达北京后，学纯粹的北京话了。鲁国尧据何高济的中译本看出了这一点，今以利氏意大利文原本证明之。” 杨福绵教授本人是耶稣会士，到过梵蒂冈，他懂意大利文。杨福绵神甫长文中翻译的利玛窦原稿的一段话的根据是Pasquale M.D’Elia（德礼贤）所编的Fonti Ricciane（《利玛窦全集》），杨先生的译文当为可信，他的论断也当为可信。杨先生墓木已拱，他用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证明我的假说，我得感谢他。[“地道的中国话”“纯粹的南京话”可以不指基础方言或标准语问题，而是一般地形容指对老外能学得更具体生动活泼的中国口语，如今天可以说：跟这个男孩可以学会地道的南京话或山东话或武汉话，也即学会地道的中国话。] 《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北京中译本是根据加莱格尔（Louis J.Gallagher）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英译本。“中译者序言”云：“（《利玛窦中国札记》）手稿是用利玛窦的本国语言意大利语写成的”，“1614年，金尼阁为了保存这份珍贵文献，便把它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单调的旅途航行中，金尼阁着手把它从意大利文译为拉丁文，并增添了一些有关传教史和利玛窦本人的内容”。“利玛窦的原意大利文手稿并没有遗失，而是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了。当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际（1910年），汾屠立神父把它连同利玛窦的其它书稿一起刊布，题名为《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这部著作集的上卷即本书原稿。”“1942年德礼贤神父再把它收进他编辑的《利玛窦全集》中。”“原意大利文稿的公布，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引起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比较拉丁文本和意大利文本，认为拉丁文本除明显的增补而外，还有些不大显眼的修订和有系统地进行过改动的痕迹。”“金尼阁所增修的地方，有的是他本人的见闻，另一些则得自可靠的来源。作为一个和利玛窦同时代的来华传教士，金尼阁的增修本身也是富有历史价值的。”（中译者序言页2－4）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译者指出，金尼阁的拉丁文本“有非常大的增补和删削，可以说是利用利玛窦的手稿的金尼阁的作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译本的“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至于拉丁文译本的长处，„„鲁尔以原稿和金尼阁文本进行了比较，他发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重要增补之外，还有‘许多细小的补充和修改’。”（页657－658）“不应该忽视金尼阁文本中所特有的而为利玛窦原文中所缺乏的某些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在翻译和刊行利玛窦札记时，金尼阁明显地改进了原稿的文字质量。„„至于金尼阁，他被人认为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学者，如果利玛窦札记在文学上是成功的话，那主要地应归功于他。”（页665－666）于此可见，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的拉丁文本的对勘有重要学术意义。

总之，《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金尼阁的拉丁文本跟利玛窦意大利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改动，有增补。在叙述太监送给耶稣会士南京男孩的目的时，金尼阁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改动，但是不管无意、有意，这一更动却泄漏了“天机”。

李思敬先生极为重视《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的关于明代官话的珍贵资料。1996年他在为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文补写的“提要”里说：“本文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关明代官话的几种关键性材料，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作了新的探索。这些关键性材料是：

一、当时除各地方言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Guonhoa）’。

二、‘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三、利玛窦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我们耶稣会的会友就的确没有必要再去学习他们工作所在的那个省份的方言了。’

四、在从南京去北京的中途，同行的刘太监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送给神父们，‘因为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据此，本文推断：到北京去工作的外国人，学习当时‘官方的国语’，要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说明当时‘官方的国语’（即官话）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应该是代表着江淮方言的当时的南京话，而不是后来的北京话，这一推断反映着这些关键性材料的内在联系。好！本文所使用的材料是确定性的，根据这些材料所提出的推断也应该是确定性的。本文的推断成为近代汉语研究上一个新的视点。关于明代的汉语共同语，还有许多需要深入开掘的问题，而作为开掘的方向，本文所发现的新的路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至此，我们从《利玛窦中国札记》所叙述的“南京男孩”这一关键性史料，可以总结出下列“关键性”的要点：

甲、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的“地道的中国话”＝金尼阁拉丁文本的“纯粹的南京话”。乙、让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的是什么人？是北京宫殿里的太监。可是那太监却叫洋人向南京男孩学纯粹的南京话，即标准的中国话！。丙、《利玛窦中国札记》泄漏了有关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天机”。

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念兹在兹。2004年春、夏我应邀到台湾授课，得以读到台湾光启出版社的中译本，时值老朋友日本京都大学木津佑子教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访学，我请她帮助，得到了意大利文本、日译本、英译本的有关段落的影印件，于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南京男孩”这关键性史实上述几种文本的措词情况。现在简述如下：

利玛窦因过劳而感到去日无多之时，着手用意大利文写他的经历，1608年开始，去世前基本完成。金尼阁在1613－1614年由澳门返罗马的途中携带了利玛窦手稿，在海船中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并有若干增补和改动。1615年秋出版，并于1616、1617、1623、1684年各印一次，德文译本出版于1617年，西班牙文本出版于1621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1622年。1953年英译全本问世。以上各本皆以拉丁文本为底本。何高济等的中译本（1983）系据英译本。

在利玛窦逝世300年后，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原稿在罗马发现，1613年出版，1942年德礼贤神父加以整理、注释，出版了《利玛窦全集》。以这个刊本为依据，有川名公平的日译本《利玛窦中国基督教传教史》（1982），译者序云：“直接译自意大利文，远比英文本正确，利用价值也高。”台湾光启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利玛窦全集》，第一、二卷为《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合译。此本据德礼贤编注的《利玛窦全集》，其序言中讲述利玛窦原稿和金尼阁本的异同甚详，可参看。

金尼阁译、补 拉丁文本 1615 英译本 1953 中译本 1983北京 加莱格尔 何高济等 我们现在绘制一张《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有关译本源流表：

利玛窦原稿 意大利文 1608-1610

刘俊余、王玉川

中译本 1986台北

意大利文 1942

日译本 1983 德礼贤《利玛窦全集》

川名公平

我们将几个本子里的关于“南京男孩”的这一句话抄录于下： 先录意大利文本及台湾中译本、日译本系统：

“L’eunuco Leupusie se ne fu molto allegto e diede in dono ai Padri, alla sua dipartenza, un putto che egli aveva comprato in Nanchino, che parlava molto bene [la] linqua cina, per insegnare al Padre Pantogia, che veniva imparando con esso.”(意大利文本)“刘婆惜非常高兴，在分手之前，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送给了神父，为教庞迪我神父学中文。这书童讲一口很好的官话。”（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台北）“宦官レウプシエはそれをとても喜び、別れぎわに、彼がナンキ－ノで買い取った男の子を神父たちに贈物として与えた。少年はたいへんきれいなチ－ナ語を話したので、パント－ジャ[パント－ハ] 神父の教師にするためであった。神父は彼について言葉を習った。”（日文译本）

承自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英译本和北京中译本系统：

“The eunuch who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expedition, sailed away joyfully, and as a present to the Fathers he left them a boy, whom he had bought at Nankin.He said he was giving them this boy because he spoke so distinctly, and he could teach Father Didaco the purity of the Nanchinese tongue.”（英译本）

“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何高济等中译本，北京）

意大利文的“linqua cina”，刘俊余、王玉川中译本翻译成“官话”，而日译本译作“チ－ナ語”，系直译。何高济等的“南京话”显然是根据的英译“Nanchinese tongue”。可惜我们没有掌握1615年（或其后）的金尼阁的拉丁文本。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和川名公平的日译本都很强调利玛窦原意大利文本的纯洁性，认为其价值高。笔者之见：他们的说法自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必贬低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兼增补本的价值。金尼阁说明，他的增补“是我从每年的书信的真迹中搜集和提取出来的”。刘俊余、王玉川的中译本在讲到版本问题时说：“金尼阁所补加的资料，都是取自其他传教士之教务报告。”须知，金尼阁1610年来华，1613年初即为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特派去罗马教廷汇报，他随身带了大量重要文件，如利玛窦的手稿，游文辉于利玛窦逝世后绘制的利玛窦像，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史料、资料，金尼阁在舟中必然阅读、采择、利用它们。我们还应该想到，金尼阁本人两年多的所见所闻怎么会不融入写作中？他刚来中国，必然具有新鲜感，必然在努力观察和记录中国。所以何高济等的中译本将《利玛窦中国札记》题作“利玛窦、金尼阁著”，是十分正确的，既合于情又合于理。利玛窦原文本，当然价值高，但是金尼阁增补本另有其特有的价值，也值得重视。例如金尼阁在对“南京男孩”事件的叙述中，将“中国话”改作“南京话”，就有意大利文本无法具有的价值，使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人如笔者得以认证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我以为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重要的事实：金尼阁1610年冬抵澳门，次年即赴南京跟从利玛窦所推服的郭居静神父学汉语。金尼阁刚从外国来华，头等难题就是语言不通，他必须学汉语，自然是如利玛窦所云，学习的是官话，他从粤方言区的澳门，很快到了南京，在南京学汉语，后来他到过杭州，又到北京，领取中国传教区监督龙华民的任务，再南下澳门，登舟返罗马。他在中国虽然只有两年多，但是他所经之处，除了粤方言区、吴方言区外，尤其在南京、北京都住过，他能不清楚汉语的情况吗？能不了解南京话在汉语中的标准音的地位吗？金尼阁的改动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是基于亲身经历的！这是我近期思考明代官话基础方言问题的收获。我认为，我这段话发前人所未发，很有力量！

我要着重声明：如今，即2005年，我的学术观点“退了一步”，但也“进了一步”。此话怎讲？ 二十二年前，我笼统地说南京话或许是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可是明帝国长达二百七十七年（1368－1644年），明代早期、中期的通语及其基础方言的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没有从中土文献或者非中土文献发现可靠的史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没有发言权，这是起码的学术要求。我应该将我的假设所指的时间段缩短。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来澳门，翌年入广东，太监向利玛窦、庞迪我赠送南京男孩一事发生在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1601年到达北京，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卒。因此我们可以说句很谨慎小心的话：“利玛窦在华期间或其前或后一段时间，亦即明代末年汉语通语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这是我的“退一步”。

现在我的学术观点也“进了一步”。我在《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一文中说：“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二十二年过去了，我要删去以前过于谨慎小心的“或许”，大胆地说：“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南京话”。当年我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神父学南京话一事，可以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十二年过去了，迄今为止反对“南京话”说的学者还没有一人对“南京男孩”事件作出另一种解读，这说明“南京男孩”是关键性史料，而一条关键性的史料，胜过千字万字的分析与说解，“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二、“从字面上看”《华语官话语法》

上面述及我们于1983年、1984年从“南京男孩”事件推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的思考过程。那是“从字缝里看”而得出的假设，有幸得到杨福绵先生的证明、李思敬先生的支持，此文又增添了若干“书证”。时光荏苒，二十多年后，我再次郑重地向学术界申明我的观点，“明末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因为我获得了更强有力的证据，可谓之铁证。这次不是“从字缝里看”出来的，是“从字面上看”出来的。

记述清初官话的有西班牙学者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该书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广州出版。2000年由柯蔚南（W.South Coblin）和约瑟夫•列维（Joseph A Levif）翻译成英文出版，2003年由中国学者姚小平、马又清翻译成中文，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广州刻本，封面题“弗朗西斯科•瓦罗编著，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增订”。现在简要地介绍一下此书的编著者和增订者。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中文名万济国，西班牙人，生于1627年，1649年（顺治六年）到中国，此后一直在闽北和福州传教，卒于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以手稿形式广泛流传，其书至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方在广州出版。佩德罗•德•拉•皮诺埃拉（Pedro de la Piñuela），中文名石铎琭，1650年生于墨西哥城。其父西班牙人，母为西班牙裔。1676年（康熙十五年）抵中国福建传教，后从瓦罗学习中文。1702年迁往南京，旋因病返广州，1703年在广州整理其师瓦罗的手稿，将其出版。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死于漳州（以上悉据柯蔚南教授等的“英译序”、“英译出版前言”和白珊博士的“导论”）。所以现在见到的《华语官话语法》是瓦罗身后由其弟子据手稿加以编辑整理，增订问世的，因此此书中必有皮诺埃拉的观点，只是后人无法辨认。瓦罗师弟二人于顺治、康熙时来华，瓦罗的汉语生平很高，皮诺埃拉到过南京，他们的著作中反映的必然是清初汉语，他们所议论的必然也是清初的汉语的真实状况。

请看瓦罗师弟对当时汉语官话的记述，“诫律之五”：“在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中华帝国除了通用的官话之外，各个城市或乡镇还有不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乡谈’。这种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31，中译本页18－19）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文字则作：“此外还应指出，除了通用于各省市的官话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语言，中国人称为乡谈。这种土话只有本地人才听得懂。”（英译本页255，中译本页181）这两个本子大意相同，都是叙述大清帝国有一个通用于全国的官话，而“乡谈”是方言土语。令我们深感兴趣的是，1682年瓦罗的陈述跟1608年利玛窦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

刚才说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那是什么本子？在此我们有必要叙述一下《华语官话语法》的版本问题，因为这对本文的论述有重要关系。《华语官话语法》书前有研究瓦罗的专家白珊博士的长篇导论，导论说：在瓦罗生前，此书以手稿形式广泛传播，“17世纪后期，大概至少有过两个手稿原本，一个是瓦罗完成于1682年的本子，用西班牙文写就；另一个是他在两年后用拉丁文写的本子。两个本子都有价值。”瓦罗去世后，西班牙文手稿由弟子皮诺埃拉整理，于1703年在广州出版。第二版印制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用的是原来的木版，„„这一版本极为罕见，有一个本子藏于纽约美洲图书馆的西班牙学社分馆。至于出版地、出版者，均不详。此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另一部《华语官话语法》手稿，„„从内容上看，这一手稿在几个方面有别于1703年本，„„其上写明的再版时间是1793年。国会图书馆手稿与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似有密切的联系，后者的出版年份很有可能是1793年，而不是1790年。关于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有两种可能，即，国会图书馆手稿要么是西班牙学社分馆本的手抄件，要么是这一版本所依据的原稿。第一个推测似乎更能成立，因为出版者手里看来有1703年原本的木版。况且还有一种可能：他可以重印1703年本，只须对少数几处加以修改。”（中译本F24－25）英译者柯蔚南教授在引述了白珊博士的话后说道：“不论怎么说，只有直接比较了手稿本和西班牙学社分馆本之后，才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中译本F12）显然，英译者的谨慎值得推许。这两个本子，一在纽约，一在华盛顿，相距不算远，何不将两个本子做直接比较，给读者一个明确的结论？是所望于北美学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广州刊本（西班牙文原刊本影印本、英译本、中译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英译本、中译本），这个手稿本的时间也并不迟，相当于清代乾隆末年，也应该认作关键性的历史文献，其中的话当然也反映了清代官话的历史状况，同样具有高度价值，这是不可忽视或贬低的。下面是拙文的又一关键所在。《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本不仅讲到流行于大清帝国全境的官话，还对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所讨论，自然首先讲到南京话，着墨不少，也提到了北京话，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正是我们殷切企盼多年的珍贵文献资料。据柯蔚南教授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在三处与1703年刊本有实质区别”（F12）。而正是在叙述南京话等问题时，置于我们案前的该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二者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自然引来内容的一定歧异。

请读“诫律之五”的第2节，先看广州刊本的叙述：“为了把这件事做好，我们一定要懂得中国人读这些词的发音方法。但也并非任何一个中国人就能把音发好。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地区比如福建，那里的人们发音就很不准确，把h和f混淆在一起。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一个中国人即使知识广博或学历很高，也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说好官话；实际上有许多这样的人官话说得很糟。因此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只学那些以南京话或北京话为基础编纂的cabecillas或词汇表。”(中译本页18)因为这一段是关键性的话，所以我将英译文抄在下面：“And in order to do this well,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way in which such words are pronounced by the Chinese.Not just any Chinese, but only those who have the natural gift of speaking the Mandarin language well,such as 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and of other provinces where the Mandarin tongue is spoken well.For there are certain [regions],such as that of FǒKién福建,where they pronounce and speak with many imperfections,confusing the h with the f.And those of other provinces have other defects;and,even if a Chinese is a learned man or degree holder,this does not mean that he would necessarily speak Mandarin well,because there are many such who speak it badly.Therefore one should concentrate only on the cabecillas and grossaries based on the speech of Nân Kīng or pěKīng.”(英译本页31)英译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显然系据西班牙原刊本直译的,译成中文时，如果采直译法，当为“南京省的居民”。考清初并无“南京省”的建制。魏嵩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明太祖初即位都应天府，„„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顺天府，改北京为京师、京师为南京。清初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废南京称号，但习惯上仍沿称南京。”“明永乐元年以原京师所辖地区为南京，相当今上海市和江苏、安徽两省以及江西婺源县地。清顺治二年改为江南省。”（页761）“江南省，清顺治二年以南京改置，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康熙六年分置为江苏省和安徽省。”（页436）案，顺治二年为公元1645年，康熙六年为1667年。瓦罗于顺治六年来华，此时有江南省，瓦罗于1682年（康熙廿一年）写成《华语官话语法》，此时江苏省已设置多年。瓦罗写作“南京省”，是沿用旧称，其意实在于指江宁府及其周边地区。若论明之南京，清之江南省，所辖范围甚大，其方言复杂，主体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还有吴方言甚至徽方言等（清之江苏省无徽方言），吴、徽方言跟南京话区别明显，乃众所周知之事，瓦罗行文“those natives of the Province of Nân Kīng南京”,沿用习惯称呼，当指省城江宁府及其周边的说同一语言的当地人，自然不会把吴方言区的人包含进去的。我以为英译者依照西班牙原文直译为“南京省”，而中译者把“Province of Nân Kīng”意译为“南京地区”都是可以的。我们理解瓦罗的南京省，实即指江宁府（旧称“南京”），英译本在此“南京省”后，隔六行，又出现“南京”，这次没有加“省”（因西班牙原刊本无），亦可证明瓦罗所说的“南京省”所指即“南京”，其义无别。我们可以从这个 1703年本看出，“南京地区的居民”是“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福建和“其它省份也各有自己的语音毛病”，“只有那些资质好的说官话的人，例如南京地区的居民，以及来自其它操官话的省份的人，[举南京因其先熟悉南京，“其它操官话的省份”大大降低了南京话的独特地位！]”才能把音发好。这些话不就是表明南京话是官话标准音？末尾在告诫传教士时，谈到cabecillas或词汇表，将南京话置于首位，也提到了北京话，不居首，但也有一定的地位。

而该书附录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的“诫律之五”的第二节的叙述文字，我提议，读者诸君必须特别聚精会神来读：“要想说好汉语，我们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说出每个词。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然而，我们应该记住，会说南京话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读书人，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南京人、赣州人或信丰人。而北京和山东的方言略有不同。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中译本页181）[证据如山！]关键所在，不能有丝毫含糊，所以更有必要将英译文移录于下：“And to speak correctly we should observe how the Chinese pronounce the words.When I speak here of the Chinese, I have in mind the people who are erudite in the language of Nan-kin南京，which is the Mandarin[language] and 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However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mere fact that they speak it well does not mean they are learned men, bu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from Nan kin, from Kan cheu赣州，or from Sin fung信丰，which is where this language is spoken natively.The languages of Pe kin北京，and of Xan tung山东，however, differ a bit [from the standard].Our glossaries conform faithfully to the language of Nan kin.”（英译本页255）这个1793年（相当于乾隆五十八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承认南京话是官话，并将它抬高到其它方言始祖（Mother of the other language of China）的地步，而对北京话略有微辞。对这些话我们可以略加演绎：

1、南京人当然说南京话，但是非南京人如赣州人、信丰人也会说南京话，可见南京话的流播区域不限于地理上的南京地区。

2、在讨论到发音的时候，“熟通南京话的人”跟“中国人”两个概念所指相同。

3、传教士要学好汉语发音，必须观察中国人如何发音，亦即观察熟通南京话的人如何发音。那南京音不是标准音是什么？

4、这个手稿本斩钉截铁地提出了：“南京话是官话，也是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这太重要了！

5、“该书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再结合刚才提到的“南京话是官话”，那么南京话具有唯一权威性。

6、北京话和山东话皆与南京话“略有不同”。

如今我们可以知道，在明代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对他们当时的汉语官话做了一番记述之后，清代初年西班牙传教士瓦罗、皮诺埃拉也对他们当时的官话作了精彩的描述，利玛窦1608年至1610年写书，金尼阁1613年至1614年作了增补，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则成于1682年，二者在时间上大致相接。明末的官话和清初的官话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瓦罗书的1703年广州刊本，跟179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都说明了清初南京话的崇高地位，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手稿本说“南京话是官话”，将南京话奉为“中国所有其它方言的始祖”，“当我在此说到中国人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熟通南京话的人”，尤其令我们震撼，感到无比的兴奋：“铁证如山，可以定谳矣。”

这些推崇南京话的话，都是白纸黑字，谁读了，谁还会否认明末清初的官话不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呢？谁还会否认南京话在那个时代的汉语中的崇高地位呢？

我的明末官话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术观点，是二十二年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从字缝里看”出的，得来不易，虽然是我自己玩味久之，苦思精研而得，但是我要感谢何高济等先生，是他们在1983年翻译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到了当下的2005年，我又明确提出清初官话肯定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那是读《华语官话语法》，“从字面上看”出的，得来不难，这要多谢两国翻译家的劳动，在此我要表示对柯蔚南先生和约瑟夫•列维先生的感激之情，是他们在2000年出版了《华语官话语法》的英译本；我同样感谢姚小平先生和马又清先生，他们在2003年出版了中译本。我也要感谢这次“‘近代汉语官话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先生们，没有他们的盛情邀请、催促，我就不会认真研读《华语官话语法》，从而写出这篇论文。

三、余论

余论之一：研究语言史当然应该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但是语言本体对语言史的研究未必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如自囿于一隅而倡言开拓，必然遭逢困难。而且，就汉语语言史而言，它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史的学者应该辛勤搜觅、充分利用确凿可靠的文史资料以研究汉语语言史，所以我们要大力提倡“文史语言学”（详见拙作《学思录》，载《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条关键性的史料其价值完全可以超过千字万字的对语言材料的分析。1600年太监赠送南京男孩给泰西传教士一事，利玛窦意大利文原稿和金尼阁拉丁文本的译本的对勘后发现的差异，对于研究明末汉语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有关键性的意义，回避不得，轻视不得。而《华语官话语法》的广州刊本，尤其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本对清初华语官话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学说不啻是提供了铁证。这都是关键性的史料，它具有超常的证明力量！

余论之二：瓦罗以后，清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情况如何？我提供几条资料如下：

甲、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云，明治四年（1871）日本外务省设立汉语学所，教的仍是“唐话时代的南京语”，而至明治九年（1876）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其前身为汉语学所），则将“南京语教育转换成了北京语教育，唐通事以来的南京语教育就此告终”。这一史实也有力地证明了此前的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乙、清光绪五年（1879），安徽休宁人戈鲲化在宁波应聘至美国哈佛大学教汉语，他是第一位赴美洲教汉语的中国人，他教的是南京音，即南方官话。张宏生编集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引录了推荐戈鲲化的美国人杜维德(Edward Bangs Drew)的话：“戈鲲化先生平时讲的是南京官话，这与北京官话差别不是很大。北京官话虽然流行，但南京官话使用得很普遍。”(页292)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还有外籍学者研究南京话。1898年德国人屈奈特（Franz Kühnert）博士在维也纳出版了研究南京话的著作《南京方言》（Syllabar des NankingDialectes oder der correcten Aussprache sammt Vocabular），孙华先博士著有研究屈奈特《南京方言》的专著。同时又有美国人何美灵(K.Hemeling)着《南京官话》（Nanking Kuan Hua）（上海，1902）。

丁、《语言自迩集》（威妥玛着，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译序”根据很多资料，对官话及基础方言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结论说：“大约是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我同意张卫东教授的观点。

读完之后，豁然开朗！以上我的逐条评论都是未看全文随感而发，也可能某些人疑问的，故未删除，供您参考。您的文章丝丝入扣，逐步消解的我的疑问，最后完全把我制服，以雄浑的高潮完成诗史般的交响乐。小子作学问应学习先生的这种精神！参考文献

古屋昭弘 1998 万济国《官话语法》中的罗马字拼音，《语苑撷英——庆祝唐作藩教授七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计翔翔

1995 明末在华天主教士金尼阁事迹考，《世界历史杂志》，1期 李荣

1985 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第1期

利玛窦著，刘俊余、王玉川译

1986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光启出版社

利玛窦著，川名公平译

1982 マッテ-ォ•リッチ中国キリスト教布教史，岩波书店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1983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六角恒广

1992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鲁国尧

1985 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

鲁国尧

2003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鲁国尧

2005 学思录：“×语”“×方言”和“说‘文史语言学’”，《南大语言学》第二编，商务印书馆

瓦罗著，姚小平、马又清译

2003 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

2002 语言自迩集——十九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嵩山

1995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

杨福绵

1995 罗明坚、利马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商务印书馆

姚小平

2001 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瓦罗着《华语官话语法》简介，《中国语文》第5期

张宏生 2000 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D’Elia,Pasquale M.,S.J.1942-1949:Fonti Ricciane.3 vols.Rome:La Libreria dello Stato.Ricci, Matteo,S.j.& Trigault, Nicolas,S.J.Tr.by Gallagher, Louis J., S.J.1953: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10.New York :Random Home.Varo,Francisco 2000[1703]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W.South Coblin.& Joseph A Levi.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第五篇：语音论文

对外汉语声调、语调教学之我见

孟海青 学号 10944031

摘要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如何解决留学生的“洋腔洋调”问题仍是教学的一大难点。然而目前的声调教学研究有限，汉语语调以及语调教学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在综合前人对外汉语声调教学和语调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分层次语调教学策略，进一步讨论对外汉语声调、语调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对外汉语 声调 语调 教学 以往声调教学策略

留学生学习汉语时出现的各种声调偏误现象促使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解决的方法。以往汉语声调教学策略主要有: 1.1 声调知识的传授

声调知识包括: 什么是声调;什么是调型, 调类, 调值;声调的声学特性是什么;声调的生理特性又是什么;单字调与连读变调的关系是怎样的;声调与语调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声调知识的传授便成为对外汉语声调教学中一种常规的教学策略。

任远(1984)针对罗马尼亚学生汉语学习中的声调偏误问题, 指出汉语声调教学应该抓住以下3点: 第一, 建立音高区别的概念;第二, 突出四个声调平、升、曲、降的特点, 造成深刻印象。为了好的教学效果, 将四声习得的顺序改为一、四、二、三;第三, 对语调问题, 一要学生把语音停顿前的一个音节的声调念准, 二应做到语调自然。

吴门吉、胡明光针对越南学生汉语声调偏误提出了如下对策:(1)理论指导, 即声调知识的传授;(2)声带控制练习;(3)去声练习法: 阳平+去声(去声是越南学生汉语学习的难点);(4)记忆法。

王安红提出声调特征教学的设想。这里所说的“声调特征”是指不易受到语调影响的声调音高特征, 并把它看作这一声调的本质特征, 声调特征教学即教师有意识地强化声调特征训练的语音声调教学。作者对声调特征的分析相对于学习者而言, 依然十分抽象, 对教学实际的指导作用不佳。

受声调区别性特征理论的影响,林焘认为“学习声调,主要应该是学会分清调类,至于调值,不必过于严格要求,一定要和标准调值说得完全一致。”

针对留学生学习汉语中两类带有普遍性的声调偏误:阳平和上声的混淆,以及阴平和去声的混淆,王安红提出了“声调特征教学”的设想,并在教学中实践。声调特征是指不易受到语调影响的声调音高特征,她把四声的声调特征归纳为:高平、升(中升或低升)、低降、高降。教师在进行声调操练时可以有意识地强化声调间声调特征的差异。她在声调正音课中首先引入“高、低、升、降、平”五个概念。接着在“高、低、升、降、平”的示范练习中让学生明白汉语声调的“高低”只是相对的差别,并无固定的音值。然后讲清每个声调的声调特征,进行声调发音、正音训练。

1.2 声带控制法

程美珍、赵金铭认为声调可以从物理上和生理上解释。从物理上解释“声调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音高”,从生理上解释“就是声带松紧变化。声带松,发音低;声带紧,发音高。”根据声调是音高决定的而音高的变化又是由声带的紧张度决定的这一声调发音原理,关键在声调教学中,通过重点教学生如何控制声带松紧,指导学生发准四声,防止声调偏误。发阴平前要将声带拉紧,可以感觉声带的位置提高了,然后再发平调。接着发去声,和发阴平调一样,先拉紧声带,然后放松声带,所发声调就是降调。有阴平调和降调做基础,再教阳平调。发阳平调时,声带逐渐拉紧,声调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升调。最后教上声调,声带先放松,这个过程很短,然后要拉紧声带,声带先松后紧,先下降,再上升,声带拉紧程度不影响这个声调的调类,只影响调值,只要在放松声带后有一个拉紧声带的动作,发出的声调就能区别于阳平的升调和去声的降调。

1.3 声调难度顺序及其在声调教学中的运用

针对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的声调偏误类型及成因,研究者发现了他们习得汉语声调的难度顺序。由于研究的着重点和实验语料的不同,得到的难度顺序不完全一致。

余蔼芹提出外国人学习汉语声调的难度顺序,阴平最容易掌握,其次是去声和阳平,上声最难。同样是考察美国学生,沈晓楠认为美国学生学习声调的难度顺序是阴平和去声要难于阳平、上声和轻声。

王韫佳则通过实验研究认为美国学生学习声调的难度顺序是阳平和上声要显著难于去声和阴平。根据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研究者提出了汉语声调教学的顺序。如对日韩学生,可以采用一、四、二、三的声调教学顺序。针对欧美学生,则采用一、四、三、二的教学顺序。针对有声调语言的汉语学习者如泰国、越南的学生,也可以根据其声调偏误的类型,确定先教什么,后教什么。

目前大多数教师倾向于一、四、二、三的声调教学顺序,重点是第三声的教学。

1.4 “半上调”的提出及其在声调教学中的运用

上声是汉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一个声调,而且很容易与阳平混淆。单字的上声和语流中的上声又不一致。于是很多研究者提出应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上声的变调,特别是半上的教学上。即在对外汉语声调教学中引入“半上调”的概念。在声调教学中教授5个声调:阴平、阳平、半上、上声、去声。

早在20世纪40年代赵元任就使用了将半上与独用声调放在一起的教法。赵金铭也提出了先教半上,再教全上。并提出了阴平、半上、去声、阳平、全上的声调教学顺序。如果不先学好半上,以后发全上时,就容易与阳平混淆。王韫佳也认为应该先教半上较为合适,先教半上可以避免阳、上相混的问题,还有助于发准全上和阳平。

1.5 形、音、义、调相结合

形指字形, 音指音节, 义指字义, 调指声调。通常情况下, 声调已经包含在音节中了,这里只是为了突出强调声调教学, 所以提倡形、音、义、调相结合。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 三者原本就是互不分离的。学习汉语者要遵循形、音、义、调相结合原则。于是,形、音、义、调相结合顺其自然地成为一种汉语声调教学策略。

桂明超针对美国学生的汉语声调偏误, 提出了以下两个实施办法:(1)汉字不应该与发音分离, 包括任何一个学习阶段中的音段和声调;(2)汉语普通话声调不应该与汉字分开介绍, 如果要分开介绍, 也应放在后期。

任远面对罗马尼亚学生汉语学习中的声调偏误问题, 指出汉语声调教学应该做到使音、义、调融为一体。作者强调这一要求要贯穿在整个教学阶段中, 让学生把声调始终黏附在音节上, 形成习惯。

1.6 在汉外对比中进行教学

对比强调声调教学应建立在汉外语言声调、语调等对比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又可以分为共时对比和历时对比。

任少英(2003)[通过韩汉两种语言共时与历时的对比分析,发现现代韩国汉字音和普通话声调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对应, 借此可以使韩国汉语学习者能够很好地把握汉语的声调。

桂明超认为要排除母语的干扰, 就必须进行汉语声调和美国英语语调之间的对比。

1.7 “声调关键点假设”的提出及在声调教学中运用

针对苏格兰学生声调偏误的实验分析,陈彧提出了声调关键点的假设他认为学生的声调偏误是由于他们把握不好音高变化而造成的,而产生偏误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好音高变化中的关键位置。某些非关键位置的音高变化,例如去声的终点,即使没有掌握好,对于该声调被正确感知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小。根据他的实验结果,他进而推论:不同民族、不同母语背景的留学生之所以掌握不好音节的音高变化,是因为他们对各声调的关键部位掌握不到位;如果他们能够把握住这些关键部位,即使总体音高变化还是存在问题,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影响听音人对其声调调类的正确判断。基于这条假设,他建议在对外汉语声调教学中,引入声调关键点概念、强化声调关键点的教学很重要。在教授和练习阴平和去声时,要特别注意阴平的起点和终点、去声的起点这几个声调特征点,尤其要强调去声起点高过阴平起点的事实。阳平和上声的教学难点则在于把握阳平、上声的起点和转折发生时刻。

1.8 其他

手势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采用手势这种直观的方法来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汉语每个声调的调型特征。高处平划为一声,中部扬起为二声,低处降下为三声,高处落底为四声。以手势按图索骥,对声调的高低起伏加以指示,可以成为引导记忆训练的最直观、最有效的手段。带音法,比如教第二声,让学生正确的发出第二声,可以先发一个第四声的音节,用第四声带出第二声。因为发第四声时声带放松,然后逐渐变紧,便于发好第二声。

根据习得的难度顺序来唱四声,比如采用胡炳忠先生提出的“桥式”(上声—阳平—阴平—去声)和“反桥式”(阴平—去声—上声—阳平)方法唱四声,前一个声调的尾音基本就是下一个声调的起点,学生定调更容易,更有利于学生对声调的感知。汉语语调研究进展

关于语调与声调之间关系,赵元任先生多次用“代数和”来解释,提出“大浪加小浪”和“橡皮带效应”等观点。沈炯说得好,赵元任先生的橡皮带效应是“形象化描述”,赵先生的“代数和”说法“只是开场白”。赵元任指出:“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中都有一项语言要素的分类,是嗓音基频音调的时间函数,统称为语调。”汉语中以超音段上的音高(F0)(及其时长)来体现的语调,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汉语是声调语言,声调的声学特性也主要表现于音高,如何区分语调中的音高和声调中的音高,一直是汉语语调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世纪5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用实验方法(也有学者凭借自己的直觉)研究观察汉语语调,其目的在于从话语的音高曲线中分离出什么属于声调,什么属于语调。吴宗济提出变调块及其移调思想。他对普通话语句中的双音节组、三音节组和四音节组变调作了多年深入研究,认为变调组是语调基元。他说:“普通话中构成语句的意群单元,除两字和三字的组合外,以四字组的用途最多。”他主张“把四字组的韵律变量分析好,就为研究全句的语调、轻重和时长奠定了基础”。他又说:“语句中变调组会整块地向上或向下移动”“, 不同语气的调域会展宽或缩小,调阶会抬高或降低”。

Eva Garding 提出汉语语调“格栅”模型,定量地标记随时间变化的音高范围。在这个模型中,疑问语调和陈述语调具有不同的格栅。沈炯首先用实验看到音高音域的实际表现,他说:“语调是由一连串声调音域组织起来的音高调节形式,声调是在声调音域中滑动的曲拱。”“在许多音节组成的语句里,把这些高音点和低音点连接起来,就得到全句的高音线和低音线。”他认为:“语势重音的音理是声调音域的高音线上移,它使声调音域向上移动。声调音域的低音线与语势重音没有明显关系。”“陈述语调是高音线聚落形式和低音线下延形式两种特征的组合,疑问句语调是高音线渐落形式和低音线上敛两种特征的组合,高音线聚落和低音线上敛是普通的祈使句,全句高音线渐落和低音线下延是一种重要的感叹语调。”

沈晓楠认为汉语北京话语调有三个基本调子(tune),即tune21 , tune22 和tune23 ,她给出了这三个调子的音高(F0)曲线。tune21 的F0 曲线从中调开始,上升到中高调,然后下降到低音阶;tune22 从中高调开始,向上升高到高调,然后下降一些,终止于高音阶或高中音阶;tune23 从中高调开始,上升到高调,然后逐步下降到低音阶。tune21 用于陈述句,tune22 用于选择问句和特殊问句,tune23 用于是非问句。曹剑芬认为,语调存在于声调之中,必须通过各个声调的沉浮而得以实现。这些学者认为汉语语调跟语句的音高范围、音高的高低线、“调子”以及各个音节声调等密切相关。

有些学者则明确指出汉语语调是句末调问题。胡明扬凭自己语感主张汉语有句末调,认为北京话语调的音高问题不是音高变化,即“升”或“降”的问题,而是字调的起点高低问题,或者说调阈的高低问题;句末音高的高低是其音阶的抬高或降低,不是其音高变化问题。劲松在实验中发现,对汉语语调做贡献的是话语最后节奏单元重读音节的音高变化。

研究不足之处

3.1 过分强调单字调、二字组连读变调的教学, 忽视语调教学

在回顾汉语声调教学研究成果时发现,许多学者在进行声调教学研究时均以双音节词为主要调查语料展开研究。例如, 王韫佳 , 王又民，桂明超等。

然而, 李红印老师在研究泰国学生汉语声调偏误的基础上, 结合语言是发展变化的, 以及中国人的说话习惯, 指出在汉语词重音后重的一般规律内部还存在着词重音前倾的“暗流”, 正是这股“暗流”使得汉泰词重音规律同中有异。这是泰国学生在汉语语调方面出现偏误的主要原因。因此, 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 强调不占多数的“重轻”式词语的特殊性要比强调词重音的一般性更有意义。上述两种观点之所以形成对立, 主要是因为排除了语调对声调的影响。

事实上, 剔除了语调的汉语声调教学研究, 易导致汉语教师忽视语调对声调的影响, 从而忽视语调教学。而留学生学习汉语声调也只以单字调, 双字调为重点, 结果是一到实际会话中, 留学生的汉语便显示出浓重的洋腔洋调。这样的结果与事实提醒我们, 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研究决不能只停留在单字调、二字组连读变调上, 我们的研究需要扩大, 三字组连读变调, 四字组连读变调, 等等, 以及语调的研究。语调教学不等同于声调教学。以往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研究中专门讨论汉语语调教学的, 我仅仅发现了一篇，这是一个不小的忽视, 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此外, 对于什么是声调, 什么是语调, 两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等问题在以往对外汉语声调教学中,又是不够明确的。

3.2 教学安排上不太合理

尽管声调教学是语音学习中最困难的地方(吕必松, 1996), 可是目前汉语声调教学安排的时间太少, 不足以使学生树立牢固的汉语声调意识。关键(2000)指出声调教学存在三个薄弱的方面: 一是教学计划薄弱, 二是教材薄弱, 三是教学手段薄弱。此外, 声调教学的目标也很高, 短时间内要掌握汉语声调、变调、语调等知识。我以为, 汉语声调教学不应该只局限在语音阶段学习。汉语口语中的声调变化

4.1底层调型和表层调形

单字音节本身有“字调”(在普通话为“四声”);短语由几个音节在口语中连读“, 字调”就起了变化而产生“短语变调”;若干个“短语变调”组合又起了变化而成为句子的“语调”。“字调”和“短语变调”是构成语调的基本单元,称为“底层调型”。若干个“基本单元”加上不同的“语气”而构成的“语调”,称为“表层调形”。因此,口语中所说出成句的“表层调形”,是“字调”、“短语变调”和“语气调势”的混合体。(吴宗济1996a)4.2 二字组连读变调

普通话两字连读而构成一个词或短语,一般是前音节受后音节影响而被逆同化,已如上述。两字组的四声互相搭配,就构成16 种组合,都服从协同发音规则而构成连读变调调型。其中上声在阴平、阳平和去声前变“半上”,但在另一上声前会变成与阳平相同。因此有区别性的二字调只有15 组的变调模式。(吴宗济 1982a ,b)二字组连读变调的16 组合,15 模式

4.3 三字组连读变调

普通话三字以上的连读变调规则,遇有几个上声相连,就开始跟语法结构有了关系。三字组有“双单”、“单双”和“并列”三种语法结构,再加四声的搭配,而有大量的三字组变调关系。不过除上声连读,一般都按“双单”模式变调。现以“S”代表单音节“, D”代表双音节,则三字组有三种组合类型: S + S + S S + D D + S 上述组合中“D”的变调,可以适用二字组的模式,但三字中的次字因口语的节拍关系,一般都要比单读时缩短1/ 3。(吴宗济1985)三字组变调的几个特例:(a)次字为阳平,首字为阴平;(b)次字为阳平,首字为阳平;(c)首字次字均为上声,末字为上声时,分上下二图:上为“单双格”,下为“双单格”。对外汉语声调教学和语调教学应该和谐发展

以往声调教学研究突出在单字调和二字组连读变调上, 我认为三字组连读变调, 四字组连读变调等等也应该得到重视, 以及语调的研究。留学生汉语静态声调与动态声调(郭锦桴, 1993)偏误的分析研究会紧密结合, 声调教学和语调教学将和谐发展。

5.1.以交际为原则,分层次教学

交际是学习语言的最终目标,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高低必须由各种场合的交际来检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始终以交际为目标,将交际原则贯穿于声调教学的全过程,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汉语交际能力讲授相应的声调知识,进行必要的声调训练,实现循序渐进的分层次教学。

通过对学习者的声调偏误的考察分析发现,一些学习者已经掌握了的单字调,到了双音节或语流中又出现声调偏误。而在实际的话语交流中,音节是一个一个连续不断地发出来的,因而许多研究者都强调在语流中学习声调。王韫佳、蒋已亮、关键也提倡声调教学要由单字、词语过渡到语流。只有这样才能让学习者掌握好汉语的声调,避免“洋腔洋调”现象。

在单字教学中,蒋以亮提出了用音乐来进行声调启蒙教学。学习每一个声调都用唱歌的办法把他们哼出来。为了尽早给学生建立汉语声调的意识,在正式接触汉语音素之前,可以让他们利用鼻音体会发不同声调时声带的状况。可以把各声调在五线谱上表示出来,使母语背景不同的学生都能较快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

刘若云提出了采用类推法教授语流中的第三声。即用学生已掌握的典型例子类推同类词的发音。如以“你好”类推第三声加第三声的发音;以“你听”类推第三声加第一声的发音。

初级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掌握汉语的单字调、变调规则、轻声等。编写发声练习材料时,应尽量采用交际中的常用词或词组,比如单音节材料可使用数字、姓氏、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双音节材料可使用简单会话用语,特别是回答用语等,如“你好”“再见”“谢谢”“喜欢(回答时可单用)”“不去(回答时可单用)”等。在练习过程中,教师适当讲授这些音节的意义,让学生体会汉语声调的别义性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烟”和“盐”、“汤”和“烫”、“年级”和“年纪”等,而不仅仅是“妈麻马骂”这类在交际中不太可能引起混淆的例子。对于简单会话用语,教师适当挑选部分内容,讲授使用的场合,让学习者尽早开口、多说汉语。

中级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掌握句子中声调的变化模式,学会如何把声调和语气结合起来。这一阶段,学习者的词汇量不断丰富,语法知识逐渐积累,这时的声调教学应与词汇、语法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在学习生词时,巩固单字调、变调规则,在学习语法结构时,了解简单句及复句的分句中声调和语调的结合关系,以及不同句类的声调变化特点。针对学习者容易集中出现偏误的地方,安排一定次数的集中教学,如重音、疑问调等。

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学习语篇中声调的流畅表达,将声调内化融入语感中。这时,学习者已经能够运用汉语熟练地表达思想,如何运用声调流畅自然地表达是这一阶段的学习重点。一方面,帮助学习者找到自己的声调缺陷,进行个别辅导;另一方面,教师引导学习者留意优秀的影视、小品、朗诵、演讲中的声调表现,通过大量的正面输入培养语感。通过这两点措施进一步改善学习者的语音面貌,提高对汉语声调韵律美的鉴赏能力。

通过留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语料,加强对外汉语中单音节字、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四字格短语、句子的声调教学,一步步打牢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的基础,等这些基本格式都掌握好以后,再结合语流、语调教学教更复杂的语句、诗词等。声调是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基础汉语开始阶段下大力气教声调,用很多时间练习声调,防止声调偏误的产生,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纠正声调错误也是教师一直不能放手的问题。

结语

声调是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声调是学习汉语语音的最大困难,这个困难几乎贯穿学习的全过程。能够掌握汉语的语调，在口语表达中恰当的运用语调就更难了，希望这些能够引起语音教学的重视，进一步推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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