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民主协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全文5篇]

第一篇：村级民主协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20xx年4月起,**市**镇在**村、后行村开展村级民主协商试点工作,7月份在全镇11个行政村全面铺开。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村级民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化解村级矛盾、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

一、主要做法

1、选好村民代表,解决“谁来协商”的问题。代表的选择很重要,如果参与协商的群众没有代表性,通过协商做出的决议就无法执行和落实。在实施过程中,要求各村通过“网格化”推选的方式,把真正有公信力,有威望、有影响的人选出来参加民主协商,解决参与人员代表性不强的问题。根据镇制定的村级民主协商工作实施方案,村民代表由组织推荐、群众举荐、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群众举荐按照每15-20户推选1人的标准推选村民代表。首先由各村民小组采取每15-20户联名签字推荐的方式提名村民代表候选人,再由村两委派员参加各村民小组召开的推选会议,采用举手表决的办法通过村民代表名单,村民代表候选人要经过参会人员半数通过方可当选。村民代表产生后,村级党组织负责审核把关并公示。对群众意见较大的人选,由村“两委”考察调整,真正把信服力强的人选为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协商成员分为固定成员和机动成员两种,根据协商事项性质,有针对性地确定参与协商的村民代表,重点组织利益相关方、驻村单位或社会组织等参加协商。

2、多层次征集协商议题,解决“协商什么”的问题。围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矛盾纠纷化解两条主线,从三个层次产生议题:一是村两委准备实施的事项,主要是以“三增三强”工程为依托,结合年初工作计划,以年度民主协商重点计划表为依照,原则上每月开展1次协商。二是各村为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对存在争议的事项进行民主协商,经过充分讨论,最终行成决议。三是村民或代表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经过民主协商代表工作室讨论成熟后,可做为民主协商议题,内容涉及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土地确权登记、土地经营权流转、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村级重大事项,以及兴修水利、建桥修路、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民生问题。

3、规范民主协商程序,解决“如何协商”的问题。民主协商以表决协商、恳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进行。表决类指涉及村级经济发展、社会事业、民生工程和村干部队伍建设等重大事项,通过表决的方式提出明确建议意见。恳谈类指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在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恳谈进一步听取意见,或者围绕某一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进行专题恳谈的事项。严格按照镇制定的村级民主协商程序执行,协商前,提前3天通过书面、电话等形式告知参加协商的村民代表,让村民代表有充足时间深入征求意见,对议题进行调研和思考,提高协商质量;协商时,村民代表就议题充分发表看法,也可根据需要采取举手表决、无记名投票、民主测评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协商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由各村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同时,创新协商模式,如涉及到规划类议题,可运用视听资料(图片、文字说明等),便于代表了解。我镇后行村征求关于拆除零散、无人居住的空壳村庄,通过村民合作自建模式,建设“生态康居示范新区”的议题,即采取该种模式,在协商过种中将村庄现状及集体居住效果图进行对比,用投影仪展示给代表观看,并通过图例分析方案实施重点和步骤,方便代表理解和认可。采取听证会模式,如讨论雪塘自然庄申请建设美丽乡村问题;采用圆桌会议方式,改变以往固定会议模式,使会议形式更加灵活。协商后,村党组织对协商结果进行审核把关,并通过村务公开栏等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开;最后村委会、其他基层组织或全体村民执行民主协商决议,执行环节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公开,接受监督。

4、搭建民主协商平台,解决“何处协商”的问题。依托现有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民主理财小组等,设立“村级民主协商群言堂”,作为相对固定的协商形式和议事平台。民主协商地点原则上安排在村综合服务中心,也可根据情况选择所在村组现场或项目实施场所。各村成立村民代表工作室(与党代表工作室合署办公),促进村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和其他村民加强沟通交流,并适时开展驻室接访、政策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切实提高基层民主协商水平。

二、取得实效

1、民主协商有利于村级共性问题的处理。当某项事务牵扯大多数人利益时,代表参与积极,主动出谋划策,有利于最终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村在讨论王圩三组村庄道路硬化问题时,村自筹水泥路建设资金不足,通过协商讨论,该村民小组大户带头,村民自己集资解决剩余资金问题,在道路建设上,不委托施工队伍,由协商选出建设小组,自己进材料,租设备,组织施工,这样既能保证道路建设质量,又能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目前该道路已修建完工,同时这种模式也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2、通过民主协商,有效增加基层群众话语权,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村关于**庄整体改造建设的规划方案、大营村关于2700米环村道路建设,老年集中居住小区,村农民广场及老街道改造方案均经过民主协商充分讨论,最终形成建设方案。付庄村、蒋黄村关于新建村社区服务中心选址等等,均通过民主协商广泛征询意见,最终形成共识。新圩村在处理多年前均地集中建房矛盾纠纷时,组织相关村民小组开展民主协商,通过多轮讨论,最终达成按征地给村民补偿,分期支付的决定。目前第一期已支付,村民未对此事提出异议。通过民主协商,成功化解了多年的群体社会矛盾。

3、对较难推进的事项,通过民主协商形成决议后,执行力得到加强。针对目前村庄杨树多,杨絮污染环境、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新圩村、后行村通过民主协商,引导村民砍伐了村庄内大型棵幅杨树3万多棵,规划种植果树、风景树等品种。

4、群众参与村里事务协商,充分保证代表的参与性,增加荣誉感,体会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后行村建设集中居住老年房,在调整土地工作中,计划拆除零散、无人居住空壳村庄,到村部北港后路西侧老墨河沿线,采取村民合作自建模式,建设“生态康居示范新区”,通过民主协商也得到村民代表支持,目前正按计划推进。

三、几点体会

1、民主协商不以是否达到预想目的为协商成功的标准,不是每一次协商都一定要形成决议。有时虽然未达成决议,但通过协商,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讨论,才能提前暴露问题,多轮之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才会得到大部分人支持。

2、协商之前,针对议题,深入调研,制定几套不同解决方案,提供民主协商大会讨论每套方案的利弊,由代表权衡表决,从中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更有利于协商的顺利进行。可以使用投影仪播放影音资料,提高协商代表对议题及解决方案的理解。根据需要,可将民主协商会议开在项目现场。

3、协商频率不必局限于一月一次,太过频繁,影响代表工作,有怨言,可根据情况适当调整,特殊情况可临时招集。代表结构复杂,知识层次不同,思考问题角度不同,因此民主协商会议主持把握局面很重要。

第二篇：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

范式转换与民主协商：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媒介表达与社会参与

作者： 陈刚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关键词： 争议性公共议题 范式转换 公共新闻 社会参与 公共协商┊阅读：1555次┊

[摘要]：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突出极化的传统范式向动员公众参与的对话协商范式的转换，实质是强调传播由冲突转为建构。公共争议的传播，需要大众媒介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透过协商与对话，释放公共争议内在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面向，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透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

在泛争议的现代社会，争议性公共议题（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主要有两个架构性的元素：一是公众关注、聚焦的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二是社会、公众对该类议题的认知存在多元意见即富有争议与冲突。在美国的“枪支管制”（Gun Control）、“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等议题，中国的“医疗改革”、“个人所得税”等议题，以及“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克隆”（Clone）等全球性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大众媒介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富含争议的公共议题都是积极互动的关系。在选择报道对象时，“客观存在的，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和现象是最值得报道的”（McCullagh，2005:27），一些大众媒介与社会的研究者更是直接将媒体的报道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没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就是那些在传媒看来如此明确以至于没有给反对者回击的空间和重点的事件；另一类就是有“争议”和“竞争性”的论题，即那些存在合理冲突和不同解释的焦点与重点事件（Gamson，1989）。此分类虽笼统、抽象，但却简捷、分明。与此同时，在公共争议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也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unlovable press）。在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中，大众媒介秉承何种理念，如何组织各方意见与观点的交流、竞争和协商等，影响着公众的认知以及议题的最终走向。

一、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

作为对帕森斯（Parsons）等为代表的强调共同价值观、社会整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以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柯林斯（Collins）等为代表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应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社会冲突分析模式结合起来。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张是变迁、争议、冲突和强制。对社会变迁、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研究需要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Dahrendorf，1959：10）。因为冲突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是复杂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争议、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积极功能（Coser，1989：16）。社会冲突与争议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是否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争议与冲突的机制和渠道。

在美国，对争议性议题的研究相对较早，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在“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Controversial Topics Research Guide）中，将美国出现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归总为包括堕胎（Abortion）、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同性恋（Homosexuality）、种族主义（Racism）、性教育(Sex Education)、政治腐败（Political Corruption）、媒体暴力（Media Violence）以及人权（Human Rights）等在内的62个大主题，近500个小的分类议题。[1]从这些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引起争议的公共议题是一个庞大的清单，几乎涉及国家、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户籍制度、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个人所得税、房地产市场、廉租房、三峡工程等都是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公共议题。2008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周刊》评出的“2007十大争议议题”，包括“房价‘拐点’是否出现”、“‘中国制造’是质量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华为‘辞职门’是否违法”、“交强险是亏还是盈”、“小产权房是‘转正’还是‘下岗’”、“奥运后股市还‘牛’吗”、“娃哈哈达能谁是谁非”、“取消‘黄金周’好不好”、“星巴克该搬出故宫吗”、“医改方案最终会是什么样”等。这些争议性的议题虽偏重经济领域，但从中也可以窥出，争议性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现实与讨论语境。

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内在涉及的公共利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以及话题外在的冲击力、冲突性、争议性甚至是故事性等因素，使其具有高聚焦性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以及社会影响。在西方，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将争议性的热点公共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以考察学生认知争议性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争议问题时如何收集材料、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的思辨能力。一些政治学学者，则将争议性公共议题体现的民主价值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内容作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Gaskell et al, 2004）。而一些传媒社会学的研究者，则更多地将争议性公共议题置放于社会冲突、大众媒介、社会沟通与民主决策等关系框架中，以研究和考察大众媒介与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关系以及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等主题（Howlett, 2006；Snyderman,1990；Gamson et al., 1989）。在20 世纪7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以约翰•埃尔德里奇（Eldridge）为首的媒介研究小组，就以BBC和ITV为研究对象，对两家公司的电视节目历时5个月的追踪，考察电视新闻是如何在“公平报道”的口号下，组织、构建和报道有争议的新闻议题和事件，以及媒体的报道对争议性议题、公众的影响（Eldridge，2004：4），其研究成果体现在之后出版的《坏新闻》（1976）和《更多的坏新闻》（1980）两部著作中。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的公共争议，具备这样几个传播特征：一是对于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社会影响往往高于其所富含的新闻价值，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吸引和动员各方注意力，进而积极参与的内在动力。二是触发争议的议题或社会现象是传播的表征，议题或社会现象背后触及的公共利益、传统道德、伦理抑或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以及法律、法规等是隐性本质。公共争议的触发以及短时间内高度聚焦的争议化的扩散与传播，通常源于这类事件表象背后的深层次的公共利益与秩序、传统道德与伦理等遭遇的挑战，并由此造成局部的社会公平失衡、社会秩序失范、社会底线失守或者是集体意识的衰落等社会敏感问题。三是大众媒介及公众对公共争议从表征到隐性本质的解读、认知多元化，存在“争议场”。这是公共议题伴随着争议与争辩广泛传播的源根。四是存在“黑洞效应”，即争议化传播现象，“愈争议愈传播，愈传播愈争议”。这是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一个特点与规律，议题或事件的争议程度与新闻价值、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范围等成正比。

二、深层次的冲突：客观主义的思维捷径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

在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大众媒介一直被赋予是公众了解、理解与认知社会生活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尤其是社会面临冲突、争议或焦虑时。对此，塞伦•麦克莱（McCullagh）和塔奇曼（Tuchman）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是取景器，是公众了解世界的窗口，而取景器与窗口的大小、方向等则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限制了公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与认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麻醉药品的使用，曾产生广泛争议。在争议过程中，“公众对受诋毁争议的麻醉药品缺乏直接了解，则新闻媒介与政府的说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间接影响了之后相关政策的制定”（Douglas，1987：247）。

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如何构架和处置争议，搭建公众讨论的多元空间与场域，引导公众理性地参与及对议题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性，至关重要。在实践中，为了体现大众媒介的客观与公正，长期以来，对争议性议题的报道和处理，大众媒介一直力图坚守客观性原则，采用客观、平衡的处理方法和报道框架，再现争议性议题。美国《纽约时报》就曾将“凡涉及争议性新闻事件，《纽约时报》禁止刊发一切只‘有一面之词’的报道”视为其新闻铁律，主张报道者不做法官也不当裁判。英国的电视台，甚至用“秒表（stop-watch）计时”的方法来平衡报道，即一种观点占30秒时间，而对立的观点也占30秒（Franklin，2008：29）。香港凤凰卫视的谈话节目《一虎一席谈》在涉及争议性议题与问题时也是采取这种“冲突对立”式的处置手法。

冲突式的处置手法和报道范式是大众媒介处理许多报道对象包括争议性议题时常用的一种方法与技巧，这种做法被塔奇曼形象地喻为“两边的故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的需要。美国传播学者纽曼等在其著作《常识：新闻和政治意义建构》中，详细考察了大众媒介对美国政治议题尤其是争议性议题报道与建构中的常识，发现大众媒介采用较多的就是形式上客观的冲突框架，并指出“冲突框架可以说是传统新闻价值判断与平衡报道下的产物，冲突框架常见于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并多以平衡对立的形式呈现，是媒体得以维持客观形式的便捷方法”（Neuman, et al.1992：108）。其实，冲突框架的使用，除了维持大众媒介客观性形象外，还是大众媒介避免在报道争议性议题时自身陷入争议与质疑的“面具”（mask）；二是当争议性议题呈现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时，容易演变成情绪性的正反对立的情境。冲突框架有助于记者描绘竞争的态势，以及方便将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说法、观点导入报道中，通过营造争议、竞争的氛围突出冲突性、矛盾性甚至是故事性，以吸引或者掌控注意力资源（Neuman et al., 1992）。在涉及教育改革这一公共争议的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事件中，在新浪网教育频道联合《南方都市报》推出“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引发各界争议”的专题中，以专题的形式报道了该事件，在再现该事件引发的争议时，其处置手法即是平衡式地列举了极化的双方观点：

正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改变一考定终身，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北大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实名提醒校长注意身份和职业道德，提高推荐的公信力； 三是有利于各高校自主招生方案实施，对自主选拔录取政策深化探索，有利于建立和完善教育诚信体系。

反方的主要观点：

一是39所学校评定规则不透明，参与申请的400余所中学都是哪些省份的什么中学，为什么不能将名单公布； 二是北大公示的39所具备推荐资质的中学名单中没有一所农村中学，深化了教育不公，导致名单遭质疑； 三是实名推荐制无疑会扩大中学校长手中的权力，给权力寻租造就空间，容易导致招生腐败。

《光明日报》在《各方热议：“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利大弊大？》（2009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亦是将各方观点限制在“利大”与“弊大”的两极框架中。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一直是大众媒介遭受诟病与质疑的关键，这种冲突对立的框架处置手法被认为“并不完全代表大众媒介是一种文化中立或价值中立，只是大众媒介维护客观形象的思维捷径”（Neuman，1992：124）。

究其本质，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是开放性问题，不简单地属于“好与坏”或“善与恶”的二元道德评判范畴，也不是赞成与反对之简单的两极所能解释与承载的。社会生活当中有许多公共争议，看起来是“要与不要”、“黑与白”、“做与不做”的两个争论极端，但在这极端之间仍有许多的可能性。这种可称为“灰色地带”的事情，其中并不是一些黑与白的渐层，而是由许多各种可能性所组成，其组合是因人们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所导致，当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于环境有各自不同的想象，其想象内容就决定了环境被营造的结果（郑晃二，2002：26）。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多元性论(value pluralism)主张，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彼此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也不能兼容，而且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价值多元论的代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Berlin）认为，如果试图用某个特定的“善”(good)或价值来统领所有生活的目标，以求得社会世界的和谐与统一，无论这种企图是出于多么良好的意愿或以多么崇高的名义，都是极为不可取的，在一个充满分歧与争议的世界与社会，伯林告诫我们，应当抗拒诱惑，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与包容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2005)

争议性公共议题包含的多面向与内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与文化以及价值多元主义的现实诉求是一致的。大众媒介的这种极化的客观主义思维捷径，在维护自身客观形象以及吸引注意力资源的同时，却限制甚至是绑架了公众对争议的理解与认知，因为作为一种权力资源，大众媒介设定了框架，公民据此讨论公共事务，讨论的质量必然取决于公民所能获知的信息的质量（Tuchman，2008）。“吃什么，补什么”，对公共争议的对立冲突的报道与讨论框架，可能带来对新闻的高关注度，但却让社会缺乏有益信息的滋养，“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McManus，2004：8）；另一方面，大众媒介思维捷径的影响还体现在对议题的整合和“贴标签”。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整合的功能，争议性公共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发现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McCullagh，2005：19）。大众媒介的思维捷径，致使精神疾病人被贴上“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标签。最后，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向集中化。这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与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debate）。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中，公共理性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忽略、弱化与缺失，不利于甚至是妨碍对公共争议的协商以及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化。

由此，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报道与传播存在着模式固定化、“赛局游戏”、意见群体之间缺乏对话、泛娱乐化与同质化、去情境化、“伪争议”以及忽视公众利益、缺乏理性引导等现实问题与困境，可以说是与大众媒介这种“去公共性”的思维捷径分不开的。

三、公共争议的公共新闻取向：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经大众媒介传播后，成为塔奇曼所言的赋予并强化了其“公共性”的特点，成为公众参与讨论的公共事件。在此过程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就很重要，它必须能传达与议题相关的重要观点与信息给公众，以培养公众对公共议题的辨析能力”（Bohman，1996：35）。因此，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传播与社会化过程中，大众媒介被赋予了作为信息交流、意见竞争和求同存异功能的载体与平台，在强调参与、平等与对话的传播精神和语境中，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具有“公共新闻”的取向。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作为美国新闻史上“最有组织的、新闻事业的社会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被认为是“业界发起，学界助力的一场新闻变革”（Glasser，2010:2）。公共新闻更倾向于是一种立场，主张新闻媒体的角色应由“看门狗”到“公正的参与者”，其值得肯定的是透过民意测验、社会调查和互动等方式对公共意识的肯定。作为新闻的争议性公共议题，其公开性、公共性以及在传播中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诉求以及价值观与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被认为是“民主的工具”和“一种新闻模式”的“公共新闻，主要包含四点基本价值：1.视为公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和旁观者；2.帮助政治共同体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不是看着它恶化；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Glasser，2010：4）。在实践中，公共新闻更多地象征为对话、协商的方式或一种理念（idea）, 其对重新树立公共意识的一种期望并以此培养公众的思考与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在新闻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中，“公共新闻”自身也曾陷入质疑，但其对公共意识的期望以及强调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价值观，对当前大众媒介对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社会冲突理论的研究反复强调，在社会成员内部存在着基本利益与基本原则趋同的情况下，冲突或争议透过协商、调解和仲裁等方式是可以调节的（Dahrendorf，1959），这其中作为社会调节的公共协商机制是重要的方式。公共协商被认为是一种带有特定目标的对话，爱尔兰政治学家Cooke认为，公共协商具有“过程的教育作用”、“过程形成共同体的力量”、“协商程序的公正性”、“协商结果的认识平等”等5个特点和作用（Cooke，2004：43）。

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堕胎（abortion）只是一个涉及医疗的议题，而后在大众媒介的参与、组织下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公众聚焦的、带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具有公共新闻特点的公共争议（George，2004）。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公共新闻”取向，或者说公共争议籍由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与渠道，组织社会与公众参与议题的理性讨论与协商，具有外在与内在的双层可能性。外在基础与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转型与变迁是争议性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性因素与环境。社会转型使社会进一步分层、分化，社会性的冲突与矛盾更易显现，认同上的失落与冲突增多，对其的报道与传播则是这些争议背后的认知与认同上的冲突与协商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中的折射与反映。二是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为公共争议进入社会与大众媒介的视野提供了制度及政策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信息的公开使许多争议性事实或社会现象由过去被忽略或被屏蔽到现在大量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三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其影响力是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渗透，这为公共争议的传播提供了基于技术便捷的平台和路径，“新媒体是争议传播与扩散的新渠道，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无与伦比”（Burnett，2009：184）。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新媒体经常与一定的“社区”关联，线上线下结合紧密，社会动员能力强，把传播活动延伸至更多环节，而且社会化媒体相对更重视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据美国新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在2010年2月，Social Media（包括blog，twitter，facebook等）关注与讨论的争议性公共议题排序依次为：反堕胎的电视广告(Anti-abortion Ad)、医疗改革(Health Care)、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性教育和恐怖主义。[2] Social Media对这些争议性的热点话题不仅比主流媒体更多地关注，而且也更加凸显主体性和多元化。

另一方面，促使和驱动争议性公共议题公共协商与讨论的内在可能性主要表现为：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增强，“参与式社会”的形成和大众媒介自身公共性（publicity）的生长。现代社会，对社会中群体或个体而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就是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大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和协商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参与式社会”（Participatory Society）的现代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Altschull，1990：56）。公民意识的增强与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公众透过参与关乎社会问题、公共利益等议题与现象，表现作为社会个体与成员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大众媒介公共性的增长，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路径与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汤姆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媒介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透明度’（visibility）这种公共性”（Thompson，1995）。潘忠党教授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的序言中对现代大众媒介的公共性及体现进行了研究，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等几个方面(潘忠党，2008)。

在中国，近年一些争议性的公共议题，如“取消‘五一黄金周’好不好”、“先跑（范跑跑）教师事件”以及早期标本性的“孙志刚事件”等，透过大众媒介的报道、参与以及意见的交流与协商，有效地提高了议题的公共能见度，对议题最后的走向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修改等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西方，透过大众媒介对一些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公共协商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与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关于IQ争议的媒体报道就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Snyderman,1990）。这方面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近年关于“基因专利权”（Gene Patents）这一公共争议的报道。美国学者Caulfield透过研究发现，施政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各方意见，供公共讨论与协商，以保护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与权益, 推动了政策的议程（Caulfield，2007）。

四、民主协商与社会参与：争议性公共议题传播的范式转换与期待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社会，而且具有泛争议的趋势。在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争议性议题一直都是大众媒介聚焦和报道的重要主题与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争议性议题的内容及涉及的议题主要是以社会现象、社会思潮以及传统道德为主，如“大学生救掏粪工值不值”、“上学是否有用”等等。在进入新世纪后，争议涉及的主题渗透到各个领域，“教育类10大争议新闻”、“经济类10大争议新闻”、“医疗卫生类10大争议新闻”等频繁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争议与冲突的再现、社会参与以及公共协商等都需要甚至是离不开“不可爱的新闻界”，更为重要的是“大众媒介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这一角色使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Howlett, 2006:102）。

争议性公共议题的“公共新闻”取向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公众及社会对这些公共议题的参与以及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冲突对立范式的报道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相比，对话、协商范式的报道与传播则能够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公共争议的传播范式由“去公共性”的冲突对立范式向强调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强调新闻报道从冲突转为建构，需要大众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原则和理念，Isaiah Berli认为“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刘擎，2005)。在此基础上，大众媒介需要从公众的利益出发，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发掘最详细的事实，动员社会参与，吸收多元化的社会资源，给予参与的相关主体以充分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保证其话语权，不回避争议，呈现多元的论证及证据，使报道内容更具辩证性。去标签化（delabeling）以期超越传统的冲突框架，走向公共协商，透过多元价值的协商与交流，培养公众对分歧的包容与理解以及对公共议题的思辨能力，进而界定争议背后的客观问题。

在实践中，关于大众媒介究竟该如何处置和报道公共争议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在关注相关问题时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一定的探索（Neuman，1992；黄惠萍，2005；连水兴，2010，et al.），这些尝试与探索大多只是停留在相关性的研究层面，缺乏真正专注从公共争议的视角展开深入的建构性的研究。对大众媒介而言，由传统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换，如何组织和磨合报道，围绕议题构建一个“理性”、“合法”的争议区，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和协商，释放争议与焦虑甚至是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等，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智慧的系统工作。这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程序及方式值得注意和尝试：

（一）建构公共争议的报道程序与路径

与普通、“非争议性”新闻的报道与处理不同，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报道与传播需要一套相对全面、翔实的操作程序与路径。这方面，一些教育机构以及争议性议题的研究机构的实施方法，值得大众媒介参考和借鉴。美国的“争议性议题研究指导”在尊重、沟通理解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翔实、细致的处置和研究争议性议题的指导性程序和路径：1.选择并确定有争议的议题；2.开展研究，利用各种资源；3.内部组织讨论有争议的事实，形成初步认识；4.收集参与争议的各方的观点以及相关事实材料；5.组织公开地讨论和辩论；6.聆听、交流代表性的几方的意见及证据从研究的角度；7.在辩论中辨识争议的核心；8.确定观点与可能的共识；9.提出解决的参考方案。[3]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操作程序和方案与“公共新闻”的精神与运作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以成为大众媒介在报道和处置争议性议题时的参考性框架。美国媒体2009年对一些对州、地方政府关于移民政策争议的报道（Burnett，2009）等都是采用这种对话协商式的公共新闻报道方式，做到了社会效果与争议政策议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融合。

（二）以讨论与协商为主导，透过议程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子议题的多面向

公共争议是复杂的。堕胎是一个在西方一些国家产生广泛争议的议题，此议题折射出道德、伦理、法律、医学、文化等问题，子议题也是多面向的，涉及堕胎与自由权、生命权、价值权等选择的思辨与困境。对大众媒介而言，可以透过议程的设置呈现公共争议中多面向的子议题。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论证，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这需要大众媒介透过调查、座谈、讨论、以及辩论等，辨识议题中隐含的利益冲突或价值分歧等叠合问题，并以此为主轴来组织报道，呈现多面向的子议题，以供公众参考和思考。

（三）大众媒介的独立采访与调查至关重要

“最受羡慕和尊敬的记者往往会捕捉到新闻事件背后和内部的原因。他们虽然也关注事件的矛盾和冲突，却报道出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构层次以及事件发生的氛围与基调”（Schudson，2010:133）。公共争议的复杂性决定大众媒介的报道必需经过深入的调查与采访，这也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媒体在争议性议题的报道中坚持的准则。全球科学网络（Global Science Networks）主任鲍勃•沃德，在关于如何向媒体和公众解释争议性的话题时提醒与警告“争议存在陷阱”，媒体应深入调查，做好准备，“既不夸大也不对围绕该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轻描淡写”，“公开并且真诚地对待争论性的问题。了解到你观众的兴趣和动机是重要的，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吸引到特定的争论中来”（Ward，2007）。更为重要的是透过独立采访与调查，大众媒介可以“ 保持独立的判断”，并以此动员社会参与、组织对话和报道。

五、结 语

现代社会已进入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时代，在一个利益日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协商与妥协应成为化解冲突的常规化形式（孙立平，2006：9）。大众媒介对公共争议的传播由“去公共性”的传统范式向对话协商范式的转移与期待，强调和彰显的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框架与原则下，避免“伪争议”以及市场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入侵，凸显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协商之精神，在竞争与协商中释放争议，平衡矛盾，调试利益冲突，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合意”，增加公共争议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调试与解决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尊重、对话与理解。美国哲学家福山在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分裂与重建的讨论中强调：随着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一个大的调适过程，只有根据人类物质进步的现实不断进行社会调适，才能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Fukuyama，2002）。

Paradigm Shift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Media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Chen G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Nowadays, the communication paradigm of the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 shifts its emphasis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 focused on the conflicts whilst at present it calls for construction.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ntroversial communication paradigm, which requires the mass media to release diverse values and different interests on the public controversial issu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benefit maximizati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ublic controversies through the gam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ests.Key words: Controversial Public Issues;Paradigm Shift;Public Journalism;Social Participation;Public Consulta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教育部211工程项目“中国社会政治文明转型中媒介环境重构与民主化建设”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11年第2期 [注释] [1]资料来源：“Controversial Topics in America”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2011-13-4].[参考文献] [1] Burnett，Andrea Lynne（2009）.Municipal Immigration Ordinances: a Analysis of Newspaper Coverage of A Controversial Issue.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Dissertation of Master’s Degree.[2] Ward,Bob(2008).Explaining Controversial Issues to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Science Daily，(3).[3] Kruse, C.R.(2001).The Movement and the Media: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Animal Experiment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18).pp.67-87.[4] Caulfield, T.& Bubela, T.& Murdoch, C.J.（2007）.Myriad and the Mass Media: the Covering of a Gene Patent Controversy.Genetics in Medicine,(12),pp.850-855.[5] Altschull, J.Herbert(1990).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New York：Longman.[6] Gamson, W.A.& Modigliani A.(1989).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5, pp.1-37.[7] Gaskell, George(2004).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the British Debate over GM Agriculture.Current Opinion in Biotechnology, Vol.15,(3),pp.241-245.[8] Cooke, Maeve(2000).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Vol.48,pp.947-969.[9] Snyderman, Mark & Rothman, Stanley.(1990).The IQ Controversy,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10] Neuman, W.R.& Just, M.R.& Crigler, A.N.(1992).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 Dahrendorf, Ralf(1959).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2] Thompson,J.B.（1995）.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Cambridge: Polity Press.[13][英]鲍勃•富兰克林等（2008）.新闻学关键概念(诸葛蔚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Franklin,B.（2008）.Key Concepts in Journalism Studies(trans.by Zhuge weidong,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4][美]弗朗西斯•福山（2002）.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ukuyama,Francis（2002）.The Great Disruption(trans.by Liu Bangli, et al.).Beijing：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5][美]盖伊•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Tuchman, Gaye.（2008）.Making News(trans.by Ma Zhengqi, et al.).Beijing：Huaxia Press.] [16]黃惠萍（2005）.审议式民主的公共新闻想象：建构审议公共议题的新闻报导模式.新闻学研究》（台北），第83期.[Huang Huiping(200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onstructing a News Reporting Model for Deliberative Public Issues.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83.] [17][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1987）.越轨社会学概论（张宁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Douglas,Jack D.（1987）.Sociology of Deviance.(trans.by Zhang Ning).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 Press.] [18][美]刘易斯•科塞（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Coser, Lewis（1989）.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s(trans.by Sun Liping).Beijing：Huaxia Press.] [19]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Liu Qing(2005).The Dilemma of Multiple Value Conflicts: Re-examination of Berlin Topic.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11).] [20]连水兴等（2010）.风险冲突的媒介再现：以公共新闻学为应对策略.中国传媒报告,（20）.[Lian Shuixing.(2010).Media Representation of Risk Conflict: Taking Public Journalism as a Strategy.China Media Report.(1).] [21]迈克尔•豪利特（2006）.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三联书店.[ Howlett, Michael（2006）.Studying Public Policy(trans.by Pang Sh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2][美]迈克尔•舒德森（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Schudson,M.（2010）.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trans.by He Wenfa).Beijing：Huaxia Press.] [23][美]塞伦•麦克莱（2005）.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cCullagh,Ciaran（2005）.Media Power：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trans.by Zeng Jingping).Beiji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4]潘忠党(2008).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6）.[Pan Zhongdang(2008).Introduction: The Publicness of the Media and Rejuvenation of China’s Media Ref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6).] [25][美]西奥多•格拉瑟（2009）.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Glasser, Theodore L.(200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trans.by Wu Jinjin).Beijing：Huaxia Press.] [26][英]约翰•埃尔德里奇(2004).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张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Eldridge, John(2004).Getting the Message：News，Truth and Power(trans.by Zhang Wei, et al.).Beijing：Xinhua Press.] [27][美]约翰•H•麦克马那斯（2004）.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McManus, John H.（2004）.Market-driven journalism: Let the citizen beware?(trans.by Zhanglei).Beijing：Xinhua Press.] [28][美]詹姆斯•博曼（2006）.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Bohman, James（2006）.Public Consult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 and Democracy(trans.by Huang Xianghuai).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9]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Sun Liping.(2006).Games: Interest Conflicts and Social Harmonies in Cleavage Society.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30]郑晃二（2002）.友善空间:创造对话的参与式营造.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Jeng Hoang-ell.(2002).Friendly Space : A Dialogical Process through Participatory Design.Taipei: Taipei Garden City Publishers.]

第三篇：巡察工作实践与思考

☆巡察工作实践与思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工作作为管党治党利器，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央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把市县巡察列为重要内容，对建立市县巡察制度作了明确要求，为深化市县巡察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县巡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是市县党委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保障。开展市委首轮巡察工作，彰显党内监督无禁区无例外的鲜明立场，不断深化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形成反腐败高压态势。结合工作实践，对如何开展好巡察工作产生了一些思考和认识。

一、巡察工作开展情况

巡察是巡视工作向市、县延伸的有效方式，也是巡视监督全覆盖的创新之举。市委坚持推进政治巡察、从严管党治党，切实加强巡察机构、队伍和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政治巡察工作，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自觉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目前，市本级及11个县区均开展巡察工作，提前实现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市县巡察全覆盖的目标。

一是高度重视，理顺体制机制。

市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和五人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巡察工作，明确把巡察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市委负主体责任。调整充实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能职责，加强领导力量。成立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设在市纪委，正处级建制，行政编制12名。落实巡察办政治待遇，巡察办主任列席市委常委会议，参加市委各类工作会议。落实固定办公场所，解决办公经费及巡察工作经费50万元。

二是建章立制，提供坚实保障。

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巡察工作，制定了《市委巡察工作实施办法（暂行）》《巡察工作规划（2017—2021年）》，确保对市直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212个党组织实现巡察“全覆盖”、监督“无盲区”。增强人才保障，建立市县巡察人才库，优先从纪检机关和组织、政法、审计、财税、信访等部门优秀后备干部中遴选工作人员，储备市县巡察人才282人。夯实制度保证，制定《市委巡察工作办公室规章制度汇编》，建立健全巡察办规章制度24项，确保巡察工作规范、高效、有序开展。

三是强化指导，构建一体化格局。

市委明确县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区委书记担任。县区巡察机构由市编办下发指导性文件，各县区按工作需要分别确定6至8名行政编制。目前，各县区委巡察办已全部建立，首轮巡察全面启动，成立巡察组33个，首轮巡察33个县区部门、乡镇党组织。市委巡察办对11个县区中央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和巡察机构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市县巡察工作一体化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四是聚焦从严，力求巡察实效。

4月10日至5月12日，市委组建3个巡察组，对市国土局党组、市水利局党组、市安监局党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首轮巡察。巡察中发现存在的问题118件，其中党的领导弱化问题34件、党的建设缺失问题35件、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49件，发现重点问题线索13件。目前，对相关问题线索已移交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优先办理，对存在问题118件分别进行了反馈，要求限期整改。主动配合完成巡视工作，市委巡察办先后参与完成省委第十三轮巡视工作，对2015年以来省委第三、第四、第十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件办理情况，按时进行书面回复。全面完成中央巡视组巡视省委期间信访件办理工作，移交信访件299件305人，全部办结，立案查处42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6人，移送司法机关8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市在推动市县巡察工作方面主动作为、发挥作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照中央和省委要求，与巡察工作启动早的西安等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

一是认识不到位。

少数县区和单位对政治巡察的深刻内涵理解不到位，把政治巡察等同于业务巡察，巡察工作中思路不清、把握不准、方法不活。

二是队伍需加强。

大部分巡察干部缺少巡察工作经验和政策理论知识储备，对巡察工作程序、环节把握不够精准。巡察组组长、副组长兼职化较普遍，个别组长有临时思想、怕得罪人、缺乏担当的情况，影响巡察工作质量和效率。

三是责任未夯实。

部分党组织在落实巡察主体责任方面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具体、成效不明显，工作程序、方法步骤不规范、不科学，没有完全做到落实有程序、程序有控制、控制有标准。

三、对策及建议

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要求，学习借鉴其他地市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巡察工作拟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健全完善机制，发挥政治巡视战略作用。

进一步建立完善工作协调机制，与市纪委建立线索移交和办理反馈、驻地服务保障、宣传协助、巡察建议审查等机制，与市委组织部建立后备和新任职干部到巡察岗位挂职锻炼、个人事项抽查等机制，与市审计局建立审计事项协调配合机制，与公检法等单位建立约谈询问、信息查询、建议审查、商请督办、法纪咨询机制。全面认真总结市委第一轮巡察实践成果、深入剖析存在问题，学习借鉴河南等地先进经验，修订完善二轮巡察工作手册和市委巡察办规章制度汇编，为市县巡察工作推进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二是加强指导培训，提升政治巡察工作水平。

进一步加强巡察工作领导和业务指导，对县区中央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和巡察机构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继续做好专项检查，指导帮助县区健全完善巡察机构建设，规范开展巡察工作，着力构建市县巡察一体化工作格局。全市举办巡察工作人员培训，对市委巡察办全体人员、人才库人员、各县区巡察办人员开展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每名巡察人员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确保首轮巡察整改到位。

反馈问题盯整改，对反馈问题不包装、不遮掩，一针见血、直指问题，做到见人见事见责任。分类处置抓整改，对巡察移交的每个事项依纪依法严肃认真处置，达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压实责任推整改，督促指导被巡察部门党组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限期办结。成果运用促整改，对巡察发现的共性突出问题，市委巡察办进一步梳理汇总，列出问题清单，逐一找出病灶，挖出深层原因。

四是提前安排谋划，及时启动第二轮巡察工作。

市县巡察对推动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监督薄弱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在全面总结市委首轮巡察工作经验、落实整改责任、用好巡察成果的基础上，以落实“三个助力”为抓手，以政治巡察为切入点，把脱贫攻坚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巡察重点，启动市委第二轮巡察工作。通过巡察，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脱离群众及“雁过拔毛”“小官巨贪”“微腐败”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精准脱贫工作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为“三市”建设、追赶超越、脱贫攻坚凝聚力量，提供保证。

第四篇：司法所工作实践与思考

为使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为新区建设服务，我局领导带领宣传科、基层科、安置帮教科人员深入到全区13个镇、乡、街道、司法所、23个村（居）委会开展调研、检查。通过听取司法所长的工作汇报，镇、乡、街领导对司法所工作情况的介绍，与镇、乡、街领导交换意见，深深感到司法所在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进一步强化司法所工作有了明晰的认识。依法治理、法制宣传方面，星甸镇司法所开展“农民教育工程”活动，送法到农户，带动了农民自觉遵守法律，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盘城镇开展“党的政策、法律、科普知识、文明民谣”四入户活动，并成立专门队伍，走村入户进行宣传教育，解决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镇党委、政府将此项活动列入年终目标考核。永宁镇开展“我与父母同学法”活动，由镇司法所出卷，发给中小学生，利用暑假期间，由学生和家长共同完成。沿江镇对弱势群体宣传法律，提供法律服务。永丰乡举办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培训班，学习有关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法律法规。珠江、永宁、石桥等镇开展“送法进教堂”活动，对教徒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在安置帮教方面，顶山镇设立“安置帮教基金”，对确有困难的“两劳”释放人员给予适当的帮助。泰山镇同民政等有关部门联系，为生活困难的“两劳”释放人员申办最低生活保障。浦口街道推行“三个一点”，即政府拨一点、单位支持一点、家庭补贴一点，对有残疾或生活无着落的“两劳”释放人员给予经济救济补偿。桥林镇为无房居住的“两劳”释放人员建房并联系安置工作。沿江镇同南钢、扬子等企业联系，为“两劳”释放人员设立过渡性安置基地。乌江镇每年召开二次帮教对象座谈会，五年来，该镇没有发生重新犯罪现象。在基层调解方面，珠江、泰山两镇坚持每月一次调解主任例会，一次纠纷排查，共同讨论疑难纠纷，对重大纠纷做到及时上报，及时调处，利用调解室采用模拟调解庭方式调解纠纷。盘城镇以村、组干部组成“四员”即宣传员、调解员、安全员、信息员，定期定时开展活动，维护本镇的安全和稳定。浦口街道将辖区48个单位、9个社区的调解组织划分为三个片，分片管理，定期召开片长会议，分析社情，讨论调解案件。顶山镇规定重大疑难纠纷必须在基层调委会调处，如有上交，年终考核将对调委会扣分。司法所紧紧围绕乡、镇、街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各项业务，尤其是在开展法制宣传，促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排查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帮教安置“两劳”回归人员，预防重新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半年共宣～律47场次，受教育45985人次，直接调解纠纷86件，协助调委会调解纠纷68件，防止群体性上访14件，502人。为基层政府提出司法建议11件，全部得到党委政府的采纳，安置“两劳”释放人数53人，安置率89%。司法所工作得到了乡、镇、街领导和群众的肯定，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办公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桥林镇陆镇长用“四围绕、四抓”，即围绕目标抓措施落实；围绕中心抓职能发挥；围绕教育抓疏导防范；围绕自身抓素质提高，对司法所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这也是其他乡、镇、街党委、政府对司法所的评价。通过调研、检查，也发现司法所工作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工作的主动性还不够。目前农村正处在一个发展转折时期，但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安置帮教、基层调解、法律服务，特别是依法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的职能发挥都明显不能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工作显得被动应付。

2、工作的深入还不够。有的司法所工作只停留在表层上，没有扎实深入下去，村（居）委会包括单位、学校的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有些纠纷调解、安置帮教、依法治理、法制宣传台帐不健全，明显反映出工作不扎实、不深入，更谈不上工作的创新。

3、工作信息还不够畅通。司法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很多特色和亮点，但没有及时总结交流，使整体司法行政工作难以活跃，有声有色。

4、司法所长的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司法所长负有带领、发挥一个乡、镇、街范围内的普法、治理、调解、“两劳”、法律服务组织队伍职能的职责，要更好地履行职责，必须进一步强化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专业技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的职能作用，应着力加强以下工作。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调解、疏导，为社会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把依法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的一个切入点，采取联合调解、调解庭调解或者依托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等多种调解方式。应及时排查发现的问题苗头，预防矛盾发生特别是对重大恶性事件、群体性上访事件要定期排查，依靠党政组织超前预防，及时处理。必须全面了解掌握本地区民间纠纷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及特点，把握矛盾的动态信息，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预测发展趋势，提出准确建议，及时开展治理，通过以上工作为党委、政府排忧，为群众解难，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其次，认真开展依法治理、法制宣传工作。乡、镇、街都按区委政府要求制定了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实施计划，司法所要行使好职能，抓好工作的督促、指导、检查、总结。法制宣传要分层次和重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把乡、镇、街和村、居、单位的领导作为重点对象，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增强权利、义务对等的法治观念，努力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对于职工、农民、社区居民的普法教育，应组织协助有关部门加以落实。要建立居民、村民、职工学法制度，培训宣传骨干，有条件的可以建立普法志愿者队伍，通过普法教育使群众能够依法维护正当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再次，要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一要做到管理规范化。要对回归人员及时登记，成立帮教组织，准确掌握帮教对象的生活、家庭、思想等情况，与有关部门签订帮教协议，确定帮教组织方式，逐人建立台帐，做到不脱管、不漏管。二是帮教经常化。刑释解教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社

会群体，受到社会、家庭、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帮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只有循序渐进，经常地开展帮教活动，才能收到实效。三要使安置市场化。要注意依靠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安置，让社会都来关心这一特殊群体。有条件的要建立过渡安置基地，筹集安置资金，申请社会“低保”，有效地推动安置帮教工作的开展，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xxx

第五篇：盟务工作实践与思考

盟务工作实践与思考

民盟要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在一个“高举”，两个“全面”，一个“加快”的深刻精辟的论述中，多次涉及“多党合作”的内容，不但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作为十三年来的基本经验加以阐述，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多党合作的十六字方针，这体现了党对在“多党合作”中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充分肯定，寄寓了党对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努力的期望和鼓励。因此，作为参政党丽水民盟要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与责任感，要以十六。

政议政工作重点

党的十六报告中提出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切合实际的鼓舞人心。毋庸置疑，这也是民主党派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作为参政党的地方组织，丽水民盟理应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作出应有的努力，理应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扎扎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此，我们要明确这样的概念：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使人们的生活日益改善，”所以生产力发展既是增强国力的基础，也是改善生活的基础，我们的参政议政工作要敏锐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敏锐地把握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客观趋势，坚持紧紧围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围绕全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努力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应有的力量支持。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二字，指的就是从物质上和文化上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达到小康的标准。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繁荣先进文化、人的全面发展，即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发展、繁荣和人的素质的提高，在立足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了解民情、了解实情，实事求是地加以反映；同时还要依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和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有计划地组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本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精神，为实现文化上的小康目标，为人的全面发展献智献力，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服务水平。

三、加强自身建设，夯实参政议政的素质基础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把自身建设成为高素质的参政党，这是我们民盟与时俱进，走向新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新任务，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民盟的素质建设应该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体现政治联盟的特点，体现进步性与广泛性统一的要求。